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强 宋爽 孙璐璐　
　　【本文提要】本研究探讨2016年至2020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者的学术流动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对104名发生空间流动的新闻传播学者的人口学特征、学缘情况、职称变化、空间流动网络等展开定量分析，并结合对8名发生流动的新闻传播学者的质性访谈了解影响因素。研究主要发现：首先，104名学者的平均年龄为41.6岁，男性占比六成。学缘背景上，在武大、复旦、人大、中传获得博士学位者最多，研究领域为新媒体者最多。其次，在职业变动方面，呈现“三重向上流动”的特征。约五成学者的职称向上流动，新学校的综合排名和学科排名均有上升。再次，从空间流动来看，广州、上海和南京是吸引新传学者流入的最重要城市，暨南大学、上海大学、广州大学等高校吸引了最多的新传学者流入，体现出人才“孔雀东南飞”的特征。访谈发现，新闻传播学者对学术流动更看重职业发展和学术成长的可能。
　　【关键词】职业流动 新闻传播学者 学术流动
　　【中图分类号】G214
　　
一、引言
　　人才流动是实现劳动市场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路径，高校教师流动亦不例外。高校人才招募对机构的学术水平、地位和声望乃至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等都有深远意义（Burris， 2004）。近年来，在以“双一流”建设为核心的我国大学排名竞争中，高校教师成为“学术锦标赛”的直接参与者（苗伟山，2018）。高层次人才或富有学术生产力的中青年学者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为各大高校所追捧争夺。跨校人才流动推动了知识在不同地区间的传播与扩散，促进了技术创新。同时也出现了高层次人才在区域和大学间的结构性失衡，比如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人才流失等问题（黄海刚，连洁，曲越，2018；黄海刚，曲越，连洁，2018）。
　　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是隶属于文学门类的一级学科。随着媒体行业的迅速发展，新闻传播学以建制机构的形式在高校中迅速扩张。截至2019年，全国有721所高等院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本科专业达1352个，115所大学拥有新闻传播学一级硕士点项目，专业硕士授权点增至163所，26所大学设有新闻传播学博士项目（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2020：1）。学科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对师资规模和质量的需求，同时在学科建设和排名等推动下，新闻传播学者的跨校流动也成为流行现象，甚至引起了媒体和社会关注。
　　目前，学界已经积累了一些关于新闻传播学者或博士生学术流动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巴内特等（Barnett， Danowski， Feeley， Stalker， 2010）以美国102个有传播学博士项目的院校的2194名相关教职工为分析对象，研究其获得博士学位求职至现工作院校所产生的校际关系网络，进而分析网络中心度等与院系声望的关联。迈博等（Mai， Liu， González-Bailón， 2015）分析了130所美国高校传播学项目职位网络的流入（hiring）和产出（placing）情况，以及教员构成等。徐煜（Xu， 2021）针对美国81所拥有传播学博士学位的高校，从组织生态的视角研究其在2015年至2019年间教职招募市场的校际雇佣网络及影响因素。国内有学者研究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特征（吴飞，丁志远，2005），本土传播学者研究国际化现象（金兼斌，2008），有海外博士学位的新闻传播学者的学术实践与身份认同（苗伟山，2018）等有关新闻传播学者现状的问题，但关于该群体空间流动的实证研究几乎为零。
