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鼎铭　肖欢
　　［本文提要］深度媒介化时代下，以技术为基础的中介过程建构了现实的社会世界，这种中介化的力量通过“互型”结构得以渗透至社会行动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中。在此背景之下，截屏技术与社交媒体平台的连接在数据、时间、空间三个维度中深刻影响了社会关系的建构。首先，聊天截图的生产使面对面交流在经历声音的文本化与文本的图像化过程后被中介化的沟通所取代；其次，聊天截图能够凝固流动的信息打造永恒的当下，同时容纳无限的时间节点为个体带来密集性的时间经验。最后，聊天截图的再现与迁移能力使作为中介的空间在流动过程中激活新的人际网络，重构社会关系。与此同时，人们在聊天截图的获取、持有与分享过程中也显现出主体的能动作用与抵抗秩序的潜力，主体与技术的互动重塑了社交秩序与“互型”结构，并进一步建构作为日常生活构件的社会世界。
　　［关键词］媒介化理论 互型 截屏技术 流动空间
　　屏幕截图（Screenshot），即对屏幕的截取，具体而言是指对电子屏幕显示的内容进行瞬间性的精准复刻与储存，而“聊天截图”则是对社交媒体平台中聊天界面的截取。随着截屏技术的发展，截图可以在PC端、笔记本电脑、手机等设备中轻松地创建，截屏操作也从按键发展为敲击或手势，更加便捷。聊天截图的使用大大降低了人们储存与访问历史信息的技术成本，日益凸显出数字媒体逻辑和技术意识形态，成为日常生活和数字公共领域惯习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屏幕截取行为看似能够瞬间完成并永恒定格在过去，但对于截屏的二次截取、创作与转发却从未结束，通常情况下，“我们‘通过截屏来看’（look through），而不是‘观看截屏’（look at）”（Frosh，2019），当我们忽略截屏作为中介的调节作用而是仅仅关注截屏所搬运的内容时，往往遮蔽了截屏自身所携带的技术逻辑对人类实践与社会建构的影响。对截屏的相关研究显示，截屏并分享出去是人们使用这一功能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对青少年而言，截屏已经成为其数字化交流新的惯习（Cramer，Sang & Park，2019）。在此过程中，聊天截图远远超越了简单的复制与备份功能，而是作为一种中介融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中，以自身的独特传播模式形塑了人们的交往互动、思维方式与传播规范，并进一步潜移默化地融入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情感与信任的关系建构，从具体的社会语境逐渐嵌入到日常社会的建构之中。
　　本研究以社会建构视角下的媒介化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对聊天截图分享爱好者进行深度访谈，对微博、小红书、豆瓣小组中“聊天截图”话题内容的文本分析，来探究截屏技术从何种维度上建构了新的传播方式?聊天截图在社会互动中是如何形塑人际关系进而影响社会建构的?
　　
一、互型：媒介化理论的社会建构视角
　　随着媒介技术的更新迭代，媒介越来越成为形塑文化与社会变迁的核心力量，不断推动着社会领域的转型。相比于媒介环境学与媒介学，媒介化理论是一种对当代媒介现实更有阐释力的理论（胡翼青，王焕超，2020）。丹麦学者夏瓦（Stig Hjarvard）（2013/2018：21）将媒介视为一种“半独立机构”，“媒介融入其他社会制度与文化领域的运作中，同时其自身也相应成为社会制度”，从而开创了媒介化理论的制度主义传统。在此基础之上，英国学者库尔德利（Nick Couldry）与德国学者赫普（Andreas Hepp）基于社会建构的视角，将媒介化“置于一种主体与传播工具的过程性互动之中。媒介化通过提供传播手段的新的可能性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人类也通过使用新型媒介，改变了他们建构社会的方式”（戴宇辰，2016）。
　　通过对各种媒介化浪潮进行历史分析，库尔德利与赫普认为，当前的社会世界正处于深度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的阶段，“以往不同层面的媒介化过程汇聚在一起，形成‘媒介流’（media manifold）”（Couldry & Hepp，2017：26）。在此背景下，现实的“社会建构”逐渐转变为媒介化的建构，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则被这种“媒介流”紧密缠绕并为之所形塑。“媒介在社会世界的建构中持续地（实际上是递归地）发挥的作用改变了社会世界的动态和结构”，换言之，以技术为基础的传播媒介“通过不断的循环反馈来进一步改变和稳定媒介可能使社会秩序化的各种方式”（库尔德里，赫普，2017/2023：5），这种建构方式创造和再造了我们的日常现实。
