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勋
　　【本文提要】新闻是一个复数名词，存在多种呈现方式以满足多元需求。数字时代新闻业的危机催生了以新闻创新为代表的自救行动，并产生了大量相关新概念。本研究通过对中外研究文献中的43个“X新闻”案例进行主题分析，总结了当前新闻实践中的三种创新形态：新价值取向、新新闻文本和新运行常规，它们具体表现为五个特征：关注人的存在、提升报道质量、开辟收入来源、运用先进技术和协作生产新闻。文章进而提出新闻的“有机创新”来解释数字时代的新闻创新景观，提供了从理论层面理解新闻创新的多棱镜。
　　【关键词】新闻创新　X新闻 数字新闻学
　　【中图分类号】G210
　　我们今天对“新闻”的理解，是由历史上一次次新闻创新实践建构塑造而成的，因此新闻史也是一部新闻创新史（王辰瑶，2021）。进入数字时代，新媒体导致信息过剩并引流了受众和广告，“二次销售”模式失灵使得传统媒体陷入生存危机；互联网带来的技术民主助推自媒体生长壮大，动摇了机构媒体的专业权威，新闻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全球新闻业正在经历显著的结构性调整，新闻业能否成功“转型”直接关涉其生存与发展。西方的相关研究文献中，crisis、transition、change、confront its end等话语屡屡出现，而且频繁使用save、reconstruct、rediscover、rethink、reinvent、reconsider、rebuild等与新闻业（journalism）相联系，新闻业的这种不确定性被广泛定义为“危机”（Zelizer， 2015），包括盈利危机（Brüggemann et al.， 2016；Schudson， 2016）、专业危机（Alexander， 2015）和信任危机（王维佳，2017）等多个具体维度。以新闻创新（journalism innovation）为代表的新闻业自救行动正在进行，新闻创新的节奏明显加快并涌现出大量新的新闻实践形态与概念。本研究关注的是，这些新概念所包含现象的具体特征以及对我们理解数字时代新闻创新的启示。通过考察这些新概念并进行主题分析，本研究旨在从理论层面探索数字时代新闻创新的发生特征，以加深对新闻创新的理解。
　　
一、文献综述：新闻创新的实践与研究
　　（一）新闻创新实践：“X新闻”
　　新闻创新是多元新闻实践主体创造、采纳或扩散新闻工作新观念、新方式的行动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新闻实践主体使自身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同时实现和维系新闻业的社会使命（王辰瑶，2020）。当前对新闻创新实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产品创新（product innovation）和过程创新（process innovation）（Evans， 2018）。产品创新指的是一种新物品或一种新质量物品的引入，过程创新是一种新生产方式或新管理商品的商业手法的引入。在新闻创新领域，前者关注的是新传播技术在传统新闻业内引发的巨大变化，后者是对新技术被接受、采纳、扩散的过程进行描述（白红义，2016）。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都是新闻创新实践的产物。新闻产品作为确认新闻文化和新闻生产标准的一个重要参考，也是描述和解读新闻创新的重要思考路径，其分析维度又可细分为产品形式、内容等方面。过程创新也会影响并最终通过产品表现出来，两者的界限并不那么明晰，常常会出现一种创新同时属于两者的情况。
　　数字时代，新闻业巨大的不确定性以及新技术、新行动者等的加入使得新闻创新实践更加复杂，并产生了大量相关新概念，如慢新闻、算法新闻等。这些新概念大多来自新闻创新实践且已经受到学界关注，是新闻创新研究应聚焦的“新闻领域正在发生的、可能对新闻业未来有影响或有助益的‘新行动’”（王辰瑶，2021）。很多研究笼统称之为“新的新闻形式”或“新报道类型”（如Lopezosa et al.， 2021），也有学者进行了专属命名的尝试：Loosen等（2020）将这些与新闻（journalism）相搭配并表明某种特异性和新颖性的新闻相关术语（journalism-related terms）称为“X新闻”（X journalism）。“X”表征了新闻的包罗万象和无限可能，也隐喻了这些新概念在形式、内容和具体实践等方面相较传统新闻报道有所不同。国内也有学者对数字时代新的报道形式或观念用“新新闻”来指称（常江，田浩，2020；杨保军，张博，2022），不过，“新新闻”很容易与“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这一特定报道理念混淆而不具排他性，因此本研究采用“X新闻”这一指称。
