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保军
　　［本文提要］概念是构建理论体系、知识体系的“基石”或“细胞”，只有通过概念的阐明和概念体系的构建，才能构造理论和建设知识大厦。标识概念是一套概念体系中具有“标识性”的概念，实质是指能够反映和呈现一套概念体系突出个性特征的中心概念。确立标识概念对于理论创造、知识体系构建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本文以当代中国新闻理论为主要参照对象，提出确立当代中国新闻理论标识概念的基本标准，即标识概念必须是反映、呈现当代中国新闻标识性实践方式、实践观念的概念，必须是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主体创制的概念，应该是有较高学术权威性的概念、是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可接受使用的概念、是具有广泛影响的概念。
　　［关键词］中国特色 学术体系 自主知识体系 新闻理论 概念体系
　　　　一个概念能够成为标识概念是有其根据的，如果我们把这样的根据揭示出来，也就等于找到了概念成为标识概念的条件，找到了衡量判断概念成为标识概念的基本标准。因而，确立标识概念的根据与标准本质上是一个问题。对于一套概念体系、理论体系、知识体系来说，标识性概念是最能显示其个性特征的标签或符号，是“盖”在它们“脸”上的“印章”，在概念体系、理论体系、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具有重要的标志地位和作用。那么，什么样的概念才能成为一套概念体系中的标识性概念，什么样的概念才能成为一种概念体系、理论体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衡量、判断标识概念的具体根据是什么、标准是什么，这显然是讨论标识概念问题时尤为重要的问题。本文就确立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新闻理论体系的标识概念标准问题做出初步分析和阐释。
　　新闻理论是反映和体现新闻学核心观念的主要分支学科或领域，也是新闻史学和应用新闻学的内在灵魂。因此，只要我们能够分析阐释清楚当代中国新闻理论标识概念的根据或确立的标准问题，我们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代中国新闻学标识概念的根据与确立标准问题。但仍需预先指出的是，以新闻理论为代表的新闻学科标识概念，与当代中国新闻学学科体系的标识概念虽然具有内在的关系，但并不完全一致。当代中国的历史新闻学、应用新闻学等各个分支领域，一定拥有自身特殊的标识性概念，这些标识概念的根据或确立标准也一定具有自身不同于新闻理论标识概念确立根据或标准的一些特殊性，自然需要专门的探索和研究。
　　
一、标识概念是根源于标识性实践的概念
　　从对象性上看，概念是关于一定对象的概念，因而标识概念应该是关于标识性对象的概念。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的各个具体概念是反映呈现当代中国新闻实际具体表现的概念，而概念体系则是以体系化的概念方式反映呈现整体新闻实际情况的概念系统。标识概念应该是反映呈现当代中国新闻标识性现象、标识性问题的概念，也就是反映和呈现当代中国新闻标识性实际、标识性实践的概念。换个说法就是：标识性概念必须是根源于实际、实践的概念，特别应该是根源于标识性实际、标识性实践、标识性经验的概念。
　　因此，我们可以从根据与标准两个角度说，当代中国新闻的标识性事实（标识性实际、标识性实践、标识性经验等）是标识概念的来源和根据，而能否反映标识事实（标识性实际、标识性实践、标识性经验等）则是衡量一个概念能否成为标识概念的标准。显然，提出、创制当代中国新闻学特别是新闻理论标识概念的关键是探索和研究当代中国新闻实际，其核心则是认识和揭示当代中国新闻实际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实际表现、实践方式和根本经验。“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习近平，2016：19）。能否发现当代中国新闻真实的标识性实际、标识性实践方式、标识性经验事实，乃是能否提出、创造标识概念的关键所在。
