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萍 吴心越
　　【本文提要】数字媒介研究往往预设新媒介是更优选择，而很少质疑这一前提本身。本文采用合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照护情境中的认知症老人为个案，探讨在老龄疾病造成的生活困境中，人与媒介的关系变迁。研究发现，个体媒介偏好存在世代差异，更新的媒介未必更好。由于生理衰弱和认知下降，认知症老人普遍存在退用和乱用媒介的行为。在数字反哺反复失败的过程中，照护者逐渐觉察到老人的实际需求，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和媒介偏好找寻适宜媒介，从而形成游牧式的媒介生活。本文尝试拓展“游牧”的媒介理论含义，反思“数字融入”政策的局限。
　　【关键词】数字鸿沟 数字融入 适宜媒介 游牧 驯化
　　【中图分类号】G206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意识
　　受新兴科技现象的驱动，媒介研究往往将考察对象窄化为流行的、数字化、移动互联的媒介技术与实践，本文称为媒介研究的“冲击-反应”模式。①新媒介的研究价值仿佛不言自明，使用“新媒体”是更优的选择。少有人质疑这一前提，因而少有人研究“旧媒体”（刘于思，2018；黄顺铭，陈彦宁，2021）。卜卫（2015）通过回顾传播学史，指出研究者应超越“媒介”的惯常理解，避免赋予主流人群偏好的高科技、新媒介过高的优先级，而无视边缘人群多元化的媒介实践。
　　本文延续这一思路，以照护情境中的认知症老人媒介生活为个案，尝试在实证层面反思数字融入（digital inclusion）政策。“媒介生活”的概念指出我们生活世界的媒介化，通过将媒介置于日常生活中，研究者可以把注意力投向更广泛的社会语境（Deuze，2011）。在宏观层面，相比技术的形成，更重要的是人们如何塑造技术的使用实践，及其如何嵌入社会传播结构中（Star & Bowker，2002）。在微观层面，媒介实践可以被视作日常生活决策，置于个体及其家庭多样化、动态发展的生命历程中加以理解。
　　以“数字鸿沟”理论为例。早期研究者在技术接入层面建构了“拥有者”（haves）与“不拥有者”（have-nots）的二元论（binary）。低廉数码设备的普及使“数字鸿沟”二元论不复成立。“信息中下阶层”（information have-less）这一理论概念（Cartier，Castells & Qiu，2005）标识出平民数字生活的特征。后继研究进一步复杂化“鸿沟”或“障碍”的维度：除了接入渠道，还有使用技能、内容接近和信息理解的差异（李东晓，2013）。但研究的底层逻辑没有变化：数字媒介使用者比非使用者的处境更优，没有数字生活是一种缺失，需要被修复（Wyatt，2003）。被数字技术排斥的往往是社会资源较少的，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语言、地域等维度处于边缘的人群（卜卫，任娟，2020）。不同人群之间的数字生活存在“鸿沟”，需要顶层设计让“被排斥的”（excluded）边缘人群“融入”（include）数字社会，让“落后者”跟上“先进者”的步伐，以缩小“鸿沟”。然而，“鸿沟/融入”的议程源自政策制定者的预设，并非其声称关注的人群的经验事实（Givskov & Deuze，2016）。边缘人群和数字媒介的实际关系是怎样的？非数字化的生活一定需要修复吗？这正是驱动本文写作的问题意识。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老龄化媒介研究
　　媒介研究对老年生活的关注通常被转化为，研究数字鸿沟以及数字媒介如何弥补老人身体、精神与社会的依赖性。以数字媒介为中心的进步主义叙事中，老龄人口媒介经验的多样性和不平等成为研究盲点（Givskov & Deuze，2016）。因为老人难以成为数字媒介用户，所以是“数字弱势群体”（周裕琼，2018），甚至是“数字难民/弃民”。年龄化的数字鸿沟或“数字代沟”具体表现为接入、使用、知识三个层面。“弥合数字代沟”的中国式解决方案是“数字反哺”，即通过家庭和社区的年轻人在数字接入、使用和素养上对年长世代进行积极干预，让老人融入数字社会（周裕琼，丁海琼，2020）。
　　相比主观努力，老龄化（aging）的生理状况对老人媒介使用的影响更大。这具体表现为两个层面：（1）身体能力的下降，例如视觉、听觉、触觉退化、行动迟缓、肢体活动受限；（2）认知能力的下降，例如记忆受损、信息处理与反应的时间、学习速度变慢（Mcgaughey，Zeltmann & Mcmurtrey，2013）。现有研究往往没有区分老年人群的内部差异，而笼统地将其视作数字融入政策的关注对象。因而研究无法回答的问题是：当部分老人生理层面存在障碍、主观层面无法努力时，应该怎么办？Givskov和Deuze（2016）建议研究者从生命历程而不是年龄组角度设计老龄化媒介研究，因为不同的研究情境可能会得出参差多样的结论。老龄化媒介研究应超越特定年龄同期群的局限，关注晚期生命历程的变化与适应（臧国仁，蔡琰，2020）。
　　“数字鸿沟”与“数字排斥/融入”概念所构筑的社会想象限制了我们对老人与媒介关系的理解。研究发现，关于老人互联网与计算机使用研究文献存在三大叙事主线：赋权的机器与孤立的长者、潜在的鸿沟与边缘化的老人，以及理想的商品和灰色的消费者（Richardson，Theodore & Weaver，2011）。对老年人群ICTs使用研究的话语分析发现，研究者往往将老人的“断连”行为问题化，简单归因为老人对技术的恐惧和数字素养的匮乏，并提出通过政策干预让老人进入数字社会（方惠，曹璞，2020）。数字鸿沟不只是资源和技能差异的问题（Loges & Jung，2001），而且是特定人群与其传播环境关系的问题（方念萱，2019）。不妨进行逆向思考，为何我们要让老人适应新媒介环境？而不是从他们自身需求出发衡量和选择媒介？
　　（二）超越“新媒介使用”
　　媒介研究很少关注失败的创新和扩散。而失败却是大部分“新媒介”的宿命。人类历史上只有少数媒介形态被长期保存下来，其他媒介则在试错过程中逐渐消亡和退出舞台（理查德·塞勒·林，2020：16）。根据技术创新的扩散曲线，社会中始终会有少数人为“落伍者”，难以采纳技术创新（E.M.罗杰斯，2016）。
　　媒介研究更倾向于关注那些成功和流行的新媒介的社会影响。手机帮助人们加强了与家人、朋友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在家庭和同龄人之间产生和发展社会凝聚力（Ling，2008）。“社会嵌入”（social embedding）概念被用于分析手机传播如何促进社会交往（理查德·塞勒·林，2020：4）。但回溯历史，各个时期的主流媒介科技都促进了当时的社会交往，例如电报和电话。值得研究者继续追问的是，那些“旧媒介”和非主流的“新媒介”的命运如何？不使用新媒介的人为何如此？当我们从创新为中心的历史观跳出来，转向“使用中的科技”时，就会发现，并非所有新媒介都更好。研究者需要将注意力从壮观、大型、崭新、主流的媒介转向平凡、小型、陈旧、另类的媒介，才能看到多元化的媒介世界（大卫·艾杰顿，2019：7），后者才是信息中下阶层的日常生活。
