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琦 谢紫怡
　　【本文提要】为了理解网民对媒体的非正式批评及其文化背景，本研究从世俗媒体批评概念入手，借助巴特的意指化序列概念，考察刘学州事件中涌现的批评。研究发现，批评言辞利用话题与审查的技术形式，运用“黑历史”的叙述形式，调用既往资源与道德标准，将人们对媒体的不满又一次凝结成“心惊暴”迷思。这种针对事件的道德判断，为《新京报》赋予了道德有罪的形象。世俗批评以恒定的道德观念替代争议焦点，简化包括媒体形象在内的现实，缺乏现实批判潜力。
　　【关键词】媒体批评 世俗媒体批评 迷思 新闻权威
　　【中图分类号】G210
　　一段时间以来，网暴问题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最近，国家网信办表示，未来相关部门将进一步打击网络暴力，并将网络戾气列为整治重点。互联网极大地释放了个体表达空间，但是，学会善意表达、理性表达，却并不容易。这不仅需要舆论引导、规范约束，也是一个有待深入细致考察的学术问题。本期刊发这篇文章讨论的是针对专业媒体报道的网暴问题，这类问题目前在全球新闻业普遍存在，引发从业者困扰。其他类型的网暴研究，我们也将陆续组织文章展开讨论，并希望得到广大作者和读者的支持。
　　——编者
　　
一、引言
　　2022年1月24日凌晨，寻亲少年刘学州被发现在三亚海边轻生。少年在遗书中披露了自己被遗弃以及受到网络暴力的经历。不到半天，网民们就“扒出黑料”，发现《新京报》在1月19日发布过一篇仅有刘学州生母一人观点的报道，而刘学州当日在个人微博上对该报道的观点予以否认。网民们认为，是媒体的不平衡报道与舆论引导，导致刘学州遭遇网络暴力。很多人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新京报》，譬如一篇题为《一个15岁的男孩，被大而黑心的媒体给活活逼死了》的微信公众号文章质疑道：“你新京报是正规媒体机构……用新闻报道杀人，不用担责的吗？”又如，一位微博用户说，“心惊报造刘学州的谣，导致他遭受大量谩骂，成了压垮他并使其自杀的最后一根稻草”。
　　网民对媒体的抨击在短期内汇集，编织出大量《新京报》利用报道作恶的叙述。少年死后一周内，批评者们横跨多个数字空间，借助各类线上表达手段，为媒体赋予了负面形象。网民反复用“心惊暴”、“人血馒头”、“媒体作恶”、“南方系”等词语评论，并以“黑历史”形式控诉《新京报》和其他媒体的负面过往，甚至明确表达对看似不相关的“南方系”媒体的讨伐。
　　面对这些奔涌而出的批评，如果由传统媒体批评研究取向（如Wyatt， 2007）来评价，人们会得到如下判断：这些批评没有在专门的讨论空间中进行，没有遵循新闻专业标准或明确陈述论点，没有尽好对媒体问责的社会责任，甚至缺乏最基本的文明表达。毋庸置疑，这些批评超出了传统媒体批评框定的批评边界，需要以新的视角将其概念化。
　　卡尔森（Matt Carlson）将此类评估新闻媒体表现的非正式媒介性言辞定义为世俗（mundane）媒体批评（Carlson， 2016： 919）。该概念强调普通人在社交媒体等媒介（mediated）空间中，以个人身份、采用日常口语表达方式、以世俗标准非正式地（casual）指出他们所认为的媒体机构错误之事；该概念在批评的聚集空间、表达方式、评价标准和关注对象方面，均区别于传统媒体批评或“新闻评价”（仅涉及对新闻产品的宽泛评价）等术语。遗憾的是，虽然卡尔森认为世俗媒体批评被学界长久忽视，呼吁对其进一步研究，他本人却未能继续探索该概念的潜力。
　　沿着卡尔森的概念工作（Carlson， 2016），
　　本研究意在以刘学州事件中奔涌的批评为经验资料，在中国互联网语境中“看到”世俗媒体批评，最终拓展该概念在经验概括、分析方法和理论解释层面的潜力。超越了寻亲、遭遇网络暴力等围绕少年的戏剧性故事，刘学州事件也变成人们批评甚至讨伐媒体机构的代名词，是一场典型的世俗媒体批评。此类批评既不罕见也不缺乏公开讨论，只是缺乏捡拾和检视。
　　毫无疑问，刘学州事件中针对媒体的世俗言辞，不仅凸显媒体作恶和暴力的形象，更指涉批评者心中认为的理想媒体属性，并指向一种意图：把《新京报》钉在“南方系”这一耻辱柱上，使其成为社会自然而然公认的常识。为了理解这些俯拾即是的批评，本研究拟采用巴特（Roland Barthes）的意指化序列（orders of signification）为分析框架，拆解世俗批评的隐含意（connotation）形式与迷思（myth）内容，探讨这些批评言辞的深层意义（Barthes，　1972）。引入结构主义符号学有助于破解将《新京报》视为“心惊暴”的迷思，唤醒符号浮现的背景，并对世俗媒体批评概念的世俗属性提供更具体的理解。
　　
二、世俗媒体批评与意指化序列
　　传统媒体批评秉持新闻业批评传统，由学界和业界主导，是大众传媒时代评价新闻报道的专门领域，力图以新闻专业标准提升大众的媒介素养，并建立专业认同。随着媒体生产和消费环境的改变，来自公众的批评绕开了曾由媒体机构把关的信息发布渠道，获得了可见性与影响（谢静，2004；Wyatt， 2018）。如果仅考察媒体的网页版留言区、新闻职业社群博客、新闻巡查栏目等空间，研究者会看到网民依然按照传统媒体批评方式进行论证和评价，呈现出“新媒体老批评”的形式（Craft， Vos， Wolfgang， 2016；Vos， Craft， Ashley， 2012）。卡尔森因此将这些批评视为元新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试图寻找多元话语主体针对新闻这一核心概念进行协商的情况（Carlson， 2017）。
