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怡
　　【本文提要】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仅存在“从乡村到市区”的人口流动，“从郊区到市区”的人口流动也十分普遍。郊区流动人口具有显著的地方情感“两栖”特征，他们同时与城和郊存在丰富的情感勾连。本研究以“地方可见性”为切入点，以从崇明到上海市区的新生代流动群体为研究对象，探索微信是如何构建这一群体与家乡的互动，进而实现城郊互动的。研究发现，微信通过“看见”、“打卡”、“展现”三种方式构建地方可见性，使个体实现了地方情感的自我感知、地方感的自我建构和地方身份的自我展演，而微信构建的地方可见性话语则呈现出官方定位、地方传统文化、个人体验和都市经验等来自公与私的多重要素的交织混杂。个案还展现出微信作用下的一种崭新的城郊互动机制：流动群体的地方情感两栖特质通过微信获得延伸和拓展，进而通过群体微观的媒介实践作用于城郊互动，建构城郊关系。
　　【关键词】地方可见性 微信 人口流动 城郊互动
　　【中图分类号】G206
　　
一、研究背景：新媒介时代的城郊人口流动
　　家乡，勾连着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情感依赖、丰富的记忆和长时间的实践，是一个令人感到亲切的地方。对家乡的依恋，是人类共同的情感（段义孚，2017），在人类的身份认同建构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离开家乡，去大城市工作和生活，是一个极为常见的现象。以往研究围绕跨省流动、城乡流动，展开了丰富探索。在这些研究中，媒介技术被赋予了丰富的社会意涵，被视为解决“新移民”生存性传播需求（邱林川，2013）、构建社区归属感（张明新，2008）的重要方式。也有研究认为，“新移民”面临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问题，核心是如何调适“他乡”与“故里”的关系，本质上是城乡互动的问题。沿着这样的脉络，媒介被视为淡化城乡差异、沟通城乡关系的中介（谢静，2016；李红艳，2020）。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当前的人口流动不仅包括跨省流动和城乡流动，还包括从城市郊区到市区的流动。郊区的特殊性在于，不完全是城市，但也不是乡村，而是一种物质的同时也是话语的空间，存在于城市场所和乡村场所“之间的”某个地方，是一个“阈限的”区域（德波拉·史蒂文森，2015：155-156）。然而，郊区的特殊性在已有研究中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大量研究将郊区包含在城市或乡村范畴当中，予以忽略。因此，对郊区向市区人口流动中碰到的身份认同、情感归属问题，已有研究关注较少。但与此同时，伴随着一大批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出现，郊区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媒介迅速发展及对城市沟通产生重大影响的当下，城郊之间的互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城郊关系将何以建构？这一问题对推动城市和谐发展至关重要。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立足郊区向市区的人口流动这一现象，选择从上海郊区崇明移居到市区的崇明新生代为研究对象，探索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对他们与家乡崇明互动的影响，并思考其对城郊互动和城郊关系塑造的
　　意义。
　　
二、研究对象：微信时代的崇明新生代流动群体
　　上海，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从乡土中国成功转型为都市中国的典范”（忻平，2013：2）。因此，以往的研究也往往着眼于从上海的都市性展开，上海常常被呈现为一个“充满现代性的、国际化的空间”（李欧梵，2010），而上海郊区则在众多的现代化话语中被遮蔽了。但现实是，伴随着上海成为超大城市，郊区在整个城市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市区如何与郊区协同发展，实现城郊良性互动，成为上海城市建设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崇明区是上海唯一一个不在陆地上与市区接壤的郊区。根据《崇明县志》记载，解放后，崇明最先隶属于江苏南通。1958年12月1日，崇明县划归上海市管辖。2016年，崇明成为上海市最后一个撤县建区的郊区（周之珂，1989）。在2009年长江隧桥开通之前，崇明与上海市区长期依靠水路交通。地理连通不畅也影响了文化交流，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崇明方言与上海市区方言在语音语调上相差甚远，反而与江苏启东方言更加相近。而语言的不同又加剧了疏离感，当崇明人来到上海市区工作和生活时，他们跟外省流入人口一样使用普通话，因而很难迅速融入“本地人”之列。