　　可见，在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发现、揭示当代中国新闻不同于其他国别、地域新闻的真实事实之所在，也即特色性、标识性事实之所在，永远是中国新闻研究的核心任务。具体一些说，在新闻本体论意义上，中国新闻实践到底把什么样的“客观事实”当作主要的“新闻事实”，中国新闻实践中真正持有的新闻事实观念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只有准确回答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才能从既有的新闻理论概念中，寻找到能够标识中国新闻个性化“新闻事实观”的概念。如果在既有的概念体系中还没有这样的概念，那我们就知道从何处着手去提出或创造这样的标识概念。按照这样的基本逻辑，我们可以继续设问：当代中国新闻实践到底把什么样的新闻当作新闻的核心，即当代中国实践到底持有一种什么样的“新闻观念”？只有对这样的问题做出真实准确的回答，我们才能提出标识当代中国新闻“新闻观”的标识概念。关于如何提出标识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原则问题、新闻真实问题、新闻价值问题等概念，都可以按照这样的逻辑去思考、去探究。同样，在新闻业态论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在新闻实践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事业（产业），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坚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新闻事业观”？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的实践主体到底是如何构成的，它与其他性质、类型的新闻业到底有什么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新闻到底坚持什么样的“主体观”？如此等等。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准确回答，是认定、提出、创造标识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业概念的事实根据。在新闻关系论意义上，当代中国新闻与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关系、当代中国新闻与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关系，与其他国家、地区中的此类关系相比，到底有什么样特殊的典型表现，这是当代中国新闻学、新闻理论研究提出新闻关系论标识概念的客观依据。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新闻实践真正个性化的表现，乃是标识概念的客观根据，反过来说，只有那些能够反映呈现这些个性化表现的概念，才称得上是标识性概念。对作为实践的中国新闻、作为实践观念的中国新闻观念的研究，对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事业之实践的研究，对作为“新闻关系”实践在当代中国新闻中实际表现的研究，乃是提出当代中国新闻理论标识概念的基础或根本所在（杨保军，2023a；杨保军，2023b；杨保军，叶倩茹，2023）。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的重点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确立标识概念的根据与标准，并不具体探讨当代中国新闻实际的标识性实践、标识性经验等是什么，也并不具体指出当代中国新闻学的标识概念是什么。关于这一重要问题，我将在“当代中国新闻理论标识概念的系统构成”中展开专门的探讨。
　　
二、标识概念是自主创制的概念
　　概念是关于对象的概念，但概念本身不会自生，概念是主体的产物。“概念的打造及其理论的创新实现于主体性的人，来源于研究者主体性的自觉”（王海峰，2020）。“思想或知识的基本概念既不是经验生成的也不是先验的，而是人的创制，人为了把观念有效地协调组织在系统中而创制了一些具有秩序性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的有效性就在于其组织能力，或者说，概念即秩序”（赵汀阳，2022）。概念创制的主体性，意味着概念创制特别是标识概念的主体归属至关重要，它与知识生产，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性、主体性直接相关。可以简明扼要地说，没有标识概念的自主性，也就没有理论体系、知识体系的自主性。那么，从知识生产主体角度看，什么样的概念才能成为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的标识性概念呢？
　　标识概念必须是当代中国新闻共同体特别是新闻学术共同体创制的概念。当代中国新闻共同体是指由所有参与中国新闻活动主体构成的共同体，包括从事生产传播实践活动、管理控制活动和收受运用活动主体，以及从事新闻教育、教学、研究活动的主体，这是一个松散的共同体。当代中国新闻学术共同体主要是指由参与当代中国新闻学术研究活动主体构成的共同体，这是相对边界相对清楚、价值观念总体一致的比较严格的共同体（杨保军，2023c）。
