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拓
　　［本文提要］元新闻话语正日渐成为学者们洞察新闻业变迁的重要理论资源。元新闻话语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肯定了新闻业的变化属性，更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理解新闻业缘何“液态”、洞察“液态”表现，以及思考“液态”意义的理论工具。通过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与分析，本文审视了元新闻话语这一新闻学中层理论的诞生背景、研究逻辑与研究议程，以及中国语境研究者对该理论的使用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新闻理论 元新闻话语 中层理论 新闻研究
　　
一、为何研究元新闻话语
　　毫无悬念，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正在深刻影响新闻业。平台重构新闻业（白红义，2018a，2022）似乎刚过去不久，各类人工智能产品的出现再度引发了外界对数字客体与新闻业关系的讨论（《国际新闻界》新闻学年度课题组，2024）。人们不禁担忧，技术究竟是否有可能取代新闻业的知识生产工作？如果这种假设是可能的，那么新闻业的职业边界为何，职业意义又是怎样的？事实上，这并非人们对新闻业境遇的首次讨论。自新闻业呈现出迪耶兹（Deuze）所言的“液态”特性（Deuze，2008）后，学者们对新闻业职业身份、新闻生产以及新闻业意义的争论就从未停止。面对越来越多“他者”在新闻领域的进军，研究者们不禁思考新闻业与其他行动者究竟以怎样的逻辑展开互动（e.g.， Lewis，2012；Robinson & DeShano，2011），新闻业与技术是否是单纯的使用与被使用关系（e.g.，Carlson，2007，2015），新闻业与场域关系又是怎样的（e.g.，Lischka，2021；Wu，2023）？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到新闻业的“意义”问题。对意义的关注意味着学界正在跳出原本的功能主义视角，转而从新的路径出发，思考新闻业如何实现职业化，又如何对职业自主性进行维系（e.g.，Zelizer，1990，1992，1993；Carlson，2017；Coddington，2019）。
　　与“功能”相比，“意义”不是一个足够清晰的词汇。但对新闻研究而言，“意义”却尤为重要。早在上世纪的新闻研究中，有研究者（Zelizer，1990，1992，1993）就惊讶地发现，新闻职业群体的社会地位与其策略性的话语实践、策略性的知识生产行为以及策略性地处理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有关。换言之，新闻业的社会意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职业的自我建构。在本世纪，研究者们将以泽利泽（Zelizer）为代表的关注职业话语与职业实践行为的研究取向视为新闻业的“文化”研究路径，并将其视为新闻研究的重要转向（陈楚洁，2018a）。尽管学界并未就何为新闻业的意义或是文化路径给出统一的答案，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实际上已经昭示了这一路径的正当性（白红义，2018b）。还有学者认为，在“液态”已然成为新闻业真实写照的当下，对职业意义的追寻更能够准确揭示新闻业正在发生的改变，以及这些改变究竟如何影响了新闻业赖以生存的根基，而这些恰恰是其他分析路径所缺失的（陈楚洁，2018a）。
　　研究范式的变化意味着学者们需要使用新的理论资源对新闻业展开分析，而元新闻话语正是学者们使用最频繁的理论资源之一。尽管这一理论提出至今仅十余年，但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学者们都使用元新闻话语理论开展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既包括对新闻职业群体的分析，也包括对新闻业之外的行动者的关注。特别是在最近五年，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元新闻话语成为西方研究者审视新闻业变迁和新闻业与其他行动者关系的重要中层理论。这些研究在揭示新闻业“秘密”的同时，也带来新的问题：为何历史相对短暂的元新闻话语理论能够成为学者们审视新闻业变迁的有力工具？这一理论的前提与基本内涵是怎样的？元新闻话语究竟探讨的是人们如何看待新闻业有关的具体事件或现象、新闻业的“液态”身份与地位，还是话语背后的场域环境与权力结构？今天的研究者在使用元新闻话语进行分析时，是否尝试将其与其他理论资源相结合，以期更好地审视不断变化的新闻业？这些问题构成了本研究的起点。
