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本文提要】公众本身可能是幻影，而舆论可能是制造出来的——李普曼所描述的不完美的公众不可能构建民主的真正基础，此即《舆论》一书的核心内容。对于公民组成社区而致力于某些更高公共利益的想法，李普曼实施了最具破坏性的攻击之一。然而他的论敌杜威坚持，在一个民主国家，政治知识只能通过公民之间的对话来实现，关键是“改善辩论、讨论和说服的方法和条件”。在《舆论》问世100周年之际，回望“李杜之辩”，我们看到，李普曼强调的根本问题并未消失，而杜威的担忧和建议也一如既往地切题。步入网络社会，更多的信息并不一定会导致更多受启蒙的公民参与，也可能带来更多的噪音与无知；然而只要能够保持开放的话语和合理的辩论渠道，事实的真相总会浮现出来。
　　【关键词】舆论 公众 李杜之争
　　【中图分类号】G201

从大众手里保护共和国
　　2022年是李普曼名著《舆论》（Public Opinion）问世100周年。常常听到一种说法，李普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新闻记者。这个说法其实经不起推敲。如果说新闻是匆忙的历史，那么李普曼的新闻通常是自上而下的历史。《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曾打过一个比方：“他游历在拥有财富和影响力的群岛上，与居住在这些岛上的统治阶级成员共进晚餐，但并不关心群岛间的海域中人的生生死死”。（Petrou， 2018）
　　然而，公平地说，李普曼从未将自己视为记者，而是自视为评论员或政治哲学家。他以自己的写作参与并尝试影响公共事务。他一生中确实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不过是在政治系统中那一个个非常精巧的小角落里。然而，如此行事符合他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在《幻影公众》（The Phantom Public）中他写道：“必须把公众放在其位上……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每个人都免于迷惑的羊群的践踏和嘶吼。”（Lippmann， 1925/1993：145）
　　在李普曼的眼里，“迷惑的羊群”（a bewildered herd）是民主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李普曼的书强烈批评了民主理论中对有关“公众”概念的误解，例如相信它由拥有主权和全知全能的公民（sovereign and omnicompetent citizen）组成（Lippmann， 1925/1993：11）；“人民”是一种具有统一意志和思想的超人，或者是“具有统一性的有机体，其中个人是细胞”（Lippmann， 1925/1993：137）；公众指导事件的发展过程（Lippmann， 1925/1993：67）；它是一个具有固定成员资格的可确认的机构（Lippmann， 1925/1993：67，100）；它体现了世界性的、普遍的、无私的直觉（Lippmann， 1925/1993：158-159）；它是法律或道德的散发者（Lippmann， 1925/1993：96）。
　　李普曼说，公众不是所有这些东西，而仅仅是“幻影”，即嵌入“虚假哲学”中的一个抽象物（Lippmann， 1925/1993：67，190），而虚假哲学则依赖于有关“社会的神秘概念”（Lippmann， 1925/1993：137）。他批评道，民主理论模糊地认为，公众可以胜任对公共事务的指挥，政府的职能代表着人民的意愿，然而这种说法不过是虚构。
　　李普曼认为社会是由两种人组成的：行动者和旁观者（Lippmann， 1925/1993：Part I，
　　Chapter III），也称为局内人和局外人（Lippmann， 1925/1993：140）。行动者是可以“执行”自己的意见以解决问题实质的人，而旁观者是公众，只能旁观行动。只有足够熟悉问题实质的人才能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以采取“执行措施”。没有人时刻都具有执行能力，这是无所不能的主权公民的神话。现实是，个人随时在这些能力中移进和移出，“一件事情中的行动者是另一件事情的旁观者，而人们则在他们作为执行者的领域与作为公众成员的领域之间不断地来回移动。行动者和旁观者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区别。”（Lippmann， 1925/1993：100）但是，私人公民只是“坐在剧院后排的聋哑观众”（a deaf spectator in the back row）（Lippmann， 1925/1993：3），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私人事务和个人关系的兴趣要大于对社会事务的兴趣。
　　兴趣而外，能力也是大问题。公民并非“天生有能力”指导公共事务（Lippmann， 1925/1993：28）。普通公民生活在一个他们看不到、不了解、也无法指导的世界中。沿用剧院的比喻，李普曼把普通人的政治智慧比作一个在第三幕戏中间走进剧院的观众所思：“公众将在第三幕的中间到达，并在最后一幕前离开，停留的时间也许只够决定剧中谁是英雄、谁是恶棍。”（Lippmann， 1925/1993：55）
　　然而，根据李普曼的观点，公众在社会动荡或“失调危机”期间可以进行干预（Lippmann， 1925/1993：189），此时，公众具有一种特定的作用和一种特殊的能力。舆论由此登场，其职能是通过使用自己的力量阻止武力的使用。舆论通过投票决定是让一个政党还是另一个政党来回应政府管理的失败。然而，公众采取这种行动不是凭自己的意愿，而是由局内人领导，他们可以识别并评估其处境。公众无法理性地决定是否存在危机：“舆论不是理性力量……它并不推理，调查，发明，说服，讨价还价或解决。”（Lippmann， 1925/1993：59）它只能通过判断哪个团体更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对那些可以采取直接行动的人施加力量：“当人们就他人的目的而采取立场时，他们就是公众。”（Lippmann， 1925/1993：188）对专断性武力的制止是公众最大的期望，这是舆论的高度受限的“特殊目的”（Lippmann， 1925/1993：188）。
　　李普曼可以说是一位公开的精英主义者，尽管他写了数本以公众为主题的名著，然而他的社会理论却是“把信任安置在直接相关的个体”（也即局内人而不是“公众”）身上的理论（Lippmann， 1925/1993：188）。他们是发起者、管理者和问题解决者，应该尽可能使他们免受来自无知的、不相干的和爱管闲事的局外人，也即公众的干扰（Lippmann， 1925/1993：140）。这种社会安排“使人作为公众的注意力得到了节约，并要求他们在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上尽量少加掺和”（Lippmann， 1925/1993：189）。由于它“限制了人们作为公众的努力……这样的干预措施，可以帮助减轻（社会）骚动，从而使人们回到自己的事务中，由于那是对特殊事务的追求，因而也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Lippmann， 1925/1993：189）。
　　在这里，李普曼将公民对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知识区分开来。个人有时间、有能力、有愿望，可以很好地了解私人现实，并在其中管理自己，但对公共生活却不能如是看待。个人可能以相对敏锐的眼光对待他的私人事务，而公民则是带着起雾的眼镜看待公共事务。也就是说，我们对私人事务的细微和复杂之处可以悉数掌握，但我们对公共事务的理解却遥远而模糊。
　　李普曼指出了民主传统的一个困境，即它“总是试图看到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只关心那些原因和结果都在他们居住的区域内运作的事务。民主理论从来没有能够在一个广泛和不可预测的环境中设想自己”（Lippmann， 1922/1998：269-270）。而在像我们这样复杂文明的广泛和不可预测的环境中，公共事务不仅仅是私人事务的延伸。存在一些大型的、遥远的、复杂的问题，牵涉到公民缺乏日常直接接触的事务，其因果关系很少一目了然。如此事务所波及的大部分现实是“看不见的”（unseen），按照李普曼的说法，“自治的核心困难”也即“处理看不见的现实的困难”（Lippmann， 1922/1998：396）。
　　换言之，只有公民充分了解自己的环境，才能真正实现自治。亚里士多德关于公民是“政治动物”的概念①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神话，无法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实现。李普曼感到无法恢复公众的名誉，就决定打碎它——彻底摧毁关于公众作为政治共同体的进步主义幻想。在《幻影公众》中，他不仅为民主的基础假设贴上了“错误的理想”的标签，而且认定持有这样的理想是有害的。在该书的最后一段，李普曼写道：“我没有任何立法计划可以提供，没有任何新的机构可以建议。我认为，当前的民主理论中存在着巨大的混乱，阻碍并扭曲了民主的行动。我对混乱的某些层面进行了抨击，但并无多少信心，只除了一点：我相信一种错误的哲学往往会使思想定型，对经验的教训施加反对。”（Lippmann， 1925/1993：190）
