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旭 宫贺
　　［本文提要］社交媒体时代，自然灾害情境产生的“信息赤字”以及溢出属地边界的舆情关切，对地方政府和地方媒体的对话能力提出了不同于常态情境的要求。本研究以网络议程设置作为理论框架，以“可对话性”作为理论指导，补充多元主体视角，在控制了中央媒体的影响下，将地方政府、地方媒体与公众三大主体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社会网络分析与二次程序指派法，探查河南特大暴雨灾害中三类主体议程属性（实质与情感）网络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自然灾害中，公众侧重“求救”的情感性议程，地方政府侧重“施救”的实质性议程，二者能够实现“求-救”的对应，但地方政府还需注意与公众共情；地方政府与地方媒体议程属性网络相互正向影响，然而，地方政府未对公众议程属性网络产生显著影响。地方媒体在第一阶段（爆发期→下降期）正向影响公众的议程属性网络，然而第二阶段（下降期→消退期），这种影响不再显著，且此时公众对地方媒体的议程属性网络产生了负向影响。本文初步探讨了上述发现的可能解释、地方政府与媒体“可对话性”能力建设的可能方向。
　　［关键词］自然灾害 网络议程 官民对话 媒体议程 社交媒体 网络议程设置
　　
一、引言
　　在破坏性强、应急管理紧迫性强的自然灾害情境下，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成为全链条防治中的关键环节（中国政府网，2022）。自然灾害情境往往在短期内伴随多主体、多重议程属性的动态演进，复合的舆论场一方面使地方政府迫切需要提升自然灾害风险沟通的适应性与治理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地方媒体通过与地方政府和广泛公众间的议程互动，建设自然灾害情境下的多方对话。由此为议程研究提出了新的
　　要求：
　　第一，灾情情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交织，使沟通超越了“政府-媒体”、“政府-公众”或“媒体-公众”的任意两方关系，作为施救方的政府、被救方的公众及促成官方与民间话语“整合”的媒体均深度参与其中（王晗啸等，2020；曾繁旭，2013），这使灾害情境中多元主体的议程交互关系研究具有了必要性；第二，属性议程强调了议程本身的复杂性，自然灾害会因其突发性、罕见性与有害性扰乱政府与媒体的常规议程（Birkland，1998），并引发人们对事实性与情感性信息的双重需求（赵继娣，单琦，2017），使得探究多元主体的属性议程具有了必要性；第三，伴随社交媒体的普及应用，灾害引发的舆论关注往往溢出属地边界，在地喷涌的灾情信息向属地外快速流动，引发广泛公众的关切，灾害期间地方政府与地方媒体信息沟通不仅限于属地内部（赵梦溪，2016），因而研究地方如何面向社交媒体上的广泛公众并展开对话具有了必要性。
　　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必要性，本研究基于可对话性和网络议程设置理论，以二次程序指派法探究河南特大暴雨灾害中微博平台上地方政府、地方媒体与广泛公众三类主体的议程属性网络特点及关系，勾连自然灾害情境、多元主体以及议程属性网络，为了解地方政府、地方媒体与公众在自然灾害情境下的议程互动机制提供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自然灾害中多方主体的“可对话性”
　　随着社交媒体与信息技术的铺设，全量性回应成为各层级政府回应能力建设的重点（张楠迪扬等，2023）。“全量性回应”意味着政府不仅需要面对属地范围内的公众诉求，也要面临普遍公众的信息需求与即时监督。特别是在自然灾害等突发重大事件的响应上，全网公众对事态的关注，往往比自下而上的请示递进和自上而下的指示政策来得更早（钟开斌，邱倩婷，2021），这对地方政府的救灾能力与对话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风险与应急情境下的国际研究表明，社交媒体在自然灾害中具有促进官民互动的潜力（周利敏，2021）；意味着畅达灾情下的“地方政府-公众”间的对话具备了工具可供性。此外，基于我国灾情信息传播网络的研究发现，新闻媒体是整合自然灾害中官民对话的关键因素（陈迎欣等，2022）。那么，当地方政府可以绕过大众媒体的“信息棱镜”，直接与广泛公众（不只是地方公众）进行“对话”时，其对话能力具体如何体现?新的、非常态的信息环境下，新闻媒体的议程整合能力又是否发生变化?
