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秋心
　　［本文提要］“社会技术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概念被引入国内人文社科领域已逾十年，相关研究频现。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对“社会技术想象”进行概念溯源与涵义辨析，认为学者应用此概念时不应偏离其被提出时的理论关切，应遵循“imaginary”学术路径规定的四个特征：集体持有、经共同社会实践确认、未来取向和排他性竞争，否则易造成混淆与误用。此外，本文还分析了“社会技术想象”阐释功能的不足：无法覆盖新技术进入社会初期阶段、要求技术的高可见度、研究议题逐渐窄化，以及有限批判性——这些导致“社会技术想象”分析的技术对象有明确边界，也体现了泛“技术想象”理论领域尚有可探索空间。
　　［关键词］社会技术想象　社会建构技术　科学与技术研究　科学技术社会
　　
一、研究背景
　　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因大语言模型等技术变革的来临，人类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影响感知愈发强烈——18世纪工业革命以降，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强力介入、对传统生活的改造是人类主体性崛起的明证，而当下科学技术的强大已呈现出超越、替代人类的趋势，迫使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宰制性地位，摒弃二元思维，更多地思考万物之间的关联。正因此，那些居于人/技术物、社会/自然、意义/物质、主观/客观、主体/对象之“中间地带”，与两端都有亲缘性因而能够起到调和与勾连作用的学术概念往往得到更广泛的瞩目与运用——“可供性”（affordance）或“社会技术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以下简称SIs）都居此列。
　　但在不同主体的使用过程中，这些概念必然不断与生活世界发生“反应”，被不断解释和修正，概念边界的变动可能更频繁剧烈——背后解释需求的涌现与转移往往是值得捕捉的学术问题，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误用，可能导致理论发展的混乱、阻碍学术研究之间的对话。本文试图梳理“社会技术想象”这一概念的起源、发展与进入中国学术界之后的应用现状，辨析它的边界与适用范围。
　　SIs早在2012年被国内STS①研究者关注到，被用于分析中国创新型城市建设，研究者在理论部分对这个概念做了较为详细的引介与阐释（王程韡，曾国屏，2012）。而新闻传播学界有所反应，开始陆续产出相关研究，则是在2020年以后。由于学者们的翻译不一致，本文以“社会技术想象”、“技术想象”、“技术的社会想象”、“社会科技想象”为关键词和主题词，梳理了2012至2023年的相关研究（见表1，其中已去除包含“技术想象”为关键词但并非SIs脉络的研究），并基于这些学术文本展开分析。

二、从imagination到imaginarySIs
　　的理论发展应归于“imaginary”脉络之下，而这一脉络的形成是一个历时较长的过程。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给出的定义，imaginary指“仅存在于想象或幻想中；没有真实存在；不是真实的或实际的”。作为一个形容词，这个释义与其古典拉丁语源头imāginārius的涵义非常一致。16世纪末期imaginary出现了复数形式，意味着它具有了名词词性，常被用来指“一个想象；一个幻想；某些想象出来的东西”。术语的复数化和名词化反映了一种趋势，即使用者在不断概念化一个抽象过程（McNeil et al.，2016）。从语用演变来看，用imaginary一词来描述一个社会的集体想象或理解方式的做法是20世纪之后才固定下来的。此后的学术运用大体遵循如下共识：个体“想象”对应imagination，而只有当它在社会集体中被共同接受并形成共识时，才被称为“imaginary”，且常以复数形式出现。在前赴后继的使用中，作为一个学术用语的imaginary逐渐被廓清为如下内涵：
　　①它是集体持有的，并非个人脑海里的愿景——虽然单个个体的愿景可以成为imaginary的源头，但必须通过公然的权力行使或持续的联盟建设行动，使公众获得牵引、愿意接受，才能上升到imaginary的地位（Jasanoff，2015）。
　　②它从社会实践中获得意义，在持续的社会实践中得到确认。因此它并非仅仅是一组想法，它的产出也不是什么“虚假意识”的产物（泰勒，2014：23），而是一定范围内的人们共同践行的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le fait social）（安德森，2016：28）
