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洋
　　【本文提要】记者手记是与报道原文相伴而生的副文本，作为承载作者意图的平行叙事空间，面向公众展演新闻生产的透明性。手记的展演包含三个维度：首先是过程透明性，即运用叙述话语再现新闻生产过程，通过特定的情节模式塑造新闻业的文化权威；其次是主体透明性，凸显被新闻职业规范掩盖的记者主体性，包括记者的道德判断、情感体验和主观想象等；最后是评价透明性，将报道置于同行竞争与合作的框架中，试图在语境中锚定报道的社会意义和职业意义。透明性展演的脚本植根于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新闻社群价值观的土壤中，具有明确的道德倾向和实践指向，通过常规化的叙事将新闻业的“意义之网”编织地更加绵密坚实。
　　【关键词】记者手记 透明性 副文本 新闻权威
　　【中图分类号】G212
　　记者手记通常指的是由记者本人撰写的关于报道的故事，记者在采访信源、写作报道之余，将那些不便在报道中呈现的经历和感受撰写成独立的文章，向读者介绍自己完成报道的过程。手记在中国新闻业中有着深厚悠长的实践传统，在中国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中，大量记者手记与报道文本一起被集结成书，有的是以知名记者个人文集的名义出版，有的则以媒体机构作品集的形式问世。其中最具影响者，当属《南方周末》编辑部先后出版的三辑《后台》，编辑部将原本仅限于内部刊物的业务探讨公开出版，打开了新闻生产的神秘黑箱，广受读者好评，不仅让社会各界人士了解新闻生产的流程与规范，同时还点燃了无数学子的新闻职业理想。
　　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后，记者手记更容易破圈而出，受到公众关注。从2015年开始，媒体机构的微信公众号成为发表记者手记的主要平台，不少手记曾经广受关注，获得超越报道本身的巨大影响力。比如新华社记者吴雨在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采访知名演员陈道明后撰写的手记《陈道明席地而坐，为我亲手改稿》由新华视点公众号发布后，一度引发网友关于新闻伦理和专业性的热烈讨论。《北京日报》摄影记者和冠欣在报道天津大爆炸时撰写的手记《走多远？作多久》则成为朋友圈刷屏的爆款文章，不仅引起公众的情感共鸣，同时还激发了许多外界读者对于新闻行业的讴歌礼赞。
　　由于受到读者欢迎，近年来许多专业媒体机构都鼓励记者撰写手记，并通过机构的公众平台发布。各家媒体对记者手记栏目的形态和功能有着自己的定位。例如《三联生活周刊》提出“在每一个社会事件、每一篇报道背后，深入现场的记者们或许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与感悟。受限于篇幅，这些细碎的、个人化的情感可能并未在文中呈现，如今我们开辟一块新场地，专门与大家分享稿件背后的故事”。《人物》则期待“以‘创作者手记’的方式还原一些报道的操作过程与幕后故事，希望以此方式与读者、同行进行更多更专业、深入且严肃的探讨。”
　　此前已有研究者将记者手记纳入分析视野。张涛甫（2010）认为这些披露新闻生产后台的报道手记展现了记者丰富的感情和丰满的性格，同时延伸了前台新闻的意义，使之更加立体全面。李红涛和黄顺铭（2013）则发现记者通过在行业刊物上的自我言说来表达对微观新闻实践和宏观新闻环境的理解，以此建立和标示自己的身份认同，构成了一种实践性新闻职业规范。但总体而言，相比于读者的广泛阅读和业界的热烈讨论，记者手记这一活跃的实践形式目前尚未得到新闻学界的充分关注。研究者大多将手记作为承载特定事件中记者话语的素材来源，而非考察手记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本类型（genre）在新闻生产脉络中的理论意义。本文尝试借助跨学科的理论资源，围绕该议题展开探索。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对话
　　本文的文献回顾由两部分构成，首先诉诸广义的符号学维度，试图从本体论层面廓清记者手记与报道文本之关联，其次是梳理新闻业的透明性原则及其展演形式，旨在界定记者手记在新闻生产脉络中的理论坐标。
　　（一）从元话语到副文本：记者手记的本体论观照
　　元新闻话语（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概念由Matt Carlson（2016）系统提出，指的是不同社会行动者围绕新闻业的社会意义和记者的文化权威展开公共协商的特定话语形式。元新闻话语“不仅是一个意义和实践系统，还是一个开放的、各种话语在场而且交织的论坛”（潘忠党，陆晔，2017）。通过对新闻文本及其生产实践的元话语讨论，媒体、公众、学者、政府、广告商等不同行动者共同参与到新闻业的边界设置过程中。在元话语的分析框架下，国内外研究者围绕媒体创办与停刊（Carlson， Usher， 2016，白红义，2017，李娟，刘勇，2018）、媒体转型（周睿鸣，2021，刘峰，2019）、新闻实践的新兴形式（Perreault， Vos， 2020，刘天宇，罗昊，2021， Moran， Shaikh， 2022）等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延展了新闻研究的理论空间。
　　作为一种关于新闻报道的文本类型，记者手记也可以被纳入元新闻话语的分析范畴中，更确切而言，是一种以记者为主体的“新闻职业话语”（白红义，2018）。Carlson（2016）将元新闻话语分为反应式话语和生成式话语，前者是对新闻业面临的突发变动的回应，通常包括采用修复或庆祝等话语策略来塑造特定新闻报道、新闻记者或新闻机构的意义，后者则通过评价性文本来引发围绕新闻业的一般性讨论。白红义（2018）则指出既有的新闻职业话语研究就本质而言，都是考察新闻从业者在面对各种问题的入侵时，如何通过对“圈内人-圈外人”的叙事来重新划定新闻实践的边界。