　　标识概念的自主创制性，实质是指中国新闻学的标识概念原则上应该是由“中国人”提出的、创造的，这样我们才能拥有对概念优先的、自主的、实质性的定义权和解释权。“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习近平，2022）。这并不是狭隘的（新闻）民族主义，而是知识自主性的内在要求。如果关于中国新闻的定义权、解释权不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那就类似于我们在自然科学领域、技术科学领域没有了自主知识产权、自主技术产权一样，别人随时都可以“卡脖子”。稍微展开一点说，中国之所以在世界舞台上没有获得公正的、应有的话语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还没有建构起足够的自主知识体系；中国新闻之所以在国际舞台上常常受到西方世界的打压和嘲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关于中国新闻的定义权（概念化权力）、解释权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西方人的手里。因此，如何概念化中国新闻、标识中国新闻必须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就实际情况来看，当代中国新闻学特别是新闻理论的标识概念主要是由以下三类主体创制的。
　　一是当代中国新闻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领导主体。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党和政府是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领导主体，其在知识体系建构中自然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就概念体系建构而言，尽管党和政府不会提出一个学科系统的概念体系，但客观地说，人们可以看到，各个学科的一些重要概念、标识性概念却往往是党和政府提出来的，集中表现为：在党和国家的相关领导人特别是最高领导人针对相关领域发表的重要论述或讲话中，在党和政府针对相关领域的重要文献（事关路线、方针、政策的文献）中，常常会以最高权威的方式提出一些标识性的概念。比如，在新闻领域，就如何定性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事业的时代性质、如何确立新闻事业的主要地位及功能作用、如何展开新闻事业的核心工作，甚至在具体的新闻生产传播活动中坚持什么样的业务工作原则等，党和政府都会提出明确的标识性概念。如新时代的中国新闻工作被定性、定位为“新闻舆论”工作，新闻媒体被定性、定位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党媒”成为当代中国新闻事业体系的主导主体，“媒体融合”成为新闻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和目标，新闻舆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正确的“舆论引导”，坚持的主要工作方法是“正面宣传（报道）”为主，新闻真实要努力实现“整体真实”，如此等等。我们看到：新闻舆论、耳目喉舌、党媒、媒体融合、舆论引导、正面宣传、整体真实等，也成为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新闻理论研究中的标识概念，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的概念体系也主要是围绕这些标识概念建构起来的。
　　二是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主体——新闻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是专门从事新闻研究的主体（包括专业研究者、专业出版人等），其直接学术目的就是要揭示人类新闻活动特别是中国新闻活动的基本规律。在实现如此学术目标的过程中，自然需要基于事实、创制概念、形成判断推理、创造建构理论，其中提出或创制学术概念是基础性的工作。因而，在学术意义上，学术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新闻研究者都有提出概念、创制概念的强烈愿望和自觉追求，而能够提出标识性概念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
　　一般说来，一个好的研究者，总是有可能提出其研究领域的一个或几个标识性概念的，从而也使自己有可能成为一定研究领域标识性的学者。但对于一个学科来说，对一个学科的理论概念体系来说，要提出标识性的概念，那是极不容易的事情。至于提出能够标识当代中国新闻实践、新闻经验的概念，那是更为艰难的事情，需要长期的探索研究，长期的积累。对于当代中国新闻理论体系建构来说，由于理论体系本身有不同的分支领域（比如本体论、业态论、关系论或按照其他逻辑分列的不同领域），每一分支领域都有自身的标识概念，而且标识概念不可能只是一个或几个，在不同的概念层次，都存在着自身的标识概念，因此，不管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标识概念都是一个概念家族或概念体系。可见，建构起一个支撑学科理论体系的标识概念体系或整体的概念体系是一个长久的事情，并且要根据研究对象变化、取向变化、方法变化等不断扬弃或更新完善。
