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暄
　　［本文提要］本文聚焦民国上海商业广播，描述广播这一现代性的“生意”如何发展起来，同时这门“生意”又如何嵌入到上海的城市传播实践中，创造了何种新的城市文化形式。研究发现，广播电台作为一种新的媒介技术组织形式，在城市引入、连接并绘制了新的商业图景：城市商业组织办广播，构筑了新的商业空间；无线电零售商结成收音机销售网络，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收音机市场；广播广告的诞生连接了商品、商家与听众，为城市大众塑造了新的消费体验。广播呈现的是一种“中介化”的现代性消费文化，物质媒介本身以及广播承载的广告与商品的声音，成为消费欲望的对象，铸就了一种新的都市文化与消费现代性的想象。
　　［关键词］上海广播 现代性 商业文化 消费主义
　　上海作为“西方文化输入之前哨”（唐振常，1994：165），从开埠以来，“物质建设”一直都是上海现代生活最重要的面向。人们切实感受到电灯、电影、收音机、留声机等新技术给城市带来的变化，新式商品的流入也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无论内容还是形式，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且看1925年《申报》一则广告：
　　顺风耳。本公司现在每天播送五小时的音乐，内中十分之七是中国音乐，而每逢星期三有西乐大会，星期六有京剧大会及名人演讲，派利饭店的跳舞音乐更是大吹大擂，天天不停。现在跳舞盛行了，诸君要学习跳舞，请从速购备开洛无线电话收音机，那纽约跳舞音乐团是天下驰名的，诸君听了一次，包你上瘾，天天不肯放手哩。至于新闻报告、商情交易所行情及天文预报等，都是敝公司日常的功课，按日播送，详细到十二分。娱乐之外，更可佐诸君操赢计奇，灵通消息。呵呵，说不尽，说不尽。（申报，1925g）
　　从广告中看，收音机提供了一个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想象，也切实为城市带来了新的变化：广播让大众享受最新潮的舞蹈音乐等娱乐节目，还可以“灵通消息”、“操赢计奇”，为商人提供最新的市场动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此类广告在上海各大报刊中铺天盖地，广播电台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根据交通部国际电信局的统计，1935年上海有52座电台向将近300万城市居民广播，正在使用中的收音机超过了10万架，分布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之中（申报，1936）。可以说，从1923年上海开办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短短的十年间，广播成为最受城市大众欢迎的娱乐媒介，同时广播也通过自己的“操赢计奇”，成为一门现代性的“生意”，为城市创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销售与分配系统。
　　媒介本身的物质与感官特性“可以与文化生活和价值观产生微妙的联系”（Miller，1997：9）。广播的媒介特殊性在于它具有实物（即收音机）和媒介两个维度，如媒介研究学者西尔弗斯通（2004：161-168）所言：广播既是商品也可以“传播”商品，“我们消费广播，也通过广播消费”。因此，广播作为现代性“生意”的具体内涵，在本文语境下主要聚焦广播媒介本身的物质性特征，以及作为物的广播生产与消费的过程，具体来说即收音机的售卖和消费、新兴的广播广告形式，以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盈利性的制度化的广播商业组织。本文聚焦中国1920到1930年代特定历史场景，立足城市日常生活的经验层面，描绘广播这一现代性的“生意”如何发展起来。具体而言，广播如何成为“商品”又是如何传播“商品”的，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这门“生意”如何嵌入到上海的城市传播实践之中，创造了何种新的城市文化形式，借此来理解近代上海城市人接触新媒介、消费主义与城市现代性的商业文化景观。
　　
一、“办电台”：广播构筑城市商业空间
　　广播电台开办带来的直接效应就是城市中售卖收音机的洋行、无线电商大规模增加。1930年前，上海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外商电台，但在外商电台的引领下，本土广播电台迅速确立自己的商业经营模式，广播介入到城市商业格局之中，很快成为了商家贩卖自家商品的一种营销手段，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商业组织。电台由资金充足的无线电零售商、报社与大型的百货商店所拥有，他们纷纷利用广播来提升自己的生意：无线电商利用电台节目推动人们购买收音机以及零部件，报馆利用广播为报纸打开销路，百货商店利用广播的新奇性增加商场的人气，创造新的购物体验。城市商业组织的广播实践与对广播的经营构思预示了1930年后商业广播的雏形，是早期上海广播史图谱非常重要的一页，这些围绕广播的经营实践也构筑了新的城市商业体系和商业空间。
　　（一）无线电售卖商办广播