　　在既有的理论坐标系中，记者手记是一种微妙的存在。一方面，每篇记者手记都伴随着特定的报道文章而展开，是对报道文本的反应而非一般性的生成话语。另一方面，记者手记是一种更加普遍和常态的阐释性叙事，媒体发布记者手记通常并非针对特定的争议进行回应，而是作为新闻生产常规的组成元素，为记者提供表达的空间和交流的渠道。为了对记者手记进行更加聚焦的理论化，本文将引入副文本概念进行观照。
　　副文本（paratext）概念最早由法国文学理论家热奈特（Genette， 1991）提出，指的是那些包裹并延展着主体文本的文本类型，举凡文本标题、注释、梗概、插入语、推荐语、序言、后记、献词等，皆可归入副文本的范畴。副文本是一种物质性的空间，其意义在于揭示文本生成和流通的语境，引导和限制读者对文本的阐释，使之与作者的期许相吻合，保证作者的意图得到贯彻，进而帮助文本发挥其应有的功用。因此，热奈特将副文本比喻为进入文本的门槛（threshold），即只有通过副文本的引导，读者才能深入堂奥，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热奈特（2001）进而根据位置、时间、语境等要素，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副文本，既包括上述由作者和编辑在文本周边直接设置的门槛，也包括大众传媒在文本流通过程中设置的门槛，同时还包括作者的日记、通信等更加私密化、个人化的门槛，不同类型的副文本在文本流通过程中各司其职，将作者、文本与读者联系起来。
　　参照热奈特的区分，与新闻报道相关的副文本，既包括媒体机构性质、板块栏目、署名人等隐含的背景信息（李玮，2014：90），也包括记者手记、编辑评语、颁奖词等围绕报道而展开的文本类型。潘忠党（2018）曾指出，从其存在形态及作用而言，副文本具有元文本性（metatextuality），即作为关于文本的文本，反思和批判对象文本。因此，我们可以将与新闻报道相关的副文本作为一种特殊的元新闻话语形式，考察其对新闻业意义的塑造。目前国内外新闻学界采用副文本概念框架开展的经验研究为数不多，且主要聚焦于偏向微观的文本间关系和副文本修辞结构（黄小平，2014），例如新闻的标题设置（Frandsen， 1992， Zhang， 2013）、编辑排版（Hagvar， 2012， Vanoost， Sepulchre， 2019）等，考察媒体机构如何通过策略性地使用副文本来体现自身立场并与受众展开互动。
　　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为本文提供了理论启发。由此回归本文的问题意识，可以发现记者手记既是一种流行的文本类型，同时又并非独立的新闻实践形式，而是与原报道文本具有天然的“跨文本关系”，在报道原文本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延伸，揭示报道原文的生成与流通语境。而这一揭示语境的文本功能，则契合了新近兴起的新闻透明性原则的规范性诉求，使得手记成为透明性展演的重要形式。因此，本文接下来将记者手记置于新闻透明性的学术脉络中，定位手记在新闻职业规范和新闻权威塑造中的功能。
　　（二）透明性原则及其展演形式
　　透明性（transparency）是近年来新闻理论和行业实践中迅速浮现的表述，指的是媒体机构和新闻从业者需要向公众说明新闻的获取来源和方式。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2011）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中较早系统地提出透明性原则，包含三个关键要旨：首先，应当说明新闻机构如何获知信息；其次，需要解释记者和编辑为何以特定的方式处理信息，包括对初始材料的取舍；最后，记者和编辑应当坦承报道中尚未解答的问题，帮助读者意识到局限性。根据新闻生产的不同层级，可以将透明性分解为揭示新闻生产流程的生产透明性、展现媒体机构和记者个体之背景信息的从业者透明性，以及与受众展开互动的对话透明性（Groenhart， Bardoel， 2012）。
　　据白红义和雷悦雯（2022）梳理，透明性始自新闻行业的实践探索，继而先后确立了关于透明性的理念和规范，而这种规范最初又植根于美国的新闻实践和政治文化中。有研究者认为，透明性理念的价值在于鼓励新闻工作者采取公开自我反思的媒体文化，通过多元对话矫正自身的偏见（孙藜，2013），通过让新闻生产的流程与操作从“后台”走向“前台”，透明性原则可以重新建立与公众的紧密联系（张超，2020）。不过透明性原则在付诸实践时也面临重重困境，例如Chadha和Koliska（2016）发现，媒体对透明性的采纳程度十分有限，通常仅包括展现修改错误的痕迹、提供消息来源的出处链接和记者的个人简历，并未真正打开与公众对话的渠道。换言之，媒体所实践的仅是那些低风险的、可以把控的透明性策略（王斌，胡杨，2021），而记者在报道时携带的偏见，却可能因为形式上的透明性操作而被掩盖（白红义，雷悦雯，2022）。但无论透明性的实践效果如何，这一原则也已成为当代新闻伦理的核心维度，许多围绕新闻业的辩论都以此为参照展开（Karlsson， 2021）。
　　由于透明性原则缺乏坚实的伦理根基和实践依据，不少学者都提出与其将透明性当做一种终极的价值规范准则，不如视之为一种新闻从业者塑造自身职业权威、维系自身合法性的“策略性仪式”（Karlsson， 2010，夏倩芳，王艳，2016，吴静，陈堂发，2021，白红义，雷悦雯，2022）。最早由戈夫曼所提出的“前/后台”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围绕透明性的学术讨论，研究者将媒体机构践行透明性的方式视作一种展演（performance），通过将后台前置来塑造自己的形象（Karlsson， 2010）。透明性原则可能鼓励新闻从业者营造自身形象，形成自己的粉丝社群，有助于媒体提升公众地位（王斌，胡杨，2021），但也可能打破公众对新闻业的神圣想象，并导致记者在“前台”产生角色混乱，不能有效实践其职业权威角色（周葆华，2013）。