　　描摹学术市场流动网络为考察学科现状提供了有效路径，并为过去单纯依赖学术发表和排名来考察机构声望的方式提供了新的测量工具（Mai， Liu， González-Bailón， 2015）。本研究搜集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空间职业流动的相关数据，并主要回答以下问题：中国新闻传播学者流动群体在性别、年龄、学缘背景等方面有哪些特点？学者流动前后的职称情况、所在单位院校以及学科排名具有哪些层级变化？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流动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什么状态？哪些因素可以解释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空间流动？
　　
二、高校学者的人才流动模式和影响因素研究
　　高校人才流动研究早已有之。1958年，卡普洛和麦基（Caplow， McGee， 1958）的《学术市场》（The Academic Marketplace）的出版，被认为是高校教师流动的研究起源。目前解释人才流动或迁移的理论观点主要包括：1.推拉（Push-Pull）理论。该理论在人口迁移和人才流动中应用广泛。流入地具有更好的工资、福利和职业前景，形成人才流动的拉力，而相对应的是流出地在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劣势形成推力（黄海刚，连洁，曲越，2018）。2.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理论。“人力资本是嵌入劳动者自身的追加价格，人力资本通常操作化为所受的教育、培训和经验”（林南，2020：9）。专业人才流动的原因在于寻找更适合他们的教育背景和学术训练的工作与报酬。3.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理论则用性别、种族、阶层等解释人才的跨国流动（陆根书，彭正霞，2011）。
　　诸多国内外学者已经围绕高学历人才的地理流动展开实证研究。有学者（He， Zhen， Wu， 2019）研究了美国高校三个学科（商学、计算机和历史学）教师博士毕业后的地理流动轨迹，研究发现，历史学博士的流动距离最长，助理教授流动最频繁，男性和女性差别不大。另一项对5938名美国教授的研究发现，教授倾向于从农村流向城市，并流向高声望的研究机构，女教授更倾向于同区域流动。在学术流动中，女教授更难保持她们的原来职称或获得晋升（Yan， Zhu， He， 2020）。史冬波和张子江（2020）分析了1998年至2017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职业流动轨迹，研究发现，科学家的职业流动多发生在30岁至50岁之间，35岁左右达到顶峰。从人才净流入来看，受益最大的城市是杭州、广州和深圳，受益最大的院校包括清华、北师大、北大、武大等。入选长江学者促进了职业流动。黄海刚、连洁和曲越（2018）统计了1999年至2014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职业流动情况，发现流动存在“孔雀东南飞”现象。对1994年至2014年国家“杰青”获得者流动情况的分析中也发现存在“东南部聚集”现象（黄海刚，曲越，连洁，2018）。
　　影响人员流动的因素包括个人因素、工作环境、城市因素等。一项对职员跳槽（employee turnover）相关影响因素的元分析发现，共有26个因素与人员流动有关，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三类：1.个人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态等。2.与工作有关的因素，包括薪酬、工作表现、角色类别、任务重复性。3.外部因素，包括就业认知、失业率等（Cotton， Tuttle， 1986）。围绕高校人才流动的影响因素也积累了诸多经验研究。例如，阿佐雷等（Azoulay， Ganguli， Zivin， 2017）对美国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的流动研究发现，基金、同行环境、学术产出、子女年龄都构成了影响科学家流动的因素。谷志远（2010）利用一项对国内高校教师群体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大学教师中，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考虑职业流动。36岁至45岁之间的教师有更高的职业流动倾向。学历、职称和职业满意度也对职业流动倾向产生显著影响，但收入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
　　以上人才流动的实证研究从空间流动、职称变化、年龄和教育背景等进行分析，为本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操作化视角。然而相关结论并不能描摹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人才流动情况，而新传学者学术流动背后因素的考虑以及流动产生的影响效应，也需要结合实际调查来具体讨论。
