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婧茹
　　［本文提要］媒介间形式互动在数字技术环境下日趋频繁。然而，对于这类媒介边界被穿透，从而进行形式迁移的现象，既有研究未能阐明其发生机制。“再中介化”等基于诠释学的理论路径关注主体的感知体验，对媒介间参照的构型实践进行了认识论化的处理。本文结合物质主义视角对这一理论的重构，为数字技术对既往媒介的形式挪用提供一种新的思路。经过研究范式的转换，媒介间互动机制从转型的线性因果变为多重反馈循环的动态层次结构。在媒介边界的迁移性实践中，社会技术回路进行的劳动和转换过程得以凸显。这引发了对于“新旧媒介”框架的反思，从关系主义路径出发，导向了“交互”的本体论维度：既有媒介沉淀的文化想象具形在人类设计使用行为中，与“新媒介”的物理属性相互作用，引发了整个中介网络的动态变迁。
　　［关键词］再中介化 软件研究 媒介间性 数字物质性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逐渐形成了当下复杂多元的媒介生态与传播环境。各类数字终端通过图文、音视频软件实现了集成的媒介功能，而书籍、广播、电视等既有技术形式则经历了所谓的“数字化转变”。对于这种日趋频繁的媒介间形式互动，既有研究大致有两种倾向：一类突出媒介间形式的连续性，规避或者弱化不同媒介的物质技术差异问题，将讨论聚焦于媒介边界的模糊化。媒介融合的诸多讨论就采取了类似方式，认为“数字终端”转向实现了数字技术对媒介边界的消解（孟建，赵元珂，2007）。第二类则沿袭了媒介理论中对于技术特性与结构差异的强调，侧重于不同媒介实践之间的断裂性。这一路径关注底层技术框架产生意义的方式，将形式互动笼统地归结为数字技术作为“元技术”（Jensen，2010：69）对传统媒介“收编重组”（黄旦，2019）的特殊能力。
　　关于这两种路径，前者常被批评为将媒介工具化和客体化，“侧重‘融合’而忽略‘媒介’”（黄旦，李暄，2016），模糊了媒介变革中的区隔性（张玲玲，2016）；后者则在突出媒介本身与媒介间边界时，往往对不同媒介形式作一种基于其技术基础的差异化理解，未能阐明媒介边界被穿透、进行形式迁移的发生机制。以印刷和数字文档形式为例，研究者常将恒定性和流动性分别视为二者内在技术特性，认为数字文本弥补了文字没有互动性的缺点（Levinson，1997：113），数字书写空间中的元素永远处于重组状态（Bolter，1991：9）。然而，今天通用普及的“便携式文档格式”（即日常所说的PDF），在很大程度上模拟了印刷的形态与恒定性：通过页面图像而非电子文本的形式，允许布局、字体、图表等文档的视觉元素进行跨平台、跨设备的移植，使得“印刷外观”得以从纸上分离，在数字技术中被组织起来（Gitelman，2014：114）。
　　然而，这种对印刷文档形式的挪用，又并非数字技术对印刷文本的“融合”或吸纳，从实现策略上来说更接近于“媒介间参照”（intermedial reference）而非“媒介组合”（media combination）的媒介间构型方式（Rajewsky，2005)。换句话说，这种媒介间互动是通过使用自己的媒介特性手段（数字技术），对另一种不同媒介（印刷）的元素或结构进行唤起或模仿，从而产生了另一种媒介特性实践的“错觉”。这就意味着一种在媒介差异性基础上的边界跨越实践，更多基于一种转换和迁移性而非整合性的逻辑，媒介间缝隙通过这种参照被揭示出来。而既有研究的两种路径，均无法很好地解释这类建立于差异性技术框架之上的媒介间形式挪用。
　　对于这种媒体间边界的复杂性，麦克卢汉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McLuhan，1964：34），这直接启发了杰伊·大卫·博尔特（Jay David Bolter）和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rusin）的“再中介化”（remediation） 概念（Bolter & Grusin，2000）。但二人又明确反对从技术本身确定媒介关键属性，即所谓的“本质主义”假设（Bolter，2007）。因而，这一概念的论述回避媒介物质基础的问题，从而走向了上述路径中的前一种。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平衡媒介形式连续性与技术断裂性这对矛盾，①在这一理论中融入另一条路径中对物质性的关注，使其能够在正视技术差异的同时，对这种跨越媒介边界的迁移性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解释？从这一问题出发，本文剖析了“再中介化”理论的内在矛盾及所面临的诠释困境，结合数字物质主义研究对这一概念进行反思与“改造”，试图为思考数字技术对既往媒介的形式挪用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路径。