　　已有关于自然灾害中以社交媒介为媒的“沟通”研究，或是从某一主体的单一视角出发，或是以“政府-公众”、“政府-媒体”、“媒体-公众”的两两关系为视角展开（周利敏，2021），而在自然灾害这样急难险重的情境下，偏重任何一端都有陷入倾听“独白”的危险，忽视任何一方都可能致使研究无法有效探索“救援-求助”沟通的实然情况，两种既有研究路径对把握灾害事件中的舆情传播规律和舆论形成路径均可能存在偏差。因此本文将依据“对话”思维，同时针对地方政府、地方媒体与公众三方主体开展研究。
　　公共关系的“对话理论”（dialogic theory）认为对话并非由互动的一方主导，而是一种基于合作、为彼此福祉真切考量的关系行为（Kent & Taylor，2002）。对应至实践层面，组织与公众的对话性行为则可操作为“关注-关系-关切”三位一体的理论体系（宫贺，2021）。其中“关注”层面的信息卷入强调信息发布应遵循双向均衡的模式，也就是说需要考虑公众需求后有选择、有针对性地发布信息，而不是置公众需求不顾的单向信息“呈现”。据此，政府、媒体等组织在发布信息时，需要综合考虑公众在此情境下的需求导向，提升发布信息对于公众的“有用性”；而达成这一效果，同样需要“关切”层面的卷入努力，即真诚地考虑对方福祉，真正关心公众的体验与需求。在自然灾害情境下，突发与动态变化交织的灾情意味着公众兼有事实与情感两方面诉求。由此，我们基于“对话理论”，将自然灾害情境下的“可对话性”界定为：组织端的地方政府与地方媒体以公众端的福祉为出发点，根据公众需求，提供对公众有帮助的信息与情感支持的程度或“可能性”。而考虑到自然灾害中地方政府、地方媒体与公众的诉求随灾情实时变动，且三方主体间联系、互动的过程尚未廓清，我们引入网络议程设置理论展开进一步研究，以关系的、互动的网络视角探究三方主体间的“可对话性”的状态。
　　（二）网络议程设置与议程属性网络
　　自1922年李普曼在《公众舆论》开篇章节中提出“外部世界的特征（公共事务）”影响“他人脑海中的图像”（李普曼，1922/2006：23），到1972年《大众传播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发表标志议程设置理论框架正式形成，再到如今日新月异的媒介生态环境下，“大众媒介影响人们‘怎么想’和‘想什么’”的解释力面临新的挑战（史安斌，王沛楠，2017），议程设置理论已走过一个世纪的历程。面对飞速变化的传播格局，“期颐之年”的议程设置理论也在不断迭代，并清晰呈现了其发展态势：理论框架提出者麦库姆斯指出，议题议程设置（issue-agenda setting）作为议程设置第一层而存在，是指新闻媒体对议题显著性的强调影响公众关注何种议题；属性议程设置（attribute-agenda setting）作为议程设置第二层而存在，是指新闻媒体对某一议题下特定属性显著性的强调会影响公众关注同一议题下的何种属性；近年来，网络议程设置（Network Agenda Setting，以下简称NAS）正在作为议程设置第三层而成为当前媒介环境下的重要方向（McCombs et al.，2014）。
　　网络议程设置是郭蕾与麦库姆斯勾连认知图谱（cognitive mapping）、联想网络（associative network）等心理学概念，作为议程设置理论的第三层而提出的。该理论的一大特点在于超越传统议程设置理论隐含的“人的认知是线性结构”前提，认为公众对议程的认知近似于网络结构而存在（Guo & McCombs，2011），即NAS认为新闻媒体对议题间、属性间关系的强调，会影响公众对议题间、属性间关系的显著认知。此外，NAS还提供了以社会网络分析探视不同议程网络相关性的系统方法论（Guo，2012）。换言之，传统议程设置关注议程与议程之间的关系，而NAS则关注议程网络与议程网络之间的关系。
　　网络议程设置研究包括了议程的议题网络与属性网络的分析。由于本研究中的自然灾害救治属于一级议题，我们将聚焦于多主体针对自然灾害救治议题所呈现出的属性网络结构。通过探视不同议程属性（即议程属性网络中的节点）的点度中心度与议程属性间的共现（co-occurrence）情况，NAS可以发现议程网络中哪些属性有更强的显著性及其在整个议程设置结构中的核心地位，从而更准确地反映出不同主体关于自然灾害不同属性的“影像”。