　　为了捕捉媒介在社会建构的深层、持续与不断强化的作用，库尔德利与赫普引入埃利亚斯的“型构”（figuration）概念，该概念“离不开处于特定关系中相互依存的人，……其次，相互依存的人所构成的特定关系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把‘相互依存’的‘关系’和‘变动不居’的‘过程’两者‘合二为一’，并且‘缺一不可’”（刘泱育，2022），可见“型构”在多层面的动态化过程中考察社会。在此基础上，库尔德利与赫普对“型构”进行转义与发展，进一步提出“互型”的概念：“正是在特定型构（互型）及更复杂的互型之互型的具体情形中，以及由这些互型所构成的‘互型秩序’的整体网络中，可以最大限度地发现中介化的技术过程对于社会世界可能的影响”（库尔德里，赫普，2017/2023：14）。换句话说，“互型”不仅关注社会结构中的“关系性”与“过程性”，同时，还将媒介技术所发挥的“中介化”作用纳入考察视野，三个维度相互联系并以实践对象与媒介技术的合力为基础。“互型”中特定的媒介技术组合在塑造传播实践的方式上有着重大的意义，“每种媒介的基本特征是，它提供了超越此时此地进行活动的可能性，并且以此来扩展人类能动性的影响范围，……这意味着互型可以更容易地进行跨越时空的延展”（库尔德里，赫普，2017/2023：95）。为了更具象地探讨媒介化对作为日常体验构件的社会世界的影响，库尔德利与赫普（2017/2023：128，150）分别在“空间”、“时间”、“数据”三个社会世界的维度展开。其中，“空间”对应着“关系性”，旨在强调传播技术不仅实现了跨越空间藩篱的通信互动与交往关系，同时还生产了特定社会领域中新型的支配关系；“时间”对应着“过程性”，凸显时间在社会组织管理、事务协调、工作生活等方面扮演的协调、指向、调节等功能，并以一种无形的、流动的组织性力量，重新结构我们的生活。因此，时间犹如一个“框架”，具有“规范性特征”，在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中扮演重要作用；而“数据”则对应着“中介化”。在此，数据指代一种符号性的原材料，经由采集、分类、存储、评估、解释之后，成为特定行动者出于特定目的所使用的信息。在媒介化时代，人们的社会行动越来越受到基于数据的“新型知识”的影响，而这些知识在以算法为代表的自动化程序的作用下，越来越跳脱出人类日常的意义建构过程。由此，“空间”、“时间”、“数据”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以“互型”为分析工具的认识论框架（刘泱育，2022）。
　　库尔德利与赫普（2017/2023：83）强调，“互型”关注“社会世界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秩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传播和意义的规则而得以建立）所产生的独特后果”。“聊天截屏”作为一种数字技术物已深深嵌入到媒介化的日常生活中，分享“聊天截屏”成为一种融合交往实践对象、截屏技术与社交媒体平台的特定组合的交往实践，可被视为人与媒介共生的“互型”。由此，本文首先探究“聊天截屏”是如何在数据、时间、空间三个维度中形塑人际传播与信息流动的?其次，人们对“聊天截图”的获取、持有与传播催生了怎样的交往实践?在此基础之上，截屏技术介入下的社交实践又是如何在流动空间中建构信任与权力关系，从而重塑社交秩序与“互型”结构的?
　　
二、聊天截图的维度：数据、时间与空间
　　（一）数据化：声音的文本化与文本的图像化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由能指与所指构成，“能指是一个独立的语言要素，如被称为‘音素’的语音单位，或一个图像，但它主要是指以声音形象出现的符号的物质层面。所指由概念形象或观念构成，它任意地附着于声音形象之上”（米歇尔，汉森，2010/2019：245）。但声音与概念、符号与观点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对应关系，“不管变化的力量是什么，不管是单独地变化，还是总体地变化，变化总会导致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的改变”（Saussure，1966：74-75）。在深度媒介化背景之下，社交媒体平台中的交流主要依赖文本而非声音。对此，结构主义人类学认为，“言语是首要的，它代表及时性、在场性、一致性、真实性。而书写则是一种辅助的表征体系，它代表延迟性、缺场性、差异性、非真实性”（米歇尔，汉森，2010/2019：245）。聊天窗口中的文本符号承载着对话情境里的意义流动，面对面交流中的语气、节奏、神态等非语言符号被隐匿了。