　　伴随着上海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和轨道交通的发展，以松江、嘉定、宝山、青浦等为代表的一部分郊区逐渐进入“郊区城市化”阶段，承接市区的部分产业，并为大量城市人口提供了住房，与市区的关系日趋紧密。但崇明地理位置的限制，导致产业和人口难以导入，因此，当前崇明与市区的关系并没有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而产生质的变化，依然较为疏离。
　　作为移民城市，近现代意义上的“上海人”是在1852年上海开埠后，伴随着上海向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逐渐形成的。这意味着，“上海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户籍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意蕴超越地域观念的称呼（李静，2004；忻平，2013：204）。事实上，崇明人在自我介绍时也往往更习惯称自己为“崇明人”，常常会说“去上海”、“回崇明”，这样的话语体系将上海视为区别于家乡的异乡。无独有偶，连接崇明与上海市区的公交线路叫“申崇线”，这个名字也将崇明与代表上海的“申”予以区别。由此可见，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归于上海，但崇明与上海市区在文化层面却存在区隔。因此，到上海市区工作和生活的崇明人，虽然在户籍上是上海人，但在情感层面，则是上海人不同于的崇明人。他们虽只是从郊区流动到市区，但却存在语言文化、身份认同、情感归属等众多层面的不适性。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从崇明到上海市区的人口流动早已开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市区开出租车的崇明籍“的哥”群体。上世纪90年代起，大批崇明籍劳动力来到市区成为出租车司机（劳动报，2012）。一部名为《我在上海开出租：崇明的哥的奔波生活》的纪录片形容这一群体“家在崇明，工作在市区”（纪录片编辑室，2017）。另据上海市交通委的数据显示，本市在册的崇明籍出租车驾驶员中，近70%在中心城区无住处，需往返于市区与崇明岛间（话匣子，2018）。对崇明的哥而言，市区仅是他们的工作地，崇明才是他们生命历程的核心所在地。这种状态与上海开埠之后，第一批进入上海谋生的“旅居上海者”十分相似，“对他们而言，上海很大程度上只是暂居之地，并没有心理上与身份上的认同”（李静，2004）。
　　而当前，流动到上海市区的新生代崇明籍人口，则呈现出与崇明的哥截然不同的生活样态。他们从崇明来到市区读大学，大学毕业后在市区拥有较为体面的工作和生活，未来也将长期在此居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地方情感上呈现一种“两栖”特性：一方面，市区是他们努力融入的地方。在市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经历，使得都市化的生活模式、现代理性精神、公平竞争等城市特质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他们的意识和行为中；另一方面，崇明则是他们的故土，依然有着浓厚的情感勾连。“城市在传递理性精神的同时也带来身份认同的断裂”（刘锦程，王渝志，2020），家乡所代表的归属感和依恋感，依然是重要的情感慰藉。而且，这一群体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依然是“崇明人”，融入市区并不意味着抹去自己崇明人的身份。这种地方情感上的“两栖”，使得他们与崇明和市区都存在紧密的连接和丰富的互动。
　　微信是中国使用人数最多的社交软件，其兼具社交媒介与移动媒介的特性。一方面，微信的交流方式“牢牢嵌入手机所有者的日常熟人交往圈子之中，并且完全以其为根基”（孙藜，2014）；另一方面，微信打破了大众媒介时代虚拟空间在媒介体验层面的“垄断”，使地理位置重新彰显出其重要性。微信提供了一种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两者兼容的可能性（孙玮，2020）。伴随着崇明新生代流动群体以上海市区作为其工作和生活的重心区域，家乡崇明的物理空间、社会关系和地方情感等处于一种“偶尔可见”的状态。微信给予的“地方可见性”，为这一群体提供了与家乡之间的连接，并且为他们展开家乡实践、展现和传播家乡形象带来可能。通过微信构建的地方可见性，还进一步作用于城郊互动，进而形成了一种城郊互动的新机制。
