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虹 涂凌波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分支，新闻传播学是对人类的新闻活动、传播活动以及更广义上的人类交往活动进行阐释的系统性知识，在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重要作用，在数字媒介技术变革带来的网络社会语境下其价值和意义则更为凸显。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相似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变革紧密相关，与社会实践尤其是媒介实践的变化更是不可分割。“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新的实践呼唤理论创新，传统的新闻传播学理论范式亟待转换升级。新闻传播学研究如何“再出发”，怎样处理好传承经典与回应时代变革、植根中国大地与融通中外知识，如何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闻传播学。围绕这些问题，本文从三个方面展开简要论述与思考。
　　
一、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
　　加快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摆在所有新闻传播研究者面前的重大学术问题，也是中国学者所肩负的学术责任与使命。当前，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位于新的历史节点，这是理论范式创新的主要动因：从党和国家建设来看，我国已经迈入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从社会发展来看，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正大力推动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从国内外形势来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国际舆论斗争成为突出的全球现象，挑战与机遇并存；从媒介技术发展来看，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数字社会形态正在加速到来。
　　在这一宏观历史社会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也发生了变化，这构成了理论范式创新的逻辑起点。首先是新闻业形态的数字化和社会化，以职业新闻为主导的新闻传播活动朝向更为广阔的社会活动演变；其次是新闻传播实践主体的变化，从以人为主体迈向“人机共生”的多元主体图景；再者是传播方式、形态与关系的变化，从以精神交往方式为主朝向全域形态的交往关系；最后是新闻传播活动角色与功能的变化，新闻传播活动与国家和社会治理之间形成了新的结构性关系。总的来看，人与新闻传播之关系、新闻传播与技术之关系、新闻传播与社会之关系、新闻传播与文明之关系都已发生了并仍在发生着巨大的变迁。正如《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部所呼吁：“理论是问题之树盛开的花朵”（方军，2021），应该构建起一套真正反映、概括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及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
　　我们在讨论关于新闻学理论范式创新、传播学本土化的问题时，常常沿用传统的知识分类，包含了两个层面的逻辑：第一是在学科归属上将新闻学与传播学整合起来，新闻传播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部分，也作为一个统一的学科面貌出现；第二是在具体的学术研究层面则将新闻学与传播学分割开来，尽管也强调两者的交叉与互鉴，但更突出两者的研究差异。这种分类自然有历史的原因，但也形成了思维惯性，因而过去一般认为，传播学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西方舶来品、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一部分，而新闻学则在发展过程中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本土特征。因此一般会强调“中国新闻学”，而不谈“中国传播学”的问题，甚至将新闻学当作特殊性的知识体系来对待，而将传播学当作一般性、普遍性的知识体系，似乎传播学的知识层级更高，理论的解释力更强。
　　然而，这其实是把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知识关系扭曲或者简化为特殊与普遍、个别与一般的二元对立关系。我们先不论新闻学研究的起源甚至更早，新闻学研究对象与传播学研究对象存在重合等具体方面，仅从知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来看，就能发现这种分类逻辑的深层次问题。正如哲学家赵汀阳（2021）所分析，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理解，中西方哲学有着鲜明的差异：西方形而上学假定，普遍性和特殊性都是事物的性质，普遍性是存在的结构性本质，而特殊性是存在的偶然现象；中国形而上学假定，特殊性是事物的性质，而普遍性是方法的性质，因此，普遍性和特殊性并无高下之分，普遍性和特殊性是同级别的性质，具有同样的真实性，对于任何一个事实而言，两者都不可或缺。这一观点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不能简单地将传播学当作普遍性知识（本质）、将新闻学当作特殊性知识（偶然现象）来处理，认为普遍性高于特殊性，传播学知识是重要的，而新闻学知识则是次要的。应当看到，新闻学知识和传播学知识不存在普遍与特殊之分，也不存在高下之判，所有的具体研究、具体理论或具体知识都是特殊的，只有方法才是普遍的，而即便是这种普遍意义的方法，也需要通过事物（研究）的特殊性质来体现。
　　不管是从历史的向度还是从当下的实践来看，恐怕都不能简单地将新闻学研究与传播学研究截然分开。作为一门学科的传播学研究，尽管起源在西方，但并不意味着只惟西方所独有，也不是一种所谓的普遍性知识。中国的传播现象和传播活动的历史十分悠久，所积累的传播观念、传播制度、传播文化等思想文化资源也十分丰富，这些都可以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也完全可以由此产生中国传播研究的理论贡献。而在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代，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大国，在新媒体技术、新媒体实践、新媒体创新等方面拥有丰硕的成果。这些新的传播实践，既是中国本土的经验与探索，也是全球性传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中国的传播实践，可以为全球的传播研究提供理论贡献。换言之，如果能够解释并分析清楚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实践，这种“地方性”的理论贡献本身就是全球性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所谓地方性、特殊性的事物/知识，才是符合实际的研究状况。
　　再谈谈新闻学研究与传播学研究的融合问题。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代社会结构中，信息传播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国家和社会的建设、凝聚社会共识等方面都至关重要，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而从传统媒体到数字媒介时代的演进，新闻的功能与作用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大大强化了，新闻突破了传统的形态与边界，成为嵌入人们日常生活以及社会运作中的关键“中介”，是人与社会、世界不可或缺的连接方式。从现实图景来看，新闻与传播可以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无法划分得泾渭分明，在具体的实践中其实也没有必要。我们不能“刻舟求剑”，被过去的知识分类所束缚，而是需要根据数字媒介实践的真实情况，打通传统的知识分类、打通中西方知识的差异，将新闻学研究与传播学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将中西方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更好地融合起来，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学术资源，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提升原创能力和水平”（谢伏瞻，2019）。
　　
二、全面反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哲学社会科学一般具有鲜明的本土性、时代性和实践性特征，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同样离不开当代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理论创新需要建立在一个稳固的支点上，否则就会脱离现实，成为空中楼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支点正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是应当坚持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论，是指导理论创新的“元观念”和深层逻辑。
　　我们谈“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重点在于“当代”和“中国”两个关键词，前者体现了理论研究、理论创新的时代性，后者则反映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性或民族性。近年来，在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道路上，各大学科均呈现出鲜明的中国主体意识，诸如“中国政治学”、“中国社会学”、“中国经济学”等已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比如有政治学者就谈到，“当代中国政治学的使命之一就是对当代中国是如何来的、如何组织起来的，作出概念化解释”（杨光斌，2019）。我国的社会学者同样认为中国社会学发展应该增强实践自觉，科学分析和总结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兼具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知识体系（洪大用，2021）。