　　三是当代中国新闻实践主体，特别是在党媒体系中从事新闻舆论工作的专业主体或职业主体。新闻实践主体活动在新闻生产传播的前沿阵地，他们对中国新闻的实际之所是有着身在其中的体验、观察和认知。比如，对中国新闻在实际中到底坚持的是什么主义、什么观念，在具体实践操作层面到底是怎么做的，在新的社会环境、媒介环境中新闻生产传播实际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变化，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和问题、机遇和挑战，等等。新闻实践主体特别是那些处在媒体领导岗位的实践主体，工作在新闻一线的记者、编辑，以及媒体研究机构中的研究主体，可以说比一般的高等学校新闻院系中的研究者更加熟悉。因而，从一般道理上讲，新闻实践主体有可能提出能够反映呈现中国新闻特征的概念甚至是标识性的概念来。
　　换个角度看，新闻理论探索尽管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这种前瞻性必须以现实性以及现实的可能性为基础。因而，人们看到的更多情况是，理论研究往往跟随在新闻实践之后。这就形成一种常见的局面，新闻学的很多新鲜概念甚至是不少重要概念最先是由新闻实践主体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提出来的。这些概念及其背后的事实常常成为专门研究者进一步反思研究的对象，也是提炼新概念、新观点、新见解的重要基础。
　　在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仅就概念体系特别是标识性概念（体系）的创制来说，尽管理论上可能还存在着其他主体类型，但就实际情况而言，我们上面所讲的三类主体是自然而然的主导性创制主体。在三类主体之间，尽管领导主体在标识概念的创制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但领导主体毕竟不是专门的学术研究主体，因而，它虽然能够提出一些特别重要的标识概念，但新闻学科、新闻理论整体的概念体系、标识概念体系建构，主要是由新闻学术共同体来完成的。即使是由领导主体提出的标识概念，要么已经有了比较坚实的学术基础，要么还需要学术共同体进一步的学理化分析和阐释，从而使其成为真正有权威、有影响的学术化的标识概念。新闻实践主体的主要职责是新闻舆论工作，是新闻的生产传播工作，尽管在当代中国新闻学、新闻理论标识概念的创制中有着“身在其中”的得天独厚的地位，但实践主体像领导主体一样，不是专门的学术研究主体，他们可以提出一些生动鲜活的反映呈现新闻舆论实际情况与变化的概念，但总体上还是学术概念的“毛坯”，可以为学术共同体的概念及标识概念的创制、完善提供基础材料。
　　
三、标识概念是有较高学术权威性的概念
　　标识概念是概念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与作用的概念，我们用“权威性”概念作统一的描述。具体说，把标识概念看作是权威性概念，有下面几点主要内涵。
　　其一，标识概念的地位与作用是其他一般概念不可替代的。所谓不可替代性，是说标识概念是既不可随意增多、也不可随意减少的概念，它是一个概念系统中充分而必要的概念。这就像一个事物的中心，只有唯一性才是中心，如果存在多个中心，那就失去了中心的地位和意义，也就失去了权威性。
　　标识概念的中心性、唯一性，说明与一般概念相比，标识概念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即所有的标识概念都有“基因”概念或“源头”概念的功能地位。也就是说，标识概念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元”概念，是具有“繁衍性”、“裂变性”的“母概念”，对一定概念系统具有总体性的统摄功能。那些越是源头性的概念，越具有原生性，在它之后的概念都可以看作是它的逻辑延伸概念，是它的“子孙”系列。标识概念具有强烈的原生性或原创性，而一般概念则没有。也就是说，一般概念不过是标识概念的衍生、派生、延伸概念，是对标识概念做出进一步说明和解释的概念。事实上，每一个标识概念，都有自身的概念群、概念家族或概念系统。
　　如果一个概念对一个概念体系是可有可无的概念，是其他概念可以替代的概念，那就不可能是标识性概念。比如，在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的“新闻业态论”概念体系中，“党性”就是任何其他概念都不可替代的中心概念、标识概念，它对当代中国新闻理论体系中的“新闻业态论”概念体系来说有着“压舱石”、“定盘星”的地位和作用。有了“党性”概念，就能够建构起以它为中心的符合当代中国新闻业实际的“业态论”概念体系，并可以用这样一套概念体系对当代中国新闻业做出合理的理论解释。因而，它不仅是新闻业态论的标识概念，也是整个当代中国新闻理论体系中标识概念体系中的标识概念，具有任何其他概念不可替代的权威性。