　　
二、元新闻话语的提出
　　2016年，卡尔森发表《元新闻话语与新闻业意义》（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the Meanings of Journalism），系统阐释了元新闻话语的基本前提、理论意涵与应用场景，从而开启了元新闻话语理论化的序幕（Carlson，2016a）。在文章中，卡尔森将元新闻话语视为“可以被定义为评估新闻文本、新闻文本的生产实践或是接受新闻文本条件的公共表达”（Carlson，2016a）。通过强调新闻业的变化属性、情景属性以及关系属性，并将新闻业行动者与非新闻业行动者、新闻业内外的地点（sites）以及话题（topics）视为其组成部分，卡尔森揭示了这一理论的现实意义（Carlson，2016a）。在他看来，元新闻话语的目的不仅在于其关注到了新闻业相关事件的公共话语本身，更在于其通过对这些“元新闻话语”进行梳理和分析，界定新闻职业的身份、分析新闻业的职业边界、思考非职业群体与职业群体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并探讨新闻业的正当性究竟是什么，以及何种因素使其拥有了“故事讲述”能力，进而塑造了新闻业在当下的社会地位（Carlson，2016a）。
　　事实上，这并非卡尔森对元新闻话语的第一次提及。早在2009年，卡尔森就将外界对新闻业的批评引发的公共讨论视为新闻业的“元新闻问题（metajournalistic questions）”，并将这些媒介批评视为影响新闻业社会地位的重要变量（Carlson，2009）。在后续研究中，卡尔森通过将新闻事件有关的话语与集体记忆、职业边界、职业权威等议题相连接，将元新闻话语视为理解新闻职业群体划定和捍卫领地的重要举措（Carlson，2012），并将元新闻话语视为检视新闻业变化的重要理论资源（Carlson，2014）。
　　不过，元新闻话语缘何会在这一时期被提出？其解决的问题究竟有何种特殊性？事实上，元新闻话语的出现至少和两个因素有关：其一是职业研究的转向；其二是话语被视为新闻业的重要实践模式。对前者而言，何为职业以及如何界定职业始终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职业”一词昭示着特定群体的专业化程度与社会地位（刘思达，2005）。将特定社群称之为“职业”，意味着职业外行动者对该群体的某种信任（牛冠朝， 刘军强， 2021）。舒德森（Schudson）和安德森（Anderson）指出，自20世纪中后期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抛弃了原本的职业研究范式，转而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思索职业群体如何形成与确立（Schudson & Anderson，2009）。在这一时期，以吉尔因（Gieryn）、斯塔尔（Starr）为代表的社会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出发，思考了“知识生产者缘何具有职业权力”这一问题（Gieryn，1983，1999；Starr，1978，1982）。通过对科学社群的话语表述进行分析，吉尔因提出了“职业边界”理论，进而考察了职业领地的建构过程（Gieryn，1983，1999）；通过对医学职业群体的工作进行考察，斯塔尔对职业权威的构成以及意义进行了分析（Starr，1978，1982）。
　　新闻学的职业研究同样受到社会学职业研究转向的影响。卡尔森本人就提及斯塔尔的医学社会学研究，并肯定了对“不确定性”的重视在新闻研究中的意义（Carlson，2016a）。事实上，不仅斯塔尔等人发现了职业权力的不确定性，以温奇（Winch）为代表的研究者对新闻业边界工作问题的挖掘、以伊森（Eason）和泽利泽为代表的学者对新闻权威概念的进一步阐释，都展现出学界对新闻职业社会地位和职业权力从何而来等问题的追问，并强调了职业化过程蕴含的不确定性（Winch，1998；Eason，1986；Zelizer，1990，1992）。不过，研究者们认为，新闻业与职业社会学领域研究者关注的职业并不具备完全的共同性。尽管新闻业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但其无法形成垄断性权力（Schudson & Anderson，2009）。与此同时，“专业化”与“去专业化”之间的张力始终影响着新闻业的形态，并且新闻业的专业化程度本身就值得怀疑（白红义，2013）。