　　
三、研究设计
　　由于高等院校众多，本研究选取2016年至2020年期间，在第一轮“双一流”建设院校（共计137所）以及拥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共计124所）中发生跨校流动的新闻传播学教师作为研究样本。①另外，对于高校而言，为更好地比较流动前后所在院系排名变化，我们限定分析样本为流出院系和流入院系均在新闻传播院系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学者，不包括刚毕业入职的博士生、出站博士后、退休返聘学者，不包括从媒体或机关单位跳槽至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工作的人才，不包括以院长、特聘院长等身份加入他校新闻传播院系的人才，也不包括跨境流动至我国内地工作的新闻传播学教师。样本名单主要通过院系师资信息检索、学界同仁提名、公开报道和滚雪球等方式获取，共获取教师样本104名。③
　　对于研究对象的性别、出生年份、毕业院校、学科背景、研究方向等基本信息，主要从各院系官方网站的“师资队伍/力量/介绍”等栏目获取，或通过该学者所发论文的“作者介绍”、咨询本人或其同事等方式获取。“流动时间”通过咨询本人或相关同事、查阅个人简历或相关报道等渠道获取。“流动距离”指流出机构和流入机构所在城市间的直线距离，如果是同城流动则流动距离为零。
　　就流动学者原所在学校排名和现学校排名情况，以“跳槽”时当年“中国校友会网”公布的中国大学排名数据为准。之所以选择该榜单，是因为在目前国内各排行榜中，校友会网的数据相对较全、影响也较广。“原学科排名和现学科排名”以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公布的“学科评估高校评估结果—人文社科类—0503新闻传播学”为准。学科评估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在2002年首次开展，2017年公布了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截至2021年底，第五轮学科评估排名尚未公布。由于本研究统计的是2016年至2020年间的流动学者，因此学科排名参照第四轮新闻传播学科评估结果。
　　同时，为了解新闻传播学者跨校流动的背后考量、流动过程、学科影响等因素，我们对本研究中所涉及的8名发生流动的新闻传播学者进行了质性访谈。其中，男性学者4名，女性学者4名。平均年龄为40.9岁。原工作单位为“双一流”建设院校（第一轮数据，下同）者4名，原工作单位为“双非”院校或科研院所者4名。本研究对受访者进行了匿名处理，按照访谈时间的先后顺序，分别用S1至S8来标识以上8名受访者。
　　
四、研究发现
　　（一）性别和年龄：男性约占六成，流动时平均年龄为41.6岁，“70后”比例最高
　　2016年至2020年产生跨校流动的104名新闻传播学者中，女性学者40名，占比38.5%。男性学者64名，占比61.5%。女性和男性学者的比例为1：1.6。就流动学者的年龄分布而言（表1　表1见本期第36页），1950年至1959年（“50后”）出生的学者共2人，占比1.9%。“60后”学者共16人，占比15.4%。“70后”学者共45人，占比43.3%。“80后”学者共40人，占比38.5%。“90后”学者1人，占比1.0%。“70后”和“80后”学者共占所有样本的81.8%。
　　就学者流动时年龄而言，在104名学者中，流动时平均年龄为41.6岁（标准差=7.08）。流动学者中，年龄最大者出生于1954年，流动时年龄为66岁。最小者出生于1990年，流动时年龄为28岁。从流动时年龄折线图（图1　图1见本期第36页）可以看出，频次较高的年龄有34周岁、35岁、39岁和42岁，均有7人。另外，样本中男学者流动时平均年龄为42.7岁，女学者流动时平均年龄为39.9岁。男性学者流动时年龄显著高于女性学者（t=2.007， df=102，p<0.05）。
　　（二）学缘背景：武大、复旦、人大、中传位列四强，新媒体研究者比例最高
　　在104名学者的博士学位（含在读）的来源院校（表2　表2见本期第37页）中，武汉大学最多，有16人，占比15.4%。其次是复旦大学，有11人，占比为10.6%。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也各有10人，占比均为9.6%。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均是新闻传播学国内老牌院校，新闻传播学办学历史悠久，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均为A类学科，并培养了大量博士生。再次，华中科技大学有7名，占比6.7%。南京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各有4名，占比均为3.8%。