　　不过人们逐渐发现，在社交媒体空间中，批评愈发变成一边倒式的观点宣泄，不仅难以识别多元话语主体，更遑论详细论述（谢静，2021）；批评逐渐脱离具体报道、新闻实践方式和媒体风格，失去讨论新闻报道这一焦点，表现为网络喷子对记者个人和媒体机构账户的持续线上骚扰（Figenschou， Ihlebk，2019）。来自网民的批评超出了合理边界，因此被新闻职业社群和学界视为对新闻记者个人、新闻业、专业标准、新闻权威甚至公共生活和道德伦理的威胁，被冠以“暴民审查”之名（Waisbord， 2020）。
　　在传统媒体批评和极端批评的光谱之间，是普通人根据其生活经验为报道进行评估的中间地带。这一地带伴随着社交媒体诞生，充满了人们随手对新闻报道留下的评论和转发，卡尔森将这些内容定义为非正式媒介性言辞。他指出此类言辞的两个特点：一是其往往是对先前表述的打捞、调用和挪用，反映了批评者栖身的文化环境；二是这些批评附着在评论区和转发空间内，进入“新闻再循环”过程，为其他网民提供了种种看待并评论新闻报道的框架（Carlson， 2016）。发生在韩国的世俗批评体现了上述特点。韩国国家级媒体曾在“世越号”沉船后发布所有乘客均已获救的错误报道，并以冒犯性问题采访逝者亲属。批评者取材于民族屈辱史，认为媒体人是“出卖大韩民族利益给日本殖民者的走狗”，他们撰写大量评论并建立多个话题，还搭建“垃圾报道/曝光垃圾”网站用来曝光记者信息，这进一步滋长了韩国社交媒体中的“仇恨新闻”文化（Shin， Kim， Joo， 2021）。
　　批评根植于社交媒体语境，卡尔森呼吁未来研究“搁置原文文本（text）的固定含义，转而找寻原文和受众之间互动中的意义生成（方式）”，以便揭开批评的“解释性背景”（Carlson， 2016：920ff）。该蓝图表明，所谓世俗批评，不仅体现在人们发表言辞时的随意状况，更在于言辞被赋予意义的世俗语境。因而批评言辞“原文”绝非外人眼中的表面字意，只有身处“解释性背景”的文化成员才懂其含义。如果不进入文化语境，人们便会觉得用“南方系”指代《新京报》实属张冠李戴。
　　如何把握批评言辞的真正含义？如何透过言辞把握它栖身的文化语境？卡尔森并未留下方法解药。由于言辞指表述意义的有意识的行动，因此借助巴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可以为分析世俗媒体批评言辞及其文化背景提供框架。巴特的意指化序列理论以索绪尔语言学结构为基础，构建了两层序列：第一序列将能指视为明示意，意为单纯对应现实的符号元素，譬如街景照片的明示意就是街道概念。第二序列则关注身处特定文化背景中的人们为符号优先赋予的意义。在该序列中，人们根据形式和内容为符号优先赋予的意义，被巴特分别称为隐含意和迷思。巴特指出，第二序列符号的意义总是褫夺第一序列的符号，导致人们错将二阶意义视为一阶意义。这种褫夺粗暴地克服了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多义开放和动态的不稳定对应关系，变成特定文化中解读符号的方式（Barthes， 1972）。费斯克（John Fisk）评述道，“符号赋予迷思和价值以具体形式，以此为其背书并使其公开。通过运用符号，我们保持了意识形态并赋予其生命”（Fisk， 2011：163）。换言之，特定文化中的文化成员在看到流行符号特别是迷思时，无需思考就自然而然知其意义。此外，这种理解符号和意义的方式抹去历史、矛盾、含混和复杂，具有简化功能。比如在英国的脱欧氛围中，“欧盟禁止用过期面包喂天鹅”或是“大英人塞不进欧款避孕套”等流行的欧洲迷思（Euromyths）彰显了呆板古怪的欧洲形象，“简化了欧洲对英国和英国人的意义，从而生造出巴特含义上的迷思”（Henkel， 2021：103）。发言者毋需了解国家间的历史关系，也不必通过政治辩论包装想法，一两句欧洲迷思就能让英国老乡（folks）觉得恰如其分。
　　世俗媒体批评同样简化了人们为媒体赋予的含义，以主观臆断生造出解读外在现实的方法。譬如，当《京华时报》停刊时，亲媒体读者从告别、纪念、怀旧和转型的框架来解释（白红义，2017），而一些网民则在微博上集体庆祝该报停刊。这部分网民认为，该媒体因追求噱头而偏颇报道，是造成医患紧张关系的罪魁祸首（Fang， 2017）。“记者造成医患冲突”和“媒体杀死刘学州”等指控被人们不假思索地使用，就是意义褫夺媒体自我定义的一个个案例。从巴特的意指化序列视之，越是被人们视为司空见惯的迷思，就越隐藏着符号和意义的对应关系，深埋着世俗媒体批评的世俗之根。
　　中国数字新闻业日新月异，针对批评的迷思或普通人看待媒体的实证研究却很少。部分研究循着传统媒体批评的规范立场，认为中国缺失良性问责文化（例如李艳红，2019），做出了概念界定和经验收集上的开创性努力。本研究从世俗媒体批评和意指化序列概念切入，试图通过刘学州事件中的批评言辞，呈现恰如世俗之名的符号元素和意义，揭开将符号错当意义的解释方式。回到批评的诞生时刻：在通常是对争议性媒体报道的反应式情境中，网民从世俗语境中借鉴既有符号作为资源，激活旧的故事并植入新的案例，依据私人判断给媒体扣上概念的“帽子”，这些符号大杂烩随即被其他网民附和，形成单声部合唱。透过刘学州事件，中国互联网语境中的批评言辞呈现出什么姿态？实则意味着什么？从何处吸取资源？如何改写和强赋意义？有何在地的世俗属性？这些问题悬而未决，亦是本研究着力所在。
