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洁　刘蒙之　周云林　　
　　［本文提要］本研究对17位转型为非虚构作家的前媒体人进行深入访谈，将现代类型理论与职业社会学分析相结合，探究其职业转型历程与类型工作策略。研究发现，转型主体通过边界后撤、反向边界工作与边界校准实现“非虚构作家”这一专门职业身份的边界生产，他们将新闻业视作文学梦想与禀赋的“寄托之所”，却在结构性压力触发的失落中退出，最终积极主动地“回归”非虚构领域以校准职业理想。事实上，其职业转型历程与对文本类型的控制密不可分。转型主体利用“类型工作”策略，努力穿越新闻与文学的中间地带，不仅对新闻当下的时间性进行解构，追求意义范式下的发展性与连续性价值；还在关系层面的真相下描绘了公共性与个体性，让作者-读者-当事人对话。与此同时，从记者到非虚构作家的职业转型历程本身也是一种新类型化，与文本发展的类型化遥相呼应。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的类型工作，是职业群体对行业现状与社会需求的回应。从记者到非虚构作家的职业转型，是中国一代媒体人积极能动地在新闻职业历史断裂处重建连贯性的努力。
　　［关键词］现代类型理论　类型工作　非虚构写作　职业社会学
　　
　　记者是偶然的，写作是必然的。——袁凌
　　在通往最终胜利（文学）的道路上，你只是住了一夜的汽车旅馆。——汤姆·沃尔夫
　　“后工业化”的新闻业中，劳动关系与资本越来越个体化、网络化与不确定化（Anderson，Bell & Shirky，2012）。新闻业稳定的职业化历史被打破，从一个连贯的职业，过渡到多元实践的范畴，行动者之间变动不居的紧张关系成为关键。在各种进路中，许多“前媒体人”选择了与新闻业深度纠葛的职业角色，如媒体创业、公共关系、自由记者和自由撰稿人等。流动的职业实践成为前媒体人渗透影响力的独特方式，创造了从新闻场域外遭遇新闻业之可能。
　　传统媒体的大船沉没之际，非虚构写作成了水面上的“桅杆”，拓展了媒体内容从业者的职业生命线。越来越多资深记者离开媒体，成为非虚构自由撰稿人或职业非虚构作家。“非虚构作家”逐渐构成了一个更为精英、更具独特价值的亚群体（邓力，2020），这预示非虚构写作正在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而非其他模糊不清的附庸。专业素质过硬的前记者向非虚构作家的转型中，不断生产着自身职业身份、角色认知和行业规范的叙事，从生命史的角度探索其对职业生涯重大变化的诊断、理解与意义阐释，不仅关乎新闻业职业角色与目标的调适，更关乎作为独立类型的非虚构写作在职业系统领域的位置与自主性。
　　
一、文献回顾与讨论
　　（一）从“危机话语”到“发展话语”：由记者到作家的职业转型
　　“职业转型”是一个人正在改变其方向，以完成角色重建的过程（Louis，1980）。个体职业生涯会经历诸多断裂、破碎和转换的时刻，诱发职业转型。当危机话语与不稳定的现代性携手并至，“出走新闻业”成为许多前媒体人的选择。由于危机往往是“具有危险倾向的结构性矛盾”（Zelizer，2015），危机引发的职业转型就被描述为一种被动辞职的职业意识。既有研究认为前媒体人的转型是个体一种消极且迫不得已的选择，并对此持悲观态度；且更关注出走这一行动本身，较少对转业后深层职业观念与目标进行延续追踪，可能使得观察过于静态。而本文认为突破危机叙事，转向“发展话语”，对前记者职业流动与理念进行动态追踪具有积极意义。
　　莱文森（Levinson，1986）创造性地将职业转型定义为“发展性的”，是“两个更稳定时期之间的转折点或边界”。职业转型的发展话语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是以发展的眼光考察了前媒体人社会资本的转换与职业惯习的延续。即便跳出传媒业场域，媒体人在传媒业积累的社会资本仍可在其新职业中发挥作用（唐铮，林子璐，严云依，2022）。前媒体人离职后仍愿参与到新闻场域，适时扮演社会公共事务观察者、监督者和推动者的角色，表现出职业惯习的延续（陈立敏，2021）。二是探索了相对积极的创业文化（Deuze，2014）。积极的新兴职业主体涌现，媒体创业者以企业家身份重塑主体性（Gill，2011）。可以说，发展话语从个体层面观照行业危机变化的深层脉络，探讨新闻职业理念在从业者生命历程的接续作用，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防止了未来被一片哀叹声所掩盖。
　　但是，就前一条线索而言，既有研究对社会资本灵活转换的观察大多基于公关、企业策划或公务员等领域，与新闻业实际距离较远，且更多探讨的是在“本职工作之外”的日常生活中的职业惯习延续；就后者而言，大部分创业媒体人最终仍不得不彻底与新闻告别，因为中国的媒体创业文化使得专业新闻采制很难在“非公资本”的初创公司完成（白红义，施好音，2022）。因此，既有研究可能不易察觉新闻业深层理念遭遇危机与断裂时的某种内在连贯性。