　　③鉴于①和②，imaginary这个词往往针对的是一种未实际发生或不清晰的状况——它具有未来取向，②是人们在观察变化的过程中做出一种对本体的判断（Marcus，1995：3），而这种判断能够影响人们往特定的方向展开实践。
　　④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多元、异质的想象主体入场，而持有同种想象的人们会有一种“我们彼此归属”的感觉与印象。借此，行动者与他人构成了“我们”，并从“我们”中排除“他们”。
　　本文认为，学术界对“imaginary”乃至SIs的理论应用，无论经过何种调适和改造，都应当在上述四个属性框定的边界之内——集体持有、经共同社会实践确认、未来取向和排他性竞争，否则SIs就无法体现与一般的社会建构技术理论（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以下简称SCOT）的区别。③而由于中文的“想象”只有一个词汇，不足以对应英文词汇之间的细致差异，本文认为倘若一项“社会技术想象”相关的中文研究并未清晰嵌入这四个属性规定的阐释边界之内，则可能需要解释所使用的“想象”是“imaginary”还是“imagination”。
　　
三、“社会技术想象”的时代适应性与调适
　　作为学术概念的“imaginary”在各学科领域得到充分实践，拥有自己的研究谱系与集群（McNeil et al.，2016），除了被用于阐释民族（安德森，2016：3）、现代性（泰勒，2014：14）等宏大命题的构成，还促发了“遗传想象”（the genetic imaginary）（Franklin，2000）、“生物医学想象”（biomedical imaginary）（Waldby，2003：115）等概念构成。但自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开始，科学技术才被正式纳入其轨道——她提出“社会技术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这一概念是因为认识到，尽管科学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都在增长，但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对其接受、发展和实施的方式却大相径庭。这种差异性并不仅仅是基于经济或技术的考量，在更深层次上是受到文化、历史、价值观和社会期望的影响。因此，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这种复杂性，需要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贾萨诺夫和合作者希望SIs这一概念可供揭示国家如何根据其内部的价值观和信仰来想象和实现科技进步，同时也反映技术如何于更宽广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之中影响他者和被影响（Jasanoff & Kim2009）。“共同生产”（co-production）是贾萨诺夫提出的另一个与SIs关联的重要概念，它强调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并非分离或者线性的，而是在相互作用中共同生产和演化。这意味着人们的知识、信仰、规范等社会元素与科学技术在互动中共同影响人们的世界观。在此认知前提下，SIs最初被定义为“反映在（国家）特定科学技术实践的设计和完成中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所构成的集体想象，即（国家）相信应该去达到的可预期、可规划的未来”（Jasanoff & Kim，2009）。
　　从概念构造上来看，“socio”作为修饰语的实用性曾遭到质疑，因为所有的“imaginary”都必然是社会性的。但也有人认为这个前缀意在强调“想象”是集体持有的，以引起人们对嵌入其中的社会愿景的关注——特别是要关注它们如何体现在特定的科学技术进程或管理体制（regimes）中（McNeil et al.，2016）。④而从“想象”主体规定上看，SIs诞生于2009年，彼时全球化进程正在面临第一次显要波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国家开始经历经济和外交政策调整，政治形势和社会思潮发生变化，“逆全球化”开始（沈伟，2018）。基于反思全球化背景诞生的SIs，将科学技术想象的主体锁定在“国家”上是非常自然的。