　　话语正是洞察新闻业“不确定性”以及审视新闻业变化的重要工具。自20世纪90年代起，新闻学领域的研究者就逐渐关注到话语的重要意义，以泽利泽为代表的学者在探讨新闻界如何报道重大事件时，着重提到了话语在建构职业排他性权力与划定报道边界时的重要作用（Zelizer，1992）。作为新闻研究文化路径奠基人泽利泽（陈楚洁，2018a）指导的学生，卡尔森同样关注到了话语的作用。他将以泽利泽为代表的学者倡导的研究路径视为关注职业内部构成的研究取向，并将其与范式修补和争议应对研究取向以及集体记忆研究取向并列（Carlson，2016a）。这些类别也被学者们称为阐释社群路径、STS路径与集体记忆路径（de Maeyer & Malcorps，2015）。在梳理上述研究取向的基础上，卡尔森不仅继承并发展了新闻研究领域的话语研究路径，更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引入了话语与话语分析相关理论，以此思考新闻业究竟如何成为“制度化实践”，以及其背后话语网络的成因与意义（Carlson，2016a）。卡尔森相信，新闻业并非总是话语的生产者，其在很多时候也是“媒体话语的对象”；若要对元新闻话语理论进行进一步阐述，离不开“将新闻形式与新闻话语联系起来”，而这些话语在互动与碰撞中“产生了社会意义”，其不仅能够帮助人们思考具体新闻项目的意义，更能帮助人们洞察和理解新闻业的社会意义变迁（Carlson，2016a）。
　　
三、元新闻话语的议程与逻辑
　　在卡尔森本人的叙述中，新闻业是一项“社会嵌入的、制度化的文化实践（socially embedded，institutionalized cultural practice）”，这一定义意味着新闻业始终处在一个复杂且变化的社会网络之中（Carlson，2016a）。正因如此，卡尔森始终对新闻业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问题保持着较为敏锐的态度，原因就在于“多重关系”关乎非新闻业行动者对待新闻业的态度、新闻业对待自身的态度，以及新闻业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职业权威（Carlson，2017）。在一系列研究中，卡尔森向外界详细阐述了元新闻话语的理论前提、基本预设以及探讨的问题（Carlson，2014，2016a，2018；Carlson & Usher，2016）。不过，这些研究又涉及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元新闻话语理论主要用于解释何种现实问题？
　　在元新闻话语诞生初期，学者们更多将目光聚焦传统新闻业领域，思考特定的新闻事件引发了怎样的公共话语讨论。例如，卡尔森本人对报纸停刊问题进行了分析（Carlson，2012）、对“越轨”事件进行了讨论（Carlson，2014）、对Facebook在新闻领域的强势进军进行了考察（Carlson，2018）。这些研究在揭示新闻业“液态”属性的同时，进一步肯定了他在2016年研究中的基本观点：新闻业绝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具体的、情景化的，其依赖的社会语境一旦发生变化，新闻业自身也会发生变化（Carlson，2016a）。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例如对《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停刊引发的公共讨论（Creech & Rooney，2017）、新闻业内外对超链接（hyperlinks）的态度（Maeyer & Holton，2016）、枪击事件报道引发的公共讨论（Bock，Lough & Fadnis，2017）、经营策略转变的影响（Mirer & Harker，2021）、摄影新闻相关议题的公共话语（Ferrucci & Taylor，2018）、大选与新闻业反思（McDevitt & Ferrucci，2018）、新闻业自我审视议题（Wang，Napoli & Ma，2018）、建设性新闻相关讨论（Aitamurto & Varma，2018）、报纸停刊问题引发的公共话语（Gilewicz，2015）、新闻室内部记者与编辑关系（Konieczna & Maria，2023）、第三世界国家新闻事件引发的公共话语（Ofori-Parku & Botwe，2020）的分析，都大致遵循了这一路径。