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敏璇
　　【本文提要】良好的政治认知能力是后真相时代建设健康有序的舆论空间的基础性要素，政治知识作为政治认知能力的衡量指标，既有研究关注主客观政治知识，忽略了政治知识错觉的探讨，对其形成机制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本文以达克效应为理论基础，对称性地设计了中美网民问卷调查，以此比较中美两国新闻消费类型对政治领域的知识错觉现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美网民在政治领域都存在达克效应现象，即无知者更自信而知识渊博者更谦虚。在政治知识错觉形成机制上，新闻消费类型对政治知识错觉的影响机制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于西方的社交媒体“无用论”与“悲观论”，中国的微博能够通过传播政治知识从而减少网民虚幻的知识错觉。此外，威权人格是产生政治知识错觉的一般性、普遍性的心理机制。本研究对后真相时代提升网民的政治认知能力与建设健康的舆论环境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中美网民 新闻消费类型 政治知识错觉 威权人格 后真相时代
　　【中图分类号】G206
　　
一、引言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传播格局，人人身处信息洪流之中，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为那些原本知识匮乏的民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接触各种信息和知识的可能，多样化的新闻消费模式被视为培养知情公众的理想选择。然而，新媒体技术在呈现新闻的数字化表达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舆论传播问题。一方面，信息发布者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客观事实进行肆意篡改，网络空间充斥着诸多虚假信息、阴谋论、网络谣言等无稽之谈，这些信息以耸人听闻的标题、煽动人心的话语、戏谑的词汇呈现于众，大数据的算法功能加速了这些信息的快速传播。后真相时代的网络舆论呈现出“亦真亦假”的第三种状态，即“信息内容介于真实与虚假之间，不完全客观也不完全虚构，是一种情绪化的现实”(江作苏，黄欣欣，2017)。另一方面，我们常能从互联网平台上看到，每当出现热点议题时，普通网民就会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发布消息、表达观点、分析局势，不同观点和主张的网民不时出现相互攻讦、谩骂，对专家学者的相关言论大加攻击。网络新闻信息的“亦真亦假”与网民的“围观-较真”形成了巨大的现实张力。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网络舆论空间中，如果民众政治认知水平较低却盲目自信，就可能导致持有不同政治立场和价值观的民众固守自己掌握的“事实”、信念和判断，群体间态度极化和观点撕裂现象愈演愈烈。因此，新媒体时代下关注媒体新闻消费与政治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政治知识是公民能力的基础性指标，对政府机构与政治事务具有准确认知的公民能够在政治活动中做出合理的决策与判断，这是保证民主政治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Luskin， 1990)。当前大量的政治传播研究探讨了新闻媒体使用与政治知识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传统媒体使用能够促进事实性政治知识(Drew & Weaver， 2006； Moeller & de Vreese， 2015)，而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体工具可能无助于政治学习(Cacciatore & Yeo， 2018)，但对政治学习的看法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事实上，人们的主客观政治知识之间并非总是相互匹配，当二者不匹配时便会产生知识的错觉（Illusion of Knowing）(Lee， Diehl， & Valenzuela， 2022)。邓宁-克鲁格效应（The Dunning-Kruger effect，简称“达克效应”）表明，无知者会倾向于盲目地认为自己比实际情况优秀，学识渊博者则更为谦虚谨慎(Kruger & Dunning， 1999)。这意味着，如果“达克效应”确实存在，那么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政治知识水平低下的人可能产生一种高估自身实际政治知识水平的过度自信，政治知识水平较高的人则会低估自身实际水平。
　　遗憾的是，当前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单一国家背景下的探讨，鲜有关于主客观政治知识及知识错觉的跨国比较研究。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不同新闻消费模式是否会导致人们在主客观政治知识上产生认知偏差？这其中是否存在一般性的心理要素？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答。基于此，本文以达克效应为理论基础，依托中美网民问卷调查数据，试图比较不同体制下政治知识错觉产生的情景性因素与普遍性因素，尤其是对新闻消费类型、主客观政治知识、心理因素及政治知识错觉之间的关系进行厘清，以期能够填补现有研究中有关政治知识的理论漏洞，为建设理性有序的政治舆论空间提供启发性思考。
　　
二、政治知识与过度自信
　　良好的民主政治发展要求公民应充分了解政治事实，充分评估政治行为者的表现并有效地表达他们在政治过程中的偏好。政治知识作为公民能力的关键要素，常被定义为“存储于个体长期记忆中的有关政治事实的信息” (Carpini & Scott， 1996)。一般而言，个人可以通过直接回忆事实性信息或是判断特定信息在头脑中的可得性来表达自身的政治知识水平。前者为客观政治知识，通常指实际存储于个体记忆中的客观事实；后者为主观政治知识或政治知识感知，它指的是个体对自身政治了解程度的评估。在复杂的政治世界中，个体的主客观政治知识并不总是匹配的，可能会出现知识错觉的现象。当人们对自身政治知识的评估高于实际水平时，这种知识错觉便是一种过度自信现象。在社会心理学中，过度自信现象已引起诸多学者的讨论。过度自信可分为高估（overestimation）、过度置放（overplacement）以及过度确信（overprecision）三种类型(Moore & Healy， 2008； Moore & Schatz， 2017)。其中高估是指将自己的能力评价得比实际水平更高的现象；过度置放是指在与他人比较时将自己的能力评价得比其他人高的现象，也称为“高于平均水平”效应（the better-than-average effect）；过度确信则是指认为自己所拥有的信息比实际更准确的情况。过度自信偏差不仅存在于实验室环境中，也存在于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例如，尼尔·温斯坦（Neil D. Weinstein）发现，人们对潜在危机的积极偏见导致了过度自信的产生，因此与其他疾病相比，人们认为自己在皮肤癌、肺癌、糖尿病、酒精中毒等健康问题上比一般人更安全。此外，相较于身高和体重等客观标准明确的指标，性格和外貌等评价标准不明确的指标“高于平均水平”的现象更为突出(Weinstein， 1987)。
