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瑶 胡翼青
　　【本文提要】“媒介偏向”是伊尼斯用来回答“媒介如何影响社会”之问的关键概念，凝结了媒介环境学的世界观、哲学观和媒介观。“偏向论”认为，媒介的力量源于媒介自身的偏向。该理论因而具有媒介存在论的色彩。但是“偏向论”对媒介的理解，体现出实体主义本体论的反生成性和追求静态平衡的特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呼唤“媒介动力学”的提出，媒介不再是社会有机体稳定不变的组成部分，而是非线性的复杂动力系统，充满不可预测性，人与媒介的关系也从可把握的观察对象和难以觉察的背景，转变为不断变化和相互适应的“调试模式”。
　　【关键词】伊尼斯 媒介动力学 复杂系统 居间性/背景性 生成性
　　【中图分类号】G206
　　从大众传媒到媒介基础设施，从内容到形式，从认识论到本体论，在传播与媒介研究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视角转换、范式更替，无数研究者前赴后继、孜孜不倦，促使他们不断探索和追问的，无非是那个经久不变的问题——媒介如何勾联人与社会？以及背后更加根源性的“元问题”——媒介究竟是什么？对这些本原性问题的回答基本上勾勒出不同学派的不同面貌。尽管所谓学派的划分往往并不严谨，但其成员确实会在一些基础性概念的理解上形成一定的共识。如果只能选择一个学术概念来代表整个学派在这些问题上的取向，那么，哥伦比亚学派的关键词大概是“媒介的社会功能”，法兰克福学派的术语可能是“文化工业”，芝加哥学派的概念或许是“传播与共同体”，媒介环境学给出的答案则一定是媒介的“偏向”（bias）。
　　作为一个在特定语境下提出的概念，讨论“媒介偏向论”的时代局限性是题中应有之义，萦绕其中的争议也不少，认为这个理论在如今的媒介环境中已然“过时”和“失灵”的大有人在（李沁，2015；孟林山，赵永华，2021），主张应当充分挖掘“偏向论”理论潜力的维护者亦有之（Comor， 2001；Frosh， 2008；Mullen， 2009）。本文无意参与对媒介偏向论的评价之争，因为，无论认为媒介偏向论是过时还是与时俱进的观点，都是在评价这种理论的历史意义而不是研究如何深挖、发展或超越这种理论，无助于我们借助前人智慧更好地理解当下媒介。与其如此，不如认真讨论和反思媒介偏向论到底想说什么以及它基于何种哲学观，这才会对学界重新理解媒介有更多的帮助。
　　
一、伊尼斯与媒介偏向论
　　“媒介偏向论”的发明者是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①1949年4月18日他在密歇根大学宣读的论文《传播的偏向》中如此解释这个概念：
　　传播媒介对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伊尼斯，2003b：27）
　　在上述这段经典论述中，有两个理论偏向需要重点关注，这也是我们否思媒介偏向论的两个重要起点：
　　第一点是伊尼斯把传播与媒介看作同位语而未加区分，由此可见伊尼斯在媒介问题上的精细度非常有限，也就是说他采取的并不是传播学的专业视角，他关注的重点不在于传播或媒介，而在于偏向。这一点与其制度主义经济学背景有关，这一学术背景必然导致伊尼斯强调媒介的偏向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对帝国经济史的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第二点是伊尼斯在这里所强调的媒介偏向与媒介物的特质有关，他所说的媒介就是客观存在的媒介物，不同的媒介偏向与媒介物本身的物理特征有关，只是这个媒介物的范围比其他同时代的传播学者所界定的更广泛。这不仅表明了伊尼斯的本体论思想，而且也再次说明伊尼斯关注的重点不在传播或媒介本身，而是各种媒介物作为社会制度的基础如何扰动帝国的兴衰。
　　先来谈第一点。毫无疑问，伊尼斯从没想过区分传播与媒介两者的异同，在他眼里媒介就意味着传播，传播就意味着媒介，对于媒介的内容和形式本身，并未详加区分。当下学习传播学的人会感到奇怪，为什么美国传播学要将伊尼斯和麦克卢汉这样重要的学者排除在传播学之外，但其实也可以理解：区分媒介与传播是传播学最基本的常识。所以，从传播学家的角度来说，伊尼斯确实是“不专业”的。当然这很正常，毕竟伊尼斯是个经济学家。所以相对而言，与传播本身相比，伊尼斯更关注的是偏向问题。
　　从现有文献来看，伊尼斯对“偏向”的关心要比他对印刷术、报纸等大众媒介的关注早很多（Blondheim， 2004）。Bias这个词多被用于形容人的偏见，通常指的是“个人的、有时是不合理的判断”（Heyer， 2003：61），在转向媒介研究之前，伊尼斯也会以这种方式使用这个术语。经考证，伊尼斯首次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使用“bias”的时间是1935年，比他在《帝国与传播》中提出媒介偏向的时间早了15年（Comor， 2001）。当时，关于社会科学是否是科学、应更侧重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争论此起彼伏，较为主流的观点是承认社会世界相较于自然世界的不可预测性，以及社会科学家不可避免的主观主义倾向，并认为社会科学达不到自然科学的科学高度。伊尼斯却持不同观点，一方面，他并不否认人类的主观性和倾向性，并将之称为“偏见”（bias）②，这些偏见给社会科学家造成了无数的困难；但另一方面，偏见同时也是他们“唯一的救赎”。具体而言，伊尼斯认为，社会科学家固然不可能做到“科学的”和“客观的”，但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家应当也必须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分析偏见的形成、建构及影响，而这对进一步的研究意义重大。“偏见的持久特征所暗示的生命的永无止境的外壳，为深入研究生命的局限性及其可能的方向提供了可能性”（Innis， 1935）。
