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庚星
　　【本文提要】在传播技术的历史书写中存在一种“技术崇敬”的传统，这一传统贯穿了从印刷机、蒸汽机主导的机械文明，到电报和电话触发的“电子革命的神话”，直至最近“数字化转型”的主导叙事。这种书写传统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研究”领域的“神话与象征”路径，主张可以通过经典美国作家或知识分子的文本中某些重复出现的技术“神话”来阐明“美国心灵”。这种书写路径在上世纪90年代遭到了新制度主义者的挑战，后者对于用文本解析来代替历史分析持怀疑态度，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事物是如何运作，而不是人们相信什么。他们不再致力于从经典作家或知识分子的观念中去发掘新的“技术崇敬”的神话与想象，而是将注意力转向关心大型传播组织的日常行动，以及行动如何受到内嵌入制度形式的文化规范，或者说其所置身的“游戏规则”或表演“舞台”的约束。理查德·约翰的《网络国家》即是这种从“技术崇敬”转向“组织崇敬”的代表作品。通过一种历史、经验、阐释和批判的方法，约翰关于“美国电信的发明”的书写有助于我们在比较视野下进一步厘清信息与传播技术在现代中国的兴起与变迁中技术与组织、观念与行动、文化与制度之间的多重纠葛。
　　【关键词】技术崇敬 新制度主义 网络 国家
　　【中图分类号】G206
　　“在所有的事物中，沟通交流是最为奇妙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这个观点经由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的引介一下变得著名起来，并吸引了众多致力于在沟通交流中寻找意义的人。沟通交流为何如此奇妙？因为它能凝聚共识并产生社会联结，使人类相互共处的生活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社会就成为了可能（凯瑞，2005：11）。正是通过沟通交流、通过符号与社会结构的整合关系，社会才得以创造、维系与改变。既然沟通交流在协调“社会”的生成时处于如此基础性的位置，那么对于“可沟通性”的追求很自然地就会被赋予某种“善”的价值色彩。由于特定时空情境中的“可沟通性”总是不可避免要受限或受益于相应历史阶段的物质技术条件，想想Telecommunication是以Tele和Communication的合成词形式出现，本身就意味着“使用技术进行远程通信”（Huurdeman， 2003：3-4），以至于人们在认知技术与沟通交流的关系时，极易将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关系进行倒置——即对“可沟通性”的追求往往悄无声息地被对于更“进步”的沟通交流技术的追求所取代。那么问题就来了，技术的“进步”是否就必定预示着能让沟通交流变得更好？
　　
一、理解“电子崇敬”
　　对于凯瑞来说，能够践行沟通交流的奇妙之处的理想技术原型大概要数19世纪的电报了。1844年，自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F. B. Morse）发出了那条据理查德·约翰（Richard R. John）认为是由莫尔斯的未婚妻安妮选定的众所周知的第一封电报——“上帝做了什么”时起，通信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会产生一种宗教性的夸张言辞，颂扬道德、政治和社会的进步。新兴通信技术的宗教色彩似乎从这第一条电报文发出时就彻底奠定了。电报带来了一场沟通交流革命——不但使通信和运输的分离成为可能，而且分离出的电力通信后来居上，一跃成为运输工具物理运动的控制模式与机制，并在19世纪中后期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变革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从跨大西洋时间契约和期货交易市场的出现，到日常生活中“孤岛式社区”时间的瓦解以及抽象的标准时间的重新界定；从非个人化的企业组织形式与管理中介的兴起乃至垄断的合法化，到“消除时空”并“将国家连为一体”的公众意识萌发（凯瑞，2005：160-183），和电报有关的变革不胜枚举。有作家赞叹：“电报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建立一个更为亲密的联结……电报的潜能使之注定成为世界文明的力量！地球上所有国家结成至关重要的纽带……重要的是，过去的嫉妒和敌意将不复存在，因为我们创造了使地球上所有国家之间交流思想的工具”（凯瑞，2005：166）。
