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梓剑 戴颖洁
　　【本文提要】面对不断加速的社会情境，时间异化已成为当代人的普遍感知，时间的稀缺性问题也愈发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基于时间社会学视角，以钉钉App中的“已读”功能为案例，通过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探讨“已读”技术背后资本的时间政治实践以及实践过程中劳动者的时间感知体验。研究发现，资本会借用“已读”的监控、联结、提速作用，对劳动者的休闲时间进行序时重置、再同步化以及效率复刻，致使休闲时间发生异化，包括属性上的异己化以及感知体验上的“去时间化”，这被体验为时间剥夺、时间抽离以及时间恐慌。在此过程中，劳动者会摸索出一套捍卫自由时间的“潜隐剧本”，但这些策略只是基于妥协基础上的行为应对，劳动者依旧在时间争夺战中处于弱势地位。此外，本文还指出了“工作/休闲”时间异化程度的差异性，旨在为“时间异化”批判理论的优化提供参考性意见。
　　【关键词】时间异化 时间政治 社会加速
　　【中图分类号】G206
　　
一、研究缘起：当“慢生活”成为一种追忆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是木心在作品《从前慢》中描摹的一个悠扬岁月的时间场景。浮想的画面里，仿佛世界在缓慢行进，而人们也在惬意生活中坚守着对生命的热忱与对时间的真诚。
　　面对当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这种慢节奏的生活图鉴已然成为“打工人”向往的图景。正如马克思（1979：532）所言：“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发展的空间。”作为人自身的存在维度与价值来源（郑作彧，2018：33），时间本该受人的支配，为自我发展服务，然而现在却以稀缺的姿态成为“奴役”现代人的“暴君”。人们每天忙着赶地铁、刷短视频、倍速看剧，他们想方设法地追逐时间、节省时间，却似乎越来越被裹挟进一个被时间倒逼着的无止境的循环序列中，难以脱身。在全域加速的时代滚轮中，时间异化（time alienation）（罗萨，2018）、时间恐慌（temporal panic）（Toffler， 1971）成为当下普遍存在的病态感知。
　　与此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地方空间的隔阂逐渐消弭，固定空间（space of places）逐步转向流动空间（spaces of flows）。伴随着流动空间的形成，弹性用工、线上办公成为一种新兴用工方式，诸如“自雇者”（self-employed persons）或“独立合同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s）等非标准化就业形态的涌现，不断重构当代就业市场的格局（Berg et al.， 2018）。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目光转向滴滴司机（丁未，2021）、游戏陪练师（林仲轩，刘阳，2022）、网络主播（董晨宇，叶蓁，2021）等。这种用工的弹性化直接导致了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边界的模糊，最终自由时间也变得越发具有弹性且不固定（郑作彧，2018：53）。不过，这种弹性用工已不再是新兴职业的专属，那些标准化就业者也会在休闲时间内进行弹性办公。甚至，这种在流动空间中的加班行为多半是没有加班费的，相当于他们既付出了劳动力，又丧失了自由时间支配权，甚至还没有任何相应的薪资回报，休闲时间内的劳动也就成为一种工作时间附赠的免费劳动。更令人感到无奈的是，这种免费劳动已经渗透进当代劳动者的日常——吃饭时回复领导消息、睡前写个日报、周末完成临时工作，人们俨然成为随时待命的工作机器。因而，在聚焦新型劳动形态的劳动过程和权益保障的同时，学界也需要给予这些传统标准化就业者相应的关切：休闲时间的工作化（即休闲时间的缩减）是否是造成当代“打工人”时间恐慌的一大原因？
　　如今，为了提高办公效率，当代企业偏向于使用专门的企业通讯软件以代替微信和QQ等社交软件，其中由阿里巴巴研发的钉钉App成为绝大多数企业的首选。当然，也有一些互联网公司自主研发了内部专门的通讯软件，如网易的POPO、字节跳动的飞书等。那么此类企业通讯软件与微信、QQ等大众化社交通讯软件相比又有何不同？在W公司调研期间，我们注意到这类通讯软件往往有信息是否“已读”的显示。那么，显示是否“已读”会对信息交流起到何种作用？它是否会对工作时间的扩张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在此过程中，信息收发主体又有着怎样的时间感知？综上，本文将基于时间社会学的视角，聚焦钉钉App的“已读”功能，以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作为研究方法，试图挖掘“已读”技术背后的资本时间政治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劳动者之时间感知体验。