　　“媒介资料库”（media repertoires）概念强调关注人们如何“做”媒介的多元化方式，而不是预设类型化的媒介使用（Givskov & Deuze，2016），帮助理解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多重的媒介接触，以及媒介在日常生活的实际意义（Hasebrink & Popp，2006）。研究者应该跳出思维惯性，仔细考察人和媒介可能产生的各种关系类型。各国互联网调查都会统计不使用的人口比例和不使用的基础原因。行为层面的“不用”不一定是因为没有（have-nots），还可能存在其他更复杂的原因，比如“用起来太难或太复杂”、“不感兴趣”、“没有时间”等（詹姆斯·E.凯茨，罗纳德·E.莱斯，2007：103）。“不用”既可能是消极被动的，也可能是积极主动的。例如“拒绝媒介”不是不能用，而是故意不用，以传达某种思想理念和展示特定的生活风格（Portwood-Stacer，2012）。
　　当我们把媒介视作日常生活的选择时，就不会把“使用”视作理所当然。学界对于“不用媒介”的理解止步于缺乏相应设备与技能的层面，而没有深入分析为何特定人群不使用媒介技术的社会、文化与家庭层面的原因。媒介选择并非只有“用”与“不用”两个选项，还可能是“停用”、“借用”、“托他人使用”，以及在这些状态之间来回切换（方念萱，2019）。当个体对物品供给和组织制度安排感到不满时，他们有三种选择：选择离开、表达抱怨和继续忠诚（艾伯特·O.赫希曼，2015：4-5）。与积极互动不同，逃避是尽量避免发生关系（项飙，2018：25）。例如，用户回避数字新闻是为了拒绝失序的信息生态，缓解信息过载，避免被伤害（常江，李思雪，2022）。这一分析思路同样适用于理解老人和媒介的关系。
　　（三）驯化框架的启示
　　媒介驯化（domestication）框架肇始于1990年代英国电视研究（Haddon，2006），深受社会学的生命历程视角影响，逐渐扩展为研究微观社会情境下各种媒介技术的采纳、使用与拒绝的过程（Berker et al.，2005）。媒介技术的扩散是一个社会化过程，是参与者们相互分享信息以促进相互理解的过程（E.M.罗杰斯，2016：37）。新媒介通过技术扩散得以合法化，并借此改变社会生态。例如，手机的普及不仅瓦解了建立在固定电话上的集体生活规则和使用习惯，也影响了社会资源的分配（理查德·塞勒·林，2020：31）。进一步推论，新媒体的研究议程本身不仅反映而且推动了新媒介对旧媒介生活规则和使用习惯的瓦解，以及社会资源再分配的趋势。正如数字鸿沟研究对那些日常生活未被数字化的人们的预设看法和政策取向。
　　驯化框架对本文的启发包括以下三方面：首先，驯化框架关注早期生活经验的影响。例如Haddon和Silverstone（1996）的研究聚焦英国家庭的“初老者”（young elderly），这些人多数出身于工薪阶层家庭，一生中因为工作经历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和富裕生活，但他们仍然保有过去的消费观，因而购买和使用ICTs需要被证明其合理性（Haddon，2000）。其次，驯化框架关注媒介生活的具体情境。以往研究大多关注家庭场所中的媒介使用，所以家户（household）是基础的分析单位（Haddon， 2006）。不同的家户结构随时间而动态变化，而媒介资源的分配涉及家庭内部复杂的集体生活决策与对渠道和使用的协商。再者，驯化框架关注人和媒介关系的变化过程。媒介驯化有可能中途失败，或者反复进行。人和媒介的关系随时间流逝而变化，研究者应在微观情境中捕捉到这些变化。例如研究发现，受家庭系统、衰老过程和对游戏的认知发展影响，老年玩家对网络游戏的驯化是一个反复波动的动态过程，需要经历“再驯化”阶段（周逵，何苒苒，2021）。
　　韦伯斯特词典对“驯化”的解释是：“a.植物或动物从野生或自然状态适应与人类密切相关的生活；b.适应某人的过程或适应家庭生活的状态；c.适应普通人的期望或口味的东西。”在“驯化”的逻辑下，媒介就像宠物和盆栽植物一样，经历从“野生”到“家养”的过程，以适应个体和家庭生活。与此同时，也是人将媒介置于控制之下，让其为己所用。
　　对于认知症老人而言，身体各项机能在逐步衰弱，同时丧失的是对日常生活的控制，包括对媒介的控制。因此，强调个体对媒介的占有、控制与改造的“驯化”一词并不适合描述他们的媒介生活。本文的核心概念“游牧”从分析田野资料的过程中产生。“游牧”与认知症老人经常出现的“游走”现象既相近又不同。游走是无目标的，随意的四处走动；游牧是有目标的，顺应自然条件，为利用资源和维持生活而进行的迁徙。一方面，“游牧”意味着认知症老人照护生活的高度不确定性。在认知症的病程发展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它没有逻辑，不可预测，有时甚至是完全随机的”（凯博文，2020：145）。但另一方面，“游牧”又具有遥远的目标指向，即照护者基于认知症老人的现实处境和主观愿望，协助其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利用有限的媒介资源，恢复和维持日常生活的秩序。因此，本文用“游牧”来描绘认知症老人及其照护者共同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媒介生活。
　　
三、研究对象、方法与资料来源
　　认知症，又叫失智症，是神经性退行病变或脑功能损伤造成的认知受损症状，包括注意力、记忆力、语言功能、执行能力、计算能力、推理和定向力一项或多项受损（李洁，赵静华，2021）。认知症起因多样，除了最常见的阿尔兹海默症，心脑血管疾病、脑萎缩、路易体病变等原因也会导致认知症。认知症更广为人知的、带有贬义的名称是“老年痴呆”。因为认知症与年龄高度相关，发病率随年龄呈级数增长：每增加6.3岁，发病率就提高1倍（Alzheimer’ s Disease International，2015）。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人认知症患病率为6.04%，人数高达1507万（Jia et al.，2020）。到2030年，60岁以上患病人数预计将达2220万。伴随人口老龄化趋势加深，认知症照护需求也将大幅攀升，需要全社会提前做好物质、制度、观念等各方面准备（中国老龄协会，2021）。
　　残障社会运动通过聚焦青年残障者的就业和独立生活而远离老龄化议题，“积极老龄化”概念与晚期生命的依赖和残障保持距离，两者都加深了最脆弱人群边缘化的风险（马克·普里斯特利，2015：156）。媒介研究也往往聚焦老人或者残障者，较少将老龄化与残障议题并置。根据单个案研究设计的适用范围，我们有目的地选择了认知症老人这一批判性、不寻常的也具有启发性的个案（罗伯特·K.殷，2017：63）。相较其他老人，认知症老人处于更加脆弱的生命处境，受老龄与残障的交叉影响，是信息拥有极少者（information have-least）。
　　本文的研究方法包含自我民族志。自我民族志不是简单地“讲自己的故事”，而是兼具自我诊疗与赋权，召唤不同社群的相互理解、沟通与共情，借由公共讨论改善个体与群体的生活处境，以及理论自觉下的伦理实践等多重功能特征（殷文，张杰，2017）。研究者经由民族志视角，将焦点落于个人经历之外的社会文化，通过“系统的社会学内省”和“情感召唤”来理解自己的生命历程（艾利丝，博克纳，2009：782）。但这种取向也有不足，最受攻击的是其主观性导致的真实性危机。近年有若干采用自我民族志方法的论文深描少数民族（郑欣，次仁群宗，2018）、农家子弟（林晓珊，2019）等边缘社群成员的生命历程，但是个案的外部效度有限，作者难以论证研究发现究竟是个人命运的偶然事件还是结构性的社会问题。