　　本研究聚焦从新闻记者转型为非虚构作家的群体，他们于新闻业的异常断裂之处，表现出与传统新闻观念之间强烈的接续效应，这与其他实践截然不同。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新闻主义运动后，非虚构写作逐渐成为一种特殊文体，与文学新闻、长篇新闻、叙事新闻、文学非虚构、新闻特稿等共同构成一个雨伞/面包屑的概念范畴（Anderson，1989），指“从现实世界中选择主题，进行详尽的研究，借鉴小说技巧、体现个性化的声音与文学散文风格，并旨在寻找潜在的意义”（Ricketson，2016）。它兼备“事实真实”与“文学表达”，却也是上世纪最重要和最有争议的写作形式之一（Bak & Reynolds，2011）。
　　记者们往往以业务实践确立职业传统，作家的角色内涵则更为广泛，二者的职业身份一直处于对立与连续并行的矛盾中。沃尔夫（Wolfe，1972）曾批评“将小说家视作唯一的文字艺术家，而将记者视为仅为高级作家挖掘信息材料、激发灵感的文学下层阶级的日工”的观点，他指出美国当代文学的希望在于“作为记者的小说家”，而非“作为精神分析师的小说家”。从记者转型为非虚构作家是全球性的历史现象。美国文学史有一个传统：富有想象力的作家通常有重要的新闻工作经验。1834年狄更斯在《晨报编年史》开始了他的议会记者生涯，17岁的海明威在《堪萨斯城星报》的经历成为其后来写作风格的基础，奥威尔曾为《观察家报》和《论坛报》撰稿。可以说，“新闻业是这类作家的重要训练场所，也是他们关注问题的出发点”（Bennett，1989）。因此，对该群体转业历程的分析，能够以发展的视角反映宏观行业与微观个体职涯之间的关系，提供在更广泛的文化工作领域反观新闻业变迁之可能。
　　（二）从“边界工作”到“类型工作”：现代类型理论进入职业社会学
　　从职业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分工形成了行业，行业通过专业技能垄断、价值规范认同、排他性制度设计的“职业化”过程，逐渐发展为特定的职业，并形成一个区别于外部成员的职业共同体（刘思达，2006）。阿伯特（Abbott，1981）批判传统职业化理论过于聚焦知识与技能等内部问题，忽视了不同职业之间的关系。他的“职业系统理论”认为，处于同一工作领域的各个职业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系统，每个职业在该系统中对某些工作拥有管辖权，职业的发展则是在边界管辖权的冲突中完成的。
　　职业管辖权冲突是一种“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即职业主体试图界定自身生态位置的文化与话语实践过程（刘思达，2017：8）。吉林（Gieryn，1983）最早将边界工作区分为扩张、驱逐和保护自主性。媒体研究领域同样关注新闻业的边界工作、专业和意识形态，每一种都反映了新闻内容的专业逻辑（Lewis，2012），有研究探讨了新闻业各类业内危机和业外威胁对既有边界产生冲击的现象（白红义，2015）。
　　但本文并非意在纯粹为边界工作理论拓展一个案例，而是在职业社会学视角的指引与边界工作研究的启发下，将现代类型理论带入职业系统理论，提出“类型工作”的概念，以透视转型实践与文体类型变迁之间的关系。“genre”（类型）一词最早指“独特的文本形式”（Daniel，1997）。但早期修辞学与语言学中的类型分析方法，招致了还原论、规则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批评，认为它导致了最糟糕的批判性决定论（Patton，1976），是无聊而无用的分类法（Conley，1979）。
　　直到米勒（Miller，1984）正式发展了现代类型理论（modern genre theory），提出“类型构成了某种社会行动”，而非仅仅静态文本层面的修辞和分类系统，类型研究才开始出现在诸多研究领域。类型是基于一个社会共同行动的方式所建立的话语惯例与修辞实践，能够阐释文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果文体类型代表了特定的行动，那么它必然包括人类行动的情境和动机。米勒提出类型的5个特点：类型是以修辞行动的大规模类型化为基础的常规，从情境和社会语境中获得意义；可以通过规则解释；不同于修辞形式；是更高层次的形式的本质，有助于构成人们文化生活的实质；是一种将私人意图和社会需求联系起来的手段。
　　现代类型理论的关键在于，任何类型都是在与社会情境的互动中产生的，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包含行动者的动机，并回应某种社会需求。类型研究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它创造了某种分类，而是因为特定类型强调了其他类型没有的社会与历史视角（Campbell & Jamieson，1978）。有研究将其引入职业系统研究，如医疗保健、建筑学、保险业、社会工作领域，以探索专业环境中文本类型与社会情境的交互作用，如从职业社会学的视角探讨病例陈述、助产政策文件等类型变迁与话语实践对医生职业认同的影响（Spoel & James，2003），弥补了传统职业社会学研究视角的不足。