　　
一、再中介化理论与媒介间构型实践的认识论化
　　（一）媒介形式挪用与“直感性”逻辑
　　博尔特和格鲁辛将“再中介化”定义为“新媒介借以重塑先前媒介形式的形式逻辑”（formal logic）（Bolter & Grusin，2000：273）。二人的这一概念在相关领域研究者中的影响广泛，以至于已经成为历时维度上媒介关系的代名词。实际上，这个概念并非二人的创造，其英文单词原意为“修复”、“补救”（remediation），保罗·莱文森（Levinson，1997：113）在媒介研究中使用这一概念时，也表达了一种线性进化的内涵，认为我们发明的新媒介改进了之前媒介的局限性。博尔特和格鲁辛通过阐述与莱文森理解的差异，确立了自己这个概念的特殊性：“莱文森描述的发展总是进步的。我们认为，再中介化可以是双向的:旧媒介也可以重塑新媒介，因为改革和重塑的过程是相互的。”此外，他们提出再中介化的两个方向——透明媒介（transparent media）和超媒介（hypermedia），前者通过否认中介的事实来寻求真实，后者通过多重中介创造出体验的满足感。二者都是超越表征、达及真实的欲望的表现，不是追求形而上意义上的真实，而是唤起受众一种直感的（immediate）情绪反应（Bolter & Grusin，2000：53，59）。
　　在这一过程中，“新媒介”按照它们试图消除的媒介的标准来定义自己。例如数字摄影将真实定义为完美的摄影，而虚拟现实将其定义为第一人称视角电影。新技术通过与早期表征技术的联系来定义自身，因而，媒介是一种关系谱系，而不是线性历史。所有的中介都是再中介化，每一种中介行为都依赖于其他中介行为。博尔特和格鲁辛将这一理论的落脚点放在“真实感”的文化建构上，它是现代性社会中渴望透明度、相信媒体可以达到直感性（immediacy）的文化心理。媒介总是在挪用其他媒介的技术、形式和社会意义，试图以真实的名义与它们竞争或重新塑造它们。这里描述的再中介化的逻辑，不是根据表征与其表征对象的相似性来进行本体论上的定义，而是“根据感知主体的相似感觉的再生产，来进行主体间性的定义”（Bolter & Grusin，2000：53-55）。
　　“再中介化”概念自身界定的模糊性与其意涵在后续研究中的进一步泛化，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其灵活性。这一点正是它得以在多个研究领域成为启发性概念的生命力所在。基于“再中介化”关于绘画等旧的艺术作品与技术媒介之间连续性的讨论，文学研究者反对当下“媒介”概念在电报、留声机等“技术媒介”与传统的文学、绘画等艺术形式之间的人为割裂（Guillory，2010)。媒介史学者将“再中介化”归类为新媒介模仿旧媒介的多种方式中的一种（Balbi，2015）。媒介文化研究则以直感性和超中介性的双重逻辑为关键词，解读媒介设计中凸显或隐藏物理材质形态这两条平行线索（袁艳，2021；洪婧茹，2022）。
　　然而，与其说这些研究是对“再中介化”理论的发展，不如说“再中介化”为不同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脚手架”。评论者所称赞的“以综合性跨学科的方式反思众多类型媒体的能力”（Dobson，2009)，同样也导致了这一理论自身的内部矛盾以及进一步的讨论难以深入。实际上，这一理论中隐含了许多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想的痕迹。举例来说，摄影被视为一个“由人工制品、图像和关于这些特殊图像的意义和作用的文化协议组成的网络”（Bolter & Grusin，2000：58）。在其中，媒介成为拉图尔意义上的混合物，而再中介化作为中介与现实的不可分离性，被理解为一个重组现实的过程。沿着这一思路，再中介化过程涉及一系列关于本体问题的讨论，如媒介间形式挪用实践的发生机制，以及它所引发的整个中介网络的动态变迁。但是吊诡的是，再中介化的讨论又放弃了这一视角所隐含的问题域，反而转向了一种现代性主体对于媒介真实的感知体验的认识论问题。博尔特和格鲁辛将再中介化简化为一个完全由设计师等人类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来实现的过程，否认媒介是“对我们文化的其他方面起作用的自主动因（autonomous agents）”（Bolter & Grusin，2000：55）。
　　这一问题域的转换带来了“再中介化”理论内部的悖论：一方面思考了人和计算机、新媒体之间的连接，另一面又忽视了后现代思想中主体与客体、主体与机器关系的松动，而是强调一种与主体意识结合在一起的媒介感知与媒介体验。一面批评现代性和西方视觉传统中对于“在场”和“直感性”的渴望，具有了一种解构的理论潜质，另一方面又将研究落在再中介化中的“直感性”和“超媒介性”逻辑上。对于前者，有评论者尖锐地指出，这一理论高估了主体意识和个人控制在这一机制中的作用（Dobson，2009）。对于后者，将所有媒介理解为直感性和超媒介性的连续统，被批评为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媒体意识形态（Gershon，2010：99）。