　　
三、“可见性”：理解媒介与地方关系的新维度
　　地方，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概念。与空间的抽象性不同，地方包含个体的认知、情感、意义等经验。段义孚（2018：110）将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称为“地方之爱”。地方是个体最重要的身份标识，在个体的身份认同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包亚兄，石义彬，2021），明确地方身份使个体更好地认识自我和诠释自我（朱竑等，2010）。
　　地方对个体如此重要，但“人们深深眷恋的地方并不一定是可见的”（段义孚，2017：147），因为人们不会总是关注到地方的特殊意义以及自己对地方的情感和认同，地方之爱是一种潜在的情感，需要被激发方能“可见”。基于此，段义孚提出了“可见性”（Visibility）的概念，来形容地方变得鲜明真实、地方意识和地方认同得以被清晰感知的状态。可见性不仅包含在视觉上看见地方，也包含在情感上感受到自身与地方之间的勾连，唤起地方之爱。使地方可见非常重要，跟地方的联系越多，情感纽带就越紧密（段义孚，2017：130）。
　　那么，如何实现地方的可见呢？段义孚列举了很多方式，归结起来就是两大维度：表征地方和地方实践。前者包括文学艺术、雕塑建筑等对地方意义的表征，而后者则包括典礼仪式、宗教游行以及与其他地方的竞争等实践活动唤起对地方意义的感知。段义孚更加肯定实体表征物和空间实践在赋予地方可见性过程中的价值，而对媒介在建构地方可见性当中发挥的作用则关注较少。虽然他承认，“文学艺术能够引起对那些我们原本可能没有注意到的经验领域的关注”（段义孚，2017：134），但他仍然更加倾向于通过亲身体验获得地方可见性。
　　在媒介出现之前，实体空间确实是实现地方可见性的不二法门。哪怕是那些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的城市雕塑和建筑，也需要通过亲临现场方能看见。然而，媒介的出现，根本性地改变了地方可见性的基本状况。正如麦克卢汉（2011：4-7）所指出的，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技术的发展，拓展了人的感官能力。落到媒介与地方的关系上，则是媒介“支持了人与地方之间的接触”，并且“容许身处异地的人群，跨越距离而维持有意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关系”（约翰·艾伦等，2009：34）。
　　段义孚所论述的实现地方可见性的两种路径：表征和实践，在媒介技术的作用下获得了极大的拓展，展现出无比丰富的可能性。其中，大众媒介主要拓展了表征维度。从报纸、广播到电视，文字、图片、声音、图像等陆续以一种越来越“逼近”地方“真实”样貌的方式来表征地方，使人们得以看见地方，实现对地方的感知。然而，版面和频道数目限制以及媒介精英对大众媒介的控制，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大众媒介的可见性（斯科特·麦夸尔：2019，40），使得大众媒介创造的地方可见性具有很强的局限性。
　　新媒介技术的出现，拓展了表征的形式和创造表征的主体，并从实践的角度，赋予地方可见性以更丰富的可能性。汤普森和丹尼尔·戴扬从公共性角度来探讨新媒介技术带来的“可见性”，虽没有论及地方，但相关观点依然为我们探讨地方可见性提供了思路。汤普森（2005a）认为，新媒介技术创造了新的可见性。这种新的可见性具有三大特征：一是可见性被从此时此地的时空特性中解放了出来（陆晔，赖楚谣，2020）；二是将可见的权力赋予了更多人。丹尼尔·戴扬（2013）用“展现”（Monstration）形容个体、事件、团体、争议等获得可见性的过程。大众媒介时代，媒介是“展现”的授权者和管理者；新媒介技术打破了媒介权力垄断，使得任何组织和个体都可以被看见；三是可见的形式越来越丰富。戴扬（2013）认为，可见性至少包括三种权利：一是被看见的权利；二是以自己的方式被看见的权利；三是使他人和其他事物被看见的权利。可见性不仅意味着让自己被看见，还意味着以一种自行选择的方式被看见以及使其他人和事物被看见。将上述特点引申到新媒介技术对地方可见性的影响，新媒介技术不仅带来了突破时空的地方可见性，同时也赋予了个体以多种形式参与展现地方的机会。由此，个人经验与地方的结合成为可能。
