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国亮　　
　　【本文提要】本土国际传播研究主要关注文本与受众，甚少关注国际传播的基础设施。对此，本文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思考作为物质基底的海底电缆与国际传播的关联，尝试呈现一种国际传播的“另类想象”。通过经验案例的分析，本文发现：一方面，作为基础设施的海底电缆支撑着全球传播；另一方面，海底电缆绝非被动，它也在主动连接起各种行动者，与人共同构建错综复杂的国际传播网络。在此网络里，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平台巨头等形色各异的行动者，正围绕着海底电缆，周而复始地争夺国际传播的物质控制权，并催生社会与技术的不平等。最后，本文希望通过对海底电缆的经验考察，为从“物”的角度重新思考国际传播提供一个入口。
　　【关键词】国际传播 海底电缆 媒介基础设施 另类想象
　　【中图分类号】G206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云概念”（云计算、云服务）日益流行，我们似乎已借助数字技术生活在“云端”。得益于无线通讯技术的发展，传播仿佛不再受到繁琐的物质线路困扰，我们关于传播的想象已经从“地球村”漫步到云端深处的“元宇宙”（喻国明，2021）。然而，正如谷歌海底电缆项目负责人斯托维尔（Jayne Stowell）所言，“人们以为数据在云端，但其实数据在海洋深处”（The New York Times， 2019）。国际传播几乎完全依赖海底电缆，因为，436条海底电缆支撑着99%的国际信息的全球传播，纵横交错，遍布全球。显然，要真正认识国际传播，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把目光放到媒介基础设施上。
　　目前，世界各国日益关注海底电缆在国际传播与海洋战略中的作用。我国在2015年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和2017年发布的《“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分别提到，“加快推进双边跨境光缆等建设，规划建设洲际海底光缆项目”（新华社，2015）与“推动共同规划建设海底光缆项目，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海洋局，2017），并已付诸行动。华为海洋①自2008年成立以来已修建和更新90条海底电缆线路，长达50000公里，跻身世界主流海底电缆建造商。西方国家方面，美国在2020年提出“净网计划”（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0），以国家安全名义强调美国需要限制中国介入世界海底电缆网络。葡萄牙在2021年1月接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时颁布相关任期发展方案，强调欧盟需要借助海底电缆连接欧洲、非洲、南美洲，建立其欧洲数据平台，实现欧洲数据自主权（Portugal.EU， 2021）。
　　在学术研究领域，媒介物质性（media materiality）研究浪潮兴起（章戈浩，张磊，2019；曾国华，2020；戴宇辰，2020， 2021；袁艳，陈朝辉，王家东，2021；束开荣，2021）。如国内学者所言，强调媒介的物质性或许像一个伪命题，但其实在传统传播研究中，“主流传播学和媒介研究却长期笼罩着一种‘非物质性迷思’，对信息、内容、文本、意义、话语的过度执着”（袁艳，陈朝辉，王家东，2021）。在此语境下，传播研究重新把目光放到媒介物质性身上不仅是对新思潮的回应（曾国华，2020），也是对过往“盲点”的重新思考（Gillespie， Boczkowski， Foot， 2014）。同理，把媒介物质性视角引入国际传播研究并非求新求异，而是尝试跳出过往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与功能主义视角，重新审视原本根深蒂固的“非物质性”研究假设（内容、虚拟空间），打破思维定势（束开荣，2021）。
　　作为媒介物质性研究的典型代表，媒介基础设施研究近年来在国外受到关注，于经验与学理层面都有一定进展（Parks， Starosielski， 2015：1-10）。然而，本土媒介基础设施研究虽然在理论层面得到不少关注（董汀，2020；张磊，贾文斌，2021；郭小平，杨洁茹，2021；黄颖，申国敏，2021），但在经验层面上的研究并不多（束开荣，2021；金晓彤，路越，2021）。不少研究主要关注“媒介基础设施起到什么功能”（赵维，邓富华，霍伟东，2020；崔寅，孙钰，2021；金晓彤，路越，2021），缺少对“媒介基础设施为何可以起如此功能”的追问。换言之，已有研究甚少对媒介基础设施的各环节（建造、连接、维护）进行分析，往往仅聚焦“前台”运作。对此，一些学者认为上述研究现状主要源自本土研究对经验研究缺乏足够关注（束开荣，2021），但这或许也源自不少研究遵从功能主义范式把目光放到媒介基础设施的“功能”之上，缺乏对各环节的批判审视。事实上，日益智能化的基础设施在不可见之处组织着现代社会的生活实践；我们无需知晓电缆、数据中心如何运作，只需要轻轻点击鼠标就可让信息在全球流动，这固然是现代性的便利，但也正不断催生不平等现象，因为民众几乎未曾知晓“不可见”的基础设施究竟如何运作，更遑论基础设施背后的劳工剥削、资本斗争、地缘政治（Parks， Starosielski， 2015：11-13；默多克等，2019）。所以，基于批判视角的经验研究应能给予本土媒介基础设施研究些许实践与学理层面的补充。
