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增军
　　新闻的在线、在场与在地，一连用了三个“在”，不是因为顺口，而是这三者虽然都涉及新闻与所报道和服务对象的距离，然而做新闻（making news）的理念和方式，深究起来有很大甚至本质的不同。三个“在”中，重点是最后一个，即在地；加入在线和在场，是为了通过比较，从而更好地讨论在地。而讲在地的根本目的是要提出一个命题：即新闻的在线和在场，虽然在新闻传统话语与实践中已是常规，但仅仅在线和在场是远远不够的，即使元媒介、元宇宙提供了那么玄妙的在场或拟在场。也许恰恰因为人类社会越来越媒介化、拟态化，新闻的在地才显得更为必要和紧迫。在地才是联结（engagement）公众、重获信任的关键。新闻生产由在地到共情，再到信任，才有可能“脱贫”、“脱困”，商业上自立，政治上负责，担负起寻求真相、监督权力和提供公共论坛的使命。
　　
失信的新闻与失落的真相
　　无论什么历史阶段，何种体制，信任都是人类社会正常发展的前提。
　　《论语》中子贡问政于孔子，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追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还要二选一：“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民以食为天，孔子为信连天都不顾了，可见信之重要。而两千年前孔夫子的话正好点到当前新闻业的死穴，那就是公信力的丧失。如果勉强套用一下老夫子的理论，把整个新闻信息生产与传播，包括传统媒体、社交平台、自媒体等，作为“政”，把新闻生产的生产资料包括资产、设备、技术等比做“食”，把新闻生产的人力资源作为“兵”，那么，从总体上讲，没有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比现在更足食足兵的，然而，不幸的是，单单缺了最为重要的公共信任。
　　差不多一个世纪前的1914年，美国新闻学会通过的《记者信条》，开宗明义：新闻的根本是公众的信任，而衡量新闻优劣的唯一标准是公共服务。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当前的新闻业，无论线上线下，传统媒体还是数字媒体，公共信任滑到了历史最低。据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2021年报告，全球范围内，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不到50%，而西方几个新闻业大国如美国、英国、德国等，新闻公信力在30%上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传统新闻业转型转了20多年却越转越不成形。其间，有资本包括公益和慈善基金的输血，算法、大数据的加持，经营模式的与时俱进，近年来更有可以监控用户一举一动的实时用户行为跟踪系统，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局面。更令人痛惜的是：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高科技手段用于信息采集、验证，社会却陷入一个真假难辨的后真相时代，假新闻充斥网络。麻省理工学院媒介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假新闻的传播速度和深度居然是真新闻的7到10倍，真是应了《红楼梦》里说的，“假做真时真亦假”了。假新闻猖獗原因有多种，但一个重要原因，是新闻业公信力的丧失。假如新闻业有很高的公信力，试问假新闻会有那么大的市场吗？
　　当然，公信力下降不仅仅是新闻业，也是整个社会层面的问题。谁曾想，几千年思想的光辉、科技的发展、历史的教训都无法阻止人类社会陷入这令人无比尴尬的事实危机，这无异于对人的理性甚至智商提出了根本的挑战。美国学者福山在一次演讲中很好地概括了这一现象：“在2016年极度反常的政治环境中，最令人称奇的一幕是‘后事实’世界的兴起——几乎所有权威来源的信息都遭到质疑，并受到可疑的、来路不明的事实的挑战。民主制度面临全面困境的直接产物是，无法就最基本的事实达成一致，美国、英国及世界各国无不如此。而当读者所信任的信息并未在舆论场占据上风，或者他所不相信的信息成为赢家，那就很现成地归结为阴谋论。”
　　这个“后真相”时代的出现，是社会公信力特别是新闻媒体公信力触底的后果之一。大家都了解，任何政权统治的基础是公共的信任，特别在民主体制中，是一种社会契约，权力民授，政府是必要的恶，公共信任成为其合法性的根本。没有公共信任，政府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的权威性必然受到损害，全社会没有基本共识，行动力降低并为此付出代价。最典型的例子无过于已经连续三年的新冠疫情。让人困惑甚至绝望的不是反反复复的疫情，而是疫情被政治化，甚至科学医学都失去权威性，活生生的死亡案例都无法说服某些人去打疫苗戴口罩。由于缺乏公共信任，新闻也陷入窘境：即使你把新闻验证了千百遍，他（她）对你的白眼不改变。信息的茧房一旦陷入，就很难自我解脱，甚至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明知是虚假新闻，还是要去相信和传播。
