蔡雨婷　罗昕
　　［本文提要］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治理需整合多方资源、打造治理平台，然而媒体资源整合的“黑箱”尚未被打开。本文借鉴组织管理学的资源整合理论，结合对国内四家县级融媒体的实证研究，尝试构建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治理的资源整合模式。该模式以县级融媒体为连接点，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包涵四个循环的阶段：资源识别、资源聚集、资源配置、资源利用，每个阶段又受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其中，媒体的角色是资源网络居间者与资源整合平台。县级融媒体资源整合的关键问题在于，媒体如何在基层治理网络中连接、协调内外部资源以产生治理效能。县级融媒体资源整合面临一系列挑战，可采用定位、互惠、协调、开放等策略加以应对。
　　［关键词］县级融媒体　资源整合　媒体融合　基层治理
　　
一、引言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核心方向是嵌入基层治理，成为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社区信息枢纽。作为社会信息中介，媒体促进了不同资源的连接与重组，资源整合是媒体深度融合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回应的现实命题。宏观上，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背景下推进媒体深度融合，需发挥各方面的资源优势。微观上，媒体助力治理的关键路径在于发挥枢纽作用，连接起社会分散的异质性资源，构建协同的行动者网络。
　　当前学界对媒体资源整合的讨论存在媒介与社会两个视角。前者聚焦于传媒内部资源整合，后者则关注媒体与社会资源的互动。既有研究提出，县级融媒体应整合县域内外各类资源，打造互动平台，提供多类型服务，满足用户需求，沟通群众与政府，促进基层协同治理（沙垚，许楠，2021）。相关文献肯定了媒体资源整合的重要性，但对各类资源如何汇聚至媒体平台并产生协同效应的过程缺乏深入探究。本文借鉴组织管理学中的资源整合理论，通过全国多案例的质性分析，构建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治理的资源整合模式，为地方媒体建设成为各类资源汇聚的公共平台，提升参与基层治理的广度、深度和效能提供行动路径。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设计
　　基层治理指“在一定的贴近公众生活的多层次的地理空间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等各种组织化的网络体系，应对地方出现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的改革与发展过程”（孙柏瑛，2004：33）。本研究中，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治理，指媒体与多元主体合作，共同应对基层社会中的公共问题。媒体助力基层治理的基本路径在于信息传播、公共服务、民主协商等方面（栾轶玫，2018；罗昕，蔡雨婷，2020）。
　　（一）理论基础
　　资源是那些能满足人们需要和利益的物品、非物品以及事件（科尔曼，1990/1992：27），它具有价值可变性、多样性、组合性、流动性等特征。在公共管理研究中，资源被视为治理不可或缺的要素。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参与，意味着资源的协同合作。网络化治理理论认为，现代社会，单一主体难以凭借自身资源有效解决复杂问题，资源依赖的现实促进了网络化的参与和合作。罗兹（1997/2020：15）认为，“治理指的是自组织的组织间网络，其特点是相互依赖、资源交换、博弈规则以及不受国家制约的显著自主性”。
　　资源整合是指对不同来源、不同层次、不同结构、不同内容的资源进行选择、汲取、激活和有机融合，使之具有较强的柔性、条理性、系统性和价值性，并对原有的资源体系进行重构，摒弃无价值的资源，以形成新的核心资源体系的复杂动态过程（饶扬德，2006）。针对资源整合过程，研究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划分方法：（1）三阶段模型，如“构建资源-捆绑资源-利用能力”（Sirmon et al.，2007）、“资源获取-资源适应-资源整合”（Akaka et al.，2012）、“匹配-资源化-评价”（Caridà et al.，2019）；（2）四阶段模型，如“资源识别-资源获取-资源配置-资源利用”（Ge & Dong，2008）。