但随着理论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展，人们很快意识到社会技术想象的来源并不局限于国家、政府，也可以由其他有组织的团体，如公司、社会运动组织或者专业团体来表达和传播——很多时候这些不同来源的想象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甚至在关于同一科技对象的不同想象的竞逐中，人们体会到其实是商业公司掌握着更大的决定力量（Mager & Katzenbach，2021）。于是贾萨诺夫将定义调整为“一种集体持有的，由机构生成并稳定下来的，被公开表演的可欲的未来图景，它被科学技术进步引发的对社会生活和秩序的共享理解方式所激活”（Jasanoff，2015）。这个新的定义由于过于复杂的修饰结构而失去了简洁性和力度，但总体而言它强调了上文所述的四种属性：
　　SIs是一个开放的场域，在其中，行动主体是多元、异质的，有国家、组织、团体、群体，也包括科学技术或其他人工物——各方通过公开的磋商甚至表演（社会实践确认），共同建构某种愿景（集体持有），提供一种（排他性竞争）关于“未来应该如何”、“该怎样实现”（未来取向）的科技方案。
　　SIs的重要性在于它强调了科学技术的社会性质，以及科技与文化、意象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早在1965年，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就在其著作《想象与发明》（Imagination et Invention）中表达过类似观点：为了理解技术与人类的关系，我们不仅需要考虑技术物品所代表的文化价值，还要关注它们作为“形象”（image）在文化中的角色，以及它们如何影响群体的生活和思维（徐旭，陈凡，2021）。西蒙栋将“形象”视为经验和知识的中介，认为它在人与环境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形象启发想象，想象又通过技术对象的创造和使用反馈到现实世界，进一步影响人类的感知和行动模式。所以技术对象的发展和演化不仅仅是科技进步的表现，也是人类社会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变迁的反映，体现了人类的创造力。它们不仅记录了过去的经验，也向未来的可能性敞开了大门，从而在人类的知识体系和文化传承中发挥着核心作用（Simondon，2023：26）。但西蒙栋的技术哲学理论在提出时并未获得广泛关注，首先可能因为该理论出现在20世纪中期，那时技术对生活的渗透与塑造力远不如今日，主流人文社科领域尚未充分认识到技术研究的重要性。此外，西蒙栋的理论相当深奥复杂，试图构建一个涵盖技术、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综合理论框架，这在当时是相对罕见和前卫的尝试。因不易理解，其作品被翻译引介的效率远不如后来受他影响的德勒兹（Gilles Deleuze）、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以及拉图尔（Bruno Latour）等思想家，譬如《想象与发明》2023年才初次被译为英文。
　　相形之下，2009年SIs概念诞生时学界对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兴趣日益高涨，因此SIs可谓紧密结合了当时的热点议题“应运而生”。另外，虽然其概念表达繁琐，但作为理论工具的内核却清晰、易理解、易使用——贾萨诺夫及其合作者不仅界定、关注、发展这一概念，还为如何使用这一概念建立了研究框架。他们强调阐释性、比较性、历史性的方法，将政府官方话语、政策与法律文件、社会成员的实践当作文本，以社会群体为对象展开研究（Jasanoff，2015）。由于理论的时宜性、清晰的可得性（accessibility），加之贾萨诺夫作为哈佛大学教授拥有的广泛学术网络和影响力，使得SIs在学术界获得了广泛认可，激活了广阔的学术创造力。常见相关研究包括SIs与科技政策的跨国比较；新技术伦理和社会影响研究——多采用跨学科方法，例如欧盟的“TechnoLife”项目；以及了解科学技术如何在国家背景下与社会秩序的具体想象共同发挥作用——包括公民对科技未来的看法、逆向社会技术想象（技术抵抗，即对应于国家社会技术想象的反想象方式），以及社会科学想象研究——主要聚焦科学政策工具、制度发展以及科学家如何想象他们的生活与工作等（曹玫，2021）。在广泛的理论应用中，对于一个较新的技术投放社会之后正在形成何种想象的研究最为常见，因为科学技术想象的社会建构是一个意义竞争的动态过程，而揭示这一过程能够彰显参与各方的角色以及权力关系。当然，学者们在应用SIs的过程中也对它进行了改进和发展，反映了不断涌现的解释需求。