　　媒体机构究竟如何运用透明性原则来塑造自身文化权威？Perdomo和Rodrigues-Rouleau（2022）做出了探索性的个案研究，两位学者考察《纽约时报》的播客平台，发现该播客的透明性措施包含着三种元新闻展演，分别是揭示新闻过程、塑造记者人格和重申新闻文化，通过邀请观众欣赏记者的创造性、个性以及对新闻文化的恪守不渝，媒体机构可以展现记者在新闻文化荫庇下的形象，进而面向公众投射自身的新闻文化，以提升公众对新闻权威的感知。但Karlsson（2020）对瑞典民众的调查发现，透明性在解决民众对新闻业的信任危机方面作用有限，部分原因是目前的透明性举措的力度依然不够。
　　通过文献回顾发现，目前学界关于新闻透明性的研究大多在概念和规范性层面展开，关注的问题大抵包括透明性由哪些要素构成，有何种实践及理论意义，是否有助于媒体在公共生活中践行使命，以及与客观性等其他职业规范理念之间的关系如何。近年来新闻透明性研究的领军学者Karlsson（2021）对此提出反思，他认为虽然目前关于透明性的倡议不绝于耳，但非常缺乏精细、系统的经验性考察，无法辨明不同类型的透明性展演形式各自如何建构新闻业的文化权威。有鉴于此，Karlsson呼吁研究者分别关注透明性展演的各个核心元素，包括平台、行动者、脚本、审美与风格、效果等。
　　回归中国新闻业语境，记者手记是近年来最活跃的透明性展演形式之一，也是媒体机构面向公众展现新闻生产后台的主要渠道。因此，本文一方面援引透明性原则来审视记者手记在新闻实践中的功能与角色，另一方面则以记者手记为切口，围绕新闻透明性展演的形式要素展开经验性考察。具体而言，本文提出两个研究问题：
　　1.手记作为报道正文的副文本，从哪些角度拓展正文的内容？具备哪些常见的叙事脚本与风格？
　　2.手记如何通过展演透明性而塑造新闻业的文化意义？
　　
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正如本文开篇所述，2015年是记者手记的实践传统的转折点。在2015年之前，一线记者撰写的报道手记大多在新闻行业刊物上发表，主要读者为新闻业同仁及在校师生等，部分知名媒体机构会将代表性报道集结成书，将记者手记附于报道之后出版，以此扩大自身的公众知名度和影响力。从2015年开始，新闻行业刊物和报道文集的影响力逐渐下降，各家媒体机构开始以微信公众号等公共平台作为主要阵地，发布记者报道手记，记者手记的读者群体也推及所有订阅公众号的用户，而不再限于对新闻实践感兴趣的特定读者。自此，记者手记真正面向公众发布，成为媒体机构展演透明性原则的重要文本形式。
　　因此，本文将2015年作为研究对象选取的起点，总计选择20家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一线媒体机构自2015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公共平台发表的记者手记，总计375篇，具体分布（表1 表1见本期第18页）。在收集手记文本之外，研究者还联系了4位供职于不同媒体的手记作者进行非正式访谈，以期了解媒体机构针对手记的操作常规。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不同媒体对于记者手记的重视程度不同，这往往与媒体机构的组织文化、主编的个人理念以及媒体机构的版面设置有关。例如时任《新京报传媒研究》主编朱学东大力倡导记者撰写手记，强调记者手记“一定意义上也就成了一种抵达，成了抵达某种真相，提醒公众有某件事情发生的一种努力。……这也是一种新闻的接力，或者说补白，让事件得以重新回到公众视野。……记者手记同时也可以承担反省思考业务操作方面的问题或者向同行介绍经验的一个材料。……记者或编辑手记，其实是互联网时代对传统客观新闻报道的一种校正和补充”。①因此，《新京报》记者撰写手记的风气最为浓厚。此外，《南方人物周刊》专门辟有“记者眼”栏目，澎湃新闻则辟有“离题”栏目，专门发表记者手记，撰写手记成为这些媒体机构深度报道记者的工作常规之一。而在另一些媒体机构，记者手记并未被纳入固定的工作常规，只是偶然的、即兴的尝试，通常只有在报道成为“爆款”，或是记者在采写过程中有强烈的感受渴望分享时，才会撰写并发布报道手记。
　　由于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于考察手记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文本类型在当代新闻业中的文化意义，而非对各家媒体处理手记的不同方式进行比较分析，因此将全部375篇手记作为分析对象，不再根据媒体类型和发表年份进行细分。研究者首先逐篇细读手记文本，再将每篇手记文本与报道原文进行对比阅读，重点关注手记呈现了哪些报道原文中没有的经历和素材，手记如何解释和回应报道原文的内容架构。在通读全部文本之后，研究者根据手记叙事主题和内容进行开放式编码，总计提炼出15个具有典型性的概念范畴，详见（表2 表2见本期第19页）。
　　接下来，研究者根据15个初始范畴的内在联系进行主轴编码，将主题相近的初始范畴进行整合，总计归纳出6个主范畴。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根据经验材料与既有理论资源进行对话，进一步整合主范畴之间的关系，最终提炼出三个核心范畴（core category），详见（表3 表3见本期第20页）。
　　
三、研究发现
　　就叙事风格而言，记者手记不像常规新闻报道一样受到新闻职业规范的严格限制，极少采用“倒金字塔”或首尾呼应式的封闭式写作，而是一种结构灵活、体例多样的文本形式，记者通常信笔而谈，从报道原文出发，连缀起新闻采写过程中的若干重要节点和事件片段，期间夹叙夹议地抒发自己的采写心得和感悟，糅合了随笔、日记、评论、分析等其他文类的特征。相比于报道正文受篇幅所限，需要对丰富的素材删繁就简，记者手记则遵循加法逻辑：记者根据自身意图对报道正文进行延伸，补充未能在正文中呈现的故事细节。
