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裕琼 董惠珍 曹博林
　　［本文摘要］在知识社会学视角下，本文从学术素养综合框架的本土化阐释出发，考察健康传播学术生产过程中的协商机制。通过对7位国内高校健康传播学者的访谈以及相关制度文件的分析，本文在期刊发表、基金项目这两个协商地点研究他们的行为策略，并尝试在凸显学者主体性的前提下，探讨制度或结构性因素如何影响了他们对中国意识的追求。从健康传播管窥新闻传播乃至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困境，本文认为，中国意识的提升不能完全仰赖于学者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还应当在制度层面优化期刊发表和基金项目等学术评价系统，建构更自信更多维的高校评价体系。
　　［关键词］健康传播 本土化 中国意识 知识社会学 学术素养框架
　　
一、引言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或中国化问题在诸多学者的心头萦绕不去，已然成为一种隐痛，不断有学者围绕什么是本土化、为何要本土化、如何实现本土化展开讨论。最近的一次讨论高潮来自社会学领域谢宇（2018）、翟学伟（2018）、周晓虹（2020）和贺雪峰（2020）之间的激辩，尽管观点不一，但几乎所有学者都强调了中国实践经验的重要性。贺雪峰（2020）更是呼吁学者们应该“呼啸着走向田野，不断扩展对经验认识的深度与广度……将整体的中国实践结构化，为建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打下基础”。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本土化的追求不仅是学科发展的内生需求（王宁，2006），更是服务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路径。
　　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健康传播或许是与实践结合最为紧密的分支领域之一，三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迫使健康传播学者深入抗疫防疫第一线，“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发表了众多论文。然而，健康传播学术成果“量”的飙升并不等同于“质”的飞跃。疫情之前，有众多研究者从知识生产层面对中国健康传播研究展开了全景式的分析与反思，指出当前健康传播研究存在视野狭窄（中观与微观层次研究比例较低）、范式单一（强调媒介效果）、方法欠缺，及合作匮乏等问题（苏婧，李智宇，2019；孙少晶，陈怡蓓，2018；王秀丽等，2019）。疫情期间对国内四种新闻传播学期刊以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和Health Communication这两种国外健康传播研究重要期刊上，与中国相关的健康传播研究论文的范围综述显示，虽然我们的中国问题意识（对差异型和独特型问题的关注多于复制型问题）和数据意识有所改善（采集的嫁接型和原生型数据多于复制型数据），但中国理论意识薄弱，西方理论模型仍然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周裕琼，尹卓恒，2022）。
　　知其然，求其所以然。作为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研究领域，健康传播吸引众多学者加入其中，本该拥有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在实践中碰撞出本土化的理论创新，为何现状却不如人意？本文将以健康传播作为研究样本，考察其学术生产过程中的协商机制，探究各种制度性因素如何限制学者对中国意识的追求，以期追本溯源，找到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困境的部分解答。
　　
二、理论框架
　　（一）学术素养框架：身份、多元社区与协商实践
　　对学术生产过程的研究大多遵循知识社会学的脉络进行。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它把知识看作一般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要求我们对知识本身、认知者和其所处的环境进行探查（曼海姆，2009：269-297），并试图从形式层面建立各种不同的思想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关联（刘珺珺，1986；郭强，2000）。目前该研究领域主要形成了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两大分支：前者以默顿为代表，他将科学视作社会建制，强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对于科学系统的影响（樊春良，1994）；后者以爱丁堡学派（领军人是库恩）和巴黎学派（领军人物是拉图尔）为代表，他们批评了默顿学派忽略知识本身的做法，重新将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纳入社会学分析的范畴（黄瑞雄，2003），关注科学共同体（库恩，2004：287-311）和科学家在实验室日常工作中的协商过程（拉图尔，伍尔加，2004：9-27）。
