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娟 甘凌博
　　【本文提要】社会支持理论与健康领域研究关系密切，其中信息支持更与传播学有着天然的学科勾连。受制于媒介技术语境和学科研究取向，早期信息支持概念存在传者中心和受者缺席的思维桎梏，支持过程的“对话”特征明显缺失，学者们也未对信息支持做出理论层面的维度细分，将信息支持等同于信息内容支持，窄化了新媒介语境下信息支持的研究视野，无益于指导信息支持的现实实践。本文通过对社会支持尤其是信息支持的学术史回顾，尝试析出信息支持的理论维度，并对信息支持概念进行再定义，将其视为围绕接收者需求，在信息支持的提供者与接收者之间展开的支持性信息沟通与对话，并基于媒介化社会背景，对信息支持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作出展望。
　　【关键词】社会支持 信息支持 不确定性管理 信息评估支持
　　【中图分类号】G201
　　
引言
　　作为一个跨越多个学科的理论，社会支持甫一提出便与健康领域紧密相关。其中，信息支持作为其子类型，被定义为“为个人提供有助于问题解决和压力应对的信息，例如提供建议或解决方案”（House，1981；转引自陈梁，2020： 44）。由于信息支持的研究路径与传播学具有天然的学科勾连，自概念提出后便得到了学界诸多关注。研究显示，信息支持能够帮助个体重新评估压力源，提出合适的应对策略，提升个人对事件的感知控制（perceived control），有助于增强个人应对疾病和其他突发事件的信心，维护个人福祉（MacGeorge et al.， 2011）。然而，在信息支持的一些研究中，研究者也发现，由他人提供的信息支持并不一定为个人带来积极的健康促进效果，有些信息甚至会产生矛盾或消极反应（MacGeorge & Zhou， 2021），这显示出信息支持的内在复杂性。
　　当前，新冠疫情的爆发为全球健康安全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并成为一场需要认真关注的信息危机（Xie et al.， 2020）。为管理新冠病毒大流行，公众需要充分了解健康风险，并采取集体行动，这凸显了信息在健康危机中的核心地位（Montesi， 2021）。在新冠防控期间，虽然公共卫生部门和媒体一直在努力向公众介绍这种新型病毒，却依然爆发了全球性的信息疫情 （infodemic）。因此，过多的信息（有的正确，有的错误）反而导致人们难以确定值得信任的信息来源和可以依靠的指导，甚至可能对人们的健康产生危害（世界卫生组织， 2022）。
　　发展至今，作为一种支持性沟通的信息支持并没有像House等学者设想的那样，仅仅是支持的提供者所进行的单向信息传递，而是在新媒体技术的加持下，具备了明显的“沟通”特质（Adelman et al.， 1987）和“接收者需求优先”（Brashers， Neidig & Goldsmith， 2004）倾向。此外，由于绝大多数非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者倾向于将信息支持视为更宽泛的社会支持的一部分，被内嵌于社会支持中的信息支持无法发展出自己的解释概念与分析架构，使得“供需不匹配”而无法达到支持目标的例子比比皆是（Ashrafi-Rizi & Kazempour， 2020）。
　　作为对信息支持这一理论研究不足的回应，本文通过溯源信息支持的学术研究历史，在相关发展性文献的基础上，对信息支持理论在当前研究，尤其是健康传播研究中所存在的理论缺失展开分析与评估，以此为基础，本文考察信息支持研究中出现的正向和负向作用，尝试对信息支持进行维度细分和概念再定义，对其理论内核进行修正，使其符合当下的媒介与信息沟通语境，为发展信息支持理论提供学理参考。
　　
一、星星之火：信息支持的理论源流