　　近年来，国内外已有不少应用NAS理论与方法的主流媒体研究，如关于伊拉克战争报道的跨国媒体间议程网络探讨（Guo et al.，2015）；关于萨德事件国内媒体议程网络与公众议程网络的关系研究（蒋俏蕾，程杨，2018）；中国主流媒体在推特的议程网络与国际公众议程网络的关系研究（邓依林等，2022）等。这些研究有力支持了NAS的科学性以及在中国语境下的适用性，为我们理解和应用NAS提供了学理基础。然而，从这些代表性研究可以看到，当前的议程网络研究更多体现在媒体-公众之间的议题或属性关系，却少有将政府议程、媒体议程以及公众议程三者关系共同纳入研究视域。而这种关注视角，其实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传统议程设置研究的多元主体的整合路径（如议程设置扩展模型，便指出应当链接政府、媒体、公众议程以及与现实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予以考量）（Soroka，2002）。重返主体的多元性，使NAS研究可以进一步超越媒体-公众的二元视角，不仅具有理论延展的必要性，也具有实践的关照意义。
　　由此，基于既往研究的学理基础，本研究旨在运用NAS框架及其方法探究自然灾害中的多元主体（地方政府①、地方媒体、公众）议程属性网络的特点与关系。
　　（三）自然灾害中多元主体的议程属性网络及其关系
　　麦库姆斯等人认为，议程属性包括实质性与情感性两个维度（McCombs & Estrada，1997：237-247），实质性可以理解为议题的“副主题”，而情感性则是“故事的基调”（Kiousis et al.，1999）。自然灾害情境铺设的信息赤字与受灾公众生存的紧迫性，影响着公众对信息的获取需求（Ball-Rokeach，1973），因而意味着自然灾害情境下的议程属性应兼顾“实质性”——如灾害预警、灾情进展、辟谣回应、救灾事迹等信息方面的呈现，和“情感性”——如悼念祈福、支持鼓励、心理疏导等情绪价值的提供（赵继娣，单琦，2017）。基于前人研究基础，我们也将围绕实质性与情感性两个属性维度对三方主体议程属性网络进行研究。如前所述，以往自然灾害的议程属性划分多从单一或二元主体视角出发，当政府、媒体以及公众发布的议程成为研究对象，首先需要探查的是这三方的议程属性网络呈现怎样的特征?据此，本研究提出第一组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1：自然灾害情境下，地方政府、地方媒体、公众的议程属性网络有何特征?（分别考察1a.地方政府1b.地方媒体，以及1c.公众的议程属性网络）
　　如前所述，NAS研究中关注多方主体议程网络的研究鲜见，面对自然灾害，地方政府、地方媒体、公众各自呈现的议程属性网络是否/如何影响另外两方主体的议程属性网络尚有待进一步探明。议程设置理论关注的是主体议程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通常利用时序关系来判断前一阶段A主体的议程对后一阶段B主体的议程是否产生影响（邓依林等，2022）。故进行网络议程属性研究时，我们也应以纳入时间维度，即以时序视角（考虑前一阶段对后一阶段的影响）考察三类主体议程属性网络间的（因果）影响关系。由此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2：时序视角下，自然灾害中地方政府、地方媒体及公众的议程属性网络是否/怎样相互影响?（2a.前一阶段地方政府议程属性网络对后一阶段的地方媒体、公众议程属性网络是否/如何产生影响?2b.前一阶段地方媒体议程属性网络对后一阶段的地方政府、公众议程属性网络是否/如何产生影响?2c.前一阶段公众议程属性网络对后一阶段的地方政府、地方媒体议程属性网络是否/如何产生影响?）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一）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2021年“7·20河南郑州特大暴雨”为情境：第一，该自然灾害事件发生时间与数据采集时间（2022年）接近，数据损失相对较小，能较大程度还原议题的讨论情况；第二，依据百度指数的搜索指数与资讯指数综合判断，该自然灾害是近年来引起较高舆论关注的自然灾害事件，不仅媒体、公众参与了热烈讨论，河南省、郑州市等多政府部门也发布了大量信息，此事件可作为探索多元主体网络议程的代表性案例；第三，该事件危害程度高，强度大，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央广网，2021），以此为案例能为严重自然灾害情况下的多主体沟通提供参照。