　　然而，并非所有个体都会产生过度自信现象。20世纪90年代末期，贾斯汀·邓宁（Justin Kruger）和大卫·克鲁格（Dunning David）通过四个实验发现，能力越低下的人越有可能高估自己的实际表现，能力较强的人则更倾向于低估自身表现(Kruger & Dunning， 1999)。这一现象被称为邓宁-克鲁格效应（The Dunning–Kruger Effect）。元认知（Metacognition）是个体关于行动者、事件、行为及其相互作用如何影响个体智识的信念体系(Flavell， 1979)。在邓宁和克鲁格看来，低认知水平的个体可能受到“元无知”（meta-ignorance or ignorance of ignorance）的影响，进而对自己的能力持有“过度自信”的看法(Dunning， Kerri， Joyce， & Justin， 2003)。认知能力低下的个体面临认知上的“双重负担”（double burden of incompetence）：一方面他们不具有进行准确理解与选择的能力，另一方面这种技能匮乏也使得他们难以认识到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Dunning， 2011)。例如，当个体要判断某一政治知识是否正确时，其头脑中应有对这一知识的认知才能对其进行判断，而能力较差的个体由于自身认知与知识结构的缺陷，难以对自己的“无知”有准确的认识。此外，高认知能力的个体能够准确地评估自己的表现，但会陷入虚假共识效应（false-consensus effect）①中，高估了他人在相同任务中的表现，进而导致在主观评价中低估了自己的能力水平。
　　不少研究在诸多领域发现了达克效应的存在然而在政治领域，对达克效应或过度自信的检验仍处于起步阶段。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验证了客观政治知识与主观政治知识之间存在知识错觉。例如，劳里·拉佩里（Lauri Rapeli）通过芬兰的数据发现，政治知识与自我评估之间具有相当强的联系，且政治知识得分较低的人更容易高估自身实际政治知识水平(Rapeli， 2022)。彼得·奥托勒（Pietro Ortoleva）和艾瑞克·斯诺伯格（Snowberg Erik）对政治行为的过度自信现象进行研究，在他们看来，人们在进行信息获取时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经历选择性地接收和了解相关的信息内容，并低估了信息间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忽略”（correlational neglect）的信息处理方式使得人们容易产生过度确信现象，盲目地认为自己所拥有的政治信息更为准确，因此在政治倾向上更为极端化，更加强烈地支持所属政党(Ortoleva & Snowberg， 2015)。但这一研究只检验了过度确信现象，并未对政治知识领域的高估与过度置放现象以及是否存在达克效应进行验证，且未系统地说明过度自信的发生机制。伊恩·安森（Ian G. Anson）在此基础上验证了达克效应存在于美国的政治知识领域，越是缺乏政治知识的个体越会夸大自身的政治知识水平，而且当党派身份凸显时，政治知识水平中等偏低的个体依赖于党派来源线索对同龄人的政治知识进行评估，从而产生高估自身政治知识水平的情况(Anson， 2018)。这是首次在政治知识领域验证达克效应并探讨其形成机制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发现，政治领域中存在过度自信现象。楚亚杰的研究表明，由于个体自身科学知识水平不同以及信息处理策略上存在认知偏差，声称自己具备批判意识的网民反而无法鉴别网络上流传的关于科学议题的不实信息(楚亚杰， 2020)；马得勇和黄敏璇通过数据验证了中国网民在公共政策、外交态度上存在“无知者无畏”的达克效应现象(马得勇，黄敏璇， 2022)。而韦路、秦璇更进一步地将政治领域的认知偏差分为高水平认知平衡、过度自信、过度不自信以及低水平认知平衡四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媒介因素对主客观知识沟的影响机制(韦路，秦璇， 2023)。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为我们分析政治知识与过度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然而，目前西方国家对过度自信形成机制的探讨主要是从心理层面的动机性推理进行分析，而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则是倾向于从媒介环境等结构性因素进行探讨，那么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人们的政治知识错觉的形成机制是否存在差异？新媒体时代下不同新闻消费模式是否会导致人们在主客观政治知识上产生错觉？这其中是否存在一般性的心理要素？目前这些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答。
　　
三、新闻消费类型与政治知识错觉
　　正如约翰·扎勒（John R.Zaller）所言，任何观点都是信息与人格、政治立场等既有倾向相结合而产生的，信息使得个体形成关于某一议题的图像，心理特质使得个体得出相关的结论(约翰·R·扎勒，2013：7)。在复杂的政治世界中，普通民众无法直接接触政府官员和政治机构，媒体为人们提供了获取政治知识的机会。此外，观点与态度的形成还需要一定的心理特质予以支撑。
　　（一）新闻消费类型：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的影响
　　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媒介信息和平台的多元化，新闻使用者能够在不同的媒介平台和新闻组织之间进行信息选择，新闻使用者的波动性特征使得新闻获取更加灵活多变(王辰瑶，2016)。有线电视频道数量的增加、互联网访问的便捷，以及智能设备的出现使得新闻和娱乐内容的传播平台激增，“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通信环境不仅创造了新的信息获取和消费方式，而且促进了用户的选择性曝光(Hefner， Rinke， & Schneider， 2018)。目前区分媒体新闻消费类型的方法主要是考虑交互性和参与性两个维度。在Web1.0时代，传统媒体只是为受众提供单向渠道，受众对新闻信息的接收是被动与单一的。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数字媒体平台的互动性与交互性为人们带来丰富的信息，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聚焦于在线信息共享、在线用户协作以及实现在线社交，为娱乐与政治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鉴于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基本属性的不同，其对政治知识的影响效应也存在差异。