　　类型除了本身呈现意义之外，还聚集了特定的阐释共同体。林德洛夫（Rlindlof，1988）将内容类型定位于“呈现”意义和“建构”意义两个端点之间，他引入了“社会行动类型”，即内容类型是一个社会成员协调实践的场所，是共同体意义建构的结果。人们对类型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理解由此聚焦到共同体对类型的阐释上。
　　职业转型的动机、情境及其阐释就此能够与文本类型的变化彻底统一起来，强调了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斯滕森（Steensen，2011）以该理念为框架，分析了特稿新闻教科书中的阐释话语，以探讨特稿新闻的转型，“特稿作为一种新闻的类型，具有特定社会功能，涵盖了关于新闻如何生产、分发和消费的某些惯例和期望”。用米勒的观点来看，这些惯例和期望是随时间推移建立起来的，以解决特定的紧急情况、满足客观化的社会需求（Miller，1984）。从这个意义上讲，非虚构写作亦不仅是一套写作技巧、元新闻操作或职业惯例，更代表了对社会需求的回应。
　　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类型工作”概念，即“职业主体通过话语与实践发展出一套可识别的文本修辞形式，并使其满足特定社会功能与需求的过程”，既是一种文本修辞形式，也是一种社会行动形式。类型工作包括与文本类型有关的概念界定、业务实践和操作惯例，还包括类型生产、区分与维护的策略性行动。类型工作可能与边界工作同步发生或交叉，构成职业主体维护专业管辖权的社会传播行为。所以，正如职业系统之间会相互依赖，文本类型之间也会相互渗透，一种类型的确立恰恰是在交织与冲突中完成的。
　　该视角将类型的创生视为一种社会行动，不仅将静态文本与动态社会情境和动机结合，还纳入了社会职业系统间的互动。从共同体对类型变化的诊断、操作与阐释中，能够洞悉类型变迁与社会情境、职业价值理念、职业系统冲突和角色身份认知等要素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立体的文化-社会视角。综上，本文试图对从记者转型为非虚构作家的群体进行职业史与生命史追踪，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中国前媒体人如何解释其转型为非虚构作家的动机与社会情境，划分出非虚构作家的职业边界?第二，转型主体如何通过“类型工作”进一步打破新闻与文学的藩篱或依赖，使非虚构写作成为一种可识别的独立文本类型?这一过程如何成为一种社会行动的形式，回应了何种社会需求?
　　
二、研究方法
　　研究资料的收集与分析分为两部分：首先，研究者采用目的抽样对17位从媒体人转型为非虚构作家的群体进行一对一半结构化访谈，访谈采取微信语音或面对面的方式，平均访谈时间为90分钟。受访者年龄在29~60岁，均曾具有多年媒体行业工作经验，目前已经转型为全职或兼职非虚构作家。受访者均至少有1年以上的非虚构写作经验，且大多数在该领域较为知名，在国内主要非虚构平台发表过多篇作品，或出版过相关书籍。研究者对该群体进行了长期关注，对大多数受访者在3~5年间进行过2次及以上的访谈，因此能够获取对该群体职业史与生命史的动态考察。
　　其次，本研究辅以文本分析法。研究者补充整理了受访对象在其他渠道公开发表的自述文本、专栏文章、公开出版物以及他们与媒体或业内人士的非正式会谈记录等，将该部分资料与访谈内容结合看待并分析，力图对该群体职业生活史的动态、整体加以观照。
　　
三、出走新闻业：“非虚构作家”的边界生产
　　作为一种文本的类型工作实际是建立在一批职业主体的转型实践之上的，因此，转型群体对自身职业生命历程的阐释与边界工作，实际上是类型工作的社会情境与动机，也是其成为一种社会行动形式的前提。
　　（一）边界后撤：文学梦想的“寄托之所”
　　职业边界是一个模糊且具有弹性的区域范围，但这种模糊并不只发生在职业转型期，研究者发现，受访者在进入新闻业之前，就已经开始其边界工作了。文学梦想根植于其职业初心，但他们最终并没有走进文学界，而是在现实因素的衡量下，进入“相邻”的新闻业谋生，把新闻业当作实现文学梦想的替代选择与寄托之所。
　　受访者强调了文学的重要角色。他们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以文学作家为师”。S8有20年记者从业经历，作家是其导向人物：“（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我基本上都看过，那时候我还是一名中学生，现在的莫言、余华、苏童和孙甘露，我全看过，奠定了比较广泛的阅读基础和写作基础”。这些导向人物影响个体职业发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职业转型期起到关键作用，即帮助他们“相信梦想”（Ibarra，2004）。如果说幼时文学启蒙塑造了一种朦胧的关于文学的想象，那么无法解释的文学天赋叙事进一步使其将自身区别于其他记者。“我从小是一个特别敏感的小孩，对外界的变化和信息的感受能力很强，就会吸收别人吸收不到、观察不到的一些信息，你自然很本能地用某种方式将之表达出来”（S3），这类话语构建出文学底色的职业宿命感。