　　另外，本土国际传播研究关注国际传播的信息内容与传播群体，罕有研究从“物”的角度观察国际传播现象，这点从本土主流期刊的新近国际传播文献上可见一斑（赵如涵，罗晨，2021；杜莹杰，贾晓萌，2021；王鑫，黄皓宇，2021；罗华，宁楠，2021）。国外媒介基础设施研究者指出，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往往过度关注荧屏内容，未意识到基础设施同样参与了传播现象，甚至是荧屏内容得以传播的前提（Parks， Starosielski， 2015：5-6）。所以，把目光放到国际传播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之上应有助于跳出功能主义范式，拓宽本土国际传播研究的视域。有鉴于此，本文关注作为国际传播基础设施的海底电缆。
　　海底电缆的现行研究主要以历史研究、法律规范研究居多（Coffen-Smout， Herbert， 2000；Davenport，2012；Müller， Tworek， 2015；董汀，2020；Raha， Raju， 2021）。也有部分与传播研究密切相关的通讯技术研究，此类研究聚焦于海底电缆的技术硬件、国家安全问题（Sean， 2019；Xie， Wang， 2021；Bueger， Liebetrau， 2021）。然而，从媒介基础设施角度来探讨海底电缆属于新兴潮流（Starosielski， 2015a， 2015b；唐士哲，2020），如国外媒介基础设施研究者斯塔罗塞尔斯基所言（Starosielski， 2015b），已有研究未视海底电缆为媒介基础设施，甚少将海底电缆与日常政治、媒介生产相结合。基于媒介基础设施视角探讨海底电缆的经验研究则更少（Starosielski， 2015a， 2015b；Munn， 2020），多数研究都聚焦于海底电缆的正常运行状态，忽视其他环节。
　　综上所述，无论实践层面还是学理层面，国际传播的媒介基础设施显然值得关注。本文尝试基于批判视角与具体经验案例，从多个核心环节观察作为国际传播基础设施的海底电缆如何建构起全球传播网络，从“物”的角度来探索国际传播的“另类想象”。对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作为媒介基础设施的海底电缆如何构建国际传播的行动者网络？具体而言，全球海底电缆的建造、连接与断裂的过程怎样影响着不同行动者对它们的干预、言说和想象？在这些互动背后又隐藏着什么？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为了从“物”的角度思考海底电缆与国际传播，本文主要基于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等巴黎学派研究者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后文简称为ANT）。ANT所强调的关联并非局限于传统社会学理论中的人际关系，而是同时关注“人”与“非人”的一切关联，这有助于基础设施研究摆脱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主义的两难局面（Somerville，1997）。ANT可为本文提供三个概念工具：行动者、转译、网络。这些概念工具有别于经典社会学概念。它们并无社会预设，而是强调一种超越二分（地方—全球）的关联描述，这点极其契合本文研究对象的“关联”特点。
　　由于受怀特海与塔尔德影响（Schinkel，　2007），拉图尔在建构ANT时抛弃了人类中心主义。在该理论中，行动者不拘泥于“人”或“物”，确定行动者的准则只有一点：行动。换言之，无论“人”还是“物”，只要它在行动就可称为行动者（Latour， 2005：53）。在具体研究里，行动者的痕迹与互动最重要，因为，行动者不带有任何社会预设，一切描述与分析的前提皆基于行动者在经验层面的痕迹与互动。所以，在后文，研究者一方面不再视海底电缆为被动的事件背景，另一方面并不预设海底电缆与某些行动者拥有密切关联，而是尽可能基于互动来探讨海底电缆所形成的国际传播网络。
　　在考察行动者痕迹与互动时，“转译”这个概念极其重要（Callon， 1984）。在拉图尔看来，行动者之间的“转译”意味着“做意料之外的事情”（make others do unexpected things）（Latour， 2005：105）。通过分析行动者之间的“转译”，我们可以发现行动者的关联如何产生变化，这些关联又如何因地制宜地形成不同的网络，因为，行动者的关联、互动、网络，并非由单一动力的传递实现，而是由各种意外之事所构成的“转译”来维系（Latour，2005：105-108）。在经验分析里，“转译”过程可分为四步：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和动员（Callon， 1984）。核心行动者往往以其核心问题作为互动与关联形成的基点，通过利益赋予来征召其他行动者。随着越来越多行动者形成关联，进入网络，一些行动者将逐步成为网络的代言，对其他行动者行使权力，此即为动员（Callon， 1984）。在后文，研究者主要考察各种行动者如何基于海底电缆来构建与转译网络。