　　1.传统媒体与政治知识错觉
　　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新闻制作常以专业化的准则为指导，重视新闻来源的权威性，要求对不同新闻观点和相关背景细节进行全面细致的报道，以此促进公众对新闻事件的理解(Esser & Stromback， 2014)。
　　国内外研究表明，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在新闻信息的提供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Chaffee & Frank，1996；万旋傲，刘丛，2021)。与在网站上阅读新闻相比，人们在阅读印刷媒体新闻时会倾向于关注更多不同类型的新闻信息，这有助于增加人们的实际政治知识(Kruikemeier， Lecheler， & Boyer， 2017)。此外，习惯性观看公共服务电视频道的民众会比主动观看娱乐导向的商业频道的民众更多地了解政治时事，而且这种影响在缺乏政治兴趣的观众中更为明显(Shehata， Hopmann， Nord， & Hoijer， 2015)。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默勒·朱迪思（Moeller Judith）和克拉斯·弗里斯（Claes de Vreese）通过三波小组调查研究发现，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的使用能够增加青少年的政治知识，这验证了传统媒体效应模型。与此同时，政治知识也能够预测后续传统媒体使用度的增加，政治学习与既有的知识结构密切联系，这些知识使得人们能够整合并理解新闻信息，新闻媒体的使用与政治知识之间的相互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螺旋上升的态势(Moeller & de Vreese， 2015)。有学者进一步发现，传统媒体的新闻使用会导致人们对新闻信息产生更大的需求，当面对复杂的政治事件时，观众会觉得自己需要更多的新闻信息予以理解而增加信息检索与阅读。可见，传统媒体的新闻使用一方面能够提高人们的实际政治知识水平，另一方面这种自我意识会促使人们在评估自身政治知识时更为谦虚谨慎(Yamamoto & Yang， 2021)。
　　2.社交媒体与政治知识错觉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社交媒体已成为公民获取政治事务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Diehl， Weeks & Gil de Zúniga， 2016)，社交媒体用户不仅仅是新闻内容的接收者，还可以成为新闻制作和传播者，这与传统媒体环境中自上而下的新闻消费体验截然不同。
　　目前西方学界对社交媒体与实际政治知识的关系主要持“无用论”或“削弱论”的观点。社交媒体环境使得网民更容易对信息进行选择性接触，人们倾向于寻找并接触强化自身原有观点的信息(Garrett， 2009)，这导致社交媒体使用无法对人们的实际政治知识产生作用。有研究进一步表明，Facebook使用本身无法预测政治知识得分，但Facebook用户与该平台的互动方式是政治知识的重要预测因素，随着使用Facebook进行新闻消费和新闻分享的增加，人们的实际政治知识水平不断下降(Cacciatore & Yeo， 2018)。然而，基于中国本土环境的研究却得出了与西方不同的结论。一些研究表明，尽管微信无法对人们的政治知识产生作用，但微博这一社交媒体具有积极的知识传播功能(万旋傲，刘丛，2021)。这主要是因为微博与西方社交媒体在信息环境和用户动机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西方的社交媒体旨在提供社交互动平台，新闻信息的推送量较少，且用户的使用动机在于放松和减少孤独感，而中国的微博积极打造公共话语空间，引导用户关注新闻信息，形成广泛参与的公共舆论氛围，且微博用户新闻获取动机更强，因此具有正面的新闻媒介特质和知识传播效果(万旋傲，刘丛，2022)。
　　此外，一些国内外学者聚焦于社交媒体与主观政治知识的关系发现，社交媒体会使人们误以为自身学识渊博。例如，王昀等人的研究表明，通过主流媒体或社交媒体获取信息会使得青少年认为与同龄人相比自身的政治知识水平更高(王昀，赵冉，方梓奕，2022)。斯文贾·舍费尔（Svenja Schafer）让参与者分组接触有大量新闻帖子和没有新闻帖子的信息流，并比较不同信息流条件下事实知识与感知知识之间的差异，结果发现，使用Facebook作为新闻来源会让人们觉得自己学识渊博，但实际上人们的事实性政治知识并未增加，而且虚幻的知识感知会导致人们态度的极端化，抑制人们进行政治讨论。在他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社交网站通过主题的重复增加人们对新闻主题的熟悉度，从而导致人们产生一种认知错觉(Schafer， 2020)。换言之，依靠社交媒体获取新闻并不能提高人们的实际政治知识水平，但会影响人们对自我的政治知识认知，而且这种主观知识对推动政治参与同样重要(Lee， Diehl， & Valenzuela， 2022)。这主要是因为当人们使用社交媒体进行新闻阅读时，新闻的选择性曝光使得人们认为自己已经获取了足够多的信息，这种认知降低了人们寻求更多信息的意愿，从而导致人们对自身政治知识水平产生高估现象。
　　（二）人格特质与政治立场：理解政治知识错觉的心理基础
　　在社会心理学上，过度自信现象具有一般性的心理基础。由于当前探讨政治知识领域过度自信现象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从微观心理因素层面对其形成机制进行分析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本文在梳理影响过度自信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政治知识错觉形成的心理基础。
　　1.人格特质
　　威权人格是一种关于如何看待权威服从、一致性与自主性的人格特质(马得勇，2022)，高威权人格者倾向于将世界看成是非黑即白的，对威胁更为敏感，更容易认为自己比其他人聪明，进而对客观能力水平产生误判(Olivares，1993)。此外，相关研究表明，大五人格对个体的过度自信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其中外向性人格的个体更容易高估自身实际能力，开放性人格的个体则倾向于拥有更高的判断精确度(Schaefer， Williams， & Goodie， 2004)。在认知心理学中，认知闭合需要意指个体面对模糊性时寻找确定答案的动机与愿望，这一心理特质与开放性人格较为类似。当高认知闭合者处于不确定性环境时，他们会急切地寻找确定答案以缓解内心的不适感，因此在信息选择与搜索上常使用启发法的认知策略，从而过分相信自己的认知与偏好是正确的(刘雪峰，张志学，2009)。