　　这种矛盾与作者的意图密不可分。再中介化理论的探讨被认为“将有助于媒体制作者清楚地表达他们凭直觉已经知道的东西”，而并不试图改变或影响媒介设计实践（Bolter，2007)。基于这种理念，再中介化是分析性而非规范性的。这种“实用化”的研究价值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在中立地总结现有媒介形式设计的逻辑的同时，“再中介化”理论也与现代性的视觉中心主义和在场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形成了一种同一。此外，它对于媒介本体论问题的认识论化，也存在避重就轻之嫌，造成一些难以解释和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这在理论的总体思想源流与相应问题的诠释之间形成了一种断裂，最突出地体现在“媒介间性”的问题上。
　　（二）仿真的媒介间性与媒介间边界的溶解
　　对于再中介化理论中媒介形式挪用网络的设想，后续研究者很自然地与麦克卢汉和媒介环境学联系起来。实际上，这一理论还有另外一条容易忽视的理论源流，就是它作为“更大的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项目”的一部分（Bolter，2007）。“媒介间性”这一术语最早可追溯到1818年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对“中间物”（intermedium）一词的使用。1966年美国“激浪运动”（the Fluxus Movement）艺术家迪克·希金斯将“intermedia”一词引入艺术理论之中，原本强调“艺术作品所具有的创新和越轨的潜能，即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媒介形式所形成的缝隙之间传递信息”（王晶，2020）。这一概念在英文文献中时常出现在跨媒体艺术（interarts)研究的领域，而在德语学界则吸引了包括媒体研究、文学研究、社会学、艺术史等不同学科对“媒介间构型”和“媒介间交互研究视角”的兴趣（Rajewsky，2005）。国内研究者对“intermediality”的译法有“跨媒介性”（周宪，2019）、“媒介间性”（张玲玲，2016）和“互媒体性”（杨霜，2010）等，其中前两种使用相对广泛。相比较而言，“跨媒介性”在使用中更强调一种内容在不同的物质技术和载体上实现开放式的迁移，而“媒介间性”更突出不同媒介形态存在着一种建立在本体论上差异与缝隙的复杂关系，这种差异的逻辑也符合传统媒介理论的立场，对一种媒介的识别和理解需要基于它与其他媒介的关系（Gaudreault & Marion，2002）。
　　跨媒介艺术与文化研究领域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往往聚焦于媒介在表征层面的迁移，比如说电视剧采用广播剧的叙事模式，小说采取电影中的镜头感和视觉体验（李欧梵，罗岗，2004）。而再中介化关注的许多“形式挪用”，诸如计算机图形用户界面对纸张、画板等实体物质的参照，确实将这一媒介间实践策略拓展到另一个层面，即媒介交互设备层面的“媒介间参照”。然而，从事跨媒介研究的学者伊琳娜·拉耶夫斯基（Rajewsky，2005）认为，随着计算机技术“完美地”模拟早期媒介形式的能力不断增强，基于媒介差异的媒介间性定义受到质疑。以计算机生成图像为例，数字媒体能够消除其仿真过程中任何可感知的媒介差异。换句话说，数字媒介在对传统媒介的再中介化过程中，完全消除了媒介间边界和媒介间性。
　　这一理解在模拟与数字媒介之间制造了新的断裂与鸿沟，将媒介间文化实践的“实在”虚拟化和去物质化。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再中介化理论将媒介间边界建立在使用者的媒介感知之上，将它视为一种可感知的媒介差异。基于这一前提，再中介化的不同程度取决于新旧媒介之间被感知到的竞争或对抗程度：随着新媒介对旧媒介形式吸收程度的加深，再中介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延伸来说，新旧媒介之间的边界不断“融化”，旧媒介被溶解到新媒介之中。博尔特和格鲁辛对再中介化的解读中所强调的驱动再中介化过程的双重逻辑——“直感性”和“超媒介性”，是一种无历史的、无媒介物质差异的笼统逻辑。再中介化没有关注特定的媒介间构型的发生方式之间的差异，也闭口不提数字媒体与非数字媒体的物质技术差异。这原本是为了反对早期新媒体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和“媒介纯粹性”的假设（Bolter，2007)，强调模拟与数字媒介的基本关联性远超过相对的特殊差异，但仅仅诉诸于美学体验和意义的文化维度，在延伸推论中制造了新旧媒介之间一种新的二元性。