　　基于上述探讨，本研究将研究问题进一步细化为以下三点：一、通过微信，作为郊区的家乡崇明的可见性是如何实现的？二、在崇明新生代流动群体通过微信与家乡展开可见性互动的过程中，可见性话语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三、微信的介入，使得城郊互动机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本研究采用深度观察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获取崇明新生代流动群体与家乡的连接、对家乡的呈现和建构，以及这一群体对家乡的关注点、情感认知等经验材料。只有全面把握上述材料，才能对该群体在崇明可见性建构和城郊互动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进行深入的阐释。笔者在2018年10月—2021年4月之间，加入4个微信群聊进行观察：其中，2个群聊以崇明新生代流动群体为主体，分别通过初中同学和高中同学的关系构建，群聊人数分别为9人和22人，这两个群聊中生活在上海市区的成员分别为100%和81.8%；1个群聊以亲缘关系构建，以生活在崇明的老一辈与生活在上海市区的新生代流动群体为主体，群聊人数为24人；另有1个群聊以崇明中学毕业生为主体，群聊人数为493—500人（在笔者观察过程中不断有人退群和新入群），群聊中也有较多成员在上海市区工作和生活。在深度访谈部分，本研究对20位年龄在25—35岁之间、在上海工作和安家的崇明籍青年进行深度访谈，并且在受访者允许的情况下，对受访者的朋友圈和所在群聊中的相关内容进行记录。
　　
四、看见、打卡、展现：实现“可见性”的三种形式
　　以地方可见性概念为切入口来探究微信时代崇明新生代流动群体与家乡的互动，可以发现，这一群体通过微信看见家乡、打卡家乡和展现家乡，从而维系和强化了与家乡的情感连接，填补了在日常生活中缺失的家乡实践，并且参与到家乡形象的建构和传播之中。
　　（一）看见家乡：地方情感的自我感知
　　由崇明区宣传部主办的微信公众号“上海崇明”，是崇明官方发布信息的重要渠道。研究访谈的20位受访者全部关注了该公众号。就职于外企的W习惯每天都刷一下“上海崇明”公众号，这让他觉得，虽然不在家乡，但他跟家乡依然是“同步”的。“我现在也回去得不多，但这个号它是日更的，每天都会更新，它会让你了解家乡的变化。虽然说崇明变化得比较慢，但是我每一次回去，特别是我到乡下去，它总是会有一些变化。所以说，它感觉让你没有跟家乡脱节，跟家乡同步发展了。这个是心理因素上的”。在上海市区一所高中当老师的Q很喜欢看“上海崇明”上的社会新闻，“新闻里面的一些道路、地方我还是很有熟悉感的，会觉得很亲切。毕竟是自己生活过的地方，道路、房子、建筑，都很有代入感。让我觉得跟家乡之间的距离是更加近的”。由此可见，公众号提供的崇明地方新闻，打破了原来因“不在地”而造成的“不可见”，使崇明新生代流动群体能够突破时空限制，获得与家乡的“同步感”，他们对家乡的情感也在这个过程获得了可见。
　　圣·奥古斯汀认为，地方价值主要基于属于特定的人际关系的亲切感（段义孚，2017：114）。而对“关系”的强调恰恰也是新媒介传播的重要特征。陈先红（2006）指出，新媒介传播，本质上是一种“关系传播”，即关系的建构、对话与互动。微信立足已有的社会关系，构建了各种微信群。微信群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微信群使得与家乡相关的社会关系，以“群”的方式重新获得了清晰而直观的展现，从而使新生代流动群体感知到了与家乡之间的情感连接。对于新生代流动群体而言，微信群是“家乡”的表征，同时也是他们确认自身身份、获取“地方感”的源泉。就职于上海某机关单位的X说，“如果没有微信群，崇明有什么新闻出来了，我也没有地方去讨论。有了群之后，我就会转到群里跟大家一起讨论，微信群让我们这种讨论成为可能”。在上海一所高校工作的Z在所在的高中校友群里从来不说话，但是他依然认为，“这个群还是跟我有点关系的”，“这些群是用来维系情结的”。
　　第二，微信群强化了新生代流动群体与家乡的亲人、朋友之间的交往，帮助他们与家乡保持持续的连接和互动，进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与家乡的情感连续不断地、反复地得到强化。S是家中的独生女，大学毕业后，她留在上海市区当老师，父母则仍然在崇明工作。她说：“有了微信群之后，我跟我在崇明的父母、亲戚和朋友的联系都多了很多，我跟父母每天用微信视频，有一些崇明的新闻我妈也会在微信上转发给我，感觉大家的关系更加紧密了。”
　　第三，立足微信群的社会交往还推动其成为新生代流动群体的“记忆之场”，通过唤醒地方记忆催生出群体对地方情感的自我感知。皮埃尔·诺拉（2015：3，20）提出“记忆之场”的概念，认为记忆需要有一个“赖以凝结和藏匿的场所”，而这个场所可以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微信群是新生代流动群体凝结和生发家乡记忆的记忆之场。在观察中，笔者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平日里，微信群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处于一种“潜水”的状态。然而，一张家乡的照片、一段用方言演绎的搞笑视频、一个发生在熟悉区域的社会新闻，或者一个对群成员具有特殊意义的定位，这些与家乡记忆相关的内容，总会迅速引起群成员的热烈讨论。这些内容与微信群这一表征着特定的家乡社会关系的场域相结合，共同唤起了新生代流动群体的地方记忆，地方情感在此获得可见。在上海一家企业工作的G，向笔者展示了他所在微信群的一次讨论。在他所在的初中同学群，一次有人路过初中学校，就拍摄了一张校门口贴着初中班主任获奖宣传海报的照片上传到群里，这张照片马上引发了大家的讨论：“老师看上去跟以前没什么变化”，“很喜欢他的课”，“好怀念初中读书的时候哦”，“我们什么时候约了回学校看看老师吧”。G告诉笔者：“这是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无论是老师的照片，还是大家在一起讨论的感觉，都很亲切。”
