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丕钰 陈一鸣 徐桂权 尼科·卡彭铁尔
　　尼科·卡彭铁尔博士（Dr. Nico Carpentier）目前系捷克查理大学杰出教授，兼任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曾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讲席教授。他于2020年7月当选为新一届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AMCR）主席（2020-2024）。他也是欧洲传播研究及教育学会（ECREA）创始人之一，曾担任该学会副主席（2008-2012），还曾担任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受众研究分会和参与传播研究分会主席等职务。
　　卡彭铁尔教授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参与传播，代表作有《理解另类媒体》、《媒介和参与》等；二是媒介与话语研究，代表著作有《话语理论与文化分析》、《话语-物质结点》、《传播与话语理论》等。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公众网络参与空间不断拓展，媒介话语的形式和内容也在持续变化，引发我们重新思考传播中的物质性和实践性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基于此，笔者重点围绕参与、话语、物质性和实践性四个基本概念，并结合当下数字媒介实践，与尼科·卡彭铁尔教授进行了深入对话。他认为“权力”概念是连接参与研究和话语研究的桥梁，参与研究应理清赋权和权力关系的去中心化，而话语研究致力于通过话语来分析权力过程；话语和物质相互作用构建意义，在本体论层面两者具有相对稳定的关系“结点”，在实践层面两者关系的“聚合”又带有偶然性。因此，他强调快速变化的媒介技术带来了极大的智识挑战，传播研究需要在媒介中心论、社会中心论或现象中心论的路径之间维持平衡，在创造“新”概念的同时，也应注意“旧”概念的当代价值。
　　
一、话语是参与传播的实践形态
　　▲：您在参与传播和话语研究两个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在上一次访谈（公丕钰等，2018）中，我们讨论了参与传播理论的有关议题。数字媒体时代，公众媒介参与空间不断拓展，而参与最终是通过各类媒介话语实践来呈现的。因此，这次我们想结合话语、物质性、实践性等概念进一步延伸这个讨论。在您的研究中，“参与”和“话语”这两个概念是怎样进行关联的？参与研究和话语研究两者又有什么关系呢？
　　●：“参与”和“话语”分属不同的研究领域，我常用“家族”作为隐喻以解释它们的关系逻辑。由于这两个概念属于不同的研究家族，因而需用相对应的学术研究谱系来描述。同时，参与研究和话语研究各自涵盖许多不同的分析方法。在我的研究中，“参与”和“话语”是相互关联的，因为我试图将这两个领域联系起来，架起两者间的桥梁并展开对话。如果我们审视参与的过程，就不难发现参与的方式是关于参与的话语论述，以此来思考我们是如何实施参与的。我认为话语建构了参与的基础。在参与问题上存在着一场持续的争论，即从极简主义（Minimalism）到极繁主义（Maximalism）的话语立场。然而，这个争论并不仅是实践性的，它还是被想象的思想，属于话语的世界。我的专著《媒体和参与》（Carpentier， 2011）一书的副标题就是“意识形态与民主斗争的场所”。这并非巧合，是因为我们为不同的参与程度而抗争，这个过程是极具话语性的。
　　相反，“参与”也对话语研究提出了有意思的问题，促使我们关注话语的生产是被谁赋能或赋权，换言之，个体都能进行表意实践，但其程度不同，并非所有实践都可转变为话语。由此也提出了一个问题：非人类的行动者、动物，以及物质本身在话语生产中分别扮演了什么样的（参与）角色？在我最近的专著《话语-物质结点》（Carpentier， 2017）中，强调了“物质性”（materiality）与“参与”的接合实践。当然，我不认为“参与”仅是一个话语性讨论，这显然是片面的误读。如果把“参与”看作是一个浮动的能指，它会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也是一个通过不同的话语获得不同意义的概念。但这套话语理论视角并不是唯一的，还需要更多唯物主义和新物质主义观点去阐释。话语的路径仅仅是帮助我们理解参与是如何运作的视角之一。
　　当然，“参与”和“话语”也有共通点。尤其涉及权力的研究上，这对于话语研究和参与研究的许多学者非常重要。因为权力是这两个领域的关键要素之一，也是连接这两个领域的主要桥梁。话语研究致力于通过话语来分析权力过程，比如福柯的知识即权力，包括在法语中“pouvoir / savoir”（能力/智识），这两个词中间经常会有一条斜线将其连在一起，甚至它们的拼写也有相同的后缀“voir”。参与研究主要厘清赋权和权力关系的去中心化。由此可见，这两个领域都明确地强调权力的作用与张力，使我们不得不将它们关联在一起。