　　本文采用“资源识别-资源获取-资源配置-资源利用”模型作为基础理论框架，并结合媒体实际情况进行补充调整。原有模式以企业为中心，较清晰地划分了从前期的资源发现、中期的获取处理到后期的转化利用等环节，但趋于单向、线性和封闭。以媒体为中介的资源整合是开放过程，资源在行动者网络之间流动。因此，将“资源获取”调整为“资源聚集”，以描绘多类型资源汇聚的情形。
　　（二）研究设计
　　为了呈现县级融媒体资源整合的普遍实践，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法，选择三省四家县级融媒体进行实证研究。考虑到样本典型性、地区平衡性，四家县级融媒体分别为：广东番禺区融媒体中心、江西分宜县融媒体中心、浙江长兴传媒集团、浙江安吉新闻集团（下文统一简称“地名+融媒”）。根据研究主题，进一步关注了突出多方资源整合互动的四个治理项目：
　　番禺融媒的“扫黄打非”。番禺融媒成立“扫黄打非”基层工作站，利用媒体优势联通全区488个基层站点，记者编辑成为宣传员、信息员和联络员，开展主题宣传、信息采集等工作。依托媒体打造“扫黄打非”全天候指挥平台、多渠道举报平台、多功能宣传教育平台、多领域培训平台，实现全区政府部门、街镇、居委会、学校、企业等相关利益主体的资源共建共治共享。2021年，番禺融媒获评全国“扫黄打非”进基层示范点及示范标兵。
　　分宜融媒的“三中心融合”。分宜县整合融媒体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服务中心，在融媒体客户端“画屏分宜”开设“三中心融合”平台。群众需求经由基层宣传员“点单”，由平台“派单”，本地志愿服务队“接单”，服务结束后群众“评单”，同时分宜融媒对志愿者服务进行宣传报道。2023年，分宜融媒入选全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长兴融媒的“文明随手拍”。2021年，长兴县文明办与长兴融媒合作，在“掌心长兴”客户端设置“文明随手拍”板块，引导用户发帖曝光道路破损、垃圾倾倒、车辆违停等城市管理中的问题，职能部门跟进处理，媒体分期整理报道。
　　安吉融媒的“数字乡村平台”。安吉融媒与乡镇政府合作，以大数据技术为抓手，建设数字乡村管理平台，整合各村“人户房”信息及生态环保、消防安全、交通出行等方面数据，开展乡村治理。安吉融媒“基于融媒体优势的数字乡村建设”项目入选“2020年中国网络理政十大创新案例”。
　　2021年，笔者对四家媒体分别进行为期3~6周的实地调研（表1　表1见本期第24页）。通过文档资料收集、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收集媒体资源整合的经验材料，并访谈四家媒体共81人。
　　
三、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治理的资源整合模式构建
　　基层治理中，政府拥有权威性资源，公众具备个性化的知识，而媒体拥有议程设置、引发社会注意和连接协调各方的能力。数字时代，县级融媒体不仅需要聚合新闻和公共服务资源，还要引导公众聚集至媒体平台，激活个体资源，促进基层共治。调研中的四家县级融媒体都实行了“新闻+政务服务商务”运营模式，不同程度地整合了县域内外的媒体资源、公共服务资源和产业运营资源。
　　对调研资料进行分析，提出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治理的资源整合模式（图1　图1见本期第25页）：以县级融媒体为核心平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资源整合。从空间维度看，融媒体中心以连接为核心，以信息和数据为基础，构建地方的信息池、数据池、资源池、价值池。首先，融媒体是地方信息集散地、公共生活交流的信息神经中枢。除了媒体的PGC（专业生产内容），公众的UGC（用户生成内容）也是信息的重要组成。长兴融媒在新闻客户端开设“社区”板块，下设“求助爆料”、“吃喝玩乐”、“招聘求职”等子版，打造本地移动交流论坛，也为公众意见自下而上的生成和传播提供渠道。其次，数据成为县级融媒体开展服务的核心要素。“数据是汇聚起来用于认知的原材料，信息是人类大脑可以理解和认知的事物状态和联系。……数据本身是无意义的原始事实记录，只有经过主体使用、分析和提炼，才会产生对人类有用的、具有特定功能的信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3）。媒体所连接的数据包括媒体数据、政务数据、用户数据、商业数据等。政务数据是智慧城市建设和治理的核心资源。