　　尽管记者手记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多样的叙事风格和不同的编排方式，但若将其视为一种拓展报道原文的叙事空间，则可以发现手记的叙事主题高度趋同。Groenhart和Bardoel（2012）曾经将新闻透明性区分为生产透明性、从业者透明性和对话透明性，本文根据对全部文本的开放式编码结果，对前人的研究结论做了调整，发现手记分别在过程、主体和评价三个维度展演新闻生产的透明性，以下将依次阐述。
　　（一）展演“过程透明性”
　　过程透明性，即通过揭示记者与各方消息源的互动过程，帮助读者和同行判断记者操作是否规范可靠。记者手记作为一种行业惯例，之所以在新闻实践中兴起，目的即在于邀请记者介绍深度报道的采访写作过程，与同行分享经验。因此，除少数评论性质的短小手记外，几乎每篇记者手记都会介绍自己操作选题的过程，包括最初为何选择做此篇报道，通过何种渠道发现新闻线索，如何联系采访对象，编辑室团队围绕选题的讨论等。但正如新闻报道不可能巨细无遗地呈现事件全貌，记者手记对新闻生产过程的描述介绍，也是一种选择性的再现（representation），隐含着特定的脚本和情节设置。
　　记者手记中最常见的叙事脚本可以归结如下：记者因为偶然的机缘而发现选题，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联系受访者，在采访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但在好心人的帮助和好运气的加持下，记者几经努力终于克服困难，突破封锁，终于采访到独家信源完成报道。多数手记都可以被归入海登·怀特（2004：10）所说的浪漫剧式的情节模式，即凸显主人公成功地征服了经验世界，并借此获得救赎。其中，记者在寻找真相的途中遭遇困难并克服困难是手记叙事的最核心情节。绝大多数手记都会凸显采访过程的艰辛和记者承受的压力，特别是对于具有调查、暗访属性的报道，记者在手记中会浓墨重彩地描述采访过程中遭遇的风险，以及那些通过斗智斗勇，引导对方说出真相的经过。
　　在客观性原则的限制下，多数专业性媒体机构并不鼓励记者在报道正文中渲染自己的遭遇，而手记则提供了一种并行的叙事空间，让记者得以展现自己的戏剧性经历。被普遍认为是喧宾夺主的不专业操作，已经被多数专业性媒体机构摒弃，而手记则提供了一种并行的叙事空间，让记者得以展示自己的戏剧性遭遇，这些惊险的瞬间为报道文本赋予了传奇色彩，试图让公众更加理解和尊重记者为采写新闻而付出的努力。记者在采访中遭遇的艰辛处境以及记者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智慧，经由反复的叙事建构，成为新闻职业权威的重要来源。许多记者手记底下的留言评论中，读者纷纷感叹记者的勇敢和不易，表达对新闻媒体的敬意。因此，记者在手记中再现新闻采写过程的行为，可以被理解为新闻社群自我加冕的努力，同时也被媒体机构当做提升口碑的操作策略。
　　记者手记不仅会呈现报道中涉及的信息和内容的获取经过，同时还会展示记者和编辑选择和架构报道的意图，包括为何选择某些素材而舍弃另一些素材，为何从某一特定角度写作文章而摒弃其他角度，为何选择特定的细节放置在报道文本的核心位置等，这些内容从不同角度环绕、包裹、延伸着报道原文的意义。通过揭示各种可能的替代性选择，并解释记者和编辑做出选择的新闻业务考量，手记还成为新闻职业规范和价值观的展演空间。记者手记中呈现出的新闻生产决策过程，通常体现为生动、煽情与专业、理性之间的取舍，并在权衡分析后克制自己的情感冲动，选择从更具社会价值的角度着手报道。
　　譬如在一篇关于吸毒者的报道中，记者在手记中写道，“关于吸毒者触目惊心的论述和艺术化表达循环涌现，你可以戴上不同眼镜去打量他们……但我避免用一种深度同情或是过分煽情的口吻来谈论他们，力求做到疏离克制和客观描述”。②在题材无所不包的记者手记中，此类叙事脚本频繁出现，背后体现的则是记者将客观、专业的操作作为自身职业身份的根基，并与煽情、猎奇等行为划清界限。但与此同时，记者在报道正文中被压抑的个人情感与主体性，也会在记者手记中得以凸显。
　　（二）展演“主体透明性”
　　Groenhart和Bardoel（2012）所界定的从业者透明性主要指公开记者和媒体机构的背景信息，帮助读者评估相关背景对报道倾向的影响。但除了高度概括的背景信息外，记者的个性特征、主观判断和情绪感受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报道的建构，是主体透明性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涂凌波和张天放（2022）所指出的，新闻透明性要求新闻媒体不再排斥情感卷入，而是要将新闻生产中的情感公开展示出来。因此，记者手记会通过个性化的书写来呈现记者个体的形象，构成了主体透明性的公开展演。
　　主流观点通常认为新闻报道应当按照古典现实主义的文本原则进行操作，如实描写事件发展，拒斥作者的主观介入和情感色彩（费斯克，2006：164）。文学研究者Gonzalez（1993：19）曾经指出，现代新闻业以两种方式消解了作者身份：首先是强调新鲜性、速度和客观性，而非反思和分析；其次是不允许作者以一种单一、连贯的声音说话。宋韵雅和李金铨（Song， Lee， 2015）则发现，记者常在回忆录和自传中通过第一人称写作来思考自身地位，通过反讽等“策略性仪式”表达自己的道德情感和主观判断。就形态和功能而言，记者手记可以被视为一种记者关于自身采访经历的微型回忆录，记者可以通篇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书写报道经历，并以个人经历作为理解新闻事件的参考框架，而无需征引他人言论，也不必被编辑大刀阔斧地删改。如受访记者1（女，32岁，供职市场化媒体）所说：“我们这里（关于手记）没有什么特定的规范，总之是关于这个选题有哪些想分享的都可以写，除非有明显的问题，编辑很少会动，因为都是个人感受嘛。”