　　这种视觉化的方式为人际互动赋予了一种再现的性质。就像马诺维奇说的，“现代媒介技术沿着两个明显的轨道发展，第一个轨道是再现技术……各种数字储存形式。第二个轨道是实时通信技术，即以电（tele）开头的一切”（Manovich，2001：162）。传统的通信技术如口语、手势、烟雾信号、电话、电报等能够即时传递信息，却未能将信息视为媒介对象的创造物进行储存。而现代媒介技术则能够在远距离实现实时通信的基础上，捕捉并储存其所处理过的信息。换言之，社交媒体平台汇聚了通信与再现的技术，其以数据化的方式对人际交往世界进行表征，将人际间的交流转化为线性的、时序性的、左右两端对称分布的文本印迹，这让媒介信息能够进一步复制、编辑与分享。
　　线下人际互动向线上的转移带来的是转瞬即逝的声音向文本符号的转换，截屏功能对此过程的嵌入则推动了文本图像化的过程。图像具有表征性与指称性，它能够作用于人的感官并象征或代表某物。一定程度上，图像不仅指涉被创造并流通的实在对象，也同时成为人们回忆并描述头脑中的记忆与场景时的主导思维。米歇尔认为，图像已成为媒介功能的核心要素，“图像既能以外部形式或交流内容在所有能想象到的媒介中流通，又能在对整个变化过程回头进行反思时为整个流程提供模型”（米歇尔，汉森，2010/2019：41）。因此，图像是记忆内容的重要因素，而截屏技术对即时通讯界面的介入则强化了这一过程。不同于文本，对聊天界面的截图包含了众多细节要素，如背景图片、头像、对话时间间隔、聊天时长、截屏时间、手机电量，这些因素的组合还原了特定时间内的对话情境。与此同时，数字图像中文本信息对称性、时序性的布局引导着人们产生话语内容不断生成的想象，给予人们回溯对话情境的可能性。
　　可见，作为数字图像的聊天截屏发挥了图像的记忆功能，同时，独一无二情境的保留与再造也使得文本图像具有“真实性”的隐喻。“任何媒体图像头顶上那不证自明的光环，其感官存在，或其‘第一性’，都能让图像轻易获取人们的信赖”（米歇尔，汉森，2010/2019：43）。图像作用于人的感官本身便能够轻易获得“拟真性”，由截屏技术生产的数字图像则更被视为真正发生过的“现实”。具体而言，截屏技术本质上可视为一种“以屏幕为对象”的特殊拍摄方式，随着计算机“图形用户界面”操作系统的发展，截屏以程序或插件的形式集成到计算机系统之中，从独立的摄影装置转化为代码语言（宋美杰，陈元朔，2021）。在此过程中，截屏技术所产生的数字图像不再受身体与感官的控制，由计算机读取的二进制代码能够记录信息并复制出情境各异的数字图像，经由计算机生产的数字图像避免了人的感官对其的介入，能够对交往场景进行真实、客观的再现。从声音文本化到文本图像化，截屏技术推动日常生活与媒介技术与日俱增的依存关系，从而进一步建构基于截屏技术与社交实践组合的“互型”框架。
　　（二）时间性：无生命的媒体与密集的时间性
　　“时间是社会秩序本身通过交流而得以形成的主要维度……互型（以及互型之互型）的规范性力量因而是在时间中形成的。……时间是交流如何参与建构社会的一个关键维度”（库尔德里，赫普，2017/2023：125）。时间与意识具有紧密联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总是依赖于时间不断展开的，时间因而成为交往行动的内在维度，在此过程中，社会生活秩序建构的可能性也在时间中确立。具体而言，人际间的交往行为是在共享时间中进行的，舒茨对交往行为的理解基于主体间性的体验，认为“交往行为亦意味着对他人对我之行动的理解有某种预期……这反过来意味着有一种共享的时间，理解可以在这种共享的时间里实现和完成”（Knoblauch，2013）。那么，聊天截图可以视为一种对共享时间的瞬间凝固，其将时间的异步性与空间的分散性汇聚在一起，企图达成同步性的理解。“我们与任何图像的相遇，某种形式的时间性都被嵌入其中”（米歇尔，汉森，2010/2019：40）。图像往往带有表明时间性的符号，截屏技术对于聊天界面的拍摄就包含着图像的生产日期以及其本身所包含的时间跨度与时间节点。这种数字图像的时间性在其流通过程中得以显现，并在个体的交往实践中参与互型的构建。随着截屏技术的介入，人们基于即时通讯平台建构的互型也发生了变化，其改变了人际交往中的时间体验与个体在人际交往中的处境。
　　韩炳哲（2013/2019：45）认为数字图片是一种无时间的媒体，“数字图片和数字媒体展现出另外一种生命形式。在这种生命中，变化和老去、出生与死亡都已经消融。这种生命的特点是永恒的存在和永恒的当下”。作为一种数字图片，聊天截图的时间是停滞的，对屏幕的截取定格了瞬间，使本应流动的对话凝固下来并持续存在。在此情况下，截屏这种即时性的数字图像轻易突破了信息短暂性与持久性的时间界限，并成为一种永恒的当下。进一步而言，作为对屏幕进行摄像的截屏技术，其生产出的聊天截图呈现出一种密集的时间性。维利里奥提出“曝光时间”，它描述了一种诸现象以摄影曝光的方式被点亮的时间性经验，产生于“显相得以发生的照明瞬间或照明时刻的密集度（the intensivity）中”（詹姆斯，2007/2019：53），基于此，曝光时间同样在聊天截图的生产中得以显现。聊天截图记录着密集的事件与时间节点并将其依照时间序列布局，瞬间的界面截取包含着无限的时间跨度。这使得人们能够高效地获取信息，同时也对微小的时间差异越发敏感，因为每一个对话情境中的“沉默”都以文本的方式被记录下来，截屏技术为个体带来了密集性的时间经验。