　　就学科背景而言，博士学位学科背景为新闻传播学的学者共80人，占比76.9%。另外，背景为汉语言文学者有7人，占比6.7%。其次为历史学（4人）、戏剧影视学（4人）、社会学（3人）、哲学（2人）等，但人数相对较少。
　　我们对学者们自陈的研究领域（或方向）进行了统计，104名学者共涉及237个不同的研究领域（总计312个）。研究领域平均数量为3个（标准差=1.14），最小值为1个，最大值为6个。我们对学者们的研究领域进行了可视化呈现（图2　图2见本期第37页），新媒体（7次）、媒介文化（7次）、健康传播（5次）、政治传播（5次）等出现频次最高。需指出的是，尽管不少学者的实际研究领域相近，但在自陈表述上存在差异。例如，有47名学者提及自己的（某一）研究领域与新媒体有关，但存在“新媒体”、后同“新媒体与社会”“新媒体传播”“网络传播”等不同表述。
　　为更好地比较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情况，我们对104名学者自陈的第一研究领域进行了归类，共区分为六大类别（图3　图3见本期第38页）：新媒体研究，包括新媒体与社会（发展）、新媒体（传播）、新媒体与互联网治理、网络新闻舆论等，共计31人，占比29.8%；新闻传播史论，涵盖新闻传播史（论）、新闻传播思想史（论）、传播（学）理论等，共计23名学者，占比22.1%；新闻传播实务，包括新闻业务、媒体融合、新闻伦理等，共计20人，占比19.2%；媒介社会学，包括媒介/新闻社会学、传播与社会发展、青少年与媒介等，共计13人，占比12.5%；媒介文化，涵盖媒介文化研究、影视传播、文学与文化传播等，共计10人，占比9.6%；其他，包括健康传播、科技传播、研究方法论等，共计7人，占比6.8%。可以看出，新媒体研究者占比最高。目前新媒体发展态势迅速，并进入众多学者的研究视域，也可能与新媒体领域产生的教职岗位需求有关。
　　（三）职称④变动情况：约五成学者向上流动
　　我们对职称变动情况进行了统计（表3　表3见本期第39页），从流动时职称来看，共有46名学者是教授或研究员，占比44.2%。39名学者是副教授或副研究员，占比37.5%。19名学者是讲师、助理教授或助理研究员，占比18.3%。正高级和副高级职称的学者构成了新闻传播学人才流动的主力军。
　　从流动后职称看，共有66名学者是教授或研究员，占比63.5%。28名学者是副教授或副研究员，占比26.9%。10名学者是讲师、助理教授或助理研究员，占比9.6%。卡方检验发现，新闻传播学者在流动前后的职称发生显著变化（χ2=71.862，df=4，p<0.001）。
　　从职称变动情况看，对角线数据相加，73名学者职称保持不变，占比67.8%。发生向上流动（右上角）的29名学者中，从副高（副教授、副研究员）晋升为正高（教授、研究员）的比例最多，有19人，占到原副高职称的48.7%（19/39）。在原职称为讲师/助理研究员/助理教授等19名中级职称者中，晋升为副高职称者8人，占到原中级职称的42.1%（8/19），晋升教授或研究员者2人，占比10.5%（2/19）。最后，由于原职称为教授或研究员职称者已经为学者职称最高级，他们流动后依然是教授（或研究员）者共45名。在剩余59名学者中，29名学者职称发生向上流动，占比为49.1%。28名学者职称保持不变，占比47.5%。仅有2名学者职称发生向下流动，占比3.4%。
　　（四）流动前后所在单位排名情况：学校排名平均上升34名，学科排名平均上升1.42位次
　　我们按照流动年份的中国校友网数据统计了学校排名情况，有82个个案产生有效对比数据。从流动前后所在高校排名变化情况来看，平均排名上升了34个名次（标准差=90.7），流动后上升幅度最大者为上升了310位，而下降幅度最大者则降低了162位。分析发现，流动后学校排名发生向上流动者占比59.8%，向下流动者占比40.2%。
　　我们对第四轮新闻传播学科评估排名进行赋值，A+学科为9分，A学科为8分……C-学科为1分，对未参与学科位次排名的院校计零分。从流动前后学科排名变化来看，平均上升1.42个位次（标准差=3.40），最高上升了9个位次，最低下降了6个位次。其中，上升位次最高值为9个位次，有学者原单位（某“双一流”建设高校）在第四轮新闻传播学科评估中未计入排名，新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排名为A+。在流动前后所在院校的新闻传播学均有学科评估排名位次的学者中，上升最高值为7个位次。有学者的原单位（某“双一流”建设高校）在第四轮新闻传播学科评估中为C-，现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评估为A。
　　就学科排名流动方向而言，向上流动者54人，占比51.9%，水平流动者27人，占比26%。向下流动者23人，占比22.1%。由此可知，学者流动时更倾向于新闻传播学科排名更高的院校。
　　（五）院校流动：暨南大学、上海大学和广州大学列“流入三甲”