此类研究还包括对特定司法议题的元新闻话语分析（Garcia-Blanco & Bennett，2021；Johnson，Thomas & Fuzy，2021）、对“泄密”等议题引发的不同身份行动者关系的探讨（Johnson，Bent & Dade，2020）、对新闻业如何报道名人去世的研究（Velloso，Li，Scovel et al.，2022）、将讣告视为元新闻话语并对其进行的研究（Perreault，Tandoc & Caberlon，2023）、对特定专栏的讨论（Ferrucci，2022）、对《纽约时报》相关讨论的研究（Carlson，2023）、对新闻权利与责任相关话语的分析（Koliska & Chadha，2023）、对“另类”电视节目有关话语的考察（Nicolai，Maeseele & Boukes，2022）、对新闻业“更正启事（Corrections statement）”的分析（Salkin & Grieves，2022）、对某些新闻图片使用导致争议的研究（Okoye，Mule，Obonyo et al.，2022）、对新闻奖公共讨论的梳理与分析（Lough，2021）、对CNN 10相关公共话语的讨论（Parks，2023）、对原记者话语的研究（Mathews，Belair-Gagnon & Carlson，2023）等。
　　伴随时间的推移，学者们对元新闻话语的使用明显增加。数量上的变化一方面与卡尔森本人的推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新闻业乃至社会的巨大变化有关。新闻职业外的行动者在传播领域的进军，正在改变新闻业赖以生存的根基（白红义，2018b）。在此情形下，元新闻话语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度量和解释这种变化的理论模型。通过将新闻业意义与“围绕新闻生产与消费的社会实践相勾连”，这一理论模型可以使研究者洞察新闻业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意义是什么（Carlson，2016a）。例如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中，布鲁克斯（Brookes）就关注到了变化中的政治记者（political reporters）。通过强调环境的变化属性，布鲁克斯对职业群体如何定义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分析（Brookes，2019）。而在对“关键事件”的研究中，元新闻话语更是被研究者们当成了洞察行动者境遇与场域变化的镜子（Finneman & Thomas，2021）。这一时期的研究还包括学者们对行业事件相关公共话语的研究（Zirugo，2021）、对关键事件中新闻业变化的考察（Perreault & Perreault，2021）、对新闻业“危机”公共话语的研究（Zion， Sherwood，O' Donnell et al.，2023）、对疫情时期新闻业话语建构的分析（Perreault，Perreault & Maares，2022）、对职业群体如何看待社交媒介影响的考察（Edgerly，Chen，Thorson et al.，2023）、对“把关人”相关话语的研究（Vos & Thomas，2019）、对新闻权威话语建构的考察与分析（Vos & Thomas，2018）、对新闻业与不同身份类型行动者关系的研究（Moon，2021）、对游戏新闻业的研究（Perreault & Vos，2020）、对行业自身“再合法化”尝试的研究（Koliska，Chadha & Burns，2020）、对新闻创新的研究（Lowrey，Macklin & Usery，2023）、对“抵抗新闻（resistance journalism）”事件引发的公共讨论的分析（Ferrucci & Canella，2023）、对新闻业面对外部指责时的反击话语的分析（Moon & Lawrence，2023）、对不同身份行动者如何看待假新闻的研究（Farkas，2023）、对新闻业营销行为正当性的研究（Vos，Thomas & Tandoc，Jr.，2023）、对新闻业与社会正义关系的讨论（Schmidt，2023）、对体育新闻相关话语的研究（Perreault & Nilleke，2022）、对“另类右翼（alt-right）”相关话语的考察（Perreault & Meltzer，2022）、对公共编辑取消引发的公共讨论的分析（Ferrucci，2019）、对虚假新闻和新闻权威的分析（Marques，Miola，Vos et al.