　　（三）空间性：屏幕的切割与空间的流动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它并非“事物之间的东西”而是“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包括在它们的共存和同时性中它们的相互关系”（Lefebvre，1991：30，73，83）。这意味着社会空间强调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状态，“每个特定的社会关系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独特空间”（汪民安，2006：103）。在拉图尔看来，从关系的角度理解空间意味着空间很大程度上是行动者自身的产物，因为他们在地点之间建立了重要的联系，这些联系可以嵌入行动的语境中去（Latour，2005：184）。也就是说，行动者的媒介实践能够建立联系并参与到社会空间的关系的生产之中，媒介与空间由此能够相互建构。在深度媒介化背景下，“数字化的媒介多样体，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世界的空间性”（库尔德里，赫普，2017/2023：102）。具体而言，在线交流以“此时彼地”补充了面对面交流的“此时此地”，打破了舒茨对周遭世界与共同世界的关键区分（Zhao，2006）。社交媒体平台的介入将行动者间的交流协作拓展到更为广阔的共同空间之中。
　　那么，聊天截图则可视为通过截屏技术对在线交流空间的一种再现与迁移，它“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向了空间本身的生产”（列斐伏尔，2000/2015：30），进入了列斐伏尔定义的空间的生产状态。在此过程中，“‘截’的本质是‘切割’，因此‘截屏’这一词语与行动都指明了人们对屏幕/语境的复制仅仅是片段性、选择性的”（宋美杰，陈元朔，2021）。截屏技术对交流语境进行片段性的复刻，使得被再现的空间能够进行迁移并与其他空间建立联系，空间因而成为“一个中介，即一种手段或者工具，是一种中间物和一种媒介”（列斐伏尔，2000/2015：23-24）。作为内容介质的空间在流动的过程中重构社会关系，激活新的人际网络。
　　卡斯特（1996/2001：505）在描述网络社会时提出“流动空间”的概念，认为“我们的社会是围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的，……流动支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与象征生活之过程的表现”。人际关系的连接与聚合在流动的状态中完成，聊天截图这种片段化的空间总在实时地与其他空间建立关系，这一过程创造了新型的空间体验与交往实践。在人际关系的再造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主体的自由流动，以及由于主体流动而带动的交往‘节点’和空间关系的流动”（刘涛，2015）。聊天截图再现了不同主体自我意志的表达与交流的情境，其在“流动”的过程中提升了主体的可见性，完成了与其他主体的关系生产，背后承载着私人与公共空间的互动。换言之，聊天截屏的分享将主体间的交流信息与场景进行视觉化存档并给予公开，允许旁观者自由地讨论与再次传播，这无疑加速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流动，空间中的人际关系网络也处于动态调整之中。
　　
三、研究方法
　　（一）文本分析法
　　研究者于2022年10月开始在微博、小红书与豆瓣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展开观察与互动，捕捉用户对聊天截图的使用与分享过程，同时关注用户通过分享聊天截图而展开的话题讨论。研究者发现，豆瓣社区中的“截图回忆组”、“TA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小组已然发展成为聊天截图的用户讨论社区，这些小组聚集了一群热衷于对聊天界面进行截图并进一步分享互动的用户，小组成员通常会在小组内发布聊天截图并询问小组成员的看法，与之展开观点的讨论。本研究选择“截图回忆组”与“TA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小组作为在线田野的对象，并于2022年10月成为该小组的成员，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在线观察与文本材料收集。在此基础之上，研究者将小组成员在小组中发帖与互动留下的记录作为分析样本，包括用户对聊天界面的截取图片、聊天截图展示的对话内容、帖子中的文本内容以及评论分享等，通过筛选与归纳，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本进行细读与分析，研究聊天截图中各要素间的特殊关系与意义，以及用户在对聊天界面的截取、分享、讨论过程中的观点与看法。在此过程中，本研究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之上形成访谈提纲，并随机选择4名小组成员进行前测性访谈，通过分析受访者回答进一步调整访谈提纲。