　　众多研究将这些“X新闻”上升到“范式”的高度来理解，如张立伟（2016）将集成报道视为继客观报道、深度报道之后的第三代主流新闻范式。经典的范式概念指的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认可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库恩，2012：88），而且不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le）：“科学革命中出现的新的常规科学传统，与以前的传统不仅在逻辑上不相容，而且实际上是不可通约的”（库恩，2012：88）。但这些“X新闻”目前大多尚未得到充分的学理化论证，达不到“范式”的统领高度，因而只能作为初级概念。另外，“范式革命”或“范式转换”的发生也意味着新闻创新的阶段性完成，但现实是新闻创新仍然是远未完成的进行时。不过，对于这些“X新闻”的分析仍然是有意义的，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数字时代的新闻创新。
　　（二）新闻创新研究：理论框架与具体路径
　　当前对于新闻业创新的研究，除了前述王辰瑶等少数研究者，大多数研究直接使用“新闻创新”或更狭义的“媒介创新”（media innovation）进行分析，而没有对概念本身进行阐释，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新闻创新研究的理论化不足。尽管不少学者运用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 of innovations）、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场域理论（field theory）和制度创新理论（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eory）等新闻传播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从不同视角切入分析新闻创新现象，但难免管中窥豹，局限于单一维度考察新闻创新。
　　在具体的研究路径方面，同样存在视角单一的问题。为了克服过往媒介创新研究中只聚焦组织个体（如编辑主管）的路径局限，有学者提出一个由行动者（actors）、技术行为体（actants）、受众（audiences）和行为（activities）构成的4A矩阵分析框架，将整个媒介系统包含在内（Westlund & Lewis， 2014）。相比之下，白红义（2018）基于西方理论和本土实践提出的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技术-物质三种研究路径构成的新闻创新分析框架，涵盖了主要的社会系统，因而视野更为开阔。新闻社会学的研究路径也深刻影响了新闻创新研究。舒德森（Schudson， 2019）将他原先提出的三种研究路径即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进一步修改为经济、政治、社会（特别是“组织”）和文化四种。受此启发，王辰瑶（2020）提出六种不同但有内在关联的新闻创新研究路径即商业路径、技术路径、组织路径、文化路径，使用者路径和关系路径，以克服当前不同的研究路径之间难以对话沟通的缺陷。
　　每一种研究路径对于理解新闻创新都有其独特的阐释力，不同路径的结合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这一领域。但当前综合多种路径的系统性研究尚处于构想阶段，除了前述Loosen等人的“X新闻”研究，还缺乏更多的尝试。大多数研究主要基于单一路径和个案分析，如曾繁旭、王宇琦（2019）认为，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持续性创新，强调通过内容创新、话语创新、经营管理创新或组织创新等方式，增强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质量和影响力。而以商业模式重塑为核心的颠覆性创新才是帮助传媒业摆脱困境的现实方案。杨利娟（2019）不仅对这一“商业主导路径”提出了质疑，指出商业主义并不能拯救新闻业危机，同时亦强调必须警惕简单地将新闻业危机化约为商业危机，进而将危机框架转变为创业框架，从而使新闻业专业和公共性话语发展的多重路径遭到屏蔽。