　　媒介间性突出一种“介于两者之间”（in-between）的体验和对张力性差异的感知，相关探讨需要为“交互”的映现性及其生产机制提供解释（Oosterling，2003）。然而，诠释学路径建立在接受美学的基础上。它所能触及的是媒介体验效果的接受维度，不足以分析媒介间“交互”的本体论维度。对于再中介化理论来说，它最终导向了决定媒介设计与感知的社会文化“逻辑”或者说“规律”。这一理论落脚点遮蔽了模拟与数字媒介“交互”的物质文化转换。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正视媒介特性迁移中媒介间实践的特定方式，将其中新媒介产物的意义生产与实践构型过程重新实在化和物质化？
　　列夫·马诺维奇（Manovich，2002）的新媒体理论启发了博尔特的反思。博尔特意识到，在再中介关系中，新媒介“不仅借鉴了旧媒介，还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这些新的东西源于“‘转码’（transcoding），将旧媒体形式转换为软件的过程”，数字人造物背后的代码赋予了它的独特性和真实性（Bolter，2007）。虽然博尔特并没能深入阐述数字技术将以往媒介形式转换成软件的“转码”过程中的迁移和转换，但已经显示出软件研究等数字物质主义视角在重建作为媒介间性基础的媒介间差异的可能性。尽管这一视角下的研究者采取了差异化的理论方法，数字物质主义研究仍具有某些共同的动机。它们都试图克服技术物质的“自然化”趋势，避免将媒体作为既定产物来分析，而是关注参与媒体生产和消费动态的非人类和人类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作用（Reichert & Richterich，2015)。
　　
二、数字物质主义视角对再中介化理论的“再中介”
　　（一）媒介物质性的情境化与流动化
　　凯瑟琳·海尔斯（Hayles，2002：5）很早就关注到再中介化理论对媒介间循环的复杂关系的描述。她在自己的研究中多次引述过这一理论，赞同其中所指出的“媒介不断地陷入一种相互模仿的递归动态，将竞争媒体的各个方面整合到自己身上，同时炫耀自己的中介形式所提供的优势”（Hayles，2004）。基于她所关注的电子文本性问题，海尔斯举了印刷与电子文本之间相互“模仿”的例子：电子书籍的屏幕页面被编程得尽可能看起来像印刷物，在屏幕页面上插入回形针图标、设计电子折角等；另一边，许多印刷文本也在设计上模仿电子超文本。类似于再中介化所提出的同一种美学原则可以贯穿不同媒介技术形式，她也反对将特定文本类型归因于特定媒介的逻辑。
　　再中介化理论希望挑战“在新媒介设计者与研究者中存在的一种本质主义假设”。它反对从技术本身确定媒介所拥有的某些关键属性，然后用这些属性论证如何使用或应该如何使用媒介。换句话说，它反对技术因果关系，拒绝媒介“属性”决定美学原则的逻辑。而博尔特之所以援引马诺维奇，也是因为后者在关注数字物质性的程序性特征时，也同样关注设计、可用性、审美体验和文化意义等问题。比起将数据库和叙事形式与特定媒介和信息技术相关联，马诺维奇更愿意将其视为“两种相互竞争的想象、两种基本的创作冲动、两种对世界的基本反应”（Manovich，2002：205）。这就将使用的社会维度和意义的文化维度放在了与底层技术框架同样重要的位置。在关注媒介物的美学形式及其所引发的现象学体验这一点上，海尔斯与博尔特和格鲁辛，以及马诺维奇的理论旨趣有所共鸣。
　　然而另一方面，海尔斯也提出不能仅仅因为文字相同，就认为屏幕上的文本与印刷页面上的文本基本相同。她认为计算机之所以能仿真得如此成功，仅仅是因为它在物理特性和动态过程上与印刷品有很大的不同（Hayles，2004）。在此，再中介化理论所面临的困境又重新浮出水面：媒介装置物质条件的差异性，与装置产生的感知体验的相似性，产生了一种潜在的本体-认识论上的分裂。如果按照媒介研究中关注物质装置的“稳定属性”以及以技术因果关系为中心的理路，这一分裂难以弥合；而如果强调“社会”与“文化”的决定作用和统一逻辑，则又陷入了抹平媒介差异的陷阱。
　　海尔斯的处理方案是将诠释学增加到物质性分析的框架中，将物质性定义为“文本的物理特征和其表意策略（signifying strategies）之间的相互作用”（Hayles，2004）。这种物质性不是预先存在的物理属性，而是取决于作品所进行的操演（performances），即“从作为物理人工制品的文本、其概念内容以及读者和作者的诠释活动之间的交互作用中涌现出来”。由此，媒介物成为“主体激活和实现的具形化符号的集合”（Casemajor，2015)。一方面，人类行为成为物质性本身生产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代码程序的运行等影响了文本呈现、意义生成与用户体验。