　　目前国内传播学界也不乏基于SIs理论视角展开的探索，通过表1可见一斑——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可商榷的使用，例如笔者认为孙信茹和钱浩（2022）对独龙族女性手机使用的研究将生命历程的分析框架与SIs结合，探讨手机如何成为独龙族女性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文化特异性的深入理解上有其价值，但可能偏离了SIs的理论价值点——技术如何在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被建构意义、被理解，如何在集体意义上塑造和被塑造，以及如何与社会结构、文化习俗和政治经济等要素互动。关于这个问题下文还将继续探讨。
　　
四、“社会技术想象”的阐释功能不足
　　（一）时间尺度问题
　　虽然在一种显见的意义上填补了理论空白，但SIs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概念——它并不能覆盖社会对新技术认知的全过程。关键在于，imaginary是一个“后验”的概念——它虽然是一种参与构成社会现实的力量，但总是在现实变化发生之后才可被感知、被描述。换言之，SIs的解释效力需要基于一定的时间尺度，它高度依赖话语（体现为舆论、文本、语料等）的积累，对技术与社会碰撞的“当下”不敏感。
　　对于科学技术的集体想象的形成本身是一个各方建构的过程：一个新技术的出现通常会引发各种想象与反应，期间各种利益相关者（从消费者到制造商，从政策制定者到批评者）可能产生不同的看法和预期，他们会通过持续的表达向公众提供认知资源来“招募”更多的认同者，形成一定规模后才能逐渐产生“imaginaries”——这也是为什么理论提出者们总是强调“集体持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SIs可能会发生变化，再经过博弈，来到类似于SCOT理论描述的“稳定化/闭合”的动态平衡阶段，继而影响创新、研发、资金分配、政策制定和公众接受等社会活动。
　　上述过程意味着，一项新科学技术从初入社会到形成SIs，中间可能需要经历最初一段时间的“寂寂无名”和“混乱表达”的阶段，但即便是在这个阶段，社会对于新技术的认知需求也是存在的，特别是针对那些陌生但被认为有重大影响（无论好坏）的技术，阐释者和“个体想象”从一开始就在不断涌现，人们的好奇心与日俱增、使用探索层出不穷、语言表达隐喻丛生——但在技术普及初期，这些个体想象活动往往前途未卜，无人统计与描述在快速的动态博弈里它们能够“招募”多少“信众”、是多大范围的集体持有——或许其中一些幸存，另一些很快会被淘汰遗忘，所以它们并不是“imaginary”，而是“imagination”。换言之，从新技术进入社会到关于它的SIs可被描述之间有一个时间差，丛生的“想象”及其反映的社会认知需求并没有理论资源可以覆盖，于是形成了一个“理论真空”。
　　有两类跟技术想象有关的研究容易遭遇这种理论真空——追逐科技热点前沿、需要在短时间内对一项新科技应用情况进行分析的研究，以及考察一项“旧科技”、需要重返其还是“新科技”的历史现场、将其陌生化与再审视的研究。关于前者，以ChatGPT为例，据研究者观察，2023年初其传入中国后，在社交媒体和新闻媒体上引起海量讨论，从普通用户、自媒体博主到技术精英、政府官员都在竞相表达见解，人们试图明白ChatGPT是什么、怎么用、对未来有何影响，言论空间内充斥着惊奇、恐惧、狂喜、焦虑、迷茫等各种情绪——而直到将近一年后才有学者（高鑫鹏，李娜，2023）将这些表达文本搜集起来，描述其中SIs的生成。而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整个社会在对这项新技术做出多元的反应，同时也要对自身复杂的反应做出自反（吉登斯意义上的）——要捕捉这一过程，“想象”是一个很好的理论抓手，⑤但SIs并不适用。
　　而针对“重返历史现场”的情况，崔军锋和赵胜美（2021）对X光的研究可视为一种例证——两位作者回顾分析了1895年后X光刚传入中国时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以及它被赋予的种种社会文化蕴意，参考大量史料细致入微地描绘了新技术进入异国这相对短暂的时间截面内发生的各种故事。论文标题叫《技术、观念与社会想象——X光知识与技艺在近代中国的传布与接受（1896-1949）》，可见两位作者也想到了“想象”这个概念，但他们并没有使用SIs——虽然王程韡和曾国屏在6年前⑥就在同一期刊上发表了引介SIs的文章。这篇论文的英文标题则直接避开“想象”这个概念，而英文关键词里对应中文关键词“社会想象”的则是“social metaphor”。本文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研究的时间断面恰是一个社会对新技术的最初反应阶段，此时大众媒介已经存在，针对X光有从西洋舶来的各种新奇用法引发的想象，也有从本土滋生的想象，它们在一段时间内交织并行，受众群体都相当狭窄，尚处于“传布”而不是竞争的状态，因此并不确切符合SIs的四种特征。