　　为规避单个案例的局限，本文采取了合作民族志的策略，结合观察法、访谈法与档案法等资料收集方式。两位作者，一位是认知症老人的子女，有长期持续的照护经验，并深度参与了母亲退用、乱用、试验多种媒介的历时性变化。另一位作者在东南地区C市养老院进行了多年的田野调查，观察/访谈的对象包括20位认知症老人（其中居家养老2人，其余皆在机构），11位家属，以及包括主管、护理员、保安在内的12位养老院工作人员。结合两者视角，可以使得自我民族志的发现得到更多经验材料的印证和支撑，开启从特殊走向普遍的可能。本文的分析资料主要来自2位作者在2个城市②的实地调研，包括田野日志、深度访谈文本、养老院资料档案等。我们也结合认知症家属线上社群的非介入式观察和认知症相关的媒介文本，以超越个案获得更广泛的解释力。（表1　表1见本期第75页）介绍了出现在文中的人物的基本情况。除了第一作者的母亲，其他人均已做身份匿名处理。
　　
四、研究发现
　　（一）脱嵌：退用与乱用媒介
　　认知症没有明确的发病时间，家人也普遍缺乏对认知症的了解。老人的人格改变、认知下降、行动异常，开始往往被视作“老糊涂”的正常现象。等到家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送老人去医院诊断，通常已经到了老人日常生活的危机时刻：迷路（走失）、摔倒、失禁、出现幻觉，等等。得到医学确诊通知后，家人回溯更早的疾病迹象，标识老人生活自理能力下降的生活事件之一就是逐渐不会使用媒介。“不会使用”至少导致三种与媒介相关的行为：找他人协助使用、退出使用（drop out）和胡乱使用（misuse）。
　　将媒介视作日常工具，不采纳新媒介反映了老人一贯的生活方式，延续的是他们对待新兴科技的态度。既有媒介能够满足他们的使用需求，而适应新媒介的过程耗时耗力，得不偿失。例如，在我（章玉萍，本文第一作者，下同）母亲生病前，始终使用柴火和蜂窝煤烧水做饭，拒绝使用电磁炉、天然气等新的燃力方式。她也一直拒绝手机对她生活方式的改变：从来不带手机在身上，更喜欢写字条和拜托他人代打电话。姑姑对母亲的评价是，“手机对她而言，就是块板砖”。手机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接触互联网和使用计算机了。2019年，我给母亲换了智能手机。但她粗糙的手指并不能灵活操控触摸屏，经常误碰、按错号码，接听电话经常按成挂断电话。需要打电话时，只能找邻居代为拨打。我又重新购入实体按键的老人手机，声音大、字体大、实体按键保证不会误触。但她一直把手机放在抽屉里，从不随身携带。2020年，母亲入住养老院的夏天，我又购入一款智能手表，可以语音和视频通话。但母亲只戴了一次，就把它取下来，再也不愿意戴。
　　不仅智能媒介难以进入老年生活，传统媒介也可能经历陌生化的过程：从熟悉变得未知、复杂、难以控制，这和老人的认知障碍和身体衰弱进程同步发生。退用媒介的过程进展缓慢，往往历经几年时间。生病前，我母亲最常使用的媒介是电视机。我放假回家，观察到她开始不太会用电视机。她询问我时，我在纸上画出遥控器的键盘，分解使用步骤，将操作过程可视化，教她如何使用。但我不在家的日子，她逐渐越来越少地主动看电视。“数字反哺”无法解决的困境是：当生理层面的衰弱导致认知和行动能力下降，即便子女努力尝试数字反哺，老人也难以学会或者难以持续性地使用媒介，只会徒增双方的挫败感。
　　除了退用媒介，老人还可能乱用媒介。中重度认知症老人普遍存在乱用媒介的情况：无法将各类媒介置于日常生活中原本“应有”的角色。住在C市养老院的周伯患有重度认知症，已经无法识别各类生活用品及其“正确”用途。他常常把自己的手表放在一只随身腰包的深处，当被询问为什么不把手表戴在手上，他反问道：“这种天气戴什么手表？”之后，周伯带领我们去参观他的房间，一进门就指着洗衣机说，“这是烧饭的，滋啦滋啦（模仿炒菜的声音）”。洗衣机旁有台冰箱，周伯打开冰箱给我们看，里面放着两只袜子，两个晾衣服的夹子，还有一支筷子。没有插电的冰箱显然已经被当做储物柜。
　　各类以认知症为主题的影视作品也记录了很多类似的情节。在纪录片《被遗忘的时光》里，确诊认知症前的景珍阿姨以为拿起电话机话筒，喊一声女儿的名字，就能拨通电话。电影《漫长的告别》里的父亲、《给妈妈当妈妈》里的母亲，以及《依旧爱丽斯》里的爱丽斯，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出现认知症的迹象都是失去曾经最擅长的文字能力，“阅读”倒拿着的书和报纸。
　　除了使用方式的错乱，老人们也越来越难以掌握、理解媒介承载的具体内容。确诊认知症初期，我母亲还能对着字帖临摹书法。但伴随认知功能进一步下降，她越来越难写出正确的字（图1　图1见本期第77页）。慢慢地，母亲也就不太愿意再写字，给出的理由是“累，不想动”。
　　我们发现另一类典型的例子是，重度认知症的老人变得再也“看不懂”电视。比如住在周伯对面房间的陈姨，已经无法辨别电视机内外、真实与虚拟的区别，常常将电视画面当做日常生活事件并与之互动（图2　图2见本期第77页）。2021年1月的一天，新闻联播正在报道美国总统选举，陈姨看着新闻中各处巡视的警卫，先是略带生气敲打电视屏幕，抱怨他们“走到这里，走到那里”，随后画面转到特朗普发表讲话，陈姨又频频点头说，“对的，对的，是这样”。当特朗普登机向民众挥手致意，陈姨也向他挥起手来。当直升飞机远去，陈姨又敲着屏幕说“放下来呢，喊倒是喊我的，喊了我就挥了挥手”。
　　在大部分情况下，电视节目成为单调枯燥的日常照护中一个调节气氛的背景音，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能以最简单的情节获得老人会心一笑。王姨的女儿和一位保姆共同在家中照顾自己的母亲，她告诉我们：“我们电视机是一天到晚开着的。（我母亲）故事情节看不懂了，那种过关、抢关的游戏节目，（遇到）一个什么障碍物没过，跌到河里，她看到倒是笑得很开心，就像幼儿一样。电视剧、新闻那种就不行了，一点儿都看不懂了。”正如很多护理员和家属们观察的那样，认知症老人面对媒介信息的常态其实是“发呆”，看电视发呆，看报纸发呆。一位家属解释道：“他们现在的身体状况，面对面说话都累，坐着都累，更不用说打电话、信息的输入和输出了。”
　　创新的媒介技术通过社会网络进行扩散，与之相反，退用和乱用媒介与社会孤立的生活处境高度相关。相比努力学习使用新媒介、积极主动融入数字社会的健康老人或年轻老人，认知症老人经历的是相反的过程：媒介从熟悉到陌生，从朝夕相伴到无法使用，这反映了个体因为老龄疾病导致自身的认知障碍，以及随之而来的与社会生活的脱嵌。
　　（二）试错：失败的数字反哺
　　确诊认知症成为转折性的晚年生活事件，标识着老人的日常生活进入无法自理、需要他人不同程度介护的状态。因而他们与媒介的关系都是在照护者介入的社会情境下发生，反复的媒介试错反映了照护者和老人之间的沟通与协商过程。
　　“驯化”这一挪用自生态学的概念包含了所有权的意味：将动植物从野生状态驯化为家养状态，成为人的所有物。媒介驯化也是将媒介从自然状态转变为个人和家庭拥有和使用的对象。而认知症老人往往丧失物品所有权的概念，例如随便拿别人的物品，或者将自己的物品随便摆放，没有自我与他人的边界感。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照护者代老人持有和使用媒介设备。