　　长久以来，信息支持相关研究深嵌于社会支持研究版图中，对信息支持的概念界定往往也出于对社会支持的结构化考量（Cutrona & Suhr， 1992；House， Landis & Umberson， 1988；MacGeorge & Zhou， 2021）。1974年，Caplan提出，社会支持有三种类型：情感性支持（emotional support）、认知性支持（cognitive support）和材料性支持（materials support）。其中，情感性支持强调为个人提供关心、安慰和安全感，使其相信自己被尊重和被爱；认知性支持指帮助个人理解并适应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信息、知识或提供建议；而材料性支持侧重于提供物品或服务以帮助个体解决实际需求问题。随后，House（1981）把社会支持分为四种基本类型：情感支持（emotional support）、评价支持 （appraisal support）、信息支持（informational support）和工具支持（instrumental support），其中信息支持被界定为为个人提供有助于问题解决和压力应对的信息，例如提供建议或解决方案。在House的研究基础上，许多学者对社会支持的类型做出了创新与补充（Wortman & Conway， 1985；Cutrona & Suhr， 1992；刘瑛，孙阳，2011；孙少晶，康静诗，2022），但总体而言，相对于其他社会支持类型，House所界定的信息支持概念被较为广泛地接受，学者们将信息支持作为社会支持的子维度，对其健康促进效果加以考察。
　　研究发现，信息支持可以为人们提供包括医疗、营养、锻炼、社会服务以及许多其他事项的健康信息（MacGeorge et al.， 2011），帮助人们重新评估压力源，提出合适的应对策略，来抵消感知到的缺乏控制（perceived lack of control）（Cohen & Wills， 1985），增强个人控制事态发展的信心（MacGeorge et al.， 2011）。有研究指出，来自他人的信息支持可以帮助艾滋病患者管理健康问题上的不确定性，以减少其痛苦和负担（Brashers，Neidig & Goldsmith， 2004 ）。对于患有乳腺癌的妇女来说，通过与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人 （例如乳腺癌患者和幸存者）互动，该群体可以获得病情相关的信息支持，了解基本医学术语，从而提高健康信息能力（Guan et al.， 2021）。
　　尽管信息支持研究滥觞于公共卫生领域，但其具备的传播属性，使得信息支持与传播学具有天然的学科勾连，这就为传播学尤其是健康传播介入信息支持相关研究提供了契机。早在1987年，Adelman等人（1987）就注意到，包含信息支持在内的社会支持所具备的传播属性，学者们将社会支持理解为信息接收者和提供者之间关于情况、自我、他者以及关系与功能之间不确定性的交流，凸显了支持过程的沟通底色，这与Burleson等人（1994）所强调的“将包括信息支持在内的社会支持放置于日常交流语境”不谋而合。陈梁 （2020：48）就从健康传播视角阐述了社会支持作用于健康促进的三条路径：提供健康信息、促进健康行为、减少压力对健康的影响，这也印证了信息支持作为社会支持中最常见且需求最多的类型之一的重要地位（Horowitz et al.， 2001；MacGeorge & Zhou， 2021） 。
　　随着互联网设备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如何使用新媒介技术，为个人提供更好的信息支持以帮助他们应对健康相关问题。当前，社交媒体已成为用户获取公共卫生信息最直接、便利的途径（Carr & Hayes， 2015），用户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即时发布健康状况、疾病问题和疾病治疗信息，将独白变成了对话 （Maeve et al.， 2014）。已有研究指出，在社交平台上交流信息使个人能够获得较充足的信息支持，改善心理健康和应对慢性疾病挑战的能力（Erfani，Abedin & Blount， 2017），增强对自我处境的控制感（Malik & Coulson， 2008）。一些边缘群体如老年人可以利用微信等社交平台接收来自其强关系分享的健康信息，显著增加了其知识获取渠道（陈娟，甘凌博，2021）。在新冠疫情初期，在线的信息支持团体在向被封锁居民传递健康信息之前，会先寻找并处理现有的健康信息，并对其进行“信息降噪”（denoising information），以驳斥谣言，传播准确的健康信息。这些活动有助于缓解被封锁居民的信息不足或信息超载境况，推动居民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信息适应和身心状态过渡（Pan， Cui & Qian， 2020）。