安吉融媒于2016年建设云平台，后该云平台被当地大数据局收购，并升级为汇集各政府部门数据的“政务云”，为安吉融媒参与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支撑：“我们在做城市级的公共数据能力底座，搭建物联网平台，所有的底层数据资源都到上面来，开放共享。”（AJ-Z-16）①再次，融媒体中心聚合多方资源，打造共享共治的治理场域：“我们把服务类的场景纳入，能提升融媒体平台活跃度。这样把内部的资源盘活了，把外部的资源也引入了。”（CX-Z-11）融媒体线上线下聚合的资源或包括媒体资源（内容、渠道、人才、公信力等），政府的服务、数据和权威，公众的知识、能力与其他个人资源，能满足不同治理场景的各类市场资源等。最后，各类资源汇聚互动，蕴藏巨大的潜在价值，包括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综上，信息和数据都是资源，而资源具有价值，为媒体参与治理提供可能。
　　从时间维度看，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治理整合资源的过程分为四个往复循环的阶段：资源识别、资源聚集、资源配置、资源利用。四个环节影响着媒体资源整合能力，每个环节又受若干因素影响。这些因素既有媒体定位、平台搭建等内部因素，也有政府支持、地方资源基础等外部因素，还有内外部相互影响的因素，如信任建立、冲突协调等。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影响着资源整合效能。
　　（一）资源识别：媒体自我定位，感知环境需求，评估内外资源
　　治理需要确定具体的情境和目标，寻找所需的治理资源。三个主要因素影响资源识别进程：
　　一是需求识别。县级融媒体嵌入基层治理，需找准本地需求的“痛点”或公共价值的“增长点”（张诚，朱天，2020）。分宜融媒将民生需求与本地服务资源进行对接：“为什么想到建三中心融合平台?因为分宜县有几万名志愿者，但没用起来。我们就说一定要把这几万志愿者用起来，打造可以让百姓倾诉的平台，调动资源，及时处理老百姓需求。”（FY-G-7）中国的社会治理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媒体嵌入治理呈现出与地方政府工作任务同构的鲜明特征，显示出一定地方特色。番禺作为大都市的市辖区，互联网、新闻出版、印刷复制类企业众多，“扫黄打非”形势严峻，因此番禺融媒发挥媒体优势对接此项工作。安吉县是山区县，也是习近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安吉融媒因此围绕当地数字乡村建设需求，探索智慧信息产业的发展战略。
　　二是媒体定位。媒体需基于自身定位和资源禀赋吸收外界资源。首先是在基层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县级融媒体在基层治理中扮演着多重角色，角色功能的边界也划定了资源整合的边界。数字时代，媒体功能得到拓展。《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明确，“应按照‘媒体+’的理念，从单纯的新闻宣传向公共服务领域拓展，增强互动性，从单向传播向多元互动传播延伸，将媒体与政务、服务等业务相结合，提供多样化综合服务，满足用户多样化的需求，开展‘媒体+政务’、‘媒体+服务’等业务”。在提供数字公共服务的场景中，媒体能作为中介平台，聚合相应的数据和服务资源，连接起服务供需方。分宜融媒在搭建客户端时，“明确自身定位是信息发布的主平台。不是说要代替政府部门职能，而是提供一个公共平台，把各个服务端接入”。（FY-G-8）其次是媒体的发展阶段定位。近年来，长兴融媒、安吉融媒进入数智化发展阶段，目标打造“全国一流区域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商”、“全国一流智慧型区域融媒体集团”，这使其逐渐将数字资源作为战略性资源。
　　三是资源评估。组织内外的资源基础影响媒体资源整合的方向与内容。具有战略眼光的媒体，能敏锐识别环境中的重要资源。地方媒体的资源基础在两方面：一是媒体本身所具有的资源，包括公信力和影响力、融合型传播渠道、本地化的社会资本、人才等（刘年辉，2006）。长兴融媒有较强的资源整合意识，基于原品牌营销中心成立“融媒体资源运营平台”。“硬广时代过去了，现在逐渐进入资源运营的阶段。怎么把本土的媒体资源、策划资源、平台资源等，通过运营来变现，吸引客户，这是我们思考的问题”。（CX-Z-11）二是地方政治、经济、社会、自然、历史文化等资源的集合。长兴、安吉位于长三角腹地，邻近杭州。杭州的互联网产业和人才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辐射两县，使媒体较早向“智媒体”转型。分宜县地处中部地区，经济、科技发展水平有限，数字化条件不足，媒体面临着资源约束：“建设综合服务平台、社区信息枢纽，不是我们一家单位能够决定的，要根据当地的社会环境决定。”（FY-G-7）