　　正如李普曼的传记作者罗纳德·斯蒂尔（Ronald Steel）所解释的那样，李普曼的这些想法象征着他坚信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是对的：大众远非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所设想的构成了共和国的良性骨干，实际上他们是无知的暴民，必须保护共和国免受其侵害（Steel，1980：276-277）。
　　李普曼在他的前几本书中都发展了这个主题，为这位年轻作家赢得了极大赞誉。他问道，一国的命运赖以安放其上的广大人民，如何拥有在一个如此复杂的国家和世界中作出清醒而明智的政治判断所必需的大量知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最著名的是他的核心论点，即只有一个知识渊博且训练有素的精英阶层才能抵御大众的善变热情，并最终可加以信任来引导国家事务。
　　
现代自由意味着什么
　　1919年11月，李普曼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题为《民主的基本问题》的论文，该文随后收入《自由与新闻》（Liberty and the News， 1920），成为这本小册子中三篇论文中的一篇，改题《现代自由意味着什么》。他写道：“从来没有人想出一个绝对的或普遍的政治理想，原因很简单，没有人知道足够多，或有能力知道足够多，来做到这一点。”（Lippmann， 1920/2020：8）而在政治现实层面，“每个人对世界都应该有自己的观点，可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Lippmann， 1920/2020：12）。所有的公共事务，无论是政府的目的还是人民的愿望，个人所能掌握的不过是二手、三手乃至四手资料。他无法亲自去查看，哪怕事情近在咫尺，对他的判断力也是个考验。就连那些以研究政治为职业的人，也做不到同时跟踪市政府、州政府、国会、国家各部门、产业形势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更不要说并不具备足够知识的普通人了。李普曼以自己为例说明了这一点：
　　我同情（公民），因为我相信他背负着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被要求实践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我发现自己也是这样，因为虽然公共事务是我的主要兴趣，而且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观察它上，但我找不到时间去完成民主理论对我的期望——也就是说，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就自治社区面临的每个问题发表值得表达的意见（Lippmann， 1925/1993：10）。
　　这时人们只能依赖新闻。“可是新闻从远处传来，它在难以想象的混乱中纷至沓来，它涉及不容易理解的问题。它来了，被忙碌而疲惫的人们吸收。他们必须接受给予他们的东西”（Lippmann， 1920/2020：13）。公众永远无法完全理解政治的原因，部分在于个人只能将很少的时间用于公共事务，部分则是事件必须被压缩成简短的信息。人们不得不抓住关键词和头条新闻，否则就会一无所获。
　　在《自由与新闻》中，李普曼论述道，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新闻永远不可能为了民主自治的目的而提供对现实的准确描述。谁知道什么是谎言，什么不是谎言?“当所有的新闻都是二手的，所有的证词都是不确定的，人们不再对真相作出反应，而只是对观点加以回应。他们行动的环境不是现实本身，而是报道、谣言和猜测的伪环境（pseudo-environment）”② （Lippmann， 1920/2020：17）。在《自由与新闻》中，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两年后，在《舆论》中，此观点转化为一部力作。
　　李普曼借用一个著名的短语“我们头脑中的画面”（pictures in our heads），认为舆论更多的是建立在不完美的、与外部世界不相符的形象之上（Lippmann， 1922/1998：3-5），而不是真实的、清晰的、生活的现实。此种现实的假象即“伪环境”（Lippmann， 1922/1998：15），这一概念涉及这样的想法，即一个人对事件或情况的看法可能与其环境中实际发生的事情不匹配。歪曲不仅产生于情感因素和自我需求，而且产生于刻板印象（stereotype） （Lippmann， 1922/1998：Part Ⅲ）。《舆论》一书使“刻板印象”成为日常用语，它表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只是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东西，听到了他们想听到的声音，并根据“我们头脑中的画面”在这个世界上行动。
　　李普曼运用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著作来说明多种伪环境的特征，这些伪环境与外部世界截然不同。在《政治中的人性》（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1908/1981）中，沃拉斯论述了公众对周围环境的理解。他指出，宇宙给公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感觉和回忆，每一种感觉和回忆都互不相同，在这些感觉和回忆面前，除非人们能够选择、认识和简化，否则将无力思考或行动（Wallas， 1908/1981：134）。沃拉斯（1959）的“大社会”（Great Society）概念也永久进入了李普曼的思想（Walker， 1959）。所谓“大社会”，沃拉斯用以指代复杂的、机械化的工业社会，通过应用技术知识而获得迅猛发展，产生了由官僚结构和非个人力量捆绑在一起的个体集合（Wallas， 1914/1967）。现代社会的规模让李普曼对“人可以认识环境并对环境作出明智的政治判断”这一假设产生了怀疑。同时，李普曼也利用《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Freud， 1899/2010）发展了他有关存在于个人头脑中的“伪环境”的想法（Rogers， 1994）。③
　　在伪环境中，人们将外部世界简化为刻板印象以便吸收，但实际上，他们很难理解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是先看到，然后再定义，而是先定义，然后才看到。在外部世界绽放的、嗡嗡作响的巨大混乱（the great blooming， buzzing confusion）④中，我们挑选出我们的文化已经为我们定义的东西，我们倾向于以我们的文化为我们定型的形式来感知我们挑选出来的东西”（Lippmann， 1922/1998：81）。
　　在此种认识上，李普曼对“舆论”作了简短定义：
　　外部世界的其他人的行为只要与我们的行为相交、依赖于我们，或者使我们发生了兴趣，由此产生的相关特征，我们笼统地称之为公共事务。这些人头脑中的画面——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人的画面，关于他们的需求、目的和关系的画面，就是他们的公共意见。而那些由一群人或由个人以群体的名义据其采取行动的画面，则构成了大写的公共意见⑤（Lippmann， 1922/1998：29）。
　　这样的画面，决定了非常多的政治行为，由此产生了民主的基本问题：公民充满了无知、主观思维、刻板印象和偏见，即使在令人信服的证据面前也不会屈服，并没有做好自我管理的准备。
　　李普曼相信，真正的舆论不应该统治民主，必须对这种非理性的力量加以约束，为此他专门创造了一个词汇“制造同意”（manufacture of consent）⑥（Lippmann， 1922/1998：248）。如果为了公共利益而适当部署、制造同意，对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来说是有益和必要的，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公众的“共同利益”是不明显的，除非仔细分析所收集的数据。而分析数据是一个关键的智力活动，大多数人对这一活动并不感兴趣或没有能力从事。由于在一个政策环境日益复杂的世界中，几乎不可能发展出充分知情的公众，民主国家要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技术官僚精英为公众利益工作，而不一定会破坏“被统治者的同意”（consent of the governed）的概念（Lippmann， 1955/2009：14）——“制造同意”的“同意”，本来就是指“被统治者的同意”。
　　可是，倘使如此，我们不禁会问：公民可能形成真正的“公众”舆论吗?公众本身可能是幻影，而舆论可能是制造出来的——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舆论都不是知识渊博的公民深思熟虑的产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遭遇李普曼对自由的独特定义，它多年来一直令许多读者和解释者感到困惑。