　　过往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路径大多不同程度地预设了研究视角，虽然从不同侧面对新闻创新进行了深入发掘和阐释，但彼此间缺少互动和对话，难以形成体系，无论是孤立的研究对象还是单一的研究视角都无法从全局和整体的高度描绘新闻创新的全景地图，也很难深入理解新闻创新场域的多元性、复杂性以及各种力量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现有文献对于新闻创新中“X新闻”的研究大多侧重单一案例的分析，一个突出现象是建设性新闻的研究热潮。但个案只是结果和现象，并不是规律和本质，因而在代表性、整体性和适用性方面都有欠缺。比如，一些研究中提及的会员、捐赠模式是诸多西方媒体的重要收入来源，但在中国并不多见。最后，当前的新闻创新研究基本囿于现有理论框架，理论指导多、反哺少，且缺乏针对性的理论概念。基于此，本研究尝试综合多种研究路径对当前的新闻创新进行一个相对全面的理论分析，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二、研究设计：对“X新闻”的多案例分析
　　（一）方法选择与数据来源
　　依据罗伯特·K·殷（2017：21-22）对案例研究“深入研究现实生活环境中正在发生的现象（即‘案例’）”、“通过多种渠道收集资料，并把所有资料汇合在一起进行交叉分析”等的界定，本研究将具体的“X新闻”作为案例进行数据收集。“X新闻”的收集源于作者2018年10月开始的一项关于其中某一概念的研究，相关案例来自过去三年多作者阅读的学术专著、博士学位论文以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T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来源等中外学术期刊文献（包括但不限于思辨、实证研究，不含编者按、会议报道等非研究文献）。
　　案例的具体选择标准为：以“X新闻”或类似形式如“新闻游戏”出现的新闻相关概念，之前尚未被研究文献涉及，或者过去虽然出现但未引起足够关注，如今受到较多重视且经过一定的定义或阐释。案例收集过程中，以“X新闻”而非文献为单位进行，期间不断补充，最后共获取43个符合要求的“X新闻”案例。在此过程中，为了加深对这些“X新闻”的理解，研究者在收集后还以其作为搜索关键词补充相关文献，并进行阅读和分析，同时写作备忘录。
　　（二）资料编码与饱和度检验
　　考虑到当前“X新闻”的相关研究以个案分析为主，无法提供对于“X新闻”的全面理解，也很难从理论层面完整解释数字时代的新闻创新，因此本研究采用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方法对研究资料进行归纳与聚类。这种研究方式不借助预设的理论框架进行资料分析，而是基于已有的理论资源对资料进行编码与解读，从而构建出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完整理解的概念（Alhojailan， 2012），具体过程包括提炼主题概念、剖析主题结构以及确定主题类型等。对于资料的编码，本研究参考了扎根理论的编码程序和技术。①
　　吴飞（1999）曾基于历时性视角，对西方新闻报道方式的五次重大变革（从党派之争到客观性新闻报道、解释性新闻、调查性报道与新新闻主义、精确新闻学、多透视新闻学）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认为科学与民主观念是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由于本研究的43个“X新闻”大多产生时间较短，相关研究也不够深入，因此选择从共时性视角切入进行研究。
　　在开放性编码阶段，本研究借助前期研究以原生代码（in vivo codes）方式对其中所涉及的“X新闻”共形成43个初始概念。需要指出的是，部分初始概念之间或许存在从属关系，但目前或尚未形成广泛共识，或由于其重要性、特殊性等而需单独列出，本研究将其全部纳入初始概念中。轴心编码阶段，依据初始概念的主要特征将其整合为五个亚类属，即“关注人的存在”、“提升报道质量”、“开辟收入来源”、“运用先进技术”和“协作生产新闻”，对数字时代的新闻创新特征进行了初步概括。在选择性编码阶段，通过进一步抽象化获得三个核心类属：“新价值取向”、“新新闻文本”以及“新运行常规”，为理解当前的新闻创新提供理论和要素支撑（见表1）。
　　上述编码过程完成之后，作者对后续阅读文献过程中新发现的民族志新闻（ethnographic journalism）、结构化新闻（structured journalism）、360°视频报道（360° video report）、扩展现实新闻（XR journalism）等近10个“X新闻”进行了重复性编码操作与分析，没有发现新的概念范畴与相关关系，因此可认为理论类属已达到饱和。
　　
三、研究发现：数字时代新闻创新的多元形态
　　通过对前述“X新闻”的研究，本文发现当前新闻业主要有“新价值取向”、“新新闻文本”和“新运行常规”三种创新形态，它们通过“关注人的存在”、“提升报道质量”、“开辟收入来源”、“运用先进技术”和“协作生产新闻”五个具体特征表现出来。