　　近年来，学术素养（academic literacies）理论为知识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它重点考察“个人身份认知、围绕着权力与权威的体制关系、带有意识形态印记的知识建构”等各种因素对于学术写作过程及结果的影响（Lea & Street，2006）。一方面，学术素养理论试图建立社会存在与科学知识二者间的价值关系，以揭示某一研究领域内知识生产的内在机制（刘珺珺，1986）；另一方面，它认可科学知识社会学将科学视作介入性的实践活动的观点，希望通过对科学实践的考察去理解科学知识（王增鹏，2012），强调并凸显了研究者作为“科学行动者”的力量以及科学知识在促进或阻碍行动者利益时的工具意义（刘世风，2009）。除此之外，学术素养理论也吸纳了拉图尔所采用的实验室研究方法，深入知识生产的具体情境，试图打开知识的“黑箱”，以“局外人”的话语描述某一研究领域之中的科学建构活动（Lillis & Scott，2007）。
　　随着理论的发展，为了对学术生产过程做更具结构性的分析，尼加德（Nygaard，2015）进一步将学术写作视为一种可以被定位于地方、国家和国际（local, national, international）三个层级的嵌入特定社区（community）的情境实践，并建立了一个考察学术生产的综合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学术写作的过程受到研究者个人特质和感知环境的影响，其产出是在多个协商地点（sites of negotiation）决策的结果。首先，研究者需要对自身诉求及其感知到的多个社区（受雇机构、学术共同体等）的期望进行综合判断，以建立自身学术写作的价值判断标准。其次，研究者需要了解自己擅长、喜欢、害怕的部分，制定自身目标，并确认自己的身份归属。最后，在研究者感知环境及其个人身份认知的交叉处，形成学术写作的协商地点，研究者需要在这里制定行动策略并做出选择，产出满足自身以及不同社区的目标和期待的学术成果（Flower，1994：36-75）。
　　（二）学术素养框架的本土阐释：从实践入手
　　学术研究诚然无国界，西方学者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学术生产的协商过程；但学术意识却是有国别的，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最大困扰在于中国问题意识、数据意识和理论意识的生发。因此，我们尝试从实践入手，对学术素养框架进行本土化的阐释。
　　是什么造成了社会科学的本土困境？此前有许多社会学者围绕这一问题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综合来看，可以将其归入认识与制度两个层面。从认识层面来看，有学者曾指出中国社会学在快速发展中出现的诸多理论滞后现象，包括重复性研究以及对于西方理论流于表层的运用，皆根源于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潮的负面影响，同时还存在一种与“主体意识”相对的“边陲思维”在阻碍中国理论的生发（郑杭生，2008）。项飙（2009）也明确指出，在关于规范化和本土化关系的争论中，长期以来存在的将国际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取向实际上反映了一种“主流世界观”，这一观念建立在“普遍世界”与“特殊中国”的二分基础之上，而这种将世界外在化、泛化和概念化的认知容易阻碍主体意识的真正形成。从制度层面来看，王宁（2006）认为在学术界存在“真伪本土化”的话语权竞争，“伪本土化”仅从学术圈子的利益出发，不利于理论的繁荣与发展。国内各层级机构内部制度和考核标准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早年就有学者提出以国际发表为标准的制度可能会影响研究者的信心，导致“自我殖民化”（党生翠2005）。近年一项对大陆116所“985”和“211”大学的制度激励调查研究显示，84所大学正在人文社科领域推行支持国际出版的激励机制（Xu et al.，2019），而其后续研究表明，这种国际发表的激励制度将限制本土知识的发展（Xu，2020），并加剧学者间对于本土化和国际化的二元争论（Xu et al.，2021）。
　　作为“知识界的迟到者”，传播学长期依附于西方，缺乏主体性和自主性（张涛甫，姜华，2023）。上世纪80年代传播学引入中国，主要出于“工具性”导向，即作为一种能够在中国社会现实层面进行“操作”与“接触”的手段，未能深入到理论层面（王怡红，1998），这种研究传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传播学在本土理论建构方面的深入探索（胡翼青，张婧妍， 2018）。直至10年前，传播学界掀起了一股反思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批判运动，但诸多困惑的存在也表明传播学者在本土化这一立场上还未形成集体认识与诉求，也就难以形成合力（李智，2011）。此外，与社会学者的观点类似，传播学者也从学科脉络中反思了实证主义和“中西二元框架”对于深化中国意识的负面影响（胡翼青，2011； 祁芝红，李智， 2021）。沿着这一路径，有学者敏锐地察觉了国际学术对话中存在的后殖民主义话语影响，他们认为，部分研究者下意识地将“中国理论”作为“西方理论”比较凝视的对象，将“本土性”一概视作“特殊性”，从而陷入“东方主义”怪圈之中难以突破（谢清果，王皓然， 2022）。从制度层面来看，有学者尝试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切入分析中国传播研究早期学科化过程，认为当时传播学采取的学科化发展路径，通过行政制度传递了知识生产霸权，限制了研究拓展的可能性（田嘉宝，战琦，2018）。相较于其他社会科学，传播学是后起的分支，而健康传播作为其中后起的领域，自然面临更大的学科合法性和自主性危机。苏婧等人（2019）就曾直言不讳，“健康传播学科从学科历史的叙述上就缺乏中国意识，这也成为相关研究缺乏中国立场的主因”。
