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菲 牛静
　　【本文提要】数字时代下，新闻研究的范式革新与价值重建是热点话题，对新闻价值的关注也在其列。研究者呼吁重访新闻价值，以重估和发现更适合数字时代的新闻价值。但新闻价值的发展历程为何，以及新闻价值要素更新与发展背后体现了何种形势下的价值判断变化，学界对此缺乏脉络性的思考。本文基于新闻价值要素、新闻价值判断两个层面，探讨从传统媒体到数字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价值研究，指出新闻价值要素的研究在数字时代呈现内涵更新与细化的特点，新闻价值判断的研究从围绕新闻编辑室发展到基于数字时代多元行动者而进行着转变。新闻实践的变革也预示着新闻价值标准多元化的发展可能。未来研究者可从思辨性研究层面讨论数字时代新闻价值要素标准应该为何，也可以比较多元行动者视角下新闻价值判断的差异并提炼共识理解，以及基于社会、政治、文化情境差异探讨我国新闻价值的特色，从而拓展新闻价值研究的深度。
　　【关键词】数字时代 新闻价值 多元行动者 新闻选择
　　【中图分类号】G210
　　
一、引言
　　新闻价值被视为新闻实践中一个普遍性的观念和原则，它既是新闻学研究的理论性基础概念，也从实践层面指导着新闻报道标准的确定。在新闻实践中，不同权力主体交织于动态的新闻生产过程，这使得新闻价值要素、新闻价值观念等较难形成统一的共识性标准，呈现多元化状态。近年来，新闻组织的专业判断和新闻自主权受到多元行动者的挑战，重新评估数字时代新闻价值成为一个前沿问题。例如《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曾推出系列专题论文，讨论如何建构、发展和重新审视数字时代新闻价值研究的概念和方法框架（Mast & Temmerman，2021）。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注重与反思数字时代用户、技术等对新闻价值的解构和重构，阐述新的传受关系、新的新闻生产惯习下传统新闻价值的适用性。这丰富了新闻价值分析的理论视角，逐步打开了此前被称为“新闻直觉”（the journalistic gut feeling）（Schultz，2007）的黑箱。
　　在新闻业的发展中，西方新闻话语下的新闻价值研究往往占据主导地位（王润泽，张凌霄，2019）。相较之下，国内学界对新闻价值的发展历程、新闻价值要素转变及数字时代新闻价值研究的变化等探讨较少，这影响着数字时代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的深度和中西新闻价值研究的对话。鉴于此，本文基于已有的文献内容，从新闻价值要素、新闻价值判断两方面对新闻价值的研究脉络进行历时性梳理，探讨不同时期新闻价值要素发展、新闻价值判断的研究重点，并探索中国语境下的新闻价值研究前景。
　　
二、新闻价值要素研究：数字时代下的内涵更新与细化发展趋势
　　新闻价值关乎新闻选择的把关和选择标准，其价值要素的明晰性有利于指导新闻实践的操作。具体来说，可帮助新闻记者在面对众多事实之时作出判断——何种事件和事实可以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对新闻价值要素的研究主要围绕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思辨性研究，通过总结新闻实践与新闻业务中的考量要素来呈现新闻价值的选择标准。如在中国认为新闻价值要素主要有“时效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的“五要素”（李良荣，2009：308-309）。一种是实证性研究，研究新闻文本进而提炼新闻价值要素。相较而言，思辨性研究下的新闻价值要素相对较为固定；实证性研究因为是基于不同的文本进行的抽象归纳，所以有着更为多样化的结论。