　　由此，关于bias的思考贯穿伊尼斯的整个学术生涯。在1946年出版的《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odern State）中，他进一步讨论了人类偏见如何受到主导机构、组织和技术的影响（Comor， 2001；Innis， 1946）。这些思索在《传播的偏向》中凝结成作者前言里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我们为什么要注意我们所注意的事情？伊尼斯将这个问题作为题眼，试图通过这本书的写作来回答这个问题，虽然他认为自己最终没能回答这个问题，但相关思考让他注意到了传播与偏向的关系，“它们强调，在决定‘我们所注意的事情’方面，传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同时又说明，‘我们所注意的事情’发生变化之后，传播的变化就接踵而至”（伊尼斯，2003b：作者前言9）。与此同时，他也时刻反省着自身的偏向，“作为经济学家的我，有一种偏向，或许会把垄断理论推向不合适的极端”（伊尼斯，2003b：作者前言9）。因此可以说，“偏向”是伊尼斯的“学术母题”，甚至是“人生母题”，是他思考诸多问题的起点和入射角，不只涉及媒介，还包括他的文明史思想和经济史思想。
　　再来谈第二点。不管约翰·彼得斯（John D. Peters）怎么装饰伊尼斯的理论，伊尼斯在传播学的视野中并不是一个存在论取向的媒介研究者。在他的视野中，媒介是一种客观存在，就是媒介物本身。这种媒介物由于其物理特性而形成了它对制度的选择和对文化的选择。伊尼斯因而指出：“在政治的组织和实施中，传播占有关键的一席。在历代各国的西方文明中，传播也占有关键一席。”（伊尼斯，2003a：3）不过在伊尼斯这里，传播和媒介之所以能够选择制度与文化，对帝国和文明史构成深远的影响，并不是因为媒介物是个行动主体，而仅仅是因为媒介物的存在方式。所以彼得斯把伊尼斯看作是基础设施媒介的最早提出者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完全可以把伊尼斯的观念理解为：传播是支持各种社会制度实践的基础设施。但在伊尼斯那里，行动者仍然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所以是媒介的偏向而不是媒介本身的行动力赋予媒介选择的能力。
　　在这里，伊尼斯显然回到了“偏向”这个术语的最初含义。Bias源自法语词汇“biais”，意为“倾斜、斜坡、斜线”，16世纪流行一种地滚球运动，这种球被设计成一侧轻一侧重，更重的那一侧就叫做“bias”。媒介就像一颗重量不均的球，材料和质地使得它在运动的过程中必然会偏向一侧。所以，之所以偏向能够起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偏向限定了行动的可能性与方式。这就好比我们在经典力学中经常看到的例子：斜面上的小车作加速度运动，其运动方向受到斜面倾斜方向的限定，其加速度的大小与斜面的角度息息相关。在此基础上，伊尼斯提出他的观点，媒介的偏向必须得到平衡，帝国才能得到长治久安的发展：“我们考虑大规模的政治组织，比如帝国，必须立足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我们要克服媒介的偏向，既不过分倚重时间，也不过分倚重空间。这些媒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盛极一时：文明反映的不仅仅是一种媒介的影响，而一种倾向非集中化的媒介总是受到另一种倾向集中化的媒介的抵消。”（伊尼斯， 2003a：5）媒介的偏向及其平衡因此被伊尼斯看作是帝国发展最重要的任务。
　　伊尼斯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媒介观，只是因为他要以制度经济学的认识论去分析大英帝国的经济史。伊尼斯认为，影响经济史的因素不能局限于经济因素本身，而要从经济因素之外去寻找影响宏观经济史的重要因素。作为少数具有整体社会科学思维的经济学家，伊尼斯指出：“穷究经济因素的痴迷，正好说明知识垄断的危险，正好说明有必要指出这种研究的局限性。”（伊尼斯，2003a：2）相比于其他制度性因素，伊尼斯总是偏爱从传播的角度去解释帝国的发展与变化：“20世纪英帝国性质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纸浆业和造纸业的结果，是其对公共舆论影响的结果。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我觉得用这些熟悉的，并且业已证明有效的工具，是明智之举。”（伊尼斯，2003a：4）伊尼斯认为以往的制度经济学关注了很多影响经济行为的社会制度因素，但唯独没有关注到传播因素，但他认为传播因素极其重要。作为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和加拿大第一位驰名世界的社会科学家，传播视角成就了伊尼斯学说的独创性，但也注定这一视角得不到主流的认可，甚至在制度经济学内部也是如此。