　　其二，标识概念是原创性概念。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原创性概念都是标识概念，但标识概念必须是原创性的概念。原创性，意味着从一开始，概念的定义权、解释权就掌握在概念创制主体的手里。尽管学术研究中，所有研究者都拥有独立自主性，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个概念有权做出自主的界定和解释，但学术经验同样告诉人们，如何理解一个概念，优先的定义权、解释权往往掌控在原创主体的手里。在概念史研究中，人们也常常把概念原创主体的定义、解释看作是权威性定义和解释。也就是说，一个概念的含义，是不能随意界定、解释或赋予的，不能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果真如此，也就没有了基本的学术规范，学术交流就很难顺畅展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同一概念形式下（指概念的词语或符号形式），否认概念内涵、外延的历史性变化。实际上，从原则上说，所有相对当下的过往概念，都会在社会演进、学术演进中不断获得新的含义或扬弃一些传统含义。概念含义的变化，在一定维度上反映和呈现着学术研究的变化。语词作为概念的形式，可以说只是在形式上是稳定的、不变的，但它作为概念的内涵会变，外延也会变，诚如雷蒙·威廉斯（2005：8）所言，“意义的变异性不论在过去或现在其实就是语言的本质”，语言如此，源于语言的语词也必然如此，作为概念形式的语词也不会例外。但在一定历史时段内，概念特别是那些标识性概念的含义是基本稳定的，这也是标识概念保证自身权威性的重要条件。
　　每一真正科学、合理、恰当的原创性概念，都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观察对象、解释理解对象的眼光。有人在谈到哲学概念、艺术作品的原创性时这样说，“一个哲学原创概念的提出，一个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创作，某种意义上都是在进行创世的工作。它既是在描述一个对象，同时也是在创造出一个对象，他通过描述来进行创造。从此，你就给别人以新的方式看世界的眼睛”（黄旺，2023：127）。是的，每一个重要的原创性概念，都有可能开辟出新的思想视野、新的理论境界。对一套概念系统而言，一旦对标识概念的内涵做出了新的定义和解释，那往往等于建构了一套新的概念范式、新的概念体系。比如，在作为“信息”的新闻、作为“中介”的新闻、作为“知识”的新闻、作为“文化”的新闻等命题中，由于人们赋予新闻以不同的重点含义，也就开启了理解新闻的新范式（胡翼青，2023）。如果我们停留在一种定义上，也就等于停留在概念的一种内涵上，那就很难形成关于一个对象全面系统的认识。“然而，概念也是一柄双刃剑：对概念内涵与外延的不断拓展可以激发理论的想象力；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以一种自然化的方式固定下来不准拓展，就有可能削弱理论的繁殖力，扼杀理论的想象力。一旦某个概念被以某种所谓的权威视角表述时，多半意味着它已经与这个概念的其他视角相隔绝。所以当某个概念成为某个学科的核心概念时，由于对这个概念及相关概念的权威界定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势必形成一个封闭自洽的体系，而要突破这个日渐封闭的知识体系，就必须用另一种方式去界定这个概念及相关概念”（胡翼青，2023）。因此，确定一个概念体系的标识概念不是一件小事，而是意义非凡的大事。
　　如上所说，标识概念是原创性的概念，但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另一种概念的原创性现象，那就是，一些知识生产主体会借用其他主体原创的概念形式（概念语词或概念符号），但却不用原创主体赋予该概念的含义，而是自己赋予新的原创性含义，从而使有的概念转换为自己原创性的概念。这种转用、借用或化用的概念创造方式在学术领域并不少见。因而，标识概念，也可能是做出标识性解释或界定的概念。对于一个学科来说，尽管不同的知识生产主体可以建构不同的理论体系，但他们使用的一些核心概念、关键概念更不要说一般的概念在形式上往往是相同的或相似的，但不同理论体系却会赋予相同概念形式以不同的含义。也就是说，一套理论体系常常会采取赋予一些基本概念以自身特有的解释，从而成为理论体系标识性的概念。比如，同样是“媒介环境”概念，有人定义为由媒介造成的环境，有人则定义为媒介所在的社会环境，这显然是两种差别甚大的不同界定。
　　
四、标识概念是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可接受的概念
　　作为学术概念，只有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普遍认可、接受和使用才可能成为一个领域的标识概念（当然，并不是所有如此的概念都是标识概念），才能成为一个有“活性”的标识概念，也才能获得其作为标识概念普遍真实的权威性。就此处的论题而言，一个概念，要想在事实上成为当代中国新闻理论概念体系中的标识概念，那它至少应该得到当代中国新闻学术共同体的普遍认同、接受和运用。这是衡量一个概念能否成为标识概念的重要尺度。