　　
三、案例、资料及方法
　　2022年1月16日深夜，寻亲少年刘学州发现自己被生母微信拉黑——据其在微博的聊天截图，刘学州给“妈”去信，却等来红色叹号。与生父母的矛盾，将少年本人推上风口浪尖。根据@微博管理员发布的数据，1月17日到18日，刘学州收到大量微博私信。对此，刘学州曾公开回应，“不奢求你们理解我，只希望不要再骂了”。2022年1月24日，刘学州自杀身亡。
　　少年身后，亲生父母、涉事媒体与网络喷子都成了被抨击的对象，但网民对《新京报》的指控格外显眼。最直接的原因是，1月19日，刘学州曾在微博上反驳其生母对媒体的说法，其中使用的就是《新京报》的报道截图。这则报道最早于18日23时，以视频新闻的形式发布于《新京报》“我们视频”的官方微博账号，后于19日9时，由《新京报》官方微博摘取文字内容发布。尽管《新京报》的新闻发布时间与刘学州被网暴的时间有别，但大部分网民还是直接将《新京报》的报道视为导致刘学州被网暴的源头（年度传媒伦理研究课题组，2023）。大量网民加入抨击媒体的阵营，譬如#新京报带头网暴#这一意在批评媒体的话题，持续更新了近一周，拥有5万余条原创微博。反观1月29日，由@北京日报发起的#乌合之众的网暴行为真的管不了吗#话题，仅有4000余条原创微博内容，热度仅限于当天，随后迅速下降。如此回顾，刘学州事件即是世俗媒体批评的典型场景，其中奔涌着大量相似世俗批评言辞。在学理上，这个场景不是彰显新闻业变革时代传受关系变化的断裂性事件（event），而是一次极易被忽视的世俗批评插曲（incident）。
　　有必要交代涉事媒体新闻产品的发布情况和批评集中的空间，说明背景有助于识别流行的批评、打捞批评资源的来源、理解言辞汇流的语境。卷入批评风暴的媒体账户——《新京报》“我们视频”——是《新京报》探索媒体转型的视频新闻产品。总部设在北京的《新京报》在创始之初由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合办，但经过多次人事与主管单位的变动，今天的它早已褪去合办痕迹。《新京报》在2013年进行数字转型，开始在多个平台上发布多种类型的新闻产品（Li， 2018）。关于刘学州的寻亲故事，除了“我们视频”发布的4篇视频新闻之外，《新京报》的其他账户还发布了一篇文字评论和一段视频评论，这些内容在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平台流通。对于媒体而言，拆分的发布方式保证了“时间流”上总有更新。值得注意的是，在受到大规模批评后，不论是作为印刷媒体的《新京报》还是其数字新闻部门均未发布官方说明，涉事记者也没有做出回应。
　　相对于《新京报》在少年寻亲时期一个多月的连续报道，批评热潮集中于刘学州去世后的一周。因此在资料收集方面，两位研究者分三个阶段收集资料。第一个阶段是在批评发生时，1月24日起，研究者在几个平台上进行漫游观察，梳理了批评的发展过程，明晰了多家媒体的最初报道与网民批评的脉络。第二个阶段是在批评文本不再显著增加后，研究者于2月13日集中收集了资料，包括：微博的相关话题的类型及其话题指数、多个话题的早期与热门博文及其评论与转发，以“新京报”、“刘学州”为关键词在搜狗微信搜索检索微信公众号中的热门文章，以及被学界业界与批评者反复提及的文章，文章的高赞评论被一并收集。研究者还追踪了一些跨越平台的批评文本。最终收集到6个微博话题相关数据，1000余条博文正文、评论与转发文本，50余篇微信公众号文章及其高赞评论。在集中收集资料后，仍有零星更新的批评，这些资料在第三阶段也被研究者观察与收集。资料呈现出多模态特征，两位研究者在分析时以意指化序列为框架，重点关注其符号构成与所指意义。尽管这些资料在收集期间是公开且可被搜索的，但许多言辞在日后被设为隐私或被删除，在回溯者眼中属不可见状态，我们尊重诸平台发言准则和个人意愿，在引用时隐去出处。同时由于世俗批评在概念层面意味着每位批评者都是潜在的贡献者和共享者，因此发言者身份并非焦点。
　　典型世俗批评篇幅短小且在论述方面缺乏焦点，导致对其的归纳与分析同样容易失焦。为了系统地“看到”并列举批评类型，本研究将倚重篇幅较长的批评资料。长篇批评并不常见，但其由更典型的细碎言辞组成，有助于拆解批评构成元素并理解其意义。在明示意即第一序列层面，常见的言辞将被列举和归纳，其意义在第二序列揭晓。
　　两位研究者反复阅读了这些批评，记录并相互对比了大量笔记，以便确定与理解常见言辞、突出道德角色、可能的意义以及它们与社会文化形构之间的关联。按照巴特指出的意指化序列结构及其挖掘文化背景的目的，接下来的分析将跳过直观含义（因为本分描述言辞就是呈现第一序列），着重分析第二序列：以技术条件和叙述两种形式强赋的隐含意，以及杂糅各种过往内容凝结的迷思。对于饱含情绪的言辞，我们很难不带预设地看待它们，很难克制寻找它们含义的冲动。唯有进入第二序列，才能探寻其隐含意与迷思。
　　
四、技术与叙述的隐含意