　　同时，两类核心资源影响县级融媒体对治理的参与。一是公众关注，它是媒体“控制民主社会重要的政治资源”（夏瓦，2013/2020：47）。公众关注是媒体公信力培育的结果。根据资源动员理论，媒体公信力越高，越容易动员不同社会群体的资源参与治理项目。公众关注的重要表征是融媒体平台的用户量。媒体只有吸引和黏合起足够的公众，才能开展有效治理。二是数据。数智时代，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战略性资源。长兴、安吉在“数字浙江”大环境中，较早意识到数据资源的重要性。“我们当时看到数字化的趋势，就决定建一个云数据中心，把全县各个部门的数据打通汇总起来”。（CX-Z-10）“2016年，我们就看到了数据互联的趋势，发现了大数据的前景”。（AJ-Z-17）两地媒体皆较早建设了县域大数据中心，融入智慧城市建设，取得了发展先机。
　　（二）资源聚集：搭建平台连接资源，获取政府支持，培育媒体公信力
　　资源聚集是指资源在某一地理空间或场域逐渐集中。资源聚集有助于产生规模效应、互补效应。资源聚集的内涵包括两方面：一是资源获取，指将外部资源内部化；二是资源连接，指将资源引入媒体所构建的生态圈中，实现多方互动。三个主要因素影响县级融媒体的资源聚集。
　　一是平台搭建。作为社会中介，媒体资源整合的典型路径即为构建一个多方参与互动的平台，促进资源交换共享。各媒体通过搭建“新闻+政务服务商务”平台，可以广泛聚合资源，促进基层社会互动。番禺在发展规划中明确，开展乡村振兴、平安番禺、智慧党建等各类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提升互联网、大数据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应用，形成数据互通、成效共享的社会公共服务模式。分宜的“三中心融合”发挥了媒体的平台作用：“以融媒体中心为平台，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阵地，以志愿服务为抓手，使得它成为民情民意的蓄水池、拦河坝。”（FY-G-5）
　　二是政府支持。政府掌握着治理资源，县级融媒体发展也极大依赖于地方政府资源供给。县级融媒体建设需要将媒体融合上升为“一把手工程”，通过高位推动来统筹、协调与整合县域党政资源，向融媒体建设倾斜赋能。“媒体向社会治理转型，需要政府给政策支持，让媒体承接一些项目，比如乡村振兴的一些服务工作”。（PY-G-4）分宜融媒管理者在省级会议上发言提及，要强化对媒体的政策和资源扶持，建议研究出台融媒体中心市场化运营的扶持政策，在资源分配、项目承建、融资担保等方面予以适当倾斜，助推融媒体“体外循环”。政府不仅拥有配置性资源（如物质资源），更重要的是拥有权威性资源（如支配手段和制度）。例如，媒体拓展服务功能的关键突破点是政府数据的开放共享。长兴、安吉两地政府给予媒体高度支持。长兴融媒与该县国资委合资成立科技企业，服务本地信息化项目建设。安吉融媒深度参与该县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并与当地大数据局签订合作协议，共建绿色智慧城市。在公共管理维度，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将政务发布、活动举办、平台运营等事项交由媒体执行，发挥媒体的公共服务主体作用。
　　三是信任建立。信任是影响网络绩效和持续性的关键因素（Provan & Kenis，2008）。“如何在服务资源及服务能力‘先天不足’的情况下，获得来自服务资源拥有者、服务内容需求者的信任，进而产生服务需求与服务成效，由此成为县级融媒体中心能否履行县域社会治理与服务体系‘水利枢纽’功能的重要前提”（朱天，唐婵，2020）。长兴、番禺融媒重视获取合作者的信任。“如果对方不想被整合，那就证明你的能力不够、实力不强，对方信不过”。（CX-G-12）“‘有为才有位’。融媒体中心自己要争气，把承接政府的工作做好，大家互相信任，才有更好的发展，良性循环”。（PY-G-4）媒体也需要获得公众信任以激活和调动个体身上的资源。“社会治理需要落地，需要老百姓自觉自发、主动参与，媒体有责任去潜移默化改变他们的理念”。（AJ-Z-15）
　　（三）资源配置：设计互动规则，发挥媒体优势，促进多方资源优势互补
