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炜漫 李红涛
　　【本文提要】随着民粹主义在全球崛起和新闻生产分发的透明化，来自公众的极端批评日益频繁地介入新闻生产和扩散过程，挑战新闻人的文化权威和自主性。本文运用深度访谈法，考察新闻从业者对极端批评的界定、阐释与应对，以此理解他们如何构想新闻业-受众关系的特定面向，在公众警觉的目光下“做新闻”。研究发现，新闻从业者将极端批评视为有别于传统媒介批评和温和公众批评的新日常，其表现因媒体类型而异，具有双重性。面对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潜在的寒蝉效应，新闻从业者发展出一套兼具制度化和临场发挥特性、明确性和模糊性的应对策略，包括去正当化、精选评论、预判式调整产制常规以及诉诸职业共同体支持，以此展开面向公众的实践调适，捍卫自身的专业权威。
　　【关键词】极端批评 新闻从业者 动态调适 职业共同体 专业权威 网络暴力
　　【中图分类号】G210
　　
一、引言
　　2022年3月21日，东航一架客机坠毁，机上乘客和机组成员全部遇难。事发后不到24小时，《人物》就在其微信公众号推出特写《MU5735航班上的人物》。报道随后在朋友圈刷屏，但也引发了批评与攻击。在“人血馒头”、“二次伤害”等寻常指摘之外，还有批评者谈及灾难报道中的“侵扰悲痛”①，相关批评也蔓延至微博等其他社交媒体平台。面对争议，《人物》在3月23日下午删除了这篇报道。
　　《人物》的遭遇并非孤例。实际上，近年来国内媒体因遭到公众批评而主动或被迫修改乃至删除报道的案例不时出现。譬如，在“鲍毓明性侵养女案”中，财新网采访当事人以及相关人士，刊发特稿分析案件背后的疑点，引发网友痛批“试图洗白犯罪嫌疑人”，记者也遭到网暴，财新网发表道歉声明并删除了报道。
　　上述案例中，网民或公众对个人或机构的辱骂与贬低，似乎逾越了传统的媒介批评范畴：它们不遵守理性、文明等公共言说规范，也无意于参与或推动富有成效的对话（Waisbord， 2020）；其形式不一，大多较为偏激，具有强烈的攻击性；其攻击目标涵盖广泛，从宏观的传媒体制到中观的组织管理、报道策划，再到微观的传播者专业素质或伦理道德。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网络喷子”对新闻从业者和组织的在线攻击，也被认为超出了合理的边界（药琦，谢紫怡，2023）。有学者以“在线骚扰”（online harassment）甚至“暴民审查”（mob censorship）形容之，并将其与民粹主义的崛起关联起来（Waisbord， 2020）。这类批评会对记者造成生理伤害或心理创伤，甚至有可能引发自我审查和寒蝉效应，蚕食新闻业的自主性与专业权威。在美国，CNN等媒体的记者就经常遭受在线攻击，这令他们在新闻生产中回避部分极右翼消息来源，乃至抗拒生产可能招致攻击的报道（Waisbord， 2020）。相比之下，中国并不存在政治极化背景下的“党同伐异”，但来自公众的在线攻击也带有一定的民粹主义倾向。
　　目前，新闻业界和学界更多聚焦于数字空间中来自公众的、日益激化的媒介批评本身，而很少考察它在新闻编辑室激起的回响。本文将目光转向新闻编辑室，运用深度访谈方法，考察这类极端的公众批评对新闻从业者和新闻生产造成的冲击和新闻室里的应对。对新闻工作者而言，界定与应对可能的极端批评成为一项实践任务。相应地，我们致力于探讨新闻从业者如何区分传统媒介批评和极端批评，如何发展出对后者的实践理解（pragmatic understanding），并据此因应实际或潜在的风险，这种因应策略如何因机构属性、政治文化、数字技术条件而不同。本研究一方面可以为理解全球范围内的公众媒介批评贡献新的案例和视角，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理解中国新闻人如何构想新闻业-受众关系的特定面向，在公众警觉的目光下“做新闻”。
　　
二、传统媒介批评与极端批评
　　在宽泛意义上，媒介批评指向新闻人以及新闻界与其受众之间关于新闻业在民主社会中角色和表现的辩论（Wyatt， 2019）。媒介批评被视为建设性交流（Cheruiyot， 2018；Craft et al.， 2016），建基于理性、理解、平等和宽容等价值观，致力于改善新闻实践（Waisbord， 2020）。在其建构的对话空间中，新闻从业者与批评者不断协商规范，一同建构媒介的社会角色，树立其合法性与新闻权威（谢静，2004）。
　　媒介批评的主体多元，其中，来自社会公众的批评倍受研究者关注。一方面，尽管新闻生产仍植根于传统规范，但新闻机构日益对公众开放、鼓励公众参与，希冀与之理性对话（Waisbord， 2022），赋予新闻业新的生产力。新闻业界和学界都对公众媒介批评抱有比较高的期待，认为它能够促进新闻参与文化、公共领域沟通民主化（张启锐，王辰瑶，2023）。另一方面，媒介机构不再是新闻事件的首要阐释主体，新闻职业的专业控制和社会公众的开放参与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陆晔，周睿鸣，2016）。全球新闻业都面临着来自公众的合法性挑战（Deuze et al.， 2007），其自主性与专业权威遭到进一步蚕食（Ekstrom & Westlund， 2019）。
　　然而，网络空间中滋生的公众媒介批评与新闻界的期待不尽相同，其间不乏攻击性内容。它们不再是对操作技巧或专业规范的指摘，而是带有更深的权力争夺意味（梁鹏，2014）。它们介入对新闻的界定，在实践层面阐述新闻业的规范（潘忠党，陆晔，2017），甚至试图挑战乃至消解新闻人及其新闻实践的合法性（Carlson， 2018）。韦斯伯（Waisbord，2020：9）径直以“暴民审查”一词来形容公众媒介批评中的激进形式和极端内容，强调其内核是“自下而上的公民私刑”，旨在通过话语或肢体暴力对记者施压，从而规训新闻从业者，争夺新闻权威，“将新闻业推向沉默”。