　　虽然伊尼斯用媒介偏向论去分析经济史或整个文明史的做法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广泛认可，也没有得到历史学家的广泛认可，但他确实为传播学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媒介本身而不是其表征是一种社会行动的力量。伊尼斯毫无疑问是对的，媒介就是社会的组织者，媒介就是最重要的非人行动者。所以，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学者就开始意识到可以用伊尼斯的认识论来理解当代媒介与当代社会。麦克卢汉在《帝国与传播》的序言中如是评价伊尼斯：“他将一把解读技术的钥匙交给我们。凭借这把钥匙，我们可以读懂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技术的心理影响和社会影响。”（伊尼斯，2003a：麦克卢汉序言9）但是，一旦当研究者认真对待媒介偏向论，该理论的问题便被放大了。事实上，有三种代表性的声音在质疑媒介偏向论：
　　其一，媒介的效应如何证明，即科学性问题。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帝国与传播》的书评中直言不讳：“他（伊尼斯）对帝国及其传播的描述既不系统，也不特别集中。……传播的影响本身并没有与其他因素的影响充分区分开来。……伊尼斯只是在积累（有趣的）事实，其中任何一个或所有的事实可能相关也可能不相关，可能支持也可能不支持他的一般主张。”（Collins， 1989）当然，需不需要把柯林斯的质疑当一回事是另一个问题，因为他所说的科学性问题没有意义，那只是实证主义者的癖好而已。伊尼斯自己其实也曾过回应过这个问题：“一种基本媒介对其所在文明的意义，是难以评估的，因为评估的手段本身受到媒介的影响。其实，评估本身似乎是某种类型的媒介的特征。”（伊尼斯，2003a：5）历史哲学只是一种启发认识论想象力的视角，仅此而已。柯林斯自己所书写的《发现社会之旅》等学术著作，也面临着无法自证其科学性的问题，因此用科学性来批评伊尼斯属实有些牵强。
　　其二，偏向是媒介固有的性质，还是发生在媒介使用实践之中？卡罗琳·马尔文（Carolyn Marvin）认为伊尼斯“没有意识到意义并不存在于技术对象中，而只存在于社会赋予它的特定实践中”（Marvin， 1983：35）。这种观点其实是在质疑伊尼斯的技术决定论，不过，这种质疑也只是老生常谈。伊尼斯的问题并不在对技术对象的强调，而恰恰是对技术对象的强调还不到位，伊尼斯并不敢承认技术生成了社会实践者的主体性，因而其著作的立场显得有点暧昧。实际上，伊尼斯的媒介观还是太保守了。
　　其三，“时间/空间”的二分法是否有效？有学者质疑伊尼斯对空间和时间的理解，认为他将空间和时间机械地对立起来。比如，大卫德维兹就指出时空偏向秉持割裂、低速、静态的时空观，对伊尼斯来说，时间是线性、连续、单向流动的，空间则是距离和面积在地理上的延伸，并且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独立和分离的（Davidowitz， 1977：29）。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是同一媒介从其物理特性的角度讲既可能有空间偏向，也可能有时间偏向。今天的媒介如互联网，既能实现时间偏向，又能实现空间偏向，所以用伊尼斯的标准，我们寻找不到他所说的空间偏向和时间偏向的典型媒介。相反，我们会发现，伊尼斯对某一媒介物的偏向在不同的历史场景里会自相矛盾。就连总是天马行空的麦克卢汉也发现了这一点，他在《传播的偏向》一书的序言中抱怨道：“认为伊尼斯已经从他的历史检验得到了大多数洞见，那是误解……有的时候，伊尼斯把书面形态和口头形态的相互作用搞错了。”（伊尼斯，2003b：麦克卢汉序言4）所以，相比于前两种质疑的声音，这是更关键的问题，它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媒介偏向论如何看待人与媒介技术的关系。
　　
二、偏向论的哲学底色：媒介静力学
　　伊尼斯笔下的“媒介”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信息和知识的承载物与书写材料，如石头、莎草纸；二是信息形式本身，如口语、文字、字母表。这种媒介观与芝加哥学派一脉相承。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Charles H. Cooley）曾为communication下过这样的定义：“这里我所指的communication，是人为了发展彼此间的关系而依靠的一种机制——包括心灵中的一切符号，加上在空间里传达这些符号的手段，以及在时间里保存这些符号的手段。”（Cooley， 1909：61；彼得斯，2017：14）由此可见，伊尼斯的媒介定义简直是库利的翻版。彼得斯曾剖析了communication一词的四重含义，除了“传授”、“迁移”、“交换”三个动词释义之外，第四种意思指的是“各种各样的符号互动（symbolic interaction）”，彼得斯正是以芝加哥学派对communication的定义来阐释的，并表示：“在我的这本书（《对空言说》）里，我使用复数‘communications’时，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该词。”（彼得斯，2017：14）这也解释了为何伊尼斯的名著《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的书名中，communications一词用的是复数。因此，尽管伊尼斯与芝加哥学派之间的关系在思想史上存在争议（凯瑞，2019：131），但无可否认的是，“他的研究从理论到方法，确实有很大一部分建立在以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学派基础之上”（胡翼青，2007：168）。