　　资源配置是资源整合的核心环节，是实现多方资源融为一体的关键。影响资源配置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规则设计。作为中介的媒体需设定“游戏规则”让多元主体展开互动合作，促进同质资源合并和异质资源的匹配。平台具有可供性，其性质定位、功能设计、生态环境等都影响着多元主体的资源配置进程。匹配是资源整合的指导原则（Gummesson & Mele，2010），合理的资源匹配促进新资源的涌现。创新的规则设计和资源组合能实现资源转化、价值实现和新资源的生成。安吉融媒开发“两山优品”农村电商平台，当地村民可上传自家农特产品供游客下单购买。通过大数据技术、市场手段、媒体平台与农村生态资源的组合，实现生态资源变现。媒体要调动公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就要通过一定方式使其有获得感。长兴“文明随手拍”适应移动时代“全员媒体”特征，调动个体资源参与城市治理。通过有奖爆料、媒体报道、职能部门解决问题等机制，使参与者的付出得到一定回报，确保资源交换持续进行。
　　二是优势发挥。恰当的资源整合能最大程度发挥资源价值。在信息传播领域，媒体具有内容、渠道、人才优势；在公共服务领域，媒体具有平台和用户优势；在民主协商领域，媒体具有议程设置和公信力优势。番禺融媒发挥宣传报道、信息联络优势，有机嵌入“扫黄打非”中：“‘扫黄打非’办工作人员有限，需要一个平台来承接对外宣发、指挥等工作，这是媒体本身的优势。”（PY-区委宣传部干部-1）分宜县纪委、县委宣传部联合融媒体中心，在媒体客户端开设“问政”栏目，推动县级职能部门、乡镇街道和重点企事业单位入驻平台，回应民生诉求。
　　不同媒体的历史积累和资源禀赋不同，应因地制宜发挥资源效用。番禺融媒地处商业发达、资源富集的一线城市，媒体经营和资源整合以大型商务活动、文化活动以及影视产业、直播带货等为主，助推本土经济，满足城市居民消费生活和精神文化需求。分宜融媒地处中部地区，媒体面临的资源约束较大，因此更注重协同政府部门工作，以媒体优势服务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全国领先，长兴、安吉两地媒体积极整合经济、数据资源，发展文创、智慧产业。同时，安吉融媒依靠政治资源，适应当地生态型发展战略，发展农村电商，参与数字乡村治理；而长兴本地消费市场活跃，媒体更注重打造生活服务类电商平台，服务商家和消费者。
　　三是冲突协调。资源配置规则往往难以让治理网络中的每位成员利益最大化，多元主体可能存在分歧与冲突。县级融媒体需促进其中的沟通和协调，使异质性资源相互适应。例如，智慧城市建设中，作为集成商的媒体需要协调多个技术供应商可能存在的竞争关系：“共建智慧城市，要打破技术企业之间的壁垒。企业之间的数据、技术不通，到这来都必须通。”（AJ-G-14）番禺融媒与区应急管理局合办节目《番禺事马上办》，以区长热线的市民来电为新闻线索，报道城市治理问题及政府解决过程。媒体倾向于报道新闻价值高、能引起受众关注的事件，而政府则更多从宣传角度出发，倾向于报道已经完满解决、体现政府正面形象的事件：“刚开始还没形成固定报道模式，应急管理局和媒体这边就一起摸索。该找哪个职能部门去配合、哪些题材适合报道、哪些题材不适合报道，都涉及两边之间的磨合。”（PY-D-3）可见，如何配置新闻报道资源需要双方的协商。
　　（四）资源利用：改善治理，实现价值共创与多方受益
　　资源利用是一个发挥资源杠杆效应的过程，指企业利用自有资源，撬动并使用企业外部资源来获取竞争优势。在利用阶段，县级融媒体将配置组合后的资源用于解决治理问题。影响资源利用效能的要素主要如下：
　　一是问题解决。资源整合是手段，治理是目的。治理效果彰显，原有资源体系就会形成杠杆，撬动更多资源的聚合。2019至2020年，番禺融媒通过新闻爆料、舆情研判、记者信息员上报等渠道，汇总上报“涉黄涉非”线索30余条，相关部门通过线索成功立案查处案件10余起。2019年至2021年6月，分宜县“三中心融合”平台总计“接单”处理群众需求3387次，调度志愿服务队伍188支，开展各类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9000余场。地方多元主体调动资源，通过“善治”创造良好社会秩序，有利于更多资源聚集，促进地方发展。
　　二是价值共创。媒体行动创造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共创”意味着价值的生成是多方参与贡献资源的结果。番禺融媒编辑认为：“关于参与社会治理的理想形式，我认为媒体要掌握很多资源，连接政府和社会各界。市民反映停车难的问题，我们可以问政府有什么措施，也可以找一些研发部门或企业提出解决方案。如果要改造小区停车场，政府能不能对接和支持。媒体可以促成这样的合作。”（PY-D-2，2021-03-29）安吉融媒以“融合、创新、跨越、共生”为发展理念，有着较强的开放合作精神：“我们集团内部要共生，跟政府单位也要共生。每个部门都是合作伙伴，每个老百姓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这样来建立合作圈、生态圈。”（AJ-G-13）