　　（一）关注人的存在：人文关怀的彰显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人本主义（humanism）常被视为与科学主义相对的一大思潮，尽管人本主义哲学内部也有许多不同的流派，但这种哲学思潮普遍强调对人的关注，要求重视人的本性、尊重人的价值（李万军，2014），认为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都应当是人这个中心的本质观念（陈虹，2007）。弗洛姆的人本主义传播思想强调，人应当是传播活动乃至所有生命活动的中心，人类的一切造物都不应凌驾于人类自身之上（潘祥辉，王炜艺，2020）。就新闻学而言，“新闻即人，新闻学即人学，新闻精神即人本精神。新闻必须基于事实报道来关怀人，目的是为了帮助人的理想化生存”（杜骏飞，2018）。新闻业一直强调和追求的“公共利益”是在普遍个体利益的基础上抽象而成的最大公约数。
　　本研究所收集的“X新闻”中，有9个体现了鲜明的人文关怀色彩，但对人的关注程度并不相同：暖新闻、积极新闻、好消息、感性新闻和小编新闻学强调通过运用情绪/情感元素吸引受众，对人的关注尚停留在浅层；相比之下，建设性新闻和对话新闻将人的主体性提升到了新高度。那么，“人”为何成为当前新闻创新的重要面向②以其中影响最大的建设性新闻为例，“尽管人们有（关注）冲突和消极的倾向，但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批评新闻媒体发布了太多的负面新闻。这些批评来自各个层次的读者”（附录，1：4）。传统的揭丑报道对受众和社会产生了大量消极影响，建设性新闻将积极心理学运用到报道中，通过正能量的叙事来提升受众的阅读体验，增强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它是西方新闻界反思现代性的最新成果，是一次对于新闻角色重新思考的认识论革命，也是对人的价值理性的重新张扬（韩德勋，2021）。
　　另一个重要的相关概念是对话新闻。与本亚类属中关注受众的“X新闻”不同，对话新闻强调的是以报道对象为代表的“他者”。基于马丁·布伯“吾汝关系”这一后现代主义的主体间性哲学，即人们是在与他人和外部视角所进行的平等交流和沟通中认识自身的，Soffer（2009）提倡一种记者与报道对象之间相互对话和沟通的对话新闻，它并不要求报道对象直接参与到新闻生产中，但认为“新闻报道是记者与其报道对象之间相互对话和沟通的产物，也是不同话语和立场相互冲突、调和与协商的结果”，“首要功能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内引发建设性的‘公共对话’”（附录，6）。记者与他人之间是平等的“吾汝关系”而非彼此对立的“吾牠关系”。这9个“X新闻”围绕“人”这一主体从不同侧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强调，为新闻业带来了新的价值观念。
　　（二）提升报道质量：专业规范的回声
　　新闻报道内容是专业规范最直观的呈现。数字时代，真实、客观、准确等发端于传统媒体时代的职业理念的流变是新闻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有学者认为，专业规范是一个动态、开放的话语体系，它虽然成型于大众化报纸时期，但并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媒介时代的特定话语表述及实践形态，也随社会构成的演变而演变（陆晔，潘忠党，2016）。专业规范在当前依然拥有重要的象征资本和维护价值。王辰瑶（2017）认为，由于报纸等传统媒体主动采纳新技术、升级扩展传播渠道的“技术创新”是一种延续性创新策略，不能适应互联网造就的适合颠覆式创新的全新语境，所以应尽快将转型重点放在“内容创新”上。数字时代，新闻媒体在创新内容、提升报道质量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试图重振或重塑专业规范。
　　这其中较有代表性的“X新闻”是慢新闻。与数字环境下“加速的新闻”（王海燕，2019）趋势不同的是，慢新闻源于“在一个快速、即时的新闻和对速度的有害影响关注的时代，很容易忽视正在实践的其他新闻类型及其生产的其他时间性”（附录，10）。“快时代”的新闻生产一味求快，导致了新闻碎片化、报道失实等诸多问题；慢新闻包括最近几年兴起的慢直播，追求的是报道深度和内容质量，“风格的重点往往是叙事，在任何媒介中都要基于高标准的艺术来进行。这意味着要用叙事技巧而不是硬新闻的机械说明文风格来讲故事”（附录，10），体现了新闻业对真实、全面、准确等专业规范本真以及新闻灵晕的重申和发展。传统的专业规范追求价值理性（赵云泽，涂凌波，2010），也有学者认为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念混合而成的产物”，且随着权力、商业和新技术的逐渐渗入而更多地受工具理性支配（吴飞，田野，2015）。不过就本研究的相关“X新闻”而言，它们更多关注报道质量的提升，因而更偏向价值理性。