　　彼得斯对伊尼斯的媒介观有更深的挖掘和阐释，不吝赞美地将伊尼斯奉为“最早坚持认为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应该在媒介理论中居于核心位置的人”（彼得斯，2021：21）。他对伊尼斯的媒介观颇为认同，即“任何复杂的社会，只要它需要凭借某种物质来管理时间、空间和权力，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社会拥有了媒介”（彼得斯，2021：23）。彼得斯通过这种对媒介的理解发现，所谓“大众媒介”其实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例外，而非常态。因为，今天的数字媒介与古代媒介其实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如记事簿、索引、人口普查、历法和目录等一直都被用来记录、传输和加工文化，用来服务君王、统治臣民和管理数据，还用来组织时间、空间和权力”，反倒是20世纪的“大众媒介”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这个时期的媒介注重内容生产，并形成体型庞大的新闻和传媒机构，“雷蒙·威廉斯说，实际上在人类媒介发展史上，媒介被如此使用其实并不太常见”（彼得斯，2021：22）。因此，在彼得斯（2021：23）看来，伊尼斯关于媒介的眼光和观念具有“跨越时空的解释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伊尼斯确实对彼得斯的媒介基础设施理论有贡献。
　　进一步地，彼得斯将“偏向论”总结为“杠杆原则”（principle of leverage），指的是“一个支点，凭借它能将影响力聚焦于人和自然”，例如书写之术、文献记录、父权制，这些都是能够控制时间、空间和权力的“媒介”。彼得斯以文献记录（documentation）为例，说明媒介的力量。西班牙国王菲力二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任何人或物，只要没有被文献记录下来，就相当于不存在”。由于这句话生动地诠释了媒介“既能描述世界，又能操纵世界”的能力，成为德国媒介学者最喜欢引用的话。而在彼得斯看来，这句话恰恰贴切地阐释了伊尼斯的观点。“伊尼斯充满洞见，其中之一就是认为，伴随着任何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会出现一个新的专家阶层，他们深知该如何利用其新媒介专长，并为之设立准入标准。……在获得垄断权力之后，这一阶层会进一步以他们的媒介专长作为‘杠杆’为自己攫取更多的利益。……媒介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理解时间、空间和权力之间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动态比率关系”（彼得斯，2021：24-25）。由此可见，在彼得斯的笔下，伊尼斯的媒介对世界的影响就表现为杠杆作用，媒介凭借杠杆作用，成为世界的支点，“媒介不仅仅是‘关于’（about）这个世界的，而且‘就是’（are）这个世界本身”（彼得斯，2021：24）。如今看来，这是一种极具“存在论”色彩的解读。
　　不只是彼得斯，荷兰媒介学者约斯特·范龙（Joost van Loon）也主张从现象学的立场出发挖掘“偏向论”的理论潜力。范龙在《媒介技术：批判的视角》（Media Technology： Critical Perspectives）一书中指出，媒介和传播研究的多数脉络都没有将媒介作为现象来分析，而是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将重心放在权力批判、资本积累、意识形态、社会互动和流行文化等方面，媒介则往往成了一个“黑匣子”（van Loon， 2008：2），因此他主张用现象学的方法来解决大多数研究认为理所当然的问题，那就是媒介本身（van Loon， 2008：3），伊尼斯的“偏向论”就成为他破局的一个起点。“伊尼斯对偏向的使用帮助我们打破了对媒介本质的特定盲点，即传播的物质（of）和传播中的物质（in）。偏向使我们能够将媒介事件的权变（contigency）重新置于我们对传播的思考的中心”（van Loon，2008：23）。权变是一种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也是多种因素勾连的结果，因此，不同于马尔文，范龙不认为偏向只是媒介的内在属性，“偏向并非媒介内在特性的简单结果，而是物质、形式、约束使用（binding-use）和专业技术（know-how）的相互勾连，其间媒介的使用方式会被配置、修改和转移”（van Loon， 2008：26；于成，2022：102）。