　　概言之，在传统媒体批评和极端批评之间，横亘着普通人根据其生活经验评估媒体报道的中间地带（药琦，谢紫怡，2023）。在这当中，媒介批评中的“公众”可能会蜕变为韦斯伯口中的“暴民”，这既取决于批评主体的性质和动机，也取决于批评的可接受度（Cheruiyot， 2022）。部分批评主体被认定为“合法”批评者，其批评实践仍能引发新闻从业者反躬自省（李艳红，龚彦方，2014），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但就“暴民”而言，不论其以个体抑或群体面目出现，都具有流动无序和草根的特点，带有强烈攻击性和不确定性，经常被归入互联网监管和治理对象的范畴（Urry， 2007）。需要说明的是，韦斯伯所说的“暴民”（mob）并非政治哲学中妨碍或服务于现有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工具，而是对记者和新闻组织展开持续在线骚扰的主体。
　　而理性或温和的“批评”之所以滑向极端的“审查”，则是因为它牵涉到一系列攻击性行为，从谩骂、威胁，到恐吓甚至诉讼（Corduneanu-Huci & Hamilton， 2022）。不同于由国家或市场力量主导的传统审查，这类由普通公众主导的“新式审查”（Bunn， 2015），会依托各类社交媒体平台，生产针对新闻从业者的敌对话语，属于分散的在线草根行动（Waisbord， 2020），不受特定组织的约束。
　　不同新闻从业者遭遇的极端批评存在一定的内部差异。就组织地位而言，权力地位偏高的个体大多为年长男性，他们可能缺乏相关经验，并更在意应对这类批评所需要的成本；处于边缘位置的个体拥有较少的内部资源和支持，其职业脆弱性也更为突出（de Bustamante & Relly， 2021），遭遇极端批评的可能性也更大。此外，记者个体在网络上的可见度以及新闻组织的规模也会影响批评发生的频次和程度（Lewis et al.， 2020）。一项针对芬兰记者的研究发现，现有的极端批评并不局限于社交媒体平台，还会延伸到线下（Kantola & Harju， 2021）。此外，一些攻击虽然打着普通公众的幌子，幕后其实是政府部门或市场力量。相关行动者混入“公众”的行列，在平台上借助数字技术协调行动，引导攻击更广泛的媒体生态系统（Henrichsen & Shelton， 2022）。
　　相较于国外较为丰富的研究，中国学界关于极端批评的案例研究非常少。在传统的公众媒介批评（李艳红，龚彦方，2014；Tong， 2015）之外，仅有寥寥数篇。陆晔和周睿鸣（2016）对“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的分析重心在于协作式的新闻策展，不过，他们的案例分析也显示出，澎湃新闻报道所引发的公众批评被部分记者认为是该组织成立以来的最大危机，其新闻生产打上了鲜明的互联网烙印。《新闻记者》发布的《2022年传媒伦理研究报告》（年度传媒伦理研究课题组，2023）以刘学州事件报道、每日人物的东航失事客机遇难者报道等为例，直指其间的争议以及网暴治理的困难，呼吁“通过行业协会或专业组织展开调查并回应用户对媒体的批评”。药琦和谢紫怡（2023）也考察了刘学州事件中的世俗媒介批评。他们发现，批评者运用了“心惊暴”等侮辱性的称呼来指代“新京报”，并借助话题与审查的技术形式，编织出一套“黑历史”叙述，以传统的道德判断替代争议焦点，进而建构当事媒体道德有亏的形象。
　　本文延续国内外对公众媒介批评的关注，但将视角转向新闻编辑部，考察极端批评对前者造成的震荡与回响。既有研究发现，极端的公众媒介批评在多个层面对新闻业产生了消极影响。记者可能遭遇网络暴力甚至人身攻击，从而遭受不同程度的精神创伤（Barton & Storm， 2014），并出于畏惧而自我审查（Waisbord， 2020），放弃争议性的消息来源或报道素材（Vargas， 2018），甚至退出新闻行业。不少研究者聚焦女性记者，认为她们更有可能遭遇极端批评（Chen et al.， 2020； Adams， 2018），并因此降低自己的网络可见度，与公众保持距离，而不乐意投入在线互动。
　　面对党派化的平台以及高度极化的网络空间，新闻从业者需要维护新闻生产的自主性和专业权威。对记者个体而言，巩固、过滤、合理化、反话语是四种常见的回应公众批评的方式（Cheruiyot， 2022）。其中，反话语指的是记者在平台上积极回击、表达观点。同时，“取消文化”（Cover， 2022）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记者会通过退出在线互动乃至注销社交媒体账号等方式来回避暴民审查，这也被称作“策略性撤退”（Chen et al.， 2020）。
　　在组织层面，大部分机构仍缺乏系统应对此类攻击的政策或做法。与生产流程有关的策略包括技术干预——应用企业平台开设安全账户（仅组织内部认证才可访问特定信息资源）、介入公共搜索（联系平台删除人肉搜索、网络暴力记录）等（Henrichsen & Shelton， 2022），以及调整政策——确保记者个体的安全，并在必要时对部分极端“暴民”采取法律诉讼等反制措施（Chen et al.， 2020）。组织之外，也有研究者探讨共同体的奥援和情感支持（Kantola & Harju， 2021； Tandoc et al.， 2021；李艳红，龚彦方，2014）。
　　由温和趋向极端的公众媒介批评成为全球新闻业不得不面对的新日常，这似乎已经成为不证自明的命题。然而，这种预设可能遮蔽这一现象在不同语境下呈现出的不同面貌。本研究延续编辑部视角下对公众媒介批评的既有讨论，聚焦中国新闻从业者对这类极端批评的理解、阐释与应对。具体而言，研究问题包括：（一）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新闻从业者如何界定、阐释极端批评？如何将之和正常的、正当的公众媒介批评区分开来？（二）新闻从业者如何讲述极端批评的经验？其间浮现出哪些反身性的思考？（三）新闻从业者个体及其所在机构如何将实际的和潜在的极端批评纳入考量，发展出应对之策，从而维护新闻生产的自主性与专业权威？
　　
三、研究材料与方法