，2023）、对新闻业如何看待平台与新闻信任关系的研究（Arguedas，Badrinathan & Mont' Alverne，2022）、对开源软件与新闻创新意义的讨论（Boyles，2020）、对不同类型行动者话语框架的分析（Lamuedra，Martín & Broullón-Lozano，2019）、对社交媒体时代媒介批评的研究（Carlson，2016b）、对具体法案的分析（Greenwood，Thomas & MacNeil，2022）、对公民新闻业相关话语的考察（Porlezza & Arafat，2022）、对新闻室性别平等议题的探讨（Geertsema-Sligh & Vos，2022）、对“虚构”看法的分析（Helskens，Leuven & Dhaenens，2023）、对众筹项目的分析（Mor，Davidson & Tsfati，2022）、对烟草行业新闻话语的考察（Buozis，2023），等等。
　　这些研究在不断验证卡尔森提出的元新闻话语的基本理论前提——对变化的肯定、对情景的关注、对关系的强调（Carlson，2016a）的同时，也在将元新闻话语塑造成为新闻研究领域的中层理论。通过将职业内外不同身份的行动者纳入到解释框架中，元新闻话语和职业边界、职业权威等理论一样，有着鲜明的包容性。与这些理论有所不同的是，元新闻话语从开启理论化序幕起，就有着较为清晰的理论框架：哪些研究对象会被纳入讨论中，哪些问题将会被探讨，以及探讨的最终意义是什么（Carlson，2016a）。尽管能够指导经验问题是中层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Merton，1968，转引自白红义，2021a），但学者们并非只是机械地检验新闻业变化，而是在此过程中对这一理论不断打磨。例如，学者们会在理论使用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对理论进行各式各样的调适。例如费鲁奇（Ferrucci）和泰勒（Taylor）在研究中将卡尔森提出的元新闻话语简称为“元新闻（Metajournalism）”（Ferrucci & Taylor，2018）。兰姆达（Lamuedra）、马丁（Martín）等学者在研究中也继承了“元新闻”这一概念（Lamuedra，Martín & Broullón-Lozano，2019）。与元新闻话语相比，研究者们使用的“元新闻”（Ferrucci & Taylor，2018；Lamuedra，Martín & Broullón-Lozano，2019）显然更进一步，其不再突出“话语”在名称中的地位，但又将话语视为理论的核心要素，以此将话语视为理解新闻业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其他一些研究中，学者们在元新闻话语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理论概念，例如波格丹尼奇（Bogdanic）提出了新闻元话语（journalistic metadiscourse）理论，并将包括元新闻话语在内的新闻话语相关理论视为其理论来源（Bogdanic，2022）。再如，学者帕克斯（Parks）使用了元新闻教育法（metajournalistic pedagogy）和元新闻声明（metajournalistic statements）等词汇（Parks， 2023）；埃尔德里奇II（Eldridge II）提出了“元新闻评论（metajournalistic commentary）”观点（Eldridge II，2019）；洛瑞（Lowrey）、麦克林（Macklin）和尤塞里（Usery）运用了“元新闻场域（metajournalistic field）”和“元新闻空间（metajournalistic space）”等表述（Lowrey，Macklin & Usery，2023）。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将能够与其他理论相互结合视为中层理论的重要特质之一（Merton，1968，转引自白红义，2021a）。不同新闻理论相互结合，共同成为考察新闻业变迁的理论群（白红义，2021a）。这也是元新闻话语的另一个重要特征。由于话语本身并无明确的度量作用，因此元新闻话语理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通过对话语的分析，向外界呈现新闻业新动态并揭示变化背后的意义。为了回应这些问题，卡尔森在元新闻话语的系统阐释文献中，将元新闻话语与职业边界等新闻研究经典理论结合，并将“定界”视为元新闻话语最为重要的作用之一（Carlson，2016a）。而在更早的2014年，卡尔森在元新闻话语研究中也将元新闻话语与职业边界和新闻权威相勾连（Carlson，2014）。