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增军
　　与工业时代有序的累进式发展不同，科技进步如今进入一个爆发式且往往是颠覆性的阶段，犹如一本刚印好的日历，还没等翻开就已经跨年。因此，任何对未来的预测都近乎妄言。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人类社会已越来越媒介化。所谓社会的媒介化，简单来讲，即媒介技术对社会的全方位介入和渗透。这个媒介化过程夸张一点可以追溯到文字的诞生，而古登堡印刷机的普及则使媒介化驶入快车道。从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媒介是身体的延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算法、大数据、智能传播，再到元宇宙，媒介技术不仅作为工具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社会，而且定义了个人以及社会生活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人的主体性正在逐步消解，被技术异化，量子科学、生物工程、纳米技术等新技术革命甚至会改变人本身。人类社会如果不说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起码可以说已深深陷入了吉登斯（Giddens， 1999）所说的高风险高机遇社会，不确定成为常态。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可以悲观躺平，也可以积极能动——着眼未来的愿景，着手当下的改变。
　　新闻就处于这样一个不确定的宏观生态中。人类社会究竟会步入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遵从什么样的道德标准、价值观？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才能满足和维护这个道德标准和价值观？而新闻在这个体制中有什么样的使命？什么样的新闻体制才能保证新闻去承担和完成这样的使命？这是讨论新闻的未来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
　　在展开讨论之前，有两点说明：首先，这里的新闻指的是journalism，中文可对应为新闻事业，泛指一切以公共服务为主旨的新闻生产和传播，无论专业业余，线上线下，所以，这个新闻的未来虽然同传统新闻业关系紧密，但这里的讨论并不限于传统新闻业，再明确一点地说，不纠结于传统新闻业的救赎。其次，虽然谈的是新闻的未来，但无意做什么预测或者描绘什么蓝图。姑且不论大部分的预测，特别是专家大咖的预测，通常都极不靠谱——著名预测研究专家菲利普·泰德拉克（Philip Tetlock， 2015）研究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各种预测，发现大牌权威预测的可靠性还不如大猩猩猜驯养员哪只手里有香蕉。更根本的是，正如那句时髦的话所说：创造才是对未来最可靠的预测。因此，关于新闻的未来，要紧的是研究当下。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牵涉到方方面面。本文仅限于阐述这样一个论点，即：除非人类进入一个超人或者干脆“非人”社会，量子传播也好，元宇宙也罢，无论如何媒介化，人类社会将依然会或者说应当以人为本，平等、自由、幸福等依然是核心价值观，民主是实现这些价值和追求的迄今为止最为可取的体制，而民主体制的良性运转，有赖于公民的知情参与，有赖于对权力的监督和限制。由此，新闻就必须是不可或缺的体制性存在，而这个存在的合法性和意义在于其公共性，即新闻提供的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必须由公共来承担，这就是所谓的新闻事业公事公办。
　　
预设与前提
　　对人类社会未来的判断，大致有乐观和悲观两派。乐观派拥护技术决定论或者技术胜天论，相信科技革命将一如既往地为人类带来福祉，使人类获得空前的自由和解放。比如说基因密码很快会被破解，人类可以冲破疾病困扰，颐养天年，甚至可以长生不老，超越生命极限，进入一个无生无死无有无灭的极乐世界。另一派则没有这么乐观，认为技术将完成对人的彻底异化，人类陷入一个悖论无法解脱：一方面可以长生不老，而另一方面，人类时时刻刻可以自我毁灭——核武器是也。要走出这个困境，人类就必须进化到更为高级的形态。怎么办？英国皇家天文学家、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雷斯爵士（Martin Reese， 2021）在《关于未来：人类的前景》一书中谈道：达尔文模式的进化将终止，人类社会进入后人类阶段，即无机化。因为人类的湿大脑（wet brain）受有机代谢的限制，将无法承担智能社会的计算要求，而无机的干大脑（dry brain）必将取代湿大脑。这个无机的干大脑大概率会是人类创造的智能机器人。据预测，再过25年，任何一台计算机的智商都能达到人类的平均水平，再过50年，任何一个机器人拥有的智力和知识都将超过世界上所有知识和智力的总和。