　　本研究取样周期为：2021年7月20日0时至7月28日24时。选择这一抽样周期主要基于百度指数的趋势，以“河南暴雨”、“郑州暴雨”为关键词检索，两个词条的指数分别在2021年7月20日至7月28日（9天内）和2021年7月20日至7月25日（6天内）超过词条的基准热度值，意味着在此期间“河南暴雨”与“郑州暴雨”的舆论热度高于日常。我们选择两个检索词的热度时段上限，即灾害发生后9天内的微博进行分析。
　　我们选用微博平台为样本数据获取来源，微博是我国社交媒体的代表性平台，并且具备“组织-公众”双向沟通的使用生态。一方面，微博月活跃用户数在2023年第三季度已超6亿，庞大的用户规模对探究公众端卷入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它也是政务新媒体与新闻媒体入驻的代表性平台，以微博为例开展研究能够满足“组织-公众”双向视角及多主体探视的需求。本研究收集的地方政府、地方媒体与公众三类主体的微博数据如下：
　　地方政府方面，以@河南消防、@郑州发布两个账号为样本来源。一是出于内容相关性考虑，党政宣传部门以及官方救援力量相关的认证账号与自然灾害中的信息发布与救援沟通有着更高的关联度；二是两个账号分别对应省级与市级行政级别的政务官微，而该次暴雨除危及郑州外，对巩义、鹤壁、新乡、卫辉等周边地市也造成了一定规模的损失，故将政务微博账号扩至省级，具有一定的补充意义；三是两个账号均在人民网舆情中心评选的河南省十大政务机构微博之列，具有代表性与权威性。抓取两个账号对应周期内的原创微博，剔除与灾情无关以及因删除而不可见的无效数据，共得到723条微博（@河南消防发布391条，@郑州发布332条）。
　　地方媒体方面，以@河南日报和@大象新闻（河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官微）为样本来源。原因在于：一是@河南日报与@大象新闻分别代表了报、台两类主流媒体在社交媒体矩阵的窗口，且两个账号的粉丝数、互动数、活跃度均居于河南本地媒体前列；二是在此次自然灾害周期内，两个账号发布内容引发全网关注，如由大象新闻设置并主持的话题标签#河南暴雨互助#登上热搜，引发2471.1万讨论量（2022年9月），成为自然灾害周期内讨论量最高的相关话题。抓取两个账号对应周期内的原创微博，剔除与灾情无关以及因删除而不可见的无效数据，共获得905条微博（@河南日报发布397条，@大象新闻发布508条）。
　　公众方面，参考以往研究，我们以社交媒体平台上个人用户所发布的帖子作为公众议程的数据来源（邓依林等，2022）。本研究中，通过两组关键词“河南暴雨”、“郑州暴雨”进行微博数据获取（带有多个关键词的微博不再重复抓取），原因包括：第一，选择两组关键词是因为2022年应急管理部发布的“2021年全国十大自然灾害”以“河南特大暴雨灾害”命名，并指出受暴雨影响的地市中，郑州市最大小时降雨量突破我国大陆历史记录极值，灾害损失重、社会关注度高（应急管理部，2022）；因此上述两组关键词能够指代本次自然灾害。第二，如前所述，尽管该自然灾害具有地域性，却引发了全国关注，关心该事件的用户聚集在社交媒体平台，形成了关于河南暴雨灾害事件的公众群体。采集相同时间周期内原创微博40059条，仅保留个人用户发布的原创微博，剔除与灾情无关以及因删除而不可见的无效数据，共获得10836条博文。
　　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中央媒体在此类突发灾害中的权威性及影响力很可能存在对其他主体议程的影响，而使地方政府、地方媒体及公众三类主体议程属性网络的关系受到影响，故我们将中央媒体的议程属性网络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研究。选择人民日报（108条）、新华社（127条）、央视新闻（114条）三家中央媒体在暴雨灾害期间的全部原创微博，共计349条。
　　（二）类目构建与编码
　　由于以往研究缺少兼顾自然灾害中多方主体（地方政府、地方媒体、公众）议程属性的划分，为满足NAS计算不同主体议程属性网络间相同的节点集合要求，我们在结合以往研究中对议程框架的划分基础上（赵继娣，单琦，2017；王晗啸等，2020），首先探索性编码多方主体的微博内容，然后提炼适合本研究情境的类目。