　　
二、文献综述：回溯时间滚轮的行进轨迹
　　（一）从标准化到弹性化：时间政治的当代实践
　　在时间社会学视角下，社会时间是一种人为的涉及对时间有目的操控的策略（哈萨德，2009：6-7），是“安排行为的方法”（Moore， 1963：7），这意味着社会时间可以被人为篡改。因而，时间也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谁控制了时间的分配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吴国盛，2019：120）。同时，任何时间类型都天然具备“难以对付的帝国主义特征”（哈萨德，2009：81），它们会侵占其他领域的时间以扩张自身，从而抢占时间优势，这便涉及到时间权力斗争与平衡的“时间政治”（time politics）问题（郑作彧，2010）。所谓“时间政治”，即“人类有意识地改善日常生活，试图改变生活方式，进而改变生活结构，让时间有了政治性的生活实践意涵”（Mückenberger， 2002：117-142）。Rinderspacher（2005）认为，由于时间结构并不会一成不变且普世皆然，时间政治将会永续。当前，学界探讨时间政治问题主要集中于由劳资博弈衍生的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的斗争场域。
　　自资本主义兴起以来，资本与劳动者的时间权力斗争就一直存在。经过长期抗衡，社会已逐步形成一套趋于平衡、相对公平的时间参照标准，何时上班、何时下班、何时睡觉，这种时序构成支配行为和操控互动的主要实践形态（Giddens， 1984：134），人们的日常就此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在这种标准化时间结构下，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界限分明，人们因而有着很强的时间观念与身份边界，一旦超出规定的工作界限，人们有权拒绝（哈萨德，2009：167）。同时，这种井然有序的时间结构具有很强的行动约束力，就像米歇尔·福柯（2019：160-167）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的，监狱中的犯人会按照严苛的时间表来保证整齐划一的行动节奏，这自然便利了权力的规训。可见，在标准化时间结构下，资本能够高效地对劳动者进行管控和指挥。
　　然而，时间结构具备一定的历史特定性，它会跟随劳资斗争的步伐、时代发展的轨迹而不断演化。随着福特主义弊端的显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以“弹性化”为主要方针，迈向“后福特主义”的新阶段（郑作彧，2018：48）。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流动空间的形成，让弹性化用工方式有了很大施展空间，时间结构发生时代性转向，时间形式开始由时序化转向时候化，由普遍的同步性转向有条件的同时性（郑作彧，2018：136-144）。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弹性化用工提升了劳动者对工作时间的自主性（李胜蓝，江立华，2020），人们可以对何时工作作出自主选择；但相应的，人们的自由时间也有了弹性，与工作时间产生诸多重合之处，这表现为越来越多的职业角色开始出现工作的随时可及性（ever-accessibility）（哈萨德，2009：171）。
　　如今，伴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已向数字资本主义进阶。面对工作时间支配权的让渡，数字资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为了维系时间权力的优势地位，资本开始显示出它的时间暴政（tyranny），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加强了对时间的控制（姜英华，2022）。一方面，资本会利用权力网络中的各种行动者（actants）（Deborah， 2012）对劳动者展开时间盗窃，旨在获取更多的增值空间。