　　大家一定都听说过科幻作家费德里希·布朗（Federic Brown）那篇恐怖却天才无比的一句话科幻小说：“最后一个地球人坐在房间里，突然听到了敲门声。”布朗早在七十多年前还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微型科幻小说，名叫《回答》，说是地球人终于集宇宙之智慧、日月之精华，造出了一台超级机器人，然后迫不及待问了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上帝？”机器人想了想，答道：“现在有了”。
　　如果真到了那一天，人们恐怕只能膜拜，希望这个机器人上帝能有菩萨心肠，超度众生，而不是进行末日审判。然而，人类如果要避免被机器人统治和奴役，就必须进化到另外一个层次，犹如直立人到智人的转变。照雷思的说法，其路径之一就是需要有一批人类先驱，移民到外层空间，从而可以在法外之地无所顾忌地使用和完善在地球被伦理道德所限制的技术，而外层空间恶劣的环境不适合人类居住，这些人类的先驱为了生存就必须利用技术来彻底改变自我，脱胎换骨，从有机变无机，成为新的物种。
　　之所以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啰嗦了一大段，除了特别有意思、使人脑洞大开以外，主要想引出这样一句话：如果真的进入这样的后人类，那就省心省事省笔墨了，根本无需纠结什么新闻的未来。不是不关心或者不相信这样的后人类社会有可能出现，而是人类社会都走到了尽头，还谈什么民主和新闻？讨论新闻的未来必须基于以下的前提或者说信念：
　　其一，无论什么样的未来，这个未来应当是以人为本的社会。虽然正如哈佛大学祖波夫（Shoshana Zuboff， 2020）教授在《监控资本主义：在新的权利前线为人类的未来而战》一书中所担忧的那样，技术正变为资本盘剥的工具，人文被逐渐边缘化，然而，应该也必须相信人类有自觉有智慧纠偏，将科技的发展纳入人本的轨道。
　　其二，这个以人为本的社会，遵从人文主义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包括自由、平等、尊严、正义等，真、善、美为其根本追求。
　　其三，民主是人类实现以上核心价值和理想追求的最为可取的制度保证。当然，这个民主体制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也不限于东方西方，一如马克思所讲，民主是历史的发展阶段，民主有阶级性，同时也有普遍性。再者，民主并不完美，甚至会产生多数人的暴虐，然而，正如丘吉尔所说：“民主糟透了，问题是我们还没有找到更好的。”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曾转载中国政治学家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认为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
　　其四，民主社会的核心是公民自由、平等的自我管理。这样的体制，无论是直接参与制，还是代议制，都要求公民的知情参与，而这个“情”必须真实、可靠和准确，求真因而是民主的特质和必需。
　　其五，新闻在民主体制中不可或缺。一般来说，新闻有三大功能，即提供信息、监督权力、提供论坛。新闻对于民主制度的重要性自不须说，杰弗逊曾说“宁要报纸，不要政府”；凯瑞（James Carey）强调新闻是民主的同义词；舒德森先后写过三部书——《为什么民主需要一个讨人嫌的新闻界》、《为什么新闻依然重要》和《新闻：为什么重要》，对新闻在民主制度中的重要作用做了详尽的论述。
　　其六，新闻提供的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对象和预期的后果是公民而不是消费者，公共服务的衡量标准是公民的民主参与程度而不是商业利润的高低。但是，公共服务是有成本的，公共成本需要公共承担。
　　这样的前提或者说信念，从规范理论上决定了新闻的未来应该也必须是怎样的未来。背离了这个前提，谈论新闻的未来就没有意义。而要讨论新闻的未来，首先需要破除历史的迷思。破除迷思，就是把新闻的规范性理论话语同新闻的实践区分开来，即不将理想的应然作为实践的已然，正确认识现实的危机，从而着手现在，影响未来。
　　
历史的迷思与现实的危机
　　新闻在民主社会的角色和地位是随着现代化的进展而逐渐确立而丰满起来的。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新闻业逐渐获得了市场垄断地位并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至少在其元话语中，独立、客观、平衡、公共服务成为其自我标榜的标配话语。之所以说自我标榜，是因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些理念在成为新闻理想追求的同时，也常常被新闻业用来拉大旗做虎皮，以减少社会特别是政府的干预，“独立”、“自由”地获取商业利润。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新闻创造了闪光点，同时也制造了不少迷思。