　　由此可见，发轫于公共卫生领域的信息支持已超越其原有的学科研究路径，并在健康传播学者的积极介入下，与新兴的媒介技术紧密联结，在媒介化社会语境中展现出巨大的理论创新潜力。在现实实践中，信息支持也可以作为重要的健康促进手段帮助健康弱势群体提升自我效能感，增强应对疾病或其他威胁的信心，减少心理痛苦与负担（MacGeorge et al.， 2011），在减轻健康不平等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二、媒介语境变迁下信息支持的概念和实践危机
　　然而，就像其他理论在媒介语境革新背景下遭遇的短暂性“水土不服”，不断出现的信息支持反效果 （darkside）似乎预示着信息支持并非纾困健康问题的万能良药，加之媒介技术对人们沟通方式造成的巨大变革，使得信息支持在媒介语境变迁中面临着一系列概念和实践危机。因此，学界一方面需重视信息支持在健康促进过程中发挥的正面效果，另一方面也应尝试理解信息支持反效果背后的作用机制，通过对理论和实践做出“对症下药”的创新性尝试，以最大程度地发挥信息支持在健康传播实践中的正面效果，实现其在理论创新和健康传播实践两方面的效果优化。
　　（一）不减反增的不确定性：信息支持的反效果
　　在House（1981）对信息支持的概念界定中，信息支持的主要目标可以被理解为通过向他人提供信息来帮助他人解决问题、应对压力，帮助管理不确定性来促进生活适应和福祉（Mishel， 1988） 。学者对艾滋病（HIV/AIDS）患者群体进行焦点小组访谈，发现协助艾滋病患者寻求和避免信息、为该群体提供信息确认和验证可以帮助感染者管理其不确定性（Brashers，Neidig & Goldsmith， 2004）。与之相似的是，在老年人的健康信息接触过程中，子女、同侪、亲友等通过新媒体技术充当了信息传播的中介人群，缓解了老年人由于信息焦虑以及信任危机而导致的信息回避，较好地管理了该人群的不确定性感知（公文，2018）。
　　然而，一系列研究发现，提供者所提供的信息支持并不一定会降低接收者的不确定性，反而可能加剧接收者的不确定性感知。Ford 等人（1996） 研究了乳腺癌患者对不确定性的处理，发现支持性信息有时反而会增加患者的不确定性。另外，寻求或接受他人支持可能会在污名化和印象管理、依赖他人、与他人互动的自如性、接受互惠援助的义务感知、侵犯隐私，以及关系冲突方面造成较大的不确定性（Albrecht & Adelman， 1987），进而产生负面的支持效果。最佳匹配理论（optimal matching theory）也显示，社会支持是否有益取决于一个人所遇到的事件的可控性和所提供的支持类别之间的匹配（Cutrona & Russell， 1990），只有当支持提供者所提供的支持满足了支持接收者的目标时，他们的支持才是支持性的（Horowitz et al.， 2001）。在Brashers 等人（2004）的研究中，当支持提供者不理解支持寻求者的目标，或是支持寻求者的目标与支持提供者的行动不一致时，由提供者提供的信息支持便无法有效促进接收者对不确定性的管理。新冠疫情期间，除了存在有效的健康信息之外，还存在诸多令人困惑的健康信息，这些本为增加他人的知识而产生的信息，却因供需不匹配而无法达成信息支持的目标。例如，一些关于冠状病毒的高级科学信息提供给公众或青少年，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基础，也无法理解，这反过来会加剧他们的担忧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有时一些简单的内容也会提供给卫生专业人员，对他们来说，这些基本信息可能会浪费他们的时间（Ashrafi-Rizi & Kazempour， 2020：1）。
　　若要理解并尝试改善这类支持所带来的“无奈”甚至“反噬”，就必须回应信息支持研究中的接收者缺席问题，并由此审视并反思固化于信息支持概念中的传者中心视角。
　　（二）缺席的接收者：传者中心的思维桎梏