物质、形式、使用、专业技术，四重因素共同产生了媒介的偏向，这四种因素对应的正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通俗来说，偏向的形成并不只是由物质材料决定的，石头坚硬耐磨就必然能够成为记录信息的媒介载体吗？石头还可以用于建造城邦、打击侵略者、作为祭祀圣物，而当它作为媒介时又必然会成为主导媒介并导向特定的政治结构和文明形态吗？安格斯就发现，在伊尼斯的讲述中，“水”这个例子在不同的环境中产生了不同的偏向。在埃及，预测尼罗河每年洪水汛期的需求产生了日历和精确计算时间的方法，但是在巴比伦，如何将分散各处的水引流向合适的地方进行灌溉，解决的却是空间的问题。“水，在埃及的例子中导致了一种强调时间的媒介，而在巴比伦，它导致了对空间的强调。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下，水都是争论的对象，但‘媒介’是不同的。……一种传播媒介的特征不能通过它所涉及的对象的物质特征来定义，而只能通过处理该对象的方式来定义。……传播媒介既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社会关系”（Angus， 1993）。
　　然而，伊尼斯没有彼得斯和范龙想得那么复杂，或者说，他们只是想借伊尼斯来表达自己的媒介哲学，而伊尼斯本人并未这样考虑问题。伊尼斯的一些观点可能对现象学取向的媒介技术哲学有启发，尤其是他对媒介可见性和媒介物质性的敏感，对媒介作为帝国重要基础设施的洞察，但也就仅此而已。当伊尼斯把媒介理解为客观存在的媒介物时，他已经与现象学的视野无缘。所以，伊尼斯的媒介不具有生成性，这些媒介既不可能生成世界，也不可能生成使用者的主体性；它不是行动者，而只是一种具有偏向性的构造，就像是加速度运动中支撑小车的斜面。所以，伊尼斯虽然在讨论经济史和文明史这种具有时间演变色彩的话题，但他所说的媒介是安静的空间结构，没有媒介本身的动态性和行动性，所以伊尼斯所看到组织社会的力是一种非时间性和非动态性的结构性力量，他讨论的媒介所建构的社会基于一种社会静力学的立场。伊尼斯从来没有脱离过主体主义哲学和二元论，人和媒介依然是主体与工具、行动与支撑的关系，甚至他的时间/空间偏向就是典型的二元论。伊尼斯关心的是帝国，是建立在不同媒介结构和媒介背景上的帝国会有何种不同，虽然他根本说不清这一点。用一个静止不变的理想模型去框定并剪裁复杂、动态、变动不居的历史，摒弃不符合模型预设的异例，这体现了伊尼斯静态和结构性的世界观。
　　与伊尼斯不同的是，现象学技术哲学不会将媒介等同于媒介物，相反，这种思想会认为媒介物是生成的结果，当某种物成为关系的节点或行动的背景，媒介物便应运而生，所以媒介不存在，只有生成的媒介物。像伊尼斯那样，把莎草纸、石头和马匹当作是天然的媒介物，显然在本体论的起点上就与这种观念不一致。同时，也没有什么天然偏向空间或偏向时间的媒介，这些偏向都是在媒介物生成的过程中形成的，都是在具体场景中生成的。所有的物都有可能在某个场景中生成为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媒介。也就是说，偏向不存在，只有生成的偏向。非但如此，一旦媒介物生成，它就会限定人的主体性，所以媒介物会体现出其行动者的色彩。这不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产物，而是在口头传统的时代便是如此，只是人们在当时并不这么理解这一问题。说到底，媒介是生成性的：“媒介的生成性体现为媒介将一切人与物都转化为媒介而建构了这个世界，这个生成的过程就是一个同化的过程。媒介之所以通过中介可以建构出一个世界，只是因为它可以将一切都转化为媒介。这是媒介何以成为行动者的前提。”（胡翼青，谌知翼，2022）媒介的生成性，就意味着一切都处于运动的不确定性中，所以用结构性的媒介静力学来理解媒介，理解媒介对制度和文化的建构是不够的。其实从一开始，任何媒介物都处在生成的过程中，只是节奏没有那么快，生成和行动的能力也不如当代人工智能媒介那么强。在口语传播的时代，这种行动力就一直存在，只是很难被发现，所以那个世界勉强可以用媒介静力学来解释和描述。今天，基于二进制编码的人工智能语言大模型、社交媒体机器人和算法软件因为公认的算力规则而形成了强大的行动力，面对这样强有力的媒介世界，媒介静力学的世界观显然不够用了。如果今天还有人用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及其平衡来解释我们这个时代的传播，实在显得不合时宜，个中原因就在于媒介静力学的认识论范式已经与今日媒介所建构的世界渐行渐远。这种感觉就像是相对论出现后，牛顿力学突然发现了它的适用范围和边界一样。
　　伊尼斯用媒介静力学引发了媒介之于帝国意义的讨论，但受限于自己的时代和学科背景，并没有在人与技术关系的阐释上迈出更具革命性的一步。当然，伊尼斯没能更进一步的根本原因还是他不敢相信和不敢承认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强有力的社会行动者。但即使如此，标签仍然如狗皮膏药一样地贴了上来，几乎当时所有关注过伊尼斯的学者都给予传播偏向论以“技术决定论”的简单粗暴评判。这让我们对伊尼斯的境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那个时代，即使仍然强调人的主体性，只是建议人们更多关注物和技术的重要性，也会被看作是技术决定论者。也许单单是害怕被称为技术决定论者，就限定了伊尼斯更大胆地去接受一个像主体一样行动的技术系统。然而，这个技术系统及其高度技术理性的逻辑，已经成为今天所有发达国家制度的共同特征。
　　
三、人与媒介的调试：复杂系统与媒介动力学