其他研究者不仅遵循卡尔森的路径，将这一概念与上述理论相关联（e.g.，Perreault，Kananovich & Hackett，2023），更将其与更为广阔的理论或是议题相勾连。通过将其他理论概念纳入到研究框架中，元新闻话语的解释力明显增强。例如，有学者在研究中就聚焦性别议题，并将元新闻话语视为能够分析相关内容的重要工具（Geertsema-Sligh & Vos，2022）。其他一些研究者，如佩罗特（Perreault，G.）、佩罗特（Perreault，M.）与马雷斯（Maares）在研究中将元新闻话语与场域理论相连接，从而建构起了更为宏大的研究框架（Perreault，Perreault & Maares，2022）。再如，德·玛耶尔和马尔科赫呼吁将元新闻话语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相结合，以探讨复杂社会中“不同主体的行为”（de Maeyer & Malcorps，2015）。
　　方法的多元也成为元新闻话语包容性的重要体现。在早期一些研究中，由于元新闻话语本身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卡尔森并未将其与特定研究方法相结合（Carlson，2018）。但在后续研究中，无论是卡尔森本人还是其他研究者，都尝试将元新闻话语与特定方法结合，以考察新闻业究竟发生了何种改变。例如，通过将元新闻话语与各类质性研究方法（Whipple，Graber & Pena，2022；Farkas，2023）以及定量研究相关方法相结合（Edgerly，Chen，Thorson，et al.，2023），学者们更为精准地洞察了新闻业变化的趋势。不仅如此，元新闻话语的使用范围也在发生变化。在早期研究中，元新闻话语指的是不同身份行动者对新闻业有关事件的探讨，但在后续研究中，学者们同样将特定行动者的观点视为可以运用元新闻话语理论进行分析的素材（Arguedas，Badrinathan & Mont' Alverne，2022）。
　　
四、中国语境下的元新闻话语研究
　　与西方一样，中国语境下的研究者同样关注到话语的作用。尽管中国研究者更多将新闻文本和新闻业职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但话语正在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外界洞察新闻业变化的有效途径（白红义，2018b）。2017年，白红义将元新闻话语理论应用到对两家报纸停刊引发的公共讨论的研究中。尽管这项研究未对元新闻话语的理论内涵做出较为具体的介绍，但通过对特定新闻事件的公共讨论进行梳理与分析，作者实际上向外界昭示了元新闻话语这一西方理论应当如何应用在本土研究之中（白红义， 2017）。同样在2017年，潘忠党和陆晔在文章中提到元新闻话语理论，并将这一理论视为探讨新闻业职业行为与职业价值的场所以及公共讨论的重要空间（潘忠党，陆晔，2017）。
　　作为一项发源于西方的理论概念，元新闻话语关注的始终是“液态”时代的新闻业意义问题（Carlson，2016a）。由于新闻语境与社会语境存在客观差异，因此中国语境下的研究者对元新闻话语的使用与西方学者有着许多不同。尽管部分西方新闻研究领域的学者关注到了外部力量对新闻业的塑造作用，但更多关注的是资本和技术对新闻业的影响。而中国语境下的研究者却通过元新闻话语的使用，洞察了场域、行动者与技术的关系，特别是不同身份类型的行动者如何彼此互动并最终塑造了新闻业的社会地位，例如通过对具体案例的研究，周睿鸣（2019）考察了中国新闻业有关的元话语的生产、特质以及其意涵。在他看来，不同身份行动者自身的样貌以及其与技术客体力量共同塑造的场域环境都发生了显著的改变。由于不同力量的此消彼长，新“调适逻辑”的冲突正在出现（周睿鸣，2019）。
　　2018年，白红义在新闻职业话语的研究中详细介绍了来自西方的元新闻话语概念，并指出这一理论概念的两类适用情形。在他看来，元新闻话语既可以分析相对静态的新闻业议题，也能够对新闻业相对动态的问题展开系统研究（白红义，2018b）。在中国语境的研究中，静态议题往往是涉及新闻业机制以及外界对“何为新闻”、“何为新闻业”进行评判的重要考察对象。例如邓力在研究中关注到非虚构写作的空间位置以及变化趋势，通过将其视为新闻业沙地上的某种“圈地”行为，并将元新闻话语的理论资源前提放置于非虚构写作领域，分析了这一领域的定义、边界以及合法性来源（邓力，2020）。通过将记者手记视为研究对象，张洋将元新闻话语与“液态”时代新闻业的透明性相连接，并分析了这些内容对从业者个体、所在机构以及新闻职业群体的影响，从而在另一个角度思考了新闻业的意义问题（张洋，2023）。梁君健和杜珂则是将视野聚焦到了“技术”对新闻业的意义，通过将各类元话语文本作为研究对象，两位研究者在考察新闻业与技术关系的同时，也对数字新闻学议题进行了检视（梁君健，杜珂，2023）。孟晖与陈曦关注到职业角色这一经典的研究议题，通过对元新闻话语的分析，两位研究者揭示了当下新闻业的自我期许、职业身份以及现实困境（孟晖，陈曦，2022）。