　　费斯克在分析照片时说，“明示意就是它拍了什么，隐含意就是它怎么拍”（Fisk， 2011： 163）。根据这一分析思路，研究批评言辞的隐含意就是寻找这些言辞被说出的形式，并在第二序列中确定这些形式试图带给我们的隐含意义。对于照片，相机的物质条件影响了可被分析的范围，比如调整色温就调整了冷暖色调和情感基调。对于世俗媒体批评，批评者依托话题与审查的数字技术形式和“黑历史”的叙述形式影响了他们对媒体赋予的意义。
　　（1）数字技术形式：话题与审查
　　在微博话题与网络审查上，批评者通过利用社交媒体的技术条件，为自身发言提供合理性支持，并持续表达对媒体未能遵循社交媒体空间规则的不满。在话题方面，前文已提到#新京报带头网暴#话题比起#乌合之众的网暴行为真的管不了吗#话题有着更高的参与度和持续度。二者在名称上给出了不同归因，传递了不同情绪。反观#新京报#这一名称上不含立场的话题并未受到太多关注，而#新京报杀人凶手#这样的激进话题很快被微博官方隐藏。话题因名称而变成了一种符号资源，例如#新京报带头网暴#这一话题是在2021年12月针对另一起事件创建的，这些痕迹成为网民判断事实的依据。时隔一个多月，该话题被重新提起，激活了其在名义上批评媒体的含义，显示出话题的价值可被不同语境唤醒。刘学州事件的发生，激活了关于《新京报》“网暴”的先例，新的批评者还创建了诸如#新京报请给刘学州道歉#、#新京报今天道歉了吗#等进一步喊话媒体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试图为《新京报》和媒体实践辩驳的声音，由于其立场与话题名称不符，要么不带话题发言从而减少了言辞的可见性，要么进入立场相悖的话题中从而被攻击，批评因此呈现出遍地皆是却鲜有争鸣的景观。
　　平台对网民发言内容的审核，以及网民对审核尺度的意识，共同影响了批评言辞。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在于，批评者以“开团”为名（网络游戏联机作战术语），以集体发声的形式“对抗”媒体对评论区的噤声。风波之下，《新京报》多个账号暂时关闭了评论区，促使批评者通过转发留言、自建话题等形式表达不满，他们在散落于互联网的各个角落留下批评言辞，批评得以扩散。同时，批评者持续自嘲“说几句就会被开席”，暗示言说者与媒体存在地位、规则上的不平等，以批评后可能被媒体“拉黑”的状态为自身的正义性加冕。另一种隐晦形式体现在网民对审核的理解上，例如Bilibili网站的一则介绍为“列举《新京报》如何以‘报’之名，行‘暴’之事”的视频中，网民留下“快录屏”、“删前留名”、“先下后看”等弹幕。这些言辞并不直接指向媒体，而是指向视频网站，呈现出批评媒体的视频内容铁定会被删除的紧迫感。然而这类言辞同时也体现出一种挪用——批评者借助审查机制对自己发言的正当化，因为批评者们认为审查受《新京报》控制，譬如认为《新京报》背后的“资本集团只手遮天”，可以“控制舆论”。
　　卡尔森在对世俗媒体批评的概念化中，点明了话题（hashtag）对批评汇聚的重要性，但忽视了审查技术在限制发言与合理化观点方面的双向力量。在刘学州事件中，话题不仅汇聚起相似的批评，还成为被不断调用的认知资源；审查技术在压缩特定言说空间的同时迫使批评外溢，同时也由于审查的不可知属性使其容易变成“媒体阴谋论”。
　　（2）叙述形式：媒体的“黑历史”
　　行文至此，世俗批评的靶子不一，控诉缘由飘渺，批评依旧浅表、琐碎、没有线索。不过，刘学州事件中奔涌的批评资源和书写方式，根据攻击媒体声誉的目的，将事件涉及的多种元素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套“黑历史”叙述。它可单指一个历史片段，但是更有指向媒体整体性历史的潜力，形成一套关于媒体的宏大叙述，影响人们为媒体赋予的意义。它以媒体今昔一致的糟糕表现为核心，蕴含道德判断，提供了整合性的认知力量。这种叙述形式仅凭较少字数就为媒体的争议性往事贴上标签，例如“造谣发改委”、“逼死了德阳安医生”。尽管缺少事实细节，但它们的概括性和情绪性较强，读者能很快领会到这些标签的含义。晚近的争议事件也被视为“历史”，譬如批评者将《新京报》2020年的“黑历史”浓缩为九个片段，其中六个片段指称媒体扰乱国家抗击新冠肺炎进程，三段指称媒体有意混淆民族关系，以证明《新京报》在这年里的糟糕形象自始至终。媒体或许是偶然的负面实践，都被以“黑历史”代指为“作恶”的必然。“黑历史”篇幅短小、夹叙夹议、聚焦单个事件，是名副其实的“小片段”，但它不断指向媒体负面往事、取消争议语境、暗示因果关系、整合批评言辞的属性，更是提供简化解释的“大历史”。
　　“黑历史”代指负面往事，其论述力量有限。一些批评言辞预设批评阅读者清楚“黑历史”的所指，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清楚媒体的负面往事，唯有提供清晰的事件和时间锚点，“黑历史”才不是一句空话。发生在2017年的汤兰兰案是一件被批评者广为提及的“黑历史”案件，批评者以“科普”之名，为涉事各方赋予了鲜明角色：媒体“帮着出狱的罪犯”、“企图报复”，鼓动了对受害者的网络暴力。“还好”公安与法院进行了漫长努力，保护了汤兰兰并对罪犯定罪。由于提供了具体的时间背景、角色形象、因果关系、故事的道德结果，汤兰兰案才有成为批评者口中“黑历史”的潜力。