　　上海最早的奥斯邦电台的广播事业是与无线电器材售卖紧密联系的，电台拥有者同时也是收音机售卖商。奥斯邦是一位英国出生的美国记者，一战期间在日本报社工作。1922年，奥斯邦在东京建起了一座广播电台，他直言开办电台的目的是希望在更多的亚洲人中间销售收音机（E.G Osborn，1923）。机缘巧合，奥斯邦在日本结识了颇有资产的张姓华侨商人，他们共同组建了中国无线电公司并准备在中国开办广播电台（胡道静，2011：844）。奥斯邦特别指明在中国办广播的目的是“将上海带入到世界先进城市行列”，“商人们一致认为，这一发明无论是从教育观点来说还是娱乐观点都证明会带来不寻常的好处”（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1985：2-6)。奥斯邦与其它西方冒险家一样，一方面希望能将体现西方现代性的科学带入中国，另一方面则希望从商业层面开拓远东市场。
　　奥斯邦计划在上海租界筹备建设电台。与电话机不同，无线电属军用品，北洋政府规定所有无线电设备归陆军部管理调配，“非经特许，未便准其进口”（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1985：41）。于是，奥斯邦乘船从美国秘密“走私”了一批无线电设备与收音机。同时，他利用上海“一市三治”的特殊环境，在租界区广东路大来洋行楼顶架设电台铁杆与天线，将洋行楼内一间会客厅设为播音室，建起了一座小型广播电台。电台播音首日，有超过五百人聚集在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大楼的礼堂、礼查饭店和卡尔登收听了首次无线电音乐会。《大陆报》称“数百人聆听了时代的奇迹”（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1985：7）。奥斯邦的高调立刻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与上海租界英美领事交涉取缔电台（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1985：40-41）。电台虽然因为租界庇护未能取缔，但经历多次“骚扰”，奥斯邦的电台停止播音，中国第一次广播事业以失败收场（胡道静，2011：845）。
　　奥斯邦电台虽然只在租界范围内试验播音两个月，但是它的经验被后来新办电台效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开办广播事业与无线电器材售卖紧密联系。1923年经售无线电机和电气材料的美商新孚洋行开办广播电台，直言“用于试验和向顾客示范该公司经售的收音机及其零件”。为了展示这一新发明，新孚洋行布置了一间收音机的样品陈列室试验播音，欢迎听众来到洋行，“打开公司的一架收音机随意收听广播”（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1985：15）。
　　新孚洋行的营销很有效果，甚至江浙两省的居民，看到上海报纸对新孚洋行收音机的鼓吹，纷纷“购买收话机以供家庭娱乐，尤以上海方面为多，该洋行一时营业大盛”（曹仲渊，1924）。上海众多洋商华商看到广播这一新生事物的商业潜力，纷纷加入到开办电台的行列。这其中经营最好、持续时间最久的当属1924年美商开洛公司开办的开洛电台。开洛公司的经理迪莱是一位富有远见的美国商人，他从1920年起就在上海参与无线电以及通讯设备的商业活动，并且获利不少（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1985：6）。在一份售卖收音机的广告中，开洛公司这样陈述自己所经营的事业：
　　本公司每年费了很大的费用，在上海播送无线电话音乐，天天大唱特唱，卖力卖到十二分，为的就是要使顾客们在本公司购置收音机。诸君听了称赞一句好，传一个名气。至于赔本不赔本，顾不了许多。好在我们的公司在美国设立已有二十七年，资本信用久已卓著。在中国做这的生意，蚀本赚钱，用不到担心事的。（申报，1925d）
　　开洛公司宣称自己做的是“蚀本”生意，强调听众“一次将收音机买定，以后一个小钱不要出，每天写写意意的听他四小时的音乐。仔细一算，不到两个月，就听出本钱”（申报，1925e）。这预示了日后广播收听费用模式的问题，电台娱乐节目是免费提供给听众的，电台的一切开销有赖于收音机的购买，售卖商品维持电台开销也成为后来商业电台经营的重要模式。
　　同时，开洛电台致力于商业类节目的广播，以此为卖点进一步刺激收音机的售卖。开洛电台上午主要为听众提供商情节目，有汇兑市价、钱庄兑现价格、小菜上市等。如果钱业以传统方式接收信息，当天下午四点才可以收到有关商情信息，而装设收音机的商家早上十点就可同步得知沪地行情（申报，1926d）。自开洛电台开办后，上海周边城市如扬州、无锡等地机构纷纷重金购买开洛公司的收音机，无锡纱业公会“因求上海纱布交易所报巿情迅捷起见”（申报，1926a），首先装设收音机，沪上开洛公司每日播送金融、纱布、食品、交易市价，此厂在无锡得悉最早，可以运用一切。而其他工厂因为得到消息的时间晚，在经济上面遭受损失，不得不同样装置了收音机，以确保能够同步得知消息（申报，1926b）。因为广播的出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周边城市与经济中心上海之间的经济讯息同步，广播成为城市商业贸易与城市之间商业交往最重要的媒介。
　　在外商电台引领下，更多的无线电制造商和零售商加入到了这个行业。1929年到1935年上海新办电台大多被“收音机和无线电设备制造商和销售者”所拥有。据统计，1932年前上海共计29家私营商业电台中，由无线电器行或是无线电收音机销售商业部门所设立的有19家之多（汪英，2007：30）。尤其是在1929年4月交通部颁布《广播无线电台机器装设及使用暂行章程》后，上海的广播电台呈“雨后春笋”之势，从1931年到1932年两年间，新建电台几乎有了三十多座（胡道静，2011：846）。仅仅十年的时间，围绕广播，城市出现了一个庞大的行业，城市公共与家庭收音机数量伴随着电台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广播成为城市中最具商业活力的现代化媒介。
　　（二）报馆与电台的媒介联动