　　对文学梦想的替代与寄托实则是一种“边界后撤”行为，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受访者将记者与作家之间本客观存在的边界后撤，进行模糊化与透明化，即把两个职业的核心理念均置换为“文学理想”，以协调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自我角色认知与心理冲突。对S4而言，“文学梦是幼年的理想，但过了青春期就过了做梦的阶段”。与进入作协、成为作家谋生的渺茫几率相比，新闻业既无限接近文学又能稳定地进行社会资本积累，无疑是有效规避风险的理性选择。就像S7所说：“记者这个行当的好处是，既能让我接触生活，又能保持写作的习惯”，他们试图在新闻业追寻一种“文学的想象”，发挥文学禀赋、实现文学梦想。同时，参与者强调新闻业与文学界的职业技能与资本积累可以相互通约并灵活转换，S15指出她在南方报系接受的一流训练受用终身：“培养了我对世界的敏感，以及如何突破种种限制去获得第一手资料，”为其后来转型提供了灵活的资本转换。
　　但另一方面，边界实际并没有融合，更没有消失，只是暂时后撤并隐退于记者内部——有精英感的受访者和其他媒体人之间，这个边界可以随时被灵活调用。当参与者需要将自身区别于业内其他记者，为职业转型奠定基础时，后撤的边界就再次浮现了。比如S7用“文学梦想”将自身区别于其他人的“新闻理想”：“我个人是不太谈新闻理想的，我觉得新闻是我的饭碗，我对它并没有太大的追求。”有受访者认为自己只是“新闻站台的过客”，记者只是文学生涯的一站，S12从10岁开始写作，为各种报纸杂志撰稿，从业20年，她认为调查记者的身份不过是其职业道路的一个插曲，记者充其量只是加入文学队伍的前奏或一个学徒。
　　（二）反向边界工作：结构性压力触发下的积极转型
　　外部结构性压力和个人因素构成了受访者转型的直接动机。就外部环境而言，互联网技术的介入削弱了传统媒体的盈利能力，产业模式崩塌与供养能力减弱使大量从业者离开。S9刚进入媒体行业时就已经感到衰微的氛围：“记者收入也很低，收入一低，很多人才就流失，很多调查记者都不在这行了。”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不断压缩，怀揣文学梦的记者们感到新闻业不再是一个稳定的寄托之所。
　　具体到组织层面，无法控制的制度矛盾更加激化，因为传统媒体组织向新媒体转型的阵痛落在了每个从业者身上，加剧其认知不协调。S10曾在国内知名深度调查媒体供职，为应对新媒体，该组织进行了效果显著的付费墙转型，是业界效仿的成功案例，但她认为，付费墙直接影响了新闻生产：“付费用户更多是知识阶层，当时就跟我们说要集中做教育、金融和医疗。公共政策报道不能公共传播，还反向影响了新闻选题。”新闻业曾很好地结合了S10的文学梦想与现实目标，却在组织转型过程中逐渐与其职业角色定位背道而驰。
　　尽管外部结构性压力与日俱增，出走新闻业的最终决定却是转型主体积极主动做出的发展性选择。从一开始，新闻就仅仅是他们文学梦想的替代选择，当其在新闻业追求文学梦想的强烈内在动机失落时，个体开始“反向边界工作”，即强调传统主流媒体的过失与不足，以标榜自身的与众不同（Buozis，Konieczna，2021），他们对新闻业的文体限制与惯例限制进行话语控制，寻求积极转型。
　　为建立新的职业圈子，个体逐渐放弃自己曾提出过公共管辖权的业务，从那里撤退回来。尽管特稿已经是自由度较高的新闻体裁，却仍受题材选择、写作惯例的限制，“写特稿是一个特别受限的状态，在选材上很挑剔、很严格”（S7），记者的声音被视作浸泡在有利于主流新闻业特定意识形态中的机构声音。S8指出新闻的写作流程与方法决定了其内容的有限性，“新闻都有截稿日期和版面的限制，一些规范操作也是限制，比如不允许你去刻画人物的心理或长时间的变迁”。新闻还沦为一种初级文本：“我转型的动力之一对主体性的追寻，我不甘心一辈子只写职务作品，这些作品中没有作者自己的存在，是按照新闻框架和套路生产出来的标准产品，也注定在历史上无法留下痕迹。”（S3）
　　因此，尽管外部因素不容忽视，但转型真正的原因却是受访者认为他们在新闻业中所寄托的文学想象难以继续，这更多是个人层面重新定位职业目标、追求自我实现的结果。正如S11在解释自己为何要从新京报离职，专心写作时说的：“人要做出选择时总是强调外部因素，但其实真正做出选择的是自己，决定选择的是自己内心的感受，一定是纯粹个人的原因。因为外部的事件只有反映到内心感受上，才能影响到你的选择和判断”。在对新闻业规范与惯例的反向边界工作中，记者与作家之间原本隐退的边界再次高筑。
　　（三）边界校准：“回归”非虚构作家