　　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指出：“《自由与新闻》的‘自由’是书中最奇怪和最特立独行的术语。李普曼说的不是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在《论言论自由》（Areopagitica）中捍卫的意见自由或自由表达……李普曼认为，自由是保护公众使用事实记录的努力。它是被绑在现实的桅杆上的自由，用以摆脱对这种或那种正统观念、先入之见或谎言的效忠。”（Schudson， 2007）
　　这是说，不能根据意见来定义自由，而应根据事实来定义自由。“只有通过在人类生活的主要事务中寻求自由的原则，也就是说，在人们教育他们的反应和学习控制他们的环境的过程中，才能获得自由的有用定义。在这种观点下，自由是我们用来保护和提高信息真实性的措施的名称，我们依靠这些信息来行动”（Lippmann， 1920/2020：21）。
　　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与其说是允许，不如说是构建一个越来越独立于意见的信息体系”，而“只有通过把我们的兴趣从‘意见’转移到客观现实，才能使意见既自由又有启发性”（Lippmann， 1920：17）。明乎此，我们才能够理解李普曼的论断：“没有针对宣传的保护，没有证据的标准，没有强调的标准，所有民众决定的活生生的实质都会暴露在各种偏见和无限的利用之下。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旧的自由学说具有误导性，它没有假定舆论统治的存在。”（Lippmann， 1920：20）《自由与新闻》的批判性目的是识别和检查具体的政治、社会和技术障碍（比如审查制度），这些障碍破坏了新闻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而该书的建设性体现于识别和检查潜在的提高新闻可靠性的改革方案——无论是道德、政策还是实践上的。李普曼相信：“真正重要的是努力使意见对事实越来越负责。一个缺乏信息来识别谎言的社会不可能有自由。”（Lippmann， 1920：20）
　　
战争宣传对民主的挑战
　　如此掷地有声的结论来自李普曼的战争体验。李普曼的写作生涯主要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之后，那时他的政治观发生了转变。“1914年的冬天对我来说有一个重要的变化。也许我已经变得保守了”，李普曼在那年7月穿越大西洋时在日记中写道，“无论如何，我发现对革命者的同情越来越少……而对行政问题和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越来越感兴趣”（quoted in Petrou， 2018）。
　　青年时期，李普曼被社会主义和费边主义所吸引，但他很快转变为进步主义者。李普曼是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仰慕者，后来是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钦佩者，是第一批呼吁美国干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之一。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宣传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李普曼对民意与民主之间的关系非常感兴趣。考虑到这一点，很显然他的工作重点并非传播理论，而是研究民主的局限。
　　当时他利用自己对威尔逊的影响，建议政府设立官方新闻局，向公众提供准确的信息，并识别和驳斥谣言和谎言。他还敦促政府避免任意审查，虽然他承认战时有必要进行某些审查以保护军队，但他认为“保护健康的舆论”是“最重要的”（Steel， 1980：125）。威尔逊没有被说服。相反，总统授权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CPI，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一个亲战的宣传委员会。该机构的任务是开发可以塑造舆论以支持战争的方法和资源，后被研究者总结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集中操纵舆论的努力”（St. John III，2010：40）。李普曼曾参与过与CPI结盟的海外宣传，这让他了解到公众是多么容易被操纵，人们又多么容易屈服于引人注目的叙述。
　　对代议民主制的共同假设产生怀疑，并非只有李普曼一人。在公共信息委员会工作的爱德华·伯纳斯（Edward Bernays）也被同一话题所吸引。伯纳斯自称“公共关系之父”并从事商业广告领域的工作，出版了数本舆论主题的书，包括最著名的《凝结舆论》（Crystallizing Public Opinion）和《宣传》（Propaganda）。与此同时，芝加哥学派的几名成员也对类似问题表现出了兴趣。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写作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术》（Propaganda Technique in World War I）；约翰·杜威（John Dewey）是李普曼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主要著作的敏锐评论者，《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1927）像是对李普曼的民主和民意理论的一篇长而乐观的回答。
　　民主（不是舆论、宣传或传播）确实是李普曼思想的中心，也是参与辩论的许多其他知识分子思想的中心。战争宣传在世界历史上首次证明了塑造共识和形成意见的可操作性。“人们在看到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在经历事情之前就想象它们，而社会成员就这样成为先入为主的成见的人质”（Gershberg & Illing， 2022：9）。一旦发现可以轻易做到这一切，民主显然就面临严重的问题了。
　　李普曼在战争期间没有公开批评CPI的工作，但他1919年在《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上抨击道，美国“已经被宣传所淹没”，它发现自己“在面对日益严重的问题时，没有任何可以真正信任的信息来源，也没有领导人出来解释事件”（Lippmann， 1919：319）。李普曼尝到了他所鼓吹的“制造同意”的苦果。约翰·马克斯维尔·汉密尔顿 （John Maxwell Hamilton）概括得很到位：“记者沃尔特·李普曼以热切的宣传者身份进入战争，因‘制造同意’而失望。他在1922 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舆论》中总结了CPI的遗产。他写道，‘说服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和国民政府的常规机关’。”⑦（Hamilton， 2020：4）李普曼担忧的是，在战争期间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使“制造同意”成为可能的各种做法，在和平时期逐渐变得正常。
　　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就意识到，由于与宣传人员合作，他们已经用“大规模的谎言”玷污了新闻（St. John III， 2014：151）。事实上，记者们对他们共谋宣传的行为越来越不满，这也是当时更广泛的社会意识的一部分。杜威在1918年发现，伪装成新闻的宣传被美国政府用来塑造公众情绪，对非理性的有害情感不可低估，尤其是当它被居心不良的人有意刺激时。他写道：“舆论的形成所依赖的新闻引导的可能性已经得到了显著的证明。同样令人信服的是，当沿着某些渠道系统地引导舆论时，它对集体行动的影响也得到了证明。人们几乎要怀疑，‘新闻’一词是否一定不会被‘宣传’一词所取代。”（quoted in Cywar， 1969：582）
　　在那几年里，李普曼一直在试图证明信息系统中的缺陷。除了描述记者群体如何在爱国主义的浪潮中被冲昏头脑，成为自我审查者、执行者和纯粹的宣传者，他还在1920年《新共和》增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媒体偏见的研究报告，与他的老朋友和同事查尔斯·默茨（Charles Merz）共同撰写，题为《新闻的考验》（A Test of the News）。作为内容分析方法的先驱，李普曼和默茨研究了《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从1917年3月到1920年3月报道俄国的3000多篇文章。
　　总的结论是什么?作为美国最值得信赖的新闻来源之一，《纽约时报》没有通过考验：它无法向自己的读者充分报道布尔什维克革命。根据李普曼和默茨的说法，《纽约时报》对俄国的新闻报道“被组成该新闻机构的人的希望所支配”。记者们看到的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东西，而不是实际发生了什么。“在记者和编辑的头脑中，主要的审查员和主要的宣传员是希望和恐惧”（Lippmann & Merz， 1920：3）。他们对赢得战争和看到革命被扑灭的渴望，使他们系统地歪曲了俄国的事实。从1917年11月到1919年11月，该报发表了91次布尔什维克政权濒临崩溃的消息，却没有提供任何坚实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Lippmann & Merz， 1920：10）。