　　相似的阐释困境也发生在操瑞青（2021）对博客的研究中——他要分析博客在中国的早期实践及其媒介文化变迁，就不得不重返当时的“现场”，在“技术传布期”相对较短的时间阶段里展开事件纹理，便也遭遇了这种“理论真空”。于是他直接放弃了SIs，使用了一个更模糊的概念“技术想象”来阐释早期技术精英如何按照自己对博客的理解来推广这项技术——这里他指出“想象”是“imagination”。
　　（二）分析对象问题
　　（1）技术对象的边界
　　同理，作为一个“后验”的概念，SIs所适用于分析的技术对象也有明确的边界——新技术通常与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愿景紧密相连，但某些情况下，新技术可能不明显地体现这种愿景，比如有些仅仅是现有技术的微小改进，或者那些高度专业化或专门化的技术、那些与广泛社会需求和文化趋势无直接关联的技术，以及那些“无形”或不为公众所广泛知晓的技术——其实都属于可见性较低的情况。因为难以被注意到，就算对未来有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引发对未来生活方式的广泛想象——这些技术的发展可能主要源自对效率（性能）的追求而非社会愿景的驱动，因此它们可能被视为工具性的，不牵涉更广阔的社会意义。
　　（2）技术对象的“大”与“小”
　　另外，SIs适用的技术对象还存在“大”与“小”的困惑——其理论前提规定集体持有、包含未来愿景等条件都要求分析对象在社会面上被广泛注意，那么就意味着这项技术与人类生存之间有强利害关系。再加上SIs早期概念规定想象主体为国家——能满足这些要求的，往往是环境、能源、新型农业、宇宙空间探索这些高投入、涉及国别差异、关涉社会整体未来的“宏大技术”——早期SIs研究的技术对象的确集中在这些宏大层面，但后来随着SIs解释潜力的释放，更多学者将关注对象扩展到智能驾驶、VR、手机等生活应用层面。本文研究者在数据库Web of Science中筛选了2009年至今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中以“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为关键词的英文文献，检索出相关文献332篇，剔除无效数据后剩余328篇，并将这些研究的技术对象提炼关键词，制作词云图如图1，可以看出能源、基础设施等需要国家级别动员研发的技术，以及转型、创新、治理、政策等议题仍然是SIs研究的主流。
　　但参考表1国内学者关注的技术对象，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X光、博客、家庭摄像头，乃至将来可能被关注的语音助手、手机导航这样并不需要国家级别投入，也并不明显体现大众未来愿景的“小技术”是否适用于SIs?在这里，本文对于“大”或“小”的判断略显模糊武断，但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辨析点在于——一项新技术投入社会，如何判断它的影响面是个体、小群体还是“社会面”?或者，当我们谈论一种技术想象是如何被社会建构时，应该关注哪些分析维度——我们通过分析什么来体现这种社会建构?
　　事实上，从SIs的理论关切出发，一项技术的“大”或“小”并不在于研发主体是不是国家或者大机构、投入资金有多少、用户覆盖面多广泛——而在于其是否引起公众注意、是否进入公共讨论，或者是否被纳入普遍的公众实践。只要满足这些条件，该技术就是适合SIs分析的对象。
　　技术作为imaginary的对象毕竟具有独特之处——技术想象往往与具体的物质实体和明确的使用实践相关联，这使得它们在构建过程中更依赖用户的有意识选择和社会对技术的响应。SIs的核心在于探讨技术如何在社会层面被理解、想象和讨论，这不仅关注技术本身或其功能，更关注人们对技术的看法、技术如何被社会接受，以及它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由于技术发展快速，涉及的利益相关方众多，技术想象常常需要通过更为显性的社会对话和公开讨论来形成和演化。而从方法操作上看，“想象”也必须借由文本才能具象化——这也是为什么SIs总是要等一定长的时间、等具体的文本成型沉淀过后才能被捕捉、描述和验证。综上，一项技术是否进入公共讨论是判断其是否适用SIs分析的重要标准。
　　不过技术想象有时也不一定依赖公开讨论，可以像“共同体想象”和“现代性想象”那样从人们的日常选择和无意识的实践中自然孵化出来。例如，智能手机的普及和使用逐渐塑造了人们对通信、信息获取和个人隐私的想象，这种塑造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发生在用户与设备的日常互动中——此时行为实践是描述SIs的经验材料，可以独立用于分析，也可以和公共讨论文本结合进行分析。