　　通过这种实践导向的物质性分析视角，对媒介的分析变成了对于实体、符号、符号化策略以及阅读过程的关系性批判分析系统（曾国华，2020）。以分别在计算机和印刷形式中实例化的超文本为例：一方面，二者因各自的媒介而有所区别，相比于印刷百科全书通过交叉参照系统形成的链接机制，计算机在电子超文本的创建中执行比印刷书籍更为复杂的认知行为，和人类用户共同构成分布式认知；但另一方面，电子超文本的效果在印刷媒介中又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模仿，比如围绕电码本使用而形成的电报操作员、电码本、接收者的协作链条，说明在印刷的结构方式中也可以凸显认知的分布式特性（Hayles，2004）。海尔斯将问题从相似性与差异性二元的静态比较，转化为基于媒介特性的实例化和模仿实践的过程考量。
　　这一理论处理方式显示出海尔斯所受到的复杂性思维的影响：她反对单向影响的线性因果关系，认同多向交互的动态涌现过程。这种动态涌现通常无法预测，而只能追溯。海尔斯认为，由于声音、图像、文本和它们相关的媒介（如留声机、电影和书籍）都可以转换成数字代码，存在一种把计算机看作是将所有其他媒体溶入其自身的最终溶剂的趋势。她反对这种将所有媒介融合成一条单一的因果线的认识，以及由此带来的将循环的起点定位在特定的位置和媒介上。与此相反，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方面更忠于因果关系的非线性理念，即由递归反馈循环和多重因果关系构成的“动态的循环阶序”，而非两个先前存在的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Hayles，2010：33）。以印刷与数字文本的关联为例，博尔特和格鲁辛赋予印刷媒介更为原初和本源的位置，通过与印刷版本的体验相似度来判断数字化形式的再中介化程度。而海尔斯则描述二者交互作用的复杂动态：即使文本的最终输出形式是印刷物，但也曾作为电子文档存在，并且使用计算机技术创造了新的印刷字体和其他视觉效果。“再中介化”就成为了追溯这种涌现动态的解释策略。
　　经过这一转变，媒介间边界从主体的感知体验被重新放回到媒介本身的运作逻辑上。但这并非是从社会决定论倒向技术因果逻辑，也不是简单基于媒介物理属性的差异来重建被文化统一性所消解的媒介边界。通过将物质性定义为物理实在与人类意图的结合，媒介的物质性成为情境化和流动性的，在机器运作和人类实践的交互过程中具形并实例化。这一过程中，技术和文本、人类与机器相互渗透与构成，其功能与属性都只能在互动的关系主义网络之中被理解，所有类型的边界都可以渗透到假定的他者之中。基于这种流动性，海尔斯承认媒介间的边界，不是试图控制这些边界，而是要理解跨越边界的流动如何以物质上的特定方式创造复杂的媒介间交互动态（Hayles，2010：242）。经由关系实在论和复杂性思维等理论范式的中介，“再中介化”理论的问题域及其“线性逻辑”发生了转变。与此同时，媒介间连续性与断裂性的二元困境得以消解。作为其基础的“社会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的分歧，在新的理论视角下也不复存在。
　　（二）媒介边界迁移的实践性与转换性
　　如果说海尔斯对“再中介化”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方法论的创新上，另一位关注数字物质性的研究者玛丽安·范登布曼（Marianne van den Boomen，2014）则引入了批判性的视角。这一转变使再中介化理论超越了对媒介设计原则的描述总结，具有了反思和规范性价值。
　　再中介化理论在阐述透明直感性逻辑时，曾以个人计算机的图形用户界面的胜利作为例证：桌面隐喻取代文本命令行界面，将计算机等同于文件夹、纸张等物理桌面和办公室员工熟悉的物质。这种设计原则正是否定数字技术中介性、追求直感性的文化诉求的表现。再中介化理论并未提出这种使界面透明化和自然化的设计原则有何不妥，反而担忧窗口化风格在文字、图片、视频等不同程序间的切换，仍然会透露出新旧媒介形式之间的不连续性（Bolter & Grusin，2000：32-33）。正因如此，在论述再中介化的四种不同程度时，图形用户界面的案例被归为第二积极的再中介化，即“尝试完全改造旧媒体，同时仍然标示旧媒体的存在”（Bolter，2000）。虚拟现实技术成为程度最深的再中介化的范例，被认为是完全吸收旧媒介，使两者之间的不连续性最小化。