　　媒介可以协助照护者延伸和强化注意力。走失是认知症老人的常见照护难题。老人经常要求“回家”，即便自己明明坐在家中。因为认知功能下降带来时间和空间辨识能力的下降，周遭环境对他们来说变得陌生。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又要回哪里，便会出现漫无目的四处游荡的行为，有可能走失，带来生命风险。因而定位功能是认知症居家照护的核心需求。
　　防走失定位器的设计，已考虑到老人认知能力下降，无法进行复杂的使用行为，需要操作方式简洁便捷，但实际使用仍然常常失败。我曾购入一款纽扣式定位器，可以通过磁性针固定在衣服上，母亲无法自行取下。定位器装上SIM卡，可以自动接听电话，进行物理定位。但麻烦之处在于定位器经常没电。与我遭遇相似，多位受访家属都表示，定位器用途不大，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忘记充电或者忘记戴在老人身上。
　　走失之后就买了跟踪器，我手机上经常要看，现在在哪里了。有几次出门前，我爸忘了给她挂在脖子上，也急死人。（宋姨女儿）
　　定位器一直要充电，一直忘记充电。是戴在手上的手环，要么忘了戴，要么没充电，还有她戴在手上忘记了，去伸到水里就坏掉了，买了不知道几个呢。(王姨女儿）
　　老人入住养老院后，家属的身份从照护者转变为监护人，对老人的实时定位需求便转换成与老人通话的需求。因为养老院承担着老人的安全防护责任，家属不再担心老人出现迷路或走失的情况。养老院公共区域的摄像头协助工作人员监控老人的日常行踪，及时发现异常情况。这些数字媒介实际满足了照护者的监控和通讯需求，而非老人自身需求。而老人很可能不需要，甚至抗拒使用这些媒介。表2列出我试图让母亲使用数字媒介的反复失败及其原因。最终我放弃让母亲使用数字媒介的念头，转为通过护理员代为拨打视频电话。
　　被中青年用户群体视作“智能”的媒介设备难以在照护情境中被老人采纳使用。我好不容易教会母亲和智能音箱对话：“唱支歌给我们听。”但她和智能音箱对话一两次后，便失去了兴趣。问及原因，她的回答每次都不一样。
　　答1：跟小孩子有啥好聊的？
　　答2：人家没有别的事情吗？天天听你扯，叫多了人家会烦。
　　答3：我有事情要忙，待会再说。
　　以上哪个是真实原因呢？其实都是敷衍的托辞。在反复的“实验”中，我最终找到比较可信的原因：母亲对智能音箱随机播放的音乐不感兴趣，所以找各种借口回避使用。一方面，身体衰弱导致老人难以持续有效地使用媒介。难以使用带来的挫败感让老人回避与媒介的接触。另一方面，除了欠缺使用技能，老人自身需求无法通过媒介得到满足，所以干脆不用，或是在试用后逃避再次使用。他们无法直接表达不满，只能避免与媒介再度发生关系。
　　这不只是数字媒介技能的问题，更是晚期生命境况的问题。强行让老人融入数字生活，只会适得其反。任何照护都必须建立在被照护者自身最迫切的需求之上，需要照护者了解他们的痛苦、挣扎与害怕。即便最差的情况下，被照护者也会在关系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凯博文，2020：145）。认知症老人的实际境况是精力和注意力严重不足，信息处理能力下降；更偏好面对面的人际互动以及传统的媒介形态。在这种意义上，回避使用是积极的，老人用行动而非言语来表达自身意愿。
　　（三）游牧：寻找适宜媒介
　　“适宜科技”的概念帮助人们思考复杂科技从第一世界向第三世界国家扩散过程中并不总是成功的原因（Mitchell，1976）。同理，这一概念也适用于审视其他从中心到边缘的创新扩散的失败。“适宜媒介”往往具有因地制宜、低科技含量、受众规模小等特征（卜卫，2015）。
　　当高新科技但复杂难用的媒介无法嵌入老人日常生活时，照护者被倒逼着不断寻找低旧科技但简单易用的媒介，以满足老人可能难以用言语表达的需求。照护者能够逐渐摸索出老人自身的媒介偏好，进而将适宜媒介整合到老人的日常生活中。随着认知衰退进程，老人会从曾经熟悉的媒介中不断撤退（retreat），适宜媒介也需要根据老人的实际状况不断被重新定义。照护者需要不断改造微观媒介环境来适应老人的需求，协助其发挥尚有的身体能力。
　　这里，我们区分两类媒介：一类是物质性媒介，例如智能手机、智能音箱、电话手表、数字时钟，乃至收音机、电视机、音箱等，需要通过调动大脑认知能力进行接触和使用，往往需要照护者代为购置、保管与使用；另一类则是感受性媒介，例如音乐、舞蹈、气味、颜色、身体接触，等等，后者已经成为认知症照护、艺术疗愈、社会工作中的重要媒介。
　　书籍、电影、电视剧等需要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文娱方式不适合中重度认知症老人。听怀旧音乐是养老院最常组织的文娱活动，很多家属也为老人配备了音乐播放设备或者在照护过程中代为播放。比如王姨女儿告诉我们：“我妈还会唱戏曲，年轻时唱越剧，电视里放的话她会跟着唱，情绪会慢慢被带动起来。”
　　因为认知障碍造成的自我表达困境，照护者可以通过人际互动的“实验”，体察患者的真实需求。母亲过去和奶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常年通信。那些信件仍然保存完好，我尝试给她念奶奶的信，她在聆听过程中时不时发出笑声，表现出愉悦的情绪。母亲的音乐爱好也在类似的“测试”中被发掘。我给母亲买了一个佛经播放器，里面存有上百首佛经歌曲，但她听了几天就不再使用。播放器的驯化宣告失败。直到我偶然间给她播放了郭兰英和彭丽媛的歌曲，她表示“真好听”。收到正反馈后，我开始收集和记录她喜欢的歌曲，在手机音乐软件里给她建立歌单，逐渐摸索出三类：红歌（毛时代）、民歌、戏曲唱段。后来每次探望时，我都会携带蓝牙音箱或iPad播放音乐。每当给母亲播放《我的祖国》、《洪湖水浪打浪》、《南泥湾》，她便会沉醉其中，跟着旋律吟唱和舞动双手，反复聆听，不觉腻烦。后来我把播放器里的佛经音乐替换为她喜欢的歌曲，请护理员协助定期充电，以满足母亲听音乐的个性化需求。
　　这绝非个例，受访家属和养老院的工作人员都讲述了相似的故事。比如住在C市养老院70多岁的苏伯，由于重度认知症及相应的药物干预，几乎已经失去语言能力，平时总是神情木然地坐在轮椅上，只有几首经典老歌才能唤起他的情绪和记忆。苏伯妻子告诉我们：“早上我带他到院子里走三四圈，轮椅上坐坐，电视不看了，就听听歌，毛泽东时候的老歌，他会跟着音乐哼的，工人阶级、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他还有概念，哼得蛮好的，他年轻时候拉胡琴、吹笛子、口琴都会的，家里胡琴还有两把。那时候在大队宣传队里也拉胡琴的。”