　　相较于电报的无远弗届，电话在很长时间里都属于一种都市媒介。电话在功能上改变了个体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使得对话者“在同一时刻出现在两个地方”，并“消灭”了将人们分开的物理距离。同时也“扩展了生活空间”，为先前很少存在的社交提供了机会（Kern， 1983：69）。在1878年3月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发表的据说可能是第一篇涉及电话的短篇小说中，马克·吐温通过这项新发明开启了现代社会的人们关于浪漫约会的所有想象和预言。①“电话的普及带来了私人交流的增加，而这又促进了特定的交流中心的增长和大都市系统的扩张”。所以，电话“必须被视为促进了城市带的形成，而非反城邦的分散”（戈特曼，1976/2008：318-329）。
　　1852年，加维（Michael Garvey）甚至设想了一个由所有通信手段构成的系统——一个由电线组成的完美网络，通过配备类似生命结构中神经系统这样敏感的装置，来巩固并协调人类的社会联结（凯瑞，2005：143）。几十年后，加维对新技术的异想天开阴差阳错地在贝尔公司总裁西奥多·维尔（Theodore N. Vail）提出的“通用服务”的商业战略中得以开花结果，遗憾的是当美国政府在1913年迫使贝尔剥离西联时，这项策略迅速夭折了，贝尔再也无法为用户提供把电话和电报连接为一个“伟大的媒介”的“通用服务”。贝尔的这项昙花一现的“通用的电线系统”计划最终也没能“巩固并协调人类的社会联结”。
　　美国人对于电报、电话等电子发明在问世之时所展示出的神奇力量的溢美与歌颂，在20世纪70年代由凯瑞和伦道夫·奎克（Randolph Quirk）合著的包括《电子革命的神话》、《未来的历史》在内的一系列文章中被称为“电子崇敬”（Electronic Sublime）。②“电子崇敬”描绘了19世纪的美国人在受到电力发明的强大威力所制造出的压迫感的激发时，心灵中涌现出的那种对超越自身力量的技术人工物的崇拜和敬意。不过这种“崇敬”与其说是源于技术人工物自身的壮美，不如说是人们对自身理性的一种崇敬，这种理性体现为人对自然的征服。
　　如依此意义再向前回溯，那么“电子崇敬”实则与启蒙主义哲学家于工业革命伊始在机械技术上投射的进步主义寄托如出一辙。这同样还可从美国人对早期工业化阶段机械技术发展的典型反应中窥见端倪。早期美洲大陆被欧洲人想象成一片未经开垦和污染的自然田园，并且这片田园寄托了欧洲人的工业乌托邦理想。美国人继承了这种乌托邦传统，力图超越历史，摆脱欧洲经历，摒弃过往的包袱与偏见，先是借助宗教，然后藉由技术——尤其是运输和通信技术，在精神与现实世界最终建立一个“新世界”（凯瑞，2005：139）。于是当工业时代的印刷术、蒸汽机等机械技术被运用到这片美洲大陆时，这些机械技术也因与理想的美洲自然田园的融合而变得人性化。比如印刷机带来了信息生产的机械化，这被认为是与民主政治休戚相关，甚至“国家意识的起源”也要归功于印刷机的贡献。蒸汽机更是被赋予形而上学的特征：“它能给任何事物带来协调的合作……它能战胜时间与空间……征服偏见，用快捷而友好的交流将整个国家团结在一起”。如此一来，欧洲城市中一度遗留下来的工业革命的糟粕在美洲大陆将不复重演。人们在这里通过自然田园和机械技术的和谐结合，就可以回归到伊甸园般的胜地乃至获得救赎。
　　然而，早期机械工业化引发的种种弊端并未能在美洲的自然田园中幸免，“机械崇敬”的神话也很快在南北战争中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于是印刷机和蒸汽机承载的机械乌托邦理想迅速转移到电的身上。电被认为是“连接自然和社会的新纽带”，“当它得到充分发展后，电可以将整个国家的经济联结成一个统一的机器，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它能克服蒸汽文明的阻碍与问题。去除蒸汽时代的阴霾与衰退，提供重新设置美国社会模式的新的原动力”；它能“将文明从工业主义的的祸害与重负中拯救出来，恢复人人共享的社会环境”（凯瑞，2005：94、101、140、96）。
　　城市规划思想家帕特里克·吉德斯（Patrick Geddes）甚至在机械技术和电力技术之间划出一条质的分界线——蒸汽代表旧技术时代，电力标识新技术时代，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工业机器时代。他将自己的技术乌托邦理想转而投射到电力身上：新一代电子机器可以用技术的方法解决一直存在的政治问题。吉德斯对电力技术的信条被他的弟子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移植到了美国场景中。在《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中，芒福德将一系列“革命性变化”归功于电力本身“质的”影响。他分析了新机器和新技术的社会影响，声称电和通信将导致权力的去中心化，进而人类恢复到与大自然接触的生活（凯瑞，2005：107、146）。