　　另一些研究者将目光聚焦到动态问题上，并通过对各类“关键事件”的剖析和解读，思考当学者们使用“液态”理论探讨中国的新闻业（陆晔，周睿鸣，2016）时，新闻业有关的话语究竟呈现出怎样的特质，并且这些话语又凸显了怎样的新闻业变化。通过将“ONE实验室解散”视为中国新闻业的“关键事件”，李娟和刘勇关注到动荡时代的新闻业“意义”问题。两位学者直言，与该事件有关的元新闻话语描绘出一个分化的新闻业图景。尽管同为新闻从业者，但是不同行动者却对该事件有并不相同的解读，而这些话语呈现出的，更是与专业主义、商业主义、职业价值等议题有关的宏大主题（李娟，刘勇，2018）。此外，前文提到的白红义对“停刊”问题的研究（白红义，2017）也属于这一类别。
　　在新闻学中层理论中，元新闻话语有着明显的特殊性，其不仅肯定了新闻业的“变化”与“多元”的因素，更提出了一套度量和理解新闻业变化的有效路径（Carlson，2016a）。变化意味着将新闻业自身以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视为“液态”的，并试图通过对相关话语的捕捉，梳理新闻业不断变化的职业定义、职业边界以及其作为报道者的身份与地位；多元则意味着其不仅关注新闻自身的话语机制，同时也关注其他行动者如何看待或评价特定新闻事件；度量和理解意味着元新闻话语绝不只是试图简单描述这些变化，而是为研究者提供了理解和审视变化原因、变化特性以及变化意义的方式与方法（Carlson，2016a）。卡尔森直言，在不同的社会语境和时间节点，新闻业的特性并不一致（Carlson，2016a）。而将这些观点放置于中国语境的新闻研究中会发现，尽管部分研究者们并未直接使用元新闻话语理论资源进行研究，但相当一部分以话语作为分析对象的研究已经触碰到了元新闻话语这一议题。例如，学者们在探讨媒体宣言时，不可避免会探讨话语对新闻业职业身份以及职业边界的影响（e.g.，张志安，章震，2017）；以话语作为研究路径，探讨特定事件对新闻业的影响时，学者们往往会触及元新闻话语的基本理论假设以及其分析机制（e.g.，陈楚洁，袁梦倩，2015）；在探讨从业者个人记忆、行业的集体记忆与新闻业的当下的关系（e.g.，白红义，2014；陈楚洁，2015；李红涛，黄顺铭，2015）和新闻业离职与新闻业未来的关系（e.g.，陈楚洁，2018b）时，行动者的话语同样被学者们视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换言之，话语不仅是洞察新闻业相关事件的有力工具，更是促使研究者们思考新闻业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重要素材。同样，元新闻话语并非一项真空理论，其自始至终都与新闻话语存在着关联。通过对多元行动者的话语进行理论化阐释，元新闻话语实际上在区分新闻业的“自我”与“他者”，并通过对中国语境下的行动者关系进行分析，检视当下新闻研究中的许多 “元命题”（白红义，2018b）。
　　可以说，元新闻话语在跨语境迁移的过程中，基本上保留了其原本的理论内核：对变化趋势的关注、对变化中行动者的关注和对变化中的行动者关系的关注，以及对技术的关注。但整体而言，学者们依然可以在未来对该理论进一步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首先，元新闻话语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肯定了新闻业的永恒变化属性（Carlson，2016a）。但问题在于，由于中西方社会背景的差异，中国语境下的新闻业可能呈现出与西方不一样的变化趋势。特别是，这些变化如何展开，是否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不同阶段有着何种差异？对新闻业变化的关注固然重要，但厘清变化的特点与规律，同样应当是中国语境下元新闻话语研究的应有之意。其次，中国研究者可以在对本土新闻现象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元新闻话语理论或是提出新的理论概念与解释路径。最后，尽管话语正在日渐成为中国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议题，但新闻业的实践行为同样是外界理解传播环境变化以及新闻业在其中位置的重要依据。因此，如何将实践维度的分析引入到元新闻话语的研究中，显然是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