　　近年来，中国人文社科领域内的“新的管理实践”造成了学者普遍面临三大困境：一是集中的学术体系与个人自主之间的紧张关系，二是需要考虑促进国家利益并与西方主导的知识体系谈判，三是需要获得国际声誉并保持意识形态正确性（Gao & Zheng，2018）。针对中国高校建设目标的实证考察表明，为争夺有限的“双一流”名额，几乎所有高校都将自身发展目标与地方、区域和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以增强竞争力（Zhao & You，2021）。在这一特殊制度之下，高校研究者能够非常直接地感知到来自不同层面环境的期望与要求。与此同时，各大高校围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展开的排名竞争也使得研究者们的工作围绕“做研究、申请资助、发表论文”展开，这些硬性指标显然会对研究计划的制定造成影响（Allen，2021)，进而影响学术成果的中国意识体现。从笔者的个人经验及实际观察来看，发表期刊与申请项目资助的确已经成为高校学者不可避免的两项主要工作。然而令人讶异的是，虽然有研究已经涉及期刊发表对于中国意识的影响，但仅讨论了国际发表激励制度的影响（Xu et al.，2019），而未直接探讨国内期刊发表制度在其中的作用。除此之外，至今仍没有研究探寻项目制度对于研究过程及学术产出的影响，也并未深入到高校学者的研究实践中，了解他们真实面临的困境与选择。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将尼加德（Nygaard，2015）提出的学术素养框架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以健康传播的知识生产过程为具体的分析对象，在尼加德原有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如图1所示的分析框架。具体而言，学术素养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想象的空间，即健康传播领域成果之中国意识的缺乏可能与协商地点的谈判结果密切相关。通过分析健康传播学者在其研究过程中涉及中国意识讨论的协商地点——期刊发表与基金项目，以及他们在其中使用的行为策略，我们尝试在凸显研究者主体性的前提下，了解制度或结构性因素对健康传播研究中国意识的影响，并由此管窥中国人文社科研究本土化困境的内在作用机制。
　　
三、研究方法
　　我们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展开研究，重点关注健康传播学者做出各种学术抉择背后的态度和期望。访谈问题涵盖了他们学术生产的全过程，既涉及他们对于中国意识的一般性理解，也涉及他们在学术写作（论文和项目书）具体实践中的策略与逻辑。
　　结合学术发表和学术任职，我们首先筛选出一批学界公认的健康传播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再根据背景（地域、学校、职称、经历等）确定了7名深访对象。他们分别任职于国内6所高校，均为“双一流”大学，其中4所为“985”大学，2所为“211”大学，分别位于中国华北（3所）、华东（1所）、华南（1所）和西南（1所）地区，其中讲师1人、副教授3人、教授3人，5人有国外留学或访学经历，2人在所属机构担任高级行政职务。受访者具体情况参见（表1　表1见本期第20页）。
　　2021年12月~2022年2月，我们通过面对面或电话的形式对他们进行了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经同意进行了全程录音并转录成完整的文字数据。随后，我们使用NVivo对原始数据进行了三轮编码。在开放编码阶段，尽可能详细地阅读访谈文本，为其中有意义的句子打上标签，并将相似标签合并以完成概念化的步骤。第二轮编码则部分地参考上文所建立的理论框架，在第一轮编码的基础上建立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并归纳出相应的类属（个人、感知环境等）。第三轮编码为选择性编码，我们尝试从数据中提炼以下三部分的核心内容：（1）研究者对于个人身份和所属各层次环境以及整体研究过程的理解和感知；（2）研究者对于健康传播研究和中国意识的基本认识；（3）涉及中国意识的协商地点，即什么情况下研究者认为自己需要对不同因素进行权衡，而这种权衡与选择的结果将最终影响中国意识在学术成果中的呈现。
　　除此之外，为了对制度的施行情况有更为详尽的探查，我们收集并分析了1994年~2022年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名单，以及来自国内39所高校的43份岗位管理制度文件。通过对于访谈数据和相关文件的分析，笔者尝试理解健康传播学者在研究中感受到的各种有关中国意识的紧张关系，包括个人身份与感知环境和不同层次环境之间的拉扯，以及研究者应对这些紧张关系时使用的策略以及最终选择，从而回答本文的核心问题，即国内健康传播研究成果缘何呈现出中国意识缺乏的状态。
　　
四、协商地点
　　基于访谈数据三轮编码的结果，本文将受访者提及的有关中国意识的协商地点概述为以下两个主题：（1）期刊发表，（2）基金项目。在下文中，笔者将描述受访者在这些主题下的关键协商过程、他们采用的应对策略，以及这些策略对健康传播中国意识呈现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期刊发表：中国问题意识，发表高压下的“性价比”之选