　　鉴于上述情况，研究者要特别注意考察技术对象是否适合SIs并进行分析维度的取舍。李涵萌（2023）对流动人口家庭摄像头的研究是一个典型例证——家庭摄像头看似微小，却适用于SIs分析，因为它不仅仅是个体安全的工具，也反映了社会对安全、隐私和监控的集体想象，包括社会对个人空间安全性的理解、对隐私侵犯的担忧，以及对技术介入日常生活的接受程度。而从社会实践方面来看，家庭监控摄像头的普及和使用展示了技术如何在社会实践中被构建和理解——它们如何被选用、部署和管理，反映了对家庭安全、个人隐私以及技术可信赖性的社会期待和实践。从未来愿景方面看，监控摄像头作为智能家居的一部分，代表了对未来家庭生活方式的一种想象。它体现了人们对利用技术提高居住安全性、便利性和控制能力的预期。从排他性竞争来看，家庭监控摄像头的接受和使用情况受到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能够体现国家、地区、阶层或群体差异。更重要的是，上述层面都有充分的公共讨论文本和社会实践作为支撑。然而李涵萌对家庭摄像头的研究兴趣显然在于特定人群的使用实践而不是监控技术想象的社会建构——作者在文中已经提到了SIs，却并未选择其作为理论框架，而是选了更符合自己研究兴趣的“技术可供性”，力图勾画出家庭摄像头如何变为一种与情感绑定的媒介，并改变了流动人口家庭表达情感的实践——这种选择也是合理恰当的。由此可见，同一个技术现象中包含多种分析可能性，思考关切点的不同决定着理论选择和研究方向的不同。而上文提到孙信茹和钱浩（2022）对独龙族女性手机使用的研究值得商榷之处恰在于，两位研究者和李涵萌一样，关切的是技术实践与情感实践的关系，分析也是面向个体和少数民族群体生的命历程与情感实践，却选用了SIs作为理论框架，造成了研究对象与理论价值重心的错位。
　　（3）研究议题的窄化
　　最后，基于上文所述也可发现，近年来国内外SIs相关研究关注的技术议题逐渐狭窄——目前的论文内容大多与技术民族主义、技术承诺、大型科技企业影响力控制，以及利益集团引导等议题紧密相关。这种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想象”（imaginaries），而在于对“技术”（technical）的理解几乎已经固化——当下我们处于前所未有的技术加速时期，新科技常常被简化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或潜在的风险源，社会整体关注技术进步，缺乏对技术复杂性的充分认识和理解，而追求经济目标、追求效率和风险评估不断催生的研究动机，可能也并不完全反映技术的多元潜能，因此地方性和多元文化视角也常常容易被忽视。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为SIs概念注入更多的开放性与灵活性，成为一个亟待深入的问题。本文认为，后来的SIs研究者们或许可以尝试从追逐技术热点的怪圈中跳脱，丰富理论实践，多关注一些“地方性技术”和“另类技术”，比如失败的技术，被淘汰、被遗忘的技术，本不被看好而实际影响巨大的技术等，增加历时性研究和比较研究视角，揭示技术想象的变迁，评估技术预期与实际结果的差异，发现技术发展的非线性特征，探寻文化与身份的建构。而本文认为更重要的思路拓展方法是重新审视和扩展“技术”的定义，挑战传统上对技术的物质或工具性理解， 例如可以将SIs考察的对象拓展到如下方面：
　　●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涉及社会结构、组织形式、规范和制度，它们围绕着技术实践被创建和维持。例如，社交媒体平台不仅是软件和算法的集合，也是促进人类互动、信息传播和社会关系构建的关键环节，围绕社交媒体人类建立了内容筛选、审查、流量分配等社会技术，都是值得考察的对象。
　　●组织技术：涵盖企业、政府机构或其他组织内部用于管理、决策和协调的技术和方法。包括但不限于管理信息系统、决策支持系统等，它们协同塑造组织行为和社会结构，也值得关注。
　　●非物质技术：诸如知识体系、语言、艺术形式、手工艺技能等。这些技术虽然不具有物质形态，但在社会实践和文化传承中起到关键作用，其中包含的社会想象元素同样值得探寻。
　　（三）“有限批判”：SIs的政治哲学问题