　　从专业新闻的角度来看，对俄国革命的报道不啻为一场灾难。报纸发表虚假信息，并且将报道与观点混在一起，记者“大可被指责为无边无际的轻信和不知疲倦的上当受骗，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完全缺乏常识”（Lippmann & Merz， 1920：2）。如果这样报道新闻，记者的工作已经“与传教士、信仰复兴运动分子、先知和煽动者的工作相混淆”（Lippmann， 1920/2020：2）。
　　李普曼和默茨断言：“没有新闻就无法存在健全的公众舆论”，而他们的质问显示了“确实无法获取新闻”（Lippmann & Merz， 1920：1）。《自由与新闻》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版的，认定眼下的民主危机是新闻业危机的后果，因为新闻业无法正确履行其职责，并建议对新闻业的专业主义进行提升。李普曼和其他人开始寻找方法，⑧让记者“在观察、理解和呈现新闻时，保持清醒，摆脱他的非理性的、未经审视的、未被承认的先入之见”（Lippmann， 1931：170）。⑨
　　李普曼是新的“科学”的新闻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主张，记者应学习科学家超然物外的观察姿态：“新闻实践的真正模式不在于挖出独家新闻的圆滑之士，而在于那些耐心和无畏的科学家，他们努力去看清世界的真实情况。新闻不能容许用数学来表述，这并不重要。事实上，正因为新闻复杂多变，所以好的报道需要运用最高的科学美德。”（Lippmann， 1920/2020：27）他敦促同时代的人在当时被称为“新闻界”（the press）的地方遵守严格的职业行为准则，包括“值得信赖的新闻，不掺假的数据，公平的报道，无利害关系的事实”（Lippmann， 1919：319）。
　　从哲学上讲，李普曼真正想要的是将新闻业的实践与科学相提并论。解决办法是让新闻工作者获得更多的“科学精神”：“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中，只有一种统一是可能的。它是方法的统一，而不是目的的统一；是有纪律的实验的统一。”（Lippmann， 1920/2020：21）这种方法通常被称为新闻的客观性。李普曼这里说的不是记者在每一个想法和行动中都保持个人的客观性，而是强调他或她报道和介绍新闻的方法要保持客观。客观性被定义为一种可观察的、有纪律的调查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被学习和复制，可以被标准化，从而使新闻变得更加准确和真实。
　　在李普曼号召新闻业应追求“一种共同的知识方法和一个共同的有效事实领域”（Lippmann， 1920/2020：21）之后，客观报道的惯例出现了，这是一套记者用来维护其工作质量的常规程序。按照斯坦福大学教授西奥多·格拉瑟（Theodore Glasser）的总结，客观报道意味着对消息来源的采访，通常是指以无懈可击的方式引用官方消息来源；将相互冲突的真相主张并列，共同作为事实宣称，而不考虑其有效性。极而言之，客观性只要求报道者对他们的报道方式负责，而不是对他们的报道内容负责（Glasser， 1984）。可以说，李普曼因战争宣传而提炼出的命题成为日后新闻工作的基石，影响至为深远。
　　
民主及其不满：李普曼与杜威之争
　　就新闻界而言，客观性作为一种伦理，可能是一种仅次于真相本身的理想。从历史上看，客观性的出现是因为人们对科学的信心在增长，所以认为新闻业也应该是一个科学的过程，可以辨别植根于事实和证据的客观真相。然而，客观性在实践中却并不十分注重确定客观真相，而是更注重对不同的观点给予同等的重视。所以，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状：记者们因为有责任保持客观，所以不能尽到讲真话的义务。
　　新闻与真相关系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李普曼（Lippmann， 1922/1998：358）将新闻与真相区分得很清楚：“新闻的功能是指明事件，真相的作用是揭示隐藏的事实，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形成人们赖以采取行动的现实画面。”问题是，李普曼虽然认识到这个简单的区别，却不认为追求真相构成新闻业的指南。一个人的真相版本只是他的版本，他如何能证明他看到的真相呢（Lippmann，1922/1998：360）?对李普曼来说，寻求真相的范式是科学，既不是新闻知识，也不是普通或常见的知识。他眼里的“专家”——真正了解公共事务的人——无非是一个社会科
　　学家。⑩
　　写作《舆论》时，李普曼受到柏拉图知识理论的强烈影响。该书提出了民主的认识论问题：统治者如何能够拥有良好统治所需的知识?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只有一个小到足以让公民充分了解其环境的城邦才能真正实现自治（Aristotle， 350 B.C.E./1916：267-8）。如果民主制度的环境过于庞大和复杂，使得对它的了解成为不可能，那么柏拉图的洞穴（Plato，375 B.C.E./1941：222-230）才是更合理的描述——公众由形象制造者产生的意见所支配。
　　很明显，柏拉图相信真理，但不相信民主。《舆论》一开始就引用了他著名的洞穴寓言，暗示当下的状况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被锁在媒体和舆论误导的洞穴里，把自身对世界的漫画式的描述当作是对实际情况的准确反映。书的结尾完全放弃了新闻界或公众可以辨别然后重视真相的想法。相反，李普曼想建立“政治观测站”（Lippmann， 1920/2020：30）或“情报机构”（Lippmann， 1922/1998：386-389，391-397）（我们现在称之为智库），将专家的建议提供给深受感激、不知所措的政治家，使新闻界和公众都在政府决策中扮演次要角色。也就是说，李普曼认可柏拉图哲学王统治的想法，只不过，在他眼里，现代的哲学王是一种超级统计学家。
　　我们甚至可以说，柏拉图在大约2500年前就理解了“后真相”状况，而他在现代社会中最勤奋的学生就是李普曼。舆论乃是始于柏拉图的洞穴。阴影似乎是真实的，对于那些留在山洞中的人来说，知识是不可能的；而那些逃出来看到真实东西的解放者所展现的图景，对于许多人来说要么可笑，要么令人恐惧。李普曼否决了公众可以被启蒙的民主教诲，即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实行民主制度，可以教育公民成为政策或治理的理性参与者。对于公民组成社区而致力于某些更高公共利益的想法，他实施了最具破坏性的攻击之一。
　　这就要说到李普曼与杜威之间进行的那场著名的辩论。李普曼就是现代的柏拉图：他的理想国将由一班富有思想的领导人领导，公众所知甚少，无法进行有关政治或政策的良好决策。杜威的观点和他相反，认为通过适当的教育，可以形成知识社区以实现自治。
　　如前所述，民主的问题实质是个知识的问题。占主导地位的民主思想流派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个问题，因为它的拥护者认为公民有能力掌握必要的知识以作出合理的判断。李普曼将这种“无所不能的公民”的想法上溯到托马斯·杰斐逊（Lippmann， 1922/1998：284）。杰斐逊谈到了一个村庄规模的民主，所有公民都对自己的环境有足够的了解，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合理的选择（不得不说，杰斐逊这时想到的是白人、男性、拥有财产的农民，他们了解当地的环境，认识他们的邻居，并且没有生活在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但李普曼认为，卢梭（甚至更重要的是美国开国元勋）所构想的古典民主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只有“全能公民”才能发展出指导政府运作的真实民意或“众意”，可这种理论仅能满足非常小的、自足的社区的需求，对于20世纪的大型民主国家甚至更大的州来说，都是完全不够的（Lippmann， 1922/1998：266-274）。李普曼所描述的不完美的公众不可能构建民主的真正基础，这就是《舆论》一书的核心内容。正如他所说，“杰斐逊塑造的民主理想由一个理想的环境和一个选定的阶级组成”（Lippmann， 1922/1998：269）。
　　在此后的《幻影公众》中，李普曼发展了一种新的民主理论，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942）一书中提出的理论有些相似。李普曼说，民主已被简化为在定期协商（选举和全民投票）中表达人民意见的方式，在这种协商中，公民只能在少数几个名字或政党中选择，或者在“是”与“否”之间进行选择。这种新的民主理论显然具有精英主义的味道。其中的假设可以被在这段时期内李普曼的阅读所支持——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莫伊塞·奥斯特罗果尔斯基（Moisei Ostrogorski）和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的著作都倾向于某种形式的精英主义。