　　有学者提出，关于建议的有效性，应衡量它是否会被积极地接受、是否会使接收者受益、是否会被实施，以及建议提供者与建议接收者的关系是否不受损（MacGeorge et al.， 2016）。这就意味着，当我们谈及信息支持的有效性时，其判断标准很大程度上应取决于所提供的信息支持能否匹配接收者的需求。然而，较早对信息支持做出概念界定的House （1981）认为，信息支持是指为个人提供有助于问题解决和压力应对的信息，例如提供建议或解决方案，30多年后，学者依然将健康信息支持定义为“提供健康信息和建议，是与健康有关的接受和实施的社会支持形式之一”（MacGeorge & Zhou， 2021：139）。这些信息支持的理解虽在表述上略有差别，但都呈现出“传者中心”的思维定式，忽视了支持接收者的主观能动性，支持过程也被描述为由此至彼的单向输送。
　　尽管学者们意识到信息支持早期概念中的不合理性，并基于接收者角度将社会支持类型细分成诸如“感受到的社会支持”（perceived social support）与“实际获得的社会支持”（received social support） 之类（Helgeson， 1993；Rui & Guo， 2022），传者中心视角却始终贯穿于信息支持的各种定义中，并被学界约定俗成地引用至今（见表1）。
　　随着媒介语境的变迁，信息支持过程中固存的传者思维局限也日益突出。当下，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已成为社会运行基础设施，社交媒体允许个人、社区和组织通过创建、共同创建、修改、分享和参与用户生成的易于访问的内容（McCay-Peet & Quan-Haase， 2017）。生活在媒介化社会中的个人，对于原本关系紧密的群体的依赖逐渐松动，取而代之的是能更为弹性地通过多样化的媒介渠道与其他群体互动沟通，进而维持某种既松散又连结的网络结构。与30多年前相比，信息支持研究正处于一种新型的有别于传统组织形态的“传播形构” 中（Hepp， 2019），信息沟通的双向性和互动性明显加强。原本被理解为单向的信息分享受到媒介格局变革和研究视野拓展的深刻影响，已经由单向的“向他人提供信息”扩充为包含信息提供和接受两方面的新形态（Savolainen，2017；陈娟，甘凌博，2021），信息传递从未像今天一样呈现出如此明显的“对话”表征，不仅强调所支持信息对提供者的意义，更要努力理解接收者对信息的感知。因此，对信息支持的理解应摆脱原有概念中的传者思维，将缺席的接收者视角纳入考虑范畴中，将信息支持过程理解为沟通双方围绕接收者的信息支持需求展开的信息沟通与对话，以在概念界定层面扭转原有概念中的思维误区，回应现实语境中不断出现的信息支持反效果实践危机。
　　（三）细分维度的缺失
　　除了传者中心的思维桎梏，早期学者对信息支持的定义中同样缺少对信息支持维度的细化，后续研究也少有对此做出学术探索。大多数学者将信息支持研究作为更大的社会支持研究的一部分，即社会支持的子类型加以考察，并未对信息支持的具体维度进一步细分。尽管有学者尝试析出信息支持的不同形态，为信息支持的维度细分提供了可贵的学术参考，例如Cutrona和Suhr（1992）将信息支持分为建议、指引、情境评估、教授等指标，刘瑛和孙阳（2011）把在线健康社区中的信息支持分为建议、参考、教授等不同维度，但这类研究大多基于个案语境，并未将其抽象化至理论创新层面。此外，由于信息支持概念和研究的内容取向传统，围绕信息支持展开的研究近乎等同于“信息内容支持”研究，即如何通过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内容来帮助他人解决健康相关问题。这类研究通常是在特定健康压力的背景下考察支持性沟通，而不是检查信息维持整体健康的能力（Thompson， Parrott & Nussbaum， 2021），聚焦于信息支持的即时效果，对所提供信息抱有“皮下注射”式的效果期待。诚然，对研究语境的聚焦有其合理性，因为只有当一个特定的压力源较为突出时，支持行为才更有可能被需要和提供，但此类针对特定问题的信息内容支持却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信息支持”理应囊括的现实经验，减缓了理论创新的步伐。