孙萍（2019）、廉思（2021）等都指出在平台算法系统的精准调控下，外卖送餐员的劳动时间被无缝衔接，“准时”、“快速”成为他们最主要的劳动时间感知；方正（2021），吴鼎铭、许天敏（2022）等则指出在“电子全景监狱（electronic panopticon）”时代，数字资本将“监视”渗透进劳动者的日常，以便对其进行全方位管控。另一方面，资本会制定灵活的工作制度（包括基本绩效、奖惩制度等），以强化对劳动者的时间规训。吴鼎铭、胡骞（2021）指出滴滴平台会通过高峰期“冲单奖”、多劳多得、口碑管理等策略，将网约车司机的收入与工作时长挂钩，以激励司机投入到“赶工游戏”当中。不过，作为能动的主体，劳动者并不会轻易让步，他们会摸索出一套应对资本、捍卫自由的主体性策略。例如，孙萍（2019）发现外卖送餐员会尽量抢“距离近、好送、不用等电梯”的单子，来试图掌握劳动时间的主动权。亦有一部分学者关注到互联网时代劳动者上班时间“摸鱼”现象（Garrett & Danziger， 2008；吴朝进，张金荣，2022），这其实亦是对劳动溢时化（姜英华，2022）的一种反抗。
　　概言之，资本的时间政治逻辑在于，动用各种技术手段和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在量上剥夺更多的休闲时间以获取绝对剩余价值；在质上提高工作效率以攫取相对剩余价值。那么，“已读”功能作为权力网络中的一个结点，又会对资本的时间政治实践产生何种作用？劳动者是否也会衍生一套相应的应对策略？
　　（二）从社会加速到时间异化：时间体验的感知异变
　　在数字时域的转向下，人类身处的社会正由“固体阶段”的“沉重现代性”迈向“液体阶段”的“轻快现代性”（刘丁香，万立良，2022），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当代时间的加速症结。以“加速度”为核心的效率主义被奉为当代社会的根本准则，一些学者对此提出“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Harvey， 1990）、“当下时态萎缩”（gegenwartsschrumpfung）（Lübbe， 1992：78-91）等观点。通过对前人观点的批判与继承，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基于时间的新型表征形式——“过程加速”与“结构加速”，创造性地提出“社会加速”（social acceleration）（Rosa， 2003）理论。他认为，竞争逻辑、文化观念以及封闭循环是推动社会加速的关键机制，科技加速导致事务量超额，社会变迁和生活步调的加速使日常成为“无意义时间”（罗萨，2018），人们在时间的新极权主义下走向现代性（modernity）的“反启蒙”。即便当代社会存在一些减速案例，但也不会动摇社会的整体性加速，甚至会对加速进行反向强化，因为“减速的成本会迫使人重新参与并延续社会加速的形式，进而陷入‘重新加速’（re-acceleration）”（Cockain， 2018）。Arvidson和Axelssom（2017）从内在因素出发，认为非自愿的自我忠诚（involuntary self-loyalty）会将自我逼向社会加速的漩涡之中，而当自我忠诚处于纯粹自愿状态才能转化为抵抗社会加速的内在力量。
　　正如约翰·哈萨德（John Hassard）（2009：35-36）所强调的，时间的感知是由生活节奏决定的。在社会加速的时间景观下，人们的时间感知逐渐出现异化状态。对此，罗萨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基础上，从时间维度提出了“时间异化”的概念。罗萨认为，时间的剥离是时间异化理论的关键（姜华，崔嘉晟，2022），面对加速的社会情境以及晚期数字媒介世界的时代背景，他将“时间异化”归为当代社会“新异化”的一种。按照罗萨的时间异化逻辑，时间体验与记忆模式不再是二律背反的运作规律，主观体验代替了自我发展的材料性经验，致使人们在无意义的碎片化时间中反复横跳（罗萨，2018：133-139），“时间并置”与“时间堆叠”进而成为时间异化下的两种趋势（姜华，崔嘉晟，2022）。
　　虽然罗萨的时间异化补充了经典异化理论在时间上的局限性，但这一概念仍有可以商榷之处。一方面，正如罗萨自己坦言，他的批判理论核心并不将“异化”视作社会建构的结果，也不会出现在政治辩论当中（罗萨，2018：85），他只是将异化的焦点放置在时间与作为人的主体的关系本身。从“对抗”到“沉默”、从“劳动异化”到“时间异化”，这种价值维度的批判转向实质上弱化了劳资关系的矛盾，并未如马克思那般纯粹置于经济资本主义范畴中，资本因而也不在其既定的讨论范围内。此外，“共鸣”（resonanz）（罗萨，2018：13）概念的提出也只是企图让人适应“异化”，并未从根本上提供一条消灭异化的路径。