　　在1951年给伊尼斯的一封信中，麦克卢汉写道：“《帝国与传播》里有些话似乎暗示说，有可能组织起整整一个学派。”（麦克卢汉，2005：253）这说明，早在1950年代麦克卢汉就敏锐地意识到，伊尼斯不仅为理解媒介技术的影响提供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同时也打开了建立一个学派的大门。事实上，麦克卢汉的这一说法此后确实在媒介环境学派身上实现了。然而伊尼斯对麦克卢汉的欣赏反应平淡，这可能是因为他认为麦克卢汉的技术观和他没有什么共通之处。这一点笔者倒是高度认同，麦克卢汉在给《帝国与传播》一书写序时，把传播的偏向理解为一种心理模式或机制的倾向：“伊尼斯把这种心因性机制叫做‘传播的偏向’”（伊尼斯，2003b：麦克卢汉序言3）。这完全是麦克卢汉的自作主张，而且被麦克卢汉这么一演绎，传播的偏向竟然有点像文化研究的重要概念“情感
　　结构”。
　　不过，伊尼斯去世很早，麦克卢汉及媒介环境学派以其理论为尊，并以自己的方式阐释其理论，这一切都是伊尼斯本人无法决定的后事。其后主要的媒介环境学者几乎都会围绕“偏向”做些文章：麦克卢汉的“感官偏向”、波兹曼（Neil Postman）的“意识形态偏向”、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的“场景偏向”、尼斯特洛姆（Christine L. Nystrom）的“思想、情感、时间、空间、政治、抽象和内容偏向”，等等。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冷热媒介”也被认为是以偏向论作为前身（Heyer， 2003：61），林文刚更是在《媒介环境学沿革》一书引言中，以传播偏向论为基调，确立了媒介环境学的三个深层命题：
　　其一，媒介不是中性、透明和无价值标准的渠道，媒介固有的物质结构和符号形式发挥着规定性的作用，塑造着什么信息被编码和传输、如何被编码和传输、又如何被解码；其二，每一种媒介独特的物质特征和符号特征都带有一套偏向，这个命题是对第一个命题的逻辑延伸，即不同传播媒介中固有的不同的物质形式和符号形式，预先就设定了相应的不同偏向；其三，传播技术促成的各种心理或感觉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结果，往往和传播技术固有的偏向有关（林文刚，2007：30-31）。
　　不知道伊尼斯看到关于媒介偏向论的各种阐释会怎么想，但媒介环境学派对“传播偏向”的重视和再阐释让这个概念成为媒介环境学派的共同起点，从中折射出他们关于媒介相关基本问题的看法和共识。因此，相较于“冷热媒介”、“媒介即人的延伸”、“媒介四定律”等理论，“媒介偏向”更合适成为透视媒介环境学整体思想特征的起点。在几代媒介环境学人的“努力”下，“偏向”如今俨然成了特征、属性、取向的同义词，常常被用来对媒介进行二元对立的划分，而这种划分的终极目的则是在这二元对立的状况下寻找平衡。这些划分中最著名的就是麦克卢汉的“听觉/视觉”和梅洛维茨的“前区/后区”。
　　然而，尽管媒介环境学者从各自立场出发随意使用“偏向”这个概念，但他们与伊尼斯有一点完全一致，那就是从媒介静力学的角度去理解媒介环境。媒介环境学很少从生成性的角度去思考媒介的问题，他们也只能从偏向的角度去理解媒介为什么能够作用于社会，其终极关怀也始终是社会和人的平衡问题（林文刚，2007：9）。他们并不反思伊尼斯的媒介观，也没有意识到伊尼斯对媒介偏向的强调已经变成了一种静态平衡的神话，相反，他们对伊尼斯的深层逻辑照单全收。媒介环境学对环境的静态和均衡的过度强调，“极大地忽略了媒介生态的时间性、运动性和不确定性”（胡翼青，李璟，2022），在主张动态性和生成性的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ies）看来，北美的媒介环境学本质上是文化环保主义者，“利用媒体研究来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人类文化观”（福勒，2019：7）。这样做的后果是，媒介环境学已经越来越不具有对当下人工智能媒介和数字媒介社会的阐释力，他们从最为激进的技术观回到了最为保守的社会观。
　　从马修·福勒、许煜、库尔德利、赫普等人当前的研究来看，学界已经广泛意识到建立一种新的媒介观的必要性，必须超越伊尼斯和媒介环境学的媒介静力学，必须打破那种静态平衡的媒介环境观，找到媒介与社会的动态平衡。因此，笔者将这种新媒介观称之为“媒介动力学”：“如果说，以前传播学以一种结构功能的静态视角来看待媒介与社会的关系，那么今天可能需要用一种行动者的动态视角来审视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所以笔者倾向于将大众传播研究时代命名为‘媒介静力学’时代，而将当下的传播研究命名为‘媒介动力学’时代。”（胡翼青，胡欣阅，2023）
　　这个隐喻当然是不严谨的，但它的优点是直白。静力学和动力学是力学的重要内容，物理学中最早建立和发展的分支就是力学，“早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就在生产劳动中应用了杠杆、螺旋、滑轮、斜面等简单机械，从而促进了静力学的发展”（郭奕玲，1993：6）。古希腊时期，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和浮力原理奠定了静力学的理论体系，随着航海、战争和工业发展的需要，以开普勒、伽利略、牛顿为代表的自然哲学家对运动物体的广泛研究开启了动力学研究的新时代（郭奕玲，1993：6-7）。静力学和动力学构成了经典力学的两大部分，③静力学研究物体在力系作用下的平衡问题，而动力学则对物体的机械运动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作用于物体的力与物体运动状态变化之间的关系（哈尔滨工业大学理论力学教研室，2016：247）。简言之，静力学关心物体如何保持平衡，动力学则关心物体如何运动。