　　三是多方受益。在多方合作中，不仅县级融媒体利用了资源，政府、公众等其他主体也交换和利用了彼此的资源，各方共同受益：“融媒体帮助我们把‘扫黄打非’渠道打开了。我们融在一起，找一个对大家都有利的契合点。”（PY-区委宣传部干部-1）“媒体有媒体的资源。要利用媒体的优势，结合其他人的优势进行整合。既考虑他人的利益，又有利于媒体发展，还要让老百姓受益，这样效果是最好的。”（FY-Z-6）安吉融媒旗下科技企业则以“慧政、惠民、生态、兴业”为目标，嵌入以政府、媒体、科技公司、社会组织、公众等组成的智慧城市共建网络，以技术赋能城市治理，实现多方受益。
　　综上，不同县级融媒体资源整合都经过了资源识别、资源聚集、资源配置、资源利用四个过程。整合过程始终伴随着媒体与地方政府、公众、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行动者的互动合作，治理网络中的资源不断流动、交换、转换和生成。
　　
四、基层治理视野下县级融媒体资源整合的挑战与应对
　　资源有效整合的标准是一体化。“整合意味着集结所有构成要素来建立一个协同的整体”（Weston，1993）。在基层治理中，县级融媒体整合面临着内部管理和外部协同的一系列挑战，对此也需要采取相应的解决路径。
　　一是资源识别中的边界跨越问题。县级融媒体参与治理实则承担了“边界跨越者”的角色，在治理网络中能发起横向互动活动，在不同领域的参与者之间建立关系（罗昕，刘碧燕，2022）。媒体资源整合并非“无限整合”，其角色不应越位、错位：“不能把媒体做成庞然大物。能把所有东西都集纳到这里来吗?不现实，任何一个单位都不能包打天下。”（FY-县委宣传部干部-9）基层治理以政府为主导，不同部门之间的领域管辖和治理权力分配同样影响融媒体能否“进入”特定治理工作。其中的典型是，媒体开展智慧政务服务，需要与大数据局、公安等部门接触。长兴融媒、安吉融媒凭借先发技术优势、政府支持，在全县范围内铺设监控摄像头收集数据资源，参与公安的“天网”、“雪亮”工程，进一步融入智慧城市建设。而分宜融媒则缺少这些条件，认为上述二者的经验难以直接复制：“在其他县我基本看不到这种情况，因为天网工程属于公安、政法部门，这个系统具有一定保密性，不会对外连接，一般的地方融媒体拿不到这种资源。”（FY-G-8）番禺融媒也遇到类似情况：“我们参加不了智慧番禺项目，政数局对我们很少支持。”（PY-G-4）这实则反映了基层部门的组织边界冲突问题，背后受到治理权力、数据安全、市场选择等要素的影响。对此，可加强定位策略。根据组织边界理论，可以从行动者的特征、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和行动者的活动三方面确定组织边界（斯科特，戴维斯，1981/2011：173-174）。作为企业的媒体，应根据组织核心能力、交易成本、组织成本确定边界。作为事业的媒体，在参与社会治理时应围绕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主责主业展开，突出媒体属性。信息传播、连接是媒体的核心功能。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是国家媒体融合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广大群众连接到党和政府的平台、构建用户离不开的渠道是媒体的本职。媒体参与治理主要受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影响。一方面，县级融媒体在参与治理时要坚持媒体属性，以“连接公众”为核心，着重发挥信息传播和平台服务优势，将技术性、专业性过强的其他领域工作留在组织之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正确认识县级融媒体的角色定位，不应过多赋予其无关职能，避免将媒体当作实现治理政绩的工具。
　　二是资源获取中的信任维系问题。多元主体间持续的资源交换、整合需信任来维持。参与治理对媒体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包括内容生产和传播能力、信息技术能力、用户粘合能力、项目运营能力等。为了与社会各种资源进行广泛对接和打通，媒体需要是一个合格的市场主体，具备强大自我造血能力和竞争力。受体制机制、资金、人才、技术、社会环境等限制，部分县级融媒体实力薄弱：“一开始，一些政府部门怀疑我们的能力，项目不愿给融媒体中心做。”（PY-G-4）对此，可强化互惠策略。一方面，建设媒体能力，提升综合实力，这是为网络和合作者贡献资源的根本。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的核心优势是人才优势。因此，应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改善“戴着镣铐跳舞”的干事创业环境，激发媒体人员的知识与技能。另一方面，建立利他共赢和开放合作的发展理念。从用户需求、客户需求出发，考虑合作者的利益，打造共赢的生态系统，能激励更多主体与媒体互动合作。