　　标识概念是旗帜性、标志性概念，应该具有学术召唤力，应该是能够得到学术共同体广泛认可、普遍运用的学术概念。尽管一个概念能否成为标识概念，关键要看它是否能够反映一个领域的标识性事实，但衡量这种标识性的一个直接评判标准就是它能够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普遍认可和使用。如果学术共同体普遍认为一个概念反映呈现了对象的标识性特征、标识性事实，那这样的概念就可以认定为标识概念；如果学术共同体对此还处于争论犹疑中甚或持总体性的否定意见，那这个概念就很难认定为标识性概念。对此，可以进一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
　　一方面，学术共同体对概念形式的普遍认可。任何概念都要通过一定的语词形式或符号形式来表达，英国哲学家培根早就说过“词是概念的符号”（转引自王路，2003：127）。“在概念内容与概念语词形式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关系”（杨保军，2014）。用什么样的语词形式呈现一个概念（实质是指称相关对象），并不仅仅是约定俗成的问题，而是关涉到诸如准确性、易受性（易于被普遍接受）、生动性、传承性等诸多问题。因此，学术研究中关于概念形式的选择问题，是所有学科基础研究中的普遍问题。对于一个学科、一种理论的标识概念形式的选择来说，就更是如此。比如，对当代中国新闻实践的典型表现（也就是标识性表现、标识性实践方式）、主导观念等到底用什么概念形式或语词形式去表征，就是一个需要学术界在既往研究基础上继续探讨的问题。概念形式不只是概念形式本身的事情，它也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们对概念对象形象的理解、想象和评价，自然也会影响到人们对相关概念体系、理论体系、知识体系之科学性、合理性等的理解、想象和评价。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那就是学术共同体对概念内涵、外延的普遍认可。概念是关于对象的概念，能够揭示对象的本质内涵，能够说明对象的外延范围，这是对一个成熟概念最基本的要求。作为标识概念，理应是比较成熟的概念。如果说一个概念是标识概念，但其实质内涵与基本外延却得不到学术共同体的普遍认可，那它就徒有虚名，只是名义上的而非实质性的标识概念。
　　如果一个概念的内涵、外延得到了学术共同体的普遍认可，这个概念就会得到普遍而有效的使用。对于标识性概念而言，因为其特有的标识性，就会得到更多的使用。比如，如果一个概念是标识当代中国新闻典型特征的概念，那人们在研究当代中国新闻时无疑会更多地使用它。我们看到，新闻舆论、党媒、媒体融合、舆论引导、正面报道为主等概念，之所以得到新闻领域（业学两界）的普遍使用，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是标识中国新闻典型特征的标识性概念。
　　总而言之，广泛认可的概念，应该是概念形式、概念含义都比较稳定的概念，这样的概念也可以说是“成熟概念”。进一步说，在相对比较成熟的、得到学术共同体基本认同的理论体系中，绝大多数概念特别是支持理论体系的标识概念应该是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可接受的概念。其实，只有运用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可接受的以一定标识概念为核心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才有可能是普遍认同的理论体系。延伸开来说，如果不认可、不接受标识概念，也就意味着不认可、不接受以标识概念为中心的概念体系，也自然不会认可和接受以如此概念体系建构的观念体系、理论体系、学术体系。因此，在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构建科学合理的自主概念体系是基础中的基础工作，需要通过大量的具体研究去实现。概念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概念对相关对象反映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还有赖于概念在运用过程中的认可度、接受度。
　　
五、标识概念是具有广泛影响的概念
　　标识当代中国新闻、当代中国新闻学的标志性概念，与一般概念相比，理应是影响范围更为广阔的概念。作为标识概念，它们不仅在本学科范围内举足轻重，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形成跨学科的影响；它们不仅在本土地域范围具有较大影响，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它们不仅具有当然的学术意义上的影响，也应该具有超越学术意义的社会影响。这样的概念，才称得上是一个学科真正的标识概念。