　　（二）深度访谈法
　　本文采用深度访谈分析用户对于聊天界面截图功能的使用情境。在2022年11月至2023年12月，通过在豆瓣小组“截图回忆组”、“TA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小组公开招募受访者，最终确定了12名不同年龄、工作经历的受访者（表1　表1见本期第40页）。
　　正式访谈于2023年3月完成，通过微信、语音通话的方式进行，每个人的访谈时间为0.5~2小时。访谈提纲主要围绕三个维度展开：第一，受访者在社交软件中的截图经历与体验、对线上聊天界面进行截图的动机，以此来把握用户对截图的运用经验与个人体验；第二，受访者对聊天截图二次传播的认知，以及分享聊天截图的动机与感受，以此分析聊天截图如何在流动过程中搅动关系网络；第三，对于具有代表性的访谈者经历进行深化研究，探究用户在聊天截图的使用与流动过程中的心理感受与情感连接。研究者以录音的方式对研究中的访谈进行记录，并通过转译软件对音频进行逐字稿的生成。
　　基于以上经验材料，研究者对重要的概念、关键词、观点进行标记，并根据主题与研究问题对数据进行归类，最终整理出共性与差异性的访谈结果并组合成完整的逻辑链条以论证本文的研究问题。与此同时，研究者在总结用户围绕“聊天截图”产生的交往实践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截屏技术介入下的社交实践如何在流动空间中建构信任与权力关系，从而重塑社交秩序与“互型”结构的。
　　
四、截屏社交：“互型”重塑与关系建构
　　（一）存档：数字痕迹的实体化与证据性使用
　　斯蒂格勒曾指出，人类不是一个仅仅在基因方面能进化的物种，人类以“非生命的方式”也能进化。就记忆而言，由于人类记忆能力的有限性，记忆辅助设施成为人类发展与进化的必要因素，“人类通过工具、物品、预言、以技术手段建立起记忆库的方式将自己外化，使自己得到进化”（米歇尔，汉森，2010/2019：60）。可见，技术是记忆建构的根本维度，它使得记忆能够被划分为不同时代，经历一种“语法化”，即“符号、痕迹或文学等形式，为天然记忆营造了一个人工记忆环境，记忆以这些形式得以外化”（米歇尔，汉森，2010/2019：60）。不同历史时代的记忆拥有不同的技术装置，互联网时代下天然记忆被挤压，相互关联的技术环境建构了一种人工记忆的时代。换言之，技术的加速推动着记忆外化的过程，使得记忆“完全依赖于痕迹的物质性、记录的即时性和图像的可见性”（Nora，1999）。在深度媒介化的背景下，人们在媒介化环境中实践所生成的“数字痕迹”成为记忆的主要来源，这不仅是由行动者本人制造的，而且是由在线交流的他人或平台制造的。
　　截屏技术对社交平台的介入以一种对内摄影的方式将“数字痕迹”进行存档，借此储存海量社交信息，极大推动了记忆的外化过程与被长期留存的可能性。有研究提出屏幕截图在情感意义上具有连通性，即截图极少诞生于真空之中，作为一种数字文物，截图存在于人们获取它的直接体验，因体现重要时刻、个人信念或重要关系而代表了人的自我意识（Mottelson，2023）。然而，截屏图片作为一种即兴生成的数字图片也可能被堆积在手机相册中而随意清理，截屏技术对社交信息的存档依然具有不稳定性。因为聊天截图所呈现的信息与独一无二的情境感能够跨越时空，唤起对话双方的记忆与情感，许多人将其收集拼接并制作为具有独特意义的纪念物。在小红书、豆瓣、微博三大社交平台中，众多网民在“聊天截图”热门话题下展示自己制作的聊天截图集。“截图、打印、装图，花了几小时的成果，还等了还几天的快递，几百张聊天截图，不为什么，就是想把他爱我的样子记录下来”（F1）。当数字化的记忆与情境成为可触摸与翻阅、充满纸张质感的实体物时，对截图物的再翻阅与回味都是人与物之间亲密关系的再构建，截图物所承载的情感价值不断提升，聊天截图本身所具有的时间延伸与情境保留的可供性也获得进一步深化。