　　因此，在手记中记者不再是冰冷理性的“组织人”，而是具有鲜活面貌和丰沛情感的写作者，经常使用“讽刺的是”、“让人欣慰的是”等具有鲜明情感色彩的表达和隐喻、象征等文学性手法来传达主观判断，这些写作方式在报道正文中很少使用。记者在手记中还经常会对报道中的新闻当事人发表道德评判，或是对报道中的社会现象提出治理建议等，越过自身职业角色的界限，试图更加直接和灵活地介入公共生活。
　　同时，记者手记中会呈现出记者本人在采访现场的情感体验，包括脆弱、犹疑、恐惧、窃喜、怠惰等私密的情绪以及在采访过程中的主观判断和想象等，并呈现此类情感体验对于采访报道的潜在影响。譬如记者在手记中写自己“第一天的时候哭了三场……我也不想表现得很不专业……但是做不到”。③在“江南弃儿”报道的手记中，记者提到自己在寻亲网站查找弃儿的简介信息，感到“我的心像是被手捏了一下，觉得吸不上气来”。④
　　手记打破了标榜超然无涉和“零度写作”的新闻业神话，呈现出记者客观报道面纱下强烈的主体性，同时可以帮助读者知晓记者的主体性对报道的潜在影响。这些不够“专业”的表现，通常并不会降低读者对于媒体报道的信任，反而因其坦诚亲切而拉近了与读者的心理距离。正如在《三联生活周刊》一篇记者手记的评论区，高赞的评论称“三联在报道刑事案件时一直有种‘摆事实，让读者自己做出判断’的隐忍态度，在这个意见立场先行的时代，保持这种操守实在难得。谢谢记者手记中的个人观点，让我看到了时代在每个人身上留下的烙印”。⑤
　　但记者在手记中的主体表达并非全无拘束，而是在新闻阐释社群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双重限制下的有限发挥。记者在手记中呈现的自我形象，虽然不尽符合客观理性的职业教条形象，却大都契合社会主流价值体系下的道德标准，拥有善良、正直、勇敢、热心等美好品质。反过来，新闻实践中常见的追逐流量热点、吸引公众眼球等考量，记者与消息来源之间的利益联系与冲突，以及其他有悖于主流道德的私密意图，则几乎不会被写入手记之中。同样，记者在手记中对于主流新闻职业规范和新闻实践方式的反思与突破也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不会挑战新闻应当追求真实、服务公共利益等行业基本共识。概言之，记者手记中呈现出的作者形象，既是记者本人被新闻专业规范所压抑的主体性的自然流露，同时也具有明显的自我形象管理印记，是一种“社会化的自我”（socialized selves），而不仅仅是纯然本真的自我天性（戈夫曼，2016：46），并期待读者以这种社会化了的角色形象来看待自己。
　　（三）展演“评价透明性”
　　Groenhart和Bardoel（2012）将与受众互动称为新闻报道的“对话透明性”，但未能对互动的主题与内容进行深入讨论。Karlsson（2021）则在新近研究中提出媒体除了公开解释记者生产新闻的方式外，还应当补充新闻内容的语境元素，帮助受众评估新闻的意义，即周边（ambient）透明性。本文研究发现，记者会在手记中评估报道的成就，试图在同行竞争、行业传承与公众讨论的多重语境中锚定报道的意义。本文将这种展演的内容称为“评价透明性”，即帮助读者了解相关背景，从而客观评价报道的得失。
　　竞争是新闻业的天性，记者和编辑在日常工作中都会密切关注同行的工作表现，并与自己的工作成果相互对比，辨别优劣，总结得失，这一工作如今已然被嵌入新闻工作常规之中（Boczkowski， 2010）。虽然新闻报道常被视为昙花一现的速朽之物，但记者大都希望自己用心撰写的报道可以得到读者和同行的准确理解和公正评价，因此记者手记也倾向于在同行竞争的框架中，评价报道对于社会公众和新闻职业的双重意义。如果相较同行而言，记者的报道取得了独家信源、独家发布或在报道框架上的突破，通常会在手记中明确说明，以此向读者宣示自己的努力和专业性。同时，记者也会客观评价自己的工作表现，指出报道中存在的缺憾，总结经验与不足。
　　新闻业作为同气连枝的阐释社群，记者与记者、媒体与媒体之间的关系不限于竞争，更有着合作、传承、提携、致敬等积极面向。因此，许多记者会在手记中将自己报道的成就纳入新闻实践的历史谱系，与前辈、同行的报道勾连在一起，共同组成新闻职业权威的叙事脉络。例如在关于高校艾滋病感染者的调查手记中，《新京报》记者写道：“我是在读大学时，无意中看到前南都记者马金瑜的报道《艾滋病感染者田喜的23年人生》，几次落泪，印象深刻。每到艾滋病日，总是会想起田喜，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⑥《人物》记者在爆款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手记中也写道：“在整个采写过程中，我和编辑也重看了曹筠武老师的那篇《系统》……这篇‘系统’也可以被看做是那篇‘系统’的延续与致敬。” ⑦
　　一篇有影响力的新闻报道发布后会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评价，有时还会招致公众的误解、曲解乃至批评、谴责。新媒体的兴起打破了新闻职业阐释社群的话语垄断，记者需要养成与各方批评相辩驳的善辩（eloquence）能力（Glasser， Ettema， 2008），面向公众解释自身实践行为，并通过对话来修复新闻业的伦理准则（邓力，2016）。手记为记者提供了再度发声的渠道，记者经常在手记中提及报道收获的反馈和评价，当报道存在争议时，记者会列举出主要的褒贬意见并加以回应，论证自己报道意图和方式的正当性，并吁请公众认同其价值。例如《新京报》记者在直播摩托车返乡活动中因为没有邀请采访对象上车同行，而遭到舆论猛烈批评。记者在手记中解释称，“面对网友的质疑和提议，我们把专业要求变成通俗的话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解释……但我相信，看似冷静的专业准则和精神，最终是指向善的”。⑧