　　具体而言，邀请两位硕士研究生担任编码员，完成对全部的地方政府议程属性、地方媒体议程属性、公众议程属性数据的两轮次编码。第一轮次，编码员在每条博文中提取若干关键词，每条博文持续被编码分析至饱和，即没有新的关键词出现；第二轮次，识别所提取的关键词，依据内容的相关性将零散的关键词合并归纳为不同类目；为了清晰地表达并跟踪关键词与类目的发展过程，我们建立了数据分析笔记和编码备忘录进行记录。
　　经过人工合并相关类目，最终我们共归纳出代表实质性议程属性的“灾情信息、辟谣回应、举措进展、行政指示、典型事迹、提醒科普、物资供求”等7个主题，情感性议程属性的“呼吁请求、祈福悼念、歌颂赞扬、激励支持及温暖感动”等5个主题，即共计12个主题作为两类议程属性的编码类目。
　　以每条微博为分析单元，对每条微博所涉及的议程属性进行二元编码，即如果博文内容涉及某一种属性则为“1”，否则为“0”。两名编码员对全部样本数量的10%进行预编码。各个属性的编码员间信度（Krippendorff 's Alpha）②均大于0.75。正式编码时打乱放回预编码样本重新编码。
　　（三）时序阶段划分依据
　　为了更精确地探究自然灾害中不同阶段内多元主体的议程属性网络及其关系，我们以舆情走向为阶段划分依据（杨小雨，曾庆香，2022）。基于百度指数的关键词搜索结果，将本次自然灾害周期分为爆发期（7月20日~22日）、下降期（7月23日~25日）和消退期（7月26日~28日）三个阶段。
　　（四）议程属性网络构建及其可视化
　　1.描画议程属性的共现矩阵
　　沿用以往研究方法（邓依林等，2022），将同一条博文中两个议程属性的同时出现计为一次共现。分别统计12个议程属性（包含7类实质议程，5类情感议程）的两两共现频次，制作议程属性的共现矩阵，矩阵中的行和列均对应一项议程属性，数值表示两项议程属性间的共现频次，数值越大表示两个属性共现频次越高。基于前述阶段划分，每类主体分别构建3个时段内的议程属性矩阵，加之总体议程属性矩阵，共计构建16个议程属性矩阵。
　　2.可视化议程属性网络
　　将上述议程属性之间的关系矩阵进行可视化，得到议程属性网络。通过NetDraw对16个议程属性矩阵进行可视化。网络中的节点为每一类议程属性，节点形状分别对应实质性属性（方形）与情感性属性（圆形）；节点大小表示该议程属性在网络中的点度中心度，节点越大说明该议程属性出现次数越多；节点间的连线为议程属性间的共现关系，连线越粗表示两个议程属性间的共现关系越强。
　　（五）多元主体议程属性网络二次指派程序法分析
　　参照以往研究（Guo et al.，2015），采用二次指派程序法（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QAP）对不同主体议程网络间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QAP采取序列技术对两个或多个矩阵的行列、格值进行相似性比对，因而适用于网络（矩阵）与网络（矩阵）之间的关联性（QAP相关）及自变量网络矩阵（矩阵）对因变量网络（矩阵）的回归分析（刘军，2007）。
　　
四、研究结果
　　（一）研究问题1：地方政府、地方媒体及公众的议程属性网络特征
　　特大暴雨期间，地方政府、地方媒体及公众的议程属性网络分别如（图1、图2、图3　　图1、图2、图3见本期第11页）所示，各阶段内三类主体议程属性分别如（表1　表1见本期第10页）所示。
　　地方政府议程属性方面，实质性属性议程成为核心议程，且“发生了什么”与“采取什么措施”成为地方政府在暴雨中核心的信息输出组合。如图1所示，“举措进展”、“灾情信息”以及“典型事迹”成为点度中心度最高的三个节点，且与网络中其他节点连接关系最多，可被认为此次暴雨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发布的三大核心。“举措进展”与“灾情信息”间的连线最粗，反映出针对“发生了什么”而“采取了什么举措”是地方政府在自然灾害中信息发布的关键信息。此外，地方政府议程更侧重实质性议程（方形节点）的发布，情感性议程（圆形节点）则较为弱势，较大的两个情感属性节点“歌颂赞扬”、“温暖感动”则与“典型事迹”联系密切，“正面宣传”得到突出体现。
　　地方媒体议程属性方面，代表实质性议程属性的“灾情信息”、“典型事迹”、“举措进展”与代表情感性议程属性的“温暖感动”、“歌颂赞扬”构成核心三角。通过连接关系进一步看出，“典型事迹”与“歌颂赞扬”、“温暖感动”间关联最为密切（共现频率最高），是地方主流媒体议程中最为关键的信息组合。整体来看，自然灾害情境下的媒体议程以实质属性为主、情感属性为辅，“正面宣传”同样得到突出体现。