　　作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新闻传播学的“三大体系”建设是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基础上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创新。当代中国的新闻实践、传播实践、媒介实践十分丰富，也积淀了许多创新的思想成果。新闻传播学研究应当全面反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最新理论成果，全面梳理、分析、总结中国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凸显中国概念、中国立场、中国视角。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新闻宣传舆论等方面的论述和思想，一百多年来经过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进程，产生了与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紧密结合的创新思想和理论体系。
　　概括起来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体现在新闻传播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包括了党管媒体、党性原则、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政治家办报、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新闻传播规律、舆论导向、正面宣传、媒体融合、国际传播等核心概念与理论架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宣传工作，倡导“大宣传”工作理念，推动网信事业发展、媒体融合发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工作，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既是我国宣传思想和新闻舆论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是对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最新理论总结，体现了中国话语、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基本立场与姿态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反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最新发展和理论成果，充分吸收和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追求建立具有中国主体性的新闻传播学概念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新闻传播学学术体系建设是重点，“学术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是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内核和支撑”（谢伏瞻，2021）。
　　在此基础上，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范式创新还应致力于从更宏观、整体和历史的维度，从人类文明交流和文明互鉴的视野出发，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通过中国认识世界”、“在世界中发现中国”、“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中国理论智慧”。通过全面地、系统地、整体地分析中国实践与全球实践的关系，在坚持意识形态可控性、传播自主性、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与西方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学批判研究、文化研究等形成平等的对话、交流、合作、互鉴，“以我为主”，“求同存异”和“美美与共”。
　　
三、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追求
　　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中，理论旨趣、理论风格与理论追求直接影响了范式创新的方向。我们认为，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姿态风格与追求，可以概括为：以“中国发展”为研究坐标，以“中国实践”为研究起点，以“中国经验”为论证中心，以“中国概念”为分析工具，以“中国范式”为理论追求：
　　第一，以“中国发展”为研究坐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发展进程，与西方国家相比有着巨大的差异，具有中国独特的路径和优势。中国不仅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全球约五分之一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而且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现代国家，国家现代化进程大大加快，工业体系、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等多方面位于全球前列。这是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物质和社会基础条件，是基本的时代坐标。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需要回应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命题，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对中国发展展开科学的研究，理论创新成果的首要目标是服务于国家发展，助力中国的现代化强国建设。
　　第二，以“中国实践”为研究起点。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体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即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来观察和认识人类社会与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我们不仅要把媒介技术发展、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传播交往关系等当作客观对象加以把握，而且要将其作为人的实践活动加以解释与分析，这才是研究的真正逻辑起点，才能够有效把握中国新闻传播实践活动的本质特征。
　　第三，以“中国经验”为论证中心。在以往的研究中，有的将西方的知识、理论与概念当作研究准则，在一套固定的理论框架下对经验现象展开分析。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这符合社会科学的研究规范，但是过度强调理论框架“先行”，不可避免导致经验现象的“边缘化”。这也客观上造成了用中国经验来验证西方理论或削足适履地套用西方理论等误区。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创新之路上，我们应转变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关系，超越西方理论框架，将中国经验作为论证、分析的中心，回到经验现象、回到真实的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中展开理论创新。
　　第四，以“中国概念”为分析工具。话语体系是一个学科的标记和符号，既是研究主体性、本土性的体现，也是与其他学科以及国际学术界交流对话的“媒介”。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中，“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在本土性、原创性概念和话语方面还比较滞后，“中国概念”的发掘与运用还相对较少。在此问题上，我们可以参考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打造原创性概念的经验与做法，用中国概念解释新闻传播实践，并加强与国际学界的交流与合作，让中国概念产生国际学术影响。
　　第五，以“中国范式”为理论追求。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看，当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媒介化社会阶段，媒介深度嵌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国家治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际交流等各领域的支撑性力量。当代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既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媒介实践、新闻传播活动，也同样关注全球范围内的媒介化实践。在全球网络社会这一背景下，我们倡导“以中国为方法”的理论范式创新路径，当代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理论追求是打造新闻传播研究的“中国范式”，贡献中国的理论智慧，为世界范围内的新闻研究、传播研究、媒介研究等领域作出贡献，我们应该具有理论创新的热忱和信心。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通过研究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明，研究当代中国伟大的社会变革，研究当代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活动，在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共同建设具有新时代特征、具有中国本土特色与全球视野、具有中国理论贡献的“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
　　
参考文献：
方军（2021）。理论是问题之树盛开的花朵——《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重点选题构想。《中国社会科学》，（01）。4-11。
洪大用（2021）。实践自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2）。22-36+199。
谢伏瞻（2019）。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05）。4-22+204。
杨光斌（2019）。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10）。77-97+204-205。
赵汀阳（2021）。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一个注解。《东方学刊》，（01）。34-35。
　　
高晓虹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学部长、教授，涂凌波系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