　　（二）打卡家乡：地方感的自我建构
　　“打卡”是新媒介时代的一种典型的实践方式（胡安琪，姜红，2020），指“用自媒体标记某些事件，在时间或空间中留下印迹”（孙玮，2020）。打卡勾连了身体、媒介、地方、虚实空间、社会互动等众多元素。在本研究的个案中，崇明新生代流动群体通过在微信群发送文字、表情、图片、定位、转发新闻等多种方式打卡，展开以家乡为核心的媒介实践，从而确认自身与家乡的连接，实现地方感的自我建构。根据发生的时间点和频率，打卡分为两种类型：日常打卡和回家打卡。
　　西蒙（1980）认为，“地方是透过人群的日常生活而日复一日操演出来的”，人们“借由这些日常操演，才得以认识地方，觉得自己是地方的一份子”（Cresswell， 2006：58-59）。按照西蒙的观点，日常操演是获得地方感的源泉，如若地方脱离了日常生活，那么个体与地方的连接也就弱化了。对新生代流动群体而言，身体的不在场使得他们很难在日常生活中与家乡崇明展开互动，然而，微信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进行日常操演的新空间，从而弥补了家乡崇明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缺位。在笔者观察的4个微信群中，群成员每天打卡的行为十分常见。他们当中，有人每天在群里说“早安”，有人每天发送上海市的天气预报，还有人每天转发“上海崇明”公众号的新闻。虽然打卡方式各不相同，但却具有共性：每个人都采取某种固定的方式在每天的相同时段打卡。这与西蒙所说的日常操演十分相似。不同的是，西蒙的日常操演发生在实体空间中，而打卡则发生在微信群中。微信群的特殊性在于，其虽是一个虚拟空间，但又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关系、日常生活实践和生命体验等密切相关。因此，微信群中的媒介实践，其意义也横跨虚实。这使得微信群与传统的地方空间有着十分相似的意义。用西蒙的“日常操演”来理解微信群中的日常打卡，打卡成为一种地方感的自我建构。通过打卡，流动群体将家乡重新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重塑了地方感。
　　另一种打卡总是在大小长假伴随着回家而发生。在笔者进行深度观察的2年多时间里，凡是碰到国庆、春节、五一、清明、端午等大小长假，群友们总会在微信群中打卡自己的回家情况。哪怕是平时从来不在群里说话的人，也总会在回家的时候“冒个泡”。他们打卡的方式非常丰富，有人转发上海发布、崇明发布上关于崇明交通拥堵预警的文章，还有人在群里发送自己的实时定位，告知实时拥堵情况，也总有人在群里充满着一片拥堵之声时，发送自己在崇明家里的定位，炫耀自己提前出发、错峰出发的“英明”：“我昨天晚上提前回来啦。”不同于日常打卡，回家打卡最核心的信息是“作为位置的崇明”。通过呈现自身的位置，崇明新生代流动群体将“回家”变成了一种穿梭于地理和网络双重空间的实践活动。其中，身体的移动完成的是地理空间层面的回家，而微信打卡则意味着网络空间层面的回家。“回家”表征的身体实践和情感归属通过打卡得以清晰显现，打卡使他们获得了一种“杂糅了物理和虚拟双重空间的存在感”（孙玮，2020），从而实现了地方感的自我建构。
　　（三）展现家乡：地方身份的自我展演
　　戈夫曼（1989）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中，每个人都通过表演来呈现自我，刻画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媒介是人们展开自我呈现的重要工具，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为人们进行个性化的自我呈现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多样性可能（吕宇翔，纪开元，2021）。
　　借助微信，对家乡崇明和自己的崇明人身份进行呈现，是新生代流动群体自我呈现的重要内容。尤其是，随着崇明隧桥的开通，崇明与市区长久以来的交通问题实现了巨大改善。同时，官方立足“生态岛”展开宣传，使崇明一跃成为上海居民观光旅游的重要目的地。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市区居民对崇明史无前例的关注使得他们对崇明相关信息的需求倍增，开始积极主动地向身边的崇明人了解信息；另一方面，“崇明热”也激发了崇明新生代流动群体对自身身份的自豪感。上述双重因素共同推动了崇明新生代流动群体对家乡崇明的展现。