　　无论是在同行竞争与合作的职业规范框架中评价报道的意义，还是直接面向公众表达自己的专业考量并回应各方观点，手记都成为记者为报道文本所设置的“门槛”，试图以此锚定报道的意义，引导和限制读者对报道的阐释和评价。但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中，手记所承载的作者话语无法完全主导公众对报道的讨论，甚至有时手记中披露的新闻生产后台过程反而会招致更多批评与质疑，进而影响到报道原文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因此，与其认为手记可以规范读者对于报道原文的认识，毋宁说手记通过透明性展演为报道原文开辟了新的协商空间，使得公众得以围绕记者手记展开再解读和再讨论，这些讨论往往脱离新闻事件本身，转而关注记者在事件中的新闻表现，评价记者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的职业伦理和职业技能，从而浮现出更加弥散、开放的元新闻话语。

四、总结与讨论
　　记者手记是一种与报道原文相伴而生的副文本，直接介入报道意义的生产与增殖之中。在报道本身需要客观节制的情况下，手记成为承载记者意图的平行叙事空间，从不同角度对报道进行延伸。由此而生成的叙述，构成了一种新闻透明性展演。通过对20家媒体发布的375篇记者手记的分析，本文提炼出手记的三种展演主题：首先是过程透明性，手记运用特定的叙述话语再现新闻生产过程，介绍新闻采写中的个人经历和集体分工，其中最常见的情节模式是记者在采访中遭遇困难并最终克服，这些戏剧性经历经过反复的叙事建构，成为新闻职业权威的重要来源；其次是主体透明性，记者通过手记展现被新闻职业规范所压抑的主体性，一方面使用富有主观色彩的言辞来表达道德判断和偏好，另一方面展现自身在采访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和主观想象，帮助公众判断记者主观性对报道的潜在影响；最后是评价透明性，记者在手记中将自己的报道置于同行竞争与合作的框架中，面向公众表达自身意图并回应各方评价，试图锚定报道的意义。三种主题往往交叉重叠，共存于一篇记者手记之中。
　　相比此前研究，本文不仅考察了一种新的透明性展演形式，同时对透明性展演的脚本与风格问题做出了更深入的探索。透明性展演的吊诡之处在于，这种展演的形式本身并不透明，而是隐含着特定的价值偏向。正是这些价值偏向使得自我叙事成为一种具有特定动机和结构的展演（鲍曼，2008：30）。记者在写作手记时会参照种种既有的脚本设置，以此为基础筛选和组织自己的经历与感受，使得某些情节模式在手记中频繁出现，而情节背后的脚本则植根于社会公众和业界同行对于记者行为的理想期待。因此，形式上看似自由挥洒的手记，在深层观念上实则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新闻社群价值观的双重限制，并根据这种共享的道德理想来塑造社会化的自我形象。
　　本文对手记中隐含脚本的剖析，印证了Carlson（2017：78）的观点，即元新闻话语中充满了遵循惯例反复出现的文本模式，这些话语塑造和限制着我们对新闻业的看法。更进一步，本文认为元新闻话语包含多种文本形式，各种形式的文类特征都会影响到元新闻话语的内容表达。例如在新闻职业话语的范畴下，献词、宣言、颁奖辞、手记等不同文本，所具有的叙事惯例、主题框架、文本风格和修辞手法便各有差异。相比于其他元话语形式，手记具有三项特征：1.主要形态是叙事而非说理、抒情、评价，是与报道原文相互印证的叙事文本，通过特定的情节结构来传递价值判断；2.手记的内容紧密围绕报道原文展开，通过补充报道原文缺失的语境，成为展演新闻透明性的话语空间；3. 相比于多数研究者关注记者围绕焦点事件或行业变迁的元话语建构，手记是一种常规化的职业话语生产机制，穿插在新闻生产的日常实践之中。
　　手记对不同主体具有不同的文化意义。对读者来说，手记可以开启新闻生产的黑箱，使之感受到记者的鲜活情感和新闻工作的艰苦繁难，从而增进对新闻业的理解与同情。对记者个体而言，撰写手记成为延宕新闻实践之流的褶皱，使得记者可以从持续、快速的新闻工作中暂时抽身出来，回观自己的作品并重新思考、检视更多的可能性。对媒体机构来说，发布记者手记既可以宣扬自身秉持的新闻职业理念，回应各方褒贬，又能够拉近与读者的情感距离，试图营造良好的口碑。而对新闻社群而言，手记则是一种非正式的连结互动渠道，使得供职于不同媒体的记者得以通过阅读手记而彼此熟识，并借由同行在手记中流露的新闻专业精神而相互感召。通过评估报道的意义，记者手记衔接起具体的报道实践与抽象的职业理念，不断为新闻业的职业规范注入新的案例和视角，将关于新闻业的“意义之网”编织得更加绵密坚实。
　　由于本文旨在考察记者手记作为一种文本类型和实践常规所具有的整体特征，未能对记者撰写手记的心理动机进行深入的访谈研究，留待今后更加聚焦的个案解读。本文的分析仅关注记者手记在数字化时代中国新闻业的表现，欠缺历史与比较的维度，未能从更广阔的时空脉络中考察记者手记的功能差异与形态变迁。另外，本文所收集的记者手记属于传统的文本体裁，由此提炼出的展演主题与脚本，未必能够适用于其他姿态多样的透明性展演形式，还需要与更多的经验研究相互补充参照。■
　　
注释：
①新京报传媒研究（2015年10月8日）。《一种新闻接力——为什么要写记者手记》。
②南方人物周刊（2017年11月14日）。《失去自我的吸毒者》。
③南方人物周刊（2018年1月26日）。《用文字对抗遗忘》。
④新京报传媒研究（2016年8月15日）。《寻找江南弃儿 寻找被人遗忘的饥饿》。
⑤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9月9日）。《劳荣枝案手记：为什么要报道90年代旧案》。
⑥新京报传媒研究（2015年12月7日）。《“迟到”一年的采访——高校艾滋病感染者调查手记》。
⑦人物（2020年9月28日）。《能够帮外卖骑手走出困境的，不是怜悯》。
⑧新京报传媒研究（2017年1月27日）。《下一次直播摩托车返乡，我仍不会邀请采访对象上车》。
　　
参考文献：
白红义，雷悦雯（2022）。作为策略性仪式的新闻透明性：一种新职业规范的兴起、实践与争议。《全球传媒学刊》，（1），129-145。
白红义（2018）。边界，权威与合法性：中国语境下的新闻职业话语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8），25-48+126。