　　尽管试图通过新技术解决社会问题的努力在机械或电子技术身上都曾以失败告终，但新技术发明孕育新的革命潜力的信条依然根深蒂固。于是每当旧技术受挫，便呼唤新技术到来且将新技术视为“现有问题的永久解决途径和彻底摆脱先前历史模式的手段”（凯瑞，2005：142），已成为美国人乐此不疲的一种方式。每一项新的发明创造，都被当作迈向新世界的必由之路而大受欢迎，技术进步将以某种方式解决当前的问题并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于是，从工业革命伊始的“机械崇敬”过渡到19世纪后期的“电子崇敬”的主导叙事，自托夫勒（Alvin Toffler）③和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④凯文·凯利（Kevin Kelly）⑤等技术未来学家的传承，并在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和信息革命兴起以及新的千禧年到来之时再次上演。时至今日，关于互联网或人工智能产品所拥有的神奇变革力量的预言文献已不胜枚举且无需赘言，此类预言与其说展现出了一种洞察未来的能力，毋宁说是通过一种技术革命的修辞和神话重新构建起一套合法化的现实。其核心思想是当前我们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数字革命”。在这种贯穿机械文明以来的美国历史的强大技术神话之下，硅谷的大型数字科技公司通过定期安排一场又一场涉及“革命性产品”的以“XX改变世界”为名的发布会，来强化一种“电子崇敬”的修辞，以便把自己打造成这个神话的化身。
　　技术风云迭代，崇敬之态依然。先是印刷机、蒸汽机主导的机械文明，之后是电报和电话触发的电子通信革命，直至最近的“数字化转型”，技术在普通美国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中一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是一种“与国家建构有关的社会集体经验”（Sousa， 2010），美国人从对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所产生的崇敬感中获得了联结。“技术崇敬”（technological sublime）是美国人谈论和理解技术的一贯修辞，一种肇始于机械工业时代的知觉政治（Nye， 1994：xi-xx），在塑造国家联结与认同的历史过程中拥有着持久的魔力。
　　
二、“技术崇敬”传统的建构
　　凯瑞并不是最先洞察到美国文化中存在这种“技术崇敬”的人。在凯瑞的作品中，佩里·米勒（Perry Miller）是一位被反复提及的人物，早在凯瑞之前，米勒就在《美国的精神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 in America）⑥中使用了这个概念来描述共和国早期的美国人以近乎宗教式的崇敬之姿参与新技术的体验。20世纪70年代，凯瑞在《电子革命的神话》等系列文章中，通过引用和分析历史上大量经典美国作家的文学作品，来揭示美国思想中持续存在着“电子崇敬”的主基调：即“将电力技术神话为渴望社会变革的驱动力、重塑人类共同体的关键，以及回归珍贵的自然乐园的手段”。⑦凯瑞的这种以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并通过阐释经典作家的作品来得出结论的研究方法实际上隶属于早期“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⑧的一种经典研究传统——即通过考察技术与自然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来讨论美国的国家认同。米勒正是“美国研究”中这一传统的开创者之一（Murphey， 2001）。
　　此后，米勒的学生利奥·马克思（Marx， 1964：145-226）的《园中机器：美国的技术和自然田园理想》成为这一研究传统下的经典之作。《园中机器》考察了美国权威作家如何处理以铁路和电报为标志的工业现实与自然田园理想的紧张关系：技术自19世纪早期侵入日常生活伊始，一方面激发了伟大事物的出现，如把国家凝聚在一起；另一方面似乎也摧毁了原本安全的自然田园空间。19世纪的作家相信正是美国文化中的“进步理念”和“自然田园”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塑造了美国生活。