　　为了理解新闻从业者及其所在机构对极端公众批评的阐释与应对，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访谈了17位新闻从业者。访谈对象以滚雪球的方式招募，涵盖不同性别、职位、工作年限和供职机构类型（见表1）。从研究主题出发，我们希望寻找到亲身遭遇过极端批评的从业者，或者对之有所听闻并有所顾虑的从业者，由他们来阐释极端批评，并分享应对策略。在受访者中，共有9位有过相关经历，其他受访者则多少有所了解。受访者中党媒记者之所以比较少，除了和访谈实际的困难有关，也侧面反映出极端批评主要的波及对象。本研究聚焦专业媒体从业者，但也以党媒从业者作为重要参照，他们的观点大致上折射出了新闻业内部的差异。就工作职位而言，过半数的受访者是文字记者，近两成是编辑，一成是运营，其余为视频记者、融合和对外记者；工作单位基本属于网络媒体，这类媒体生产的文本更有可能在数字空间中流通，也更有可能招致批评；从业年限最短半年，最长20年。以上访谈对象的工作职位、经验各不相同，大体上可以折射新闻业内部的多元性。
　　具体的访谈工作由本文第一作者完成。访谈时长介于1—1.5小时之间，平均1.3小时；访谈方式包括面对面访问和语音访问，研究者在征得访谈对象同意的前提下录音，访谈对象的信息作匿名处理。访谈围绕从业者对来自公众的极端批评的主观感知、经历和经验展开，访谈对象被要求描述亲身遭遇或分享个人看法，以及个体或组织受到的影响、新闻生产策略的调整等。此外，结合访谈对象提及的代表性案例，我们收集了相关媒体报道的原文、公众评论和当事记者的自述，作为访谈的补充。我们采用主题分析方法（Braun & Clarke， 2006）对相关经验材料进行了编码与分析。
　　
四、模糊的公众批评中间地带
　　如前所述，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大多数媒体而言，极端的公众批评已经成为一种无法忽视的新日常。“暴民”们试图以“闯入者”的身份争夺新闻从业者的管辖权与新闻生产的决策权，他们如影随形，让新闻从业者逃无可逃。中国似乎也不例外。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只要你还面向大众，你就永远没有办法找到纯粹的不挨骂的方式”（Q17）。
　　当然，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并非所有的“挨骂”都应该被归入极端批评的范畴。对于新闻从业者而言，首先需要在极端批评与传统的公众媒介批评之间做出工作区分。公众媒介批评的对象和指向、引证的话语素材、意在表达的观点和诉求多元纷杂（张启锐，王辰瑶，2023），这给新闻从业者的界定和区分带来了实践层面的困难和复杂性。实际上，受访者对“极端批评”并没有精确的操作化定义，甚至没有发展出一个统一的名称来称呼之。他们更多是结合自身经历和既有认知，在极端批评和传统的公众媒介批评之间勾画了一条由内向外、由清晰到模糊的光谱。在最内侧，是针对记者个体、报道文本、媒体组织的攻击与辱骂，向外延伸至其他的情绪化言辞与负面批评，并逐渐与传统的公众媒介批评混同。换言之，在新闻从业者眼中，极端批评与传统的公众媒介批评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存在模糊的中间地带。同时，鉴于中国新闻业的主体多元且复杂，极端批评在与不同话语体系碰撞时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由此衍生出差异化的阐释。
　　（一）人身攻击：针对记者个体的极端批评
　　在访谈中，超半数受访者表示曾亲身遭遇过极端批评。他们大多供职于专业媒体，担任一线记者或运营，也有少数身处后台的编辑。曾供职于一家专业媒体的前文字记者C3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两年前，我当时在X媒体担任文字记者，报道了“错换人生28年”这个事情，后来当事双方出现了很多矛盾。在这个过程中，网友也分成了几派。其中就有一部分人认为不是“错换人生”，而是“偷换人生”，说我的报道不客观、不中立，说我偏袒其中一方当事人。
　　当然，C3并没有把网友关于报道“不客观、不中立”的指摘视作极端批评。在他看来，“记者报道属于正常的职务行为，公众对报道的批评也很常见”。不过，他认为这些不满和质疑更应该“去报社的有关部门或者其他渠道反映”，而不是演变为一种扩大化的、没有事实依据的人身攻击与辱骂，并将矛头从报道内容转向记者个体，导向极端批评：“微博里某一家公司的官方账号，突然开始造谣我为一位当事人提供生理服务。还有很多自媒体和它抱成一团，认为我因为谈恋爱，和某人有一腿，所以偏袒其中一方当事人”（C3）。
　　根据C3的陈述以及网络上的公开资料，除了“造黄谣”，这些自媒体还在微博发布公告，向社会征集线索，表示整理后会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查处。更让C3无法接受的是，对方还试图骚扰威胁其亲友，把他父亲的微博账号也揪出来网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案例中，性别似乎并没有让C3处在相对安全的位置，最终身为男性，他也成了“造黄谣”的受害者。尽管报社内部调查证明C3的报道操作无可指摘，但网暴仍然像“狗皮膏药”（C3）一样无法摆脱。这让他陷入到内耗、抑郁的状态，最终选择离开新闻业，另谋他职。
　　当然，并非所有受访者的遭遇都会如此富有戏剧性，但在他们看来，上述这类针对记者个体的人身攻击和话语暴力毫无疑问属于极端批评的范畴。不同于此前被业界期待的正常的、正当的公众媒介批评，这类攻击不仅会影响个别报道，还可能构成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转折点，对他们的职业生涯和心理健康都产生难以预见的消极影响。
　　（二）模式化攻击：针对报道文本的极端批评
　　在受访者看来，某些特定的报道题材更有可能激起极端的公众批评，批评的话语模式也有迹可循：比如用“人血馒头”（A1， J10）来攻击逝者报道，用“境外势力”、“带负面节奏”（E5， K11）来指摘负面社会报道，用“打拳”、“煽动男女对立”（H8）来斥责性别议题报道，而针对国际报道或者涉及饭圈文化的报道，网友则可能对报道字里行间表现出的“立场”（H8）出奇得敏感。譬如，在俄乌冲突期间，M13所在媒体的公众号刊发的相关报道“澄清了网络里流行的一些谣言”，结果“很多支持俄罗斯、认为乌克兰是纳粹的网民在报道评论区、后台私信指责我们的报道立场有问题，屁股歪，是受到境外势力的指使，这种攻击一直持续了几个月”（M13）。