　　首先，标识概念应该是具有广泛跨学科影响的概念，而不仅仅是新闻学科范围内，更不只是新闻理论研究范围内有影响的概念。所谓具有跨学科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对于其他学科来说，通过当代中国新闻学的标识概念，不仅可以识别出新闻学科的大致特征，也能够大致了解当代中国新闻关注的主要现象或问题。新闻学科在向其他学科介绍本学科时，实际上也主要是通过对标识概念的操作进行的。二是，其他学科在理解、描述、把握新闻学科特别是新闻学研究对象的性质特征、功能作用、价值意义时，首先想到的、运用的也是诸如“党媒”、“耳目喉舌”、“媒体融合”、“新闻宣传”、“新闻舆论”、“正面宣传”“舆论引导”等这些标识性概念。尽管身在中国环境中的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对当代中国新闻实践耳濡目染，拥有直接的经验感受，但其他学科对新闻学及新闻实践的理性认识，新闻学的标识概念应该是最直接有效的“概念通道”，其他学科也可以通过对标识概念的“（概念）操作”把新闻学的形象描绘或引进到自己的学科中去。我们完全可以说，跨学科的交流，首要的概念工具就是标识概念，学科性的标识概念或者本土化、地域化的学科标识概念。
　　其次，当代中国新闻学的标识概念，应该是在世界新闻学范围内具有一定知名度甚至影响力的概念。通过标识性概念，世界范围内其他类型新闻学研究者，可以识别出当代中国新闻学、新闻理论的典型特征。正像中国新闻学研究者可以通过自主独立（新闻自由）、“第四权力”、“社会公器”、“客观理念”、“公共利益”、“新闻自治”等这些标识概念识别出专业主义新闻学（西方新闻学、自由主义新闻学、客观新闻学）的基本特征一样。进一步说，通过标识概念，其他类型新闻学的研究者不仅可以大致知道当代中国新闻学的典型特征，也可以大致理解中国新闻的典型特征，比如，通过“新闻舆论”、“党媒”、“媒体融合”、“舆论引导”、“正面宣传”等这些标识概念，他们即使对当代中国新闻没有亲身的经验、没有专门的了解和研究，也可以大致想象出中国新闻的标识性现象、标识性实践、标识性的传播方式。当然，仅仅通过概念化或理论化的渠道和方式是难以真正了解一个国家、一定社会中的新闻实际的，要想做到这一点，还是需要亲身体验、专门研究的。
　　再次，标识概念应该是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概念。一个概念能否成为一个学科标识性的概念，尽管主要是学术领域范围内的事情，但也离不开社会环境的作用和影响。学术概念的来源与形成、实际的理解与运用，都是离不开社会环境、离不开社会人群的。“语词只有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积淀并获得一定意义、内涵后，才能形成所谓的概念”（杨保军，2014：18），“概念是以词汇为基础，但它不再是词汇本身……当某个词汇成为概念时，必须是在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不断地被使用，具有一定的意义和指向功能，并被固定下来之后，于是便成为大家所接受与认同的‘概念’。因此，概念是具有实体性意义的聚集”（李宏图等，2012）。一般的社会概念如此，学术领域的概念也是如此，对于新闻学这样与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紧密结合的学科来说，就更是如此了。
　　学术共同体创制的概念，是否真实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典型特征，提出的所谓标识性的概念，是否真实反映了标识性的客观事实或典型实践，不是由概念创制者自己说了算，也不是由新闻学术共同体说了算，而是需要得到其他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体的广泛认可。比如，对于当前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群而言，在总体上无不知道“党媒姓党”，新闻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新闻媒体的主要工作是“报道新闻、引导舆论”，新闻业的发展战略与方向是“媒体融合”。试想，如果用西方新闻学的标识概念“新闻独立”、“新闻自由”、“新闻民主”、“第四权力”、“新闻自治”等来描述中国新闻实际，那显然是驴唇不对马嘴，也得不到人们的普遍认可。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新闻学、新闻理论的标识概念，从理想性上说，应该成为超越新闻学范围、本土范围、学术范围的概念，这样才能形成更为广泛的影响，不仅有利于人们认知了解当代中国新闻学、新闻理论的面貌，也有利于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当代中国新闻实践的典型表现、突出特点。
　　
余论