　　在104名学者中，从流入院校分布情况来看，暨南大学流入最多，其次为上海大学，再次为广州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也有较多新闻传播学者流入。根据院校间流动情况，我们用Gephi软件进行了可视化，箭头从流出学校指向流入学校，节点越大代表流入人数越多，（可视化结果见图4）。
　　（六）空间流动：广州、上海和南京最吸引人才流入
　　就新闻传播学者的城市流动而言，包括同城流动37名，跨城流动67名。就跨城流动情况来看，广州流入最多，达18名；上海次之，有11名；南京有7名，三城市占到所有跨城流动学者比例的53.7%。北京也有6名跨城流入的学者。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在人才吸引力上明显落后于东南地区和东部地区城市。由此可知，在新闻传播学人才流动上，存在“孔雀东南飞”效应（可视化结果见图5）。
　　另外，我们也测量了流动前后城市间的直线距离，学者平均流动距离为849.3公里（标准差=905.9）。流动距离最远者从乌鲁木齐的新疆大学流动至广州的暨南大学，流动距离为4684公里。在样本中，女性学者平均流动距离为887.4公里，男性学者平均流动距离为825.5公里，两者并没有显著差异（t=0.337， df=102， p>0.05）。在5个年龄段的学者中，“60后”学者平均流动距离最远，为904.2公里。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不同年龄段的学者在平均流动距离上也没有显著差异（F=0.265， p>0.05）。
　　（七）部分核心变量间相关关系探讨
　　通过对职称、学校和学科排名、流动距离等变量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表4　表4见本期第41页），主要发现如下，第一，职称变化与性别存在显著负相关，男性职称变化幅度小于女学者。年龄和职称变化存在显著负相关，年龄越大的学者流动后职称越不会发生变化。结合性别、年龄、原职称和现职称的关系可知，这均与职称的“天花板效应”有关。男学者的原职称和现职称均高于女学者。年龄越大，原职称越高，现职称也越高。这也意味着，男学者和年长学者职称变化范围更小。第二，学校排名变化与原学校排名、原学科排名等均显著相关。原学校排名越低、原学科排名越低，学校排名进步幅度越大。第三，学科排名变化和现学校排名显著负相关，现学校排名越靠后，学科排名进步幅度越小。除此之外，学科的排名变化与学校排名变化显著正相关，学校排名变动幅度越大，学科排名变化幅度也越大。
　　流动学者的职称变化与学校排名变化、学科排名变化是否存在某种相关关系？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尽管样本中存在职称级别提升，学校排名降低的现象，但这一关系并不显著（r=-0.115， p>0.05），职称变化也与学科排名变化无显著相关关系（r=-0.012， p>0.05）。把职称变化情况、学校排名变化情况和学科排名变化情况均分为三个组别：向下流动、水平流动、向上流动。通过卡方检验发现，职称变化和学校排名变化不存在内在关联（χ2=3.975， df=2， p=0.137），职称变化和学科排名变化也不存在内在关联（χ2=8.612， df=4， p=0.072）。
　　（八）质性访谈
　　1.学术成长空间是人才流动的首要考虑
　　（期望的）薪酬水平构成了高校人才职业流动的重要考量（Weiler， 1985）。毋庸讳言，薪酬待遇和福利水平构成了新闻传播学者流动至新单位的重要原因。一位从中部地区某高校流动至上海某高校任教的老师介绍了他的引进待遇，他被该校聘为特聘教授，每年仅岗位津贴就达60万元，另外享受购房补贴20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60至70万元。学校还提供了三室一厅公寓作为过渡住房。此类待遇是原单位无法提供的。
　　然而，在接受访谈的8名学者中，6位受访者认为，学术发展空间和前景是他们选择流动的最重要因素。受访者S1在2019年从中部地区某省会城市（A市）“双非”院校调至东部沿海城市（B市）某“双一流”建设高校，结合自己研究领域，她详谈了跳槽前后学术发展空间的变化，她说：
　　我在A市也可以约访谈，但我就要专门约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去访谈，但如果你平常资源匮乏的话，那你访谈就受影响。在B市你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实际上你日常很多接触、聊天或者说一些资料就会形成初步的感知了，然后再实施起来就很容易。所以后来就来B市，最开始我想是来把访谈做完，然后报告写好就回去了，后来我就发现在这个地方接触的环境也好，还是就意愿来讲都是更有利的。因为我是做广告前沿和广告产业这两个方面的，就现在急剧变革的背景下，如果继续在A市的话，我面对的还是传统广告公司，我没有办法更好地来进行研究，所以我当时就想，要么我自己研究上转向，不要做前沿，改去做广告史或者其他更宏观些的研究，但我后来还是觉得回应当下比较有意思，所以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然后当时就想到B市来嘛。