　　“因为发表是硬道理，就学术来说肯定还是认发表”（学者1）。
　　在访谈数据中，“发表压力”一词被多次提及，大多数受访者言语中都透露了期刊发表对于研究者职业生涯的重要性。为了提升国际排名，许多高校都利用竞争与绩效制度激励学者发表文章，以提高机构的研究产出（Marginson，2017）。对于隶属于高校的研究者来说，拥有兼具数量与质量的期刊发表成果，不仅仅意味着获得了“同行承认”，更为自己在高校系统中的职业发展攒下了“资本”，为了获得职位或评定职称而发表论文的情况屡见不鲜（袁同成，2010）。任职于华东某高校的学者4提到自己年轻时为了生存而快速发表论文的经历，他认为能够凸显中国意识的研究需要稳定的环境来思考，而年轻学者显然不具有这一条件：“当然这个所谓的非升即走，就逼着你也不得不去这么做。就是可能你有了一个稳定的环境之后，才有可能去长时间地考虑一个问题。现在像我们学校，一些新来的博士之类的，那他肯定就是要做这种快的论文。这样无可厚非，因为要生存，必须要做这个东西。……反正大家都有这种经历，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也是这样，快写论文快发表，然后生存下来再说。”任职于华南某高校的学者6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只能由没有发表压力的老师去做。他们的阅历、能力，还是知识水平，都已经到了一个高度，也没有太大的发表压力”。综合来看，大部分受访者都讲述了一种情况，即面对所在机构的发表要求，年轻学者们往往呈现更为主动的态度（Xu，2020），而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者在健康传播领域中占了大半（王秀丽等，2019）。在这种情况下，保住工作的压力使快速发表论文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主要目标，拿到固定教职后，健康传播领域的研究者们才有可能将脚步放慢，走进对中国意识更深入的思考之中。
　　除此之外，“期刊发表”这一主题下的协商还涉及多个层面的交锋，包括期刊选择、研究问题、理论及方法选择等，环环相扣，将健康传播研究推向重中国问题意识而轻中国理论意识的道路。受访者们习惯将发表途径分为国内、国际期刊两种，不同类型的期刊有其自身的稿件接受标准，研究者需要根据感知到的标准对自己的研究及写作过程做出管理，以提高成功发表的可能性。从笔者的访谈结果来看，这种管理行为似乎对文章的中国意识显现造成了一定影响，为了使叙述更具有条理性，接下来笔者将按照国内与国际发表两种情况，来叙述研究者们在期刊发表中遇到的复杂情况及他们的应对策略。
　　如前文所言，国内许多高校都在职称评聘体系中赋予国际发表重要地位，而对于拥有海外研究经验的年轻学者来说，国际发表对自身而言也更显轻车熟路（Lei & Jiang，2019），国际发表成果丰富也因此成为健康传播领域的重要特征之一。然而国际发表的路径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人，首当其冲的就是研究问题与理论的选择。学者1坦率表示，“要投国外的稿子，你就得熟悉他们那套话语，熟悉他们的文献，看看人家关心什么再来做”。学者5也强调，“你要跟国际接轨，你必须要用西方判断理解的一套话语去讲这个问题”。基于此，当前健康传播领域的许多学者倾向于采用国际通行理论去研究本土经验，这是一个折中的办法，但也容易遇到一个难以跨越的鸿沟，即“普遍”与“特殊”的争议：“用这个去做中国本土化的问题没有问题，但如何将本土化的东西变成国际化的东西？这是我回国后发英文论文时，经常会被审核人提到的问题”（学者6）。国际期刊寻求的是一种可供推论至其他文化的“普遍”研究，对特定问题的关注容易被认为过于本地化而无法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这就可能导致研究者对这些本土问题感到兴趣平平（Horta & Shen，2019）。当然，国际期刊的 “普遍性”要求不代表对本土特定问题的绝对排斥，有时甚至是“欢迎”。在借助国际理论对本土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区域文化的差异性被不断描述、衡量并强调，最终为国际理论的应用提供了新的“市场”（Dutta & Pal，2020）。对本土研究而言，强调差异的过程似乎展现了主体性，但这种差异是在固有的体系中被发现并放大的，归根结底是为原有的理论服务，限制了研究者们的想象力：“就算说我自己建构一个全新的中国范式，我觉得它一定是在经典理论的这种角度也就是语境下，然后我们基于我们的社会现实去修正它”（学者2）。于是研究者们陷入两难之境，采用国际成熟的理论体系固然能够为研究夯实基础，但对于“他者”话语的依赖，有可能抹平本土实践中与国际话语体系天然存在的缝隙，使得中国理论意识的生发变得尤为艰难。“至少在目前，通行国际的理论体系，以及有关文化方面的研究，还是在西方话语下的……在西方的视角下去看中国文化，是看其他国家文化的感觉。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话语之下，很难对这些研究达到质上的突破，无论如何都是跳不出这个圈子……即便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你说这是一个创新，但它也并不完全是。所以，从发表的角度上来讲是不太推荐的”（学者6）。对研究者而言，提出新概念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向国际学者解释这一概念的可行性，而且会导致更长的审稿时间，迎来更为严厉的批评和争议，甚至更有可能被拒稿（Cole，1993），诸多努力付之东流。总而言之，从研究者的立场来看，如果想要有国际发表的机会，遵守国际期刊固有的话语体系是一个重要前提，创新仅限于在已有体系内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来进行小小的改造。但这一过程并不轻松，舶来理论在中国实践中常常水土不服，研究者们只得尽力将这种差异放入理论可辐射的范围之中，短期来看，这限制了根植于中国实践的更多理论创造的可能。