　　转型非虚构作家被建构为一场“回归式”的职业校准行为。时间推移下，职业阶段的发展促使个体做出积极改变。一方面，在职业生涯的中后期，随着个体年龄增长与专业经验积累，他们感觉时间不多了，必须抓紧时间校准个人职业目标与追求。S3提到刚做记者时，曾有前辈以“历史的初稿”肯定特稿的价值，帮其建立职业认同，但十几年后，他逐渐在业务实践中认识到这远不能满足自己内心的写作追求，“我不甘心一辈子都是在做历史的初稿，这些碎片、初稿，本身连一个完整的文本都不是，我为什么要花费宝贵的生命，用一生做历史的初稿呢?我要做历史的成稿，不要做初稿”。而新闻业危机的背景恰如其分地助推了转型，“那几年出现了一种新闻业的危机……加之少年时代就已萌生的作家梦想，一直像是某种远方的召唤，让我觉得三十岁的人生，该是向那召唤奔去的时候了”（S15），既是时势推动又是命运使然。
　　另一方面，选择新闻业曾经是一种规避风险的选择，但随着专业与社会资本的积累，增强了个体自主性，逐渐减少了基于社会或家庭认可等因素做出选择的倾向（Kets de Vries，2001）。S13认为，非虚构写作为其生命带来了全新的体验与价值，是自我实现路径的校准：“从事非虚构写作给我的生命带来了全新的体验，是值得骄傲和荣耀的。当自己写的议题引起普通读者和社会的关注，这时候不止觉得写作有意义，人生也有意义起来了”。S11用“重新回到文学写作”形容非虚构，他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初的写作”。
　　在边界校准中，长期积累的职业技能与素养被塑造为转型非虚构作家的必备条件。“个体职业转型不稳定期的持续时间，取决于个体在旧职业和新职业之间所感知到的技能、兴趣和经验的可转移性”（Ebaugh，1988：16）。S15指出能够转型为非虚构作家离不开他在调查记者时期的专业训练，“新闻的操练，尤其是在热点事件发生时如何去突破和采集信息，如果有过调查记者的专业训练，会体现出不同的创作特质”，这是转型主体在后来的类型工作中强调自身合法性的途径之一。总之，转型主体利用不同的边界工作策略调适曾经的角色错位与职业目标。用新闻理想或文学梦想概括他们的职业追求都已经不合适了，因为他们开始在非虚构领域寻求另类的文学想象，用行动促进新类型的诞生。
　　
四、作为社会行动的“类型工作”
　　非虚构写作具有中间性的特殊张力结构：一方面极力试图回到历史或事实，一方面还需要作者和读者都认同的文学表现形式（张文东，2011）。尽管非虚构写作被称为小说、戏剧和诗歌之外的“第四类型”，但这种类型能否作为一种公认公知的定义一直被质疑。
　　作为“社会行动形式”的类型包括两个要点：一是实现特定的社会功能，回应特定的社会需求；二是建立一套可识别的修辞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来解决紧急情况、表达社会功能（Steensen，2011）。非虚构写作的类型工作不仅关乎概念、修辞和操作技术，还涉及其社会功能和社会需求。前者可以从转型主体对非虚构写作、新闻和文学进行区分的业务实践和话语策略中透视；后者则需要深入职业主体的转型逻辑和生命历程，并与边界工作放在一起交叉理解。
　　（一）超越新闻类型：解构新闻时间下的发展性与连续性
　　类型工作的策略之一试图超越“非虚构写作是新闻的升级与补充”的话语，新闻时间性的重塑被视为根本问题。制度惯例层面的新闻时间表现为新闻机构节律性、周期性的新闻生产活动（涂凌波，赵奥博，2022），职业主体质疑了当下新闻越来越“加速”的属性，“截稿时间越来越短，还有计件，还有量的需求，因为时间的限制，你能做的工作很有限”（S8），试图以“减速”的时间性确立非虚构写作的价值基础。
　　受访者将非虚构写作视为加速新闻文化的解决方案，赋予反向“减速”的期望，S8说：“非虚构的容量和含量跟新闻写作完全是两个体系，现在是长期项目，我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尽可能做到极致和深入。一本书可以写三四年，深度广度远远超过之前的新闻。”放弃对传统新闻时间制度中“最后期限”的铁律，不仅仅是惯习与操作的转变，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文本组织形式与社会功能。S7回忆其记者生涯最尖锐的矛盾就在于紧迫的时间性导致报道流于表面，缺乏对个体生活的深入：“看起来我接触了很多生活，经常奔波于各个生活现场，但是这也意味着任何一种生活我都不是当事人，我只是去看了一下。尤其是动态报道，人家日常生活的内心世界你没看到，人性的沉淀、记忆的丰富性你都没有，你就是写个稿子就走了”，新闻成了匆忙之中的文字。新闻事件与人物都变成一篇篇有时间期限的稿子，具体的人沦为文本素材，很难再产生更多的意义，从而限制了社会功能，“你来不及触及当事人生存的质地就离开，带走的往往是表面的片段，写出的稿件似乎具有某种意义，却又像承载它的纸张，逃不过朝生暮死”（S7）。
　　但非虚构写作的减速释放了新闻作为一种纯粹的事实，向一种长期的、主观介入式的“有意义的范式”转变。伊森（Eason，1981）将非虚构写作看作文化与文学的结合，是“文学风格及其所体现的现实经验之间的关系”，更广泛的意义取决于“人们以故事的形式解释我们所看到的”。作家们有更多时间以主观叙事线索将各种经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意义的范式，将诸多事件与社会、文化或历史框架联系起来，使新闻不再是一组孤立的故事或仅将新的事实放入旧的公式。S15指出，非虚构写作“甚至带有文化人类学和民族政治学的学术研究倾向”，不仅意味着长期的积累与深入、利用新闻方法与文学表达将具体经验连接起来，更意味着作家需要以主观介入性“慢慢地从一个局外人变成局内人”（S7），以解释性的框架对事件进行意义重塑，缩小主客观之间的距离。