　　只有两名学者认为个人因素是自己流动的主要原因。受访者S8在2017年从某“双一流”建设高校跳至同城另一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由于在原单位职称晋升遭遇不顺，他在跳槽时把同类型学校是否可以解决职称问题视作主要考量。受访者S5在2018年从东北一所高校跳槽至北京某知名高校，她认为自己跳槽主要是因为家庭因素，她说：“我当时现实的原因其实是个人原因，就是因为我先生也面临着工作调动，会带来两地（问题），所以我们想要在一个城市，这是最直接的原因。”
　　2.“强关系”是人才流动的直接拉力
　　在关于“找工作“的社会学研究中，社会关系网络处于显要位置。而“弱关系假设”与“强关系假设”是社会网络研究中的一对重要理论模式。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1973）认为，人际关系可以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弱关系对于求职更有帮助，因为弱关系的社会网络更广泛，能跨越不同阶层和群体，从而使人们获得更加异质、多元的求职信息和不同阶层人士的帮助，并获得职位。边燕杰研究了中国社会求职中的关系网络，发现“强关系”更有利于求职者获得工作，因为中国人的关系网络核心是人情交换而非信息交流（孙晓娥，边燕杰，2011）。在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跨校流动中，“强关系”和“弱关系”如何影响获得新教职？
　　有5名学者强调了基于导师、朋友和熟人等关系所建立的“强关系”对加入新学校的直接拉动作用。例如，S2就说：“我觉得这个强关系真的还是非常重要，不管是从我个人的经历，还是我所了解到的这些。比如说我个人的经历，那当然跟××老师（S2的博士生导师）的推荐有关。”
　　受访者S4在2018年从省内某“双一流”建设高校调至省内另一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他也谈了自己加盟的过程，因为在新单位有一位相识多年的朋友，这位朋友积极帮他搭线联系该院领导，最终促成流动。他认为：“到了我们这个层次，你如果想换地方，就不能像他们刚毕业的学生，你拿个简历去投，没有这样的，这个是默认的。你看现在各学校都在招聘什么层次的学者，但到了这个层次的学者是不会往你那投简历的，不可能的。一定会有人牵线、试探，再进入实质性接触，领导跟你谈，谈细节的东西，包括请你试讲。”
　　也有两位学者（S5和S6）表示，最初来新单位主要是自己根据学校人才招聘投简历来的，并无熟人推荐。受访者S6在2018年从某“双一流”建设高校跳槽至省外一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她说：
　　其实我就是17年投的，那个时候对于像X大这个学校来说，就还是一个急缺人才的状态，它不像这两年。所以说我感觉我投还蛮顺利的，一下子人事处就反馈说过来面试什么的，其实就是一个时机的问题。
　　3.对人才流动总体评价积极肯定
　　人才流动对个体、学校和地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受访者如何看待新闻传播学者人才流动的影响效应？在受访对象中，有4名受访者从人才价值实现等方面肯定了新闻传播学者流动的积极意义。例如，受访者S1说：“人才的流动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本身人就是价值的实现，价值的实现是双方的匹配嘛，高校它既然允许流动，有流动这个机制的存在，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实现这个资源的有效配置。”
　　受访者S5也从人才和学校动态匹配的角度分析了流动的积极意义，她认为：“人才流动我还是偏向更积极的一个角度，大家如果觉得这个动态调整是相对常态和能够接受的话，就相当于学校和老师可以在调适和磨合中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我觉得让这些学者把这种流动作为一个职业规划和个人生活发展空间，其实是还蛮平常的一个操作……有的人可能会更看重一些物质上的。有的人会到某个阶段，比如说更资深的学者，那他可能到某地方之后，他就可以用他的这些能量再去扶植和发展一个相对新兴的学院。所以我觉得长期看，从个人的发展到学校的发展，有一个更加优化的匹配和调适的过程。”