　　《幻影公众》不仅仅是对著名的《舆论》的简单整合或续作，从《舆论》的结论出发，《幻影公众》反映出对人类状况和民主更大的悲观主义。如果存在一个真正有效的“公众”，它也不是共同目的而只是特殊目的的代理人，只能被临时定义，从条件和操作上来说，不过是“那些对某一事件感兴趣的人”（Lippmann， 1925/1933：67）。“他们必须与有其他特殊目的的人生活在一个世界里……当人们对他人的目的采取一种立场时，他们是作为一个公众来行事”，社会必须因之而调整（Lippmann， 1925/1933：188）。就连李普曼在《舆论》中坚信不疑的专业知识，也开始受到严格限制；重要的区别不是专家和业余爱好者之间的区别，而是“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的区别，即对某一特定事件或情况有第一手知识和缺乏这种知识的人的区别。
　　该书的第二部分尝试解决第一部分中发现的所有问题。李普曼悲惨地失败了，因为他对民主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放弃一切使民主有价值的东西。他无法弄清楚如何明智地指导舆论，因此他试图通过创建一个“专家部门”来完全超越它，以代表公众决定公共政策。但这根本不是民主，充其量是技术官僚制（technocracy），或者是行政国家——由专家的知识管理的国家。
　　李普曼的著作不是任何政治传统的一部分，但它们是对政治理论中最相关的关键概念的明确辩驳：《自由与新闻》中的“自由”，《舆论》和《幻影公众》中的“民主”，以及在某种程度上鲜为人知的《美国的审问者》（American Inquisitors）中的“多数统治”（Lippmann， 1928/1993）。李普曼并不是要消灭这些政治思想范畴，而是要重新考虑它们，以使其适合于当代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创造新的概念，但是他的再定义对于随后几年相关观点的发展至关重要。
　　有关李普曼对民主政治的幻灭，最著名的回应来自约翰·杜威，他在《公众及其问题》中对李普曼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公众及其问题》是杜威的第一部政治哲学重要著作，尽管他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经常评论政治。在书中，杜威探讨了面对20世纪的重大技术和社会变革，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的可行性和如何对其加以创建的问题。杜威拒绝以当时流行的技术官僚制作为治理日益复杂的社会的替代制度，而是将民主视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可行和可持续的手段，尽管它是一个有缺陷且经常被颠覆的手段。他认为，民主是一种精神和一个持续的方案，需要公众的不断警惕和参与才会奏效，而不仅仅是一套制度安排。因此，公众并不是一个幻影，而只是常常“被遮蔽”（Dewey， 1927/2012：Chapter 4），强大的民主政治是可能的。
　　杜威坚信，公众有能力接受所需的教育，只不过他也承认，发展理性公民有很多障碍。他尤其担心电影、收音机、廉价读物和汽车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以至于他们无法投入社区和国家所关心的问题。出于娱乐目的，公民正在放弃公共广场，因此也更容易受到宣传的影响（Dewey， 1927/2012：167-168）。新技术对民主社区的繁荣并不是全然有利的。
　　杜威明确认定李普曼的技术官僚主义视野与柏拉图欣赏的贵族政体是一致的。柏拉图的理想贵族国家要求哲学家成为统治者（Plato， 375 B.C.E./1941：174-5；203-4），因为只有哲学家才对永恒的理念（Forms）有所了解，这些理念是真正真实的，因为它们不受制于短暂的经验世界（Plato， 375 B.C.E./1941：178-185）。而广大群众根本不可能拥有这种不变的知识：“哲学家是那些能够理解永恒和不变的人，而那些不能理解的人，迷失在多样性和变化的迷宫中。”（Plato， 375 B.C.E./1941：185）因此，为了他们自己和国家的利益，大多数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坚持合适的实际功能，避免越过他们的界限进入政治事务（Plato， 375 B.C.E./1941：123-125）。
　　有意思的是，杜威曾表达过对柏拉图的由衷钦佩，他宣称：“没有什么能比‘回到柏拉图’运动更有助于当前的哲学研究了。”（Dewey， 1930/1984：147-60）[11]这种崇敬可能令人费解，因为有很多因素将杜威和柏拉图置于哲学的对立面。在形而上学上，杜威研究活生生的生物与其有机环境之间的交易，而柏拉图则寻找超越感知和意见的形式。在认识论上，杜威将真理定义为“有效的东西”（what works）（Dewey， 1958：304），而柏拉图则将真理视为允许人类区分知识与意见的形式。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鉴于柏拉图作为一个明显的反民主者的地位，两人在政治上冰炭不同炉，杜威对民主有着无条件的承诺，而柏拉图则认为民主为“独裁的必要性”做了准备。[12]然而，尽管有这些差异，杜威认为柏拉图有一些极具价值的东西，可以提供给实用主义传统。杜威在柏拉图身上看到的伟大的洞察力在于后者的目标，即他在《理想国》中寻求的最著名的目标：“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对贵族理想的杰出和不朽的表述……但《理想国》的内容还有更多：它抓住了伦理问题的核心，即个人与普遍的关系，并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理想国》的问题是关于人的行为的理想；答案是人的本性的这种发展，使他与精神关系的宇宙完全和谐，或者，用柏拉图式语言来说，就是国家。”（Dewey， 1888/1967：240-41）在《理想国》第八卷中，柏拉图描绘了五种不同的国家（政体）和相应的五种类型的个人（灵魂），目的是证明他理想中的贵族政治和贵族的优越性。而对杜威来说，我们不能再合理地坚持柏拉图“精神关系的宇宙”（Rogers， 2012：5）[13]的基本假设了——不再有一个只有少数人能够掌握的静态的、永恒的真理的概念，也无法固守人类关系的有序性，以至于个人可以被置于严格界定的阶级和狭窄的功能角色。在杜威看来，人类（尤其是科学）的进步已经逐步击溃了对任何类型的不变知识的主张，使得对知识的追求成为一项持续的、永无止境的任务，只有通过充分参与才能解决，而这种参与具有普通人类经验的那种完全短暂的品质。
　　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杜威强调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关系。然而，他更愿意将他的实用主义称为“工具主义”（或“实验主义”）。杜威的工具主义认为，心智或智慧是从问题解决中发展出来的，是解决问题的工具。为此，他反对“知识的旁观者”理论（spectator theory of knowledge），该理论始自柏拉图，认为我们的知识或信念是为了“反映”世界的本质和不变的特征，认识（knowing）是一个完全与它所知道的东西无关的事件。对知识的这种理解来自于对确定性的追求，以及随之而来的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分裂（Dewey， 1929/1984：19-20）。
　　换句话说，在旁观者理论家眼里，认识者被设想为一种特殊的窥视者：他的目的是反映或复制世界，而不改变它；他从一个实际的超然和无利害关系的立场来调查或思考事物。杜威认为实情并非如此。对杜威和与他志同道合的实用主义者来说，知识（或有根据的断言）是探究的产物，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人们从怀疑到相信。然而，除非我们进行实验，即以某种方式操纵或改变现实，否则探究就无法有效进行。由于知识是通过我们推动世界的尝试而增长的（看看结果会怎样），因此，认识者本身必须是行动者；也因此，理论和实践之间古老的二元论必须被抛弃。这一见解是“知识的实验理论”（experimental theory of knowledge）的核心（Dewey， 1906），是杜威对已失去信誉的“旁观者理论”的替代。
　　杜威相信，我们的实验过程是零散的过程——它们逐渐进行，其结果是暂时的。为了回应柏拉图式的取向，杜威建立了他的“目的”概念，认为它只存在于不断实现的过程中，而并非与经验的危险相分离的某种永恒成就（Thayer， 1981：399）。从传统取向（在超验中求知）到杜威主张的取向（在事物的相互作用中求知），杜威和柏拉图在追求知识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柏拉图强调不变形式的超验领域，对它的理解是真正知识的必要条件；杜威则坚持普通人类经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价值。