　　（三）开辟收入来源：新商业模式的探索
　　除了公共性，新闻业也有产业属性以及逐利动机，这在市场化媒体中尤为明显。产业属性指向新闻业现实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利益最大化是其目标指向。新闻业危机话语中，最直观明显的危机就是关于新闻业商业模式的危机（王辰瑶，刘天宇，2021）。在全球传媒产业都在谋求转型以应对生存危机的生态下，商业化因素逐渐取代政治因素对传媒产业产生重要影响。商业化影响表现在新闻机构对成本的压缩，对受众、市场、媒体所有者与广告商的迎合（附录，15），其关键词是：商业模式、盈利模式、产品、用户需求、用户服务和可持续利润等（李艳红，陈鹏，2016）。基于“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考量以及更高效传播技术的出现，商业逻辑主张必须用更有利可图的商业组织形式来替代报纸等传统媒体（Alexander， 2016： 7）。在商业逻辑的驱动下，新闻业不断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开辟收入来源，从而将新闻产品的使用价值更好地转换为交换价值。
　　虽然数字时代新闻业迫切需要新的收入来源，但在这方面的尝试较为有限。本研究收集的相关“X新闻”只有付费新闻、众筹新闻和机构资助新闻，其主要区别在于收入来源不同。受到较多关注的付费新闻采取直接向读者收费的方式，这种模式严格来说也不算新事物，最早可追溯至1997年《华尔街日报》在其网站上设置“付费墙”（paywall）。从现实来看，虽然探索付费新闻模式的媒体越来越多，但只有《纽约时报》等少数成功案例，广告收入依然是大多数新闻媒体的主要财源。一项对美国50家报纸的研究也发现，依靠读者付费订阅数字内容很难支撑报纸在数字时代的生存（Chyi & Ng， 2020）。而面向全社会筹集资金的众筹新闻以及私人机构资助的机构资助新闻等相对新颖的商业模式，常见于西方小型新闻初创公司、另类媒体、小团体和个人等，应用范围也较为有限，目前也看不到为新闻业解困的希望。新闻业远未走出生存和发展危机，对新商业模式的探索依然在路上。
　　（四）运用先进技术：新闻生产的重塑
　　从很多方面看，技术正在成为催动新闻业生态演进、新闻生产实践变革与新闻从业者身份变迁的一种主导性因素（常江，2017）。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新传播技术以及平台媒体等新传播媒介为新闻创新提供了强劲动力。本研究所收集的43个“X新闻”中，属于此亚类属的数量最多（16个）。可见，技术确实是当前新闻创新的最强动力。技术在新闻生产中带来了许多直观可见的改变，也产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追求新闻时效的断言式新闻和越快越好新闻。总的来说，技术对新闻传播要素的构建有着基础性结构作用：传播主体正经历着从专业化到精英化再到泛众化加智能化的改变，传播媒介经历着从物理介质到关系介质再到算法介质的改变，内容生产正在经历着从作为资讯传播的内容到作为关系表达的内容再到作为媒介价值的内容价值扩容（喻国明，2020）。
　　技术所催生的新闻创新在上述三个层面均有体现：传播主体方面，有机器人新闻、自动化新闻等，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其在新闻生产中得到更多和更深入的应用，从简单的新闻报道写作到AI主播，新技术对人工的替代范围不断扩大。在传播媒介方面，有算法新闻、传感器新闻、无人机新闻、视频博客新闻等，各种新的传播媒介从不同维度满足了当前新闻生产和受众的多元需求。如认为“传感器具有感知环境的细微变化、采集海量数据的强大能力，在包括新闻业在内的各个领域被广泛运用，成为当前新闻报道中的一种常用工具”（附录，34）。传播内容方面则有数据新闻、集成新闻、融合新闻等，这些新型的新闻产品通过运用先进技术，在内容呈现方面给予读者不同以往的阅读体验。比如集成新闻借助大数据驱动，“以视觉引领，运用文字、图片、视频、图表、动画等多媒体叙事方式，以融媒体的方式呈现，为受众还原更深入、翔实、生动的真相，提供一种全新的‘悦读’体验”（附录，21）。可见，技术主导下的新闻创新主要受提高生产效率、优化内容呈现方式和受众体验等功能方面的目标驱动，并带来了各种新的新闻生产方式和新闻产品。
　　（五）协作生产新闻：新闻行动者之间的联动