　　“我觉得本土化的研究应该是更被中文期刊认可的”（学者6）。与国际期刊相比，学者们认为强调中国意识的研究更受国内期刊的青睐，但是现实不尽如人意。多位受访者都提到，自己正在进行的一些研究，虽然总结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本土经验，但是常常被认为理论贡献不足，而导致发表十分困难。正在西南地区偏远乡村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7分享了她的困扰：她在调研中发现，过去在城市中适用性较强的国际理论在中国乡村中显得格格不入，于是她尝试将该环境中的特质梳理成文投稿，但结果并不理想。在她的感知中，嫁接西方成熟的理论模型进行讨论，发表的难度不会太大，“但是你说我们写一些本土的，我们觉得真的还是有价值的一些东西，你要到传统的这些期刊上去发表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学者7）。对于研究者们来说，没有国际理论作为讨论的基石，完全基于中国实践的探索性研究是一条具有不确定性的道路，有时候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但发表却遥遥无期，“我觉得如果不用西方理论去解释的话，好像也很难发表。因为你提出一个本土化理论，好像我们也没到那个层次……你没有一套西方的这种范式的话语的话，或者是不用他们的理论，好像根本发表不了，就是你出不来这些成果”（学者4）。对于年轻学者来说，理论就是武器，这是某种程度的必然。中国的社科研究从早期的思辨研究为主转向对于理论和研究方法科学性的追求，这一转向无疑代表了学术自觉的提升，但也导致了另一种趋势，理论的作用被无限放大，以至于部分研究者忽略其最初生发的背景，仅仅将其作为发表的法宝。“我觉得有很多理论它并没有被内化成我们的一个学术的自觉。很多在国内做的健康传播量化研究，我感觉大多还是生硬的这种搬运，只是为了发表，就用这个理论来做这样一篇文章……现在学术GDP的形式，在健康传播领域更为凸显”（学者5）。显然，这种对于国际理论的粗糙应用并不能成为中国理论意识生发的养分，甚至会导致一部分实践细节的错失。除去对国际成熟理论的偏向，国内期刊对健康传播研究学术“合法性”的质疑，以及对研究问题的重视也影响着学者们的学术生产策略。健康传播领域专业期刊的缺席，导致研究者们只能将文章投向综合性学术刊物，与其他领域内的研究进行版面竞争，而这些期刊的主编似乎并不认可健康传播研究的独特价值，学者5提到自己曾被一位期刊主编直接问道，“这健康传播和persuasion（说服研究）有什么区别，和宣传有什么区别呢”？为了能够在激烈的版面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学者们只得通过凸显研究对于中国问题的关注来获得版面，“国内期刊非常看重研究的影响性（implication），所以研究问题的价值成为一个评判研究质量的最重要标准”（学者6）。学者2也提到，其他学科研究者对于健康传播的认知非常模糊，他需要不断凸显中国问题意识来说明健康传播研究存在的合法性。
　　除去理论应用与问题选择的协商，研究者们对于采用何种研究方法也思虑颇多。相较于质性研究方法，量化方法对普遍性（经常被等同于代表性和科学性）的追求更为明确，而且耗时相对较短，收集的数据如果巧加利用，可以支撑几篇文章的产出。但质化方法的不稳定性则更高：“做质化如果很差的话就很差，如果做得很好的话就做得很好。它特别两极化。（质化方法）这个不太好做，对于学生和老师们来说也是很大挑战，因为没那么多时间。做这种研究，你得有很强大的心理素质”（学者3）。显然，对于有发表压力的年轻老师来说，耗时长且“出品”不稳定的质化研究，并不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在健康传播研究中，以国际理论模型为基础的量化文章占据了大半（周裕琼，尹卓恒，2022），可能就与上述原因密切相关。
　　简而言之，在个人层面，保住职位谋发展的诉求使得期刊发表成为研究者们进行学术写作的重要目标。在国际发表受制于人而国内发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大部分受访者采取了借助国际成熟理论发表的行动策略，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中国问题意识被推向前台，而中国理论意识被暂时搁置。
　　（二）基金项目：负责任的健康传播，解决问题是第一要务
　　除期刊发表以外，受访者们还强调了“基金项目”对于自身学术写作实践的影响。个人职业发展的需求、高校机构的建设需要，以及政府与社会解决切实问题的期望，在“基金项目”上面达成了共识，主导了健康传播领域致力于凸显中国问题意识的取向。