　　在认识论上的取向不同直接影响了民主的概念。对杜威来说，“《理想国》丰富地记录了这种反对完整意义上的经验的转向对整个社会思想，特别是对民主的后果”（Hickman， 2007：113）。与柏拉图不同，杜威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是在经验的变化领域之外的。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思想与行动的连接，不仅是成功的日常生活和技术科学的基础，也是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更具体地说，杜威把民主定义为“相信人类经验有能力产生目标和方法，通过这些目标和方法，进一步的经验将在有序的丰富性中增长”（Dewey， 1939/1988：229）。因此，民主不是对一种历史体制的维护，不是一种特定的政府形式，不是朝着一个固定的目标或本质的工作；相反，它是一种实验方法、生产方法、教育方法，或一种个人和社区的成长方法。杜威想让我们相信，民主的方法，就像最广泛意义上的技术科学的方法一样，涉及“这样一种信念，即经验的过程比所取得的任何特殊结果更重要，因此，所取得的特殊结果只有在它们被用来丰富和安排正在进行的过程时才具有最终价值。由于经验的过程能够具有教育性，对民主的信仰与对经验和教育的信仰都是一体的”（Dewey， 1939/1988：229）。
　　尤其是，在现代条件下，“一个人类关系的新时代”已经出现，缘于科学和经济的变化已经使世界各国人民彻底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所有的人都受到远程力量造成的“间接后果”（Dewey， 1927/2012：134，141）的影响。“最近的发明使交通手段以及通过书籍、杂志和报纸传播思想和新闻的手段成倍增加，而且价格低廉，一个民族、种族、阶级或教派与其他民族、种族、阶级或教派分开，不受他们的愿望和信仰的影响，这在物理上已经不可能了”（Dewey， 1902/1976：84）。因此，柏拉图要求个人留在自己的领域，避免不同的互动（如果他们想要实现与贵族式的精神关系宇宙的和谐），这种寻求在今天纯属徒劳，人们根本无法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保持静止。由现代进步带来的精神关系宇宙缺乏严格的秩序；摒弃了任何排他性的、永恒的真理的概念；其构成个体不可避免地以不可预见的方式影响他人，并被他人所影响。换句话说，现代的精神关系宇宙已经显示出它的民主性。
　　杜威和柏拉图一样，寻求个人的处置与个人所面对的精神关系宇宙的和谐。“个人只有在他们的思想和理想与他们所处时代的现实相协调时，才会重新找到自己”（Dewey， 1930/1962：70）。然而由于柏拉图的精神关系宇宙所依据的假设已被现代条件所破坏，因此，可能实现这种和谐的，是民主的而非贵族的个人。
　　有关精神关系宇宙的论述表明，杜威在贵族制中看到了一种与民主制非常相似的渴望——即渴望“目的的统一，为社会有机体的利益奉献而履行职能”（Dewey， 1888/1967：243）。两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贵族制对个人认识其与社区关系的重要性的能力表示深切的怀疑。此外，贵族制把治理的责任交给了精英阶层。但杜威认为，这样的想法注定失败，“因为赋予少数智慧和善良的人权力的实际后果是，他们不再保持智慧和善良”（Dewey， 1888/1967：242）。在这一点上，他同意美国开国元勋们关于权力的腐败影响的观点，特别是当它与监督脱节的时候。
　　杜威由此展开对李普曼的批评。他认为，李普曼在把希望寄托在精英身上的时候，忘记了一件事情：如果公众真的像他所声称的那样不可避免地落后，为什么会相信他们允许实行技术官僚政治?杜威（Dewey， 1927/2012：223）指出：“据称极度的无知、偏见、轻浮、嫉妒、不稳定，使公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但那就必然使他们更不适合被动屈服于知识分子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李普曼如何能够指望在不引发全面革命的情况下执行他提出的“民主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李普曼试图在实施想法时不造成平民的反抗，那么他的专家要么在幕后活动，要么与财阀合作，要么必须以某种方式与群众结盟，而这将给后者在桌子旁留出席位。
　　除此之外，杜威认为，还存在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与群众隔绝开来，知识分子又怎能发现最好的政策?正如杜威（Dewey， 1927/2012：223）所说：“……在没有代表群众的明确声音的情况下，最好的人就不是最好的，也不能保持为最好的，智者也不再是智者。”杜威通过对鞋匠和穿鞋者的类比说明了这一点。后者最清楚鞋子带来的不适，尽管他需要鞋匠的帮助才能解决这个问题（Dewey， 1927/2012：224）。杜威警告说，李普曼指望对社会进行正确管理的客观性本身就会受到威胁。与其说保持客观性、与真实的公民和真实环境展开接触，不如说专家更可能导向“寡头统治”（oligarchy），只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管理（Dewey， 1927/2012：225）。开放专家与群众之间的交流渠道至关重要，杜威认为这里的关键是“改善辩论、讨论和说服的方法和条件”（Dewey， 1927/2012：225），这才是公众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杜威坚持，在一个民主国家，政治知识只能通过公民之间的对话来实现。唯一重要的现实是公民集体构建的现实。如果像李普曼那样，接受公众被原子化并永远与公共事务相隔绝，那么就削弱了民主的可能性。杜威说得好：
　　当社会智慧在当地社区的交流中口口相传时，它的智力禀赋可以从智慧的流动中获得，并且是没有限制的。正是这一点、也是唯一的一点，能够使舆论成为现实。恰如爱默生（Emerson）所说，我们躺在巨大的智慧的怀抱里。[14]但这种智慧是休眠的，它的交流是破碎的、无声的和微弱的，直到它拥有当地社区作为媒介（Dewey， 1927/2012：233）。
　　
众人是愚蠢的，但物种是明智的
　　可是到今天，李普曼的悲观情绪反而成为时尚。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后，一整套理论应运而生，试图解释民主制如何消亡，或西方自由主义为何退缩。权威人士和分析人士认为，民主正在全球范围内“腐朽”，而美国逐渐演变成一个专制国家。[15]在《舆论》问世100周年之际，回望“李杜之辩”，我们可以说李普曼和杜威都没有过时。他们100年前写下的担忧与以往一样重要。关于解决方案，有人指出，尽管我们对杜威的参与性民主表达了所有支持，但现实实际上与李普曼的构想更加接近。[16]李普曼所强调的根本问题并没有消失，杜威的担忧和建议也一如既往地切题。实际上，我们可以辩称，在选民的政治知识像以往一样糟糕、民主政府因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而陷入非理性状态的时代，这种担忧变得更加严重和紧迫了。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作为论敌，杜威认为李普曼是个“失望的理想主义者”（Ryan， 1995：216-217）。李普曼的《舆论》，今天我们大多作为新闻学和传播学著作来读，事实上，它是我读过的最具说服力的对民主的评论。作为民主的伟大捍卫者和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在此书出版不久后就意识到李普曼问题的有效性，将李普曼的书称为“目前所构想的最有效的民主起诉书”（Dewey， 1922/1983：337）。他认为，李普曼显然不是在真正地攻击民主，而只是在争论是否有必要超越传统的民主理论来思考。
　　李普曼提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公民能否获得对公共事务的基础知识，然后就该采取什么行动做出合理的选择?他的回答是“否”。所以，《舆论》这本书的重点就是要披露我们所说的民主与我们对人类实际行为的了解之间的差距。
　　20世纪大多数民主理论家认为，更多的信息将产生更多的知情公民，而知情更多的公民将兑现民主的核心承诺。他们很可能错了。更多信息并不一定会导致受启蒙的公民参与，也可能会带来更多噪音、更多派别和更多的无知。
　　回望百年，李普曼眼前的世界和他头脑中的画面——松散地借用他在《舆论》第一章中的鲜明对照——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的世界截然不同。当时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化世界，而是一个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大众传播的唯一手段是报刊。无线电广播在1922年左右才开始在商业上和政治上投入使用，也就是在李普曼《舆论》首次出版的时候。然而，李普曼的诊断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情况：我们的生活经验被媒介（包括互联网）作为一个整体所创造的伪环境包围、影响，甚至生成。信息越来越多地作为一个品位问题而非有关事实的沟通，再加上社交媒体新闻（我们的主要新闻来源）的算法选择性，公众不仅收到不充分或有偏见的信息，更收到一大堆没有根据的信息，其真实性永远无法确定。