因而，罗萨对时间异化的探讨看似沿袭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实则尚未深入资本逻辑的批判层面，仍是一种在方法论上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保守主义（国吉，赵海月，2021）。另一方面，时间异化虽然在主观层面强调了人作为时间感知主体的主体性，但是这种将所有时间情境下的时间体验都冠之以同一种价值判断的做法难免有失偏颇，或者说按照“工作—自由”时间的二元划分，这种时间异化体验可以有更为细化的感知区分。对此，本研究将借助对“已读”背后的时间政治实践的分析，更为深入地探讨当代劳动者的时间异化感知。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基于威尔伯特·摩尔（Welbert Moore）（1963）提出的社会时间三要素（即次序、同步化以及速度），本文的研究问题如下：第一，资本是如何借助“已读”功能开展时间政治实践的？第二，在资本的时间暴政下，劳动者的休闲时间在次序、同步化和速度上作何变化？第三，在此过程中，他们又产生了怎样的时间感知？
　　
三、研究方法
　　2021年7月至8月，研究者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在W公司的直播分销部门进行了实地调研，基于工作需要，研究者获得了以公司人员身份使用钉钉App的权限，并以部门为中心展开了为期三个月（2021年7月至9月）的参与式观察，观察内容除了员工的“已读”回复情况外，还包括公司规章制度、部门工作氛围、日常交流等多个方面。
　　W公司是一家以多品牌服装服饰为主导产业、跨产业发展的综合性大型民营企业。该公司将钉钉App作为公司内部的通讯交流软件，内部的工作事项交流（如任务对接、线上开会交流、申请手续等）基本会在钉钉App中进行，而微信等其他社交通讯软件则多用于以公司为单位的对外沟通或是员工之间非工作事项的交流。研究者所在的直播分销部门以产品外包带货为主要业务，通过分润的方式，与具备一定带货能力的主播（如李佳琦、罗永浩等）达成合作，借助这类主播的直播带货能力售卖自家品牌产品。为了便于后文的讨论，勾画了部门分工图（图1　图1见本期第64页）。在调研期间，该部门人数恒定在13人，其中包括2位管理级人员、8位正式工（含试用期）、3位实习生。工作时间上，除个别部门外，该公司上下班时间为9 : 30和18 : 00，周末
　　双休。
　　在田野调查结束后，研究者结合观察情况，围绕线上办公加班现象、“已读”功能的使用情况、个人对“已读”的看法和感受等方面拟定了访谈提纲。基于自愿原则，笔者对部门中的8位员工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获得了第一手研究资料。访谈结束后，笔者对田野资料和访谈资料进行了归纳整理。访谈对象信息可参见（表1　表1见本期第64页）。
　　
四、“时过境迁唯有惘然”：“已读”宰制下的时间症候群
　　在时间社会学领域，有关时间的研究无非围绕社会时间的三要素展开，即次序、同步化和速度。本文也将依循这三个方面，对“已读”背后的时间政治实践展开分析和探讨。在正式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明确一个前提。据了解，W公司执行月绩效考核以及上级打分制，正式员工根据考核等级发放奖金；实习生不设绩效考核，但也需要根据上级评分来确定奖金份额。因而，在高强度的绩效压力与责任意识下，员工们会尽力保持线上沟通联系的畅通，这一前提赋予了“已读”大施拳脚的空间。
　　（一）时间剥夺感：动态监测下的序时重置
　　在标准化时间结构内，人们会按照一种默许的时间节奏进行生活安排，各种行动和互动行为都被框定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并依循因果时态顺序呈现规律性流动，这种井然有序的时间形式便是“序时”（chronos）（Jaques， 1990）。如今，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流动空间的形成赋予了时间更多弹性，这不仅派生了一系列弹性用工职业，还促使标准化就业者也具备了弹性用工的可能，休闲时间内的各种行动安排与互动协调愈发需要依照情境变动进行临时调整。现在，只需要通过各种即时通讯软件，劳动者就可以被随时召唤，临时加班、线上办公已为常态，这无疑打破了工作与休闲的边界协议。面对临时的工作下达，劳动者不得不更改计划，去完成这些“意外”的工作，时间因而失去了指示行动的标准性，这直接导致休闲时间序时结构的瓦解（郑作彧，2018：137）。即便如此，劳动者依旧是自由时间的支配者，他们可以对临时性任务进行选择性搁置，进而对序时进行合理的重置，以建构新的时态秩序（惠普，亚当，萨伯里斯，2009：181）。这种重置行为适用于微信、QQ等通讯软件，当接收到任务通知后，劳动者可以视情况回复，无视回避或者延迟回应都是常有的事。然而，当使用钉钉App时，“已读”功能的显示则剥夺了劳动者“重置时间”的权利，资本进而实现了对人们自由时间的鞭笞。