　　▲：福柯的话语理论对中国学者的话语研究有重要影响，而您的研究重点强调了恩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的话语理论的阐释价值，并将其广泛而深入地应用到传播研究中。目前，中国传播学界对这一套话语理论的引介刚刚起步（徐桂权，陈一鸣，2020）。您认为他们的理论有什么独特之处，其理论对于传播研究有何价值？
　　●：话语研究有许多不同的流派，有其丰富的学术谱系。而话语理论是话语研究谱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当我谈及话语研究时，所指的是把话语概念置于中心地位的不同方法。因为在如何使用话语概念以及如何将其理论化方面存在极大差异。对话语理论存在多样的研究方法，福柯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而另一个则是拉克劳和墨菲的方法。
　　拉克劳和墨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Laclau & Mouffe， 1985）一书中发展了话语理论。这套理论体系非常有价值，因为它强调偶然性。而这个关键概念构建了我所主张的本体论的一部分，也是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它还帮助我识别社会的稳定性，以及实践中的竞争与变革。值得强调的是，他们没有陷入相对论的陷阱，也并未沉浸在偶然性概念中沾沾自喜，而是把话语理论放在一个以偶然性为特征的世界里，从而去理解如何建立霸权和稳定性。这套理论的张力在于偶然和稳定的动态性，或者是我在一些文章中所提到的刚性僵化的现实建构。他们的理论当然不是唯一的模式或选择，不同学者都可以使用自己认可的理论和方法。我们的世界在偶然性和稳定性之间摇摆，这个理论对我所做的研究很有帮助。
　　此外，拉克劳和墨菲的思想有着强烈的斗争精神。他们不仅探索一个特定的话语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还用这套理论来解释其话语是如何错位的，以及霸权主义是如何被摧毁瓦解的。这也包括讨论不同话语之间是如何相互争夺。这些对于我的研究很有启发。我对研究稳定性的现实不感兴趣，而是关注冲突。需要补充的是，冲突并不局限于暴力冲突，而是一种处理社会多样性以及不同利益、立场、身份等对立关系的方式。正是这些使得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尤为珍贵和独特。
　　▲：话语理论的一个不足之处是缺乏可直接应用于实践的方法论，而您提出的话语理论分析（Discourse-Theoretical Analysis，简称DTA）模型则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方法体系，目前也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在传播和其他社会科学议题的经验研究中。可否请您详细介绍一下这个研究方法？
　　●：是的，拉克劳和墨菲很重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任何一个特定的研究项目都应该解决方法论问题。尽管我不完全赞成，但尊重这个立场。他俩都是政治哲学家，并不专注于方法论领域，因而在原始著作中，没有提供具体的指导方针或研究程序。这也就造成了将话语理论应用在经验研究上的困难。对我来说，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程序，即如何以一种结构化的、令人信服的和透明的方式进行研究，以获得最好和最可信的结果，以便发现真理。这也是我研发话语理论分析（DTA）模型的动机。我试图在其理论观念脉络中，提炼出能为研究人员更好地运用话语理论的方法论程序，便有了DTA模型。我也正与同事们持续合作，致力于将哲学模型发展为一系列可操作的方法论，以支撑我们将哲学理论用于经验研究（参见Van Brussel， Carpentier & De Cleen， 2019）。
　　DTA模型的核心是承认话语理论可以用来做经验研究，因为它提供了一系列可以用于质性研究的极有价值的敏化概念，从而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特定的社会现实。敏化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是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桥梁。这种方法论概念源于过去关于定性研究的讨论（由符号互动论学者赫伯特·布鲁默发展而来，参见Blumer， 1954），使我们能够引入概念来研究社会现实，而不必仅仅囿于理论本身。我们当然需要借助理论指导我们进行研究，但仅用理论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并非好的研究。敏化概念作为方法论概念，能够帮助理解特定的机制、逻辑、联系或表达，而不是强加于我们对社会现实的分析中。DTA模型使用了产生于话语理论本身的敏化概念，以及话语本身作为敏化概念。如果使用话语理论分析，就要关注话语结构，并使用按照话语理论所界定的敏化概念来解释社会现实，诸如话语、链接、霸权、结点等概念。