　　公众议程属性方面，代表情感属性议程的“呼吁请求”节点成为网络中心，与其他节点连接最多，是自然灾害中公众议程属性网络的核心。围绕这一单核的是代表情感属性的“激励支持”与“祈福悼念”，代表实质性属性议程的“灾情信息”、“举措进展”以及“物资供求”等议程。通过连接关系可进一步看出，公众的“呼吁”与“物资”和“灾情”关联密切，这反映了公众灾情中的核心诉求——物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实质性议程“举措进展”同样占据公众议程网络的重要位置，但其所涉举措多是民间自救与互助行为，如开放自家店面或场所作为临时庇护所、提供饮食物资等，而有别于地方政府与媒体议程中对救援行动的“举措进展”。整体来看，特大暴雨中的公众议程更加侧重情感属性，受灾公众的“呼吁请求”与广泛公众（the general public）的“鼓励祈福”构成公众议程的主要情感基调，实质性议程围绕情感性议程展开。
　　（二）研究问题2：不同阶段多主体议程属性网络间的相互影响
　　使用Ucinet进行了8次QAP回归分析（见表2）。考虑到不同时段各主体议程属性网络具有自相关性，我们将每一类主体自身在前一时段的议程属性网络亦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模型，即所得结果排除了政府间、媒体间、公众间议程属性网络设置及中央媒体议程属性网络设置的影响。以下为在特大暴雨期间三个阶段内多元主体议程属性网络的相互影响关系。
　　第一，从地方政府与地方媒体议程属性网络的关系来看，地方媒体对地方政府的议程属性网络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爆发期→下降期”（p=0.047<0.05）与“下降期→消退期”（p=0.004<0.01）均有呈现。地方政府对地方媒体的议程属性网络的影响在“爆发期→下降期”呈现边缘显著（p=0.066）的正向影响，在“下降期→消退期”显现了显著正向影响（p=0.001<0.01）。
　　第二，从地方政府与公众议程属性网络的关系来看，地方政府对公众的议程属性网络在两个阶段均未产生显著影响，而公众对政府议程属性网络在“下降期→消退期”产生了“令人疑惑的”显著负向影响（p=0.026<0.05）。
　　第三，从地方媒体与公众议程属性网络的关系来看，地方媒体的议程属性网络在第一阶段对公众的相应网络产生边缘显著的正向影响（p=0.083），第二阶段无显著影响；公众对地方媒体的议程属性网络在第一阶段无显著影响，而对第二阶段“下降期→消退期”产生了“令人疑惑的”显著负向影响（p=0.048<0.05）。
　　作为本文控制变量，我们发现中央媒体在各阶段对地方媒体的议程属性网络均无显著影响；地方媒体则在“下降期→消退期”显著负向影响中央媒体的议程属性网络（p=0.021<0.05）。此外，中央媒体在“爆发期→下降期”对公众的议程属性网络呈现边缘显著的负向影响（p=0.072），第二阶段无显著影响；公众对中央媒体则在第一阶段显示出边缘显著的正向影响（p=0.090），第二阶段呈现边缘显著的负向影响（p=0.074）。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对河南特大暴雨中多方主体的议程属性网络探视发现，（1）地方政府议程属性网络侧重灾情信息、举措进展等实质性议程属性的呈现，地方媒体议程属性网络做到了以灾情信息、举措进展、典型事迹等实质性议程为主，温暖感动、歌颂赞扬等情感性议程为辅，地方政府与地方媒体之间相互的正向影响和相似的实质性议程共同意味着正面宣传方针得到了准确贯彻。（2）公众议程属性网络更加侧重情感属性，“呼吁请求”、“激励支持”和“祈福悼念”在网络中占据重要位置。（3）多方主体议程属性网络关系的结果表明（见图4）：第一，各阶段地方政府的议程属性网络均未对下一阶段的公众议程属性网络产生显著的影响；第二，各阶段地方政府的议程属性网络之间存在相互的正向影响；第三，爆发期→下降期，地方媒体对公众的议程属性网络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随着舆情趋于消退（下降期→消退期），公众对地方媒体和地方政府的议程属性网络却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第四，灾害第一阶段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未显示媒体间议程设置，第二阶段地方媒体议程属性网络负向影响中央媒体。以下将围绕上述发现展开讨论。