　　自由时间内，劳动者散落在各自的流动空间中，他们不像线下工作场域那样具备个人行为的客观预见性，这不利于资本对劳动者行为状态的有效跟踪。“已读”功能的出现则有效规避了消息被“无视”的风险，便利了资本对劳动者的动态监测，他们可以及时把握劳动者的信息阅读情况，从而发挥“不可见但可控”（Krier & Staples， 1993）的作用。当消息显示为“已读”，资本便掌握了操控时间的主动权，新的工作任务将被强制插入于“现在”，劳动者原本的时间安排被强行打乱，他们不得不放下手头的事情，对消息作出回应，并及时完成指派任务。A2是一位年轻宝妈，为了有充足的时间照顾孩子，频繁请假再所难免。但KOL岗位本身就职责繁多且存在工作的随时可及性，在休息时间她仍会收到各种消息的“骚扰”，一旦消息显示“已读”，她就需要及时作出回应。若信息长时间未读，就会受到其他员工电话语音的轮番“轰炸”。对此，A2表示，“我觉得‘已读’有点不太尊重人，这是我直观的感受，我觉得它不尊重个人隐私，或者说压根没有给自己一个私人空间，包括周末都没给你私人的时间，连选择性读消息和选择性处理事件的这个权利都没有给你”。
　　作为资本隐形的“霸王条款”，“已读”在发挥监视作用的同时，也顺势吞并了劳动者本具有的消息回复选择权，辅助资本完成了对劳动者休闲时间的进阶版支配。A3是一位准研究生，马上就要飞往韩国上学。平日里，除了完成公司的事情外，她还要准备韩语考试。然而，达人主播往往会选在观众的休闲时间直播，休息日帮助KOL调样在所难免，工作繁忙时甚至会有多个KOL一起指派调样任务，这使得A3常常分身乏术，很难专注于备考。对她而言，如果使用微信沟通的话，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地假装未读消息，但钉钉中“已读”的消息显示无疑会加剧她的心理负担和时间焦虑：“对员工来说，消息一旦‘已读’了，如果没有完成这项工作就会非常烦恼，毕竟领导觉得‘已读’了就默认你看到了消息并且会完成相应的工作。”可见，“已读”实现了资本时间规制的内在化，人们的处事观念重新从严格定时的“时间取向”巡回于无规律性的“任务取向”（惠普，亚当，萨伯里斯，2009：172）。
　　综上，如果没有“已读”的监视，即便上级在休息时间内临时委派某个任务，他们也能构筑自身的行动和生活时态模式，重建时间的行动指示，自主实现“时间的时间化”（罗萨，2015：273）。然而，为了促成对休闲时间的“垄断”，资本创制了“已读”功能以施展专制性的“时间霸权”，它会将工作任务强行内嵌于“现在”，让其他安排统统置后。这种压迫性指令使劳动者的休闲时间产生了双重异化，劳动者不仅丧失了自由时间的所属权，还失去了休闲时间的有效体验，这被感知为时间剥夺：“感觉根本没有周六周日，晚上在加班，周六周日在家里完成工作，还没加班费”（A3）；“现在我们‘社畜’还有假期？不都是24小时待命” （A1）。在自由时间被剥夺的感知下，“时间荒”便成了人们的常态。
　　（二）时间抽离感：异地联结下的再同步化
　　在序时结构下，人们会以同样的时间模式去安排日程，人们的时间会出现诸多同频、吻合与交叉，这表现为时间的同步性。在普遍的同步性下，“定时”成为日常生活的一大特征（吴国盛，2019：122），各种互动事件会被绑定在标准时间参照的诸数字时间点上（郑作彧，2018：133），例如“咱们明天9点碰面”、“咱们晚上7点去餐厅吃饭”。这种互动时间点的数字符号编码有利于交互双方的时间联结，从而保证集体行为的同频共振及高效运转。此外，时间的同步性会形成一个广泛的期待性框架，以约束人们的行为（郑作彧，2018：133），资本也常因此将时间安排作为规训劳动者的工具。
　　但在休闲时间，人们会处于一种“社会离心（sociofugal）”状态，它会形成社会联系的阻碍（惠普，亚当，萨伯里斯，2009：159）。联系的弱化伴生着时间的去同步化，信息传达难免会出现滞后的情况，劳动者的工作效率也将大打折扣。“已读”的创制则保证了信息收发双方工作传达的流转效率，实现了空间分化下劳动者在时间上的跨屏联结。当“未读”转变为“已读”，时间的契约即刻生效，随机的时间点代替了预设性的数字编码，这意味着临时的工作安排有了可参照的固定的开始，信息收发双方能够在“已读”的一刻汇合，资本从而达到了流动空间下劳动者时间再同步化的目的：“看到‘已读’都会觉得对方接收到了自己的信息，并且希望立即给予反馈，‘已读’除了能提高回复预期外，也会强制性回复” （A1）；“消息‘已读’了就得回一下人家，这是起码的尊重吧”（A8）。不过，“已读”构筑的“再同步化”虽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信息收发双方的沟通效率，但是信息接收者不可能时时浏览手机，信息因而可能一直处于“未读”状态，这便会连带触发新的时间问题，即时间抽离。