　　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算法导向的信息传播方式使得人们更容易接触到自身感兴趣以及同质化的内容(Garrett，2009)，高威权人格者和高认知闭合者由于在面对模糊性时倾向于快速寻求确定性答案，因此在新信息传播环境中这一群体更有可能固守在符合自身偏好的圈层之中并进一步寻找强化其认知的信息，从而更容易深陷“信息茧房”的桎梏，产生知识错觉。相关研究表明，威权人格与认知闭合越强的个体更容易高估自身的认知能力，对事实性信息产生误判，产生虚假共识效应(马得勇，黄敏璇，2022；Mirels & Dean， 2006)。在选择性接触与虚假共识效应的相互作用下，这一群体的态度立场将进一步固化。因此，我们预期威权人格在新闻消费类型与政治知识错觉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2.政治立场
　　政治立场是关于理想的社会秩序以及达成这一社会秩序方式的信念体系(Erikson & Tedin， 2015:110)。一般而言，“左”和“右”常被用来表述个体政治立场倾向。在西方背景下，“左”为自由主义，“右”为保守主义，但不同文化背景下二者可能会发生位移，当代中国政治立场与西方语境下的划分存在较大的差异。自由主义倾向的个体更偏好开放化与多元化，崇尚平等的社会变革，保守主义倾向的个体对秩序与稳定具有较高的需求，难以容忍模糊性信息的存在(Jost & Napier， 2007)。
　　尤其是在当前的信息化时代，多样化的信息获取平台为不同政治立场的个体提供了聚集场所，由于自由主义者在信息偏好上更为多元，保守主义者则更偏好同质化的信息网络，更青睐于与自身主张一致的观点(Boutyline & Willer， 2017)。因此，当处于复杂多样的信息环境中，保守主义者更有可能固守自己原有的看法，高估自身观点的普遍性，自由主义者则更容易产生“独特的幻觉”，低估自身实际能力(Stern， West， & Schmitt， 2014)。已有研究表明，政治立场相似的在线网络群体更容易产生高估他人支持自身观点的虚假共识效应(Wojcieszak，2008)。而且，党派认同是人们进行政治知识评估的动机性要素，政治知识水平中等偏低的个体依赖于党派来源线索对他人的知识水平进行评价，从而产生政治知识评估的过度自信现象(Anson， 2018)。由此可见，在媒体技术的作用下，不同政治立场的个体有选择地接触同质化的政治信息，从而强化自身的原有观点，产生知识错觉。
　　（三）既有研究的不足及问题的提出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对政治知识错觉及其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这些研究也存在着以下不足：首先，既有研究主要侧重于探讨不同新闻消费模式对主客观政治知识的影响，(Yamamoto & Yang， 2021)，鲜有研究直接探讨不同体制下新闻消费模式与政治知识错觉之间的关系。那么，在中美不同政治体制下，不同新闻消费类型如何对政治知识错觉产生影响？这些媒体类型是通过客观政治知识还是主观政治知识发挥作用？目前我们仍无法得知。
　　其次，从新闻媒体中获取信息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链条，而是一个复杂过程的结果。这一过程主要取决于两种相互作用的因素：第一，供给侧，即提供信息的新闻媒体的特征与内容；第二，需求方，即个人在媒体使用中的信息处理方式及其心理特质(Shehata & Stromback， 2021)。然而，当前关于人格特质、党派认同等微观层面的心理因素与过度自信的关系研究一方面并未在政治知识领域加以验证，另一方面关于新闻媒体是否以及如何通过人们的心理因素对政治知识产生影响这一问题也未进行深入探讨。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尽管中美两国媒体在社交网络、自媒体等方面发展趋势相似，但由于中美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消费习惯，两国民众在媒体使用方式上也存在诸多差异，中国的社交媒体用户跨客户端的交叉非常明显，而美国则相对孤立，且中国用户对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的依赖程度远远低于美国。②当新闻媒体呈现信息的方式不同时，人们使用的心理动机也不同，因此媒体对用户政治知识水平的影响路径也不同(Liu， Shen， Eveland， & Dylko， 2013)。由此我们预期，中美两国媒体通过心理因素对政治知识产生影响的因果链条可能存在差异，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实证检验。
　　综上所述，我们以达克效应为理论基础，通过对称性地设计中美网民问卷调查，比较中美两国民众政治知识错觉及其形成机制的普遍性与差异性因素，具体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中美两国网民在政治知识领域上是否存在达克效应这一认知偏差现象？第二，通过前文关于政治知识形成机制的文献梳理可知，影响政治知识的因素既包括新闻媒体接触，也包括人格特质、政治立场等心理因素。那么，中美两国民众的媒体接触、人格特质以及政治立场对政治知识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第三，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试图回答媒体信息如何通过人格特质和政治立场等心理因素对政治知识错觉产生影响以及中美的影响路径是否相同，以此厘清从新闻媒体接触到政治知识错觉的因果链条。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20—2021年进行的中美网民问卷调查，囿于现实的人力物力成本，两国的数据均为非概率抽样的网络调查数据。尽管概率抽样是最能进行总体性推断的调查方法，但在当前环境下，非概率抽样方法能够帮助研究者以较低的成本和快捷的方式获取数据，在市场调查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大量的民意调查、政府调查采用非概率抽样方法(金勇进，刘展， 2016)。为了提升调查数据的质量，我们采取了如下质控措施：首先我们采用“问卷网”和“Dynata”两家具有较高信誉的专业网络调查公司进行数据收集；其次根据中美网民的性别和年龄比例进行配额，使两国受访者的人口学特征尽可能一致；再次设定每个IP地址只能回答一次问卷，避免重复进行问卷回答；最后在后期通过人工浏览问卷的方式剔除明显不认真答题的问卷。综上，基于本文的探索性质、客观现实条件以及数据质量的可靠性，采用中美网络问卷调查数据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解答本文的研究问题。
　　具体而言，中国网民调查数据于2020年10月—11月通过问卷网和微信、微博两个渠道进行收集，问卷网来源是由网络调查公司“问卷网”进行用户推送填写问卷，该部分为付费调查，共收集样本887份；微信、微博渠道则是通过在新浪微博、微信平台上发放问卷，完成问卷者可进行概率为60%的红包抽奖，有效样本为2732份。我们对问卷网和微信、微博收集来的数据进行人口学变量的配比比较，结果表明数据具有较好的同质性，因此将两份数据进行合并处理，共计有效样本3619份。美国网民调查数据于2020年12月和2021年7月付费委托全球数据服务提供商Dynata对美国网民进行问卷推送与填写，共收集有效样本1254份。