　　除了无线电制造商，报馆一开始就看到了广播的商业潜质。广播的即时性特点吸引了报纸，报纸并未担心广播取代它，而是与广播这一新媒介积极合作，或直接开办播音室，或利用广播宣传报纸。
　　奥斯邦是记者出身，深知媒介的影响力，他还未到上海，便联合上海著名美商英文《大陆报》宣传广播事业。1922年底，《大陆报》在头版以醒目标题宣告：“上海很快就要有无线电话了”（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1985：1）。著名的英文《字林西报》也成为广播登陆上海的“先锋”，重点讨论了在中国创办广播电台的可行性：“美国广播音乐、音乐会、新闻、市场报告以及演讲是无线电卓越的应用，堪称科学界的奇迹，不久的将来，广播将会登陆中国，人们将成为广播‘粉丝’，就如同当年人们成为电影和留声机的‘奴隶’一样。”（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922）
　　英文报刊的读者主要是租界区的外国人，城市流行报刊《申报》则在奥斯邦电台开播前一天向更大范围的城市大众传递了第一次广播的消息，“凡装置无线电机者，可将电浪拨至二百米达，即可在家听闻卡尔登及该公司传出之新闻、音乐矣。明晚到礼查饭店夜膳者，亦可闻之”（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1985：11）。中英文报刊的“造势”使得奥斯邦电台尚未开播之前，就获得了舆论的关注，推动了收音机在城市的售卖，“近几个月来，上海已经安装了数百架接收机，由于有了定期无线电节目的预告，又额外出售了一大批接收机”（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1985：5）。
　　电台首日播音后，上海报刊不断赞叹这一新事业，此时广播还没有它的名字，《申报》给它起了一个浪漫的称谓“空中传音”，连续数日报道电台情况，鼓动听众收听（申报，1923）。政要名人看到消息，纷纷表达对广播新事业的兴趣。总统黎元洪派秘书打听如何收听奥斯邦电台的音乐节日，“消息传到奥斯邦那里，他受宠若惊，立即动手赶装了一架‘特制’收音机，以保证黎元洪在其北京家中毫无困难地、清楚真切地收听到广播”（郭镇之，1986）。在电台开播的第三天，孙中山祝贺广播成功，赞扬广播的价值，孙中山著名的《和平统一宣言》更是早于报纸一天在奥斯邦电台中播出（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1985：10）。
　　报纸的报道开启了大众对新科技的兴趣，广播这一新媒介也为报纸开辟了另外一个销路，比如奥斯邦电台就与《大陆报》签订独家合约，“无线电音乐会的节目将独家刊登在《大陆报》上”（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1985：7），众多热衷无线电的听众如果想提前知晓节目内容，就必须订阅报纸。
　　与之前的外商电台不同，开洛电台开创了一种类似于美国连锁广播网的新的播送方法，除自设的江西路播音室之外，迪莱在福开森路的总广播站机器间内装置了一个电话号牌，分出十个号码，利用华洋德律风公司的电话线，邀请城市有名望的团体免费接入开洛公司的播音线路，在一天的不同时段播出节目，且彼此之间可以互联共享节目。迪莱阐述这么做的理由，“各家利用开洛以树新声，开洛亦利用各家以广招徕”（曹仲渊，1924）。1924年5月14日，申报馆率先接入开洛电台线路进行新闻与音乐的试验性播音，报社编辑赵君豪主持播音事务。申报馆电台分上午、下午和晚间三个时段播音，上午为汇兑市价、小菜上市以及商情新闻等，中午是西乐唱片，晚间是重要新闻和百代公司留声机唱片，不定期还有城市艺术团体的音乐会（申报，1924）。相较奥斯邦电台，开洛电台与报纸的合作模式更加成熟，《申报》在新闻栏醒目位置预告明日或者后几日的重要节目，并将每日的播音情形详细刊登在第二天的新闻中。
　　除了利用电台获取利润，《申报》更在意在读者中扩大知名度。在《申报》创办七十周年的一篇纪念文中这样描述报纸与广播的关系：
　　利用无线电播送新闻，也是申报新创的一件工作。我国报纸的销数，和欧美各国比较起来实在少得可怜，这是因为不能看报的人太多了。经过八年抗战后，人民对于国事较前关心，但除偶然听到一点外就无法获得了。申报谋在原有的读者外，使更多的人获得时事知识，于三月十七日起，与全市十八家民营及公营广播电台合作，每日晨午晚播送新闻三次，颇得各界好评。（申报，1947）
　　显然。申报馆开办播音室，除了推广广播新事业之外，也有促进报纸销量将其扩展到更多人中间的想法。在沪上商业报纸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广播可以让报纸在公众面前保持“出镜率”，成为一种扩大报纸影响力的有效方式。为此，赵君豪举办了一系列推广活动，除了常规节目之外，电台开设特别节目，邀请歌星杨奈梅、黎明晖来电台现场播唱。1925年申报馆电台邀请京剧名家程砚秋在电台表演，轰动上海，“听众投书赞誉，认为空前之盛况云”（赵君豪，1932）。
　　技术打开了自由空间的大门，社会已经无法抵御时间和空间的迷醉，对于时间的迷醉主要来自技术为中介带来的人们直接感知的速度的提升（诺沃特尼，2011：16）。报纸与广播的媒体联动，在城市大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位厦门的听众写信给申报馆电台，希望电台“多报告些新闻，省得再去看隔几天送到的上海报纸”（申报，1925j）。广播与城市已有的媒介如电话、电报和报刊共同塑造了新的城市信息传播系统。1925年初《申报》停刊一周，“各方重要消息急为世人所欲知晓，且军事形势瞬息万变，本埠无线电话站有鉴于此，特派专员采访各项消息，每晚七时起分别报告”（申报，1925a）。报纸虽然停刊，但是访员仍然可以为电台采访消息，可以看作是早期报纸与广播在新闻实践层面的“媒介融合”。更重要的是，广播提升了“速度感”，在即时传播新闻、行情方面，成为城市与国际最重要的现代通讯媒介，较之报纸、电报、电话等媒介重新定义了人们所处的信息环境。