　　而范登布曼则将这种连续性本身视为问题。图形用户界面这类用户友好性设计美学的产物，与软硬件过程的索引关系被静态化，封闭了数字代码的复杂性。这一过程系统地隐藏了机器内部的运行过程，从而导致了物质过程的不可见化。在她看来，发生在新旧物质之间的迁移不只是媒介感知的模拟，还从旧媒介领域导入了特定的技法和脚本，引导并配置了用户使用新媒介的活动方式（Boomen，2014：36-42，117）。以触屏电子书为例，用户在电子书阅读实践中不自觉地调用了纸质书翻页动作这一熟悉的文化资源，但对由此引发的机器内部的物质技术运作毫无觉察。这种索引性动作的可处理性是用户界面中真正关键的关系。正是通过这一动作，人类的操作实践与和机器端的软硬件运作相关联，构成了一个固定的算法过程。博尔特和格鲁辛关注设计师的美学设计原则——“直感性”，认为这一逻辑带来了新旧媒介形式的延续性；而范登布曼则注意到这种表面上的延续性所遮蔽的差异化的媒介运作与人机交互机制。在这一人机交互中，用户在电子书阅读时的翻页动作，实际上引发了与纸质书籍翻页截然不同的软件程序的运作。通过将屏幕后运作的软件背景化，而软件所挪用的旧媒介形式前景化，人机交互机制中复杂的层次链条和异质性迁移的动态过程被隐去，唯一可见的只有界面上输入与输出的稳定结果。
　　基于此，范登布曼受到“转码”（transcoding）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中“转译”（translation）概念的启发，对“再中介化”概念进行了自己的“改造”。“转码”概念原本指一种格式到另一种格式的数据转换，例如从word转为PDF格式，这一实践包含了数据丢失的技术前提，意味着没有任何转换是无损的。而ANT中的转译是一种策略和程序，旨在吸引、征召和动员行动者，以实现一个稳定事实（Callon，1984）。范登布曼关注这两个概念共同的前缀“trans”（转换）所凸显的动态机制，强调数字技术在挪用既有媒介形式时发生的运动和迁移过程，强化其中的“转换”内涵（Boomen，2014：20-21）。
　　在她看来，再中介化是由人类、隐喻、机器和社会-技术回路进行的劳动、转译和转换的过程，而不是本体论状态。再中介化必然伴随着“去中介化”的过程，一方面借鉴原先的媒介形式，另一方面又隐藏了复杂的中介转换机制。比如网页对纸张的借用，实际上我们只关注了媒介“屏幕”的前景里介质的相似性，但看不到计算机及其相关网络的软硬件等物质装置复杂的运作机制。类似的还有邮件服务器上存储邮件的机制，对搜索引擎结果进行排序的算法，或聚合有同样标签字符的数据库，这些物质性的运作对用户来说都是难以察觉的。再中介化的直感性是由人类实践、默会知识、物质隐喻和媒介机器的结合产生的。据此，“再中介化”被重新界定为跨越和改变现有媒体边界的动态过程（Boomen，2014：120-127）。这一阐释突出的不是媒体形式之间的连续性，而是强调基于媒介间差异的转移、翻译和转化的内涵。新媒介的生成，是这一过程中各种实体的元素和形式集合涌现的结果，这个涌现可能被本体化并最终被看作一种新媒介。这意味着再中介化先于媒介。媒介是再中介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范登布曼所属的乌得勒支媒体研究项目（the Utrecht program）致力于“媒体装置动态”的探索，认为新媒体既被嵌入，同时又产生和重组物质文化（Raessens et al.，2009：15-16）。曾经作为分析性概念、相对中立的“透明直感”的设计原则，在这种新的视角下已经成为问题。所谓“用户友好”的软件交互界面，实则是具形了“直感性逻辑”脚本的人工物。因为它规约了用户特定的操作方式，将这一设计原则导出为组织社会秩序和主体地位的行为规则，从而维持了“媒介底层机制与用户无关”的知识权力体系。范登布曼诠释这一问题的规范性意味更浓，带有了界面批判的色彩，即将设备和应用程序视为通过所谓的体验设计、用户指导和可用性来治理用户之物。界面被认为是一种治理的手段，能够发展特定的社会行为、社会实践、规则和结构的模式（Hadler & Haupt，2016）。界面批判研究试图质询设备和应用如何塑造我们对周围环境和世界的认知。这种质询在当下技术越来越不可见化、越来越“自动化”的趋势下显得尤为必要。
　　
三、“交互”的本体论维度：媒介间参照研究的关系主义路径
　　（一）软件研究与“新旧媒介”框架反思
　　本文引言中将“媒介融合”与早期的“再中介化”研究归入媒介形式互动研究的第一条路径。从两个概念的表述来看，前者强调数字技术对既有媒介形式的衔接和整合，而后者则偏向不同媒介形式之间的竞争及由此引发的相互塑造与转变。但正如有学者指出“转型”暗示了从一个固定状态转向另一个，隐含了“不同媒介既是同质的也是连续进化的”这一前提（黄旦，2019），再中介化同样从连续而非断裂的角度构想了媒介史。这类理论所遭遇的困境，实际上是更广泛层面上的“新旧媒介”认知框架所带来的问题。