　　在福特主义的影响下，当代企业已优化出一整套分工细致的流水线程式，若流水线中任何一环出现停滞，都会拖慢整体业务的进展，最终导致资本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缩减。因而，高效完成任务以及顺畅交接工作成为每个人的使命，如若交接不当，就会被扣上传达不力的帽子。基于这一情况，“已读”的显示便成为有效沟通的“保障”。因此，作为信息发送者，劳动者会实时关注对方的信息阅读情况，直至信息显示为“已读”才能安心，A3对此体会颇深。作为货品管理员，A3要根据KOL的需求进行样品调样，而调样往往需要经过上级领导、仓库管理员等多个审批环节。若是在工作时间，每个审批人都会高效、自动地完成审批工作；但在休闲时间里，审批的每一环会置于未知的行动状态，为此A3需要挨个提醒，以推动审批工作的完成。在此过程中，A3需要时刻关注每一环负责人的信息“已读”情况：“有时候我给别人发消息，别人一直未读，我也很着急，我就一直盯着它，过一会看一下，过一会看一下，看它是否变成了‘已读’”。
　　在等待“未读”变为“已读”的过程中，休闲的快感全然消退，信息发送者会产生临时的心结，他们的时间观念会出现时序上的断层，这可以感知为一种“时间抽离”状态。直至信息变为“已读”，两条平行的时间线才会相交，相交后发送者的时间意识才会回归正常（见图2）。A5说：“有时候事情比较急，别的事情我都干不下去，但是周末又不好意思给别人打电话，只能先等等，如果过了很久没回那就只能打电话了。”此外，当与他人交流的物理障碍消失时，心理障碍也会随之产生（Gumpert & Drucker， 2001），如A2所言：“我觉得会有一种信息不对称，就是我一直等他回复，但是他一直没已读，我就会有一些揣测，这样子其实也会耗掉一些自己的时间。”可见，在焦急等待信息“已读”的过程中，劳动者的时间体验会发生异化，作为自我发展的自由时间被各种无端的猜测、焦躁的情绪所淹没，当下成为一种“无意义的时间”，人继而会陷入与自身剥离的虚无状态。
　　（三）时间恐慌感：赶工竞赛下的效率复刻
　　从古至今，人们就一直在追求速度、追赶效率，尤其是伴随工业资本主义的到来，人类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变成一种旨在避免时间浪费的无休止的努力（哈萨德，2009：10）。在工作时，时间浪费会被当作一种“罪大恶极”。但在休闲时间，资本对劳动者的管控会因距离的疏离而有所弱化，劳动者可以对临时的工作任务进行搁置或是拖延完成。面对此番情境，资本不会“坐视不管”，他们试图借用“已读”来实现劳动者工作效率的线下复刻。当消息显示为“已读”后，事件的“发展始末”不再受制于某个固定的时间段，完成事件的结点也失去了明确的参照；这类似于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未读”转变为“已读”的顷刻间，比赛的哨声随即吹响，工作完成的瞬间即为比赛的终点，在此过程中他们需要尽快完成任务，越快越好，以期将时间早点还原回自由时间，最终人们依旧在休闲时间内进行着赶工竞赛：“你抓紧做完，才能早点做自己的事，事情拖得久，自己也烦，玩都玩不好（A5）。”
　　在赶工过程中，何时结束劳动时间似乎取决于劳动者的工作效率。然而，当他们加速完成工作，拼命挤出自由时间后，这些时间又会重新被纳入劳动时间的储备库。这意味着，自由和工作仅仅只是时间名词上的伪装前缀，一切时间都被资本偷换为“劳动时间”（张晓兰，2022）。当他们庆幸于工作任务的完成时，实际上已失去了自由时间宰制者的身份，任何额外精力的消耗都是对工作时间扩张的妥协与默许。更讽刺的是，加速赶完任务后，除了完成瞬间的快感和释然外，时间并没有其他减速的迹象。一方面，在单位时间内，人的休闲时间总量是一定的，当各种工作任务挤占休闲时间后，休闲时间便所剩无几；它同样会随工作时间的原子化变得支离破碎，这被感知为时间的消散。最终，线性的时间结构被点状时间结构所替代，时间的聚合能力终因叙事性的瓦解而终结（韩炳哲，2017），人会随之产生一种时间恐慌感，这种恐慌并不来源于事务的繁多或是工作的拖延，而是担忧于可供自己享乐支配的自由时间被消耗殆尽。另一方面，和物理学时间一样，当两个点之间嵌入时间的事件数量越多，人所感知到的点与点之间的时间距离就会越短（哈萨德，2009：85）；这便意味着人在名义上的休闲时间内既要解决私事，又要完成工作，各种事情交织形成时间堆叠，人会由此产生一种休闲时间稀缺的感知，而这自然也成为社会加速的一大症结：“我感觉都没自己的私人时间了，都是工作工作工作，感觉如果自己到退休前都要这样，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很无聊（A1）。”可以尝试推断，当代人觉得时间稀缺、社会加速的关键并不在于需要处理的事务超载，而在于现在可供个人支配的自由时间实在过少，仿佛人的生存是为了工作而非自我发展。