　　当然，仅运用这些概念对特定事件或话语进行经验研究还不够。在DTA模型中，一些敏化概念还需要借助其他理论来支撑。为了使这些外来的概念与我们的话语理论兼容，需再次通过话语理论对其进行重新解读，使之适用于解释研究的理论框架，即变成能为研究所用的一套敏化概念集。再回到我的参与研究上，我用DTA来研究有关参与的话语，就需要从理论上去理解这些话语。这就需要将“话语”本身作为一个敏化概念，同时将“参与”作为一个敏化概念。为了在DTA分析中将“参与”作为一个敏化概念，需要用话语理论视角重新解读参与研究的相关文献，以便更好地阐明“参与”概念如何在话语理论分析中发挥作用。DTA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方法论模型，已经被反复地使用和检验过了。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成功地运用了DTA模型，并证明了它可以用哲学来支持经验研究，有效地理解了特定的社会现实。
　　
二、以结点逻辑理解话语与物质的关系
　　▲：近年来，科技、空间、身体等概念越来越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关注。这些概念与物质性密切相关，而物质性（materiality）是当下中国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您如何理解物质性？您又如何把物质性、参与和话语等概念引入传播研究的？物质性概念的使用对传播研究有何特别意义呢？
　　●：与话语研究一样，物质性研究也有许多不同的流派。就像区分物质（the material） 和材料（materials）的表述一样，也要区分话语（the discursive）和语料（discourses） 的表述。前者的物质和话语指的是整个世界领域，而后者的材料和语料指的是特定的实例。当我谈及“材料”时，所指的包括身体、空间、场所、动物、技术和机器。它是有形的和可观察的世界，换句话说，它是你可以触碰到的东西。而我讨论“物质”时，指整个物质世界领域，包括深层的结构问题。“语料”和“话语”之间的区别与之相似：世界包含许多关于特定问题的特定语料，而关于世界的整个思想领域和知识领域（复数形式）就是所谓的“话语”。我用这两个概念——物质和材料来捕捉物质的世界。物质和材料都与话语领域相关，话语的世界和物质的世界是紧密相连的，理解这个世界时不要把两者分开，而要理解它们之间如何不断地缠绕交织在一起。这个关于混杂关系的理论我称之为“话语-物质结点”（the discursive-material knot），也就是用话语赋予物质以意义，但物质实际上有逃避话语化的方法（Carpentier， 2017）。因此，我把话语定义为宏观的文本和宏观的语境，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知识和框架。用话语赋予物质世界意义，用话语来了解这个世界。再比如，在非常简单的语义层面上，椅子就是椅子，但是，椅子的能指却可以嵌入一系列关于身体、工作和休息的话语中。
　　同时，我们也应避免把话语看作主导力量，因为物质有它自己的作用，可以扰乱我们的思维方式。以核能为例，关于核安全的话语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霸权地位，认为核实际上是安全的，不容易发生事故。但是事故确实发生了，不论是由于人为的错误、自然因素还是战争，这就打破了核安全的话语霸权。这些非常重大的物质性事件与话语之间产生了断裂。在某种程度上，物质世界实际上是在回应我们，并可能迫使我们改变即有的话语。我对话语和物质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它们是如何永久地交织在一起的动力学现象非常感兴趣。
　　正如你所言，物质性作为一个议题，在传播和媒介研究领域变得流行起来。在这里我想强调，物质性议题其实已经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只是用了不同的术语和不同的标签而已。传播政治经济学对资源和资源配置有着深刻的讨论，这也是属于物质性议题的一部分。虽然物质性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我认为现在已经发展出一些关于物质性的新语言来讨论物质，比如，在研究中引入身体概念。实际上，从历史的视角阐释身体在传播和媒介研究中也有一段时间了。比如，非言语交际就是对身体的研究。一方面不要忘记我们已有很长的研究物质的历史基础，另一方面也要承认我们已开始借助不同的概念来看待它。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帮助，也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些并不新鲜。
　　▲：目前的研究对话语和物质的理论已有不同维度的发展。您的研究非常重视对文本的考察，并将文本性和物质性视为传播研究的两个不同且相互关联的维度。可以看出理论层面整合话语和物质的概念十分必要，您是如何实现这个研究目标的？在具体的研究中，您是如何理解文本性和物质性之间的关系的？