　　研究者对不同类型新闻本文的实证考量推进了新闻价值要素研究的深化。1965年，挪威学者Johan Galtung和Mari Ruge对报纸上新闻价值要素的实证研究，成为新闻价值研究的重要范例。针对“事件如何成为新闻”的研究问题，Galtung和Ruge根据报纸的文本提出了十二个重要的新闻价值要素，包括“频率、阈值、明确性、意义、协调性、意外性、连续性、组合、提及精英国家、提及精英人物、提及人和提及消极事物”。根据这些因素，他们提出了新闻事实选择过程中的不同假设，将十二个因素两两组合构成了一系列的结论。虽然这份新闻价值要素列表在如今看来比较寻常，但这项研究所提出的新闻价值要素以及完善的研究流程，开创了实证性研究新闻价值理论的起点，成为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Watson，1998：117）。
　　相较于思辨性研究，实证性研究提供了研究新闻价值的可操作路径。后续研究者不断对新闻价值要素进行审视与更新，促使新闻媒体的实践运作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这些实证性研究往往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审视传统新闻价值要素在数字时代中的适用性。研究者认为，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价值要素对于规范数字新闻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内涵应随着数字时代新闻实践情境而变化。例如，作为新闻价值关键要素的“接近性”，其在数字新闻实践中蕴含多维度的含义，“接近性”的概念已经从新闻标准演变为旨在吸引用户的新闻制作的主要策略（Ahva & Pantti，2014）。又如“慢新闻价值”挑战着传统新闻实践对“时新性”的追求，成为数字时代新闻实践的新现象（Andersen，2022）。另一方面，数字新闻业促使新闻价值要素的发展和更新。有系列研究对Galtung和Ruge所提出十二个新闻价值要素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估，修订和更新了原有的新闻价值要素（Harcup & O’Neill，2001，2017）。例如媒体形态不同，新闻报道所凸显的新闻选择标准不同，社交网站上新闻内容的社会意义、接近性以及新闻机构的意识形态议程是决定新闻选择的最重要因素（Al-Rawi，2017）。媒体定位不同也会影响新闻价值的选择标准，不同于都市媒体对“冲突”等价值的强调，地方媒体力求淡化“冲突”以传达社区团结（Vine，2012）。再如，在新闻媒介更新过程中一些新的新闻价值要素也得以凸显。“透明度”（Morton，2015）和包含着“预期的受众体验、预期的受众行为、预期的算法新闻”三个维度的“预期接收”（Expected reception）（Kristensen，2023）等成为新的新闻价值要素日益受到关注。这些评估与发展极大丰富了新闻价值要素的研究，体现了数字时代新闻选择标准的动态发展。
　　基于实证方法的新闻价值要素研究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一则，基于不同报道类型的研究促进了新闻价值要素的更新和发展，但这类研究使得新闻价值要素有陷入碎片化的倾向。二则，新闻价值要素研究依旧不能完全打开“新闻价值形成过程”的黑箱。以实证研究假设验证的方式来总结新闻价值要素，并赋予新闻判断以合法性，缺乏对新闻价值要素的形成原因机制的解释（Golding & Elliot，1979；Bednarek & Caple，2017）。正如霍尔曾评论的，“新闻价值是现代社会中最不透明的意义结构之一”（Hall，1981：234）。这种实证研究的不足也被Galtung和Ruge所承认，“这种研究是假设而非论证了这些因素的存在，而它们如果存在的话，会对受众产生一定的影响”（Galtung & Ruge，1965）。
　　整体观之，作为预测模式的新闻价值要素研究，为新闻实践提供了一种规范参考，即事件为何被报道（Hartley，1982），这些研究总结和归纳新闻价值所蕴含的规律性元素，并以客观的形式展示了新闻价值的标准。但在实践中，新闻价值要素会受到不同行动者的立场、观念的影响，并不能脱离社会情境而独立存在。“谁、什么”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新闻价值，这关系着新闻价值要素是否被选择，所以新闻价值判断也是值得探讨的一个层面。
　　