　　（二）变量及操作
　　1.政治知识
　　客观政治知识：既有研究对客观政治知识水平的测量主要是根据受访者对政治事实性题目的回答情况进行评估，本文采用同样的方式对客观政治知识进行测量。我们设计了8道题目，既包括与政党政治和公共政策直接相关的问题，如外交部长名称、英国首相名称、中美贸易顺逆差等；也包括近年发生的政治事件，如美国关闭中国驻美国领事馆的城市。其中中国网民调查问卷前4道为开放式问题，要求受访者在不查阅相关资料的前提下进行答案填写，后4道题目为封闭式题目，要求受访者在既定选项中选择正确答案；③美国网民政治知识的测量中，3道题目是填空题，要求受访者直接写出答案；另外5道题目则是要求受访者从给定的选项中选择正确答案。④如果受访者的答案是正确的，那么这些问题的答案被编码为“正确”，赋值为1；如果答案错误或受访者回答不知道，那么这些问题的答案被编码为“错误”，赋值为0。考虑到不同题目回答正确率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我们使用Mokkenscale对政治知识变量进行检验，⑤结果显示，中美网民问卷中6道题目Loevinger H 值均高于0.30，这意味着这6道题目能够形成政治知识的测量量表（见附表3、4　表3、4见本期第67页）。此外，我们还对中美政治知识题目进行难度系数测量，⑥结果表明，中美政治知识题目难度系数分别为0.37和0.30，难度相当且适中，可进行比较。基于此，我们将6道题目的分值进行加总作为受访者实际政治知识水平的衡量指标，数值越大表示客观政治知识水平越高。
　　主观政治知识：前文述及，过度自信包括高估、过度置放以及过度精确三种类型。由于过度精确现象需要严谨的实验研究进行检验，因此我们重点关注高估和过度置放。测量题目包括自我评价认知和与他人比较认知两道题目，其中自我评价认知是询问受访者“对刚才的时事知识题你觉得回答得怎么样”，备选项为回答非常差、比较差、一般般、比较好以及非常好，赋值为1—5，数值越高表示回答的自我评价认知越高。与他人比较认知则是通过询问受访者“跟其他人相比，你觉得你的答题表现怎么样”，备选项为远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等于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远高于平均水平，赋值为1—5，数值越大表示与他人比较自我感觉越良好。我们将自我评价认知得分和与他人比较认知得分进行加总取均值，作为主观政治知识水平的测量指标。
　　政治知识错觉：如前所述，政治知识错觉是指个体关于政治事务的认识存在主观知识与实际知识的认知偏差，常见的测量认知偏差的方法是将个体的主观评价与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周爱保，赵鑫，2009)。考虑到本文的主客观政治知识指标是采用不同尺度进行衡量的，我们参考既有研究，将主观政治知识的标准化得分减去实际政治知识的标准化得分，由此产生的变量为政治知识错觉(Ran，Yamamoto， & Xu， 2016)。数值为正且数值越高表示受访者主观知识评估高于实际知识水平，即产生了政治知识领域的过度自信现象，数值为负且数值越高表示受访者低估自身对政治知识的了解，数值接近于0意味着他们的主观评估与实际的政治知识水平相匹配。
　　2.新闻消费类型
　　一般而言，中国的传统媒体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其传播的信息同质化程度较高；而美国的传统媒体则是反映不同政治立场的党派媒体，譬如美国的《洛杉矶时报》为自由主义倾向媒体，《华盛顿邮报》则是保守主义倾向媒体。但由于本文主要是从媒体的信息传播方式对传统媒体与政治知识的关系进行探讨，并不涉及媒体的政治立场倾向，因此我们通过询问受访者“在下面这些新闻信息获取的渠道中，你经常使用的有哪几个渠道”，回答“使用过”某一类型媒体编码为1，“没使用”编码为0，将使用过中国国内纸版报纸和杂志（《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国内电视台和电台及其微博、微信账号（央视新闻频道、地方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等媒体进行加总取均值作为中国传统媒体变量。同样，将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福克斯新闻、英国广播公司、CNN、《洛杉矶时报》以及地方报纸和电视台等媒体接触进行加总取均值作为美国传统媒体变量。此外，在社交媒体上，尽管中国的新浪微博和美国Twitter在信息传播内容方面存在着较大的不同，但二者在国内基本实现了垄断地位，且两种媒体的性质与特征也较为相似，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因此，我们将使用过新浪微博（不含央视等官方媒体账号）和Twitter分别作为中美社交媒体新闻消费的测量变量。
　　3.心理因素
　　根据前文分析，我们选取了威权人格、认知闭合以及政治立场三个心理变量对政治知识错觉进行分析，具体变量操作化如下：
　　威权人格：我们通过询问中美受访者对“即使父母的要求不合理，子女也应该照办”、“服从自己的上司或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是理所当然的”、“国家领袖的肖像不能随意用在讽刺漫画里”、“大家的想法若不一致社会就混乱”、“街道两边的店铺招牌整齐划一比参差不齐更美观”以及“对那些批评和辱骂国家领袖的人必须予以严惩”的看法，备选项为强烈反对、反对、中立或不确定、同意以及非常同意，赋值为1—5，威权人格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66，KMO值为0.70。通过均值计算得出威权人格指标，数值越大表示威权人格越强。
　　认知闭合：本文参考以往研究，选取心理封闭、决断性和结构性偏好三个维度进行测量，具体测量题目为“外出吃饭的时候我喜欢去以前去过的地方这样心里有底”、“我喜欢跟熟悉的朋友交往因为知道他们的性格和习惯”、“我不喜欢复杂和不确定的状态”、“我不喜欢那些可以有多个答案的问题”、“我的性格适合井井有条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我认为有组织守纪律是好学生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备选项为很不符合、不太符合、中立或不确定、比较符合和非常符合，赋值为1—5，认知闭合量表的Cronbach’ s α为0.76，KMO值为0.84。通过均值计算得出认知闭合指标，数值越大表示认知闭合需要越强。
　　政治立场：由于中西方政治立场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我们根据中美两国的现实情况对政治立场变量进行测量。针对美国样本，我们询问受访者“谈到政治，您通常认为自己是自由派、温和派、保守派还是其他”，备选项为非常自由、自由、温和或中间路线、保守、非常保守，反向赋值为1—5，数值越大表示政治立场越自由。针对中国样本则是询问受访者对人权高于主权、普世价值、土地产权归属等题目的看法，根据具体的政治倾向赋值为1—5，政治立场量表的Cronbach’ s α为0.65，KMO值为0.69，通过均值计算得出中国政治立场指标。