　　SIs与“共同生产”一脉相承，采取的是一种生成论意义上的世界观，即认为“事实”（例如科学技术）是在物质力量与人类力量的辩证共舞中生成涌现，而其理论贡献在于将“imaginary”从政治哲学领域转移到技术哲学领域，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为理解和分析社会中“技术想象”的意义竞争提供了工具。由此来看，它天然带有批判性——想象是一种认知资源，是权力争夺的对象，且通常是隐蔽的、无意识的，甚至是可被操纵和形塑的，仅仅揭示其存在、描绘其样貌就能启迪人于“无意识”之中，而揭示不同群体（例如国家与民众、精英群体与民众、大公司与用户）之间想象竞争更能反映背后的权力运作过程。但本文认为这种批判性并不彻底——这种对“无意识”的揭示仍要被限制在有限的框架（例如现有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框架）之中。换言之，技术的社会想象空间虽然向多元行动者敞开（许莹琪，董晨宇，2022），但权力也许在“选手入场”前就已经发挥作用。举例而言，若将技术隐喻视为社会想象的表征，则自1984年以来，美国出现的关于“互联网”的隐喻不少于14种（陈秋心，2021），但其中“赛博空间”、“电子边疆”这样带有政治对抗、拒绝执政干预意味的想象并不会跟随技术一起顺利进入中国，而“虚拟社区”、“地球村”、“信息高速公路”之类的想象却可以进入中国的话语空间，并基于与已有社会结构的契合度得到不同程度的偏爱。
　　学者Annette Markham指出，当人们想象技术未来时，往往无法摆脱当前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对未来的预设，导致未来想象的范围被限制在一种对现有权力结构的默认接受之中。这种现象通过“话语封闭”（Discursive Closure）的机制得到加强，从而使得挑战现状或提出替代性解决方案变得更加困难（Markham，2021）。“话语封闭”这一术语源自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70年提出的“系统性沟通扭曲”（Systematically Distorted Communication），后来经过学者的发展，主要描述在社会交流和辩论中某些观点、想法或议题被有意或无意地排除或边缘化的过程。这种封闭不仅限于明显的审查或禁止，还包括通过各种方式使某些讨论变得看似不合理、不重要或不相关，从而维持现有的权力结构和价值观不受挑战。想象的生成尤其依赖于话语的生产，而有时话语的封闭、想象的受限甚至是人们“主动关闭”的结果，类似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指出“基于同意的控制”（control through consent）——控制和权力的施加并不总是通过强制或明显的压迫实现，而是通过个体或群体的同意或共识。这种控制方式更加微妙，往往更难以识别和反抗，因为它包裹在同意的外衣下。而在高效压迫系统中，人们常常自己关闭替代选择，将问题自然化、中立化为“本就是这样”的现状。在这个意义上而言，SIs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虽然它可以帮助人们探寻一种想象的黑箱、揭示其间权力如何运作，但只要人们无法自如地提出替代性想象，这始终是一种“有限的批判”。
　　
五、结论
　　SIs被引介进入国内人文社科领域已逾10年，起初并未引起学者广泛注意，但在2020年后，随着学术界关注重心的转移，其因居于技术与社会交界面的“中间优势”而受到瞩目，解释力逐渐释放，尤其在新闻传播领域近年来相关研究频现。本文通过对SIs的概念溯源与涵义辨析，认为学者应用这个概念时不应过多偏离其被提出时的理论关切，应符合“imaginary”学术路径规定的四个特征：集体持有、经共同社会实践确认、未来取向和排他性竞争，否则易造成混淆与误用。
　　此外，本文还分析了SIs阐释功能的不足：首先它是一个“后验概念”，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相关想象（imaginaries）沉淀之后才能基于经验证据进行描述，因而对新技术刚进入一个社会初期的反应不敏感——但毫无疑问这个时间阶段是重要的，它覆盖了技术引进、落地与推广等重大环节和其中关键人物的活动，学者仍然迫切需要“想象”作为理论资源，在不能使用SIs的时候，往往会使用更加模糊的“技术想象”一词，或者转而避入“隐喻”等其它理论脉络。
　　本文论及SIs阐释功能的不足还体现在其分析对象是有明确边界的——需要是引起了公众注意、公共讨论或者被纳入长期公共实践的技术，而那些可见度低（但可能重要）的技术就不在分析之列。因此或可认为，SIs适用分析的技术对象是需要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但这种影响力并非体现在是否真正推动社会进步，而在于其“公众影响力”。换言之，SIs关心的技术并非“实际有多少影响力”而是“人们当时认为其有多大的影响力”。一些反例可以说明这一特性：那些一问世就引发公众注意但事实上可能出于种种原因很快被弃用的技术，例如18世纪40年代在欧洲短暂风靡的“三维透镜”（Zograscope），以及因公众隐私忧虑而遭到舍弃的谷歌眼镜，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进程，但往往都是SIs完美的分析对象——在它们身上更能体察“想象”发挥的重大作用。而SIs与公众注意力的这种强关联或许也正是近年来它被新闻传播学界热衷的原因。