三、新闻价值判断研究：从新闻编辑室为主体到多元行动者参与
　　选择事实中所蕴含的何种新闻价值要素成为新闻，离不开“主体”的价值判断。传统媒体时代，新闻媒体人是新闻价值判断的把关人和决定者，新闻价值的判断呈现出以新闻编辑室为主体的特征。在数字时代，新闻用户、数字技术作为重要行动者参与到新闻生产、传播、消费的新闻实践中，对新闻价值判断产生影响。
　　（一）新闻编辑室为主体的新闻价值判断研究
　　作为新闻文本的制作中心，新闻编辑室所持有的主观判断、信念和价值观等关系着新闻事实的价值选择。同时，新闻生产制作过程中传统实践、规范、惯例不仅影响新闻编辑室的内容把关和控制（White，1950；Breed，1955），同时还影响着新闻编辑室内部的协商（Tuchman，1978；Gans，1979）。过去数十年来，关于新闻编辑室为主体的新闻价值判断的研究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基于新闻文本内容进行话语分析从而推演新闻编辑室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新闻价值不仅存在于客观的新闻事实之中，同时还存在于新闻报道者的主观讲述中。不同新闻报道者对同一事件可能会有不同的新闻价值判断，形成不同新闻价值侧重点的报道文 本 （Boesman et al.，2017；Jacobs & Tobback，2013）。对新闻报道文本的分析可以探究新闻编辑室的新闻价值判断倾向，帮助理解新闻媒体组织是如何以可消费的新闻产品的形式来整合、结构化、呈现和包装新闻价值并以此定位自身的。如 Bednarek 等学者从话语维度对新闻价值的分析，建构了“话语新闻价值分析”（Discursive　News Values　Analysis）的框架，“话语新闻价值分析”将“新闻价值”视为（可协商的）话语结构或实践，关注新闻价值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资源“话语建构”来呈现新闻（Caple & Bednarek，2015；Bednarek，2016； Bednarek　&　Caple，2017）。近年来借助于成熟的计算机辅助技术，对新闻文本进行话语分析从而探讨新闻价值判断的研究日益成熟。
　　其二，研究新闻编辑室制作新闻文本过程中，个体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等对新闻价值判断的影响。例如，特定性别身份会让媒体人对特定新闻价值更加敏感（Kim & Yoon， 2009）。又如，不同社会制度下新闻编辑室所推崇的新闻价值观不尽相同（黄旦，1997），这些隐形规范影响着新闻从业者的新闻认知。再如，新闻从业者的认知差异也受到传统新闻教育观念的影响（Parks，2019）。因而，不同情境下媒体从业者新闻价值判断不同，其对新闻事件的报道有着明显的“新闻价值等级”（K im，2021）。媒体从业者不仅会寻找文化上与他们自己相近的事件，同时在新闻选择过程中的新闻关注度也与“权力地位”、“经济接近度”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密切相关，会偏爱来自某些国家或地区的事件和某些类型报道（Hanusch，2008；Cazzamatta， 2018)。
　　概而言之，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价值判断研究主要是以媒体组织为分析中心，即研究新闻生产制作过程中媒体组织对新闻文本的判断和决策。如今，新闻编辑室不再是唯一的新闻价值把关主体，新闻价值判断不再被新闻组织所垄断。新闻实践转变为一个融合生产、消费、再传播过程中不同行动者的实践互动网络，新闻文本制作过程中涉及把关者的认知判断、多元主体的协商博弈、生产惯习的传承与革新等，使得多元行动者从各自视角出发对新闻价值判断展开定义、评价和重构成为可能。
　　（二）多元行动者参与的新闻价值判断研究
　　数字新闻行动者的多元、复杂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王辰瑶，2021）。这种思考路径与近年来受到学术界关注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相一致，强调“人”和“非人”作为行动者，共同营造了一个相互协调的行动之网。新闻价值判断成为一个动态的协商性过程，开始从新闻编辑室为主体视角转向多元行动者视角，新闻用户和数字技术作为重要行动者参与新闻价值的协商与建构。