　　换言之，新闻从业者认为极端批评似乎已经形成套路化、模式化的特点。针对特定的报道文本，可以快速归结到特定的话语结构、话语逻辑，用“背后有境外资本”、“带负面节奏”、“屁股歪”等固定表述对不同报道加以解释。这套话语在当下愈发完备，以至于成为一把“万能钥匙”，被用以攻击新闻作品。
　　此外，受访者也表示，并不是所有的极端批评都囿于上文列举的相对固定的模式或套路。譬如，J10曾针对一桩著名的弑妻未遂案写了一篇深度报道，用“被选中的妻子”来描述当事人。结果被大量可能是女性主义倾向的网民攻击“凭什么用‘妻子’这样的身份来概括受害者”，指摘这样的用词是男性凝视的表现。尽管该记者身为女性，而且“当时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意思，也没有想到网友会这样想”。她将之归因于“有些人比较偏激，会很精准地盯着报道里的某些字眼，把它们不断放大，曲解、臆测记者，然后全盘否认报道原本的初衷和意义。在我看来，这种批评没有什么道理”（J10）。
　　再比如，H8因为曾在供职媒体的抖音账号上发布了一条有关日本人对四川文化了解程度的科普类短视频，被评论区的网友激烈指责这是对四川的侮辱；类似地，G7所在的媒体曾制作了一条有关“民国渣女”的知识类短视频，被大量网友抨击“怎么不说民国渣男”。可见，与正当的、可以预见并能够接受的公众媒介批评不同，这类批评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独断性，是难以预见的骂名。就像受访者所说的，“有时候都不知道报道的哪些内容戳到了他们的痛点，比较散漫和随机，但又随时都在”（I9）。
　　当然，在新闻从业者看来，极端批评也可能以相对偏激的形式倒逼媒体更加专业，尤其是使媒体在伦理道德或社会热点议题上趋向于相对谨慎与克制的表达方式，进而把报道打磨得更加扎实。这一点在实际的新闻实践中也可以窥见。譬如，在前文提及的东航事件中，继《人物》删除争议报道之后，其他媒体随后发布的报道都显得“求生欲极强”（E5）。譬如，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刊发报道《我愿意讲述：姐姐姐夫都在那架飞机上，还有1岁半的外甥女》，标题直截了当，凸显出遇难者家属的意愿，以此规避潜在的新闻伦理争议。
　　（三）差异化攻击：针对媒体组织的极端批评
　　在西方的语境中，新闻业的权威建构往往围绕新闻专业主义开展；然而，在中国复杂而独特的媒体生态之下，“体制内”和“体制外”反而充当了媒体机构公众认可度的重要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不同类型的媒体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供职于不同机构的从业者所遭遇的极端批评的形态各异。此外，由于中国新闻业共同体的内部分化（周睿鸣，徐煜，李先知，2018），不同类型机构的从业者对于极端批评的阐释也有差异，因而没有形成清晰明确的行业共识。
　　大部分供职于专业媒体的受访者认为，相较于官方或主流媒体的从业者，他们会更频繁地遭遇极端批评。更重要的是，当中很多批评无关报道本身，而是关乎媒体的市场导向以及相应的公众感知或偏见。“这些人看报道的时候，不会看你写了什么，而是一上来就给你下一个评断，比如澎湃新闻就是‘吃人的媒体’，新京报就是‘心惊暴’，财新就是‘外资势力’，而且我觉得这几年这些声音越来越多了”（D4）。这一点也可以在刘学州事件中得到充分的印证，当时有大量网友在新京报的微博评论区用“心惊暴”这一谐音标签来抨击该媒体发布的视频报道，并列举种种“黑料”来佐证其“黑历史”（药琦，谢紫怡，2023）。
　　此外，针对媒体机构的极端批评不仅出现在报道发表之后，还会出现在新闻生产环节，为其设置障碍。供职于某专业媒体的A1告诉研究者，他曾在微博私信某些博主，希望可以采访他们，但在告知对方供职单位后，对方却直接指责他“为什么要关注这个”、“是不是又想要恶意抹黑、带负面节奏”（A1），甚至将私聊截图公开，曝光A1的微博账号，并引导其他人攻击记者。有些记者因而甚至不敢告知采访对象确切的单位信息，“约访的时候，我会讲自己是某个地方报业集团的记者，但我不会把我具体的单位说出来，怕引起不必要的争端”（D4）。
　　除了针对单个媒体组织，还有类似于“南方系媒体”（B2）这样笼而统之的标签。在新闻从业者看来，尽管大部分人对于这一称呼只有非常模糊且含混的想象，甚至无法确定“南方系”到底包括哪些媒体机构，但并不妨碍这一原本以地理为依据的中性词汇成为最便于统摄、也最有利于公众攻击的标签。
　　相较之下，供职于党媒的两位受访者表示没有遭遇过极端的公众批评，更多只是有所耳闻。有趣的是，对于针对专业媒体的攻击，F6将批评矛头指向遭到公众抨击的记者，认为其根源是当事记者缺乏新闻专业训练，在具体的操作上有失误、不符合行业规范、报道失准。比如针对《人物》有关东航的报道，她认为“从文字水平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但是为什么它会受到这种舆论上的攻击，我觉得不是空穴来风的，就是在操作上有一些失准的，因为在事件没有定性的时候，《人物》就主观地下结论了”（F6）。L12也持类似的观点：“一些报道因为自身存在新闻伦理或是报道操作问题，没有遵循新闻专业规范，才引发了争议和攻击。”
　　可见，与市场化媒体记者的感知相呼应，官方或主流媒体的记者认为所谓的极端批评或“舆论攻击”也关乎媒体组织的身份。但是，不同于前者主张攻击源于公众对机构的偏见，后者将攻击归咎于部分市场化媒体组织或记者“不够专业”（F6），进而将其视作正当的批评，认为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也有市场化媒体记者抱持类似的想法，当中折射出对媒体和新闻生态的自省：“总结起来就是大家不满，对媒体输出的内容不满，媒体都在给大家看些什么垃圾啊”（Q17）；“大家骂‘新京报’是‘心惊暴’，这当中有很多人是真的厌恶新京报的”（B2）。