　　有两位受访者认为利弊兼而有之。例如，S2认为，从个人价值层面而言，他非常支持这种流动，“我觉得流动的话是个人价值的一个体现嘛，不管是你的学术价值，还是说就像×××这样一种经济回报上面的对吧？那从个体层面上我非常支持这一点”。但另一方面，他认为从学科发展和地区发展角度讲，也存在很多负面效应：“很多学校它会急功近利，我就只顾着挖人，提升我这个学科在行业、领域里面话语权的影响力，对吧？那我肯定用这样的（方式），最简便砸点钱就行……对于西部来讲，我也想砸钱，但我不一定砸得进去，是吧？所以拿得出来这个对推动力就很大。另外各个高校它可能就会很难沉下心来注重内部学术梯队的培养，为什么呢？很可能我培养就是为别人培养，所以这也会导致负面的效应吧。”
　　也有两名学者主要从消极方面评价了人才流动过程中存在的某些急功近利的现象，受访者S3便直言不讳：“我觉得最重要的驱动力可能还是学科评估啊，这种上面的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然后带来很多学者的流动，但是（现在）就有点夸张了。”在曾经做过学科带头人的受访者S8看来，从人才成长规律上看，他也希望人才能够在一个单位待得时间长一些，有助于团队磨合和发展。“如果人老是跑来跑去的，说实在的对这个学科的长久发展也会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学术职业是“以学术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职业”（韦伯，2016：17）。学术职业具有学术性和物质性两大特征。学者通过学术工作实践劳动，同时也靠学术工作获得物质报酬。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或迁移被看作是一个积极的选择机制，高产的学者才具有迁移、流动的能力和选择权，并因此获得更多的收入和人力资本（Gibson， McKenzie， 2012）。本研究统计了2016年至2020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者跨校流动的基本情况，并通过质性访谈了解流动的影响因素和流动效应。研究发现：
　　首先，本研究分析了新闻传播学者跨校流动群体的个体特征。性别方面，男性学者比例高于女性，占比约六成。学者跳槽时平均年龄为41.6岁。学缘背景上，博士毕业于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的学者位列前四。博士学位的声望对于职位获得和流动颇为重要。克雷恩（Crane， 1970）研究发现，博士学位的声望比学术表现对于获得关键职位更有影响力。有研究发现科学家所获得博士学位的声望与新职位的声望排名等高度相关，原因在于，院系积极招募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候选人，他们认为这会提升院系声望，或者认为这种背景意味着更高的科学天赋或更好的学术训练（Allison， Long， 1987）。
　　在学科背景上，博士学位属于新闻传播学科者占比逾七成，另外，也有部分学者最终博士学位是从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获得。这既反映了新闻传播学博士培养的规模和传承，也体现出新闻传播学科作为横向学科的跨学科特点。关于学科背景，麦博（Mai， Liu， González-Bailón， 2015）在2014年对130所美国高校共1955名传播学教师博士学位的学科背景统计时也发现，在传播学博士学位之外，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居前三位。这与本次对我国发生跨校流动的新闻传播学者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
　　其次，我国新闻传播学者呈现“三重向上流动”的特征，即：在职称方面，约一半学者的职称发生向上流动。院校和学科排名上，更多的是从低排名向高排名流动，学校排名平均上升了34名，学科排名平均上升了1.42个位次。学科的排名变化与学校排名变化显著正相关。更具声望的大学也往往拥有更高的薪水，更多优秀的同事，较轻的教学负担，更多有才华的学生，更好的实验设备和图书馆等（Allison， Long， 1987）。按照职业匹 配（job-matching）定律，学术绩效受可获资本和同行效应影响，研究者通常会选择向上流动，即从声望较低的机构迁移至声望较高的机构（黄海刚，连洁，2019）。
　　再次，我国新闻传播学者的空间流动呈现区域分配不均衡状态，也即“孔雀东南飞”的模式。新闻传播学者更多地向广州、上海、南京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城市流动，从中西部地区往东部、东南部流动的数量较多，而从东部往中西部地区产生流动的频率较低。这与其他学者对国内人才流动的结论相一致（黄海刚，曲越，连洁，2018；黄海刚，连洁，曲越，2018）。这也反映在校际流动中，暨南大学、广州大学和上海大学等位于广州和上海的大学成为新闻传播学者流入较多的院校。