　　“假新闻”和“后真相”这两个概念被用来描述当下社会的状况，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自由主义政治传播体系的断裂，这个体系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由新闻和科学监管（Waisbord， 2018）。假新闻即为了推动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创建的虚假的或误导的新闻报道，而后真相则指的是社会认知本质的更根本转变，对构建准确世界表征的努力形成扰乱和打击。由于新闻把关人的崩溃、科学的政治化、对专业知识的信任度下降以及围绕事实、统计和新闻的党派分化的上升，自由民主的基础已经被破坏。数字媒介兴起之后，丰富的在线内容以及数字化交流的强度和速度为“认知危机”（Dahlgren， 2018）铺平了道路，这种危机削弱了公民参与，从而削弱了民主。
　　法卡斯和朔欧认为，渐成主导的假新闻和后真相话语偏重大众的非理性，与真相脱节，被病毒式的社交媒体内容驱使作出反自由的政治决定（Farkas & Schou， 2019）。重要的是，社交媒体平台的驱动力并不是对民主或公共利益的任何承诺，而是一种将民主和政治热情引导到用户驱动的内容生产和上瘾式参与的持续愿望（Dean， 2018；Seymour， 2019）。社交媒体的真正功能就是摒弃任何共识的想法，并充当冲动和情绪的实时传播者，削弱了调节自由公共领域的既定手段。
　　数字平台使传播瞬息万变，任何人都可以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媒介出口。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合理的想法和来自机构媒体的新闻不仅与有价值的公民新闻竞争，也与错误信息、谣言和阴谋论竞争。历史学家索菲亚·罗森菲尔德（Sophia Rosenfeld）在《民主与真理：一部简史》（Democracy and Truth： A Short History）中写道：“结果不仅仅是人们无法获得履行公民角色所需的基本事实信息，共同点也变得不可能找到，而它意味着在公共领域与随机对话者开始有意义的对话所需的低水平的共同意识领域。”（Rosenfeld， 2018：154）
　　21世纪的民主会是什么样?知情公民的理念还成立吗?公共领域又将何去何从?这样的问题至今还在提出，宣示着李普曼的写作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意义。李普曼和杜威都认识到，对一个问题的经验性答案，只有在人们提出了一个更普遍的问题时才有价值。这就是他们的辩论的持久价值所在，这场辩论可以称为“20世纪最具启发性和最激烈的智识辩论之一”（Alterman， 2008），但它不仅仅是关于舆论的辩论，甚至也不仅仅是关于民主的辩论，而且堪称一场哲学辩论。正如杜威曾经写到的，哲学作为一种愿景、想象和反思的表达，不能单独解决我们的任何紧迫问题，但它确实可以发挥作用。因为“在一个复杂而反常的世界中，没有远见、想象力和反思的行动，更有可能增加混乱和冲突，而不是把事情理顺”（Dewey， 1917/1980：46）。李普曼和杜威都没有为我们提供足够的行动蓝图；但通过激发更广阔的视野、更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和更具批判性的反思，两人让我们的思考和好奇超越了传统的视野。假使民主的公众不是幻影，这就是我们必须共同走过的旅程。
　　在世界各地，我们看到技术官僚和民粹主义者之间的政治斗争，专家因知识而声称权威，而民粹领导人则代表“真正的人民”与精英展开斗争。第三种选择是民主，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生活的个人，可以而且应该在管理共同事务方面行使有意义的权力。
　　目前的悲观主义浪潮提醒我们，当民主偏离方向时，知识分子有一种反复出现的倾向，就是放弃民主。乔治城大学的政治理论家杰森·布伦南（Jason Brennan）质问，为什么要让大多数愚蠢的人“将其无能的治理强加于聪明的少数人”?在《反对民主》（Against Democracy）一书中，他主张用李普曼式的智者统治（epistocracy）来取代传统民主（Brennan， 2016）。《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的高级编辑乔希·巴罗（Josh Barro）提出“理性无知”的说法，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值得花很多时间来发展关于政府所做事情的深刻的、有知识的意见，因为他们不管理政府，也无法改变政府的做法，所以公众应该远离政策制定（Chotiner， 2018）。詹姆斯·特拉布（James Traub）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一篇题为《现在是精英们起来反对无知的大众的时候了》的文章中说，左右两派充满“无意识的愤怒”的选民正在损害那些相信“现实”的人（Traub， 2016）。《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专栏作家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的文章标题同样一目了然：《民主国家在过于民主时就会结束》（Sullivan， 2016）。
　　这是为什么需要指出，李普曼对民主缺陷的诊断虽然在今天看起来和以前一样有力，但它似乎错过了有关民主制度弹性的一些基本知识。毕竟，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世界来到今天，变得更有力量，更加宽容，更加富有，甚至更加民主。
　　上述那些论断和李普曼的想法一样，恰恰把事情弄颠倒了。与其说放弃民主，也许我们需要的是更多、更好的民主。也许，正如杜威所教导的，我们更需要做的是，教育和赋权更多的公民，建设更好的社区。因为只有那些从今天的精英统治体系中受益的少数人，才可能把这种统治看作一件好事，或者考虑进一步巩固它。民主当然比智者统治和寡头政治要好，后两者授权社会中最傲慢和最缺乏自我意识的人对他们不了解或不关心的人的生活做出决定，不可避免地滑向一个利益与其他阶层相背离的阶层。公众虽然会时常被指责为非理性的，然而无数的精英人士也曾滥用权力，表现出非理性的行动。民主虽不能保证防止滥用权力，但它也不是滥用权力的原因。
　　尽管杜威也对他所谓的民主的“政治机制”表示不安，但他从不认为这些机制是不重要的或可以抛弃的。因为这些“代表民主已经实现的最基本的政治形式，如民众投票、多数统治等”，“涉及发现社会需求和问题的协商和讨论”（Dewey， 1927/2012：223）。此种对民主的辩护在重新确定政治参与的意义方面非常重要，正如杜威所描述的那样，民主对社会成员的定义不仅仅是他们在决定社会可能性方面的实际参与，还包括在需要时对他们开放的潜在参与。
　　所以，民主就意味着保留争论的权力。只要国家由于被一套固定的利益所定义而抵制变革，公众就会在一个更加反对的角色中发挥作用，在国家之外建立起他们的权力。由此，民主总是指向一种开放性，在这种开放当中，民主的实质意义——即民主解决什么问题，追求什么目的——总是在被确定的过程中。
　　1967年，当李普曼决定离开华盛顿前往纽约，并停止撰写他的定期专栏“今天与明天”（Today and Tomorrow）时，他在一次告别晚宴上告诉同事们，他的离开不是因为“我不再非常接近王子的宝座，也不再在他的宫廷里表现出色”，而是因为“时间在流逝”。
　　抵达退休之际，李普曼意识到了时间的力量。今天，与其依靠李普曼的解决方案——即与技术官僚、精英主义、反民主的政治调情——来摆脱民主的困境，不如首先提醒自己，时间的进展与民主的开放性本身就倾向于解决这个困境，至少是部分解决。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开放的话语和合理的辩论渠道，事情的真相总会浮现出来。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话说：“个人是愚蠢的。众人暂时是愚蠢的，当他们未经深思熟虑就采取行动时；然而物种是明智的，当把时间交给它，作为一个物种，它的行为几乎总是正确的。”（Burke， 1782/1999：21）李普曼自己也承认，从长远来看，他所提出的民主困境的严重性会减弱。“相信在意见的竞争中，最真实的人会获胜，因为真理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如果你允许竞争延伸到足够长的时间，那么这种信念可能是合理的”（Lippmann， 1922/1998：318）。■
　　
注释：
①《政治学》第一卷1253a。中译：“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鄙夫。”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八卷。英译本参：Aristotle’s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Notesand Glossary by Carnes Lor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
②伪环境，通译“拟态环境”，本文认为伪环境的译法更为准确。
③有关弗洛伊德对李普曼的影响，亦可参见Steel, Walter Lippmann, 45-50。
④“绽放的、嗡嗡作响的巨大混乱”语出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1890），原用来形容婴儿出生时初次见到外部世界的场景。
⑤“大写的公共意见”Public Opinion with capital letters，即舆论。