　　那么，新闻如何才能赢得公众信任？传统的观点认为首先是要客观报道、平衡报道、避免情绪等。问题是，正如上面所讨论的，如果没有信任，再客观再中立的报道也会被质疑，从而成为一个无法化解的死扣。因此，赢得公众信任的起点和基础不是客观报道，而是共情。然而，新闻的传统，至少在理论上，是忌讳同“情”沾边的。为此，通常的做法就是不仅要同权力保持距离，也要同民众保持距离。作为现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标杆的《大公报》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口号，西方新闻专业理念还可以在这“四不”上加一个“不群”，认为“不群”有助客观。然而，“不群”作为保持独立性的理念无可厚非，但在实践上，理念上的独立性往往变成精英意识的傲慢，同公共服务的根本宗旨相背离。因此，共情和信任的获得，首先需要摆正新闻的位置和距离，不但要在线、在场，更要在地。
　　
在线、在场与在地
　　在线比较简单，可以理解为新闻全天候，也就是新闻五个W中的when。其实在数码时代以前，通信卫星升空供民用，出现CNN等有线电视网，“在线”就开始了，而到数字时代全天候报道更成为新闻业的缺省状态。当然，引申一点，在线也可以指新闻媒体的工作状态（readiness）。从绝对的意义上讲，24小时播出并不等于在线，而从当下的情形看，除了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少数几家媒体，总体来讲，在线状态是削弱了。别的不说，单是新闻从业人员的人数，近二十年几乎减半，即使24小时在线，也是值班不值勤，更遑论报道的深度和广度。
　　在场和在地涉及新闻五个W中的where。在场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多见于社会学和人类学，例如吉登斯对在场（presence）和缺场（absence）的界定和诠释。在场也可以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理解。场域（field）原指物理学重力磁力的空间，布迪厄将之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认为人的行为都会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影响，而场域并非单指物理环境，也包括他人的行为及与此相连的诸多因素。布迪厄的场域大约可以解释为新闻的在场，新闻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公共服务，当然会时刻受到场域的限制和影响。
　　吉登斯的在场和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可以留给社会学家去阐释，就新闻学理论和实践来讲，在场就是新闻生产过程中的“现身”。在场可以说是新闻的标签，也是新闻区别于文学、历史的根本所在。文学是虚构的在场，而新闻则是真实的在场；新闻是在场的此时此地，历史则是缺场的彼时彼地。新闻（journalism）商业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出现了记者现场报道，即所谓的见证人新闻（witness news）。
　　从某种程度上讲，新闻的本质就是在线和在场的实现。新闻的现场性受时空限制，随着传播科技的进步而拓展，一直到当代新闻业标配“现场直播”。随着科技进一步发展，现场深入虚拟化，而延伸到元宇宙等。元宇宙，如果理解为现实、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融合的身外身、世外世，那就不单单是新闻报道的在场，更是受众的在场，现在的沉浸式新闻可以说是初级阶段。科技增强了受众的在线与在场，虽然这是一种建构的媒介化在场。
　　在地或者说在地性，在学术上是现象学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近年来也被运用到传播学领域，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传播。现象学认为日常生活的具体反映意义，而这些意义的理解与诠释，则必须回到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去，是一个地方化的过程。传播学应该研究这些特定情境下的现象，而不是空洞的概念和规律。特定的情景和条件，具象和抽象可以相互关照。比如，全球化就是个双向的过程。那句“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且不论逻辑上是否自洽，作为在地性的一个例子大抵是可以说得通的。
　　新闻的在地虽然同在场有许多重合，却比在场更进一层。如果说在场是主体（记者）同客体（报道及服务对象）距离的缩短，那么在地则是主体同客体时间上的同步和空间的一体。在地不仅仅是在场，而且是作为群体一员的共同经历。
　　新闻的在地可以有不同的方面。首先，是新闻机构落地，成为一个地区有机的存在，犹如其他公共服务机构，如医院、图书馆、学校、邮局等，这是实实在在的在地。传统上，这个在地主要指地方新闻机构，当然也包括常驻的非地方新闻机构。在地当然不仅仅满足于物理上的存在，这个存在必须是行动的，不然就是美国学者阿波纳森（Penny Abernathy）所说的“幽灵报纸”（ghost newspapers）——虽然没有关张，却只有几个人在撑门面，几乎没有原创新闻报道，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