　　然而，这并不是说党媒就没有遭到来自公众的抨击。譬如，在新冠疫情期间，由于莲花清瘟的相关报道，人民日报就曾被许多网友抨击为“二流报纸”。不过，颇为有趣的是，有两位受访者认为，“这更多的是一种针对媒体报道内容的调侃式的、类似于戏谑的媒介批评，根本算不上是一种攻击”（M13）；“大家说人民日报是‘二流报纸’，因为这个词原来是毛主席说的，说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大家用这个词，我觉得更像是在说一个梗，或者一个政治玩笑”（B2）。
　　从中可以发现，针对中国语境下的极端批评，不同类型媒体从业者的界定、阐释与理解并没有形成共识，反倒呈现出双重的差异化。一方面，在新闻从业者的主观感知层面，专业媒体及其记者更容易遭遇极端批评；党媒的报道即便存在争议，从业者也大多将之归入媒介批评或调侃、戏谑的范畴。另一方面，对于专业媒体遭遇的极端批评，当事人或其他从业者更多将之归咎于网络“暴民”及其对相关媒体机构的偏见，而主流媒体从业者则倾向于强调是从业者的“不专业”让他们遭到了舆论攻击。当然，由于受访者中仅有两位记者供职于党媒，她们的阐释或许带有偶然性或个体因素，未必能够代表更一般的看法。对此，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但无论如何，不同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党派式攻击，中国语境下的极端批评呈现出了较为特殊的面貌。在新闻从业者看来，尽管其指向驳杂，但目标集中在记者和他们所在媒体组织的立场以及背后的资本力量，其核心仍是民粹主义，因而带有强烈的反精英、反资本色彩。
　　（四）多主体联合攻击：导致政治权力施压
　　无论是从媒介批评多元主体的角度，还是从整体性的网络舆论角度，极端批评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网络“暴民”可能与其他批评主体“携手”，而发动的攻击也可能会裹挟其他结构性限制与策略性行动，对新闻人和新闻机构造成冲击。在访谈中，受访者特别提到政治权力这一结构性力量。在他们看来，来自公众的极端批评若与政治权力相结合，会对新闻生产施加更大的压力。
　　受访者K11讲述了他印象深刻的一桩见闻：“去年某地疫情期间很多游客滞留，我的同事针对这个采访了一些游客，发表了报道，但是引发了很多争议。其中有一篇报道被一家自媒体批评‘带负面节奏’，文章用词比较极端，一些网友也转发这篇文章来指责我们”。在K11看来，这种类型的攻击已是见怪不怪，但出乎意料的是，自媒体的文章随后又被当地官方媒体全文转载：“本来只是部分网友在攻击，但这个官方媒体突然把节奏带起来了，舆论一下子就爆发了，然后非常少见地两个媒体在吵一件事情，最后两家媒体都删除了自己的文章”（K11）。
　　这并非个例。受访者E5告诉研究者，在刘学州事件中，除了新京报，她所在的媒体也因为相关文字报道被大量网友攻击，领导因而要求记者在3个月之内不得采写任何寻亲类型的报道。“极端批评在我们这边算可以接受的范围，但是它可能会提高上级管理部门的警惕”，“一旦舆论攻击太严重，我们能够报道的议题就越来越少”（J10）。
　　在受访者看来，中国新闻业不同于西方的一点在于，它的专业权威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所属媒体机构的身份角色，“持证者”的身份和“耳目喉舌”的特殊角色使得中国大部分媒体组织要“向上负责”（B2）。当公众端的批评主动或被动地引发政治权力重视，甚至形成“舆情”后，针对新闻业的、自上而下的要求可能会愈发严苛。新闻生产的自主性也会随之受到更大的影响，从业者更难通过新闻专业性来建构权威并维系专业管辖权的边界。也正因如此，尽管极端批评并不直接掌握权力手段，但是新闻从业者可能更加难以将其完全置之度外。
　　
五、游移的应对策略与实践调适
　　尽管新闻从业者对极端批评的感知和解释不尽相同，但受访者大多对之表达了顾虑和忧思：作为不可忽视的新日常，这类批评正逐渐介入新闻生产的全过程。不同于其他可以预见的因素，极端批评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与不可控性，这使得新闻从业者需要在充分考虑相关风险的基础上建构应对策略、调适新闻生产，并重新定义与不同类型的公众之间的关系，以维护自身的自主性与文化权威。
　　然而，正如上文受访者的阐释所见，从极端批评到传统的公众媒介批评，是一个从内向外、从清晰到模糊的过程。正因为二者之间存在模糊的中间地带，从业者的应对策略也随之兼具制度化和模糊性、临场发挥性：一方面，他们以既有的制度和文化资源为屏障，对现存价值观念和产制常规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以期将极端批评去正当化，拒之“墙”外，或者对新闻生产做预判式的调适，形成从拒绝、抵抗到回应的连续统。另一方面，新闻从业者并不会刻意针对上述不同类型的极端批评采取差异化的、恒定的应对策略；相反，调适的操作颗粒度较粗，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也非静态的运作，而是动态的、来回推拉的过程。正因为此，新闻人不得不游移于对公众极端批评的反抗抑或妥协之中，以期寻找属于自己的栖身之地。
　　（一）新闻业外部的敌人：去正当化极端批评
　　尽管来自公众的极端批评已经成为一种难以预见的新日常，但部分受访者坚持认为它来自新闻业的“局外”，在新闻生产链条中更多以“叛逆”的角色存在。在他们看来，公众的媒介素养普遍较低，因此这类批评大多“执拗”、“易煽动”、“不可靠”、“无差别情绪宣泄”（M13，L12）。因此，从业者往往不太在意这类情绪宣泄，而是更在意“局内人”的专业评价（J10，O15）。相关的话语其实是在将极端批评去正当化，否定其价值，同时将其归咎于公众的媒介素养偏低。