　　“黑历史”从不指向过去这一时间状态，而是指涉一个个时间断点上的负面往事，让“黑”成为媒体历史的本质。相较于《新京报》近二十年的历史，大部分“恶行”发生在它进行数字化转型后。被列举的“黑历史”在年份上的不均匀分布，或许反映出报社在信息收集与发布速度加快、发布新闻数量激增的同时，争议性事件也随之变多的情况。但是批评者偏爱晚近之事的更重要理由，不是因为晚近报道错误多、靶子多，而是这些发布在数字新闻时代的新闻产品，面临着更含混的评价标准。譬如纸媒时代，争议性事件如抄袭、稿费支付、摆拍等，并没有超出大众传播涉及的新闻常规。而进入社交媒体时代，批评者表达了对新的新闻产品的不满，例如“洗稿”与“标题党”，也对新闻机构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提出批评，如“与苍井空肉麻互动”。一些更加晚近的指责提到了“瞎带节奏”和“收割流量”，认为媒体通过多次发布不同的倾向性报道以获得更高点击量。无一例外，这些批评与时兴的新闻机构“上微博”及其带来的含混状态有关（Li， 2018）。
　　“黑历史”叙述整合了前述明示意元素。“造谣”和“屁股歪”是出现最频繁的激烈批评，前者表示对新闻事实存在错误的简化表述，后者则对媒体立场进行控诉。两个话语常常被搭配使用：“造谣”显示现象，“屁股歪”进行归因。与之相关的新闻报道主题涉及中外关系（“中印洞朗对峙期间为印度站台”）、社会稳定（“美化暴徒”）、民族关系（“站在日本侵略者和台独的立场上”）、国家英烈（“抹黑新四军”）等问题。通过将与媒体有关的负面案例片段打包成媒体“作恶”的长故事，批评者给出了判断：媒体的糟糕表现今昔一致。他们还将话题当作数字档案馆，使得刘学州事件成为“明天的黑历史”。
　　“黑历史”提供了相对于新闻业自我叙述的替代性历史。新闻业用“黄金时代”一词进行自我加冕，通过今昔对比来表现今不如昔（李红涛，2016），而世俗批评者则用黑历史叙述，枚举媒体的负面往事，表明媒体的糟糕表现今昔一致。此外，新闻业怀旧的往昔梦境“黄金时代”须相对于当下才有意义，而世俗批评者指涉的负面过往则毋需与当下关联，负面基调主宰了关于媒体的历史叙述，使媒体糟糕声誉的历史本质化。
　　然而，即便“黑历史”叙述形式左右着隐含意的意义，它却依然是形式而非内容，并且需要一套外在于形式的社会解读方式才能起作用，否则一切批评言辞都会变成类比过去的老生常谈，“造谣”、“南方系”等词也失去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降格为仅表示负面历史的形容词。于是我们需要探寻将这些内容联系在一起的意义系统，即刘学州事件中反复出现的“心惊暴”迷思。
　　
五、“心惊暴”迷思
　　迷思就是特定文化看待事物的思考方式，它使符号和意义相联，变成文化社群中人们对符号习以为常的解读方式。刘学州事件中，世俗批评者们看待媒体的思考方式围绕在“心惊暴”一词周围，包含了“造谣”、“南方系”、“吃人血馒头”等词汇，指向一系列对网民来说不言而喻的概念。与“黑历史”不同，“心惊暴”迷思毋需借助叙述形式，仅凭几个批评言辞就能指代“媒体作恶”。“心惊暴”连接着三层关于判断的观念：一是焦点判断，即确定批评言辞指代的对象，在刘学州事件中，特指媒体“令人心惊的暴力”；二是真假判断，指批评者对媒体反映事实全貌的方法所进行的评估，以“造谣”作为新闻未实现真实报道的批评言辞；三是道德判断，源于朴素的情感与传统的群体性道德观念，确立对媒体表现的善恶评价。值得注意的是，“心惊暴”迷思不是少年身后立即诞生的迷思。这个将媒体形象杂糅其中的道德观念系统已经存在许久，只不过借助刘学州事件再次讲述了相似的道德故事。
　　（1）焦点判断：迷思的指向
　　“心惊暴”迷思直接指向关于《新京报》的媒体暴力。强赋意义的过程借助同音异义字，运用侮辱性的称呼取代原字词的所指。媒体名称《新京报》被改写为——新京·报、心惊报、和心惊暴，蕴含了三种解释方式：伪满洲国的殖民地傀儡报纸、新闻实务令人震惊、媒体主导的网络暴力。三种解释都试图对媒体的专业实践与社会功能进行侮辱性的替换。相比之下，“新京·报”的称呼极少出现，因为它调用的“新京”一词源自民族屈辱史，需要人们对历史细节有所了解，更与刘学州事件中主导的寻亲或网暴故事无关。“心惊报”的称呼将批评对象局限在“报”上，唯独“心惊暴”成为更普遍和流行的批评言辞。
　　“心惊暴”三字直抒“惊讶”，明指暴力。“心惊”二字同样借助同音异义字，表示出三种令人惊讶的状况。其一指媒体的行事过程揪心，例如有网民留言表示媒体的新闻生产过程需要受到监管，还有网民反映媒体机构在社交媒体上的参与式互动设限，存在关闭评论区、删除甚至拉黑网民账号的情况。“心惊”的另一含义为结果令人吃惊，在刘学州事件中特指少年遭受的网暴以及最后的死亡。例如批评称是《新京报》“把人逼死了”，甚至语气强烈地称“这不是对一个15岁少年的网暴，这简直就是虐杀！”第三种“心惊”表现在动机“心惊”上，批评者们构想了很多媒体造成如此极端现象的动机，比如强调“只要有噱头”的流量说，以及“为了资本的利益”的资本说，还有“刑不上公知，法不责媒体”的精英说。
　　而对于“暴”字，亦有四种不同指向。第一种如一句批评顺口溜“新京暴，学州亡”所说，特指媒体因争议性报道给少年直接施加的暴力，未提及刘学州遭受网络暴力。第二种泛指媒体定义现实的暴力，批评者认为媒体向社会传递了被歪曲过的信息，一定程度致使社会现实失真。第三种指媒体的社交媒体账号删除评论并限制发言的暴力，批评者们穿梭于各个话题现身说法，一条高赞评论高呼：“愈发感到我等普通网民的无力，说几句真话就会被删被夹被限流。”第四种较少见，为网民感受到的“舆论”暴力，例如批评者口中的“负面舆论”、“舆论的怒火”，同时强调“媒体这个递刀子的”煽动作用，以及网民容易被煽动的不明真相状态。