　　M在上海的一家外企工作，她经常在朋友圈转发关于崇明的新闻。“我尤其喜欢转发关于崇明建设的新闻，比如崇明是上海第一个实行垃圾分类的地方，再比如崇明花博会等等”，“我想让我朋友也都看看，我们小岛是还是很好的”。
　　Y在上海一家媒体工作，他也经常在朋友圈里转发关于崇明的新闻，这是他用来展现自己的身份认同，获取与崇明“共在感”的一种方式。“可以彰显一下身份，就是我作为崇明人的身份认同，也显示我还没有跟家乡脱节”。与此同时，乐于展现自己崇明人身份的Y，几乎已经成为身边朋友眼中的“崇明专家”。“朋友、同事有什么关于崇明的问题，他们基本上都来问我，包括旅游、买房、养老、吃饭等。别人跟我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崇明”。而微信收藏和转发的功能，则帮助他更好地胜任“专家”的角色。“我平时看微信公众号的时候，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就会标记收藏，我也要与时俱进，要知道崇明现在主打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微信这个功能非常重要。朋友来问我，我就可以直接发给他们啦，以前很麻烦，你跟他们说去看什么网站，这样不太好，直接发个微信链接给他们，就比较好”。
　　同样乐于在朋友圈展现崇明的Z告诉笔者，“朋友都知道我是崇明人，他们来崇明玩都会来咨询我，这也强化了我对自己是崇明人的认同感。就像在国外别人问你关于中国的事情，就会让你一瞬间马上感觉到自己是中国人”。
　　由此可见，崇明新生代流动群体借助微信，成为家乡的展现者和传播者。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他们实现了与家乡的互动，获得了自我身份认同，进一步确认了家乡的可见；另一方面，通过展现家乡，他们成为家乡可见性的给予者。至此，崇明新生代流动群体与家乡之间的可见性互动，已经从实现个体与家乡的情感连接，拓展到了个体的地方情感、地方经验的公共性展演，从而为地方可见性的进一步延伸，提供了可能。
　　
五、公私交融：“可见性”的话语建构
　　通过微信，崇明新生代流动群体在与家乡的可见性互动中，不仅获得了与地方的连接，同时也获得了参与地方建构、塑造地方形象等诸多权力。
　　在大众媒介时代，塑造地方可见性话语的权力牢牢掌握官方和主流媒体之手。新媒介技术将“可见性”赋权给了每一个个体（姜红，开薪悦，2017），而个体的“可见”又构筑了一个“多个主体、多种议题和多重叙事的公共领域”（孙玮，李梦颖，2014），在本研究中，表现为崇明新生代流动群体通过微信，建构了一个多元交织的崇明。本研究的这一部分将对崇明新生代流动群体的地方可见性话语展开分析，对“多元交织”进一步释义，以此探究微信时代地方可见性话语的特征。
　　（一）官方话语与个体体验的混杂
　　在上海2035规划中，崇明被定位为“世界级生态岛”，这一定位使作为郊区的崇明与市区之间呈现出显著差异。在一些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崇明被称为“上海的后花园”，同样也说明其截然不同的角色定位。在大众媒介之外，官方定位也通过微信公众号“上海崇明”获得可见性。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生态”在“上海崇明”中以相当高的频率反复出现。通过“上海崇明”，官方的“生态”话语也渗透到了新生代流动群体对崇明可见性的塑造之中。
　　在Q发布的与崇明相关的朋友圈里，既有转发新闻，也有原创内容。其中，转发新闻多来自“上海崇明”，主要内容包括：崇明生态岛规划、崇明垃圾分类试点、花博会等。有一次，Q在朋友圈转发了“上海崇明”一条时任市长应勇调研崇明的新闻，调研内容主要围绕崇明生态岛建设。随后便有她在上海市区的朋友发表评论：“崇明养老好，绿色食品很新鲜无污染，比市区更加天然环保”。而原创内容主要是她回崇明时拍摄的一些照片，“主要是发一些乡下的内容，比较原生态的那种，这个也是崇明的特色吧。我那些市区的同事、朋友就会很羡慕我们这种有地、有羊的生活”。但实际上，Q在崇明的时候，大多居住在崇明区政府所在地城桥镇，但由于城桥镇的界面并不具有生态特色，因此，她在朋友圈里很少发城桥镇的照片。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官方塑造的“生态”特征已经渗透到了Q对崇明的认知当中，并且通过她对崇明的展现获得可见性。