　　新闻用户在消费过程中基于其感知、评价和社交分享行为影响着新闻编辑室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新闻用户实际上无法直接参与新闻报道的过程，但作为新闻的消费者，新闻用户的注意力成为媒体组织的争夺目标。“注意力经济”、“流量指标”成为衡量新闻实践的标准，这暗示着新闻组织所认可的新闻价值标准与新闻消费者的观点可能会不匹配（Armstrong，McAdams，& Cain，2015）。面对编辑判断与用户兴趣之间的差距，新闻工作者在作出新闻价值判断时，越来越重视用户新闻消费偏好及其对新闻的感知和评价（Swart, Peters，& Broersma，2017）。Schroder（2010）等人曾提出用“感知价值”（perceived worthwhileness）来解释人们为何使用特定新闻媒体。与此类似，“公众反应”（pubilc response）也作为新闻价值被提出，强调新闻业追逐公众注意力的变化，对出乎公众意料的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并利用数字、语言和视觉报道方式将热点问题合理化（Fürst & Oehmer，2021）。与此同时，用户在新闻消费过程中的社交分享也改变着新闻的可见性。这一用户转向趋势使得“社交性”（sociability）或“可分享性”（shareability）成为数字时代新兴的新闻价值（Hermida et al.，2012；Harcup & O' Neil，2017）。用户社交分享能够组合出独特的跨媒体剧目来重构把关理论，形成“受众把关”（Shoemaker et al.，2010，Cleary et al.，2015)，这改变着新闻传播的议程，成为新闻价值判断研究的重要内容。
　　数字技术也成为新闻价值调整与重构的重要力量。数字技术作为基础设施构成了新闻价值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吴璟薇，2022）。算法时代的技术变革重塑新闻的制作和传播方式，其基于数据记录和流量指标动态调整着用户的新闻消费，且能够将不同的新闻内容与用户行为以数据的方式关联起来，进而影响着不同新闻价值要素的价值排序，调整着新闻内容的呈现，成为数字时代新闻价值判断中“可见性”的重要参考指标。不可见的数字基础设施也具有“预见性”特征，有能力对公共生活进行预测，并能以无形的力量来塑造记者和观众的期望，从而进一步创造新的预测（Ananny & Finn，2020）。它不仅解构着传统媒体组织的把关，呈现“编辑到算法”的把关趋势（DeVito，2016）。同时，算法权力和算法策展也逐渐嵌于媒体机构的核心价值、编辑决策，与专业新闻价值相融合（Dick，2014；Lischka，2021），影响着新闻编辑室的实践与公共领域中的信息共享（Neheli，2018；Park & Kaye，2018）。
　　总结以上，新闻用户和数字技术的参与让新闻组织对新闻选择的权力变得不再那样笃定，因为数字时代下多元行动者之间的新闻实践互动，使新闻编辑室内新闻价值判断的形成过程显得更为复杂。新闻用户的地位和主动性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得以凸显，媒体工作者在进行事实选择时会加重对用户是否会喜欢以及是否值得推荐这一因素的考量。此外，数字技术也隐性引导着媒体组织和新闻用户对于新闻文本的预期。可以说，多元行动者之间彼此依赖与联系，以微妙的方式塑造着新闻的制作和生产，重新调整着传统新闻编辑室实践和资源分配（Dwyer & Martin，2017）。多元行动者的参与提示着新闻场域并非独立存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充满不同行动者的博弈和竞争。新闻实践依赖于多元行动者的实践性和能动性，不同行动者的行动既维持着新闻实践过程同时又改变着新闻实践过程，在这种参与式新闻实践互动中，公共逻辑、用户逻辑、技术逻辑等共同存在于新闻场域，呈现去组织化、多节点、动态等新特点，共同营造了一个相互协调的行动之网。