白红义（2017）。“正在消失的报纸”：基于两起停刊事件的元新闻话语研究——以《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为例。《新闻记者》，（4），11-25。
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2011）。《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刘海龙，连晓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邓力（2016）。“善辩”的记者与公共的伦理——公开问责新闻伦理观下的马航失联报道讨论。《新闻记者》，（9），78-87。
海登·怀特（2004）。《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黄小平（2014）。新闻副文本的修辞结构研究——以《人民日报》为例。《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151-156。
理查德·鲍曼（2008）。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红涛，黄顺铭（2013）。谋道亦谋食：《南方传媒研究》与实践性新闻专业主义。《当代传播》，（4），16-19+28。
李娟，刘勇（2018）。变动时代新闻职业价值的消解与重构——基于ONE实验室解散的元新闻话语研究。《新闻记者》，（5），62—70。
李玮（2014）。《新闻符号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刘峰（2019）。新闻室空间再造：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元新闻话语研究。《新闻大学》，（11），11-22+121-122。
刘天宇，罗昊（2021）。协作是新闻业的未来吗？——对跨组织新闻协作的元新闻话语分析。《新闻记者》，（11），66-80。
欧文·戈夫曼（2016）。《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潘忠党（2018）。在“后真相”喧嚣下新闻业的坚持——一个以“副文本”为修辞的视角。《新闻记者》，（5），4-16。
潘忠党，陆晔（2017）。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国际新闻界》，（10），91-124。
热拉尔·热奈特（2001）。《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孙藜（2013）。从客观性到透明性？ 网络时代如何做新闻。《当代传播》，（1），19-22。
涂凌波，张天放（2022）。数字时代如何理解新闻透明性？《全球传媒学刊》，（1），146-162。
王斌，胡杨（2021）。新闻透明性的理念、内涵与限度——对社交时代媒体转型路径的一种考察。《江淮论坛》，（2），161-166。
吴静，陈堂发（2021）。新闻透明性：内涵、逻辑与价值反思。《新闻大学》，（4），28-41+120。
夏倩芳，王艳（2016）。从“客观性”到“透明性”：新闻专业权威演进的历史与逻辑。《南京社会科学》，（7），97-109。
约翰·费斯克（2006）。《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张超（2020）。“后台”前置：新闻透明性的兴起、争议及其“适度”标准。《国际新闻界》，（8），88-109。
张涛甫（2010）。中国语境下新闻生产的“后台”观察——兼评《南方周末·后台》。《新闻记者》，（3），80-84。
周葆华（2013）。从“后台”到“前台”：新媒体技术环境下新闻业的“可视化”。《传播与社会学刊》，（1），35-71。
周睿鸣（2021）。元新闻话语、新闻认识论与中国新闻业转型。《南京社会科学》，（2），108-117。
BoczkowskiP. J. (2010). News at work: Imitation in an age of information abunda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rlson, M. (2017). Journalistic authority: Legitimating news in the digital e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arlson, M. (2016).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the meanings of journalism: Definitional controlboundary work, and legitim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6(4)349-368.
Carlson, M.& UsherN. (2016). News startups as agents of innovation: For-profit digital news startup manifestos as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Digital journalism, 4(5)563-581.
FrandsenF. (1992). News discourse: The paratextual structure of news texts. ERIC Clearinghouse.
Genette, G.& MacleanM. (1991). Introduction to the Paratext. New literary history22(2)261-272.