　　（一）地方政府的“可对话性”：从关注“地方”到兼顾“远方”
　　本文结果显示，第一，地方政府的“救”能基本回应广泛公众的“求”。“救援”与“求助”是灾害救治的一体两面，依据两类主体议程属性网络的描述性结果，地方政府的实质性议程侧重通报所提供的救援行动及其进展，是对广泛公众发布的“求救”议程的回应，“救”与“求”的议程属性能够实现基本“对话”。考虑本文将救援相关的“举措进展”与求救相关的“呼吁请求”编码为两类议程属性，这可能也是两阶段中地方政府对公众议程属性网络均无统计学显著影响的原因。
　　第二，地方政府与公众的情感性议程不够对位契合，尚未实现与广泛公众的共情。灾害爆发伊始，考虑到自然灾害情境的突发性与紧迫性，地方政府对灾情信息与救灾进展等实质性议程的通报，极大帮助了救灾工作的实施，亦是对公众关切的有力回应。但伴随自然灾害趋于消退，广泛公众的“呼吁请求”、“悼念祈福”仍处高位，彼时地方政府已开始就“典型事迹”展开“歌颂赞扬”，广泛公众的情感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未得到回应。这也是在下降期→消退期，公众对地方政府的议程属性网络产生显著负向影响的可能原因，即双方的议程属性特别是情感性议程上存在较大偏差。故建议地方政府弘扬典型事迹之余，也要注意到广泛公众的存在，安抚疏导其情绪并与之共情。
　　杜威认为，共同体的形成与民主实现，须经由公众的对话达成（胡泳，2023）。“公共性”寓于公众形成的过程之中，“所有那些被一个事件的间接后果影响的人组成了公众”（约翰·杜威，1927/2015：15）。通过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个体不断认识公共问题、形塑公共问题，进而产生相应行动，在一次次的互动中，公众得以形成。此外，尽管杜威认为，回到地方，回到本地家园，是寻找公众、形成公众的关键所在，但他也强调，“本地化最终也是普遍化”（约翰·杜威，1927/2015：223）。社交媒介与自然灾害交织的情境，其实正是本地化与普遍化交织的情境。社交媒介技术的普及，使在地信息的喷涌可迅速蔓延至“远方”，那些身处“远方”但依然对灾害事件牵肠挂肚的人同样属于公众的范畴。当纷攘繁杂的舆论环境溢出科层政府的属地范围与能力边界，地方政府的“可对话性”建设就需要兼顾地方公众的同时，回应来自“远方”公众的关切。
　　地方化与普遍化的交织，重建地方与公共性的关键意味着地方政府的“可对话性”建设至少应关注如下面向：其一，地方政府应意识到广泛公众的存在，当出现自然灾害等危急情境时，信息公开不仅意味着面向本地受灾公众的信息支持，亦是对关心事件的“远方”公众的回应与安抚；其二，面对自然灾害情境，实质性议题是重要的，但实现救助信息与求助信息的对接之余，面对广泛公众的情感需求，如何兼而提供直接、积极的情绪支持，如激励鼓舞等情感性议程，而非悬置情感诉求，可能是未来提高地方政府风险沟通及应急管理能力的关键。
　　（二）地方媒体的“可对话性”：从“单向”服务到双向影响
　　本文发现，在自然灾害中，地方媒体对地方政府的议程属性网络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地方媒体对公众议程属性网络仅在第一阶段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第二阶段公众则负向影响地方媒体议程属性网络。这意味着，地方媒体一方面能够影响地方政府的议程，另一方面对公众议程的引领却还不够持续稳定。由此看来，在“地方政府-地方媒体-公众”的三方关系中，媒体“传感器”的定位得到了体现，但其“可对话性”潜力仍有待挖掘：
　　第一，地方媒体的“可对话性”潜力体现在打通官民之间“救与求”屏障的可能性。在各阶段，地方媒体均受到地方政府议程属性网络的影响，表明媒体能够紧跟行政指令动向；在各阶段，地方媒体均显著正向影响地方政府议程属性网络，表明地方政府决策一定程度上吸纳了前一阶段的媒体议程关注点，结合前述结论也说明地方政府将地方媒体作为传统舆论监督的重要反馈，但尚未足够关注社交媒体上的网络舆情；在舆情发展前期，地方媒体议程属性网络正向影响了公众议程属性网络，说明地方媒体在灾害前期的议程设置得到表现；由此，地方媒体具备成为政府与民众对话中介的可能。