　　从实践效果来看，仅仅为他人提供针对特定问题的信息内容支持，更像是一种“授人以鱼”式的信息输血，难以建立“授人以渔”的造血式信息应用机制。首先，信息提供者在提供支持性质的信息时，可能并不真正了解接收者的信息需求，这就导致支持信息与接收者的信息需求匹配度较低，信息接收者无法通过该信息管理其对外界的不确定性（Ashrafi-Rizi & Kazempour， 2020）。如在老年人健康信息分享行为过程中，部分老年人处于关系维护动机向其好友提供健康信息支持，而分享的信息对接收者实质性的帮助效果实际上较为有限（Wang， Zhuang & Shao， 2020）。其次，当接收者接收到提供者的信息支持，却无法进行有效的信息评估核查时，支持信息可能反而会激发接收者的消极信息回避。研究发现如果老年人对健康信息来源的信任度较低或者觉得凭自己的能力无法判断健康信息内容的真伪时，他们可能会选择回避这些健康信息（公文，2018）。不仅如此，当所接触到的健康信息同质性强，抑或信息无法有效地指导现实实践时，信息支持不仅不能起到支持性效果，甚至还会使接收者产生信息疲劳（message fatigue），随之产生信息脱敏（message desensitization）（Cho & Salmon， 2007） 和信息回避（message avoidance）（Kinnick， Krugman & Cameron， 1996）。Guan等人（2022）考察了新冠疫情期间公众对新冠有关信息的信息疲劳，发现虽然各个国家的公共卫生部门一直在努力向公众宣传这种新型致命病毒，但随着人们被来自各种传播渠道（例如新闻报道、社交媒体帖子和人际对话） 的公共卫生信息所淹没，个人可能会对关于新冠的消息感到精疲力竭，这种负面情绪所引发的信息疲劳可能会削弱人们获取COVID-19最新信息（如新变体、疫苗）的能力，进而减少公共卫生沟通对抗击疫情的预期影响。
　　当我们借助数字反哺视角来审视“信息支持”时，这种“信息支持等于信息内容支持”的研究取向或许更显局限。学者们已将数字反哺定义为年轻世代在数字接入、使用和素养上对年长世代的教辅行为，但这种反哺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设备购入或技能教习，而是包含数字接入反哺、数字技能反哺、数字素养反哺等层次明确的社会化行为（周裕琼，丁海琼，2020）。因此，信息支持的关键并不限于支持者提供的内容，而是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信息支持，着力提升国民的信息素养，以达到“授人以渔”的支持效果，真正改善支持接收者的信息困境，从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标。而这就要求对原有的信息支持概念做出维度上的细分，以增强信息支持概念的层次性和解释力，提高其理论指导实践水平。如前所言，尽管基于个案语境做出的维度细分尝试十分可贵，但这类研究却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语境和案例的特殊性，难以满足理论创新的普适性期待。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作为对该问题的回应，“健康信息素养”这一概念或许可以作为“他山之石”，为我们突破信息支持中对“信息”的偏狭理解，从顶层设计的角度为推进信息支持的理论创新提供有益参考。
　　
三、信息支持：维度细分与概念再定义
　　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2021 ）提出，健康信息素养并非单一的整体概念，而是可以理解为能够识别健康信息需求、信息来源并通过信源检索相关信息、评估信息质量及适用性，以及分析、理解和使用信息来做出良好的健康决策的一组能力。由此看出，健康信息素养并非针对信息内容的某种单一能力，而是要求对信息进行综合的处理和应用，通过批判性地获取、分析与应用信息，为现实实践提供可理解、可执行的信息参考。而授人以渔式的信息支持也应通过不同维度的支持沟通提高接收者的信息素养水平，而非止步于授人以鱼式的信息输血。
　　由此，我们将信息支持视作支持提供者和支持接收者围绕接收者需求而展开的信息沟通与对话，通过有效的信息需求、内容、渠道、评估、应用支持来帮助接收者增强信息素养、管理不确定性，从而达到提升个人身心健康水平的目标。基于信息支持的过程性和阶段性，结合健康信息素养所涉层次，本研究提出媒介化社会背景下信息支持的五种支持维度（见图1）。
　　（一）信息需求支持
　　信息需求支持（Information demand support）指为帮助支持接收者厘清并清楚表达其信息需求的支持。