　　综上，正如吴国盛（2019：123-124）所言：“几乎所有的技术发现和装置都与获取或节约时间有关，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克服慢，提高速度。”钉钉“已读”便是服务于资本的一种提效装置。当消息显示为“已读”，正常的时间节奏会被切割出一块失常的时间序列，在这块时间序列下，人们会用竞赛的姿态投入工作，因而休闲时间内的工作状态也有了线下场域的工作效率。在赶工竞赛过程中，人们会因为时间边界感的消失而失去存在的位置，没了时间的界限，任何活动都成了无形式的内容（特斯特，2020：7-10）。最终，人们只有对于时间消散的无尽的恐慌，这亦是时间异化下的一种常态。
　　
五、结论与讨论：我们因何加速？又该如何减速？
　　基于时间社会学视角，本文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以钉钉App中的“已读”功能为切入口，探讨其背后的劳资时间政治实践。研究发现，资本会借助“已读”的监控、联结以及提速作用，对劳动者的休闲时间进行序时重置、再同步化以及效率复刻。在此过程中，劳动者的休闲时间会发生异化，无意义的感知体验代替了本应丰富的经验性材料，时间在飞快流逝中失去了存在的维度，人的感知也仿佛滞留于时空黑洞中，丢失了暂时的方向感。然而，时间政治并不是资本单方的实践，它是劳资双方来回博弈的过程，劳动者的反抗也是政治实践中的一部分。Negt（1984）认为，“在以标准化时间作为时间结构的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对抗工作时间，争取自由时间，就是最重要的时间政治问题”。显然，争取自由时间也成为弹性化时间结构下最重要的时间政治问题。面对“已读”施展的时间暴政，作为生命政治权力的主体，劳动者会摸索出一套“潜隐剧本”（斯科特，2021）以维护自身权益，例如周末时主动到公司办公以获取加班费、通过对话框猜测内容以选择是否立即回复等。可惜的是，这些策略并未从根本上反抗资本的时间侵占行为，这恰恰影射了资本之时间权力渗透的隐蔽性与深入化。另外，文章的探讨不该限于单纯的时间从属层面，我们有必要将技术、企业文化等要素结合，以对时间议题进行延展。
　　（一）数字技术与社会时间景观
　　正如海德格尔（1996：432）所警示的，“构成现代性之动力的科学技术力量，正在把我们人类从这个大地上连根拔起”。在科学技术大量应用于生产之前，人们会依照自然时间来安排生活作息；然而，从工业社会开始，机器的普遍运用篡改了自然的生命节奏，机器时间开始凌驾于人们自制的生活韵律之上，并推动着人类时间的演变（张晓兰，2022）。而今，数字技术的变革带来了流动空间的形成，原本“工作—自由”二分的时间分界开始去刚性化，这为资本开拓劳动时间提供了一定的增殖空间。同时，技术的运用进一步提高了劳动者的工作效率，按理劳动者应节省出大把的自由时间，然而只要科技进步和生产活动仍置身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中，劳动时间就会始终陷于“供不应求”的窘境。在个人服从于组织的底层逻辑下，他们创造的大把自由时间只能被转化为劳动时间（张晓兰，2022），最终劳动者本身变成了生产劳动时间的“永动机器”，而那些无法被剥夺的微乎其微的休息时间（如睡眠时间）也仅仅是服务于工作的“养精蓄锐”。
　　再者，当数字技术和企业文化相结合时，资本的时间权力便有了更大的威慑力。在线下工作场域，企业会将效率主义、禁止游惰原则植根于劳动者的时间观念中，配合企业的绩效考核、同岗竞争以及细化分工等各项公司制度与事项安排，劳动者会自然而然地进入一种随时待命的状态。再联合“已读”等功能技术，资本进一步提升了休闲时间内劳动者的工作效率。最终，在技术和企业文化的联合“施压”下，劳动者的休闲时间成为战争的献祭品，整个社会被形塑为一个24小时高效运转的“社会工厂（social factory）。面对价值生产维度的时间创造以及价值流通维度的时间缩减的二重性（张晓兰，2022），劳动者遭遇了深刻的“时间异化”，包括时间从属上的异己化以及时间体验上的无效化，这也导致了一系列时间症候群的出现。然而，身体在场的解放让精神在场的束缚感有所减免，他们虽体验着时间的异化，却仍机械式地进行着赶工竞赛，这背后体现的劳动同意心理值得后续深究。
　　综上，在当前的“速度社会（Cheng， 2012）”，休闲时间已然成为劳资重要的斗争场域。在资本的时间挤压下，劳动者真正的“闲暇”被剥夺殆尽，他们被编进技术社会严密的时空控制网中（吴国盛，2019：123），日复一日地进行着赶工竞赛。面对工作时间的漩涡，他们被迫游弋于线上线下全域的加速时空，时间争夺战成为日常循环操演的生活惯习。更令人无奈的是，劳动者始终是时间争夺战的弱势方，他们对工作扩张的反抗纯粹是基于妥协基础上的简单应对，并没有形成集体的力量以彻底对抗资本的时间暴政，“996”工作制、加班文化依旧是互联网时代的标签。因而，在改善数字时代劳动景观方面，我们仍任重道远。
　　（二）“时间异化”理论的当代阐释