　　意义范式下，非虚构写作具有了“发展性”与“连续性”的社会功能。一方面，发展性源于对“当下”概念的解构。传统新闻时间建构了人们关于当下的观念，并将个体与同时代人连接起来，但随着加速导致的同步性增强，新闻的共同性却大大降低了，人们对于共同世界的意识减弱（涂凌波，赵奥博，2022）。而非虚构写作却反映了“发展的”而非当下的时间性。S16认为，新闻严格的时间要求无法对现实进行有意义的介入，非虚构写作则提供了充足的时间让作者介入现实经验，寻找故事的内在联系，“新闻的角度较单一、就事论事，不顾及较长时段的案例，篇幅、时效、采访时间和工作量都是极为有限的，是短平快的方式。而口述历史的采访，事先要做很多案头工作，拟定详细的提纲，其间要不断追问，问到极为详细的场景、对话、人物关系、内心活动”。尽管这种长期观察与外部介入“有时也是一种孤独”，考验作家的耐心与洞察力，“但你进到里面还是非常喧嚣的，进到场景之间所有人都在说话，你访的人和档案里的人都在说话，主要就看你能不能理解他说的话，把它贯穿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能找出关键点的材料，就是你的本事了”（S14）。
　　另一方面，很多受访者认为新闻报道面对现实改变的滞后实际上很无力，往往是在重复应对现实的无数次循环，但非虚构写作的减速有助于打破这种永不停歇的循环状态，促进强有力的现实干预。连续性的静态选题或系列选题可能更具现实干预力，S14对医院的主题进行了连续且深入的跟踪，他认为切实影响了公众的认知，“如果你去看我们后台的留言，真的是有意义的”，“以往主流媒体没有这种持续的长篇的比较深入的真实故事，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领域深入而系统的知识、脉络和真相，这种故事化的知识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就是一种生活参照、一种教育”。由此产生的报道不是对单独事件的简单陈述，而是持续为读者提供多重的文化解释框架，影响读者对社会的理解。非虚构写作类型不是一串不相关的事实，而是一种符号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事实本身起着揭示深层意义的作用（Eason，1981）。
　　（二）打破文学类型：“更大的真相”下的公共性与经验性
　　另一种类型工作策略是从文学的格局中挣脱，打破“向文学求援”的叙事。真实被视为非虚构写作区别于纯文学的根本，它的素材均来源于真实的社会新闻或现实经验。S7认为虚构文学的衰落就源于“长期强调它的虚构、好看，强调编一个好故事，而回避真实经验，最后变成自娱自乐的东西，这是缺乏意义的自我增值”。但非虚构作品的“真相”与新闻的“事实”不同。非虚构写作的真相不仅是事实层面，更蕴含了价值层面解释现实的诉求，这是一种比事实“更大的真相”。非虚构的文学性实际来自于与现实世界的碰撞、与真实的对峙，它用特殊的文学技巧来产生真实性，利用作家的直观感知和想象力寻找对真相更新鲜、更完整的体验（刘蒙之，刘洁，2020），是一种诗人的真相，而不是历史学家的真相。
　　其核心涉及关系层面，即整个人类关系与社会背景成为文本操作的出发点，使其呈现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关系，而非悬浮于画廊里的修辞。一方面，非虚构作品记录了时代中的普遍个体，无数个体连接起来就是特定时代的关系结构，激发了“公共性”价值。霍洛韦尔（Hollowell，1977）指出，正是美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剧变导致了非虚构的出现，因为小说家缺少能力去记录和反映快速变化的社会，日常事件的动人性已经走到了想象力的前面。而现代以来的纯文学却正在逐渐丧失文化参与性的潜能，进而丧失公共性，“小说里反映的经验一定是上一辈的经验，比如饥饿的记忆、战争的记忆，你让它反映当下是非常困难的，基本上已经失去这种能力了”（S7）。非虚构作家必须承担记录时代中每个活生生个体的责任，当无数个体连接起来，反映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从真实的中国、从土地里面打捞出来的素材，是从土地里面生产出来的，我们会把它打捞出来，把它的灰尘擦掉，把它的真实性、故事性突出”（S14），这正是纯文学所欠缺的。而且，非虚构作家的任务并非像新闻故事一样树立典型，而是以平等的眼光关注时代边缘的普通个体：“不要树立典型，不要讲述道德或哲理，而是要真实地记录，以抵抗遗忘，保存一份对时代和人性的记录”（S7）。S7进一步将非虚构写作的公共性与新闻性进行了区分：“非虚构让文学有一种真实的根基，能对社会问题进行回应，但它的公共性不是新闻性，它对社会问题的回应是长期的、发展的。”