　　（三）城市联合消费：百货公司办广播
　　早期上海的百货公司可以看作是一个大型娱乐场所，在20世纪30年代，逛百货商场是上海市民的重要生活方式。是时，上海大小百货公司超过数千家，竞争非常激烈，因此各家百货公司想方设法吸引顾客。比如大新公司安装自动扶梯，很多人为了“白相”自动扶梯而跑到大新公司，“大家都来坐电梯”成为上海滩时髦的新活动。①1923年沪上甫有“空中传音”，精明的商人们很快注意到这一新媒介，在百货公司内办起了电台，希望能够助力他们的商业企图。
　　1923年1月23日沪上首次广播电台试播后，奥斯邦就与美国人许士氏合作在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一的永安公司开办电台，他们在永安公司屋顶花园架设电站，在公司的一间房间内设置播音室，“按计划电台在最佳接收时间内将接收语音和音乐，以足够大的音量从永安电台转播出去，以飨本地听众”（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1985：14）。但是电台开办不久，因未能呈报农商部立案，交通部联合地方政府交涉拆除机器取缔了电台。永安公司虽然失去了这一商机，但说明百货公司很早就看到了广播的潜力，将广播视为打造百货公司现代消费空间的重要力量。
　　百货公司办电台最成功的例子莫过于新新百货公司开办的新新电台。为了竞争顾客，1927年3月19日，新新公司开创性地在六楼的新都饭店创办了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办的私营广播电台，并在《申报》上刊登广告：“近年来无线电话传播消息、音乐、歌曲等，颇为社会人士所欢迎。该公司无线电师邝赞君，有鉴于此，独出心裁，创制特式无线电发音机。由夏历二月十五日起，按时播传新闻、音乐、歌曲等，供社会之娱乐，饱各界人士之耳福云。”（申报，1927）电台除每日播送新闻与音乐外，穿插广告新新公司的各类百货商品，并且特别推销公司自行装配的109式矿石收音机（上海广播电视志编委会，1999：109）。
　　民国时期的百货公司是一个“游乐场”，百货商店为顾客在购物过程中引入不同的社会互动机制，提供给顾客新的购物体验。新新公司颇有创意地在商店一间完全透明的玻璃房子内设立播音室，将播音员与播音全过程完全展示给顾客（上海市档案馆，中山市社科联，2010：6）。据新新百货公司总经理李承基回忆：“普通的播音电台是只听到声音。我们这不仅听得到，还可以给你看得到。就在喝茶的地方，就是说你今天坐在那里喝茶，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是怎样播音了。那时候有吕文成、《饿马摇铃》、《小桃红》等，都是很有名的”。②“玻璃电台”一时成为沪上电台的代名词，也成为百货公司的“活广告”与时髦的观光点，就像人们曾经冲着百货公司安装的电梯前去“白相”一般，许多人就是专门冲着“玻璃电台”到新新公司娱乐、消费，一睹播音员与歌手的风采。广播与百货公司联动构筑了物质消费的新环境，这一特殊的消费空间直接的吸引力在于给消费者提供新的体验，尤其是新的感官刺激：逛商场、橱窗布置的各种新式的收音机、商场内听广播以及现场观看播音过程，涉及到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体验，生成的是一种实体空间在场的、互动的与体验性的都市消费文化。
　　广播与百货公司联合的商业推广模式吸引了众多消费者，也启发了人们新的经济观念的产生。如一位观察家所言：
　　目前，无线电的广告化达于全盛的时间。收音机价目的低落使购置者普遍。在收音机所装置者中，尤以商店最大多数。中等以上的商店，尤其在都会的商店，几无不置此新式的装璜品。当你走过热闹的街道时候，除汽车电车声外，从两旁商店无线电喇叭发出来的嘹亮的音乐，会使你的耳被震聋，有时也会使你停足一听。无线电收音机本身就成为最时髦的广告工具。（比金，1933）
　　商人由于利益缘故，将收音机带入了城市的公共空间，改变了城市的媒介环境。作为时髦广告工具的收音机改变了路边商店传统的宣传模式，商店在城市公共空间装置收音机招徕顾客的方式逐渐流行起来，那些办不起电台的路边小商店、酒楼、戏院，也纷纷将收音机装上大喇叭置于闹市之中，从早到晚收音机中各类演出、唱片和广告不重复地交替播放，吸引行人和消费者的注意。南京路的快活林食品公司的开幕宣言中特别指出公司的十大特点，其中一条就是“本公司特备开洛无线电收音机，赐顾者既可随意小酌，又可饱聆全球消息及音乐滩簧”（申报，1926c）。
　　如果将百货公司视为“媒体平台”与“城市现象”而非单纯“企业组织”的话（连玲玲，2018：34-35），新兴媒介系统广播的出现，为城市商业组织提供了信息汇聚的中介与平台，它与已有的媒体以及商业组织联动形成复杂的媒体网络。这一现代的传播媒介首先发挥了市场推销的作用，为城市消费商品打开巨大的市场，媒体的新颖性以及广播与商业组织合力的推销活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了一个对新产品的强烈需求。可以说，广播商业组织体系构筑了新型的城市消费空间，也给城市大众带来了新的消费体验。
　　
二、“卖广播”：城市收音机市场的形成
　　（一）城市的收音机销售网
　　广播电台的出现引发了城市的“无线电热”，收音机也开始了本地化的生产与销售，逐渐走向大众。从1930年开始，上海逐渐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收音机市场，成为城市的经济支柱，广播对上海的商业发展与城市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申报》称：“无线电台所播之音乐，藉收音机以收听，故无线电收音机数量之增加，与年俱进。我国无线电收音机数字，因乏可靠统计，故其确数，尚乏确切之估计”。（申报，1936）另一位观察家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