　　以文档问题为例，这一思考路径将纸质文档、印刷书籍视为“传统媒介”或“旧媒介”，而将PDF文档、电子书等在数字终端显示的文本形式视为“数字媒介”或“新媒介”。后者被看作是前者经历数字化转型后的产物。这一认知在不同物质形式之间建构起一种特定的关系想象：一方面是二元的，根据文本呈现时所附着的物质形态划分为平行的媒介类型，如印刷与电子、模拟与数字、旧的与新的；另一方面又是线性的，即数字媒介实现了对既有媒介功能与形式的吸纳，在纸质与数字文档之间形成了一种替代、更迭的线性关联。“无纸化办公”理念的倡导就是这种关系想象的体现。
　　这一框架存在的矛盾之处在于：其一，关注点和媒介类型的界定在于其传播和呈现的介质，而非其生产流程。在这一标准下，一份手写、扫描后在数字终端传播的文档可以被归入新媒介范畴，而经过文字处理软件编辑但最终以纸质形式出现的文本则不能。实际上，后者所铭刻的数字化痕迹可能更深。其二，这一关系对应中数字对既有媒介覆盖、融合的由多向一的线性逻辑，与现实中综合使用不同媒介集群的“多元媒介”环境相悖。这种冲突引发了“人们为何在数字文档相关技术普及的同时保持纸张依赖”等理论追问（Sellen & Harper，2003；Komito，2009）。
　　海尔斯的理论消解了前一个矛盾，将媒介交互机制从终端形态对比的“新旧转型”这一线性因果，转变为过程性的多重反馈循环的动态层次结构。模拟和数字元素间存在相互纠缠、彼此渗透的复杂牵连。这一机制将印刷视为电子文本的一种特殊输出形式，而非与数字媒介分离的单独领域。数字化过程通过视觉效果、叙事方式等隐蔽地牵连于文本结构之中。数字和模拟在人类认知中相互作用，构成了一种协同进化的分布式认知系统。范登布曼的阐释则回应了第二点中新旧媒介在可感知形式上重叠的问题，将其视作仅仅是屏幕端界面效果的相似性。它遮蔽了新媒介与人交互时所调用的代码、程序、软件运作。这些数码物通过选择、限制交互方式来引导用户行为，联结起了与既有媒介截然不同的物质文化实践。举例来说，PDF文档并非印刷文档在数字端的等价之物：一方面无法实现折叠、张贴等纸张允许的交互方式；另一方面将文档变为关系型数据库的对象，并使用户使用被参数化、受限于菜单标识的任务（Gitelman ，2014：131）。
　　二者共同指向了“媒介”概念在数字时代的变化。我们所说的“新媒介”是数字与媒体技术这两条不同历史发展轨迹的融合。而这一概念界定却将计算机传播与呈现媒介的功能，置于其生产或者储存媒介的功能之上（Manovich，2001：43）。想要全面理解数字化对于文化的影响，需要摆脱以往电影和电视研究的表征性框架（Lovink，2012），聚焦“软件”这一关键物（易前良，2022）。软件的影响贯穿了信息获取、操纵、存储和分发传播等所有环节，同时产生了远远溢出“新媒介”范畴的“编码物”（Kitchin & Dodge，2014），比如将自动售货机等物体接入分布式网络。但现有研究依然更广泛地关注软件所支持的媒介消费品，而非软件、代码本身及其如何塑造数字技术与当代媒介。比起MP3格式这一类软件标准（Sterne，2012），更多讨论集中在便携式播放设备。②再中介化概念的演变轨迹显示出从媒介研究向所谓“软件研究”推进（Manovich，2001：65）的有益尝试。这种创新不仅是研究对象的重新界定，更意味着理论范式的转换。
　　（二）文化连续性与物质差异性在实践中的“内折”
　　回到本文所要回应的核心问题：如何在正视技术差异的基础上解释媒介间形式参照，阐明这一映现性“交互”的发生机制。引言中所论述的两种路径实际上都延续了传统理论范式中对“物质”与“意义”、“表象”与“规律”的分层想象。以再中介化为代表的前者将结论放在形式连续性“背后”统一的文化逻辑，后一条媒介研究的路径关注技术逻辑下物质差异产生的不同偏向与影响。二者无法同时勾连起分属于“主观”和“客观”不同领域、处在“动因”和“后果”不同层次的物质与文化问题。而再中介化理论经数字物质主义思想“转译”后，则转向了一种实践导向的关系本体论，将关系及其内部活动作为实在。在结构主义的意义上，一旦结构，即成形的关系作为一种前提，那么连接只能作为结构的副作用被限定。然而，关系实在论中的关系是结果，或者说并不存在规整的、作为规律性的结构，只有一种异质性的构造，因而连接是自由开放的。
　　这一理论范式从操演性角度考量物质性，在人工物设计运作的实践过程中，众多人类与非人类要素将自身的某些属性内折其中。日本历史学者冨谷至（2007：140）考证发现，纸张在历史上曾延续过简牍时代的记录方法、样式和装帧，但即便通过“纸连”、“缝印”等连结方法，也无法完全复制简牍依次追加的编缀功能。因而直到晋代，人们将书籍、信件等写在纸上，而在行政文书中沿用简牍。即使是纸张、竹简这种相对简单的“硬件”性物质的运作，也卷入了介质自身的物理属性，基于文化连续性等多种因素所注入的人类想象与体验，以及由此带来的设计与使用实践。而数字文档更是包含了“技术规格的密集层次”（Gitelman，2014：117），规定其运作规则的文件格式，涉及影响媒介外观、感觉、体验和运行的一系列决策（Sterne，2012：7）。