　　某些受访者进一步将情绪化的极端批评与专业价值观相对立，认为遭遇批评反而可能凸显自身的专业素养：“如果我在这种攻击下，因为坚持对新闻专业性的追求、不去迎合他们的情绪或者立场而选择被迫离开新闻业，甚至成为以后业内津津乐道的人，我反而会觉得挺光荣的，我觉得这会是我记者职业生涯最好的句号，也是离开这个行业最体面的理由之一了”（Q17）。可见，他们在面对自己看来“充满情绪”和“只讲立场”的极端批评时，大多会强调自身“对新闻专业价值的追求”、“对舆论攻击的不迎合”，甚至将自己与极端批评可能展开或已经展开的抗争作为标榜独立和自主的证明，并会因此感到“光荣”。这在本质上体现了新闻从业者维护管辖权的努力，他们会根据媒介素养与专业能力的高低来主动界定和划分新闻业的“局内人”和“局外人”，捍卫自己作为“内部从业者”的核心地位，进而维护从业者的权威垄断和对专业领域的控制。同时，这种对“专业性”的伸张与上文对媒体操作不够专业所以招致批评的观点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这一点在《人物》东航报道引发的争议中可见一斑。面对网友们“人血馒头”、“二次伤害”等指摘甚至攻击，许多资深新闻从业者通过朋友圈或微博等社交媒体发声，以专业身份表达对《人物》和当事记者的支持，以及对这类批评的愤怒与无奈。例如资深媒体人、南方周末原高级记者褚朝新写道：
　　对于新闻的扼杀，从来没有停止过；外行对于新闻专业的误解和无知，也从来没有消除或者说减轻过，所以经常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所以我们需要不断重复常识，让更多人知道常识接受常识。②
　　和褚朝新一样，不少受访者都觉得这些网友“缺乏新闻业常识”（J10），认为他们的阅历和见识中没有对媒体运行机制、灾难中心理问题的基本了解，只是习惯于用激烈的攻击，去表达自认为的“善良”。
　　不过，褚朝新的评论带有强烈的启蒙色彩，希望通过“重复常识”让作为“外行”的公众“接受常识”。但在部分受访者看来，“曾经的常识在当下都被颠覆了”。其背后折射出对新闻业处境变化的更宽泛的观察：“过去我们建立的一些共识，在灾难发生后去报道逝者和他们的家属，去为公众提供更多的一手信息，这些行为明明在过去看起来很普遍很日常，这就是记者该做的事情，但是现在好像变成我们不应该这么做，我们一旦这么做就是在‘二次伤害’，哪怕是家属自愿接受采访。这让我觉得很难受。”（J10）
　　与之类似，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以前做同类型报道的时候很少会因此受到新闻伦理层面的质疑，“我感觉是现在的公众变了，可能变得更加脆弱，同时也更加愤怒、更加极端”（P16）。可见，新闻从业者策略性地调用了与灾难报道和追求真相有关的话语资源，将“极端批评”视作不专业的、不合理的局外攻击，对之去正当化。但是，无论正当与否，“陌生人”都出现在了新闻室的大门口，新闻人也不得不发展出应对之道。
　　（二）拒之“墙”外
　　在新闻报道产出之后，部分媒体会借助社交媒体平台的“站方精选”或主动开启“博主精选”等方式屏蔽部分评论，将可能的攻击隔绝在外。其中，“站方精选”由平台主导，即平台会通过算法等技术手段来更全面地应对各类言论，“博主精选”则由账号所有者主导。受访者I9表示，言论精选在新闻实践中比较常见：“之前我们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疫情政策的报道，由于当时的时间节点比较特殊，评论区许多网友的言论都很偏激，所以我们就开启了博主精选，把那些不好的、不合理的言论直接屏蔽掉了。”
　　不仅是澎湃新闻、新京报等专业媒体，人民日报等党媒也会开启“博主精选”功能。尤其在面对相对敏感的社会议题时，这种应对策略往往能从源头斩断极端批评发生的可能性，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会限制正常的读者互动和多元的意见表达。
　　有趣的是，在言论精选问题上，新闻从业者还会认识到不同平台及其用户的差异性，并据此调整所在媒体在特定平台的展示和互动方式。H8是一位新媒体内容运营人员，负责在微博、抖音、小红书、微信视频号等平台运营所在媒体的短视频账号。她指出，“除了微博、抖音这类用户量级大且相对下沉的平台，我们不会在其他平台开启博主精选，即使有个别评论被隐藏，也是因为它们过于偏激触发了平台审核”。这是因为，相比于微博、抖音，其他平台的用户数量较少，出现极端批评的频次也低，而且在这些平台贸然删除评论可能会引发用户的反弹。相反，她会选择和网友展开“玩梗式互动”：“我们领导还特意告诉我们，如果被骂了，就在评论区回复一下‘别骂了’，玩‘小编很可怜’那种梗”（H8），以此转移或消解用户的不满。
　　此外，部分媒体组织还会直接从用户维度进行区分，将付费墙建构为“防火墙”，拒网络“暴民”于墙外。“我们本来就设置了‘付费墙’，有收费门槛，相当于自我‘阉割’了一部分传播渠道，只面向小圈层的受众，这些人和我们选题的调性会比较匹配，对我们的认同感也比较高，自然攻击也会少很多”（Q17）。尽管处于“付费墙”内的报道也会传播至“墙外”，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会减少极端批评发生的频次，并降低其强度。
　　（三）选题、流程与内容：预判式的常规调适
　　尽管新闻从业者做了上述的前置应对与去正当化的努力，但这并不能完全将极端批评扼杀在萌芽中。为此，从业者还必须将这一难以预见的风险纳入考量，针对新闻选题、流程与内容展开预判式的调适。
　　从报道选题来看，为了应对潜在的极端批评，开展跨平台新闻生产的从业者需要认识到选题的平台差异性，密切关注不同平台的用户生态，以便作出调整。比如，他们会针对不同平台安排不同的报道选题，或者围绕同一选题在不同平台设置焦点不同的内容。受访者H8告诉研究者：
　　抖音现在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平台，在这里的受众比较下沉且大多是中年及以上的男性，所以我们的部分选题可能会有点大男子主义。但如果到了小红书这种女性居多的平台，这种选题肯定会被骂得很惨。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还得因地制宜，要么干脆换个选题，要么就改一改标题或者其他可能会引起争议的关键内容。
　　但是，当最终的选题还是引发争议甚至攻讦时，部分从业者会选择适时跟进其他符合公众胃口的选题来应对突如其来的攻击。譬如，上文提及的K11所在的媒体因为之前持续报道了某地疫情的负面新闻，遭到指责和攻击并删除争议报道后，随即发表了一篇赞扬当地政府和人民在抗击疫情中出色表现的正面报道，以此来策略性地证明自己不存在“带节奏”之类的立场问题。在更一般的层面，这似乎也导向了对正面选题的选择：“大家不想看监督性报道，想看正面报道，想要正能量，那记者就写正面报道吧，这也是一种小小的妥协。”（M13）