　　在ANT中，“网络”与传统社会学概念中的“结构”大不相同。“网络”并无社会预设，仅仅是描述行动者痕迹的概念工具。因此，“网络”会随着行动者的互动不断改变，而非固定不变。随着行动者增多与转译发生，网络不断地变化。同理，本文在探讨海底电缆经验案例里所构成的行动者网络时，同样关注网络的变化，而非仅仅描述网络。
　　另一方面，借助ANT探讨海底电缆可拓宽ANT在经验层面与基础设施研究的结合。自库尔德利发文探讨ANT对媒介研究的理论启发以来（Couldry， 2008），不少媒介研究开始关注ANT带来的新视角（曾国华，2020），媒介基础设施研究也不例外。当然，媒介基础设施研究与ANT的结合主要以理论层面、宏观视角研究为主（Somerville， 1997；Cordella， 2010），经验层面研究仍欠缺。基于ANT的媒介基础设施经验研究一般只关注“正常运作”的媒介基础设施，缺乏对该基础设施各状态下的讨论。鉴于本文尝试考察海底电缆的三个核心环节（建造、连接、断裂），本文或可拓宽ANT在基础设施不同状态下的经验分析。此外，拉图尔曾不满传统社会学的批判范式（Latour， 2005：60-61；Schinkel，　2007），并强调ANT只描述网络而无意分析其背后因素（Latour， 2005： 60-61）。然而，本文虽依据ANT的理论指导，基于经验案例中的互动痕迹来寻找与描述行动者围绕海底电缆所形成的关联，但将遵循传播政治经济学逻辑，关注海底电缆所建构的行动者网络与该网络的变化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资本冲突、地缘政治、社会不平等。因为，媒介基础设施在不断拓宽现代性的同时，也带来众多迫在眉睫的棘手问题，例如废料处置、资本剥削、机器道德（Starosielski， 2015b；默多克等，2019；Kannengieber， McCurdy， 2021），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显然无法止步于现象的描绘，放弃探讨现象背后的各类因素。
　　因此，基于ANT视角，本文结合三个典型案例探索海底电缆与哪些行动者互动，希望借此形成拉图尔所言的独景窥探，从海底电缆这个“局部小孔”窥探复杂多变的国际传播全景。三个典型案例分别为：华为海洋所属权变更事件、谷歌与脸书的海底电缆连接事件、2008海底电缆断裂事件。本文选取这三个事件进行讨论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三个事件分别对应海底电缆的三个重要环节：建造、连接、断裂；另一方面，这三个事件混合呈现了海底电缆所涉及的地缘政治、资本斗争、法规监管。各事例的讨论将基于经验资料。这些经验资料可分为四类：权威媒体的新闻报道、公司负责人的公开声明与公司网站的公开资料、政府机构的政策文件与公开声明、海底电缆相关地域机构的公开资料。本文力图通过地毯式阅读与对比甄别相关经验资料，呈现基于海底电缆形成的复杂行动者网络。
　　
三、国际传播的物质控制权：华为海洋所属权变更事件
　　尽管海底电缆遍布全球，但大部分海底电缆的建造长期由三家建造商把控：SubCom（美国）， ASN（法国），NEC（日本）。通过对海底电缆建造的把控，这些国家形成国际传播的基础设施壁垒，将海底电缆与意识形态捆绑。这种地缘政治博弈在华为海洋所遭遇的不公平对待中可见一斑。在2019年，由于华为海洋连续受到西方世界国家（澳大利亚、美国）排斥与制裁，华为决定将其在华为海洋所持股份全部转让给亨通光电。此股权转移于2020年完成（华海海洋，2021），华为海洋正式改名为华海海洋。②对此，文章希望借助ANT视角，观察华为海洋所属权转让前后发生的事件，探索海底电缆建造与地缘政治的复杂互动。
　　华为海洋由中国公司华为与英国海底电缆建造商GMS（Global Marine Systems）在2008年联合创办。根据华为海洋的公开资料（华海海洋，2020），华为海洋目前已完成108次海底电缆项目（建造或升级），修建线路总长达到6.4万公里。由于华为海洋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自2015年以来，一些媒体开始强调华为海洋对传统海底电缆建造公司形成的冲击，称其为海底电缆行业的“第四巨头”（Asian Financial， 2020）。据商业调查机构Research and Market的2016—2020年度海底电缆市场份额调查，华为海洋已是海底电缆行业最具竞争力的五家制造商之一（Research and Market， 2020）。不过，华为海洋在初创阶段其实较为艰难，难以得到长线路的海底电缆建造订单。直至斯诺登事件发生后，美国对全球海底电缆的监控被曝光，一些国家开始考虑委托非西方势力的海底电缆建造商来修建本国海底电缆。例如，在2015年，巴西委托华为海洋建造长达6000公里的海底电缆（横跨拉丁美洲与非洲），连接巴西与喀麦隆（华为，2015）。当然，订单增加也与华为海洋的海底电缆技术发展相关。目前，华为海洋的电缆技术已经从早期的40G传输技术升级到200G长距离传输技术（华海海洋，2021）。