　　国内大多数高校都将纵向科研项目（尤其是国家社科基金）作为学者的研究成果之一并给予奖励（Xu et al.，2019），但对于大多数高校研究者而言，重要的不是奖励，基金项目关系着的是自己的“饭碗”。“我刚回来的时候（指留学归国后进入高校系统）就觉得说没关系，我发SSCI反正我就写我以前的嘛，我写这个每年的绩效考核就能完成，但后面就发现可能还是不行，我觉得这一方面（指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我的一个需要，可能是工作上的需要”（学者7）。对于年轻学者来说，保住教职并得到职级提升，仅有期刊发表远远不够。当前许多高校采用“预聘-长聘”制度，研究者在签订短期固定期限合同后，需通过考核才有机会获得长聘资格，而考核的重点不仅有期刊论文，还有基金项目（张泽维，2021）。为了对当前高校岗位管理制度有整体的理解，笔者参考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新闻传播学的评估结果，收集并分析了来自39所高校（其余17所高校未公开）的43份岗位管理制度文件。结果发现，几乎所有高校都将主持基金项目作为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的条件之一，并对基金项目的类型与数量做出明确要求。具体而言，基金项目被划分为纵向项目（中央与地方财政性经费资助）与横向项目（社会资金资助）两大类。纵向项目根据来源划分等级，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与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为最高等级，省部级项目次之。横向项目在部分高校内成为纵向项目的替代性选择，着重考察到校经费的金额。以教学科研岗为例，64%的高校将承担基金项目作为申请高级职称的必备条件，其余高校则将基金项目与科研获奖并列为可替代条件。尽管一部分高校为研究者们提供了选择，但高校内的岗位有限，承担的项目级别越高，数量越多，获得晋升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对于研究者而言，成功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不仅意味着拥有了国家层面的学术认可、一笔充裕的研究资金，更意味着在高校系统中获得职业晋升的有效“武装”。
　　在访谈中我们还发现，高校对于研究者承担基金项目的期待不仅体现于岗位管理制度，也存在于高校的日常工作安排之中。与当前研究领域内的年轻学者不同，许多前辈学者都是在基金项目的驱动下开始了健康传播领域的研究。“做健康传播完全就是一个项目驱动……与其说是我选择了健康传播，还不如说是健康传播找上了门。虽然说一个学者最后的选择不能完全说是身不由己，但也是没办法，当时能申请到的这种项目就是这些，而且我们是一个工科学校，它就是希望你往这种交叉的方向来走”（学者5）。在职业生涯早期，学者5一直专注于政治传播的研究，加入华南某高校后，深感项目申请之艰难，才渐渐转向了健康传播领域。无独有偶，学者1在访谈中也提到自己进入健康传播领域完全是因为相关项目需要一个传播学领域的负责人。她还谈到，许多高校管理者会挨个督促在职的研究者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为他们提供相关支持，大多数研究者在这种催促下都会着手申请。从笔者收集的信息来看，拥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受访者都至少承担了一项国家级的基金项目。尽管受访者们进入高校系统的时间节点不同，但高校内部对于申请基金项目的要求始终存在，这种机构要求通过制度规章与动员行为进入研究者的日常实践，为他们定义了具体的工作（Malcolm & Zukas，2009）。
　　“我觉得对我来说面临的本土化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要申请这个国家社科，你就需要去做一些本土化的东西，要真正地去了解民情，了解国情，了解国家需要什么，社会需要什么”（学者7）。我们发现，年轻学者对本土化的自觉（即，开始主动探究该如何在研究中凸显中国意识），大多是在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过程中产生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拨款，体现国家层面的需求，具有示范引导作用：“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要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问题导向和创新意识，着力推出代表正确方向、体现国家水准的研究成果……基础研究要力求具有原创性、开拓性和较高的学术思想价值，应用研究要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和较强的决策参考价值”（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2023）。由此可见，国家社科基金对于项目的选择始终强调中国特色，聚焦中国需求。在这一基础上，申请课题的研究者首要考虑的便是研究的中国意识，而在中国意识的三个维度之中，中国问题意识成为众多学者最先切入的部分：“首先是中国问题意识。申请不同的课题的时候，我会意识到还是要跟国家的政策，包括健康中国等等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学者2）。笔者认为，这种关注中国问题意识的倾向一方面与国家、社会需求相关，另一方面与健康传播研究的学科特质密切相关。例如学者2就提到，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类别划分中，健康传播常常被划入应用研究范畴，而这种类型划分要求研究者首先思考课题对于国家战略的重要性，而不是理论上的贡献。学者5更是直言，“健康传播是一个非常具有实践性的学科，其实它还是要注重性价比，它很实用，或者说它很功利。所以我觉得健康传播的研究肯定是相对来说适用性要比较强的，适用性比较弱的话，我觉得没有人会支持你做”。为实际了解国家社科基金对于健康传播研究项目选择的倾向，笔者通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查询了1994年~2022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项目立项名单，并从中筛选出39个与健康传播相关的课题进行记录和统计。结果表明，机制（16次）、疫情（15次）、治理（15次）、策略（10次）、健康中国（8次）、公共卫生事件（6次）、效果（6次）、舆论（6次）等，为已立项课题名称中的高频词，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国家社科基金对于健康传播研究的需求：相较于理论贡献，国家与社会更期待健康传播研究能够专注于现实问题，并给出负责任的解决方案。