　　此外，借鉴以往的研究，我们还加入了政治兴趣、政治了解度以及性别、年龄等人口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具体样本变量的描述性分析详见附表1和2　表1和2见本期第65页）。
　　
五、实证研究结果
　　（一）政治知识与达克效应
　　在对政治知识错觉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之前，我们首先检验中美政治领域是否存在达克效应这种过度自信现象。通过比较中美网民政治知识得分可知，中国网民客观政治知识得分略高于美国网民得分（M中国网民=2，SD=0.04；M美国网民=1.6，SD=0.05），且从图 1中可以看到，中美网民政治知识得分分布存在差异，大约7成的中美网民政治知识得分为0—2分，即仅能答对0—2道政治知识题，其中接近3成的中国网民答对1道题目，接近4成的美国网民无法答对题目。此外，低于1成的中美网民能够答对6道政治知识题。可见，中美网民的实际政治知识水平均较低。
　　在客观与主观政治知识上，图2展现了中美网民实际政治知识与主观政治知识的分析图。纵轴表示的是受访者正确回答政治知识题的数量，横轴表示的是分为五等分的实际政治知识得分，答对3道题的民众位于第三个五分位，答对5道题以上的民众位于前20%。⑦结果显示，实际政治知识水平位于1—2分位的低分组中美民众估计自身的政治知识得分为2.5分（t中国网民=63.4，p<0.001；t美国网民=52.3，p<0.001），存在高估自身政治知识的情况；而实际政治知识位于3-5等分的高分组民众估计自身的政治知识得分仅为2.5—4分，存在低估自身政治知识的情况（t中国网民=-41.7，p<0.001；t美国网民=-20.7，p<0.001）。由此可见，中美网民在政治知识领域上均存在达克效应现象，低政治知识者往往会高估自身政治能力，而高政治知识者则低估自身政治能力。
　　（二）解释政治知识错觉
　　为了进一步探讨政治知识错觉的来源，我们针对中美网民构建了六个OLS回归分析模型，因变量分别为实际政治知识、主观政治知识以及政治知识错觉，主要解释变量包括新闻消费类型、人格特质与政治立场等。为了更为简洁直观地呈现回归分析结果，我们对OLS回归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以可视化图示进行呈现（图3　图3见本期第63页，详细的统计结果参见附表5　表5见本期第68页）。图中各自变量所标的点表示回归系数，点的两侧细线表示标准误。标准误细线如果没有穿过0刻度线，即表明该系数具备统计显著性，在x=0的竖线左侧的点表示该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即这一变量与态度极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反之则为正向关系，每一个点两边的横线为其95%的置信区间；如果标准误细线穿过0，则表示不具备统计显著性。
　　在新闻消费类型上，不同政治体制下信息接触对政治知识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美国网民的传统媒体使用与实际政治知识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政治知识错觉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Twitter这一社交媒体则与主观政治知识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实际政治知识和主客观政治知识错觉并无显著的相关性。由此可见，对于美国网民而言，使用传统媒体获取新闻信息能够提高人们的实际政治知识水平，减少人们的知识错觉；而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则会增加人们的主观政治知识，使人们误以为自己学识渊博，这与既有的国外研究的结论一致。
　　但在中国背景下，我们发现了不同的影响效应。阅读《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国内纸版报纸杂志以及视听央视新闻频道、地方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国内电视台和电台未能提高人们的实际政治知识水平，但能够削弱人们主观政治知识水平。简言之，通过传统媒体获取新闻的民众对自身的政治知识水平的认知持有更为谨慎谦虚的态度。而使用微博这一社交媒体对网民的主观政治知识并无显著的影响，但能提高网民的实际政治知识水平，降低人们的知识错觉。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媒体新闻消费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笔者看来，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作为中国社会传播的两大重要载体，其角色与功能逐渐发生改变。一方面，传统媒体作为权威信息的代表，其信息的输出与传播有助于网民更好地认识现实政治世界，从而对自己的政治知识水平产生更为清晰的认知。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使用多种媒体平台进行新闻消费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中国互联网场域中娱乐与政治融合的趋势尤为明显，网民尤其是年轻网民正不断地通过社交娱乐来建立对政治现实的理解(林奇富，殷昊，2020)。微博作为代表性的社交媒体平台，其分散性、去中心化和用户中心化的传播特征使得人们拥有自主选择和浏览新闻信息的机会，加之近几年中国信息传播的不断规范使得针对社交媒体的技术控制不断加强，微博的信息传播更加重视事实来源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因此从微博上获取新闻信息能够提高人们的实际政治知识水平。此外，微博用户并不仅仅是新闻内容的接收者，还可以通过在线分享新闻成为信息的制作者与传播者。人们在线分享新闻时需要回忆更多的新闻细节，从而在头脑中形成逻辑更为一致的知识结构(Beam， Hutchens & Hmielowski， 2016)，尽管这些政治知识并非一定是正确的，但精细化的知识结构能够降低人们产生政治知识错觉的概率。
　　在心理变量上，无论是中国样本还是美国样本，威权人格均与主观政治知识和政治知识错觉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可见，威权人格是影响政治知识错觉的普遍的、基础的心理要素，威权人格越强的个体越容易高估自己的政治知识水平，产生更大的知识错觉。而政治立场对中美民众主客观政治知识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中国民众的政治立场与实际政治知识呈负相关关系，与政治知识错觉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政治立场对美国网民的政治知识没有显著的作用。此外，认知闭合与中美网民主客观政治知识及其错觉均无显著的相关性。