　　首先一个迷思是新闻业有一个所谓的辉煌的黄金期。一般认为美国新闻业的黄金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这个黄金期，以水门事件为巅峰，新闻业不辱使命，创造了公共服务的典范。舒德森在《美国人记忆中的水门事件》（Watergate in the American Memory）一书中写道，两个年轻的新闻记者不畏强权，把一个坏总统拉下马，不仅成为新闻的神话，而且成为美国的国家迷思。水门事件历史权威库德勒（Kutler， 1992）在其《水门的战争》（The Wars of Watergate）中，梳理了后续披露的各种文件和材料，结论说新闻界的作用被严重夸大，水门事件中的所谓黑幕猛料并非源于新闻界的扒粪，而是当时的联邦调查机构有步骤有计划的泄密而已。
　　当然，破除迷思并不是要否认新闻的巨大作用，而是说不能沉湎于宏大叙事，自觉不自觉地自我神圣化。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辉煌而完美的新闻传统，可以来继承和发扬光大。如果真有一个完美的传统，谈新闻的未来就比较简单，恢复继承就完了，犹如孔老夫子崇尚周礼，“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第二个迷思，是说传统新闻的商业模式曾经支撑新闻的公共服务。或者直白一点：新闻的公共服务可以市场化。传统新闻的公共服务有利可图，纯属特殊的历史巧合，公共新闻从来没有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
　　那么，新闻公共服务的有利可图是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得以形成和实现的呢？以美国为例，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1.宪法保障的法律地位。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明确国会不得立法来限制新闻出版自由，虽说新闻界在理论上没有超乎法律的特权，但事实上新闻界享有诸多特权和便利，比如美国大多数州都有《盾牌法》（Shield Law），赋予记者不透露信源的特权。
　　2.新闻业享受政府各种形式的补贴，最为现成的例子是印刷品邮资的优惠、广播电视频率的使用等。
　　3.有限的市场竞争，在后期几乎形成寡头垄断。
　　4.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广告而不是读者。
　　5.把关人地位。
　　6.有相当高的公信力。
　　7.新闻人有比较大的独立性和自由空间。由于新闻业务与经营之间的防火墙，更由于记者从人事管理上隶属于总编辑而非出版人的缘故，新闻记者享有较高的独立性和新闻业务话语权。另外一个常常被研究者忽略的体制环境是：新闻业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几个寡头控制，新闻人可以凭职业技能在不同的新闻机构流动。
　　8.新闻媒体是社会的中心和纽带，新闻机构不但提供新闻事实，而且为整个地方和社区提供一系列服务，比如有购物打折信息、天气预报、征婚等。一家报纸和电视台成为居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所谓新闻的仪式化，新闻媒体从而集聚了巨大的社会资本。
　　以上的特殊生态环境，使其商业模式和新闻模式两张皮可以捆绑在一起，公共服务的成本被政府有形和无形补贴及商业利润对冲。
　　第三个迷思涉及新闻业危机叙事。首先一层，新闻的危机实质是公共服务新闻的危机，而并非新闻作为商业机构的危机。尽管今不如昔，新闻业作为一个产业依然在赚钱。另外一层，所谓新闻业的危机是新技术冲击的结果的说法似是而非。且不说新闻业自诞生以来一直生存在科技的冲击中，退一步说，现在新闻的危机不仅仅是传统新闻的危机，而是整个新闻事业的危机，包括原生数字新闻媒体，这说明互联网的冲击只是一个表象。
　　第四个迷思，数字媒体包括自媒体可以取代传统新闻媒体。近二十多年的实践表明，这无非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
　　实际上，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即所谓的公共服务可以依存于商业模式之中，由于其依赖的客观环境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而变得不可持续：
　　1.新闻的法律地位当然还在，然而，政治环境却大不相同，由此带来实质上的政治地位的下降。例如，政府部门对新闻不再像以往那样敬畏，特朗普作为总统更是公开、不遗余力地攻击新闻媒体甚至羞辱记者，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2.市场竞争激烈，垄断地位不再，新闻的传播和影响基本被平台控制。