　　在官方话语通过微信得以反复展现的同时，个体化的地方体验也通过微信获得可见。正如玛西（1994）所说的，地方感是个体化的、私人化的，因而具有多样性，这也是地方丰富性的源泉。微信使个体的地方体验寓于地方可见性的塑造之中，玛西所说的地方丰富性在微信时代获得迸发。Y居住在城桥镇，一次，他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站在楼顶俯瞰城桥镇的照片，获得了让他记忆深刻的强烈反响。“还挺多人点赞的，很多都是我在上海的同事朋友，给我留言说，第一次知道崇明县城长什么样。因为我发的那个远眺的，城桥镇长什么样，还是蛮全的”。同样在城桥镇长大的X一次在朋友圈里发了崇明学宫和南门江边的照片，照片中硕大的一块石头上写着“崇明岛”三个字，很有标识性。他说，“很多朋友都给我留言，说不知道崇明还有这样的地方，可以看江的。但对我来说，是很熟悉的，我小时候经常散步的地方”。
　　（二）地方文化与都市经验的并存
　　地方文化是地方独特性的重要表征，在塑造地方形象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周尚意，2011），因此也成为新生代流动群体用以建构崇明可见性的重要主题。例如，X在女儿满月时发了一条朋友圈：“崇明的满月仪式：洗洗脸、换新装、剪胎发、称体重、量身高”，并配有9张照片。他说，“我发这个一是想秀一下娃，另外就是表现一下我们崇明特有的满月仪式”。Q在一条展示厨艺的朋友圈中，特地在照片上注明了菜肴的名称：崇明家务鸡、崇明糕、崇明羊肉，并说明这是用从家乡带回来的新鲜食材制作。“我主要想给他们看一下我们崇明的美食，崇明菜也是我们崇明的一大特色，同事们都很感兴趣”。
　　与此同时，都市经验也成为影响崇明新生代群体建构崇明可见性的重要因素。长期在上海市区工作和生活的日常经历，使得丰富多彩的都市生活进入他们对“美好生活”内核的认知之中。因此，他们不由自主地用“都市框架”来审视崇明，体现在崇明可见性建构中，就是采用“都市框架”选择性地呈现崇明带有都市生活特质的内容，以展现一个“令人骄傲”的家乡。这使得“都市性的匮乏和填补”，成为他们建构崇明可见性的另一个重要主题。
　　2020年11月27日，崇明万达广场正式开业，弥补了崇明一直以来在综合商业设施上的缺乏。当天，在笔者观察的4个群里，流转着大量关于开业现场的视频和照片，崇明万达成为那段时间微信群讨论的绝对主角。在上海某外企工作的M特地选在那一周的周末回崇明，就是为了一睹崇明万达“真容”。“小岛终于也有万达啦”，她在朋友圈里发送了崇明万达人山人海的照片，配以上述文字。她还用手机拍摄了多个崇明万达的短视频，发送到她所在的各个崇明群里。“当时，这个事情就是所有崇明人最关注的事情”，“作为崇明人我觉得很骄傲，感觉崇明建设得更好了”。
　　上述新生代流动群体对崇明的可见性建构，表面上是零散的、个体的媒介实践，而究其本质，则是官方、个体、地方、都市、公共、私人等多元话语经过“审视、变动、重组和再整合”（黄旦，2016），最终共塑了崇明的可见性。地方可见性的建构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
　　在崇明个案中，一方面，官方的地方定位、地方本身的文化习俗等大众媒介时期传统的地方可见性话语框架依然在当前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崇明新生代流动群体对地方可见性的建构过程中，官方的生态话语通过微信公众号“上海崇明”始终“在场”，并且渗透到个体的媒介话语中，以更为丰富多元的形式持续产生作用。由于官方微信号具有更大的辐射力，因此官方与个人在可见性的强弱上存在不对等的情况，体现在个案中，就是在多元的崇明可见性话语中，官方的生态话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个体的地方经验和生命历程通过微信融入地方可见性建构，既拓展了地方可见性话语的多样性，同时也提示微信时代私人生活成为影响地方可见性话语建构的重要因素。例如，如前所述，新生代流动群体在建构崇明可见性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崇明都市化内容的青睐，实则与他们长期在市区生活的生命历程密切相关，对都市化的认可使他们热衷于呈现一个被都市文化渗透的崇明。
　　在大众媒介时期，大众媒介技术更加偏向于为政治权力营造可见性提供便利（汤普森，2005b：268-269），因此地方可见性话语往往呈现出官方主导、单一雷同、宏大叙事的特质；微信时代的可见性打破了大众媒介时代“公私生活之间的界限”（罗金成等，2014），赋予了个体表达自身对地方的体验和理解的机会，使得公私之间呈现一种模糊和流动的状态，将地方可见性从官方单一、宏观的话语中解放出来，走向公私交融的多元化、具体化和微观化。
　　
六、微信时代城郊何以互动：个体力量的崛起
　　自郊区出现以来，媒介技术就在城郊互动中充当着重要角色。罗杰·西尔弗斯通（2004：79）指出，“郊区既是传播方式改变的结果，也是促使它变更的结果”。公共汽车、有轨电车、地铁、汽车等第一代传播技术实现了郊区和市区在地理层面的交通，由此推动了郊区的诞生（罗杰·西尔弗斯通，2004：91-92）；而报纸、电视、电影等第二代传播技术，一方面通过将城市公共生活带入郊区私人生活，稳固了郊区这一空间形态（斯科特·麦奎尔，2019：39）；另一方面则通过建构美好的郊区形象和郊区梦想，吸引市区居民向郊区流动（德波拉·史蒂文森，2015：156-158），保持郊区的持续发展。