　　
四、基于中国语境的新闻价值研究展望
　　新闻价值研究中的新闻价值要素与新闻价值判断相互关联，新闻价值判断背后的博弈也带来了新闻价值要素的变动。与此同时，新闻价值判断并非诞生于真空环境下，它受到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数字时代，新闻实践的新一轮范式转变提示着新闻价值的多元化可能，未来可以更有针对性地从以下方面对新闻价值进行研究。
　　其一，基于文本的新闻价值要素研究，讨论数字时代新闻价值要素标准应该为何。Galtung和Ruge所开创的新闻价值实证性研究中，侧重于以客观的形式来展示新闻价值要素。未来可以基于数字新闻文本重新思考新闻价值要素的更新，对不同传播平台带来的新闻价值要素差异进行实证研究。这有利于发掘数字时代的新闻价值要素新特点，为总结我国数字时代新闻价值特点奠定基础。同时，可从思辨角度思考数字时代新闻价值的价值规范和可能意义，以深入讨论数字时代新闻价值要素标准应该为何。面对“时效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的传统新闻价值“五要素”（李良荣，2009：308-309），未来研究可以对“五要素”重新进行思辨性讨论，树立新的新闻价值要素规范。例如有西方研究者关注了“欢乐”（Joy）作为新闻价值的必要性，认为新闻实践应该重新定位到唤起幸福、快乐和勇气的目标（Parks，2021）。对诸如此类新闻价值进行思辨性研究，有助于挖掘我国新闻价值的内涵和特色。
　　其二，比较多元行动者视角下新闻价值判断差异并提炼共识。数字时代新闻把关涉及多元主体的协商博弈，媒体组织、新闻用户、数字技术等多元行动者改变了新闻生产的规范和惯习，共同参与到新闻价值判断的协商与建构过程之中，挑战了传统新闻编辑室对新闻价值主导的信念。面对多元行动者不同的立场和观念，可以进一步研究多元行动者对新闻价值的差异化理解。一则，分析多元行动者视角下新闻价值标准的差异。可分析用户对不同类型文本的新闻价值感知和评价。例如我国有研究者已注意到新闻生产实践中用户实际也作为新闻价值的共同创造者，新闻价值逻辑从商品主导到服务主导的变化（孙嘉宇，陈堂发，2022），但整体而言基于用户视角对不同类型新闻价值的评价和感知的实证研究仍较缺乏。未来也可分析数字技术对新闻呈现的影响，研究数字技术是如何根据媒体组织的性质、层级和用户消费偏好等来重构新闻的展示顺序。例如有研究者注意新闻流动的基础设施，讨论不同数字平台类型的把关人新闻选择标准差异等（Kristensen & Bro，2023）。二则，综合考量多元行动者进行新闻价值判断的逻辑差异和共识。多元行动者对新闻价值判断的差异实质体现着新闻价值是一种话语的权力政治，协商过程关系着公共生活中与公共事务问题有关的话语立场（Peters & Allan，2022）。在多元行动者视角下，不同行动者之间存在着行动逻辑的矛盾和平衡，未来可以深入讨论多元行动者参与新闻的实践逻辑差异，讨论不同行动者参与新闻互动中的权力和立场的博弈。例如，在商业逻辑主导下的由平台所掌握的数字技术调适新闻价值的策略；公共逻辑和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媒体组织之主导、适应、博弈、引导策略；个体逻辑为主导的用户之适应、驯化、对抗策略等。多元行动者的视角提示着新闻价值判断的空间不应被视为一个静态的由新闻媒体组织所掌控的新闻场域。需要注意的是，在研究多元行动者对新闻价值标准、判断和理解的差异时，要警惕将新闻价值变成一个泛化的概念，所以后续研究可以提炼和比较媒体组织、数字技术、新闻用户等所共同认可的新闻价值要素、新闻价值判断共识和行动逻辑共识等。
　　其三，关注社会、政治、文化情境的差异，讨论与确定我国新闻价值研究特色。新闻价值在不同社会、政治、文化情境下会有所不同。例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价值观存在较多相同之处，但新闻实践下展现的新闻价值有所差异（Waheed et al.，2013）。如区别于西方新闻报道中突出强调政治冲突和批评政府的特点，在亚洲价值观中，“和谐”是核心特征（Massey & Chang，2002）。又如新闻价值观的构建与社会文化价值观相一致，在伊朗新闻报道中“积极性”作为一种特定的新闻价值出现（Makki，2020）。近年来，我国研究者已关注到新闻价值重塑的必要性（胡翼青、李子超，2017），并强调中国新闻价值特色的发展趋势，特别是探讨了数字时代下新闻价值的理念调适、观念更新和理论重建（杨奇光，王润泽，2021），提倡从关系视野、实践发展史等层面对新闻价值再理解（杨保军，余跃洪，2022；王润泽，张凌霄，2019）。未来研究者可进一步基于我国的社会、政治、文化情境特色，反思与理解我国与西方新闻实践的差异，来确定我国新闻价值研究的特色。