自19世纪以来，每一代人都生活在这种“自然”田园世界和“人造”机器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时至今日，人们对美国生活的理解依然离不开机器梦与田园梦之间的根本冲突。在此意义上，利奥·马克思的作品帮助“美国研究”建立了一个解释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技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许多后来的技术史作品发展了利奥·马克思的这个框架，尤其是约翰·F·卡森（Kasson， 1976：166、180）的《将机器文明化：1776—1900年美国的技术与共和理念》，只是与利奥·马克思不同的是，卡森认为技术崇敬更多地存在于大众对技术的接受中，而非知识分子面对技术的矛盾心态（Craig， 2008）。卡森将“技术崇敬”诠释为一种由“强大的情感、道德目标，以及坚信共和国有条不紊的运转是由技术进步来反映与改善的信念”组成的混合体。他认为新技术的出现不仅仅是物质进步和繁荣的代理人，而且是自由的捍卫者和共和国美德的工具。一旦发展制造业技术与共和主义的经济理念相吻合，技术崇敬就能缓解人们对工业主义的恐惧，也会让那些批评机械技术和工业主义会损害美国环境和价值观的人士无话可说。19世纪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技术与他们关于自然和一个有序社会的共和理念之间不存在解决不了的冲突。
　　当然，这一传统之下还包括与凯瑞几乎同一时期的丹尼尔·切特罗姆（Czitrom， 1982：xi-xiv）的《媒介与美国心灵》（Media and the American Mind）⑨和卡罗琳·马文（Marvin， 1988：3-8）的《旧术犹新》（When Old Technologies Were New）。切特罗姆采用了思想史的路径通过使用各种档案材料中电报、广播和电影三种新兴通信技术引发的希望与恐惧的社会反映，以及社会科学知识界关于媒介的知识生产领域的辩论，来突显媒介技术在塑造现代美国社会的关键力量：电报作为第一种电力商业化的设备，它将消除旧的偏见和敌意，带来世界和平与和谐；广播激发了通过即时通信使社会变得更高尚的乌托邦愿景。马文通过广泛引用各种行业出版物，如《电气评论》、《西方电工》、《电话》和《电气世界》上的材料来呈现出19世纪后期的美国人对电力通信的想象，以及如电灯和电话所引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空间的变革。
　　关于“技术崇敬”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大卫·奈（David Nye）被认为是最精明有趣的评论家之一。⑩奈是利奥·马克思的学生，他的诸多结论都建立在“美国研究”一脉下米勒、马克思、卡森和切特罗姆等众多技术思想家的作品之上。奈所理解的“技术崇敬”是指人们在某种巨大的结构或极其强大的机器面前所体验到的那种无法抗拒的、经常是令人愉悦的敬畏和迷失感。在《美国的技术崇敬》[11]中，奈指出激发崇敬体验的不仅仅是大自然，现代科技也有能力引发类似的惊奇、敬畏和恐惧的反应：第一条铁路、第一家大型工业工厂、电气化的城市景观、胡佛水坝、原子弹所有这些甚至更多的技术人工物，都激发了那些第一次目睹它们出现的人们的崇敬体验。这种体验不仅仅是深刻的个人体验，也塑造了社会团结和民族国家的集体性格。他指出“崇敬”一开始是一个美学和心理学范畴，于19世纪初在美国重新出现时发生了转变，且发生了从私人体验向公共情感构型的转变——变成了民主的或“大众的崇敬”，这种集体崇敬属于一种独特的美国意识，是美国公民理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美国人生活的土地没有古老的历史，但他们共同拥有的是一种对技术进步的非凡信念，这种信念是由一项又一项令人崇敬的新技术定期重新点燃。当一种崇敬体验消失后，就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对象把它重新激发出来，这种贯穿美国历史的技术崇敬就像一根线将美国社会中原本多样化和分裂的元素缝合在一起。
　　
三、“神话与象征”路径
　　如果将凯瑞和切特罗姆关于电子媒介的作品放进“美国研究”而非“传播研究”的脉络下来重新理解，不难发现其关于电子技术的一系列观念和米勒、马克思、卡森以及奈对美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的“技术崇敬”的修辞的阐述如出一辙。技术崇敬即是“美国心灵”的一种体现，二位虽都书写电子媒介，但用意却不止步于媒介，而是以媒介“技术研究”切入 “美国研究”（Nye， 2010：320-333），借19世纪早期以来的电子媒介之光，直通“美国心灵”深处。