　　沿着这样的脉络观视崇明个案，可以发现，城郊互动镶嵌在崇明新生代流动群体使用微信与家乡展开可见性互动的多个环节。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城郊互动寓于崇明新生代流动群体建构可见性的各个环节。例如，长江隧桥开通后，城郊互动的强烈需求推动崇明新生代流动群体向市区居民展现崇明；又例如，源自市区生活实践的都市经验融入到对崇明可见性话语框架的塑造中等。这些经验都说明：城郊互动从“意识意义、生命经验意义、场所意义”（孙玮，2015）等多个层面作用于可见性建构；另一方面，微信给予崇明的可见性，又反过来推动城郊互动。例如，在崇明新生代流动群体展现崇明的过程中，市区居民加深了对崇明的认知和了解，这对激发市区居民展开崇明地方实践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综观这一过程，微信时代的城郊互动具有以下三点特征：
　　其一，微信通过构筑一个虚实互通的网络空间，实现城郊互动。正如19世纪中以公共交通为代表的第一代传播技术和20世纪中期以大众媒介为代表的第二代传播技术分别在物理和虚拟的想象层面打破城郊隔绝，当下，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通过构筑一个虚实互通、虚实融合的网络空间，同时作用于物理和虚拟层面，使城与郊在信息沟通、理念交融、身体移动等多个层面都处于一种连接和互动的状态。市区与郊区都无法再被认为是“单一或连贯的实体”（约翰·艾伦等，2009：35），而成为一个“多重时空紧密交叠的地方”（约翰·艾伦等，2009：33）。
　　其二，微信使得城郊关系总是处于一种持续的建构和重构之中。微信建构的可见性，通过个体的媒介实践而形成，并且具有显著的持续性。因此，与可见性建构密切相关的城郊关系也处于一种持续建构的“未完成”状态。卡斯特（2006：505）说，“我们的社会是环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的”。而流动是持续的、未完成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郊区，还是城市，都是流动而非独立存在的。城郊关系不再是二元分明、单向建构，而是在流动中互动融合，在流动中建构，推陈出新，随时代而变。
　　其三，微信推动城郊互动、建构城郊关系的过程提示：城郊关系不再是大众媒介时代由官方话语主导的宏大议题，微信时代的“地方经验同时被公共化和个体化”（保罗·亚当斯，2020：144），城郊关系建构呈现微观化特征。正如邱林川（2013：155）所说的，“对基层流动者来说，直接影响他们生活工作的恰恰是微观、地方的网络连接”。通过微信，基于流动群体地方实践的郊区日常生活获得可见性并且传播到市区。与此同时，这一群体在市区的生活体验又融入到他们对郊区可见性的展现中。城郊互动就在这样的微观过程中，循环往复起来。因此，城郊关系的建构，不再仅仅是一个宏观层面的问题，而且还通过微观的日常生活与传播实践渗透人心。
　　另外，研究还发现，崇明新生代流动群体在激发城郊互动、建构城郊关系中具有关键性作用。他们的情感“两栖”特征，使他们主动、自发地连接城郊，成为城郊互动得以发生的基础。微信对上述特征予以延伸和拓展，从而引发了城郊互动。因此，研究认为，新生代流动群体依托微信的媒介实践，是个案中引发城郊互动的核心机制。个案中的微信实践之所以能最终引发城郊互动，这与微信的使用主体——崇明新生代流动群体密切相关。厄里（2009：158-159）认为，21世纪是一个“居住机器”的时代。“居住机器”是“提供给单个个人或小团体居住”，“迷你型的、私人的、移动的，而且还依赖于数字能”的技术设备。“由于有了这些居住机器，现在的人类生活在信息的、影像的、移动的全球网络和流动之中。因而，人是作为这些各种各样可居住的、移动机器的各节点而存在的”。通过这种方式，横贯全球的连接、流动和整合成为可能。在个案中，毫无疑问，“居住”在微信中的崇明新生代流动群体，便是联动上海市区与郊区崇明的节点。这也提示我们从人的主体性的角度来理解新媒介时代的社会互动，即新媒介技术通过与不同主体的结合，对主体的个性化、多元化特征予以延伸和拓展，作用于社会的不同维度，最终成为推动新的社会互动、建构新的社会关系的关键性因素。依托新媒介，在大众媒介时代湮灭的人的主体性重现其光芒和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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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怡系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专项项目“新时代我国新闻宣传使命研究”（项目号：18JD710022）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