　　另一位患有认知症的钱姨年轻时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喜欢唱歌和跳舞。下午时分，老人们坐在养老院的墙根晒太阳，保安王叔打开音乐播放器，跟大家一起唱歌。钱姨一边挥手一边唱了《牡丹之歌》、《泉水叮咚》、《军港之夜》等老歌。后来又拉着旁边的老人和家属一起唱起锡剧《双推磨》，双手做着牵磨的动作，还教导身边嬉笑的人们“表情要严肃点”。王叔夸赞钱姨听音乐时的状态好得不得了，还告诉我们：“音乐对这种老年痴呆绝对有效，特别是年轻时的老歌，都会唱的，毛主席时候的歌，你要写到论文里，音乐是最好的良药，别的沟通不了，用音乐沟通最好了。”其他研究者也指出，音乐可以调动老人的身体律动和情感反应等具身经验，唤起个体早年生命历程的身体实践所形成的习惯记忆（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2021：129）。这代老人（40后、50后）成长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期记忆是红歌和样板戏。因此养老院组织红色活动和播放怀旧歌曲，都符合老人的生命脉络、情感结构和集体记忆。
　　综合研究资料，我们发现适宜媒介的特征主要包括两点：
　　一、媒介的形式与内容能够调动老人早期生命的重要记忆。早年生活经历形塑了老人们的媒介偏好与文化品位。认知症老人虽然记忆受损，但往往还保留着重要的长期记忆，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习惯。照护者根据老人积极或消极的反馈，总结出老人基于早期生活经验形成的个性化偏好，进而探索出适宜媒介的类型（例如红歌）。
　　二、媒介有助于老人发挥仍有的能动性。智能媒介设备往往都需要照护者协助使用。例如，智能音箱必须连接WiFi，蓝牙音箱必须与智能手机搭配使用，需要顺畅的上网环境、下载音乐APP、搜索音乐、与音箱建立蓝牙连接等一系列复杂操作，老人往往无法独自完成。但不少老人都会使用按键式收音机或音乐播放器来聆听音乐。我母亲虽然无法读懂数字时间，但却能准确读出时钟指针显示的时间，最符合她使用习惯的时间媒介是石英钟。
　　正如养老院主管史姐所说：“强调以人为中心吧，每个老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一辈子走了那么久，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选择什么，我们是去介入帮助他（她）的生活，而不是他（她）生活的决策者。”适宜媒介一定是以老人自身意愿、需求和既有能力为基础的。适宜媒介一方面承载个人生活史，另一方面能够发挥老人仍有的感知能力。媒介是人的延伸，反过来看，人是媒介的退缩。人的身体本身就是感受性媒介，帮助个体获取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的外界信息。对于定向力下降的老人而言，他们仍保有对声音、气味、颜色、形状等信息的接受能力。对于丧失言语与书写能力的老人，他们仍然能够通过肢体语言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额颞叶痴呆导致失认与失语，即便如此，老人也会自行“补偿性调整”，更多地使用表情、眼神、手势等非言语行为，努力维持与社会的互动（黄立鹤，2019）。身体成为生命终端的适宜媒介。
　　
五、总结与讨论
　　人和媒介的关系折射了人与社会的关系。本文描绘了认知症老人媒介生活的三个阶段：疾病和衰老让个体逐渐社会脱嵌，开始退用和乱用媒介。这时，需要照护者的介入，代老人使用媒介。但代用意味着托管和依赖的人际关系，也隐含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数字反哺”反复失败的阶段，其实反映了老人仍有一定的能动性，拒绝使用其实是曲折地表达诉求，与照护者协商。直至照护者协助其获得符合自身需求和偏好的媒介，这一协商才取得双方都满意的结果。这一探索性过程恰似游牧者的行为模式：在边缘、多变且不稳定的环境中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资源，人们相互协助共同应对游牧生活中的突发状况（王明珂，2018：58，194），并保持灵活的流动性。经验事实证明，这比自上而下的规划和控制要成功得多（PASTRES中文，2021）。
　　受历史人类学的游牧研究和平台研究的“数字游牧”概念启发，本文希望延展“游牧”一词所涵盖的媒介实践情境，复杂化我们对人与媒介关系的理解。但与网红博主在不同数字平台之间迁徙寻找更好发展机遇不同，本文的“游牧”是在数字化生活之外，顺应个体晚期生命状态去寻找更合适的媒介。与主动迁徙、地理套利的“数字游民”不同，认知症老人相对被动地进入游荡者的身份：伴随身体衰弱和疾病进展，他们不仅无法融入数字化生活，而且会不断经历各种媒介的陌生化，需要照护者与其协商，协助其寻找与调整适应晚期生命状态的媒介。
　　驯化框架的初始研究对象是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家户与媒介的关系，因而对人和媒介关系的理论化止步于人对媒介的绝对支配权。“游牧”一词诞生于数字零工的时代语境，出现在数字劳工在不同社交平台间的迁移行为（管泽旭，2019）和在旅行同时远程办公的“数字游牧民”（黎巎等，2022）的学术讨论中。它反映了个体在数字化环境中的脆弱性，适宜媒介资源的有限性，以及个体应对不稳定性的弹性行动策略。本文认为，“游牧”可以进一步提炼为更普遍的、脆弱动荡、变动不居的情境下人与媒介的关系。“游牧”的媒介实践不只存在于数字生活之中，也存在于数字生活之外。
　　“游牧”与“驯化”的概念都指出，媒介和人的关系并非一蹴而就，而要经历适应变化的过程。驯化（domestication）意味着支配（domination），两个英文单词的词根都含有将对方置于自己的居所或领地的意思，适用于年富力强或老当益壮的媒介用户，但不适用于身体日渐衰弱，失去所有权概念和需要照护的认知症老人。与“驯化”不同，“游牧”强调的不是个体对媒介技术的占有和控制，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协助与配合，以及对媒介资源与个体需求之间关系的不断评估和灵活利用。
　　与其说老人被数字媒介排斥，不如说他们被数字化主导的制度安排与社会观念排斥。老人在生命晚期阶段，仍有他们偏好的适宜媒介，强行将“新媒介”塞给他们，用“新媒介”的眼光要求他们，便会得出他们是“数字难民/弃民”的结论。当我们从老人的生活世界出发，就会发现他们是旧媒介的“原住民”，主观上不愿意或者客观上无法跟随时代变迁而迁徙栖息的媒介环境。究竟是改造人去适应新媒介环境，还是沿用旧媒介或改造媒介环境适应人？一个只有“新媒介”的世界并不必然通往平等和包容。是时候放下“让所有人都纳入数字生活”的执念了，从人的境况出发，尊重个体的意愿。
　　本文结论不只适用于认知症老人，也可以推演至其他边缘群体（例如视听障碍者）的媒介生活。数字融入（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消减人们进入数字化的障碍）并不是唯一出路。因为人们不采纳数字媒介的现象背后可能有其他替代方案。正如Mitchell（1976）所言，新传播科技的影响当然伟大，但同时需要认识到，人类拥有选择另类道路的自由。与其改变无法融入数字生活的人，不如维持和创造适宜不同代际栖居的媒介多样性。包容性的媒介政策不只有“填平”和“弥合”，还可以是“适应”鸿沟。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非使用者，而是我们将非使用者视作异类并试图加以改造的固有思维方式。■
　　
注释：
①费正清20世纪初提出这一概念描述晚清帝国面对近代西方文明冲击的被动、迟滞的反应，本文以此类比社科研究面对数字产业技术革新的反应。