　　除此之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严格的绩效审核制度也对中国理论意识的生发造成了一定影响。出于高效管理的需要，要求研究团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论文、著作等项目成果。学者5认为，这种论文发表要求实际上限制了学术研究试错的机会，导向对西方研究的路径依赖，从而牺牲理论形成过程中宝贵的试错经验。学者7也提到，尽管自己在多轮调研中发现了有价值的理论经验，但由于发表困难，还是需要寻找合适的西方理论做本土化改造，以便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要求。实际上，许多受访者在完成基金项目的过程中都陷入了一种冲突：或亦步亦趋，沿着现有理论路径以发展自身学术资本；或另辟蹊径，追求自我研究兴趣并强调批判性思维。而这种摇摆不定的状态极有可能扼杀学术创造力，导致许多可发展的研究细节的丧失（Watermeyer，2016），从而错过中国理论意识生发的最佳机会。综上所述，在高校系统及国家社科基金集中的管理体制之下，研究者对知识的学术追求与社会责任和国家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学以致用”这一中国学者的传统立场在健康传播领域被成倍放大，中国理论意识的重要性则被大大削弱。
　　在基金项目这一协商地点，地方政府与社会机构对于健康传播研究的工具性认知，也加剧了凸显中国问题意识忽视理论意识的倾向。由于国内高校提供的基础性经费普遍有限，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后期只能通过参与地方政府、社会机构的项目经费竞争来推进研究活动（郭涵宇，肖广岭，2021）。然而建立项目点费时费力，这在健康传播领域内尤为明显。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部分地方政府及公众对于健康传播的理解还停留在浅表的宣传层面，不够重视。“社会上对你的期待就是说能不能跟我们讲讲怎么写新闻稿，帮我们做好宣传，怎么帮我们做科普。人家就是那个期待，觉得你新闻传播学院的人就应该做这个事”（学者1）。这种单一认知使得研究者在立项以及研究过程中需要不断向地方政府解释健康传播学的研究范畴，并通过凸显研究与社会治理的关联性来获得政府的支持：“像我们这边有时候去采访，它（地方政府）其实不太了解你做的是什么，你的研究为什么和地方政府有关，这样就会有很长时间的（沟通的过程），基本上很难通过他们来获得一些行政的支持，比较麻烦”（学者3）。一套流程走完，研究者的视野受到项目制度及战略的有效塑造（Fanghanel，2011：81-96），中国问题意识再度成为首要标准。此外，研究者们还会承担以社会资金为主要来源的横向项目，以弥补高校科研经费的不足（杨晓刚等，2017）。就实际情况而言，横向项目通常为解决某一实际问题而设立，强调应用性与时效性（李东生，2018）。学者1自进入健康传播领域起便承担了多项横向研究项目，项目委托方从企事业单位、民间协会到国际机构不一而足，她为委托方提供的服务则包括调查与评估报告、慕课开发、舆情监测等。谈及项目经验时，学者1提到，“我就一直跟着他们，跟着他们其实也没有做很多的研究……刚开始他们做了很多行政的工作，编指南，做一些调查什么的，那时候刚刚开始，所以我就一直跟他们专家委员会，然后各种法令，各个地方评选”。与纵向项目不同，横向项目通常不将论文作为项目成果的重要组成，也就不强制要求理论创新，这一特性使得中国问题意识从一开始就成为重中之重，理论意识则居于后台。此外，委托方通常会设立一系列阶段指标对研究者的工作进行考核，确保项目成果符合需求（丁雯，2014）。这种对于时效性的追求使得研究者无暇顾及理论意识的思索，只得将精力投入市场问题的探究，将及时完成委托方的任务作为核心目标。
　　综合来看，基金项目这一协商地点展现了研究者在应对个人、高校机构、政府与社会三个层面期望时的挣扎与应对策略。在高校层面，为了提升排名与学术竞争力，高校机构通过岗位管理制度及日常工作安排敦促研究者申请基金项目，其中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省部级项目为最佳。在国家及社会层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社会服务的性质、严格的考核制度，以及健康传播常被视作应用学科的现状，都使得研究者需要凸显中国问题意识在研究中的地位，以提高成功申请并完成项目的可能性。除此以外，资金缺乏的情况也使得研究者需要承接注重实用性的横向项目以保证研究顺利进行。多方力量角逐下，研究者们不可避免地采用重视中国问题意识，而降低中国理论意识重要性的策略。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学术素养综合框架的本土化阐释出发，深入健康传播学者的研究实践之中，探寻制度或结构性因素如何作用于健康传播学者的研究过程，并最终影响健康传播研究成果中的中国意识表现。以7位健康传播学者的访谈数据为基础，本文在期刊发表、基金项目这两个协商地点考察他们所感受到的各种有关中国意识的紧张关系，以及他们使用的行为策略。