　　然而，随着华为海洋成为世界海底电缆建造行业的新势力，西方国家开始想方设法排斥华为海洋。在2017年，受所罗门群岛电缆公司委托，华为海洋将为所罗门群岛修建通往澳大利亚的海底电缆，长达4000公里。但在上述工程动工之际，澳大利亚政府极力反对华为海洋建造该海底电缆，向所罗门群岛政府建议由澳大利亚代替华为海洋并承担大量建造费用（Financial Times， 2017）。在接受路透社的采访时，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Marise Payne）强调海底电缆有助于澳大利亚维持自身与周边岛国的联系，极其重要（Reuters， 2019）。在一系列压力下，所罗门群岛最终接受澳大利亚的要求，取消与华为海洋的合作，转而委托澳大利亚修建海底电缆（Reuters， 2019）。即便在亨通光电收购华为海洋后，西方国家仍极其提防这位海底电缆建造业的“外来者”。2020年，美国政府发布“净网计划”。该计划明确指出，美国政府要保持海底电缆“清洁”，警惕中国介入全球海底电缆的控制权（美国政府，2020）。2021年年初，华为海洋在太平洋岛国的海底电缆建造项目竞标中独占鳌头（主要由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出资）。然而，随着美国向太平洋岛国派遣使节，警告他们华为海洋带来的中国威胁，各岛国听从美国的警告，世界银行也随之宣告该项目竞标流产（Reuters， 2020）。2021年9月，部分岛国（FSM， Nauru）尝试委托美国和澳大利亚接手海底电缆建造，并接入美国与澳大利亚已有的海底电缆网络（HANTRU-1与Coral Sea Cable system）（Reuters， 2021a， 2021b）。这意味着华为海洋基本无法与这些太平洋岛国合作。
　　结合案例内容与行动者网络视角可知，在海底电缆建造中，行动者围绕着国际传播的物质控制权形成复杂互动。由于部分西方国家的建造商统治海底电缆的建造产业，华为海洋的核心问题显然是“如何发展海底电缆建造技术，跻身世界海底电缆市场”。为了回应此核心问题，除了与核心行动者海底电缆形成关联，华为海洋在初期通过利益赋予来征召其他行动者进入网络。华为海洋在组建时就邀请英国传统海底电缆建造商GMS加盟，从而帮助自身发展海底电缆建造技术；与此同时，华为海洋通过实惠的竞标报价，争取与一些非西方国家形成海底电缆建设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如巴西、所罗门群岛、太平洋岛国。所以，在该网络的初期阶段，无论技术实践，还是话语建构，都围绕着技术发展与商业互利进行，华为海洋尽可能把该网络定义为一个围绕着技术与商业议题的行动者网络。
　　然而，就如拉图尔的“教室”例子所示（Latour， 2005：194-195），“物”虽然不显眼，但“物”本身与众多行动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当我们与之形成互动时，“物”也在迫使我们与更多异质行动者形成关联。在华为海洋与海底电缆形成关联的同时，由于海底电缆本身复杂的地缘政治历史，海底电缆自然把更多地缘政治相关行动者引入网络之中，如澳大利亚政府、美国政府、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随着这些异质行动者的加入，整个网络越发不稳定。从上述事例可知，美国政府与澳大利亚政府尝试将原来围绕着技术与商业议题的行动者网络转译为围绕着地缘政治的行动者网络。在2018年的争端中，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始终强调所罗门群岛与澳大利亚的地缘关联，只字未提经济利益，而且，澳大利亚不计成本地主动承担该项目的主要开销。与此类似，2021年的争端中，美国政府、世界银行在涉及为何迫使项目竞标流产时，仅仅强调太平洋岛国的海底电缆在国家安全层面事关重大，华为海洋伴随着中国威胁，而丝毫未提华为海洋竞标方案所涉及的前沿技术与优惠方案。美国不仅向太平洋岛国施加政治压力，也联系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向岛国提供额外经济补贴，并邀请它们接入西方国家的海底电缆网络（Reuters， 2021b）。所以，在西方国家的软硬兼施之下（政治威胁、经济利诱、话语建构），网络内部原来关于技术与商业的议题逐渐消解，整个网络的行动者日渐关注地缘政治。华为海洋的中国属性不断被放大，即便该公司其实也由西方国家的海底电缆制造商GMS控股，即使华为海洋已从网络的核心行动者位置退下（华为彻底转让所持股份），西方国家在成功转译该网络的同时，仍穷追猛打，驱赶华为海洋离开该网络。因此，由行动者网络的变化可知，虽然海底电缆的所有权并不局限于西方国家（由于海底电缆涉及国家领土问题），但海底电缆的建造却主要由西方国家掌控，这导致国际传播的物质控制权由西方国家把持。当非西方国家的海底电缆建造商出现时，即便这些建造商以技术与商业作为主要议题，西方国家仍会担忧其国际传播的物质控制权受到威胁。在此情况下，西方国家迅速介入，通过威逼利诱与话语建构，迫使网络内部的行动者不得不聚焦海底电缆所牵涉的地缘政治，从而将原有网络转译为地缘政治网络。
　　
四、商业发展网络与地缘政治网络的相互转译：海底电缆连接环节的冲突