　　从报道流程来看，为了规避潜在的极端批评对媒体采写的否定，部分原有的、约定俗成的新闻生产模式可能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媒体生态和公众，一些过去的新闻常规在当下反倒成了难以理解的“稀缺品”（O15）。不同于以前强调的“时效性”，在部分社会选题上，从业者往往会等到主流媒体“一锤定音”或是官方通报发布之后才展开自己的报道。新闻生产的整体流程逐渐向后推移，受制于极端批评在内的一系列因素，安全运作的考量盖过了对时效性的追逐：
　　我同事之前做了一篇深度报道，但是不敢发，一直等到官方出通报、下定论了，他才敢发。这和以前那种抢着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好像大家都在等待。等官方通报出来，出来之后再做一些扫尾工作。而不是像10年前或者20年前，大家在这个事发生以后就会争先恐后地进行实时报道。（C3）
　　当然，“等官方通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来自公众的极端批评，这一现状折射出的是新闻生态与新闻生产更深层次的变化。更准确地说，对公众攻击的担忧和新闻生产面临的其他结构性的限制相汇流，共同导向了这一结果。
　　从报道内容来看，由于受访者对潜在的极端批评有一定的判断，他们大多会据此不断提高自我审查的频次和强度。而编辑和上级主管部门也会加大审核力度，以防止极端批评及其关联的舆情的发生。几乎所有受访者都会对报道本身不断地展开“反思性实践”（李艳红，龚彦方，2014），在和极端批评的角力中持续地、有意识地反思自己在报道内容中可能流露的情感、经验、立场等。
　　譬如，受访者D4表示，她在写突发新闻报道的时候会非常谨慎，时刻站在读者的角度来看，“这个细节会不会太过了，这个表述会不会太敏感了”。在她拿不准的时候，还会直接咨询采访对象和编辑，让他们帮忙把握。
　　一些媒体组织还会要求记者和编辑针对特定的热点事件撰写反思总结并上交。受访者E5就从之前的刘学州事件中吸取了很多教训：“之前新京报因为刘学州事件被骂得很惨，大家说它发的视频里只发了某一方的观点，间接导致了刘学州自杀。但是我了解到新京报当时其实采访了双方当事人，只是有关另一方观点的视频还没来得及发布出来，当事人就已经出事了。”这件事对她的触动很大，在此后的报道中，E5哪怕只采访了一方，也会在报道中加上自己已经掌握的关于另一方的信息；同时，对于采访对象一些过于尖锐的表述，E5也会出于保护当事人的意图把它们“磨得钝一些”，尽量不引发争议。可见，从另一个面向来看，极端批评也可能以极端的形式让新闻从业者更为谨慎地遵从平衡原则，把文本打磨得更加扎实。
　　此外，部分受访者不会一味孤立地应对极端批评，而是将其纳入公众媒介批评的范畴中，进行整体性的风险评估与应对。总体来说，这套以传统的媒体组织生产常规为蓝图、实时调适的专业产制，是大部分媒体组织和记者个体试图在生产的专业性和内容的“安全性”之间达成平衡的一种规范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前者对极端批评的妥协式回应。
　　（四）连接与支持：职业共同体的幻象
　　部分受访者在亲身经历来自公众的极端批评之后，会倾向于寻求情感连接和情感支持，以疗愈自己的心理创伤。一方面，他们依托媒体组织的内部空间即新闻编辑室，与同为记者或编辑的同事、领导沟通互动，分享自己的经历并借鉴他人的做法，寻求情感上的支持与慰藉。部分报道在遭遇攻击之后，可能会引发舆情，成为备受关注的报道“事故”，进而被所在组织的上级主管部门加以审视和处理。他们往往会找到当事记者了解基本情况，比如是否保留了当时的采访录音、受访对象本人的感受等，同时也会在各个部门内展开讨论，在之后面对类似议题时如何应对潜在的攻击并保护好自己。C3就是其中一例，在被“造黄谣”之后，“报社里面的领导、同事都来安慰我，叫我不要太在意，法务也来问我需不需要帮助”。类似地，O15也表示，“因为我们编辑的经验都很丰富，所以能给我很多指点和安慰”。
　　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借助由新闻从业者日常交往构成的非正式空间，与来自不同媒体组织的同行沟通，开展线上或线下的职业协作并发展职业认同：“因为大家是做同样的工作的，就会更知道彼此的处境，更理解彼此的心理动态，那安慰的时候也更能说在点子上，所以我觉得这种情感支持肯定是有的。”（D4）
　　正是在上述几类社会空间中，不同媒体组织的新闻从业者得以讨论和交流，尤其针对部分热点时刻展开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赋予关键的公共事件以话语权威。譬如，在《人物》有关东航的报道被质疑后，许多新闻从业者——包括上引褚朝新的评论——和学界人士都表达了对当事记者的声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他们对于中国新闻业的社会功能、报道原则以及极端的公众批评侵蚀新闻生产自主性的共识。
　　不过，上述的情感连接和支持大部分局限于私人层面，即关系较好的同行之间的非正式交往，比如朋友间的“互相吐槽”、“调侃”、“约出来喝喝酒”（O15， J10）等。在本质上，由于体制、定位、新闻理念和生产范式等差异性因素，中国新闻业始终处于缺乏真正 “共同体”的行业生态（周睿鸣，徐煜，李先知，2018）。不仅是不同媒体组织之间，连新闻学界和业界之间也存在价值观念上的矛盾，缺乏行业层面或组织层面的交流渠道，几乎只有记者个体之间的、原子化的零散的沟通。
　　在应对极端批评可能带来的人身攻击或心理创伤方面，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为中国新闻业既缺乏组织层面的政策制定、机制建设，也缺乏相关的心理健康辅导或信息安全培训，以及统一的指引。受访者J10认为这可能和新闻业内普遍存在的行业文化有关：“如果碰到一些难磕的选题，我会给我的编辑打电话，他们在当下会安慰你，但其实他们会在心里判定你是一个不太‘抗造’的记者，会觉得你不够硬，但我觉得这种评价也挺糟糕的，就好像你必须要变得性格很硬才能够去做记者。”所以在她看来，更多情况下是记者自己在新闻生产中摸爬滚打、积累经验，抑或是老记者对后辈口头指导；甚至个别媒体组织在遭遇舆论攻击后会选择发表声明，“把责任全部推卸给记者”（E5），造成对记者个体的进一步伤害。