　　在控制变量上，年纪越大的中美网民政治知识错觉越少，中美网民教育程度越高，实际政治知识水平越高，知识错觉越低。此外，收入越高的中国网民越容易认为自己知识渊博，产生政治知识错觉，但收入在美国样本并无统计上的显著性。在中美网民样本中，政治了解度越高的网民越容易认为自己学识渊博，产生知识错觉。政治兴趣越高的中国网民越容易认为自己具有较高的政治知识水平，但对实际的政治知识水平和知识错觉并无显著的影响。新闻浏览量并不会对美国民众的政治知识产生影响，但与中国网民实际政治知识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知识错觉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越经常浏览新闻的中国网民实际政治知识水平越高，知识错觉越小。
　　（三）新闻消费类型对政治知识错觉的影响机制
　　通过上述的OLS回归分析可以发现，中美网民的新闻消费类型对政治知识错觉的作用不同，威权人格是中美政治知识错觉的一般性心理基础。那么，不同的新闻消费类型如何通过心理特质对知识错觉产生作用？我们根据前文分析框架构建了中美政治知识错觉的因果路径分析模型（见图4、图5）。图中箭头所指变量为被解释变量，箭头开始的变量为解释变量。单箭头表示变量是因果关系，箭头上的数字标注的是变量的标准化系数，双箭头表示变量是相关关系，箭头上标注的是变量的相关性系数。
　　结果表明，中美网民政治知识错觉的形成机制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中国样本中，微博这一社交媒体有助于削弱网民的政治知识错觉，而传统媒体并不能直接对政治知识错觉产生作用，而是通过威权人格和政治立场两个心理层面的变量发挥作用（图4　图4见本期第64页）。进一步使用Bootstrap程序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结果显示，在传统媒体对政治知识错觉的影响中，以威权人格和政治立场为中介变量的三条路径均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见表1）。相反，在美国样本中，传统媒体直接对美国网民的政治知识错觉起到削弱作用，而Twitter这一社交媒体则不起直接作用，而是需要通过威权人格对政治知识错觉产生影响（图5　图5见本期第64页），Bootstrap程序检验结果显示，威权人格在Twitter与政治知识错觉的关系中发挥着显著的中介效应（见表1）。在笔者看来，这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国体制中新闻信息的获取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别。在美国，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在民众新闻信息获取中仍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更多呈现的是娱乐消遣的功能。而在中国，社交媒体内容新、时效强与便捷性等特点使其成为中国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相关研究表明，在遇到科普舆情热点事件时，人们几乎不会去看报纸，也极少看电视，而是选择“两微一端”，即微信、微博和移动新闻客户端进行信息获取，且对这些信息传播渠道的信任度较高，新媒体已经成为中国民众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匡文波，2020:105-119)。因此，通过微博获取新闻信息能够直接提高中国网民的政治认知能力，而传统媒体的作用发挥需要借助于一定的心理基础。
　　
六、结论与讨论
　　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创造话语狂欢与信息自由的民主乌托邦的同时，也带来了情感先于理性的“后真相时代”。民粹主义、网络谣言、阴谋论、信任异化等舆论问题层出不穷，这给网络舆论空间治理带来诸多现实问题。毋庸置疑，建设健康有序的舆论空间需要公民具备较高的政治知识素养和认知能力。本文通过对称性地设计和实施中美网民问卷调查，试图探讨中美网民在政治知识领域是否存在知识错觉现象及其背后形成机制的差异，进而为后真相时代如何提高中美网民政治认知能力提供
　　借鉴。
　　从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到，中美网民在政治领域确实存在达克效应现象。理性无知的网民可能特别自信，认为自己比许多同龄人更加了解政治情况，而且这一群体无法克服自己的无知，这不仅是因为他们面临着高昂的认知成本和缺乏改变的动力，还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相对无知的，因此这一群体会越来越坚定地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这是当代大多数政治讨论的常见特征。尤其是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人们利用网络发表言论、传播信息成为常态，政治性话题也常常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这些无知而又自信的网民参与公共议题讨论时，他们往往倾向于高估支持自身原有观点的信息并对与其观点相悖的内容进行选择性忽略或加以抵制，甚至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爆发激烈的骂战，公共话语空间逐渐沦为低政治认知群体的辩论场。那么，这种政治知识错觉是如何形成的？我们的研究表明，中美两国的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对知识错觉的影响效应不同，美国的Twitter会导致人们误以为自身学识渊博从而产生政治过度自信，而在中国情境下，微博这一社交媒体能够通过增加中国网民的实际政治知识以减少政治认知偏差。而且，威权人格是产生政治知识错觉的普遍性心理因素，两国不同的新闻消费类型通过心理特质对知识错觉产生作用的因果链条也存在较大的区别。