②2座城市分别位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在行政区划层级设计中分别属于副省部级城市和县级市，在城市类型上具有谱系学的参照价值。
　　
参考文献：
艾伯特·O.赫希曼（2015）。《退出、呼吁与忠诚》（卢昌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艾利丝，博克纳（2009）。作为主体的研究者：自我的民族志、个体叙事、自反性。载邓金，林肯编著，《定性研究第三卷：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风笑天等译）（777-822）。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卜卫（2015）。超越“妇女与媒介”——《北京行动纲领》回顾，中国经验与“北京+20”评估。《妇女研究论丛》，（5），38-48。
卜卫，任娟（2020）。超越“数字鸿沟”:发展具有社会包容性的数字素养教育。《新闻与写作》，（10），30-38。
常江，李思雪（2022）。数字媒体生态下的新闻回避：内涵、逻辑与应对策略。《南京社会科学》，（9），100-109。
大卫·艾杰顿（2019）。《老科技的全球史》（李尚仁译）。北京：九州出版社。
丹尼斯·麦奎尔（2018）。《受众分析》（刘燕南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M.罗杰斯（2016）。《创新的扩散（第五版）》（唐兴通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方惠，曹璞（2020）。融入与“断连”：老年群体ICT 使用的学术话语框架分析。《国际新闻界》，（3），74-90。
方念萱（2019）。家中断舍离？两种传播科技退用的性别分析。载王金玲，黄长玲编著，《性别视角：婚姻与家庭》（84-12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管泽旭（2019年10月）。数字游牧：社交媒体中的美妆博主和流动化生存。“数字媒体时代的劳动问题与传媒变革”会议论文。上海。
黄立鹤（2019）。多模态语用学视域下的言语行为与情感因素：兼论在老年语言学中的应用。《当代修辞学》，（6），42-52。
黄顺铭，陈彦宁（2021）。旧技术物的“重生”:一个线上平台的iPod二手实践。《新闻与传播研究》，（10），92-109。
凯博文（2020）。《照护：哈佛医师和阿尔兹海默病妻子的十年》（姚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黎巎，苏婷婷，Gang LI, Cody Morris PARIS（2022）。新型旅行群体——数字游牧民：概念、演化与研究进展。《旅游学刊》，（10），122-133。
李东晓（2013）。《听见 看见——影视媒体的无障碍传播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李洁，赵静华（2021）。认知障碍老年人衰弱的研究进展。《护理学杂志》，（15），106-110。
理查德·塞勒·林（2020）。《习以为常：手机传播的社会嵌入》（刘君，郑奕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林晓珊（2019）。境遇与体验：一个阶层旅行者的自我民族志。《中国青年研究》，（7），15-23。
刘于思（2018）。从“记忆的技术”到“技术的记忆”：技术怀旧的文化实践、情感方式与关系进路。《南京社会科学》，（5），121-127。
罗伯特·K.殷（2017）。《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周海涛，史少杰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马克·普里斯特利（2015）。《残障：一个生命历程的进路》（李敬，王霞绯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PASTRES中文（2021）。何为游牧？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dRrWVaJfjCSSZr7vODdCmA。
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2021）。《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董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项飙（2018）。《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三联书店。
王明珂（2018）。《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殷文，张杰（2017）。讲自己的故事就是“自我民族志”？——自我、叙事与读者关系的民族志新进路。《新闻记者》，（12），79-86。
臧國仁，蔡琰（2020）。反思“老人传播”研究之方法论途径兼向心理学之人文转向经验借鉴。《中华传播学刊》，（6），259-289。
詹姆斯·E.凯茨，罗纳德·E.莱斯（2007）。《互联网使用的社会影响》（郝芳，刘长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郑欣，次仁群宗（2018）。寻找家园：少年扎西的媒介之旅。《开放时代》，（2），198-223。
中国老龄协会（2021）。我国老年痴呆患病率近6.0% 认知症老年人照护服务需求亟待积极应对。检索于http://www.cncaprc.gov.cn/llxw/192282.jhtml。
周逵，何苒苒（2021）。驯化游戏：银发玩家网络游戏行为的代际研究。《新闻记者》，（9），72-85。
周裕琼（2018）。数字弱势群体的崛起:老年人微信采纳与使用影响因素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7），66-86。
周裕琼，丁海琼（2020）。中国家庭三代数字反哺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国际新闻界》，（3），6-31。
Al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 (2015). World Alzheimer Report 2015.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lzint.org/resource/world-alzheimer-report-2015/
BerkerT.Hartmann, M.PunieY.& Ward, K. J. (2006). 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Technology. Open University Press.