　　中国无线电收音机之数字，因乏可靠统计，故其确数任何人不敢置答，但观于近来国内广播事业之进展，足见中国收音机数字之增加，实属毋庸置疑。在民国十二年前，收音机用户所备之收音机多为矿石机，发音不清晰，收音又限于近地，后真空管收音机输入，于是研究者日益增多，今则商店茶楼到处均装有收音机，用途逐渐普遍，而上海一埠，最为发达，屋顶天线密布如网，经售无线电之商行遍及全埠。（国际贸易情报，1936）
　　到1936年，上海市内的无线电行多达50家（张妍，孙燕京，2009），他们所销售的收音机品牌几乎涵盖了欧美与日本最为知名的品牌。以美国“增你智”品牌收音机为例，有统计其售卖网点“遍布全沪”，“无远不届”：
　　“南京路：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大新公司、新新公司、港粤沪华美电料行、大中华电器行、赉瑞罗琴行；江西路：罗办臣琴行；广西路：胜利无线电公司；静安寺路：大英照相材料行、大美无线电公司、大都会无线电行；公馆马路：大中华电器行；福州路：华美电料行、富星电料行；湖北路：福来德电料行；极司非而路：华美电器行（百乐商场）；福煦路：飞波无线电公司、光波无线电公司；华龙路：雷通无线电公司；霞飞路：来利音乐行、开明样子间；善钟路：腊歌无线电公司。（申报，1939）
　　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到：首先，从售卖收音机商铺的地理位置来看，规模比较大的收音机商店主要集中在号称“十里洋场”的南京路、北京路等商业最为繁华的区域，沿着城市最富吸引力的地点而分布。尤其是南京路不仅是洋人商圈的聚集地，也集中了最多的华人商铺，这些地点展示着与欧美同步的高档生活消费品，拥有上海购买力最强的人群，以富人阶层和中产阶级消费者为主要服务对象；其次，收音机的销售网点遍布上海全城，城市的收音机销售网络已经成型。收音机的销售商圈以南京路为核心辐射到靠西的静安寺路以及法租界的徐家汇地区，扩张了南京路商圈。与此同时，无线电零售商试图将这一网络从上海延伸到全国各地，比如美昌洋行打出广告，“美国著名老牌史德华收音机，为上海美昌洋行独家经理，销路颇广。现为外埠营业起见，招请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山东、南京、杭州等分经理”（申报，1933d）。
　　收音机的进口金额也逐年增加（见图1），到1930年代中期，上海每年都要从欧美及日本等地进口大量的无线电设备。据海关统计，“最近三年来，我国无线电话机及零件之进口，始终盘旋在二百万金单位左右”（申报，1936）。
　　市场上的国货收音机无法与外国品牌竞争。他们采用小作坊式的经营模式，聘请精通无线电原理的技术人员自制收音机，并以低廉的价格出售。苏祖国兄弟创立亚美公司最初主要售卖无线电零件，一方面自制价格低廉的矿石收音机，一台收音机的售价六到七元，还不到外国品牌收音机价格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则帮助和指导听众利用亚美出售的零件来组装收音机（申报，1925h）。另外还有很多无线电爱好者自己制作收音机出售：
　　迩来无线电话风行，域内所用器具泰半运自外洋。近某君等有鉴于斯，集合同志数人，匠心仿制收音具多种，成绩甚佳，传达声音亦甚嘹亮，办事处现设静安寺路三号新世界隔壁，购者可于每日下午前往与严君接洽，价格颇为相巧云。（申报，1925b）
　　此类无线电爱好者制作收音机售卖的广告比比皆是。相比价格昂贵的国外品牌收音机，以亚美、大中华为代表的无线电华商鼓励消费者购买他们生产的无线电零件自制收音机，以低廉的价格享受广播节目。亚美公司在广告无线电零件时还会顺带宣传自己出版的无线电书籍，劝告听众们购买一本无线电书籍来学习自制一台收音机。1929年亚美公司独家发行《无线电问答汇刊》，后改名为《中国无线电》，教授无线电爱好者与听众如何装置、改装以及改进收音机，成为无线电爱好者重要的启蒙读物。这些小型的作坊式的收音机制造商店不可小觑，他们为城市中低收入者提供了接近广播的机会。1930年后，交通部规定只要缴纳关税，领取无线电进口护照，就可自由输入无线电设备（申报，1930）。华人开办的无线电行能够自由进口各国的收音机以及相关无线电设备，这些商店也逐渐成为外国品牌收音机在沪的分销商，形成了有规模的收音机分销网，为沪上收音机的普及贡献颇多。
　　随着收音机市场的壮大，上海的唱片公司也主动加入到收音机的零售网络之中。沪上几家著名的唱片公司诸如百胜唱机公司、倍德唱机公司或与无线电零售商合作，或者从海外进口收音机售卖，加入到了收音机销售的网络，进一步扩展了城市无线电商业体系。比如倍德唱机公司推出了一款留声机与收音机两用的唱机，“彼得伴唱机之构造，匠心独出，特别精优，故其所以娱乐吾人者，一如数倍于彼之大唱机。若以开洛放音器装于其上，即可用作无线电话放音器，全具只售洋三十五元”（申报，1925c）。倍德唱机公司告诉听众只需要在原有唱机装置一个开洛公司的放音器，就可以变成现下最时髦的收音机，实现实时收听节目和播放音乐的双重功能，他们利用新媒介挽留要抛弃留声机的顾客，并吸引希望同时体验两种机器的听众。
　　（二）新式生活崇拜：收音机的大众化推广
　　收音机市场在城市的扩张离不开商家对收音机的大众化推广。早期外商电台开洛公司就极力宣传“无线电话收音机是新式社会不可缺的娱乐品”（申报，1925i）。无线电零售商乐于将收音机塑造成为“新时的陈设物”。所谓“新时”，自然与“旧时”对比，言下之意就是，购买了收音机就是新时代的现代人，如果不买就无法跟上时代的潮流，便成了落伍之人。这种广告修辞非常流行：
　　无线电话，变化万端。两三年来之进境，可称一日千里。购收音机者，每苦目迷五色，不知从，往往仿日以为最新式之收音机，不崇朝而已成落伍之类。以是多存观望，以为早购早吃亏，迟购多便宜。（申报，1928a）