　　●：我认为，话语与物质的关系包括两个层面，即本体论（ontological）层面和本体（ontic）层面。话语与物质之间有一个基本的联系，也就是我所提的结点（knot）的概念。这也是混杂关系的逻辑。话语和物质的理论很多，我更多地关注如何将话语和物质的混杂关系理论化（Carpentier， 2017）。这种混杂关系处于本体论的层面，即它是我们世界的关键结构之一。我们可将这个结点和混杂关系的逻辑置于本体层面，即日常实践上。本体指社会实践，有其特定的话语表述、特定的身体、特定的结点、特定的机器和特定的霸权等。但为了解释这些特定议题的运作方式，我宁愿不使用结点或混杂关系概念，而是在本体论层面使用聚合体（assemblage）这个概念（Carpentier， 2017）。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日常实践是结构化的，并以聚合体为特征。聚合体总是既有话语成分，也有物质成分。例如，特定的媒体实践总是包含思想、语料、象征性实践和材料的组合。走进一个新闻编辑室，你会对媒体专业人士的身份进行思考。这是话语的一部分。你也会思考什么是电视或报纸，以及它必须是什么。这些都是话语。但编辑室里也有摄像机、技术人员和主持人，这些都是物质。你不能把话语和物质分开去看。由此可见，话语和物质经常相互作用构建意义。编辑室的这些话语和物质在一个永久性的基础上相互作用。有时候它们会改变，不一定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稳定。因为物质和话语的聚合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有内部阻力、内部矛盾、外部压力等，但同时它们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需要更多地把新闻编辑室看作一个聚合体。对媒体专业人士而言，像电视新闻主持人的身份研究，就需要思考话语是如何构建电视的。那么，对于当下，理解什么是电视就显得非常重要。除此之外，我们还得看摄像机做了什么。话语与媒介材料两者如何共同产生特定的表征？拍了什么，没拍什么？摄像机什么时候在场，什么时候不在场？播出了什么，而什么没有播出？摄像机可以拍什么，不能拍什么？所有这些问题于我而言都属于混杂关系上的问题，即特定的话语和物质如何相互作用，尤其是某些特定的组合是怎样的？
　　由此，这些也把我们带到了文本性议题。话语需要文本作为载体，以便被思考和交流，这正是文本的价值。可以用一个稍微宽泛的术语——意指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 来总结这些讨论。人的思想具化在文本中，同时也体现在舞蹈、时尚、纪念碑或纪念物中 （Carpentier， 2021）。以各种形式将这些思想铭刻下来，而这些形式都是深刻的物质。人们有时会忽略他们拿着的笔，正在用的纸张，正在晾干的墨迹，以及正在打字的电脑键盘，这些都是关于物质的实践。而文本更为复杂，因为它也是意指世界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本身就是一个聚合，是意义和物质的结合，永远相互交织在一起，不可能断开。
　　▲：您在《话语-物质结点》一书中探讨了话语和物质的理论关联重要性，如果要进一步深化对这个理论交叉问题的讨论，就不能忽视实践性概念。在谈论物质性时，我们同样需要考虑物质性的实践层面。您如何理解传播研究中的实践性（practicality）问题的，可否结合您的研究进行回应？
　　●：这个问题让我回到本体论和本体之间的区别，也回到了话语和语料、物质和材料之间的区别的思考上。我们需要更广泛地反思什么是话语和物质，以及它们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这是一场极具理论性的重要辩论。同时，我们不应该陷入这种理论辩论不能自拔，而要细看材料、意指实践和语料在特定的聚合中是如何互相影响的。我的研究会尝试用更宏观的理论以理解社会中特定的实践过程和组合。有趣的是，当观察一个特定的聚合体时，混杂关系的逻辑总是不同的。你会发现，在某些聚合体中，语料并没有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实践中，聚合体有时是非常物质化的体现，而在其他集合体中，材料却被排除而变得集中在更具话语性的元素上。尽管如此，话语和物质成分总是以特定的组合、层次和平衡存在。当谈论材料时，它可以指人在做特定的事情（工作、学习、睡觉等），也可以指动物和它们的行为。我曾在布拉格动物园对四只狼进行研究，考察动物的身体，以及它们的身体是如何被规训的，特别是动物在围栏里如何与环境相互适应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因为它可以揭示正在观察围栏里的动物的我们是谁。（参见Carpentier， 2020）