　　在地性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是新闻机构作为一方水土的政治和文化象征。报社或其他新闻机构的办公楼往往是一个地方的物理和精神地标，是一个非常重要却常常被忽略的存在。一般来讲，一个城市的中心，除了市政厅、车站、电报大楼、银行外，地标建筑往往还包括报社或者电视大楼、电视转播塔等。报社和电视台大楼不仅仅是地标中心，也是权力和文化的象征。上海有东方明珠，广州有小蛮腰，北京有央视大楼。纽约的时代广场也是因《纽约时报》大楼得名——实际上应该称作时报广场才正确，犹如英国的《泰晤士报》应该译为《时报》，因为它同泰晤士河没半毛钱关系。这不限于大城市，在小城镇，报社大楼更是占据着中心位置，凸显新闻的力量，也是在地性的突出体现。美国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先生在一篇名为《空间与地方》的论文中谈到地方（place）和地点（location）的区别。他说，地点只不过是一个地理位置，而地方却是故乡与家园；地方有独特性，具有历史文化意义，承载着一个族群的经验与梦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更是如此，是“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地方是沈从文的边城，戴望舒的雨巷和老舍的
　　茶馆。
　　在场是客，在地是主。在线、在场与在地的过程，抑或可以用英文space-place-sphere来理解，在地就是将一个空间地点（space）转化为地方（place），进而变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过程。在地可以看到在场看不到的东西，通过共情和信任，最终实现公共服务。
　　
在地、共情与信任
　　牛津词典把信任定义为对某人或某物的品质，或者某一陈述的真实性、可靠性持有的信心。吉登斯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对信任的起源有充分的探讨，认为信任起源于个体的安全需求，是对他人或者体制可靠性的信心。信任在社会的团结和建构中，起着根本的基础性作用，社会越复杂，信任就越成为必需。
　　公共信任简单来说是对制度以及制度性机构和个人的信任。公共信任是民主体制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一个社会能够令行禁止的前提。社会的运转，除了靠法律，更多要靠公众的自愿配合，特别是在吉登斯所说的高风险社会，如果没有公信力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从上世纪后半叶开始，世界范围内政府的公信力持续下降。就美国来看，从1960年到2019年，美国联邦政府的信任度从肯尼迪的80%一直掉到特朗普政府的20%多。不过有意思的是，公信力下降主要发生在美国联邦政府这一层，州政府公信力下降有限，依然有60%—70%，信任度最稳定的是地方政府（县和市），普遍在70%以上。这充分说明信任同在地性正相关，接地气才会有底气。
　　新闻作为体制的一部分，其公信力呈现差不多的走势，即全国性的新闻媒体公信力最弱，而地方新闻机构的公信力较高。
　　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2021年的报告发现，新闻公信力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下列六条：真实，透明，言行一致，积极正面，包容、多样性，同所在的社区有共同使命和追求。这第六条明明白白就是指荣辱与共，也就是说在地是信任的重要条件。
　　在地性的削弱和缺失恰恰是新闻业的软肋。可以说，新闻业最大的失败不是互联网的冲击、社交平台的压榨，而是失去在地性，从而也就失去了公共性的基础——共情和信任。长期以来，新闻业一边喊着狼来了，一边有病乱投医，换着各种药方，敲锣打鼓，热热闹闹，就是敲不到点子上。更多诉诸于技术，通过技术手段来增强在线和在场，却没有意识到在地才是关键。新闻界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带了个公共服务的高帽子，就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公众就应该从善如流。再不就是给公众上市场入门课，讲言论自由不是免费的等等。公共信任需要通过真诚的行动去培养和赢得，而不是凭号召或者说服。而赢得信任，不仅仅需要在线、在场，更重要的是在地。
　　传播科技的发展使在线和在场变得轻而易举，通过无人机、卫星定位、实时监控镜头、可穿戴设备，甚至增强现实、虚拟现实，都可以实现在线和在场，甚至无记者到场的在线和在场。然而，只有在地才能做出真正切合实际的有价值的新闻。举例来说，国际新闻报道，最大的挑战不是在不在场，而是是否了解当地人的政治社会生态、新闻的背景等，这就是为什么国际记者即使能熟练使用当地语言，也需要助理，也需要长期驻扎的原因。