　　中美民众政治知识错觉现状及其形成机制折射出中美两国不同的政治生态与媒介生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中美民众既可以通过电视或报纸获取新闻，同时也可以通过Facebook、Twitter、微博、微信等媒体平台获取新闻信息，网络化的知识“大到不可知”（too big to know），信息超载导致人们连什么是正确的政治知识都无法达成共识，在普通人眼中，多数人同意便是真理，各种观点的大杂烩便是智慧，人们最乐于相信的便是知识(戴维·温伯格， 2014:10)。美国以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为主导的新闻理念加剧了信息化时代美国新闻信息传播面临的挑战，过度的党派立场与商业化倾向日益混淆观点（opinion）与事实（fact）间的界限，泛娱乐化倾向与假新闻（fake news）在社交媒体上不断泛滥，社交媒体知识传播的积极作用较为有限。反观中国，中国的媒介体制要求媒体信息传播要建立在国家稳定发展的政治使命之上，其本质特征在于强调国家在媒介市场上的主导作用(李良荣，2003)。国内信息传播的进一步规范使得媒体的新闻内容渐趋同质化，媒体传播的信息质量得到一定的把控，社交媒体因其交互性与高参与度的平台属性逐渐成为中国民众获取新闻的重要渠道，在中国网民的政治知识了解上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不止是看到的新闻不同，还在于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解读新闻。在网络场域中，各种具有价值导向的信息不断交汇融合，信息超载（information overload）使得可用的事实性知识数量大增，加剧了人们愤世嫉俗的情绪与观点表达，观点的复现与放大易于激发人们潜在的人格特质与立场偏好，从而使得排外与偏激的言论、过度自信和各种极端立场进一步强化与蔓延。因此当前提高普通民众的政治认知能力不仅要关注媒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还要结合本国民众的文化心理特质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引导网民在新闻阅读与传播的过程中进行深入思考，提高民众的信息甄别能力、理性思考与批判能力，避免依靠主观思维进行臆断。
　　本文尝试对政治知识错觉及其形成机制进行探索性研究，但受于人力物力成本等因素的影响，我们的抽样方式为非概率抽样，检验的社交媒体平台也仅限于微博和Twitter，检验的国家仅为中国和美国，这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此外，目前还存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仍未得到解答。比如，偶然接触信息与有意接触信息是否会对政治过度自信产生影响、政治过度自信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政治参与与政治极化、不同社会特征的群体在媒体使用与政治知识之间的关系上是否存在差异等。这些问题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注释：
①“虚假共识效应”指人们会存在一种把自己的行为选择和判断看作是正常和适宜于环境的而把其他的反应看作是不正常、偏离的和不适宜的一种倾向。具体可参见RossL.Greene, D.& HouseP. (1977). The “false consensus effect”: An egocentric bias in social perception and attribution process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3(3)279-301.
②中美新媒体的六个“同”与“不同”2016-11-29. 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6/1129/c192370-28909405.html
③中国问卷中的问题具体是：Q1.（填空题）请在1分钟内独立回答下列问题，请勿查阅和询问他人。如不知道，可直接填“0”，以便继续回答后面的问题。（1）现任的我国外交部长是谁？（2）现任的美国国务卿是谁？（3）现任的香港特首是谁？（4）中国和哪个国家最近在边境发生了守卫士兵的肢体冲突？Q2.中国哪一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独立回答，请勿查阅) 1.1995；2.2001；3.2005；4.1999；5. 2008；6.2002　7.不知道。Q3.按照贸易额计算，近10年中美贸易往来中，中国还是美国进口对方的货物更多？(独立回答，请勿查阅) 1.中国进口更多 2.美国进口更多 3.不知道。Q4.最近美国关闭的中国驻美国领事馆是哪个城市的？(独立回答，请勿查阅)1.华盛顿 2.纽约 3.芝加哥 4.洛杉矶 5.旧金山 6.休斯顿 7.不知道。Q5.下列国家中哪个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最好？(独立回答，请勿查阅) 1.越南 2.韩国 3.英国 4.巴基斯坦 5.澳大利亚 6.菲律宾 7.不知道。
④美国问卷中的问题具体是：Q1.美国参议员当选多少年，即美国参议员的一个完整任期是多少年？1. 6年 2. 4年 3. 2年 4. 8年。Q2.（填空题）回答以下问题，如不知道，可直接填“0”，以便继续回答后面的问题。（1）谁是现任中国国家主席（2）谁是现任英国首相（3）谁是现任香港首相。Q3.美国和中国在哪一年代建立外交关系？1.1950年代；2.1960年代；3.1970年代；4.1980年代；5.1990年代；6.不知道。Q4.在最近十年的中美贸易中，哪个国家从另一个国家进口了更多的商品？1.中国从美国进口更多 2.美国从中国进口更多 3.不知道。Q5、最近中国关闭的美国驻中国领事馆是哪个城市的？1.北京 2.武汉 3.成都 4.沈阳 5.上海 6.广州 7.不知道。Q6、哪个国家不是“五眼联盟”成员？1.英国 2.澳大利亚 3.加拿大 4.新西兰 5.印度 6.不知道。
⑤主成分分析假设所有项目难易程度相同，由于本文的政治知识测量题目对不同的个体而言难易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我们采用Mokkenscale检验8道题目是否可以形成单一维度的政治知识变量。Loevinger H越高表示所选条目与被试潜在特质的关系越强， H高于 0.3时，表示可以将测量题目包括在量表中。具体参见[荷]韦杰勃朗·H.凡舒尔。《定序题项回答理论：莫坎量表分析》。王佳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⑥难度指的是题目的难易程度，一般对题目难易程度的测量方式包括经典测量理论（CTT）、项目反应理论（IRT）等多种方法，由于本文是检验中美两国政治知识题目的难易程度，并非是对各种难度系数测量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因此我们采用最传统的经典测量理论方法，即以正确回答题目的占比作为难度系数测量方式，并对各题的难度系数取加权平均数作为中美政治知识题目的难度总系数。一般而言，难度系数越接近于1表示题目难度越低，难度系数在0.3-0.7之间是较为适中的，难度系数低于0.3表示题目较难，高于0.7表示题目较易。题目难易程度测量方法具体参见许嘉，韦婷婷，于戈等(2022)。题目难度评估方法研究综述。《计算机科学与探索》。16(04)，734-759。
⑦具体操作方法为：实际政治知识的取值范围为[06]，将其映射到[01]范围，其中max(x)为实际政治知识最大值min(x)为实际政治知识的最小值，再以0.2为一个单位将其转化为1-5等分，具体为0-0.2赋值为1，表示得分排在后20%；0.21-0.4赋值为2，表示得分在21%-40%；0.41-0.6赋值为3，表示得分在41%-60%，0.61-0.8赋值为4，表示得分在61%-80%，0.81-1赋值为1，表示得分在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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