　　切特罗姆在《“通信研究”作为“美国研究”的一个面向》（Czitrom， 1990）一文中指出凯瑞在双重意义上具有“美国研究”的身份属性：其一，他通过关注通信技术在塑造共和国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对“美国心灵”进行了独到而微妙的分析，他向我们展示了如何通过重新思考关于通信、媒介和技术的基本假设和隐喻来加深我们对“美国心灵”的理解；其二，他令人信服地勾勒并拓展了美国思想的传统，认为美国思想是理解媒介，并实现有关通信的学术话语的民主化的最大希望。实际上，切特罗姆本人同样出生于“美国研究”系。
　　“美国研究”的兴起与美国思想史一脉相承。20世纪早期，在多年教授欧洲的思想代替美国的经典之后，以美国历史和文学为对象的研究在美国大学和学院发展起来。弗农·帕林顿（Vernon Louis Parrington）、佩里·米勒和他们弟子的作品共同开辟了美国思想史的新领域，该领域假设不仅个人而且整个民族都具有一种超脱于社会之上的“心灵”（minds），这种心灵既承继自过去，又与时俱进（Kittelstrom， 2021）。帕灵顿的《美国思想史》（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就假设美国经典作家的思考和写作体现为一种独特的“美国心灵”（或“美国文明”），主张通过深入解读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权威作家的经典作品即可把握“美国心灵”的精髓（帕灵顿，2002：3-6）。1937年，哈佛大学设立的“美国文明史”博士课程，就建立在这种假设之上。
　　这一时期，美国思想史领域的历史学家们的作品都流露出了对美国自身的高度关注，这些作品中积累了大量有关美国的起源、自我表征和自我理解的知识或神话，这些知识和神话都试图回答“美国是什么？”以及“美国是如何形成的？”。这与当时美国高等教育中兴起的“美国研究”运动在许多方面都是一致的，并且在很多方面成为“美国研究”运动的组成部分（Hollinger， 2007）。“美国研究”的第一个标志性方法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神话与象征”（Myth and Symbol）学派。该路径假设通过阅读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权威作家富有想象力的经典作品，即可发掘出美国文化的精髓——即美国集体心灵。在“神话与象征”路径下的“美国研究”作品中，有两种主导神话定义了“美国心灵”——创造于18世纪的自然田园神话和19世纪后期兴起的机器神话。其中，田园神话象征平等，机器神话象征进步；田园神话赋予了美国社会一种集体认同感，机器神话则强化了一个未完成的技术乌托邦的紧迫性。二者是“美国心灵”最神圣的两种表征。不过，正如利奥·马克思的《园中机器》所要传达的，机器只能在自然田园里看到，离开田园的帮助，机器不可能如此成功。在此意义上，两种神话在过往两个世纪里实现了完美融合——美国就是自然田园中的强大机器（Kuklick， 1972）。这种观念与愿景已成为美国身份的基本组成部分，左右着美国人看待自己和国家的方式，使得异质且分裂的美国人获得了统一的国家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事关社会联结与民主。
　　（园中）机器神话的建构意味着机器被接受为国家进步的一部分，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当交通与电信技术化身为19世纪后期以来机器神话的主角时，凯瑞、切特罗姆等人为何能像利奥·马克思一样从权威作家的作品中发掘出“电子崇敬”的修辞了。再想想约翰·加斯特（John Gast）在南北战争后创作的那幅广为流传的油画《美国的进步》（American Progress）。画中一位横跨大陆的金黄色长发女神，穿着古典风格的白色长裙，飘向西方上空。女神作为“进步”的化身，头戴一颗“帝国之星”，右手捧一本书，手肘上缠着一圈电报线，左手则牵着这条象征横贯大陆的电报线向西行进。女神脚下的地面上，有三列火车、一辆驿马车、一辆篷车、驱赶着耕牛的白人农民和骑着马的拓荒者一并向西迈进。油画左侧，象征黑暗和野蛮的印第安人和水牛群在女神面前节节败退，留下一地水牛的骨架。随着西部蛮荒文明的退场，西进的女神开启了一个技术进步的启蒙时代（Sandweiss， 2022）。油画的“技术崇敬”修辞暗含一种视新技术为进步动因的假设和寄托，用不断更新的机器神话隐喻国家进步。在此逻辑下，电信的兴起必然预示着更好的沟通交流，乃至横贯大陆的“想象的共同体”。