　　我运用话语-物质结点的理论和混杂关系的概念来研究这个项目。当分析狼所处的围栏时，我发现那些把狼作为一个物种所代表的多重分类系统变得无处不在。这些系统是话语性的，在一开始不容易注意到这点。而我使用的话语-物质结点的方法，借助了一组敏化概念，却看到更多，也迫使我回到理论中去改进它。但在本体层次上，话语成分和物质成分的聚合并不总是完美的平衡，因为它们可能非常特殊。经验研究还允许你去思考一个聚合体如何成为更大聚合体的一部分，还包括如何与其他聚合体相连接。在某种程度上，聚合体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实体，而是嵌入到更广泛的聚合中。为了解释这些动态性，我常用俄罗斯套娃（matryoshka doll）作为一个有用的隐喻来理解聚合体。大套娃中有小套娃、小套娃中有更小的套娃，这是典型的俄罗斯物品。这些思考都来源于我一直在做的研究实践，这让我产生更多的理论反思。这些在宏观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的互动，着眼于特定的对象、实践和过程，无论是对于我的研究还是理论探索都是极为重要的。
　　参与实践是我一直从话语-物质结点的角度所观察的社会领域。它的关键点是要了解参与的话语性，对人类的参与有何种想法，这些想法如何成为参与动力的一部分，以及参与又何以成为一种物质实践。参与是指人们在某个空间对于某个议题一起决策。参与有深刻的物质性，且关乎参与的对象和具体实践。比如，在媒体参与的情况下，谁决定由谁来把控麦克风，以及由谁来说话。因此，参与也极具实践性。进一步讲，话语-物质结点总是发生在实践中的，结点被视为聚合，这就包括人类的实践，比如象征实践和身体实践。不管这些实践有何种物质性，最终会通过话语表达出来。当然，实践性还有另一层意义，指在社会中的行动和行为，而非对社会的理论思考。这里应避免造成二分法。正如之前在讨论方法论时所说，我主张理论探索和经验研究相结合，两者的交叉融合对于我们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必须源于实践。
　　
三、在话语与物质的关系网络中探索数字媒介实践
　　▲：在当下中国传播学界，我们很关心传播学的理论创新问题。有学者认为，大众传播理论已经终结；在数字传播时代，我们需要新的理论范式来理解新的媒介实践。您怎么看这个话题？比如说，您所从事的参与传播研究，事实上在大众传播时代已经存在，而在数字传播环境下更为显著了，对此如何进行理论的阐释？
　　●：从事数字传播研究的学者经常着迷于变化，试图把握快速变化的技术世界，这是一个极大的智识挑战。技术创新正以不合理的速度前进，这只会强化一个观念：一切都在随时变化。但我们需要更当心，并承认不是一切都被数字化，更不是一切都在随时变化。在2021年底，我制作了一个12分钟的微电影，题为《变化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 of Change），①用视觉理论的方式来反思“变化”的概念。这个电影中的一个观点是：变化需要稳定性。变化与稳定是深深地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并且彼此需要。因而，我们不应对稳定性和支配性视而不见。
　　这种对于变化的过度重视，我认为部分原因和问题在于“媒介中心论”，甚至“网络媒介中心论”的路径，再度占据主导地位。这驱使研究者将技术性的变化外推到整个社会。的确，媒介技术是在变化，但人类的关系，关于爱与战争、宗教与民族、生与死，真的有发生那么大的改变吗？当然，我并不否认媒介中心论路径的有效性，它有其自身的意义解释力，但要提醒的是，我们需要在媒介中心论、社会中心论或现象中心论的路径之间维持平衡。
　　这意味着研究不应陷入一种“白板论”，仅把发展新概念当作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的必要条件。我们仍然可考虑一些“老”概念的合理性，并评估它们分析21世纪社会的适用性。甚至可以考虑一些长时间被遗忘的理论，看看这些已被埋葬的理论概念是否值得被拭去灰尘。当然，这并不能阻挡概念的创新，或对当下的概念工具的批判性评估，而是说，我们的研究不应屈服于当下的狂热、忘记过往历代学者的贡献。还可以尝试将我们的概念工具“去殖民化”，并与多元的学术文化和社群进行对话，从而促进我们的概念工具的丰富性。
　　▲：您刚刚解释了话语和物质的概念相结合的研究价值，那么，如何将这对关系运用到数字媒介研究中呢？比如说，一些学者建议我们可以采用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的媒介网络概念来分析数字新闻的生产。但这些路径会不会过于强调物质性？您认为我们在从事数字媒介研究时如何在话语和物质之间保持平衡？
　　●：我欢迎以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并为之喝彩。拉图尔和基特勒显然都对社会的理论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包括思考更广阔的传播和媒介的领域。我当然不反对将他们的理论运用于经验研究。不过，我鼓励采取多元化的理论框架，以避免认为某一范式和理论框架更为优越。每个理论都有其自身用途，我们除了承认它所提供的研究机会，还要看到它自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对此，我们应该承认学术界是一个多元范式和多元理论竞争的场域。