　　此外，依托于媒介平台生产出来的聊天截图有从社交渠道进入公共网络的可能。很大程度上而言，聊天截图进入流动的公共空间时就挣脱了个体的掌控，并因图像与生俱来的拟真性成为一种独立客观的证据物。具体而言，聊天截图在时间维度上的储存性与空间维度中的独立性使其能作为人际交往中的一种证据使用：“我经常把交房租与水电费的微信转账界面进行截图，它可以作为已经缴费的证明，避免之后产生经济纠纷”（M1）。“作为代购，我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夹来放我和买家交易转账以及后续使用评价的聊天截图，因为它可以帮我做订单记录，……我会把这些收货后的聊天截图分享到朋友圈，来证明别人对代购产品是很满意的”（F2）。但不可否认的是，聊天截图是可塑的。虽然截图者无法对二维平面进行拍摄角度的选择，但仍然可以将自身的主观意图纳入到聊天截图的截取过程中。聊天截屏实际是语境的“切割”，人们可以选择性地突出或遮蔽聊天情境中的特定信息与要素，这种对于局部的强调类似于“框架”（framing）的作用机制。截屏同样是一种通过截取时空断点来构建意义、处理信息，以及做出评估或决策的手段，因此同样可能产生潜在的框架效应（Chong & Druckman，2007）。由此看来，通过框架机制建构的真实性实质上与现实世界是背道而驰的。
　　（二）流动：信任等级的建构与匿名评判的载体
　　在深度媒介化背景下，截屏技术对不断流动的主体进行定格，但截图自身也在各种“流”的推动下与不同形态的空间建立起隐秘的社会关系。“社会化媒体对人脉关系的聚合与再造，并非是一种静态的、程序性的、模式化的生产行为，而是在日常生活的流动状态和流动结构中完成的，这无疑创设了一种全新的空间体验和实践话语”（刘涛，2015）。因此，聊天截图可以视为承载着交往节点与空间关系的流动的中介，其将产生于私人空间的社交情景信息运载到公共空间之中供公众讨论，可视为从私人到公共空间转化与流动的通道，同时成为空间关系流动的媒介节点。具体而言，在人际传播过程中，截图内容对于聊天双方是共同知晓的公开内容，而对于对话之外的人来说则属于隐私。将对话双方的聊天内容单方面截图并公开，实际上是把双方共同隐私的可见性范围向第三者打开，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对旁观者更深度的信任与更亲密的关系。因此，截屏对于私人空间的介入不仅意味着文本内容的流动，在此过程中既有的人际关系也随着聊天截图这一媒介物的流动而显现出来。
　　“如果有人把他和别人的聊天记录偷偷分享给我，我会觉得我们的关系更好，如果把我和他的聊天截图私下给别人看了，我会觉得有种背叛感，原来我们俩的关系不过如此”（F3）。“有时候我和我男朋友吵架了，我可能会把聊天截图发给闺蜜希望她能安慰我，但我并不会发到宿舍群，因为不想让她们讨论我的感情生活”（F4）。在这个过程中，聊天截图的内容或许并不重要，而是一种作为关系表达的内容，即亲密关系的表征。截图与谁分享背后存在着亲密关系的比较与排序，也意味着分享者相信他们的朋友并不会泄露给他人，同时，收到他人的聊天截图是朋友间信任的象征。因此，聊天截图是朋友间信任表达的方式，通过聊天截图的分享过程人们能够构建与他人的信任等级。
　　在此过程中，聊天截图拥有重新聚焦内容并将其边界信息离散的能力，这使得用户能够重新部署截图内容，将截图置于自己的声音、意图甚至偏见之中。学者Jaynes的研究指出，截屏能够作为“同辈政治”（peer politics）的载体，并且这种评判具有性别化的差异，其在女性群体的情感连接、性格特质与身体管理的协商过程中十分凸显（Jaynes，2020）。本研究将聊天截图的流通范围扩大至匿名性的社会网络之中，进一步延伸该研究的发现。信息通讯技术往往以其特有的方式为人类提供互动的可能性，有学者提出网络社交性是将屏幕截图的内容灵活地迁移到新的或其他在线平台的催化剂（Cramer，Jenkins & Sang，2023）。当下，聊天截图在流通过程中已然超越熟人网络拓展到匿名社会网络之中，用户积极跨越多平台进行聊天截图的共享，与数字空间中其他节点展开连接。社交媒体平台“豆瓣”中“截图回忆组”、“TA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小组聚集了上万名以聊天截图为中心展开互动讨论的用户。在由参与式文化建立的聚合建筑中，屏幕截图成为人类交流中常见的一种媒介（Jenkins，2006），豆瓣平台中的聊天截图小组基于自由的讨论、分享与创造展开有意义的内容生产与关系互动。在此过程中，人际间的评判不再限于女性群体而是广泛存在于匿名性的网络圈层中，流动的空间吸纳了现实空间中的社会关系，借由聊天截图推动着主体“核心”的流动，使之动态地与其他空间中的节点产生思想认知的碰撞与人际关系建构。
　　具体而言，用户在豆瓣小组发布帖子时通常会对聊天截图进行匿名化处理与目的性裁剪，聊天截图体现了个体对截图流动的强大控制力。“我发布聊天截图时肯定会截掉聊天双方的头像，因为马甲千万不能掉，不然就尴尬了……聊天内容有时候就是短短两三句话，因为我喜欢分享有意义的瞬间……如果是很长时间的事情就会截下来然后拼图再发，这种情况太多的闲杂信息会干扰大家的讨论”（M2）。“这个小组里都是显微镜女孩和男孩，可以从帖子发出的只言片语解答出亿点信息，之前有一次和相亲对象聊天不知道对方对我是否有意思，我就把聊天截图发小组里问问”（F8）。任何用户都可以捕捉信息与他人分享，聊天截图的流通以微妙且公开的方式改变了匿名小组中用户的互动与态度，让人际间的评判拓展到更广阔的范围之中。