　　“心惊暴”将矛头对准媒体，以单一的“令人心惊的媒体暴力”解释，掩盖了批评的制造者——网络上的世俗批评者网暴刘学州的事实。网民主动对刘学州进行的网络暴力一事，即便已经被微博官方账户如@微博管理员和@围脖侠证实，甚至在微博上受到@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账号直接回复，却几乎没有被批评者提起。唯有跳出批驳《新京报》的空间，才能看到另一面的讽刺，譬如，“是哪些人在赚流量钱，先组织网暴刘（学州），再组织网暴媒体，很清楚了吧？吃人血馒头的人说别人吃人血馒头，很特色”。
　　（2）真假判断：迷思的真理
　　“心惊暴”为《新京报》赋予意义的出发点离不开报社对刘学州的报道。几篇涉事报道受到的争议，均集中于记者未能“采访双方当事人”，“只听一家之言，缺少平衡”，以至于“只对一方采访报道，没有给刘学州自辩的机会”，导致“带节奏”和观点一边倒。不过批评者们很少顺此线索继续谈论新闻采访中的平衡原则，而是用“造谣”一词简化了上述讨论，甚至把《新京报》视为“以造谣为灵魂的报纸”。
　　将单信源报道视为不实信息，并将其定义为谣言——“造谣”蕴含着三种主要的解释框架。一种解释关注信息真假，使对造谣的指责变成简化了语境的朴素真伪判断。这种观点认为，单个信息来源的视角无法反映事件全貌，因此报道的事实为“假”。批评者声明这是一则“常识”——“一面之词不可信”。另一种解释意在宣扬媒体报道只是媒体对现实的选择性报道。认为记者虽如实转述采访内容，但没有做到还原事件全貌，造成局部“真相真”、全貌“真相假”的情况。还有一种解释旨在反对“演进式新闻”的解释框架，认为媒体的系列报道靠着矛盾声音收获关注和点击量，分散受众注意力。还有些批评者试图回顾记者的光辉过往，“记者曾被称为无冕之王，那是因为他们对真相的追寻，而不是对流量的屈从”，以证明一个需要不断“追寻”的全面真相同时亦是真理的本质属性。
　　“造谣”体现出的真假判断，显示出批评者们对单篇新闻报道具有全知全能属性的期待。换言之，真假判断不仅是对单篇报道陈述的事实判断，更是对报道在文化上的真理性有所期待。因而对于世俗批评者而言，新闻变成简化现实的真理，而“造谣”即是对新闻未能达到真理标准的简化评判。在这个意义上，唯有在道德上定义一个神圣的新闻标杆，才能将真假判断延续。
　　（3）道德判断：迷思的动力
　　刘学州事件激起的道德判断是“心惊暴”迷思的主要动力，它主要由朴素且日常的道德准则，以及保守属性的道德组成。最普遍道德判断言辞是，同情刘学州的未成年人受害角色，抨击《新京报》的施暴助暴角色。“吃人血馒头”一词在这些言辞中呼之欲出，它出自鲁迅的经典小说《药》，在原文中既指代愚昧的迷信药方，又指代人群蜂拥给馒头沾血的场景。世俗批评者将这一短语挪用，专门指代媒体逐利。相对于曾经出现过的“消费苦难”、“博眼球”、“追求噱头”（李艳红，2019）等词，该言辞的感官刺激更强，具备更强的道德评判色彩。此类朴素道德判断太过日常，人尽皆知，毋需自证发言合理性，就能唤起人们的同情共鸣，让人说出“面对着这个15岁少年的死，我，痛到无法呼吸……”
　　更具保守属性的道德观念凝聚在《新京报》和“南方系”的关联中，杂糅了“公知”、“西方”、“资本”、“意识形态”等词汇，既是“心惊暴”迷思中隐藏的意义来源，亦是批评者论述自身发言合理性的来源。这种保守道德观的大致轮廓，由行动者与道德的善恶两极构成，世俗批评只对恶的一端进行了枚举。其中，“记者”、“公知”为道德败坏的行动者，“西方”、“资本”、“香港《苹果日报》”均是道德恶的化身。在这个分类体系中，批评者通过跨越平台的呼吁——“建议有关部门管管”，将抽象的国家与政府部门视为世俗领域的绝对善。批评者的呼吁在于，在政治层面，要求国家与政府加强对媒体在行政、意识形态、人事等方面的管制；在经济层面，提防媒体被“资本操纵”，批评媒体一味追求流量的报道实践。
　　在这个道德分类的表述中，表达批评的言辞均有指涉负面本质隐含意的潜力，即每个单词均能扩充为一个具体的“黑历史”叙述。这些表示所谓媒体负面历史的资源，并非在《新京报》受到批评时立刻产生，而是调用了先前迷思中的元素，使“心惊暴”变成了近似于过往迷思的变奏。
　　比如被调用的“公知”一词诞生于微博兴起时期，用来对当时经常发声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进行贬义指代。“公知”被认为是亲西方的精英群体，通常持自由主义思想，具有社会曝光度，通过选择性呈现贫困和苦难来博得关注。该词糅合了表示道德恶的西方形象，以及高高在上、见机行事的精英形象（Han， 2018）。除此之外，批评者还说“新京报就是内地的毒苹果”，与触犯国家安全法律的香港《苹果日报》划等号，亦杂糅了精英操纵、媒体鼓吹偏激思想、报道触犯国家安全、资本影响报纸立场等议题，再一次确定了道德体系的框架。
　　不论是朴素日常还是保守属性的道德观念，二者所涉对象均不是媒体，而是想象中的媒体行事方式。此番解释不顾具体事件，将道德恶附身在资本和西方上，并视之为一切社会问题的缘由。保守的道德观念像一条暗河，在刘学州事件中短暂浮现，流淌过媒体表面，将其染黑后沉寂，静静地等待下一次显现。