　　学者发现，在大多数针对患者的培训计划中，提高患者的沟通技巧是主要关注的问题，例如指导和鼓励患者提问、提供信息，并验证他们对信息的理解（Cegala & Broz， 2003）。然而，这种培训方案并不总是有效，因为即使病人知道如何提问，他们仍然可能因缺乏理解以至于不清楚要问什么（Guan et al.， 2021）。面对新冠疫情期间的“信息疫情”（infodemic），世界卫生组织全球传染病防范小组（Global Infectious Hazard Preparedness）主任Sylvie Briand 认为，控制“信息疫情”的方式不是屏蔽信息，而是切实了解人们的需求和担忧，根据已有的信息对他们独特的担忧尽力提出最好的建议（药明康德，2020） 。作为信息支持的首要阶段，信息需求支持的目的是提高信息支持的有效性和针对性，突出信息支持的接收者关切，以帮助支持提供者提供满足接收者特定支持需求的健康信息。
　　（二）信息内容支持
　　信息内容支持（Information content support）指为人们提供真实的而非虚假的、有助于问题解决的信息内容，帮助人们缓解压力、管理不确定性，并有效提高对外界环境的认知和理解能力。
　　在许多健康问题上，为人们提供建议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但也有学者提出，信息支持，尤其是建议，可能导致接收者产生矛盾或消极的反应，并且比情感支持更有可能产生这些反应（MacGeorge & Zhou， 2021）。建议回应理论（advice response theory）表明，建议信息内容和风格的特征以及提供者的特征会影响建议的评估和结果（MacGeorge et al.， 2016）。当支持接收者评估建议信息的内容是更有效、可行和没有太多限制时，建议更有可能被实施。
　　在新冠疫情期间，利用信息技术，在公众中传播可靠和准确的疫苗相关信息，可以提高流行病信息的透明度、降低民众信息过载，并增强公众对抗击流行病措施的信心（Ye，Zhou & Wu， 2020；Zheng， Jiang & Rosenthal， 2022）。通过及时而透明的信息披露、专业的科学传播实践，为用户提供具有情感吸引力的新信息形式等多种方式，主流媒体可以为民众提供真实可靠、有吸引力的信息内容支持，进而有效抗击包含谣言和错误信息在内的信息疫情，塑造健康的大众心理（常江， 何仁亿，2020）。
　　（三）信息渠道支持
　　信息渠道支持（Information channel support）强调信息提供者为信息接收者提供获取有利于缓解压力和解决问题的信息渠道。当前，中国互联网用户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即接收冗余的在线信息，但仍然缺乏高质量的在线信息来源（Yan， 2021）。Eysenbach 等人（2002）报告称，70%的提供护理信息的网站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而互联网健康信息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找到有效和可靠的信息。
　　然而，虽然互联网上的假新闻较多，但分布较为集中（张超，2019）。在调查样本中，10个网站的假新闻占了六成，50个网站的假新闻占了近九成（Gill， 2018）。在新冠疫情初期，只有不到一半的网络链接提供了关于正确使用口罩的信息，一些链接提供的信息含糊不清或不符合世卫组织的指导，可能助长人们滥用口罩，以及随后世界各地正在出现的设备短缺情况（Hernández-García & Giménez-Júlvez， 2020）。对此，美国、欧盟、英国等致力于为人们提供科学有效的信息渠道以帮助人们获得真实、准确的信息（耿益群，2020 ）。
　　因此，在互联网上寻求有关新冠病毒预防措施的信息时，有必要为用户提供有效的信息渠道支持，例如推荐他们使用官方公共卫生组织的网站，以能更频繁地获取高质量的信息（Hernández-García & Giménez-Júlvez， 2020）。
　　（四）信息评估支持