　　回顾历史，海底电缆在诞生之初就与商业贸易密切相关。③早在1850年，布莱特兄弟建造的首条海底电缆就为电报业服务。1858年，塞勒斯·韦斯特·菲尔德（Cyrus West Field）建造的首条跨大西洋海底电缆由英国工业家基金会赞助（Guarnieri， 2014）。总体而言，海底电缆根据所有权差异， 主要分为联盟海缆与私有海缆，前者一般由电信运营商、投行、财团共同投资，后者由单个客户投资，不过这类电缆一般也由电信运营商管理（董汀，2020）。长期以来，海底电缆的运营基本由传统电信公司把持，例如美国的AT&T，法国的French Tele，他们都与本国政府关系密切。然而，近年来，不少新兴数字平台巨头（谷歌、脸书）不再满足于仅仅租用海底电缆，开始渴望拥有专属海底电缆。这些平台巨头不参与建造，只负责制定路线，决定哪些地区将被连接，然后花费重金让建造商铺设线路。谷歌在2008年宣布海底电缆项目时，就已经引起各界讨论海底电缆或将成为又一资本巨头控制的基础设施（Wired， 2008b；The New York times， 2008）。而且，这些以媒介内容为核心的上游资本巨头若完全控制媒介基础设施，则有可能垄断社会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在此语境下，学界所担忧的“脸书斯坦”（facebookistan）（MacKinnon， 2013）恐怕并非杞人忧天。有鉴于此，本文基于PLCN海底电缆线路（谷歌和脸书共同拥有）探讨海底电缆在连接不同地区时，商业资本与民族国家的冲突。
　　在2016年，谷歌和脸书宣布其海底电缆项目：PLCN海底电缆线路。这条线路总长1.3万公里，从香港延伸到洛杉矶，是第一条直接连接香港和美国的海底电缆线路。线路的具体铺设由海底电缆建造商Subcom负责，并预计在2018年投入运行（Google， 2016）。对于铺设原因，谷歌和脸书称，该海底电缆有利于它们连接亚洲地区的数据中心与提供更高效的服务（Google， 2016）。另一方面，由于海底电缆的建造费用高昂且涉及国家边界问题，数字平台巨头往往与线路终端的本地资本合作。因此，PLCN海底电缆线路并非由谷歌和脸书单独投资，中国公司鹏博士旗下的太平洋光缆数据通讯有限公司同样投资了该线路的铺设。当然，这种复杂的资本关系最终导致日后线路连接的争端。
　　2019年PLCN海底电缆线路竣工，香港与洛杉矶首次直接相连。当谷歌与脸书准备将PLCN投入使用时，美国议员斯科特（Rick Scott）率先发难，反对该线路投入使用。斯科特在2019年9月19日向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阿吉特·佩（Ajit Pai）致信。在信中，斯科特称，即便PLCN电缆由美国公司投资修建，但联邦通讯委员会有必要防止中国借此机会触及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Scott，2019）。迫于无奈，谷歌和脸书在2020年1月向FCC提出新方案，希望暂时连接中国台湾和菲律宾的线路（香港线路仍未连接）（GU Holdings，2020）。对此，联邦通讯委员会在当年6月终于通过新方案，给予两家平台巨头临时特许牌照，让PLCN海底电缆部分路段暂时投入使用（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ttee， 2020）。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组建Team Telecom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担任主席，隶属美国司法部，专注于国家通信安全事务审查（Department of Justice， 2020a）。PLCN海底电缆自然成为调查对象。在2020年6月，Team Telecom公布审查结果，建议联邦通讯委员会否决PLCN海底电缆的中国香港路段投入使用，仅允许谷歌和脸书连接中国台湾和菲律宾路段（Department of Justice， 2020b）。此外，在PLCN海底电缆线路修建之际，脸书于2018年2月公布其新海底电缆线路，该线路与中国电信、联通、Tata电信合作，同样致力于直接连接美国洛杉矶与中国香港（Data Center Dynamics， 2018）。
　　若将上述案例放置于行动者网络视阈内，我们或许可以借助海底电缆观察各方在国际传播的连接环节中复杂的互动与关联。从已有公开资料可知，整个网络始于商业资本谷歌与脸书的核心问题“如何连接亚洲数据中心”。在初始阶段，作为核心行动者的谷歌与脸书为解决此问题，与海底电缆形成互动与关联。对此，海底电缆绝非被动。一方面，海底电缆的确向商业资本呈现其作为国际数据连接基础设施的示能（affordance），帮助谷歌和脸书改变数据的国际传播速度（从原来使用的60GB电缆转为新建的120GB电缆），另一方面，它引进一系列异质行动者，迫使谷歌和脸书与其他行动者形成互动与关联，从而导致该网络复杂化。虽然不少报道喜欢用“建造海底电缆”（TE，2016；Venturebeat， 2019）来描述PLCN海底电缆项目，但作为上游资本，谷歌与脸书在修建海底电缆时，其实需要依赖海底电缆建造商Subcom和ASN来铺设线路。而且，由于海底电缆的两个终端涉及复杂的国家边界问题，谷歌与脸书需要与本土资本合作以规避此问题。所以，在初始阶段，作为核心行动者的谷歌和脸书为解决其核心问题与海底电缆、建造商、中国资本三个主要行动者形成互动与连接，整个网络在此时属于商业资本网络，聚焦商业语境的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建设。