　　另一方面，“经验性”而非历史性是另一个重要维度，作家基于自身经验对故事进行解释与转译，这是作家与读者直接对话的过程，体现了当事人、作家与读者三个具体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主体间性。S10生在一个重男轻女成风的村落，她的童年经历并不愉快，在近半个世纪里，她的家乡有规模过万的弃女被送往他乡做童养媳。后来她经历了从传统媒体到商业媒体、再到自由创业的职业转型，她认为这是“一步步跳脱性别乃至世俗的规训和束缚的过程，我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她将家乡弃女事件写成非虚构作品，引起很大反响。她将故事中人物的经验与自己的人生经验缝合，挖掘一种充分融入读者思想和情感的关系结构，使非虚构写作既观照自身又超越自身，这是“宿命的写作者必须对社会完成的表达”（S10）。对外部事件的个人经验化意味着作家不仅是在回答当事人和读者，更是对自我的叩问与回答，“人在这个时代共生，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命题，你拼命为自己表达，其实就是拼命在为很多人表达”（S5）。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家在关系间性层面实现了曾经常常被排除在修辞与符号表征之外的、真正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直接相遇，亦为读者的生存提供参照。
　　（三）新类型化：职业转型历程与文本类型发展的交相呼应
　　类型分析不应再以修辞为中心，而是以它用来完成的动作为中心。类型的修辞是对感知到的情境需求的反应，会在给定的情境中产生特定的效果，它变得务实，成为意图和效果之间的连接点，是社会行动的一个方面。非虚构作家的类型工作亦不仅在于对文本和业务的阐释，还在于通过实际行动促进新类型的独立。非虚构写作的流行为前媒体人提供了转行的机会，大批记者的转行实践亦反向促进了类型发展。因此，转型主体的行动——“从记者到非虚构作家”的这一职业转型路径也在类型化，职业转型历程的类型化与文本类型的发展相互映射促进。
　　大部分受访者经历了由全职记者到兼职非虚构作家，再到全职非虚构作家的转型历程。前记者是“必备”背景，S13说他始终恪守新闻业职业素养：“即便我脱离体制框架，从事采访还会像在职记者一样严守职业规范和价值体系。”一方面，讲真话是前记者的生命底色，“做过记者的人身上永远带着某种烙印：那就是求真，一辈子也说不了假话”（S2）。就像沃尔夫将美国小说家称为寂静主义者，是跑着、跳着进入海棠花丛的新捏造主义，不敢如实刻画残酷的现实，而这本应是作家与生俱来的使命（Wolfe，1973）。另一方面，记者经历锻炼了他们对社会问题的高度敏感，“新闻职业要对社会现状保持敏感，以及问题意识，这对我的写作自然而然地产生影响”（S9）。S6直言，“我从没见过哪一部优秀的非虚构作品是非记者写的”。这一类型化过程定下了非虚构写作的基本原则。
　　职业转型历程类型化的另一特点是其往往以兼职开始，这个过程渐进而漫长，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为职业退出奠定基础，以为自己只是从事着一项占据越来越多时间和兴趣的副业。S6曾是南方报系的首席记者，她业余发表了数篇非虚构作品，这些作品让她迅速走红，但她并没有立刻转型为非虚构作家，直到后来她感到即便成为主编了，仍然受到很大限制，才选择彻底成为非虚构作家。事实上，并非所有转型者都像S6那么幸运，能够完成彻底的身份转换，大多数从业者只能以兼职维持兴趣。因为收入不稳定，S9不得不在尝试全职非虚构作家两年后，重新寻找一份其他工作，回到兼职作家的身份。就像有研究指出的，自由职业者和兼职写作者是非虚构领域的典型人群，他们身上带有典型的后福特主义色彩（刘蒙之，刘洁，2021）。在受访者中，大量非虚构作家仍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这恰恰印证了非虚构写作类型发展至今仍然是一个还在处于发育期的文本类型，它在中国流行不过十余年，非虚构作家的身份仍需在不断的边界工作与类型工作中廓清。
　　而中国商业非虚构平台的兴起和市场化语境进一步推动转型路径的类型化。S1反复提及“失去传统媒体记者身份后很难寻找发表的渠道”，偶然看到网易人间这类非虚构平台的征文，媒体关注度很高，因而走上了非虚构的道路。S13做非虚构写作多年，但是作品一直没机会出版，直到非虚构写作的概念走进中国并被商业平台追捧起来才得以出版：“写作有时候在这个时代很无力，我的第一本书最终能非自费出版，只能说特别幸运。”S17是国内一家非虚构平台的创始人，他将为作家提供经济支持和良好的生存环境视作其平台目前的核心使命，“至少要告诉个体，我作为一个非虚构作家是可以生存下去的”。非虚构平台将“资本不喜欢的行业”扭转成一套可持续的商业模式（S2）。