　　总体而言，不管是米勒、利奥·马克思、卡森以及奈，还是凯瑞和切特罗姆等人，皆是从诸如加斯特这样的权威知识分子的态度和观念中抽象出了统一的“美国心灵”。然而，这种从美国历史和文化中发掘出的统一的共识观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越战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政治和学术气候的变化中面临松动与摇摆（Jacobs， 2013），以发掘统一的“美国心灵”为宗旨的“神话与象征”路径亦遭受到两方面挑战：其一涉及“美国心灵”的观念源头。即是否真的存在统一的“美国心灵”，如果存在，该由谁定义？是知识分子的观念抑或普通民众的公民理想，即便二者有时并非互斥。其二涉及观念与制度的优先级，诸如有关电信技术的机器神话是否等同于国家的现实；“想象的共同体”即便存在，是否必然就能带来更好的社会联结与民主。
　　“美国研究”领域的学者比以往更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研究的那一小拨智识领袖的观念并不一定能够代表整个国家的民众（Hollinger， 2007）。他们开始质疑由一小群知识分子或权威作家所提出的某些观念模式是否已经对美国历史上的行为产生了持久影响，作为一个回应，社会文化史（上世纪60—70年代）在历史系的崛起盖过了思想史的风头。后结构主义和多元文化政策（上世纪80—90年代）在文学系的出现也让“神话与象征”路径渐渐失去了吸引力：其中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引领的后结构思潮试图质疑经典文本的含义，并广泛地解构对文学的权威性解释。而多元文化政策影响下的“美国研究”学者们也不再执着于一个统一的“美国心灵”，转向关注多样性问题。“美国研究”领域的知识生态因之发生改变（Jacobs， 2013）。不过“神话与象征”的式微并不等同文化观念解释模式的乏力，只是这种文化观念不再局限于知识分子或权威作者的经典文本，而是更有可能扩展至包括普通民众的公民理想。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关于“美国是什么”以及“美国是如何形成的”等问题的历史书写出现了一种有别于“神话与象征”路径的新制度主义范式。新制度主义在充分吸收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社会文化范式的遗产的基础上，也与后者至少在两方面存有分歧：其一，新制度主义者对于在为数不少的声称已接受语言学转向的历史学家中存在的用文本解析代替历史分析的做法失去了耐心，他们对于忽视社会现实的巨大产物来异想天开地追求真实和纯粹的历史书写方式持怀疑态度（John， 2008），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人们相信什么（观念），而是事物是如何运作（制度）；其二，新制度主义者对于否认“国家”在早期美国作为一种制度性存在，以及淡化早期联邦政府在金融、通信等领域的影响的做法持怀疑态度，他们转而相信“国家”在美利坚共和国早期的金融、邮政等形成时期的“结构化在场”，在后来电报电话的形成时期亦是如此。循此路径的传播技术史书写，出现了一种在理念、对象与方法上既承继又有别于“神话与象征”学派的新面貌，理查德·约翰的《网络国家：美国电信的发明》即是这种新面貌下的作品（John， 2010：5-23）。[12]
　　
四、新制度主义转向[13]
　　理查德·约翰是哈佛大学于1937年建立的“美国文明史”后改称为“美国研究”项目的博士毕业生，而“美国研究”的“神话与象征”学派的开创性人物利奥·马克思正是哈佛这个研究生项目的第一批毕业生。尽管约翰于上世纪80年代在哈佛就读这个“美国研究”研究生项目时，也尝试以“神话与象征”的方法写过一篇讨论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经典短篇小说《录事巴托比》的论文，但约翰的这篇文章却向他的前辈利奥·马克思关于同一主题文章的结论发起了挑战。约翰对于通过经典作家的作品就能把握“美国心灵”的研究方式产生了怀疑，他认为要对“美国心灵”做出合理的概括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概念似乎过于模糊和复杂，太接近那些碰巧是白人、男性、英裔和精英的美国人的世界观。但他在哈佛“美国研究”项目上累积的对美国文化的兴趣使他有可能继续对缔造美利坚共和国早期的大型官僚组织感兴趣。不过在小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的影响下，他不再像“神话与象征”学派那样去写少数知识分子对官僚组织的看法或态度，而是转向去问诸如邮政这样的大型官僚组织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带来了什么变化。此后当20世纪最具影响的电信巨头贝尔系统（Bell System）于80年代解体时，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关于电信的研究又激发了约翰新的兴趣，于是，这种提问方式又从邮政延续到了电信身上。