　　业界内部的价值观分化、对记者个体的刻板印象、部分媒体组织高层缺乏相关经验并更在意应对极端批评所需要的成本等因素，共同导致当下中国新闻业真正的职业共同体只是一种幻象。从业者大多只能寻求个人层面的、非正式的情感连接，并借此获取脆弱的情感支持。
　　
六、结论与讨论
　　源自“普通人”的极端批评给新闻业-公众关系的持久张力增加了新的晦暗元素，也成为显著的外部力量，对新闻从业者和媒体组织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业界抑或学界，对公众媒介批评的批评或讨论都已经相当丰富。本文既无意再“踏上一脚”，更不是想要做翻案文章，而是希望透过新闻人的目光打量极端批评，也考察他们在“做新闻”的过程中如何面对无处不在的网络公众的警觉目光。
　　如前所述，就极端批评而言，环球同此凉热。无论是对极端批评的感知，还是在个体、常规与组织层面的应对之策，都存在跨国乃至跨文化的相通之处。与欧美同行类似，中国新闻从业者也将极端批评视为“新日常”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在应对策略层面，对于极端批评的去正当化、生产常规的调整，以及寻求职业共同体的情感支持，也都存在共通之处。不论是在认知还是操作系统上，国内从业者阐释的极端批评与国外学者所讲的“在线骚扰”、“暴民审查”都大同小异。换言之，鉴于极端的公众批评是全球性的现象，对它的理解、阐释和应对也有可能成为全球新闻业规范和文化的一部分。
　　不过，中国新闻人对极端批评的理解和应对也存在若干独特之处。首先，在从业者的感知当中，极端批评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一方面，在与传统的公众媒介批评的阐释比对中，新闻人暂时无法划出一条非常清晰的分界线，除却攻击、辱骂等明确的内核，对极端批评外延的界定更多建立在此种比对之上，受新闻人自身经历、经验、认知以及所在媒体组织性质的影响，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与之相应的调适策略也显得混沌游移。另一方面，新闻人会将公众的极端批评与由其他主体主导的批评形态并置，担心不同批评形式的合流会让新闻实践雪上加霜。除此之外，在对公众极端批评的言说和阐释中，时不时会浮现出对新闻业更大规模转型或变迁的喟叹。换言之，新闻人将极端批评放在更大的脉络之下加以审视。
　　其次，尽管我们的论述更多围绕新闻人和新闻机构展开，新闻人的言说和实践中却浮现出另外一个重要的主体——平台。欧美学界对极端批评的讨论也会触及平台，但更多集中在平台催生极端批评以及新闻人从平台互动中抽身出来、践行“取消文化”这两个方面。与之相对照，中国新闻从业者对极端批评的想象和应对似乎更深地受到平台逻辑的影响。这既体现在对极端批评进行归因时时隐时现的“流量”因素，也体现在平台为新闻机构提供的“精选评论”等工具，以及新闻从业者“津津乐道”的平台区隔策略。
　　最后，与欧美经验不同，职业共同体在极端批评想象与应对中扮演着更复杂和暧昧的角色。与以往对中国新闻业职业共同体的研究类似，我们似乎既能找到共同体存在的证据——从“移情想象”（周睿鸣，徐煜，李先知，2018）到对部分公众批评的同声谴责，也能够观察到共同体分化的线索。其中尤为有趣的，是新闻界内部对极端批评的阐释分化。在周睿鸣等（2018）对职业共同体的讨论中，受访者用来论证共同体不存在、缺乏共同体归属感的主题之一是专业差异，即市场化媒体从业者认定党报的专业化程度不够。如今，在对极端批评的归因中，反倒是主流媒体从业者指责市场化媒体同行不够专业。此种共同体支持的缺失，让中国新闻人正面临更大的困境——他们在承受网民极端批评和上级规制的同时，还要直面行业内部的观念分化与人才流失带来的危机。尽管由于样本的局限性，我们不能对这一观察做过度推论，但这或许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国新闻业及其内部结构的深层变化。
　　本文的分析落脚在新闻人的阐释与应对，意在凸显他们在种种结构性限制和制约之下的能动性。当然，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证层面，我们都不能将这种能动性浪漫化。毕竟，面对极端的公众批评，新闻人大体上处于守势。更重要的是，不管是选择回避、主动断联，还是驳斥与反抗，这些批评或攻击多半会给记者造成或大或小的心理创伤，让他们“害怕惹事”，“变得很敏感”（O15），对当下的媒体生态“感到非常失望”（I9），以致“陷入自我内耗的境地”（C3）。
　　针对马航MH370失联事件，中青报前深度调查部主任刘万永曾如此评论：“几年前，马航失联后，有一波骂媒体二次伤害的，后来这些家属希望媒体采访时，已经没记者采访了。” ③这应该是真实发生的情况，但它听起来更像是一则道德寓言，值得新闻业界、学界和公众认真拆解。■
　　
注释：
①《〈人物〉报道笔下的侵扰悲痛问题》，公众号“肖一凉介”，2022年3月22日。该账号已被屏蔽。
②③《MU5735航班上的人们》一文挖掘亲属故事被指“太残忍”，多位资深媒体人力挺反击。公众号“健谭论”，2022年3月24日。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ZrfvcotfZtje2_EVcgbF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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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炜漫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李红涛（通讯作者）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