对于选择行为来说，标准决定着结果，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标准，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可见，设定标准对于确立什么样的当代中国新闻理论标识概念至关重要。
标准问题总是关系到强烈的主体性，针对同一对象的选择，不同主体往往拥有不同的选择标准。本文只是阐释了本文作者关于确立当代中国新闻理论标识概念基本标准的看法，只是为关于这一重要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种参照，目的在于激发学界同仁提出更多更好的见解，以便将此事关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问题讨论引向深入。
标识概念是活的东西，并非一经确定，便永久不变。选择确立一个领域、一个学科、一种理论的标识概念是历史性的认识活动。与一般概念相比，标识概念本身尽管是相对更加根本的、稳定的、定位或定性一个概念体系的中心概念、关键概念，但其仍然是历史的、变化的，选择确立它的标准同样是历史的、变化的。因而，我们关于当代中国新闻理论标识概念确立标准的阐述，也主要是基于当代中国实际特别是中国新闻实际（历史实际与现实实际）的阐述，是时代性的认识。伴随中国新闻实践方式的演进、新闻实践观念的变革，标识中国新闻理论、新闻学的概念必然会变化更新，这自然要求我们必须跟上日新月异的时代步伐，对持续发展的新闻活动做出符合时代特征的认识和评价。
顺便想说几句的是，自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成为知识生产领域自觉明确的战略目标后，各个学科都在探讨各自知识体系的构建问题。仅就新闻学来看，直到目前，关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研究，整体上仍然停留在指点江山、坐而论道的层面上，实实在在的、事关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研究，诸如概念研究、问题研究等，还没有产出多少像样的成果。但学人们心里都清楚，要真正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停留在宏大叙事和宏观的方法论层面是不行的，而是应该落实到具体的探索中。因而，希望学界同仁少一些高谈阔论，少一些“指手画脚”，多一些脚踏实地，多一些“自己动手”。■
　　
参考文献：
胡翼青（2023）。论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拓展：基于属概念界定的视角。《传媒观察》，（5），5-12。
黄旺（2023）。《日常生活的现象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雷蒙·威廉斯（2005）。《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李宏图等（2012）。概念史笔谈。《史学理论研究》，（1），4。
王海峰（2020）。打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识性概念——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学术史考察。《哲学动态》，（4），5-14。
王路（2003）。《逻辑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
习近平（2016）。《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习近平（20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10-26，1-5。
杨保军（2014）。《新闻观念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杨保军（2023a）。论作为实践观念的当代中国新闻观。《新闻大学》，（1），51-59+120-121。
杨保军（2023b）。当代中国新闻的“事实观念”。《编辑之友》，（7），19-28。
杨保军（2023c）。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构成及其关系。《当代传播》，（1），4-11。
杨保军，叶倩茹（2023）。作为实践观念的当代中国新闻“时间观”。《当代传播》，（6），11-18。
赵汀阳（2022）。动词存在论与创造者视域。《中国社会科学》，（8），24-45。
　　
[作者简介]杨保军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部第二支持期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本文为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研究”（批准号：22JJD860018）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