　　协作是一个“后编辑室”（post-newsroom）概念，强调新闻生产中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参与与合作，从而带来“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数字时代，随着多元新闻行动者的入场，新闻协作的形式不再仅限于传统的新闻组织同普通用户的合作，还包括新闻组织之间、普通用户之间的合作等新行动方式。普通用户参与新闻生产可以追溯至本世纪初的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乃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公共新闻（civic/public journalism）。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公共新闻从上世纪由媒体发动公众讨论、寻求公共问题解决方案的模式，进入普通公众可以不依赖大众媒体，自主发表观点，形成舆论，进而影响媒体、影响公共事务决策的新的阶段。而且，公共新闻运动发展到后期，已经呈现出公民新闻与公共新闻相结合的特点（蔡雯，郭翠玲，2008）。在今天主体多元、场域开放、身份平等、价值共享的公共传播时代（冯建华，2019），由于技术赋权、新闻生产理念变革以及各种特定现实诉求等因素催生了一些协作形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的“X新闻”。
　　新闻组织之间的一种重要协作形式是跨境合作新闻：当一些报道议题如政治、商业、犯罪、气候等跨越国境时，不同国家的媒体之间就有了协作的需要，从而为读者提供更加充分的报道。这种协作形式主要用于调查性报道（附录，43）。普通用户之间的协作较有代表性的是用户新闻，它强调“新闻生产由专业媒体的职业行为变成普通用户人人都可为之的社会化行为”（附录，41）。不过，用户新闻并不必然指向普通草根之间的新闻生产协作，它也可以是诸如“方方日记”这种借助名人效应以及“敲锣救母”事件中当事人采取戏剧性行为方式来实现用户个体的新闻生产。但大多数情况下，只有普通用户之间的协同生产才能产生一定的影响，“用户”在此是一个复数概念。就新闻组织同普通用户之间的协作而言，在不同的相关“X新闻”中，后者的参与程度存有差异，大致介于公民新闻、用户新闻这种完全由普通用户主导和公共新闻中只参与议程设置而没有直接介入新闻生产两种形式之间，但或多或少都体现了一种民主参与精神。这三种协作形式的区分并不是那么明确，对于参与主体身份的界定有时也会存在模糊地带，比如先锋新闻强调的是一小部分专业记者在编辑室之外同企业家、技术公司和初创公司等合作创立新的组织形式并进行新闻实验实践（附录，42）。这些协作的出发点主要有新闻组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考量以及普通用户的发声诉求等。基于此，各种不同形式的协作就有了必要。
　　
四、结论与讨论：数字时代新闻的有机创新
　　通过仔细、反复地阅读相关文献特别是采用参与式观察、访谈、实地调研等方式获取的一手资料，本研究发现，不同情境下发生的新闻创新形态也会存在差异。在编辑室内部力量绝对主导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价值取向和新闻文本的创新；如果技术、商业、编辑室外行动者等外部力量介入并影响甚至支配了内部力量，就有可能产生新运行常规。以内部力量支配下的建设性新闻为例，荷兰在线新闻网站De Correspondent等媒体的编辑部形成了浓厚的建设性新闻文化，他们旗帜鲜明地倡导和实践建设性新闻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外部力量中以最强大的技术为例，虽然记者和编辑往往对新技术采取怀疑、对抗的态度，但这并不影响对新技术的最后接受。比如有研究者发现，《纽约时报》的互动新闻实践是自上而下的要求，无论喜欢与否，记者都不得不接受（附录，32：167）。
　　过往的新闻实践也有过这三种形态的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些“X新闻”主要是对传统新闻业的补充、完善而非颠覆，依然局限在原有框架内。但它们如此频繁、密集而又多元的涌现是前所未有的，不仅涵盖了新闻生产者、新闻文本、技术、受众、资本等（行动者网络理论意义上的）多元行动者，使新闻业始终涌动着创新的活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和满足了当前社会需要；虽然无法完全解决当前新闻业所面临的问题，不过也蕴含着未来范式革命的因素。正如厄舍（2020：261-262）在评述互动新闻时所说：“有关新闻的更宏大的问题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战”，“互动记者将不会成为‘拯救新闻业’的答案，但是他们确实激励了这个专业向前发展”。