　　最后，学者流动更看重职业发展和学术成长的可能。受访者认为，职业发展空间是他们跳槽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合作网络、科研环境、学科实力等。学术流动有助于学者们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career progression），并提升自身技能。阿克斯（Ackers， 2004）的研究也指出，在人才流动的影响因素上，除了研究资助外，科学家们也看重科研氛围，即是否能在新的环境中高效地开展科研工作。另外，基于学缘等形成的“强关系”构成了人才流动的直接拉力。最后，人事流动网络利于信息沟通、情感交流和资源动员（周雪光等，2018）。客观上看，合理的人才流动也促进了信息沟通、知识交流和传播。受访者对人才流动效应的总体评价比较积极，包括价值实现和资源匹配等方面，但也指出应警惕不同院校和地区间人才鸿沟的加剧。
　　本研究主要贡献如下：第一，本研究是一次对国内新闻传播学者跨校流动的初步探索，既白描式地描摹了跳槽的新闻传播学者的群体画像，也为分析国内新闻传播学界的组织生态和流动网络提供了经验支持。本研究中学者的学缘背景等数据也为考察国内新闻传播学培养机构的学术声望、博士生质量和学科热点领域提供了另外的可能。第二，在国内新闻传播学术精英的流动中，导师人脉和内部人士等熟人关系在流动学者和雇主院校间发挥着重要桥梁作用，这既反映出“强关系”网络对求职者获得新教职的意义，也反映出雇佣方在招募人才中的“网络惯性”（network inertia）。“网络惯性”是对组织间网络纽带变化的抵制，或网络转型中组织面临的困境（Kim， Swaminathan， 2006）。作为路径依赖的“强关系”网络降低了求职和招募双方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本研究中，“强关系”在信息时代学术精英求职中的运作机制得以验证。
　　本文存在以下研究局限和未来待拓展之处：第一，统计样本来自于公开信息检索、同行提名等方式，受限于网站信息完备程度、更新速度和社交网络等，样本信息存在一定偏差。通过质化访谈对人才流动的影响因素观察也相对有限，后续研究还可结合问卷方法，把城市因素、学校因素和个体因素均纳入考量范围，从而建立影响新闻传播学者流动的多层次分析模型（Multi-Level Analysis Model）。第二，后续研究还可分析学者发表论文的质量和数量、科研项目的数量和层级等象征资本对职业流动的影响，丰富完善对新闻传播学职业流动影响机制的结论。■
　　
注释：
①本研究采用的是第一轮“双一流”建设院校名单的数据，共计137所。拥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来自邓绍根教授提供的名单（特此致谢），截至2021年7月共计124所。两份数据有70所院校重叠，因此本研究总共统计来自191所院校（研究机构）的样本数据。
②包括：作为二级学院的新闻学院、传播学院、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作为二级院系独立建制或隶属于相关学院下的新闻（学）系、广告（学）系、传播（学）系、广播电视（学）系、网络与新媒体系、编辑/数字出版系。
③样本中的每所院校（研究机构）都进行了两轮核查，但受制于不少院系师资力量信息介绍的完整性和及时性，本研究取样隐藏着缺陷，例如，样本数量可能难以穷尽。
④需要指出的是，国内高校在专业技术职称上称谓不一，并存在“（校）内（校）外有别”“名实不一”等现象，无法简单类比和等同。在高级职称方面，存在研究员、特聘（副）研究员、“百人计划”研究员、准聘/长聘/特聘（副）教授等。即使是同一称谓，在不同院校甚至同一院校内部的专业技术人才体系序列中的岗位职级和薪酬待遇等也差异较大。例如，部分学校施行的研究员系列中，研究员类似于临时岗位，考核期满需竞聘相应岗位或重新求职。而有的高校中，研究员拥有编制身份，级别等同于教授。出于统计方便考虑和职称的宣称之义，本研究把 “（特聘）研究员和（特聘）教授”归于“正高”职称类，“（特聘）副研究员和（特聘）副教授”归于“副高”职称一类，“讲师、助理教授和助理研究员”归于“中级”职称类。但国内高校的专业技术职称认定、晋升和实践操作非常复杂，难以在本文中详尽讨论，后续研究可用深度访谈等方法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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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强系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研究员，宋爽、孙璐璐系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