　　尽管后来非虚构写作平台的商业化也引起了诸多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的确在非虚构写作进入中国伊始，吸引了一批作者参与、促进了行业规范、推进了文本发展，并为部分前媒体人提供了转型的机会。个体根据对于不同阶段所写的文本的思考，摸索出一条转型之路，这是一种文本类型的发展在一个具体从业者身上的体现。职业转型历程的类型化与文本类型化进程遥相呼应，构成非虚构作家的社会传播行动。
　　
五、结语
　　人们对转型的思考大多源于危机理论，但并非所有的退出都意味着彻底的自我挫败。尽管记者的离职转型潜藏着专业性失联的隐忧，却也昭示着重塑的力量。从新闻记者到非虚构作家的转型群体们，已然打破危机话语，建构了一条充满主动性和自觉性的发展路径，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理想实践。
　　在职业社会学与现代类型理论的结合下，本文发现角色转型与文本类型发展可以并行而进。非虚构作家通过边界后撤、反向边界工作、边界校准的话语与文化实践进行边界生产。文学梦想与禀赋贯穿受访者职业生命始终，他们将新闻业视为文学梦想的寄托之所。尽管新闻业培养了其过硬的专业技能与素养，但他们认为记者经历更多是一种误入与错位。他们最终在非虚构领域找回本心，校准了职业角色与目标。受访者的边界工作是类型工作的社会情境与动机，是其成为一种社会行动的基础。
　　转型主体进而利用类型工作策略，穿越新闻与文学的中间性边界，努力开辟非虚构写作的独立领域。一方面，超越“新闻升级”的话语，对新闻当下的时间性进行解构，在时间减速中探索了深层次的意义范式，具有发展性与连续性价值；另一方面，打破了“向文学求援”的叙事，在更大的真相下描绘了公共性与个体性功能，在关系层面让读者-当事人-作者进行对话，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并介入世界的方式。
　　类型不是一个固定的制度，而是一个逐渐制度化的过程。一种文本类型的发展历程亦会体现在无数从业者的职业经历上，转型主体逐渐探索出一条从记者到非虚构作家的转型之路，该路径将记者背景塑造为必备特质，且往往以兼职开始，并最终可能成为全职或兼职非虚构作家。一批商业非虚构平台的兴起则进一步推动了这条路径在中国的类型化，但发表平台商业化受到的诟病，以及行业内大量从业者无法实现充分就业的事实都表明：非虚构作家作为一种专门职业身份的确立尚未完成，这与非虚构写作文本类型始终游走在新闻与文学中间地带的现状不谋而合。职业转型历程的类型化与文本的类型化遥相呼应，使职业主体的类型工作成为一种社会行动的形式。
　　开创并廓清一个职业领域并非易事，总会遇到重重阻力与困难。目前，正如S13指出的，“不像在美国，非虚构作家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职业，中国的非虚构作家完全是两路人马，一路是搞文学的，一路是搞新闻的，两路人马各有各坚持的理由”。事实上，新闻的严苛事实标准和文学的精湛叙事技巧已然合二为一，融进非虚构作家的职业生命。
　　一方面，他们像一个“新闻游侠”，以新闻游牧的方式，在新闻业随时捕捉事实，发挥非虚构写作的公共属性。因为曾经做过记者，对真实性、新闻价值的追求已经嵌入其性情系统，形塑了其理想主义的文化底色，导致他们“而后的非虚构写作中，处处可见新闻专业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精神印痕”（S6）。另一方面，他们又常常像“文学作家”，对文学表达有着极高的要求，立志要将非虚构写作发展成一种先前文本从未探索过的、伟大的艺术形式，“把传统的小说观打破，产生一批综合的、包容度更高的作品”（S7）。
　　而未来，更要有一批专门的作者、一系列广泛传播的作品、多家独立的发表平台、多种稳定的商业形式同时出现，才能推动非虚构作家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尽管角色并立与流动的结果仍是悬而未决的，但悬置意味着改变已然发生，终有落地的回响，历史的连贯性往往于断裂之处异常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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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洁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刘蒙之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周云林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202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闻职业范式的制度性转向、影响与规制研究”（23BXW110）前期研究成果之一、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22RXW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