　　然而，随着异质行动者加入，该商业发展网络的稳定性不断衰减。由于中国资本的介入与谷歌和脸书的本土属性，美国政府旗下的行动者（联邦通讯委员会、议员斯科特、Team Telecom）同时接入该网络，并开始将该商业发展网络转译为国家安全网络。这种转译必然涉及核心问题的转换，这点从斯科特给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的信件可见一斑。在信中，斯科特只字未提谷歌与脸书的商业内容，只强调PLCN线路将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负面影响（Scott， 2019）。与此类似，Team Telecom的审查公告同样围绕着国家安全话语。该公告并未提及谷歌和脸书的商业利益，全文皆在强调海底电缆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中资合作伙伴很可能给PLCN线路带来国家安全隐患（Department of Justice， 2020b）。所以，通过国家安全话语的建构，斯科特、Team Telecom彻底将原来的核心问题替换为“如何避免PLCN海底电缆危及国家安全”，将原来的商业发展网络彻底转译为地缘政治网络。在此影响下，整个行动者网络的关注点从商业发展转变为地缘政治。初始阶段的核心行动者谷歌和脸书让位于Team Telecom，后者随着网络的转译不断引入地缘政治相关的行动者。当然，谷歌和脸书在原有网络边缘化之后，一方面通过妥协来维持已有利益，另一方面，也在尝试重新联系其他行动者开辟新网络，继续筹备其商业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建设。由此观之，尽管随着新自由主义浪潮蔓延全球，全球信息秩序问题似乎已从政治问题淡化为商业问题，但作为国际传播基础设施的海底电缆的所有权虽然表面上似乎可用商业逻辑（买卖、利润、成本）进行思考，实际上仍深受地缘政治因素影响。资本巨头谷歌和脸书虽然在海底电缆的修建初期凭借雄厚资本迅速地组建起以商业发展话语为导向的行动者网络，然而，随着海底电缆引入一系列异质行动者，资本巨头无法统一网络内各行动者的诉求，国家安全话语逐渐取代商业发展话语。资本巨头一方面不得不妥协让步，放任原有网络转译为地缘政治网络，另一方面又组建新网络，力图再次斗争。所以，海底电缆的连接虽然看似可由市场决定，但其实是由地缘政治语境的国际传播秩序决定，因为，地区间的海底电缆一旦连接，就意味着国际信息的相互流动，形成一种基于国际传播基础设施的“接壤”。例如，上述案例里，美国政府坚决要求谷歌与脸书放弃连接香港线路，但又允许它们连接中国台湾和菲律宾的线路。
　　
五、作为生产性动力的“断裂”：海底电缆断裂事件中的行动者网络变化
　　海底电缆的叙事往往基于正常状态的海底电缆，但如拉图尔所言，当机器流畅运行时，人类很难察觉到机器如何影响日常生活，相反，若机器突然失灵，人类将马上意识到机器所扮演的重要角色（Latour， 1994）。基于2008年海底电缆断裂事件，本研究探讨海底电缆在运作失灵时究竟会给国际传播带来哪些影响，以及海底电缆在此情况下将与哪些行动者形成关联与互动。
　　2008年海底电缆断裂事件涉及波斯湾地区的多条海底电缆。自2008年1月份开始，波斯湾地区多条海底电缆接连断裂。由于篇幅所限，文章仅讨论该事件中最主要的两条海底电缆：FALON与SEA-ME-WE4。如（图2　图2见期第63页）所示，FALON从埃及延伸至印度，途经波斯湾各国，总长1.03万公里，连接14个国家。④如（图3　图3见期第64页）所示，SEA-ME-WE4比FALON更长，从欧洲法国延伸到东南亚国家，同样途径波斯湾各国（全长2万公里），共连接14个国家。⑤
　　在事件中，FALON最早发生断裂（1月23日），SEA-ME-WE4随后于1月30日发生断裂。具体而言，FALON和SEA-ME-WE4连接波斯湾地区与印度的海底电缆相继被切断，这严重影响该地区的国际信息传播。据BBC报道，埃及与印度的国际信息传播大面积受阻（分别为70%与60%），欧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业务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甚至英国到该地区的国际航班也受到影响（地面通讯台受影响）。与此同时，埃及通信部发言人呼吁民众减少网络使用，免得妨碍更重要的事情，直言“下载音乐与电影的人将影响有更重要事务往来的企业”（The Guardian， 2008）。随后，FALON与SEA-ME-WE4在12月再次被切断，断裂处皆集中在波斯湾地区，这严重影响波斯湾地区与其他国家的国际通讯，此地区的国际企业不得不寻求各种缓解途径（Reuter，2008）。在两次断裂事件中，埃及政府与波斯湾国家迅速要求线路负责公司Flag Telecom与French Tele派遣维修船只。事实上，相关公司在事故发生不久便派遣维修船，但由于断裂原因未明，维修队伍无法定位断裂处，所以维修进展缓慢（The Guardian， 2008；Wired， 2008a）。而且，由于海底电缆往往涉及多国海域，维修需要获取多方允许，这也导致断裂事故产生持续影响（Mcleod， 2013）。
　　在上述事件中，断裂的原因最受公众关注。早在第一次断裂，就有报道称附近行驶船只的船锚导致了此次海底电缆断裂（The Guardian， 2008），但埃及政府在调查后称并未发现船只，初步推测为天气原因导致海底电缆断裂，并继续调查（Wired， 2008a；BBC， 2008b）。然而，公众对此答案显然并不满意。随着时间推移，FALON和SEA-ME-WE4再次发生断裂事故，甚至原来作为SEA-ME-WE4替代的SEA-ME-WE3也发生断裂事故（Reuters，2008）。在该海底电缆断裂事件中，阴谋论贯穿其中，不少公众在网上推测断裂事件属于人为事故，元凶可能是塔利班、美国情报机构、俄罗斯情报机构等（Wired， 2008a；The Economist， 2008；Reuters， 2008）。此外，国际海底电缆保护委员会在同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公布海底电缆基础设施的保护与维修准则，因为国际海底电缆保护委员会认为，目前各国未充分关注海底电缆的保护与维修（Raha， Raju， 2021：45），海底电缆在涉及多国水域时往往需要繁琐的多方允许（Mcleod， 2013），这显然与当年海底电缆断裂事故频发相关。