　　第二，地方媒体的“可对话性”潜力体现在与中央媒体的差异化议程呈现。本文结果发现中央政府与地方媒体的媒体间议程设置效果不明显，结合二者议程属性特征可以发现二者的区别在于，中央媒体相对更为关注领导指示、灾情信息等实质性议程和悼念祈福的情感性议程，而地方媒体相对更加关注典型事迹的实质性议程以及温暖感动的情感性议程，二者议程关注点存在差异但互为补充。这亦呼应了此前研究观点，即认为地方媒体更适合传播颗粒度较细的信息（Lachlan et al.，2014），由于接近受灾一线，地方媒体更容易获得救灾进程中的事迹细节并展开正面宣传，这也可成为地方媒体实现与中央媒体面向广泛公众进行差异化传播的抓手。
　　第三，地方媒体的“可对话性”发展需关注社交媒体上“情感公众”的诉求。值得注意的是，下降期→消退期阶段，公众议程属性网络对媒体议程属性网络呈现负向影响。结合二者的议程属性网络可以发现，在消退期，社交媒体上的广泛公众仍关注于“呼吁请求”与“悼念祈福”，而此时地方媒体同地方政府议程属性网络一样，呈现了对“典型事迹”的报道和“歌颂赞扬”情感基调。这说明在舆情发展后期，地方媒体对广泛公众的情感性议程的共情上亦存在一定程度偏离。长此以往，“情绪价值”的匮乏可能会消解社交媒体上广泛公众对地方媒体实质性议题的关注。“导向需求”（Need for orientation，NFO）概念可以解释这种可能性。NFO被认为是议程设置生效的条件，是指当公众需求与某一话题的相关性高、对环境的不确定性感知也高时，便有较强的导向需求，此时公众容易受到媒体议程的影响（Weaver，1980）。这意味着，如若广泛公众的情感需求总是在地方媒体那里得不到回应，他们可能转到其他平台或空间，地方媒体面向广泛公众的议程设置能力也可能因此受限。因此对于地方媒体而言，建设其“可对话性”在于注意广泛公众作为“情感公众”的存在，在发挥其地理接近性优势为广泛公众提供更多实质性的事实细节议程之余，也要为广泛公众提供情绪支持与情感抚慰。
　　综上，重建自然灾害情境下地方的“可对话性”之关键在于：地方政府与地方媒体均需要意识到社交媒体上汇聚的“广泛公众”的存在。他们因关切灾害议题而汇聚，并更多呈现出情感公众而非议题公众的特点，因而需要兼顾“地方”与“远方”的公众，兼顾实质性议程与情感性议程的呈现。具体而言，当面临自然灾害时，灾难事件的尾声并不意味着情绪的结束，面对社交媒体上公众的呼吁请求与哀痛情绪，迅速转向某些议题可能会背离广泛公众的情感需求。在深度媒介化的社会，建设地方的“可对话性”，当超越政务新媒体与地方媒体信息分发渠道的单一角色，实现内容传播的理性介入与价值通融，实现从信息传播功能向“治理+服务”功能的转变。
　　本研究局限在于，本研究仅考察了不同主体议程属性网络结构以及不同主体间议程属性网络的关系，但未涉及每类主体单个议程属性对整体议程网络的关联性与影响，后续可进一步探索单个网络节点对于网络议程设置效果的影响。此外，本研究关注地方政府与地方媒体的“可对话性”构建，因而将中央媒体议程属性网络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研究，未来可从自然灾害期间中央与地方媒体间议程设置的视角来进一步丰富灾害期间的议程设置研究。■
　　
注释：
①本研究所指的政府为广义层面的党政机构，包括行使国家权力的所有机关（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等）及相应层级的党组织。
②各属性类目的操作化界定及其编码员间信度详见：https://osf.io/rhzp3/?view_only=28c92668a8074cf194abc57a0b0f0b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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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董旭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宫贺（通讯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集体效能路径下社区传播与对话机制研究” （23BXW03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