　　另外，近年来的SIs研究存在研究议题逐渐狭窄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些可能有助于超越单一的技术视角、探索技术在不同社会和文化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研究思路，但“想象”归根结底是一种认知资源，捕捉其形态高度依赖表达文本，这就导致在其诞生之前或许就已经遭遇权力干预，而在无法自由想象的世界里，SIs始终只能承担“有限的批判”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社会市场竞争使得人们高度关注技术进步——对于“蓝海”和“新赛道”的追逐，使得人们向科学技术投放的注意力与其实际影响之间的关联更不稳定，但毫无疑问像SIs这样的概念将会愈发受到欢迎。毕竟在社会和技术系统中，想象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它承载着对未来的愿景，映照着人们对新技术和创新途径的选择，以及关键人物对新技术和创新途径的责任与承诺。从一项技术创意的诞生到发明过程再到产品化、推广和普及、淘汰，每一个环节都有想象的参与，发挥关键作用的有时是个体想象，有时是集体想象；在形式上有时是感官想象，有时是原理想象；并且技术想象有时捍卫和加强社会与文化现状，有时却成为打破稳定系统的“熵”（徐旭，陈凡，2021）……鉴于SIs的解释功能并不能覆盖以上所有方面，学界与“技术想象”相关的理论工具可能需要进一步丰富拓展，以帮助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解读迅速变化中的世界。■
　　
注释：
①参考希拉·贾萨诺夫本人的观点，本文的STS指代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和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两种路径。
②Imaginary 有其未来取向，但它也是基于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经验构建的，是对过去的反思和对当前的评估的结果，同时也是对未来的愿景——这一点在学术脉络的延展过程中逐渐被学者们意识到了。
③有学者认为SIs属于SCOT领域，但实际上二者只是在理论关切上有重叠之处——虽然SIs和SCOT都属于STS领域，并且都强调社会因素在技术发展中的作用，但前者更关注社会对技术未来的集体想象和这些想象对社会实践的影响，而SCOT则侧重于分析特定技术是如何在社会群体间的互动中被建构和定形的。因此SIs并不是源自SCOT理论，而是独立于SCOT之外，它既不主张技术决定论，也不偏向社会建构论，而是秉持“一种生成论意义上的世界观”——它强调事物、概念、实体和秩序不是静态存在的，而是在持续的互动过程中不断生成和演化的。这种观点反对看待世界为一系列固定、独立和预先定义好的实体，而是将重点放在事物如何产生、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如何在这些相互作用中变化上。
④大概正因此，许莹琪和董晨宇（2022）将SIs翻译为“技术的社会想象”而不是更常见的“社会技术想象”。
⑤正如本文作者此前研究所论述，“隐喻”是另一个很好的理论抓手（陈秋心，2021）——它和“想象”一样同处于技术与社会的“交界面”。
⑥崔军锋和赵胜美的这项研究发表于2021年，但收稿于2018年，所以与王程韡和曾国屏的研究相隔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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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秋心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师资博士后。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机共生环境下‘算法型网络暴力’生成及治理研究”（立项编号：23XWB004）、江苏省卓越博士后计划（项目编号:2022ZB596）、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团队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2XM00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