　　结合ANT视角与已有材料，我们可以观察到FALON与SEA-ME-WE4在断裂事件里如何与其他行动者形成互动。作为核心行动者的FALON与SEA-ME-WE4，一方面呈现其作为国际传播基础设施的示能，横跨亚非欧连接十多个国家，维持国际传播活动，另一方面，也向其他行动者提出各种要求。即便在正常运行期间，FALON与SEA-ME-WE4也需要各国政府、商业资本想方设法地保护它。例如，FALON与SEA-ME-WE4的线路皆由先进的复合材料外壳保护，⑥这可让海底电缆有效地避免腐蚀与动物袭击。在断裂事故发生时，海底电缆一改往日的“低可见度”，迅速成为焦点。如前所述，官方调查结果并未服众，阴谋论贯穿海底电缆断裂事件。阴谋论话语往往涉及国家安全，如推测事故与通讯情报窃取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驱使相关行动者日益关注断裂事件与国家安全的联系。例如，除普通民众外，一些技术专家也认为频发的断裂事故可能涉及人为窃密、信息战（Data Center Knowledge， 2008；ABC， 2008）。
　　进一步而言，由于断裂事故，政府与大公司迅速寻找替代线路，例如埃及政府尝试引入SEA-ME-WE3海底电缆（后面也被切断）；一些印度公司尝试使用通讯卫星。相较而言，数百万普通民众与小公司则只能默默忍受，这体现了网络内部不同行动者的等级差异。例如，迪拜的ISI电信公司把仅存资源用于保障贵宾客户的国际网络使用（BBC， 2008a）；埃及政府发言人呼吁民众少用网络，把带宽留给有重要事务的企业与政府（The Guardian， 2008）。由此可见，在海底电缆运行正常时，互联网的全球传播容易给人“连接即平等”的假象，仿佛我们借助技术进步实现了“连接”乌托邦畅想（马特拉，2015：194-199），但一旦作为重要基础设施的海底电缆运作失常，“连接”资源的紧缩迫使行动者不得不直视智能机器背后的不平等现象（默多克等，2019）。
　　此外，由于断裂事故频发，国际组织也开始活跃，与国家、电信公司、民众形成互动。例如，鉴于多国海域的海底电缆保护容易引起争端，国际海底电缆保护委员会在当年公布海底电缆基础设施的保护与维修准则。该委员会为了让更多船民意识到海底电缆的重要性与断裂的严重后果，向船民免费派发海底电缆路线指南、海底电缆相关刊物（Mcleod， 2013）。
　　综上所述，作为国际传播基础设施的海底电缆在正常运作时处于不可见状态，而一旦失常则迅速成为焦点。在断裂事件中，FALON与SEA-ME-WE4非但没有导致该网络解体，反而引入更多行动者，例如政府部门、电信公司、通讯卫星、海底电缆保护组织等。该网络的核心议题（如何解决海底电缆断裂带来的问题）显然在初期迅速引入与整合各类行动者。技术话语（海底电缆的技术维修议题）在初期占据主导。然而，随着异质行动者（公众、民族国家、通讯专家）加入，阴谋论发酵，国家安全话语逐渐成为该网络的主导话语（如恐怖袭击的猜测、国际信息战的猜测），该网络（基于反常状态下的海底电缆）逐步变为地缘政治网络。在该海底电缆断裂事件后，国家日益重视海底电缆保护与相关海域控制（ABC， 2008；Mcleod， 2013）。正如国外基础设施研究者所言（Graham， Thrift， 2007），“连接的断裂可促使（人们）学习、适应和改进（基础设施）”。由于FALON与SEA-ME-WE4在2008年多次断裂，亚非欧的国际通讯皆受影响，各国日后在波斯湾路段架设许多新海底电缆（图4　图4见本期第65页），例如SEA-ME-WE5、CBICS、MENA等；国际海底电缆保护委员会也出台了新法则保护海底电缆，减少纷争（Raha， Raju， 2021：45）。这其实体现了海底电缆一旦反常运作除了通过利益赋予征召相关行动者进行维护，也同时在催生新行动者与新网络的诞生。因此，带有否定意味的断裂在媒介基础设施的语境下却变成一种生产性的动力。
　　
六、余论：国际传播的另类想象
　　国外媒介基础设施研究者斯塔罗塞尔斯基曾言，“若我们仅仅把互联网看作虚拟环境，那么无论我们怎样想象，都只能在虚拟层面上思考互联网的改变”（Starosielski， 2015a：233）。同理，在本土国际传播研究中，我们惯于在文本与受众层面去思考国际传播，或已身处其中而不自知，周而复始地在这些层面上探索国际传播的变化，反而忽视了一些另类的想象。在此语境下，本文尝试从作为媒介基础设施的海底电缆重新想象全球传播。对此，本文从海底电缆的三个核心环节（“建造”、“连接”、“断裂”）挑选典型经验案例，结合ANT理论探究“物”视角下的国际传播现象。
　　通过案例分析，本文发现，一方面，海底电缆作为基础设施支撑全球互联网，让人类得以对云端无尽畅想；另一方面，海底电缆作为积极的行动者连接起其他行动者，共同构建起极其复杂的全球传播网络。在此之中，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商业资本、普通民众围绕着海底电缆，伴随着各种话语实践（地缘政治、科技创新、商业发展）周而复始地合作与斗争。圣西门主义者当年对于铁路、电缆带来的“连接”乌托邦畅想（马特拉，2015：194-199）如今似乎正以相反的形式到来，“连接”并没有带来平等，反而带来了日渐复杂的斗争。