　　3.大部分广告市场被平台占有，新闻的赢利模式转为订阅付费。新闻媒体，甚至新闻人不得不直接面对读者，读者成为纯金钱意义上的消费者。商业逻辑和新闻逻辑合二为一，采编与经营的防火墙瓦解。
　　4.把关人地位丧失，假消息泛滥，出现后真相和另类现实。
　　5.公信力降到历史最低。
　　6.新闻同日常生活的关联度下降，新闻失去了以往所拥有的大部分社会资本。在传统生态环境里，新闻不仅仅是政治，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的必需。比方说，新闻节目之后的天气预报曾是人们必看的，也往往是广告标王。如今，人们可以通过手机随时随地得到各种天气信息。
　　7.新闻记者的职业性、独立性被削弱。记者的生存条件日益恶劣，犹如生产线上的工人，经营者有绝对话语权。而且，由于新闻行业的垄断，一旦失业，将很难再在新闻行业找到工作，北家南家，都是一个东家。
　　8.新闻人作为一个职业群体松散无力，失去了共同体的理解和支持。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追逐财富的不平等，而民主社会追求的是权利的平等，民主求共同富裕而资本追逐差别等级，这是民主社会的矛盾根源。传统媒体失去了垄断利润，无法去打包补贴新闻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的改变最后必然导致底线的冲突，即新闻公共性与商业逻辑之不可调和，而现在的新闻媒体更是商业主义横扫一切。例如，CBS总裁在谈到2016年大选时得意地说：“特朗普的参选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收视率和广告收入，这可能对美国不利，但对CBS绝对是利好。”另外，新闻业的各项功能目前来看都逐渐被取代：最有利润的广告被平台拿去，只能通过付费墙和付费用户获得收入；而赔钱的部分，比如政治时事新闻必然出现空白或者被弱化。
　　
新闻的公事公办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闻的公共服务同新闻生产的商业化的矛盾是无法通过市场来解决的，新闻的公事必须公办。
　　然而，公事公办首先需要消除理论和认识上的误读和误解，同时必须有积极的政策干预。
　　民主理论对政府干预新闻特别警惕，任何介入都会被视为对新闻独立自由的威胁与侵犯。其实，政府介入与新闻独立自由并非水火不容。首先，从历史上看，新闻媒体一直受到政府明里暗里的资助。其次，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设定的是消极自由，即新闻免于政府干涉的自由（freedom from），但并没有限制政府通过财政和法律手段来保障和促进公民的言论自由以及新闻出版自由，特别是公民获得信息的自由。《国际人权宣言》第19条特别提出信息平等是一项基本人权，要保护人们接受媒介信息和观点的权利。美国著名哲学家、宪法第一修正案专家梅肯约翰（Meiklejohn）曾精辟地指出：“最要紧的不是每个人都发言，而是所有值得说的都能够说出来。”也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意思。这里其实还应该加上一句话，即不仅仅所有值得说的都能够说出来，而且所有应该听到的都应该被听到，也就是说公民的知情权和信息获得权同言论自由一样重要，也许更重要，而政府有责任保证公民此项基本权利的实现。
　　一个合情合理的担心是接受了政府资助的新闻媒体是否会失去其监督作用，所谓狗不会去咬喂它骨头的手。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本森（Rodney Benson， 2018）与合作者比较了美国的商业报纸和接受了政府资助的法国报纸的报道，发现同人们的预期相反，法国报纸普遍比美国同行对政府的批评更犀利。研究还表明，受政府补贴的报纸在质量上更为出色。新闻学者斯特拉姆拜克和迪米特拉（Jesper Stromback & Daniela Dimitra， 2011）比较了瑞典和美国报纸的大选新闻报道，发现纯商业的美国新闻报道侧重输赢，而受公共资助的瑞典报纸更侧重解释性报道。德国学者艾瑟尔（Frank Esser， 1999）比较了德、英、法、美四国的电视网，得出结论：公共电视的报道普遍比商业电视网更为全面充分。
　　另外一个根深蒂固的认识误区是片面相信观点市场，虽然一方面认同新闻不同于一般商品，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坚持认为如果你的产品质量足够好，就一定会得到市场的认同，自然也会得到市场的回报。新闻作为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不像一个苹果，谁花钱谁享受，你吃了别人就吃不到，新闻没有专利和版权——当然新闻的具体写法有著作权和版权。另外，同其他公共产品诸如医疗、教育等不同，新闻很少成为个人层面的硬需求，其回报通常也并非立竿见影。新闻作为公共服务，其重要性往往是隐性的，失去才知道存在的重要。就像新闻监督的稻草人效应，没有消息才是好消息。