　　三是资源配置中的民主协商问题。治理网络要实现成员目标一致。媒体资源整合的范围越大，越可能面临媒体逻辑、政治逻辑、商业逻辑等多重逻辑的博弈。对此，应强化协调策略。首先，媒体应通过民主协商来缩小行动者分歧，促进彼此间目标的调适。在坚持治理服务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媒体应加强谈判与议价能力。其次，媒体应加强与外部主体的信息沟通共享，提升互动频率，促进共有知识的创造。最后，应以特定的物质或精神利益动员其他行动者奉献自身资源参与到合作网络之中。
　　四是资源利用中的效能提升问题。一些地方媒体资源条件并不差，但资源潜力未被充分挖掘。对此，可采用开放策略。媒体应面向更广泛的资源流动空间。一是确保资源利用的正确方向。以社会价值为先，媒体需要更多地从地方治理现实需求出发，寻找服务切入点。二是扩大资源利用的参与主体。资源价值随情境而变，在复杂系统中，群体异质性能提升资源重组产生价值的可能。资源互补性越强的主体在治理的过程中越有可能创造新资源、新知识、新能力。三是以先进技术为支撑，推进资源液化。搭建数字化平台，广泛聚合资源，借助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资源间的高效对接与智能配置。四是拓宽资源的应用场景。例如，安吉融媒利用全县监控视频资源，在客户端开设直播，提供景区、高速路口等实况，视频资源应用从政府工作扩大到公众日常生活。
　　
五、结语
　　本文结合实证研究，探索构建了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治理的资源整合模式，为理解媒体与治理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图式。该模式是一个以县级融媒体为中心、多元主体参与的循环模式，由资源识别、资源聚集、资源配置、资源利用四个环节构成。四个环节影响着县级融媒体的资源整合能力，同时各个环节又受内外部因素影响。
　　源于企业研究的资源整合过程模型偏向单向、线性、封闭，而媒体作为社会信息中枢，其资源整合应置于开放网络中加以考察。邓又溪、朱春阳（2022）认为，县级融媒体作为治理主体的角色应是信息网络居间者。本文认为，它同时也是资源网络居间者、桥接者，是治理资源整合开展的重要平台。媒体整合资源，需回归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巩固和壮大主流舆论的根本目的。现代治理要求将政府、社会等多方力量连接在一起，共同处理复杂的公共问题。因此，本研究提出多主体互动的媒体资源整合循环模式，在网络化视角下更突出媒体的居间角色。
　　县级融媒体整合多方资源要基于自身角色和能力。其行动重点不仅在于贡献自身独特的资源，还在于媒体在基层治理网络中如何连接、协调内外部资源以产生更大治理效能。本研究虽然关注的是优绩样本，但从成效良好的治理案例中提炼出媒体一般性、普遍性的资源整合模式，解释其中关键环节要素，能启发各地县区融媒体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有的放矢，寻找合适自身的行动模式，最大化整合资源，实现最大化治理效能。■
　　
注释
①访谈材料编码方式为：地域缩写（PY番禺/FY分宜/CX长兴/AJ安吉）-岗位等级（D基层员工/Z中层管理者/G高层管理者）-访谈编号。非媒体机构访谈对象的身份用文字标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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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曼（1990/1992）。《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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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蔡雨婷系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罗昕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与新时代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9ZDA33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