　　信息评估支持（Information assessment support）指为帮助他人评估具体信息质量，或帮助他人习得信息评估能力的支持。社交媒体时代，任何信息提供者都可以为在线内容的生成做出贡献，在社交媒体上向互联网用户推送低质量信息或假新闻的风险也相应增加（Howard，2020）。新冠疫情期间，如何帮助人们识别可靠的在线来源，或平衡监测重要新闻事件的需要，同时能够过滤无关和低质量的在线信息成为信息支持实践中的工作重点。有学者呼吁对人们在全球健康危机中的健康行为进行研究，尤其是从各种信息来源（传统大众媒体、数字媒体、人际媒体等）中识别好信息和坏信息（Xie et al.， 2020）。支持提供者也可以作为信息的评估者，参与到他人的信息质量评估过程中，为他人正确评估信息质量提供相应支持。
　　有研究指出，由于有关艾滋病毒及其治疗的信息可能不一致或相互矛盾，信息内容支持并不足以覆盖接收者的支持需求，艾滋病毒感染者可能希望与其他人讨论他们的发现，与他们一起评估信息内容的质量。而这种信息评估支持可以帮助艾滋病毒感染者通过信息管理减少不确定性（Brashers， Neidig & Goldsmith， 2004）。当然，由于中介人群专业性与健康素养水平的限制，这种筛选并不能保证健康信息的真实性。因此，如何更好地提供辨别信息真伪的方法，不仅仅是个体的事情，也需要政府、民间团体等组织介入（邱林川，2013）。新冠疫情期间，教育人们区分可靠信息和不可靠的信息将是图书馆员等职业人群面对危机时采取的最重要行动（Ashrafi-Rizi & Kazempour，　2020）。
　　（五）信息应用支持
　　信息应用支持（Information application support）指帮助人们了解将信息应用于行动中的支持。建议者需要仔细关注建议行动的功效、可行性和限制，并可能需要明确的“论据”来支持建议可行性以说服接收者采取建议的行动（Feng & Burleson， 2008）。在中文抑郁症网络社群中，有病友会在社群内提供关于情境或有助于解决当下情境问题的详细信息、事实或新闻，以教导抑郁症患者如何更好地做出行动（孙少晶，康静诗，2022）。
　　而面对新冠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全球传染病防范小组主任Sylvie Brian认为，疫情爆发期间的关键是确保人们会做正确的事情来控制疾病或减轻其影响（药明康德，2020）。因此，信息的提供不仅是确保人们了解情况，也是确保人们了解如何适当行动（Zarocostas， 2020），如媒体专业人士和医学图书馆员应该通过信息应用支持向民众解释危机时期的适当行为（Ashrafi-Rizi & Kazempour， 2020）。
　　
结语：媒介化社会与信息支持实践展望
　　自提出以来，社会支持理论便与健康领域研究关系密切，其中信息支持更与传播学具有天然的学科勾连。然而，尽管在提出时有其合理性及科学性，但受制于专业研究藩篱，早期学者信息支持的概念中“对话”特征缺失，也未对信息支持做出理论层面的维度划分，过于聚焦的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信息支持”的学术视野。
　　随着媒介化社会的兴起与发展，传播学者对信息载体——媒介的研究也更为深入，信息支持这一概念所包涵的维度必然将因为媒介语境变迁而发生深刻变化。Hjarvard （2017）提出，媒介具有以下三种作用：放大（amplifcation）、框架（framing and performative agency）与重构权力资源（co-structuring），其中放大指透过媒体报道之后，其传播的速度、次数都会瞬间增加，而这会影响人们对此报道的卷入程度；框架指媒体使用的语言往往能为议题定性；重构权力资源指媒介会影响其他机构的资源分配。而在媒介之于信息支持的现实实践中，Christensen（2016）研究丹麦的电视环境后发现，1990年代以来，丹麦电视的健康传播节目信源以专业的医疗专家为主，他们大多为受众提供疾病知识与治疗方案；2007年之后，由于实境节目（reality TV）当道，电视节目开始培养自己的专家，这批人不再强调疾病知识，而是以如何健康生活为主要诉求。这些实境节目创造了高收视率，因受众的卷入度高而产生放大的效果。此外，媒介还将健康议题从疾病知识悄悄地转为健康生活，发挥了框架作用。更重要的是，电视节目还将自己的专家取代了医疗机构的专家，非医疗专业的人士也因而获得了健康传播的象征资源。从这个层面来看，媒介逻辑已重塑了信息支持中的信息逻辑，理论中的“信息”概念势必要以受众为中心，适应媒体化社会对公众的改变。