　　在期刊发表这一协商地点，受访者汇报了来自高校机构的发表压力、国内外期刊的不同发表要求，及个人职业发展诉求之间的协商过程。为了获得职位或评定职称，研究者需要快速发表论文。由于时间精力不足，对于中国意识的思考往往仅能停留在浅层。国际期刊寻求的“普遍性与差异性”、国内期刊寻求的“代表性与科学性”，不约而同地将研究者带向一条“性价比”更高的捷径：寻找并改造国际成熟的理论体系，使其适应中国实践，并在其中凸显中国问题意识、中国数据意识的存在。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方式对于中国意识的生发固然有所贡献，却在不经意间抹平本土实践与国际理论之间的缝隙，使得中国理论意识的生发走入困境。
　　在基金项目这一协商地点，受访者汇报了高校、政府和社会机构，以及个人三方期望之间的协商过程。近年来，越来越多高校的晋升和考核制度把“立项”（尤其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样高水平项目）等同于“成果”，申请政府和社会资助的项目成为高校研究者必须完成的任务之一。历年来立项的健康传播领域的国社科项目，无一例外，都属于“应用研究”，而非“基础研究”。事实上，从国家到地方，从政府部门到社会机构，对健康传播的期望就是解决实际问题，而非做出理论贡献。多重掣肘之下，中国问题意识成为研究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中国理论意识的生发显得无关痛痒。
　　如果以1987年中国首届健康教育理论研讨会的召开为开端，中国的健康传播研究早该从“三十而立”迈向“四十不惑”。但恰恰在这个转折点上，对其学科合法性的质疑层出不穷（苏婧，李智宇，2019；孙少晶，陈怡蓓，2018；周裕琼，尹卓恒，2021）。在期刊发表上，健康传播已然形成了固定的套路与模版，“内眷化/内卷化”趋势日益显著。在基金项目上，健康传播重应用研究而轻基础研究，理论储备后继乏力。尤为遗憾的是，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领域，健康传播研究本应具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但是在期刊发表和项目基金的双重压力下，学者们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最安全的路径，“抱住一个小题目，在技术上愈求精细，眼光愈向内看，问题愈分愈细，仿佛躲进自筑的一道围墙，得到心理安全，拒绝与外界来往的压力，其结果是不但忘记更大的关怀，更阻碍思想的创新”（李金铨，2014）。
　　以管窥豹，健康传播这个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新闻传播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所遭遇的本土化困境。诚如费孝通（1999：7）所言，从孙本文、吴文藻等第一代社会学人开始，“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和以社会学的研究来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两项）主要内容”。如果长期停留在“西方理论+中国问题/数据”的复制型或嫁接型研究层面，“传播学/社会学本土化”就变成了“传播学/社会学化本土”， 盘踞在中国学者心中的意识形态焦虑、文化身份焦虑和知识方法论焦虑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吴予敏，于晓峰，2022），“中国学派”就只能是水月镜花。我们认为，中国意识的提升不能完全仰赖研究者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还应当在制度层面优化期刊发表和基金项目等学术评价系统，建构更自信更多维的高校评价体系。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采用的半结构化访谈与数据编码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主观性，7名访谈对象的代表性也不足。知识社会学研究向来主张，学术成果的最终呈现与不同群体身份认知及其感知的环境密切相关。作为一个弥补，我们已经在质化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发放给全国范围内的近百名健康传播研究者，期待能更好地回答中国意识从何而来、去向何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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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裕琼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董惠珍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曹博林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时代计算传播学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19ZDA32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