　　19世纪，被誉为“社会学之父”的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在巨著《实证政治体系》（System of Positive Polity）中将这对物理学概念引入社会学，提出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以此构建他的社会学体系。“社会静力学揭示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社会动力学叙述这一基本秩序在达到实证主义这一最终阶段之前所经过的曲折历程”（阿隆，2015：65）。承袭了孔德思想的斯宾塞则在《社会静力学》一书中做了进一步的界定：“社会哲学可以恰当地划分为静力学和动力学；前者探讨一个完善社会的平衡状态，后者探讨社会向完善状态发展所依靠的力量。前一个的目的是要决定我们为了获得完全的幸福必须服从哪些法则；而另一个的目的则是分析使我们能够去服从这些法则的力量。”（斯宾塞，1999：224）可以看到，孔德和斯宾塞在将静力学和动力学迁移到社会学中时，悄悄转换了问题域：社会静力学关心的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协调的问题，最终目的是稳定和平衡，和物理静力学的目标一致；社会动力学关注的却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运动问题，而是如何达到稳定和平衡这一最终状态的过程，突出的依旧是平衡。换言之，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强调的并非静与动，而是静态平衡与动态平衡。
　　究其原因，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表面上源于物理学，实际上以生物学为思想基底。孔德指出，自从生物学这门学科建立起来之后，科学从解析性的科学转变为综合性的科学，具体来说，“物理学和化学这种无机性科学因为是研究孤立的现象之间的规律的，所以是解析性的科学。与之相反，在生物学上如果人们不研究生命体的全貌，就无法对某一器官或某种功能做出解释。某一特定的生物现象只有在与整个机体相比之下才有自己的意义并得到解释”（阿隆，2015：50）。孔德认为，生物学所代表的“整体先于局部”的思想，应当移植到社会学中，这就构成了孔德社会学体系的思想基础。因此，同样深受生物学和生态学影响的媒介环境学将平衡问题作为终极关怀，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回到物理学，建基于牛顿力学之上的经典物理学大厦在20世纪几遭颠覆，确定性的时空观和宇宙观受到质疑。决定论和确定性是牛顿世界观的两个附加原则，“如果控制运动物体行为的定律已经建立，如果自然界是统一的，如果每一种物质都是由具有整体性质并遵循相同运动定律的较小物体组成的，那么至少在理论上，未来物理世界的所有运作都可以确定……将宇宙——或者至少是物理宇宙——视为钟表机器：完全对称，绝对精确”（Nystrom， 1974：53）。17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物理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两个时期，“前者以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出版为标志，宣告了近代经典物理学的正式创立；而后者则为我们带来了相对论和量子论，并彻底地推翻和重建了整个物理学体系”（曹天元，2006：1）。因此，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变”的转折点（Boulding， 1956），在牛顿创立的经典力学统治了世界整整两个世纪之后，“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宇宙的科学模型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变：从原子论到整体论，从机械论到随机论，从确定性到概率论”（Nystrom， 1974：5）。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终结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念，时间并非线性流逝，空间也并非稳定不变，时间和空间密不可分，并且会因观测者而弯曲改变，如尺缩效应和钟慢效应。不过，牛顿世界观中的另一个原则未被质疑，即可预测性——大自然是一个规则、统一且连续的封闭系统，因此原则上是确定的和可完全预测的（米歇尔，2018：22）。1927年，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提出“测不准原理”，证明不可能同时准确测量粒子的位置和动量，而后混沌（Chaos）理论的确立更是给了精准预测以致命一击。