⑥爱德华·赫曼（Edward Herman）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用李普曼的这一短语作为他们关于媒体的开创性著作的标题。见HermanEdward & ChomskyNoam (1988).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⑦此段概括中的李普曼引文见LippmannWalter (1922/1998). Public Opinion248。
⑧李普曼并不是唯一一个呼吁加强新闻专业化意识的人，尽管他的论证最为复杂。伟大的大众新闻创新者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了新闻研究生院，原因与李普曼的想法类似，虽然没有明确说明。1933年美国报业公会（Newspaper Guild）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帮助新闻业专业化。
⑨李普曼在1931年写下这个要求，时为他研究俄国革命报道的12年之后，这一事实表明这个问题如何持续困扰着他。Quoted in Kovach, Bill & Rosenstiel, Tom (2001/2021). 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 Revised and Updated 4th Edition. New York: Crown187。
⑩李普曼在《舆论》第二十五章中发展了这一论点。
[11]有关杜威的著作，参见BoydstonJo Ann (Ed.) (1967-1990).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1882-1953. 37 vols.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杜威全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014年陆续推出，分为三部分：《杜威全集·早期著作（1882-1894）》（5卷），《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15卷），《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17卷）。英文相应的则为The Early Works (EW)1882-18985 vols. (1967-72); The Middle Works (MW)1899-192415 vols. (1976-83); The Later Works (LW)1925-195317 vols. (1981-90). 本文的大部分杜威引语均采自《杜威全集》英文版，故依英语世界惯例标记为EW/MW/LW。
[12]《理想国》第八卷562c。中译：“不顾一切过分追求自由的结果，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导致了极权政治的需要。”见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八卷。英译本参：Plato: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Hamilton, Edith & Cairns, Huntington (Eds.) Cooper, Lane (Trans.)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
[13]“精神关系的宇宙”这个短语的确切含义杜威未加详细说明尽管他确实把它与柏拉图式的“政制”联系起来。考虑到杜威思想的黑格尔特质，“精神关系”可以理解为那些为了合理确定的个人和社区利益的目的而自觉开展的人类关系，而不是仅仅为自然生存服务的关系。杜威相信，个人有能力将自身与他们的利益分开，以评估这些利益在他们的生活以及与他们共享政治社会、必然对之加以依赖的那些人的生活的繁荣中所起的作用。参见RogersMelvin L. (2012). “Introduction: Revisiting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5. 关于杜威与黑格尔的关系，参见Jackson, Jeff (2018). Equality Beyond Debate: John Dewey’s Pragmatic Idea of Democracy. Cambridge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hapter 2The Hegelian Development of Deweyan Democracy。
[14]杜威想到了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随笔《自力更生》中的以下段落：“我们躺在巨大的智慧的怀抱里，它使我们成为它的真理的接受者和它的活动的器官。当我们辨别正义时，当我们辨别真理时，我们自己什么也不做，只是允许自己通过它的光束。”See EmersonRalph Waldo (1841/1983). “Self-Reliance.” In Emerson: Essay and Lectures.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269。
[15]仅举数例：SnyderTimothy (2017). On Tyranny: 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Tim Duggan Books; Luce, Edward (2017). The Retreat of Western Liberalism.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Levitsky, Steven & ZiblattDaniel (2018). How Democracies Die. New York: Crown; Runciman, David (2018). How Democracy Ends. London: Profile; Yascha, Mounk (2018). The People vs. Democracy: Why Our Freedom Is in Danger and How to Save It; TraubJames (2019). What Was Liberalism? The Past, Presentand Promise of a Noble Idea. New York: Basic Books; Yascha, Mounk (2022). The Great Experiment: Why Diverse Democracies Fall Apart and How They Can Endure. New York: Penguin Press; Fukuyama, Francis (2022). Lib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London: Profile。
[16]例如，罗伯特·韦斯特布鲁克（Robert Westbrook）认为，李普曼赢得了这场辩论：“杜威无法反驳李普曼关于公众已成为幻影的论点，尽管他在《公众及其问题》中为重建民主的公共领域提供了强有力的伦理论证，但他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这样做的手段就在眼前，这只会增强李普曼的论点的有效性，即现在是放弃参与性民主的时候了。杜威说，如果理想不是幻想，它们就必须构成‘工作目标’，但他从未能将参与式民主构建成一个令人信服的工作目标。”See WestbrookRobert (Fall 1993). “Doing Dewey: An Autobiographical Fragment.” 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29(4): 493-511505-6. See also WestbrookRobert (1991).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306-318. 艾伦·赖安（Alan Ryan）似乎也在这个阵营中。See Ryan, Alan (1995). John Dewey and the High Tide of American Liberalism. New York: W.W. Norton. 另一方面，迈克尔·埃尔德里奇（Michael Eldridge）认为杜威是这场辩论的胜利者。See Eldridge, Michael (Winter 1996). “Dewey’s Faith in Democracy as Shared Experience.” 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32(1): 11-3016-17. 雷蒙德·布瓦韦尔（Raymond Boisvert）和他站在一起。See Boisvert, Raymond (1998). Rethinking Our Tim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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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系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