　　在地性的缺失有诸多表现，突出的一点，是地方新闻媒体的大量倒闭，许多地区形成了所谓的“新闻沙漠”。即使在信息业发达的中心城市，也有许多社区由于贫穷等原因被媒体忽视，成为城市中的“新闻荒岛”。而品牌大报、电视网无暇也无动力顾及这些沙漠和荒岛，它们的在地是精英化的在地。这些精英媒体也并非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纽约时报》原总编辑迪恩（Baquet Dean）曾承认：“我们本该做得更好，应该在路上，在乡村，同不同的人们交谈，特别是纽约以外的人，纽约不是真实的世界。”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有了用户跟踪数据，新闻编辑部完全可以了解受众的需求，而且比在场在地所能了解的信息更具体、更及时、更准确。这种观点似是而非。大数据和算法并不能解决在地性问题。这里不妨借用哈耶克经常被引用的一段话。哈耶克说：“我们必须运用的有关各种情势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circumstances），从来就不是以一种集中的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仅仅是作为所有彼此独立的个人所掌握的不完全的而且还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分散知识而存在的。”这句话听起来很绕，其实道理很简单，通俗地讲，就是说一时一地的具体知识，是分散在每一个个体中的。具体到新闻生产，这些一时一地的知识很难被蜻蜓点水式的采访捕捉到。退一步讲，即使记者采访到了对的人，起码还有两道需要跨越的门槛。首先，必须假定被访问者可以清晰地表述自己的感受和见解；第二，这些表述可以被记者准确完整地理解。问题是，就新闻实践来讲，普通人面对媒体往往是不知所措或者言不由衷的，除非是训练有素的政客或者公关。采访需要记者的问题去挖掘，而记者只有在地才能问到点子上，才能对所采访的对象和所涉及的问题有充分理解。只有在地才能敏感，只有在地，才能“不隔”。
　　“不隔”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核心概念。照王国维看来，话语都在眼前，便是不隔。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隔；苏东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隔。也就是说直接的生活体验客观地再现，而能被读者体验，就是不隔。王国维先生的不隔其实就是西方话语中的共情。中国诗词对一个中国人不隔，对一个外国人可能就非常隔了。例如月亮，中国人和外国人肯定共的是同一个婵娟，但心理的距离必定不同；中国人的月亮绝对比外国的圆。外国人很难体会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情感，这就是文化的在地性。
　　新闻生产要做到不隔，首先自然需要在场，需要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也可以说要做到社会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在场。然而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新闻生产迥异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学术可以清高，不考虑现实功利性和紧迫性；而新闻却是实践行为，它不可能像做学术那样深入现实却又从现实中抽离。新闻必须长久地沉浸，必须成为现实的一部分才能不隔。不隔的实现，可以通过在线，在场，更重要的是在地。新闻不隔就是共情，共情是信任的基础，而信任是新闻的根本。这个很容易理解，如果你只是“降落伞记者”，你的目的只是为了一篇稿子，没有得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情。
　　新闻业的救赎，已经尝试了多种路径——慢新闻、方案新闻、建设新闻、计算新闻、智能新闻，等等，结果呢，非但没有赢得受众，权威性反而进一步消解，动辄被人喊假新闻，说声名狼藉恐怕也不过分。而一贯自诩的新闻独立性非但没有增强，却因为脱离群众，独立变成了孤立。
　　在地性是恢复和重建公共信任的重要途径，如果不是唯一的途径。有了在地性，有了共享的现实，才有可能共情，才能有认同。因为在地，一方水土一方百姓，不再是安德森所讲的“想象共同体”，不再是李普曼所说的大脑里的图像，而是理智和情感交织的现实。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成为这现实的一部分，记者也许就是你的邻居，你们的孩子也许上同一所幼儿园，而失修的桥梁、堵塞的交通、被盗的汽车，不再是媒介化的消息，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用一句流行歌词来讲，在地就是“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新闻媒体和受众在一个频道和频率，还有比这更强的共情，更强的信任吗？当然，也会有人说，新闻客观，需要距离，问题是，你原本就没有进去，奢谈什么距离？没有在地的主观，客观无从谈起，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那么，既然在地性如此重要，为什么新闻业不去做呢？回答很简单：钱不在那里。新闻付费时代，订户成为主要收入流，当然哪里有钱哪里去，在地共情信任当不了钱花。不夸张地说，现在新闻经营模式的拜金主义，甚至超过了19世纪的黄色新闻业。黄色新闻时代，无论如何还有草根的位置，起码还“哗众取宠”，而今新闻几乎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新闻充斥的是事不关己却争得面红耳赤的专家学者，而不是被现实的尘埃砸得蓬头垢面的张三李四；你看到的是帅大叔、浪姐姐和小鲜肉，而不是锁链下的小花梅。■
　　
彭增军系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三江学者、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