　　你提到的拉图尔和基特勒，都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对物质及其能动性进行了辩护。我认为他们的研究是对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论的强烈反拨。这种人类中心论将意义和表意置于中心和优先的地位，而将物质置于次要和被动的地位，即它总是等待我们人类赋予意义，而且永远不能对人类发言和行动。显然，需要摆脱物质被动接受意义的观点，而拉图尔和基特勒对于这样的智识运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我们还需要当心走到了反面，将物质视为主导的地位，而将话语位于其后，无视表意的重要性。相反，我主张既对物质的能动性保持敏感，同时也要看到物质是“话语-物质”接合实践中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对数字实践分析时，应当关注身份或主体位置的建构，比如媒体从业者、受众成员、政治家、专家、名人或普通人，也包括AI程序员、用户、营销者和“网红”。还可以继续关注竞争者、环境和非人类的关于动物的话语建构，新闻、事实和真相的概念，新闻生产的规范性框架，以及它们在建构中的持续竞争，同时也不能忽视其物质性的作用。这就需要物质和话语被同时确认，因为它们都是“话语-物质”结合的部分实践。
　　▲：更具体来说，您曾经分析过大众传播环境下新闻从业者和受众身份的话语场域特征。新闻业作为一个涵盖多重话语竞争的场域，包括新闻的客观性VS主观性、新闻生产的自主性VS依附性、媒介控制的把关责任VS媒介的开放性、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性VS受众的参与性（Carpentier， 2014）。受众的话语场域则包括宏观与微观、主动与被动、公共与私人等维度，涵盖公民、消费者、阐释社群等多重涵义（Carpentier， 2015）。那么，您怎么看待数字媒介环境下新闻业和受众的话语变迁？我们在分析这些变化时是否需要新概念、新模式，乃至理论上的创新？
　　●：我想再次强调，考虑新概念、模式和理论需慎重，在此之前，须把握现有的理论是否已经不再有效。例如，你提到我早年关于电视从业者和受众的研究，那么，问题就来了：话语建构、主体位置或霸权等理论概念是否变得没用了呢？当然，现在已有一些新的身份确立，例如“网红”（influencer），但仍需要分析这些新身份的话语建构，他们如何通过日常的（专业的）生活惯习实践其物质化的展演，他们如何继续反对话语斗争，又如何通过（话语-物质）的聚合体来影响其话语和物质要素的接合。
　　关于新概念的讨论需考虑一组结构性的动因。首先，要处理不同层次的理论抽象之间的张力。当社会环境和条件发生改变时，所谓“低层级理论”可能会变化，因为它们与社会实践紧密连接。但“高层级理论”不大可能即时地、结构性地受社会变化的影响。换言之，话语建构的具体属性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我几乎看不到关于我们世界的话语-物质建构的本体论会因短期的社会变化而调整。
　　第二个动因与传播和媒介研究有关，即我们的领域受到“媒介表征”这一概念的极大影响。当使用话语建构的概念时，许多传播和媒介学者会马上使用“媒介表征”，聚焦于特定的社会现象如何在屏幕和书写的新闻文本中被再现或歪曲。这种将话语建构主义的本体论简化为媒介内容的倾向，把媒介置于话语建构场域的优先位置，而忽视了在话语建构的生产、维系和抵抗方面具有同样重要位置的其他社会场域（如教育、艺术、政治、宗教等）。此外，正如前面所讨论的，物质性也没有被给予充分的重视。如果我们（作为传播和媒介学者）真的想确认话语与物质的接合实践的重要性，就需先承认多元观念世界的重要性，不论它们置身何处，以及它们如何被生产、维系和抵抗的。基于这个层面来谈，不论在哪个年代，话语和物质的概念仍然具有高度的适用性。■
　　
注释：
①该电影的介绍参见https://www.slu.se/en/subweb/mistra-ec/news/conceptualizations-of-change-selected-for-paf-festival/。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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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丕钰系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暨南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陈一鸣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徐桂权（通讯作者）系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尼科·卡彭铁尔系捷克查理大学特聘教授、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兼职教授。本文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2年度一般项目“政府应对突发事件新闻言语行为优化与公信力建设研究”（TJXC22-00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