BuryM. (1982). Chronic illness as biographical disruption.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4(2)167-182.
Cartier，C.，Castells，M.& Qiu，J. L. (2005).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equality, mobility, and translocal networks in Chinese citie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40(2)，9-34．
Deuze, M. (2011). Media life, MediaCulture & Society33(1)137–148.
Fiske, J. (1982).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Studies in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Routledge.
Givskov, C.& DeuzeM. (2016). Researching new media and social diversity in later life. New Media & Society20(1)399–412.
HaddonL. (2000). Social exclusion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Lessons from studies of single parents and the young elderly. New Media & Society2(4)387-406.
HaddonL. (2005). Empirical studies using the domestication framework. Journal of Philosophy.
HaddonL.& SilverstoneR. (1996).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young elderly. University of Sussex, Falmer, UK.
Hasebrink, U.& Popp, J. (2006). Media repertoires as a result of selective media use: a conceptual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patterns of exposure. Communications, 31(3)369-387.
Jia, L.Du, Y.ChuL.ZhangZ.& QiuQ. (2020). Prevalence, risk factorsand management of dementia and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adults aged 60 years or older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The Lancet Public Health, 5(12)661-671.
Lim, S. S. (2006). From cultural to information revolution: ICT domestication by middle-class Chinese families. In Berker, T.Hartmann, M.PunieY.& Ward, K. J. (Eds.). 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technology. Open University Press.
LingR. (2008). New Tech, New Ties: How Mobile Communication Is Reshaping Social Cohesion. The MIT Press.
Loges, W.E.& Jung, J.Y.(2001). Exploring the digital divide: Internet connectedness and ag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8(4)536-562.
Mcgaughey, R. E.Zeltmann, S. M.& McmurtreyM. E. (2013). Motivations and obstacles to smartphone use by the elderly: developing a research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finance7(3/4)177-195.
MitchellJ. L. (1976) Communication and appropriate technology, Media Asia, 3:4224-228.
Portwood-StacerL. (2012). Media refusal and conspicuous non-consumption: the performative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of Facebook abstention. New Media & Society1041-1057.
RichardsonM.Theodore, E. Z.& Weaver, K. (2011). Older People and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Narratives from the Literature,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35(1)121-152.
StarS. L.G. C. Bowker (2002). How to infrastructure. In: L. A. Lievrouw, S. Livingstone (eds.): The Handbook of New Media: Social Shaping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ICTs.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Wyatt, S. (2003). Non-Users Also Matter: The Construction of Users and Non-Users of the Internet. In OudshoornN. & PinchT. (Eds.). How users matter: The co-construction of users and technology (pp. 67-80). MIT Press.