　　另外，这三种创新形态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互相影响。数字时代新闻实践的日趋复杂，使得这些创新形态的构成也更加多元，但都会有一种逻辑主导了其最终形态。比如策展新闻，采取“对话”方式调动全民的积极参与和理性对话，实现参与式协作和意义共享，但其目的是核准、筛选、整合和呈现合乎事实真相的价值判断和意义关系，依然遵循新闻专业标准，体现了互联网时代专业新闻权威性的重建（附录，13）。因此，本文尝试提出“有机创新”（organic innovation）概念来解释数字时代的新闻创新景观，并据此构建数字时代新闻的有机创新解释模型。“有机”在此强调的是新闻创新在数字时代所展示出的连续性、过程性、多元性以及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性与互动性。
　　最近几年，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数字时代的新闻学进行了描述或分析，如“走向生活世界的新闻学”（李泓江，2022）、基于网格化关系重造新闻学（黄旦，2015）、“走向公共”（潘忠党，陆晔，2017）、科学技术研究（STS）转向（白红义，曹诗语，2021），新闻学的重构逐渐成为学界共识。但正如这43个“X新闻”及其所代表的三种创新形态所显示的，新闻是一个复数概念，存在多种表现形态，且随着数字时代新闻实践的愈发复杂、多变对其的理解变得更加困难。这些研究视角较为分散，关注的是其中一个侧面。也有学者尝试运用统摄性理论概念，如将新闻学研究的客体从技术、制度、文本、产品、受众、传播等领域扩展到整个新闻实践全过程的“实践转向”（王润泽，2022），将研究的基础单元从具体的新闻机构放大为包括机构、技术、社会团体、行动者在内的更宏大的“新闻生态”（news ecosystem）（Anderson， 2010），对数字时代新闻学的元问题进行发掘和探索。
　　对于这些元问题的回应与解答，需要大量经验特别是新经验的归纳，并在此过程中生成相关的元理论。这些形态、内涵各异的“X新闻”，或是来自新闻实践继而受到学界关注，或是源于学界对当前新闻实践的反思，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数字时代新闻业的探索实践，也是对当前新闻创新实践的初步总结并提供了元理论的生成基础。Loosen等人前述利用自动化搜索技术收集的“X新闻”多达166个，来源也不限于学术数据库，但在简单分类的基础上只分析了其中与受众相关的部分。Lopezosa等人（2021）亦从学术文献中的“X新闻”切入分析新闻创新，由于只收集了6个“X新闻”且都与技术密切相关，对于新闻创新的理解依然囿于单一视角。本研究对43个“X新闻”的内涵及主要特征进行了逐一发掘，在此基础上综合多种研究路径对其进行了系统性的主题分析，提出新闻的“有机创新”概念并搭建数字时代新闻的有机创新解释模型，从而提供了在理论层面上理解数字时代新闻创新乃至新闻业的多棱镜，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过往“技术”、“商业”或“专业权威”等单一维度的局限，对新闻创新的理论构建进行了初步尝试，以期能为数字时代新闻学元理论的探索以及业界的创新实践提供借鉴。
　　由于本研究所考察的文献特别是中文文献多是对具体的“X新闻”进行背景、特征和意义等方面的阐释，较少通过实地观察、深度访谈等途径获取一手数据并进行分析，这使得本研究无法准确描绘当前新闻创新的具体发生路径而只能对其特征进行粗略勾勒。另外，由于从“X新闻”切入研究，本研究所发现的三个表现形态对于完整理解当前的新闻创新也难免存在局限。最后，目前“X新闻”的相关研究大多以中国或欧美的新闻实践为考察对象，对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关注较少，少数相关研究也是基于“他者”视角，如McIntyre和Sobel（2018）对卢旺达的建设性新闻实践考察，这也会影响对当前新闻创新的全面理解。上述不足有待未来研究通过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改进加以克服。■
　　
附录 编码表文本语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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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严格来说扎根理论是一种“方法论”，本研究在此只借鉴其编码程序和技术而非整个研究程序。
②鉴于本文主要研究资料为学术文献，为避免文献引用过于冗赘，作者将表格中的相关引用文献整理在附录表格中，只在后面标注资料编号，其余仍采用参考文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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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勋系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