　　于是，购买收音机这个行为本身就是“摩登”的象征，收音机成为拥有者身份、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因此，无线电零售商将收听收音机建构成上等家庭的活动和现代社会高尚的娱乐，所配广告词大多是“无线电话是最高尚、最雅致、最经济的娱乐品”、“收音机乃新式社会不可或缺之娱乐品”这类话语。④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性意识形态通过新媒介以及广告商的话语生产与传播，新商品成为消费者想象现代生活的重要媒介。
　　追求现代性，首先意味着建构私人生活空间的家庭现代性（白吉尔，2014：191）。于是，“家庭”自然成为收音机售卖广告中最重要的意象，很多广告宣称收音机是“家庭中不可少之消遣妙品”：
　　风行全球之无线电收音机，家庭中不可少之消遣妙品。尊府备有一收音机，各处播音台发出之节目均可接收，以供消遣。不独歌曲、弹词、中西音乐，皆从空中送来，即世界各地之最近新闻亦能接收。……家中备有合组公司之收音机，则于音乐一道，可以无所不瘾，亲朋宴会确能助兴不浅。此项收音机使用最便，声音嘹亮，实为家庭中不可少之消遣妙品。（申报，1928b）
　　无线电零售商的广告极大地强调收音机应该与家庭休闲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收音机既能家庭娱乐也能招待朋友，全家人聚集在收音机旁边收听广播节目的画面在广告中随处可见。图2中《申报》一则收音机广告，展现了一个处于温馨时刻的家庭，一家人围坐在收音机前收听广播节目，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所配广告语为“举家老幼乐陶陶”。广告体现了现代幸福家庭的隐喻，只要拥有收音机，就可以拥有像广告图片那样幸福和谐的家庭生活。
　　城市无线电零售商也开始取悦女性市场。开洛公司的收音机广告就劝告爱好无线电的广大男性们，“足下何不购此无线电话收音机，以娱尊夫人及君之子女乎”（申报，1925f）。广告将为妻女购买收音机界定为男性温柔体贴的表现，是应有的家庭责任。既然对准女性市场，众多广告特别强调收音机的外观、材质和造型，将收音机定位为音乐设备与精美家具。如(图3　图3见本期第91页)所示，桌上摆放着正在播音的收音机，衣着华美的女性带着孩子收听“空中仙乐”。另外，这种女性和儿童主导的脱离封建父权的小家庭也一定程度呼应了“五四”以来对于现代家庭的形塑（连玲玲，2018：249-250），是当时无线电广告商常用的话语策略。
　　可以看出，广播从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开始出现，仅仅十年的时间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在商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申报》主笔周瘦娟认为，“无线电风起云涌盛极一时的当儿，留声机片几乎成了落伍份子，再也没有以前的锋芒了”（申报，1933b）。广播因为它的便捷也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戏院，一位爱好戏曲的戏迷直言：“影戏院加价到了八角半之后，尚未曾踏进过院门，好在家里有一具收音机，就这样坐坐听听，无意间还含着节约，岂不甚好”（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1985：484）。
　　不仅是城市人的直观感受，统计数据更能说明问题。到1935年，中国是亚洲拥有收音机数量最多的国家，共有收音机9万具，电台数量较之日本还要多出48座（无线电，1935）。1936年国际电信局无线电收音机登记处则宣称，在上海已登记之收音机共计有六万三千余架，加上没有登记收音机的用户，估计“全上海之收音机总数、约在十万架以上”（申报，1936）。短短十年间，收音机在上海的数量从几百具到十万具，并且还在不断增加，1936年上海总人口为300万左右，也就是说，大约每三十人中就有一架收音机。随着收音机的大众化推广，技术逐渐退隐，作为信息和娱乐媒介的收音机，真正嵌入到了城市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三、广播广告：想象“摩登”世界的窗口
　　无线电台最是奇，发音一室各方知。春江一地千千万，只算得户户家家有电机。广告随时能播送，胜如报纸逐家递。所以是公司商号吹嘘法，假座电台唱弹词。弄得来说书先生忙碌碌，早歇东来晚歇西。有的是播送新书资号召，有的是仍然唱老书。有的是嗓子响，有的是喉咙低，唱唱弹弹带滑稽。齐东野语原无考，佳人才子使人迷，有的人却要新书唱，请人编辑古传奇。于是文人也要心思用，洋烟连吸把神提。这都是新奇事业也。（张梦飞，1933）
　　著名弹词家张梦飞所作的弹词开篇生动地描绘了黄金时期上海广播电台的情况，无线电具有“发音一室各方知”、“胜如报纸逐家递”的特点。商家意识到这种新的媒介形式可以更迅速更便捷地为他们的贸易扩张服务，弹词说书也能为公司和商号做广告。电台意识到广播可以作为最有力的广告媒介来经营，广告的出现也确立了广播的运营基础和商业模式。
　　当时的广播广告模式大约分为两种（上海档案馆，1936），一是商家拟好广告词委托电台播送广告，由电台播音员在节目之间插播；另一种则是商家“假座”购买固定的电台时间，聘请游艺员播唱广播节目，游艺员在播送节目的同时为商家广告。所谓“假座”，即“商店自行组织或延请音乐家借电台播送，先期登报外，但于播送时报告（今日某某电池厂音乐队由×××电台播送）或（现在仍请某某电池厂音乐队弹奏梅花三弄请待片刻）等语。于是听者既享雅乐，对于某某电池厂，必生好感”（芳芙，1926）。这种商家“假座”电台播送的节目被称之为“特别节目”。1926年，租界一家销售收音机电池的无线电商即采取这种方式购买了天和洋行播音台的时间，聘请城市艺术团体在电台演出：