　　从介质的物理属性来看，纸质文档作为传播标记直接铭刻在书写表面上的组合，本身是独立自足和完整的。而数字表征作为存储在软盘、硬盘或服务器上比特的集合，无法被人类感官直接接触，本身不适合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数字文档的实现得益于上世纪60年代设计者的关注点从算法等幕后设计转向输入和输出，文本编辑器等软件工具的开发促进了数字表征所产生的可感知形式的发展（Levy，2001：158）。由此，数字文本并非直接通过字符串或像素值的映射被表现出来，而是间接地作为程序，在屏幕上执行文档页面的生成（Gitelman，2014：18）。这一策略性的技术使用改变了数字文本的呈现形式和功能属性，从作为执行专业性计算的指令输入，变为辅助大众化办公的文档对象。
　　多数数字文档是docx格式这类标记语言文档，它们通过在纯文本上包裹各种标签（tag）来描述颜色、字体等文本样式。文本内容和格式的相互独立，造成了其对编辑操作的开放性和依据工具运行环境变化的显示效果。这也是学者们对纸质、数字文档间的恒定性与流动性之分的重要原因。而PDF格式文档则带有其他数字文本格式不常具有的印刷形态与恒定性，处于一种特殊的媒介间参照之中。Adobe的创始人沃诺克在一份备忘录中阐述了PDF格式的想法:目标是解决当时的公司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即“没有以电子方式传播和查看这些印刷信息的通用方法”（Warnock，1991）。基于这一企业场景中“电子印刷”的定位，PDF格式在其技术原理与实现过程中铭写了由印刷媒介沉淀的文化想象。
　　不同于其他面向编辑的文档格式，PDF格式采用了矢量图式的结构化存储，对文字、格式、颜色及独立于设备和分辨率的图形图像等进行封装，其绘制文本的流程是将特定码位上的字符从字体资源文件中取出放置在某个坐标位置上。简单来说，PDF文档的基本要素已经不再是电子文本，而是页面图像。其高亮、笔记等标注（annotation）并不是一般文档中的“编辑”，而是作为附属于所在页面的子对象，与存储文件内容的对象相互独立。这一技术产生了跨软件、跨平台精确复现的界面效果，以及内容修订的封闭性。这使得PDF文档回溯至印刷出版商与其阅读客户之间的劳动分工，支持了依赖于文档的作者和读者的结构化等级制度（Gitelman，2014：131)。就这一点而言，PDF文档相比于开放批注的纸质文档，其实更为“落后”。
　　媒介使用者同样是这一关系主义网络中的一环。围绕印刷文档形成的制度文化与阅读习惯，无意识地在PDF文档的使用中得以调用。然而，随着数字文档使用的普及化，当下也有很多使用者关于PDF文档为何不易复制编辑的困惑。这实际上是因为用户在潜意识认知实践中，将PDF文档与docx等数字而非印刷文档进行了联系。这也反映了媒介间参照这一“再中介化”网络的动态性。在其中，数字技术本身已经隐身为文化资源和行为惯例，逐渐成为被参照的“旧媒介”。
　　对于媒介间参照的特性迁移问题，博尔特和格鲁辛的再中介化等建立在接受美学和主体间性基础上的理论逻辑，将媒介间构型实践的“实在”虚拟化和去物质化。软件研究从媒介的表征性、可接触的一面转向“屏幕背后”，把注意力放在媒体的表征性社会功能之前和之后发生的动态。通过融入再中介化理论，数字物质主义采用了一种实践导向的关系主义路径，为讨论“交互”的本体论维度提供了新思路。这取消了被视为动因的“社会文化”的先验的内在基础结构，使其成为一种物质与符号相交织的、开放连接的异质性“网络”。再中介化研究的任务不再是在认识论的前提下对静态媒介的既成状态进行对比、构建社会分析，而是对媒介间参照的构型实践这一动态过程本身进行跟随。所谓的文化连续性，即围绕既有媒介的实践而形成的感知方式、行为惯例以及所积淀下的文化想象，会具形在设计决策和使用操作等人类行动中。这与另一种媒介的物理装置互动，进而联结成另一种物质文化网络。媒介在其中既是产物，也是过程和行动者。■
　　
注释
①本文重点讨论媒介间形式交互中这一种类型。除此之外，媒介杂交（media hybridizations）还包含了多样化的形式。如前文所说的媒介组合，以及与此处讨论对象相反的一种情形，即媒介的技术支持在其他表征形式中得以延续。
②自马诺维奇呼吁“软件研究”作为新媒体研究的方向以来，已有一批涉及软件主题的研究，除了本文论述的两位学者外，还有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R. Galloway，2010），阿德里安·麦肯齐（Adrian Mackenzie，2006），马修·富勒（Matthew Fuller，200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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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洪婧茹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