　　进一步而言，聊天截图也并非全然成为同辈政治的载体，在豆瓣平台“TA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小组中，许多用户通过分享自己参与的聊天截图寻求他人的评价并进行自我行为的调整。“我和我男朋友是异地恋，线上聊天的时候总觉得他不太主动发消息，而且回消息会间隔很长时间，我就把我们的聊天记录截图发到小组问问大家是不是我说话太过分了，或者我是不是有分离焦虑……后来有网友分析角色是我俩观念的差异，我们经过沟通协商后就和好了”（F5）。在此过程中，聊天截图、他人与自我在网络空间中交叉对话，聊天截图得以伴随并渗透到自我认知的交流实践之中。可见，聊天截图不仅实现了用户对信息的自由组织与控制，同时形塑了一种独特的“互型”结构，聊天截图以其流畅且自由的移动性成为用户建构身份、传达故事、联系他人的媒介，调节了我们在网络空间中的自我呈现和与他人的互动过程。
　　（三）监控：可见性的忧虑与自觉的行为规训
　　聊天截图在时间维度中的存档与空间维度中的流动最终将产生行动者意料之外的结果，即“互型”秩序的紊乱，对这种脱节现象的忧虑往往推动行动者根据新的秩序与权力关系来调整自身的行为规范，从而适应新的“互型”结构。具体而言，聊天截图的证据性使用及其在信任建构、自我展演中的价值使得聊天界面被截图的可能性不断提升，这种聊天内容的潜在“可见性”实际上也引发人们对于被截图的忧虑。有研究指出，截图成为证据的背后是一种性别政治，它使女性青少年害怕自己分享的内容被截图并时刻感知到朋友们的监视，这种恐惧使其加强了对身体展示和个体行为的自我规范（Jaynes，2020）。“我之前和朋友倾诉我和我对象的一些事，结果被当成八卦给传出去了，大家都来分析我们谁对谁错，让我们很尴尬……因为对方可能会把我们的聊天记录截图发出去，所以一些有争议的话或者比较敏感的秘密我可能会线下见面聊或者打语音，不留下聊天记录比较保险”（M4）。实际上，聊天截图凝固了不断消逝的电流，使得用户有机会重新捕捉、披露与建构私人空间的信息，这种可见性的威胁已然跨越了性别差异，对在线用户的自我披露意愿、话语表达方式、个人社交脚本产生中介性的调节作用。
　　在此过程中，截屏技术的出现将线上交流的主体置于“被凝视”的位置，拉康指出，“从这一凝视存在的那一刻起，我便已经是某种其他的东西了，因为我觉得自己正在变成一个供他人凝视的客体。但是，在这个位置——它是相互的——他人也知道我是一个知道自己被观看的对象”（Lacan，1988：215）。在“被凝视”的情境中，聊天截图的可见性引发了一种“想象性监视”，并通过规训机制来调节人们的实践行为。“规训是一种新的权力实践形式，为了达到持续监视的效果，权力应当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预知的。囚禁者不断目睹着高大的塔台，却在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福柯，1975/2012：226）。随时受到监视的意识使得犯人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样，聊天截图获取的便捷性与隐蔽性赋予截图者一种监视的权力，这种不平等的权力体现为内容的生产者始终面临着对话被公开的风险并要对此负责，而截屏者从中隐身。想象性监视使得人人处于被他者凝视的处境之中，出于对自身言语“越轨”的恐惧与隐私泄露的担忧，人们时刻进行着自我的言语审视与行为规训。
　　一般来说，人们依据信息的重要性与谈话伙伴的可信度来决定信息的公开程度，但屏幕截图能够隐蔽地打破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隐喻性的边界，这使得个体的信息控制感瞬间崩塌。屏幕截图作为一种监控机制已然威胁到个人在线上展开亲密对话的能力，人们会因无法实现信息控制而倾向于减少个人信息的披露（Shore & Prena，2023）。为了重建用户的信任，平台利用自身权力创建新的隐私规范，为用户提供了问责线索。具体而言，Snapchat、Ins等社交软件推出截图提醒功能，该功能会在一方进行截图操作时以弹窗提醒的方式实时告知另一方，该保护措施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个人的信息控制感。“我之前想在Ins上截网友给我发的照片，结果对方回我‘screenshot?’我瞬间社死了，才发现原来对方会有提醒，好尴尬，然后我转手把截图发给他问他衣服是什么牌子的，企图挽回颜面”（F6）。截图提醒功能在截图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处于后台的截图行为前移，该过程伴随着尴尬、羞耻等情感成分，并打破了舒适自在的对话情境。羞耻感等情绪意味着对规范与边界的违反，这将营造出新的媒体环境并推动着社会规范被重新评估（Corry，2021）。“为了关掉截图提醒，我用小号试了很多方法，彻底弄清楚了哪些模式下截图会被提醒，为了避免尴尬以后都要注意了”（F6）。可见，截图提醒技术通过制造尴尬、羞耻等情感威胁有限地平衡了截图者与被截图者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但这也促使截图者试图理解与学习新技术模式下的行为规范并调整自身的行为模式，以应对情感威胁。部分社交媒体平台企图通过截图提醒使得隐形的监控变得可见，这推动了用户进一步产生更为隐蔽的行为规范，也改变了用户间的互动方式与基于媒体平台的社交实践。