　　双十节无线电话播送音乐。云南路同昌无线电话部发起无线电话研究会，将于国庆节晚七时至九时假座南京路二十号天和洋行发音台，播送音乐节目。有国乐研究社闸北分社之新三六及勋风曲，吴华生、金□信二君之洞箫二胡合奏景星庆云，及姚宗仁之梵□令与刘钊君之竹笛合奏鹧鸪飞及歌剧葡萄仙子等。并有松柏音乐社之粤乐，与该社社员吴美伦女士唱粤曲恨海鸳鸯，由何仿南、黄锦祥二君和拍。京曲界著名票友刘古虚君之汾河湾、姚锡之君之战樊城，田采芸君之二进宫，及王国恩君之三娘敎子。（申报，1926e）
　　可以看到，同昌无线电部“假座”电台播出的节目极尽丰富，有国乐、粤乐、京剧、流行音乐等，希望能够吸引收音机前兴趣各异的听众，从而让听众对商行“心生好感”，达到宣传的目的。相较“直接”的口播广告，售卖广播时间为商家做广告也成为广播电台固定的经营模式，周期性的商业资助节目几乎填满了一天内所有时段，比如友联播音台刊登的一份播音节目表：
　　二时至三时，朱国梁、张凤云苏滩（立扬绸缎局假座）。三时至四时，五无能、钱无量滑稽（逢星期日播唱、华泰贸易公司假座）。五时至七时，各种西乐（无线电洋行假座）。七时至八时，陈莲卿、祁莲芳弹唱“文武香球”（源源永礼品局假座）。八时至九时，陈莲卿、祁莲芳弹唱“小金钱”（振华油漆公司假座）。九时至九时半，斐扬华、范哈哈滑稽（逢星期三播唱、益利汽水厂假座）。九时一刻至十时一刻，朱耀祥、赵稼秋弹唱“啼笑姻缘”（逢星期三迟一刻钟开唱，元泰针织厂、元泰呢绒洋货号、屈臣氏汽水厂假座）。（申报，1933c）
　　最初无线电设备制造商是广播电台最大的广告客户，后来则出现更多的日用品商开始赞助广播节目，更加深入到城市大众日常生活之中。各个领域的企业为了追求更广大的市场纷纷与广播合作，比如上面材料提到的服装、饮料、化妆品等企业，他们像购买报纸版面一般将广播节目变成了商品的声音，并将所要宣传的各类商品穿插编排进节目之中，是一种“非直接”的广告形式。这种混合广告的娱乐节目成为当时广播最重要的材料来源。
　　其中最受商家欢迎的是由弹词艺人播唱的各种“特别节目”。对于弹词等说唱类节目的广告效用，业余弹词家潘心怡认为“说书更易深入听众脑府，因为说书是有连续性的，今天听了明天还要听，今天的广告明天还可以再说”（潘心怡，1933）。弹词这种传统的表演形式，在正式讲故事之前先要唱上一段开篇，很多开篇中夹杂了商品广告，吹嘘消费的快乐：
　　这些年轻的太太，涂脂抹粉靓丽照人。
　　她们都爱试穿新的时装。
　　她们都很时髦：烫了美丽的秀发。
　　她们像麻雀似的叽叽喳喳：每人都有自己的主意。（白吉尔，2014：182）
　　弹词节目的这一优势，在1940年代发展到顶峰，播音员万仰祖在电台组织“空中书场”，为大百万金香烟做广告，约定评弹艺人排定节目，每日播送评话与弹词，并在播送中插入广告，收效颇丰（平襟亚，陈子谦，1984：135-136）。最重要的是，这些节目开篇将商家广告词编入词句之中，辞藻韵律华丽考究，配合弦子琵琶由弹词艺人播唱，不动声色地达到广告的目的。比如明华绸缎局弹词开篇：
　　春光明媚百花馨，海上繁华混俗尘，柳绿桃红明似锦，满城春色物华新。这时节清明佳节时光近，结对龙华路上行，有几个伶俐聪明粉红女，不过是年华二八度芳春，还有那摩登跳舞新装束，只听得明齿微开说一声，试问他华服章身到何处去，他说道明华绸局去做新衣襟。……试看那明星缎，月华绸，不论花素尽文明，绫罗绸缎明华葺，华达呢绒华产精，素壁彩条新出品，风行海上最时新。况且是价廉物美称公道，不尚浮华假骗人，薄利推销轻折扣。岂独是放宽华尺作牺牲，好得那现今沈薛珍珠塔，播送弹词在富星，这档节目是明华贡献与诸君。（袁凤举，1934：85）
　　开篇将明华绸缎局的丝绸和呢绒塑造成摩登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时为听众呈现了繁华大上海的场景，商品琳琅满目，各色人群徜徉在新式的消费文化中，营造了足够的感官刺激。以商家赞助为代表的这种“特别节目”连接了商品、商家与听众，成为当时上海现代生活的物质消费的重要媒介，改变了城市空间的听觉动态。广播弹词广告亦有别于报纸、杂志等传统视觉形态的广告，诉诸听觉，将所要宣传的商品通过故事、修辞与弹唱的形式穿插编排进广播节目之中，可以称之为一种“混杂”的娱乐节目形式。这种特殊类型的“节目”嵌入了特定的价值体系之中，将抽象的现代性概念比如“文明”、“进步”、“时尚”等变成了具体可感可触摸的形象与生活实践，帮助听众在日常经验层面想象现代，成为听众想象摩登现代生活的窗口。
　　广播广告的诞生意味着广播可以“传播”商品，灌输给听众现代意识，也影响到新一代中产阶级的消费习惯，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新型中产阶级的出现。这些群体发展出一种西化的娱乐、消费与休闲文化，他们不仅仅购买最新式的收音机，购买广播广告中正在展示的商品，甚至购买广播的时间来点播节目。沪上有公子和小姐举办结婚仪式，在元昌电台买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节目有春宵团全体乐队的前奏曲、亲友歌唱、亲友弹词、亲友平剧等，成为一种另类的“特别节目”（申报，1937）。在这里，与其说是听众购买商品，不如说他们购买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通过这种新式消费满足各种欲望。
　　这一阶段，也是上海电台“井喷”的阶段。1931年到1932年间，“上海民营的广播电台突呈可惊的兴旺的现象，两年之中，新建的电台几乎有三十多座”，城市商人意识到广播在快速传播商业信息与广告方面所具备的巨大潜力，“欲藉广播电台经营广告事业者很多”（胡道静，2011：846）。为了商业利益，电台与节目赞助商之间竞争激烈。老九和绸缎洋货局假座东方饭店播音台独家播出著名弹词家朱耀祥、赵稼秋新编的弹词节目《啼笑因缘》，受到听众追捧，老九和绸缎庄联合东方饭店搞“独家播送”，垄断了上海电台的弹词“市场”（申报，1933a）。同样希望在这个市场中分一杯羹的其它电台只能另寻他途。经营日用品的三友实业社开辟国药部，生产一种名为三友补丸的补品，起初销量不好，经理陈万运想利用电台做广告宣传，但是广告效应最好的弹词节目基本上被老九和绸缎庄独占，所以他想出一个办法，向社内两千多名工人发了一张调查表，调查他们爱听的广播节目，统计下来发现大家都爱听越剧，于是三友实业社自办电台，独唱越剧，于是社内商品大卖（陈存仁，2007：441-443）。