　　在海底电缆的建造环节，民族国家全力支持（本国）商业资本，因为，SubCom、ASN等海底电缆建造商扮演着代理人角色帮助民族国家无需直接下场干预，便对海底电缆形成一种软控制。例如，在经验案例里，西方国家全力支持SubCom、ASN、NEC把持海底电缆的建造产业，并打造一种虚假的技术壁垒以掩盖意识形态对抗。海底电缆的建造产业被塑造为自由竞争的市场，仿佛这三家巨头仅凭先进技术主导该产业。但随着华为海洋不断追赶，逐步蚕食市场份额，西方国家无法无动于衷。诸如美国、澳大利亚等迅速联合作为高级代理人的国际机构（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对有海底电缆建造需求的国家施压，迫使他们拒绝华为海洋。与其说海底电缆建造环节由技术主导，毋宁说意识形态对抗主导着海底电缆的建造环节。与之相对，民族国家与商业资本在海底电缆的连接环节同样存在矛盾关系。一方面，民族国家支持商业资本扩展其海底电缆连接，因为这不仅推动本土信息全球流动，也有助于提高民族国家在全球传播网络的话语权，这点从作为全球传播核心的美国与本土商业资本巨头的合作上可见一斑。另一方面，由于连接意味着一种特殊接壤，民族国家需要基于国家安全来监管商业资本，因为，商业资本在私有化海底电缆的过程里往往只考虑究竟海底电缆私有化能带来多少利益（唐士哲， 2020）。民族国家虽然可通过司法手段监管商业资本，但后者并不被动。商业资本同样采取多种方式抗争，如谷歌、脸书在PLCN电缆计划部分失败后，迅速筹建其他海底电缆私有化计划。因此，与建造环节不同，国家安全与资本扩张的冲突贯穿整个连接环节。
　　此外，商业资本的海底电缆私有化本身隐含着一种难以察觉的社会与技术不平等，因为，海底电缆私有化极可能导致普通民众与商业资本在参与全球传播时拥有截然不同的网络传输速度，从而催生与加剧媒介消费的不平等（Starosielski， 2015b）。事实上，商业资本的海底电缆私有化本身体现了另类的圈地效应，借助基础设施私有化将公共资源变为无形资产（唐士哲，2020）。所以，上述民族国家对商业资本的支持或监管其实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无奈，因为民众在海底电缆事务上往往缺席，这本身就是一种公共信息不平等（Starosielski， 2015b）。这种不平等基于海底电缆的正常运作，若海底电缆陷入反常状态，往日的“不可见”迅速转化为“可见”，民众反而在此反常状态下参与到海底电缆事务中。海底电缆在陷入断裂状态时迅速成为众人焦点，各方（民族国家、商业资本、普通民众、国际组织）皆心急如焚地盼望海底电缆早日修复。然而，在此之外，有两种现象尤其值得关注。其一，正常状态下难以察觉的不平等在海底电缆陷入反常状态时表露无遗，这点可见不同行动者在断裂时可（被）采取的措施。其二，不少民众主动将断裂事故与国家安全相联系，不断推动阴谋论发酵，最终与民族国家形成汇流，断裂事故逐渐成为国家安全事件，这其实隐含着普通民众对资本全球化的不信任。所以，与海底电缆的正常状态相比，断裂状态随着海底电缆从不可见转为可见，本应作为否定的“断裂”却促使更多行动者进入网络，普通民众从无奈的缺席转变为积极的参与，在国家安全话语实践之中与民族国家形成汇流，对商业资本施压，驱使整个网络转变为地缘政治网络。
　　若借海底电缆观察国际传播，西方国家把控国际传播的原因或许除了老生常谈的好莱坞文化输出，物质层面的海底电缆也极其重要，因为，一旦海底电缆断裂，国际信息流通的速度将急剧下滑，国际传播几乎无从谈起。时至今日，西方国家仍旧控制着世界上大量海底电缆。所以，本文希望在此抛砖引玉，呈现一种基于媒介基础设施的国际传播“另类想象”，吸引本土研究者关注国际传播与媒介基础设施的关联。通过海底电缆相关经验案例的讨论，本文呈现了各种行动者在媒介基础设施不同环节下的复杂互动，并揭示这些互动背后的社会与技术不平等。当然，本文的探讨尚属冰山一角。媒介基础设施与国际传播的关联仍有待更多研究者思索与探讨。本文仅希望通过海底电缆的经验案例探讨，为从“物”角度想象国际传播提供一个入口。■
　　
注释：
①原来由华为与英国海底电缆制造商GMS联合投资，近年转为亨通电信控股，后文详细探讨。
②在亨通光电收购后，华为海洋现在已更名为华海海洋，但为避免行文的理解问题，仍使用华为海洋代指该公司。
③就中国语境而言，最早的跨海电缆也基于商业利益。英国大东电报公司于1870年从欧洲牵线到上海。
④巴林、埃及、印度、科威特、伊朗、伊拉克、马尔代夫、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
⑤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埃及、法国、印度、意大利、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特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⑥一般包括7-8层：聚乙烯外皮、聚酯树酯或沥青层、钢绞线层、铝制防水层、聚碳酸酯层、铜管或铝管、石蜡与烷烃层、光纤束（传递信号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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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国亮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