　　当然，若私自截图被他人知晓也可能引发人际间信任关系的瓦解。“我之前偷偷把聊天截屏发到豆瓣小组和大家讨论，虽然匿名了但还是被对方发现了，当时真的很心虚，都不敢和对方说话，后来这事儿翻篇了但我们的关系还是有了隔阂，所以现在我只在小组评论别人但自己很少发了”（F8）。我们发现，聊天截图的流动并不拘于单一媒介或平台，其拥有在不同媒介组合间来回切换的自由，这种技术本质上推动着信息从短暂走向永久、从私人走向公开，也重塑了截屏社交的“互型”框架。在此框架中，屏幕截图潜在地跨越了预期的时间与隐私边界，平台创建的提醒功能则揭示了截屏的隐蔽性，而个体在感受到被监视的同时也面临着私自截图被公开的尴尬，这些感情因素都推动着个体调整自身的社交惯习与行为规范，而这些广泛关联交织的实践则进一步巩固了新的“互型”并使之趋于稳定。
　　
结论
　　深度媒介化社会中，以技术为中介的传播过程与传播基础设施建构了现实的社会世界，新的媒介技术与媒介实践的合力培养了独特的传播方式，并以一种新的“互型”结构渗透至社会行动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中，甚至对日常现实的形成与存续过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此背景之下，截屏技术与社交媒体平台的连接在数据、时间、空间三个维度中为社会世界的建构带来了变革性且充满张力的作用。首先，聊天截图的生产使面对面互动与交流的惯例在经历声音的文本化与文本的图像化过程后被中介化的沟通所取代，基于现代媒介技术的中介化沟通失去了在场交流的及时性与一致性，却汇聚了远程通信与再现的技术将信息视为媒介对象进行存储，并以图片的形式弥补缺失的交流情境。其次，时间是“互型”秩序得以形成并参与社会建构的过程性要素，数字图片的时间性在流通与共享过程中得以显现。作为一种无时间的媒体，聊天截图能够凝固流动的信息打造永恒的当下，同时容纳无限的时间节点为个体带来密集性的时间经验。最后，社会世界的空间性经由聊天截图得以再现与迁移，截屏技术使作为中介的空间在流动过程中激活新的人际网络，重构社会关系。聊天截图的生产在数据化、时间性与空间性三个维度重塑了媒介实践，也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关系建构与媒介技术之间与日俱增的关联性。库尔德利与赫普将媒介化置于一种主体与传播工具的过程性互动之中（Couldry & Hepp，2013）。因此，在考察媒介技术所带来的变革性力量与强有力的秩序趋势的同时，也要关注社会世界的能动作用与对秩序抵制的潜力。一方面，聊天截图的储存性与拟真性推动了人们对聊天截图证据性的使用。另一方面，聊天截图在流动过程中所具有的关系生产的潜力使其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交资本，以建构圈子内的同伴信任与权力等级。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想象性监视”则会进一步衍生出规训权力，导致自我约束与管控的普遍存在。
　　在聊天截图传播的社交实践中，主体与技术在互动与依存的相互动态过程中建构了新的“互型”秩序，借此行动主体能够通过媒介实践完成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实现媒介对社会现实情景化的建构力量。由此可见，“互型”理论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社会世界与媒介技术之间的“间性”立场，以此突破人类中心主义与主客二元对立带来的理论局限，成为推动当下传播理论研究物质性转向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互型”理论实现了一种基于“过程”与“关系”的研究路径，从而与“主流”传播学研究中以“效果”、“秩序”为导向的研究形成区隔，为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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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鼎铭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媒介研究中心研究员；肖欢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数字劳动权益保障与平台规制研究”（批准号：23BXW07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