　　在“心惊暴”迷思的三个组成部分中，焦点判断就事论事，将《新京报》与暴力捆绑，难以拓展到其他批评对象上；事实判断呼唤文化真理而非事实真相，离不开道德判断指导，二者均有汇入其他批评场景的潜力，显示出迷思的动态性。媒体“吃人血馒头”、“唯恐天下不乱”、“操纵舆论”等面孔，在日后的东航坠机中的灾难报道、丁香医生账号被禁言等针对媒体的批评事件中反复出现，除了作为流行的批评言辞之外，更成为能被日后不断调用的迷思。
　　
六、结论与讨论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少年刘学州在弥留之际如何看待《新京报》，因为他在陨落前的一个月内从未明确针对该报的报道和采访进行评价。少年身后，活跃在数字空间上的世俗批评者借助“心惊暴”迷思，为遥远、复杂和戏剧性的悲剧，提供了单一简化的解释。这种解释借助“黑历史”叙述形式和线上表达方式，以焦点、真伪和道德判断，杂糅了道德善恶观念，使看似偶然的死亡变成了媒体作恶的必然结果。
　　聚集在社交媒体空间的世俗批评，意在以恒定的道德观念替代争议焦点，而非对新闻业进行积极问责。在这个意义上，世俗批评缺乏现实批判潜力——“恶媒”只存在于观念之中，与现实无涉。那么，研究世俗批评有何价值？在学理层面，其拓展了媒体批评研究的资料类型，使无机构隶属、无领袖组织、无专业标准的普通网民关于媒体的发言进入视野，继而可以透过批评考察文化环境，理解人们为媒体赋予的意义。英美亦有表达类似意见的批评出现，例如指责媒体有自由主义偏见、报道耸人听闻、精英治报脱离人民等（Carlson， 2017）。除此之外，刘学州事件中浮现的世俗批评与媒介制度现状关系密切，反映出世俗批评倚赖的合理性来源。
　　在规范层面，即便批评踊跃着海量的言辞，世俗媒体批评的公共潜能却十分有限。批评聚集在数量有限和指向潜力有限的话题中，借助有限的标准为媒体赋予相似的道德形象。世俗批评借助争议性的热点时刻，才将流散的道德故事变成局限空间中的单声部大合唱。此外，跳出本研究系统收集的资料，当两位研究者浏览世俗批评者的社交媒体账户时，直观看到许多用户的发言日常无非“阿猫阿狗求锦鲤”。针对世俗批评根植的文化背景，受到批评的媒体和记者可以进行策略性回应。类似的情况出现在以色列，当那里的记者面临网络喷子时，他们往往首先展示自己的兵役经历并宣扬自己是爱国者，其次再谈新闻工作和职业操守（Panievsky， 2022）。这种“忠诚的策略仪式”或许可以成为记者与媒体在面对批评浪潮时的发声手段，为公共协商争取空间。
　　本研究将启发三种不同类型的研究。第一是通过网民态度来评估新闻创新。“我们视频”享有良好的业界口碑，但是它被批评的方式以及《新京报》的“多媒体矩阵”关注人数下降的事实，表明新闻创新后的产品存在争议。第二是考虑媒体形象被权力篡改的可能性。关于媒体的种种迷思，是否如标签理论经典研究中的民间恶魔（folk devils）一样，是由个别道德倡导者贴上的污名标签？“大V”在批评行动中的贴标签表演，是否造成了人们看待媒体的道德恐慌？第三类研究应顺着卡尔森原设想，评估批评进入新闻再循环的程度。
　　世俗媒体批评是一个研究不足但有前景的研究领域，它像一面棱镜，折射出当代媒介化社会的各个层面。社交媒体扩大了批评的版图，但它不应被视为当代社会缺乏共识的罪魁祸首（Lewis， Molyneux， 2018）。本文既不“教媒体做事”也不“教网友做人”，只是如实呈现出这场批评中的流行言辞。综观全球各个知识领域，知识分子受到的挞伐与媒体受到的批评遥相呼应，而学术机构也同样面临着权威破产的威胁。在这种反智主义和对所有社会机构不信任的背景下，学术研究更应该致力于捕捉涉及媒体机构的迷思，拆解极端的批评观点，为改善新闻机构与社会沟通的机制奉献力量。■
　　
参考文献：
白红义（2017）。“正在消失的报纸”：基于两起停刊事件的元新闻话语研究——以《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为例。《新闻记者》（4），11-25。
李红涛（2016）。“点燃理想的日子”——新闻界怀旧中的“黄金时代”神话。《国际新闻界》，38（5），6-30。
李艳红（2019）。公众批评与记者抗争：社交媒体时代新闻业的问责与自主之辩。《传播与社会学刊》，50，27-58。
年度传媒伦理研究课题组（2023）。2022年传媒伦理研究报告。《新闻记者》，（01），22-28。
谢静（2004）。媒介批评：专业权威的建构策略——从新闻专业主义解读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新闻大学》，（4），40-44。
谢静（2021）。正在消融的媒介批评。《青年记者》，16（9），9-12。
Barthes, R. (1972). Mythologies. New York: Noonday Press.
Carlson, M. (2016). Embedded LinksEmbedded Meanings: Social Media Commentary and News Sharing as Mundane Media Criticism. Journalism Studies17(7)915-924.