Glasser, T. L.& Ettema, J. S. (2008). Ethics and eloquence in journalism: An approach to press accountability. Journalism Studies9(4)512-534.
GonzalezA. I. (1993). Journ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panish American narrativ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oenhart, H. P.& BardoelJ. L. (2012). Conceiving the transparency of journalism: Moving towards a new media accountability currency.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s, 12(1)6-11.
HagvarY. B. (2012). Labelling journalism: the discourse of sectional paratexts in print and online newspapers. Nordicom Review: Nordic Research o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33(2)27-43.
KarlssonM. (2021). Transparency and Journalism: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 Disruptive Norm. London: Routledge.
KarlssonM. (2020). Dispersing the opacity of transparency in Journalism on the appeal of different forms of transparency to the general public. Journalism Studies21(13)1795-1814.
KarlssonM. (2010). Rituals of transparency: Evaluating online news outlets’ uses of transparency ritu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and Sweden. Journalism studies11(4)535-545.
Koliska, M.& Chadha, K. (2016). Digitally outsourced: The limitations of computer-mediated transparency. Journal of Media Ethics, 31(1)51-62.
Moran, R. E.& Shaikh, S. J. (2022). Robots in the news and newsrooms: Unpacking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on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journalism. Digital Journalism, 1-19.
Perdomo, G.& Rodrigues-Rouleau, P. (2022). Transparency as metajournalistic performance: The New York Times’ Caliphate podcast and new ways to claim journalistic authority. Journalism, 23(11):2311-2327.
Perreault, G.& VosT. (2020).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on the rise of gaming journalism. New Media & Society22(1)159-176.
SongY.& LeeC. -C. (2015). The Strategic Ritual of Irony: Post-Tiananmen China as seen through “Personalized Journalism” of Elite U. S. Correspondents. MediaCulture & Society37(8)1176-1192.
Vanoost, M.& SepulchreS. (2019). Subjectivity and Comics Journalism in the French Magazine XXI. Discrepancy between Paratexts and Texts. In: DIE- GESIS. Interdisciplinary E-Journal for Narrative Research / Interdisziplinares E-Journal fur Erzahlforschung 8. 1 (2019). 85-108.
Zhang, M. (2013). Stance and mediation in transediting news headlines as paratexts. Perspectives, 21(3)396-411.
　　
张洋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国际传播战略体系构建研究”（22ZDA08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