　　
五、讨论与结论
　　数字时代的新闻价值研究不再满足于传统媒体视角下的文本内部要素的探讨，多元行动者在数字平台中“相遇”，从各自视角出发对报道文本的新闻价值展开定义、评价和再构成为可能。以多元行动者的视角来考察新闻价值要素的建构，这避免了将新闻价值的决定权归结于某一个单一的行动者，呼吁关注用户、数字技术、算法平台、政策管理等多元因素。数字时代下，以媒体组织为中心的新闻价值要素内涵的更新和细化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媒体组织在边界竞争情境下对于新闻权威的维护。媒体组织对新闻专业主义规范的坚守与妥协中新闻价值要素的变化，暗示着新闻价值判断背后的权力博弈。面对新闻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趋势，如果媒体组织依旧希冀维护其专业主流的地位，那么就需要思考如何在多元利益诉求以及权力博弈中坚守自身职业边界、找准自身的定位和归属。
　　“‘新闻价值’作为新闻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一，在当代媒体文化和时代潮流中始终是一个丰富、充满活跃辩论和分析的领域，重要的是，它表明该研究领域具有异质性”（Mast & Temmerman，2021）。这启发我们继续对新闻价值这一研究领域进行探索。数字时代下对新闻价值的回顾和反思，一方面为我国的新闻价值研究带来了新的经验材料。基于实证性研究探究传统媒体时代到数字时代新闻价值要素的转变，厘清多元行动者参与下中国新闻价值发展所体现的媒体组织传播逻辑、新闻用户使用逻辑、数字技术商业逻辑的特点，可更全面地归纳当今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价值观。另一方面，这也为发掘我国新闻价值的特色提供了基础。新闻价值研究不应该被视为一种静态整体性的研究，在比较不同社会、政治、文化情境类型下新闻价值要素和判断差异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反思与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新闻价值实践的差异和共识。
　　数字时代下对不同类型报道文本的新闻价值要素、新闻价值判断的深入了解，不仅是在讨论数字时代我国新闻价值的规范、标准问题，更是指向了对何种价值观的坚持。更具体地说，我们需要在当下新闻环境中思考良善公共生活的可能，探讨何种新闻价值能够帮助实现美好社会的愿景，什么样的新闻价值共识有助于一个公正新闻业的发展。了解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生活的现状和当下新闻实践中的一些现实问题，反思为何新闻文本中部分有新闻价值的报道不被读者所接受的原因，分析多元行动者如何调整着新闻组织的新闻价值排序，审视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下对于特定新闻价值的追求是否恰当，避免媒体过度报道极端主义新闻以及娱乐性新闻的倾向，以及理解中西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情境下新闻价值理念的共识和差异。回溯新闻价值的发展历程，会发现新闻价值是一个不断被发展的建构性概念，不时会引发学术界“重访”的呼吁（Harcup & O’Neill，2001；白红义，2021）。未来对于新闻价值的讨论还会继续，也正是这种开放性的讨论有助于新闻选择更透明，也有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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