Carlson, M. (2017). Challenging Journalistic Authority: The Role of Media Criticism. In Journalistic Authority: Legitimating News in the Digital Era (pp. 163-17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raft, S.VosT. P.& Wolfgang, J. D. (2016). Reader Comments as Press Criticism: Implications for the Journalistic Field. Journalism, 17(6)677-693.
FangK. (2017). “Guard Against Fire, Theftand Journalists”: The Public Against the Press in China. Media Asia, 44(1)55-60.
FigenschouT. U.& Ihlebk, K. A. (2019). Challenging Journalistic Authority: Media Criticism in Far-Right Alternative Media. Journalism Studies20(9)1221-1237.
Fiske, J. (2011).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3rd edition). Abingdon: Routledge.
Han, R. (2018). Withering Gongzhi: Cyber Criticism of Chinese Public Intellectu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2)1966-1987.
HenkelI. (2021). Destructive Storytelling: Disinformation and the Eurosceptic Myth that Shaped Brexit. Cham: Springer.
Lewis, S. C.& Molyneux, L. (2018). A Decade of Research on Social Media and Journalism: AssumptionsBlind Spotsand a Way Forward. Media and Communication6(4)11-23.
LiK. (2018). Convergence and De-convergence of Chinese Journalistic Practice in the Digital Age. Journalism, 19(9-10)1380-1396.
Panievsky, A. (2022). Strategic Rituals of Loyalty: When Israeli Journalists Face Digital Hate. Digital Journalism, 1-22. doi:10. 1080/21670811. 2022. 2118144.
ShinW.KimC.& JooJ. (2021). Hating Journalism: Anti-Press Discourse and Negative Emotions Toward Journalism in Korea. Journalism, 22(5)1239-1255.
Vos, T. P.CraftS.& Ashley, S. (2012). New MediaOld Criticism: Bloggers’ Press Criticism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 Journalism, 13(7)850-868.
WaisbordS. (2020). Mob Censorship: Online Harassment of US Journalists in Times of Digital Hate and Populism. Digital Journalism, 8(8)1030-1046.
Wyatt, W. N. (2007). Critical Conversations: A Theory of Press Criticism. Cresskill: Hampton Press.
Wyatt, W. N. (2018). Press Criticism. In T. P. Vos & F. Hanusch (Eds.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Journalism Studies.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Inc.
　　
药琦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谢紫怡系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