　　带着扩张商业版图的目的，商家参与到广播实践中，商业竞争以及广播广告的泛滥也凸显了另外一面，即广播广告现代性想象的争议性。首先，商业市场完全获得了广播什么、如何广播的权力，电台的真正经营者反倒成了次要。商家与所邀请的游艺员在电台节目的实际生产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权，节目类型、节目内容乃至节目之间的串联词，完全由商家说了算，电台最佳的时段基本上都卖给了由一家或者几家赞助商播出的具有商业娱乐性质的“特别节目”。所谓时人评论上海广播电台是“有电皆广告，无台不说书”。电台充斥广告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批评，一部分知识分子批评广播广告带来的消费主义以及所勾连的现代性，他们认为广播本是新兴事业，但舶来中国却走了样，这种声音是“病态的”、“令人厌恶的”（柳絮，1938）；批判这种娱乐节目迎合了小资产阶级“低级趣味”，会造成整个社会的“趣味低级化”，呼吁政府取缔此类节目（家为，1935）。
　　
结语：广播、城市商业景观与消费现代性
　　现代性凸显了城市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刺激性，现代性城市创造了新的企业组织、新的灵感，也产生了新的语言和文化形式（娜娃，2003：169）。先进的技术与新媒体、大众消费文化、城市生活想象是现代性重要的面向，20世纪的新技术进步对改变社会总体消费环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民国时期的“新媒介”，广播将之前电力系统、电影、留声机等推动的现代大众社会更进一步，在广播的黄金时代，听觉信息和娱乐广播创造了城市丰富的商业文化景观。有别于平面化的视觉媒介形式，广播通过其物质性和感官刺激为大众创造了新的消费环境，引发了城市新的消费狂热，成为摩登上海与消费社会的新兴代表媒介，可以称之为现代性的“生意”。
　　具体而言，这一现代性的“生意”与前现代沿街叫卖或者简单商品售卖不同。广播电台是一种新的技术-组织形式，它与城市已有商业组织的“媒介融合”，为报刊、无线电售卖商以及百货公司提供了信息汇聚和快速流动的平台和中介，形成了制度化与规模化的商业组织形态。盈利性的商业广播电台组织，大规模的物质媒介生产与消费形成的城市收音机市场以及新兴的广播广告的诞生成为新的城市商业图景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他门共同嵌入到城市商业文化与消费主义之中，开创了新的城市商业空间和经济观念，体现了媒介技术、组织与都市文化脉络的交织。
　　从媒介文化层面讲，广播呈现的是一种“中介化”的现代性消费文化。民国时期上海广播作为一种“文化”与特有的文化或者生活方式的日常生活实践相关，与电话、电影一起作为都市现代性的物质象征，表征着现代的技术文化、消费方式和大都市的现代性进程。广播作为新媒介，新兴的中产阶级和城市人时尚的生活方式通过广播组成的媒体网络广为传播，他们的消费体验与消费观念也经由这个媒体网络中介而形成。广播物质媒介本身以及广播承载的广告与商品的声音，连同申曲、滑稽戏、毛毛雨，这些属于上海的声音通过广播流淌，流过十里洋场和弄堂人家，成为消费欲望的对象，铸就了一种新的都市文化，这种新都市文化被李欧梵称为混同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上海世界主义，具有现代性的启蒙意义（李欧梵，2017：373-37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看”，声音的“听”同样重要，无线电的声音重构了上海城市，使得城市不仅仅被阅读，同时亦被聆听着。听广播激发了中国人对于摩登都市、对于消费现代性的想象，生成了一种声音意义上的都市摩登，以及一种城市的“新感觉”。■
　　
注释
①参见新浪网2006年11月14日发表的文章《百货传奇·扬名上海滩》，原文链接：http://news.sina.com.cn/c/2006-11-14/105311509948.shtml。
②参见新浪网2006年11月14日发表的文章《百货传奇·扬名上海滩》，原文链接：http://news.sina.com.cn/c/2006-11-14/105311509948.shtml。
③根据无俦（1935）。三年来无线电机件进口比较。《申报》1935年7月13日一文绘制。“关金”是1931年政府开始发行的货币，1关金相当于0.4美元，200万关金大约折合80万美元。
④参见《申报》1925年到1927年间有关开洛公司收音机的广告：《申报》1925年8月25日26版；1926年8月8日13版；1927年3月15日16版。
⑤参见申报（1934）。史德华十灯收音机举家老幼乐陶陶。《申报》1934年4月6日。
⑥参见申报（1925）。请购最著名的开洛无线电话收音机！《申报》1925年10与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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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暄系上海政法学院上海纪录片学院讲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媒介技术理论视野下民国广播研究及其史料库建设”（项目编号：20CXW009）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