　　还有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既然新闻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信息的获得权不应该以金钱的有无多少来决定。而目前付费墙模式的实质是新闻进一步商品化和精英化，同新闻作为公共服务的宗旨是背离的，被付费墙隔在外面的恰恰是最需要信息的那部分人。
　　事实上，各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并且开始采取措施。加拿大政府拿出近6亿加元来补贴新闻媒体，还修改了税法，个人订阅新闻媒体的费用可以从所得税中扣除。同纸媒私有不用，英国的电视网络一直为公共所有。最近BBC还出资设立地方民主基金，资助150名地方记者。欧盟通过对谷歌等社交平台征税，建立公共利益媒体基金。法国免费为18岁的年轻人订报，并且推出了出版紧急纾困基金。新加坡、澳大利亚等都有类似性质的措施出台。美国一些州也开始考虑推出新闻项目制，从税收中拿出资金来建立独立的社区新闻中心，加强地方民生新闻的报道
　　当然，目前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特别是政治原因，推出政策的力度还远远不够。政府需要着手的一项重大政策干预是打破平台的垄断，也包括传统媒体的市场垄断。历史表明，无论新旧媒体，只要为资本控制，就一定会走向垄断，而政府及时有效的干预是非常必要的。远的不说，1990年代，微软利用自己操作系统上的霸权，通过捆绑免费IE浏览器等软件来抢占市场，幸亏被政府反垄断干预阻止。试想一下，假如当时没有政府的反垄断干预，微软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垄断浏览器、搜索引擎，也就没有后来的谷歌什么事了。
　　其实，完全可以避开争议大的政治雷区而开始进行一些可操作的工作，比如通过多种渠道来资助新闻记者以培养和加强职业自主性，比如设立新闻专业奖学金，使更多的优秀人才像进入医学院和法学院一样加入新闻学院；比如可以资助从事公共新闻的自媒体，还可以负担商业媒体内政经记者的部分工资，建立记者失业救济保险、新闻工会制度等。没有独立的新闻记者，不可能有独立的新闻业。当然，这并不是说未来的新闻公共服务只能公办，有公共，有商业，有公益，有机构，有个体的多元体制自然是优选。然而，必须明确的是，没有公共的投入，新闻注定没有未来。商业模式中的受众永远会是消费者而不是公民。■
　　
参考文献：
Anthony Giddens(1999). Risk and Responsibility. Modern Law Review. 62(1): 1-10.
Frank Esser(1999). Tabloidization of New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nglo-American and German Press Journ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4(3): 291-324.
Jesper Stromback & Daniela Dimitra(2011). Mediatization and Media Interventionis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16(1): 30-49.
MartinReese(2021). On the Future: Prospects for Humanity.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hilip Tetlock & Dan Garden(2015). Superforecasting: The Art and Science of Prediction,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Rodney Benson(2018). Timothy Neff and Mattia Hesserus, “Media Ownership and Public Service News: How Strong are Institutional Logic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23(3): 275-298.
Shoshanna Zuboff(2020).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Public Affair.
Stanley Kutler(1992). The Wars of Watergate: The Last Crisis of Richard Nixon. W. W. Norton & Company.
　　
彭增军系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三江学者，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