　　
五、结语
　　新闻业的变迁已然成为某种意义的“老生常谈”，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到数字时代新闻业的职业边界、职业权威和职业意义的变化（e.g.，Lewis，2012；Tong，2015；Lewis & Usher，2016；Carlson，2017；Coddington，2019）。但实际上，学者们对于这种变迁的关注并不久远，“液态”视角的出现与新闻业自身的变化趋势和变化速度有关。事实上，卡尔森所言的新闻业之外的行动者（Carlson，2016a）凭借资本或技术进军新闻业只不过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由于各类技术形态在新闻业与社会的嵌入程度不断加深，新闻话语逐渐被学者们所关注，并成为研究者们分析新闻业时遵循的重要路径。在此过程中，学者们不再只是将话语视为某种资源，更将其视为重要的分析对象（白红义，2018b）。
　　作为新闻研究中层理论的元新闻话语为研究者们从事此类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与学者们关注的新闻价值（白红义，2021b）、新闻真实（王辰瑶，2021）等相对“古老”的中层理论相比，元新闻话语的历史十分短暂，但却展现出了惊人的解释能力。在元新闻话语理论看来，新闻业的职业化过程既不是凭借新闻业一己之力所塑造的，也不是单纯的外部力量使然，而是多重行动者互动的结果（Carlson，2016a，2017；Kananovich & Perreault，2021）。卡尔森捕捉到了新闻业及其所处环境的固有特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理解新闻业变迁的有效理论（Carlson，2016a）。这一理论将职业的社会接受性与话语在其中的意义作为先决条件（Lamuedra，Martín & Broullón-Lozano，2019）。通过将“变化”视为理论基础并纳入到阐释模型，元新闻话语成为一个以话语为核心、旨在理解新闻业究竟何以“液态”、洞察新闻业“液态”表现，以及思考新闻业“液态”意义的理论概念（Carlson，2016a）。不仅如此，通过将元新闻话语与边界工作、新闻权威等其他中层理论相连接，元新闻话语的理论模型解释力明显提高，并最终成为新闻研究经典理论体系的一部分（Carlson，2016a，2017）。有研究者甚至表示，应当将元新闻话语视为理解“互联网议题的网络（réseaux d' enjeux sur le web）”（de Maeyer & Malcorps，2015）的重要理论资源。
　　本文对元新闻话语理论的诞生背景、研究议程与研究逻辑以及中国语境下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梳理。作为一项理论研究，本文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介绍元新闻话语的过去与现在，更在于揭示这一理论所呈现出的研究路径转向以及其背后意义。正如前文所言，元新闻话语与新闻研究的意义转向有着密切的关联。学者们在研究中频繁提及的舒德森的研究，同样肯定了注重“意义”追寻的新闻研究文化路径的重要价值（Schudson，2005，转引自白红义，2018b；陈楚洁，2018a）。而元新闻话语正是帮助外界解开“变化”黑箱的重要工具。需要强调的是，元新闻话语的出现并非意味着新闻研究领域不再关注甚至排斥话语以外的研究路径。从宏观角度看，话语终究只是新闻研究领域众多路径中的一个，而非全部。因此，如何将元新闻话语与关注机制、功能、实践等领域的研究模型相结合，共同洞察新闻业的职业化、去职业化、再职业化过程，显然是未来元新闻话语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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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拓系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副研究员。本文受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GZC20230829）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