　　与媒介化社会的发展遥相辉映的则是，社会支持研究与健康传播越来越紧密的研究勾连。正如学者所感慨的，“当公共卫生和医学领域的主要思想家开始对社会支持和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化研究时，他们可能没有想到随后会出现大量的研究文献，涵盖多种学科、理论视角、方法和应用”（MacGeorge & Zhou， 2021：136）。立足传播学理论视野，本研究通过梳理信息支持理论的发展和研究脉络，从社会支持理论中单独发展出信息支持理论，并为信息支持提出具有学科特色的理论概念和内涵维度，不仅为信息支持研究提供了学理参考，也为社会支持研究做出传播学学科的贡献。
　　然而，正如许多研究所提到的，信息支持对健康的促进效果不仅受到包括社会经济地位（Krause， 1997；Wight et al.， 2006）、媒介信息环境（Zheng， Jiang & Rosenthal， 2022）等宏观因素影响，也涉及性格外向性（王国华等，2015）等个人因素的制约。作为一种支持性沟通形式，信息支持实践也应充分考虑社会语境、沟通双方的信息素养、双方关系的复杂性等诸多影响因素。例如，尽管病友之间提供的信息支持可以有效缓解抑郁症患者的焦虑（陈祺，2020；孙少晶，康静诗，2022），但在线支持性社群中应积极吸纳专业人士的参与，以增强信息支持的专业性，避免为社群成员的身心健康带来更大风险（Braithwaite et al.， 1999）。
　　此外，尽管本研究尝试通过对信息支持的概念再定义和维度细分，明确信息支持过程应以接收者需求为中心进行双向沟通、支持提供者应基于此为接收者提供与其需求匹配的信息支持，以提高信息支持的健康促进效果，但可能无法避免信息支持过程中的部分负面效果。诸如因寻求和接收信息支持而产生的低自尊、依赖感和更低的生活掌控感、互惠原则下的被支持压力等问题可能依然存在（Krause， 1997）。而这类问题的解决可能需要沟通双方在围绕健康信息进行有效沟通的同时，还应有意识地辅以其他类型的社会支持如情感支持和尊重支持，以防范信息支持行为引发的次生健康风险。例如，在中国传统家庭语境中进行健康信息反哺时，作为支持提供者的子女往往需要在提供可靠的信息支持的同时，为父辈提供情感支持，以保证这种信息支持可以在家庭场域内持续进行，促进代际间的彼此理解和价值共适（陈娟，甘凌博，2021）。
　　当然，囿于本文研究性质，文中研究结论尚属抛砖引玉，有待于经验材料的进一步支撑。后续研究不仅需通过定量资料进行模型指定寻找（specification-search），也需要通过定性资料予以不断修正完善，这一方面凸显了转型社会期学术研究对经验现象的敬畏，另一方面也是为后续通过改变变量的衡量方法（measurement）实现对现有理论的发展、修补与创新提供研究路径。此外，伴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信息内涵或将发生新的变化，新的研究者会通过何种方式推进信息支持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则是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的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常江，何仁亿（2020）。公信力的兑现：主流媒体应对信息疫情。《青年记者》，（3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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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娟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公众健康风险监测与信息传播中心主任；甘凌博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本文为2019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区信息流动与城市治理创新研究”（编号：2019GZYB10 ）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