简单来说，混沌理论是非线性动力系统研究的重要部分，线性动力系统与非线性的核心区别在于，对于前者来说，整体等于部分之和，例如乐高积木，部分组成整体，整体可以还原为各个部分，因此输出可以根据输入来预测；而在非线性动力系统中，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例如气象、交通、股票，“变化、难以预测的宏观行为是复杂系统的标志”（米歇尔，2018：47）。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前后，传播学谈复杂科学只是一种时髦，那么今天传播学谈复杂科学便成为一种必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人机交互新纪元的开启，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媒介现实要求传播学必须抛弃简化、线性、静止、决定论的媒介观。在这种境况下，传播学是否还能有把握将媒介仅仅视为可以认识、了解甚至掌控的对象？如果不能，应该如何理解人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复杂系统和混沌理论为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媒介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系统，其间活跃着诸多人类行动者与非人行动者，各自的行动共同生成了不断变化、难以预测和把握的媒介环境。一定程度上，ChatGPT、Midjourney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广泛应用，让“作为复杂系统的媒介环境”从抽象的隐喻成为可触可感的现实，它们为平台世界增添了新的动力机制。
　　海德格尔的“在手（Vorhandenheit）/上手（Zuhanderheit）”和麦克卢汉的“外观（figure）/背景（background）”，这两对关系由于在技术现象学上的相似性，共同构成了人与媒介的两种相处方式：媒介或者出现在前台，发挥居间调节的作用，成为人所认识和把握的对象；或者隐匿为背景，以不被人觉察的方式将其浸润其中。但是今天强大的媒介系统已经既不甘心居于前景，被人轻易把握，又不情愿隐于背景、默默无闻。因此，ChatGPT这样的基础设施媒介的强大之处就体现在，它实现了居间性和背景性的统一，“它不仅默默地服务于人们的社会交往，而且也同时会在工作和学习世界里高调地扮演着引人注目的角色……它不仅将人‘浸润’其中，而且会在人与世界的几乎每一次联结中都扮演中间者的角色，而人的主体性也将因此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胡翼青，胡欣阅，2023）。也就是说，在前景/背景、在手/上手之外，必然存在第三种人与媒介的相处方式，并且第三种方式促成了两对二元关系之间的切换。例如在观察话筒时，我们知道了话筒的大小、重量、颜色，话筒作为前景与我们构成在手关系；而当我们使用话筒演讲时，话筒与舞台、灯光、音响一起隐匿而去，成为背景的一部分，在发生故障时才会再次凸显。看起来这两种关系已经穷尽了我们与话筒之间的关系类型，但实际上，还有一种关系更为常见却总被忽视——调试。正式演出之前，我们要对着话筒说“喂喂喂”，根据现场反馈进行调整和适应，这时，话筒虽然在我们意识的中心，但我们并没有将话筒作为凝视的对象，而是在与话筒的互动过程中调试彼此，“我们更加自觉地去聆听来自媒介的反馈，并有意识地把它们和自己的身体相整合协调”（胡翌霖，2017：46）。“调试”这个概念被本雅明用以讽刺机械复制技术大行其道后，受众和生产者在界面的两端所展现的行为。其实，调试关系在今天的媒介实践中更加普遍，像ChatGPT和Midjourney这样生成式人工智能，人们并不是在“使用”或者“观察”它们，而是“调试”，人们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提问方式，“喂”入充足的材料，在持续的互动中获得满意的答案，而“AI训练师”这类职业的出现更是调试模式的一种直观化表征。因为这种调试，一切坚固的结构都已经烟消云散，人和技术各自的特征都在互动中以彼此为前提，不断生成与变化。
　　当我们几乎已经触摸到媒介动力学研究的观念时，新的问题随之显现，今后的媒介动力学研究想像伊尼斯的媒介静力学那么自信地回答帝国与传播的确定性关系已经不可能了。诚如哈曼所说，理论和实践都无法穷尽对象的存在，“我们遇到的并不是实在本身。我们对诸物的知觉和使用并不会穷尽诸物的存在；物都有不可穷尽的存余”（哈曼，2018：78）。而且，由于当代媒介技术的高度生成性，使物的不可穷尽的存余变得更加不可知了。在媒介动力学生成性的语境下，也许只能通过否定，才能知道我们知道些什么；也许只有通过揣测，才能想象不可穷尽的残余。■
　　
注释：
①今天在英文世界里搜索media bias，得到的结果大多和伊尼斯无关，而是媒体报道的偏见，因此Heyer（2003:61）建议用medium-bias加以区分。
②在本文中，当bias用于形容人时译为“偏见”，形容物时译为“偏向”，伊尼斯同时使用这两个层面的含义。
③严格来说，理论力学包括静力学、动力学和运动学，其中，运动学主要做的事描述物体的运动，而不探究物体为何运动，由于与本文讨论的主题关联不大，不作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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