　　本文还尝试对“时间异化”理论进行当代阐释。异化概念由马克思从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发展而来，在哲学意义上表现为某种对立的社会“状态（status）”或者“关系（relationship）”，是一种与主体相对立的异己力量（汪金刚，2020）。马克思将“异化”概念注入人的劳动之中，并建构了“异化劳动”这一极具批判性的理论，认为在异化状况下，“劳动、生命活动、生产的生命本身”被歪曲了，劳动便产生了异己性。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他并没有直指时间的异化，但这不意味着他忽视或者否认时间的异化。一方面，时间一直贯穿于马克思理论的始终，他将时间归为最根本的经济资源与最重要的稀缺商品（唐任伍，周觉，2004），这无疑指明了“作为资源和商品”之时间的交换属性，而交换属性的存在也自然赋予了时间异化的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提出在整体性范畴上指出了劳动时间被资本无偿占有的异化生产关系（叶琳，2016），隐含了劳动异化必然会伴随时间异化的观点，即劳动协同时间都带有了异己性与剥削性，自我时间也会异化成他者的时间，唐任伍、周觉（2004）对此进行了合理描述：“假如时间在劳动中被异化、被奴役，那么人们就没有时间；假如时间摆脱了劳动或束缚，那么人们就有时间”。可见，马克思虽没有直接提出“时间异化”的概念，但对于时间异化的强调一直隐含于其相关理论中。
　　而后，罗萨（2018）通过联系当下社会加速的时代语境，尝试对“异化”理论进行重新释义。但正如前文所述，他从价值维度提出的“时间异化”理论仍存有诸多局限，他并没有结合时间情境进行感知区分，譬如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异化程度不同，人们也应存在不同的异化感知。在工作时间，时间的异化在预设的感知范围内，人们并不会在此时段内作何期待，时间的异化也因劳动时间明确的商品交换属性而被视为情理之中。而在自由时间，当劳动者的时间被工作侵占，名义上的自由时间转变为实质的工作时间，但他们却并未获得金钱的等价回报，此时的时间既在从属性上发生异化，又在价值维度上断层式降级（degradation）。结合本文对“已读”功能的研究，在资本的时间霸权下，处于休闲时段内的劳动者会出现剥夺、抽离、恐慌的时间感知，最终人伴随着时间的异化成了无意义的存在。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打算在此比较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哪个异化程度更甚，只想借此说明不同时间情境下，人们的时间异化程度和感知状态是存在明显差异的，而这种程度的差异化比较值得继续探讨。此外，学界也亟需一种既包含资本批判逻辑，又涉及价值维度的更为具体、细化的“时间异化”理论，以适用于数字资本操控下的“速度社会”。
　　总之，在资本和数字技术的合力下，“时间之流”的堤坝已然崩塌，所谓的“休闲”失去了应有的纯粹性，“用时间消灭空间”成为“速度社会”奉行的“圣经”，人们在时间无支撑的扯离中四处奔波，走马观花地穿梭于“生命的诸多可能性”之中，难以停留，又难以凝思。随之而来的是快餐文化的铺张，内卷氛围的弥漫以及浮躁风气的盛行，最终生命的厚重感被稀释，当下已皆是惘然。作为生存的“此在”，人们的生命似乎从未安定，只是被各种目标和了结填充，眼花缭乱；他们忘却了在沿途中凝思、在某刻里静守，致使时间失去了应有的芳香（韩炳哲，2017）。而诸如“已读”等各类数字技术则化身为“加速助推器”，一边纵容着空间的消弭、时间的消散，一边抽离着人的本真。试问，面对“减速意味着落伍，躺平预兆着淘汰”的加速世界，人们何时才能放下脚步，重新留意那沿途路上的美好，再寻那诗意远方的时间简史？■
　　
注释：
①“KOL”在营销学上意为关键意见领袖，在笔者调研部门，KOL的主要工作包括：对外建立商务合作、对内传达商务需求，他们相当于该部门的核心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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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梓剑系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戴颖洁系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网络主播劳动权益保障的实施困境及优化治理路径”（23NDJC233YB）、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指导专项课题“平台经济下品牌带货主播的劳动过程与劳资关系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