艾伯特·O.赫希曼（2015）。《退出、呼吁与忠诚》（卢昌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艾利丝，博克纳（2009）。作为主体的研究者：自我的民族志、个体叙事、自反性。载邓金，林肯编著，《定性研究第三卷：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风笑天等译）（777-822）。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卜卫（2015）。超越“妇女与媒介”——《北京行动纲领》回顾，中国经验与“北京+20”评估。《妇女研究论丛》，（5），38-48。
卜卫，任娟（2020）。超越“数字鸿沟”:发展具有社会包容性的数字素养教育。《新闻与写作》，（10），30-38。
常江，李思雪（2022）。数字媒体生态下的新闻回避：内涵、逻辑与应对策略。《南京社会科学》，（9），100-109。
大卫·艾杰顿（2019）。《老科技的全球史》（李尚仁译）。北京：九州出版社。
丹尼斯·麦奎尔（2018）。《受众分析》（刘燕南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M.罗杰斯（2016）。《创新的扩散（第五版）》（唐兴通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方惠，曹璞（2020）。融入与“断连”：老年群体ICT 使用的学术话语框架分析。《国际新闻界》，（3），74-90。
方念萱（2019）。家中断舍离？两种传播科技退用的性别分析。载王金玲，黄长玲编著，《性别视角：婚姻与家庭》（84-12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管泽旭（2019年10月）。数字游牧：社交媒体中的美妆博主和流动化生存。“数字媒体时代的劳动问题与传媒变革”会议论文。上海。
黄立鹤（2019）。多模态语用学视域下的言语行为与情感因素：兼论在老年语言学中的应用。《当代修辞学》，（6），42-52。
黄顺铭，陈彦宁（2021）。旧技术物的“重生”:一个线上平台的iPod二手实践。《新闻与传播研究》，（10），92-109。
凯博文（2020）。《照护：哈佛医师和阿尔兹海默病妻子的十年》（姚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黎巎，苏婷婷，Gang LI, Cody Morris PARIS（2022）。新型旅行群体——数字游牧民：概念、演化与研究进展。《旅游学刊》，（10），122-133。
李东晓（2013）。《听见 看见——影视媒体的无障碍传播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李洁，赵静华（2021）。认知障碍老年人衰弱的研究进展。《护理学杂志》，（15），106-110。
理查德·塞勒·林（2020）。《习以为常：手机传播的社会嵌入》（刘君，郑奕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林晓珊（2019）。境遇与体验：一个阶层旅行者的自我民族志。《中国青年研究》，（7），15-23。
刘于思（2018）。从“记忆的技术”到“技术的记忆”：技术怀旧的文化实践、情感方式与关系进路。《南京社会科学》，（5），121-127。
罗伯特·K.殷（2017）。《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周海涛，史少杰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马克·普里斯特利（2015）。《残障：一个生命历程的进路》（李敬，王霞绯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PASTRES中文（2021）。何为游牧？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dRrWVaJfjCSSZr7vODdCmA。
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2021）。《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董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项飙（2018）。《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三联书店。
王明珂（2018）。《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殷文，张杰（2017）。讲自己的故事就是“自我民族志”？——自我、叙事与读者关系的民族志新进路。《新闻记者》，（12），79-86。
臧國仁，蔡琰（2020）。反思“老人传播”研究之方法论途径兼向心理学之人文转向经验借鉴。《中华传播学刊》，（6），259-289。
詹姆斯·E.凯茨，罗纳德·E.莱斯（2007）。《互联网使用的社会影响》（郝芳，刘长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郑欣，次仁群宗（2018）。寻找家园：少年扎西的媒介之旅。《开放时代》，（2），198-223。
中国老龄协会（2021）。我国老年痴呆患病率近6.0% 认知症老年人照护服务需求亟待积极应对。检索于http://www.cncaprc.gov.cn/llxw/192282.jhtml。
周逵，何苒苒（2021）。驯化游戏：银发玩家网络游戏行为的代际研究。《新闻记者》，（9），72-85。
周裕琼（2018）。数字弱势群体的崛起:老年人微信采纳与使用影响因素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7），66-86。
周裕琼，丁海琼（2020）。中国家庭三代数字反哺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国际新闻界》，（3），6-31。
Al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 (2015). World Alzheimer Report 2015.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lzint.org/resource/world-alzheimer-report-2015/
BerkerT.Hartmann, M.PunieY.& Ward, K. J. (2006). 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Technology. Open University Press.
BuryM. (1982). Chronic illness as biographical disruption.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4(2)167-182.
Cartier，C.，Castells，M.& Qiu，J. L. (2005).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equality, mobility, and translocal networks in Chinese citie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40(2)，9-34．
Deuze, M. (2011). Media life, MediaCulture & Society33(1)137–148.
Fiske, J. (1982).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Studies in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Routledge.
Givskov, C.& DeuzeM. (2016). Researching new media and social diversity in later life. New Media & Society20(1)399–412.
HaddonL. (2000). Social exclusion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Lessons from studies of single parents and the young elderly. New Media & Society2(4)387-406.
HaddonL. (2005). Empirical studies using the domestication framework. Journal of Philosophy.
HaddonL.& SilverstoneR. (1996).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young elderly. University of Sussex, Falmer, UK.
Hasebrink, U.& Popp, J. (2006). Media repertoires as a result of selective media use: a conceptual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patterns of exposure. Communications, 31(3)369-387.
Jia, L.Du, Y.ChuL.ZhangZ.& QiuQ. (2020). Prevalence, risk factorsand management of dementia and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adults aged 60 years or older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The Lancet Public Health, 5(12)661-671.
Lim, S. S. (2006). From cultural to information revolution: ICT domestication by middle-class Chinese families. In Berker, T.Hartmann, M.PunieY.& Ward, K. J. (Eds.). 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technology. Open University Press.
LingR. (2008). New Tech, New Ties: How Mobile Communication Is Reshaping Social Cohesion. The MIT Press.
Loges, W.E.& Jung, J.Y.(2001). Exploring the digital divide: Internet connectedness and ag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8(4)536-562.
Mcgaughey, R. E.Zeltmann, S. M.& McmurtreyM. E. (2013). Motivations and obstacles to smartphone use by the elderly: developing a research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finance7(3/4)177-195.
MitchellJ. L. (1976) Communication and appropriate technology, Media Asia, 3:4224-228.
Portwood-StacerL. (2012). Media refusal and conspicuous non-consumption: the performative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of Facebook abstention. New Media & Society1041-1057.
RichardsonM.Theodore, E. Z.& Weaver, K. (2011). Older People and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Narratives from the Literature,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35(1)121-152.
StarS. L.G. C. Bowker (2002). How to infrastructure. In: L. A. Lievrouw, S. Livingstone (eds.): The Handbook of New Media: Social Shaping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ICTs.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Wyatt, S. (2003). Non-Users Also Matter: The Construction of Users and Non-Users of the Internet. In OudshoornN. & PinchT. (Eds.). How users matter: The co-construction of users and technology (pp. 67-80). MIT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