　　不管是在《传播新闻》还是《网络国家》中，和他的“美国研究”领域的前辈们相比，约翰所做的不是延续自利奥·马克思以来的传统去发掘关于“技术崇敬”的新的神话与想象，而是将注意力从利奥·马克思的“技术崇敬”转向了“组织崇敬”，从经典作家或知识分子对官僚组织的态度，转移到官僚组织所处的制度结构上。在约翰的提问方式之下，通信技术“进步”是否意味着沟通交流会变得更好，不是技术能动性使然，而是特定制度约束下的组织选择的产物。所以不能单单从“机器神话”所激发出的“技术崇敬”的愿景中寻找答案，还要去看运营这些通信技术的大型组织——邮政部、西联电报公司（Western Union）、贝尔系统，以及与贝尔有关联的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电话运营公司——如何被“国家”的“结构性在场”的现实所塑造，以及由这些大型组织所连成的通信网络如何对商业、政治和公共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约翰并没有完全忽视通信网络的社会影响，但他的主要分析单位不再是技术发明或者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所说的技术人工物。他“反对赋予技术能动性”，认为通信技术并不必然带来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即便“想象的共同体”确实存在，也不是偶然发生的，在某个特定时空中甚至是一项精心策划的政治成就。正如1835至1861年间的美国电报网络就为南北战争奠定了基础，进而塑造出一种使美国人四分五裂而非“想象的共同体”的文化动态，在此意义上，他认为联邦政府才是形成美国国家“想象的共同体”的关键行动者。由是之故，他转向将制度安排，而非技术视为动因，力图展示大型组织所建立的通信网络如何受到内嵌入制度形式的文化规范或公民理想的约束。他的结论进一步体现为：
　　在美利坚共和国早期以共和为公民理想且由联邦主导的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中，电报发明者萨缪尔·莫尔斯希望将他的专利权卖给国会，这样新媒体就可以由联邦政府拥有和经营；到了1840年代，以反垄断为公民理想的由州主导的政治经济制度中，立法者捍卫新进入者与现有者竞争的平等权利，鼓励开放进入和竞争，这促进了西联电报的崛起；1880年代之后，当进步主义取代反垄断成为一种公民理想后，由市政主导的政经制度推动电话公司加速合并，促使其从私营企业变成理想化的公共事业，以反对竞争导致的不必要浪费。而在此之前，这种新媒介仅限于少数精英阶层。
　　即便约翰的提问方式的转变直接受到其导师钱德勒的影响，但其上述发现却更新了钱德勒的观点——钱德勒主张商业战略形塑组织结构，约翰进一步发现制度安排形塑商业战略，他找到了大型通信组织行动及其行动背后的制度约束条件——国家。约翰对钱德勒的超越，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当时哈佛校园里像西达·斯考克波（Theda Skocpol）这样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家的影响（斯考克波，1985/2009：2-52）。斯考克波主张“将国家带回来”，那么作为第一批将“国家”带回通信史的学者，何谓约翰所言的“国家”？约翰的“国家”当然不是“美国研究”领域的学者藉由“技术崇敬”来表征的（园中）机器神话，也不应被理解成传统意义上韦伯式的官僚组织实体，而是被视为一系列特定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通过有形的组织（包括联邦、州、市政机构）和无形且稳定的观念习性（如《网络国家》中的公民理想）发生作用，成为包括发明家、电话公司创始人、新闻记者、立法者等在内的行动者置身其中的非正式“游戏规则”或表演的“舞台”。“国家”的“结构性在场”以不可预测的方式与西联、贝尔等大型电信组织的行动过程相互作用，进而塑造了共和国早期的通信网络。
　　在此意义上，约翰所理解的“制度”是构成性的，并充满着偶然性，其影响不是任何置身其中的团体或个体所能预料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也与传统意义上将“制度”视为稳定不变的结构实体的做法区别开来（马奇等，1995）。此外，约翰的“制度”不仅仅是文化观念的承载者和接受者，某种程度上正是由文化观念所构成，从而以某种复杂的方式在文化观念和通信组织与实践间建立起联系（Bossenga， 2016）。在《网络国家》中，这种文化观念，也绝不只是利奥·马克思、凯瑞等人从知识分子的文学作品中发掘的有关“技术崇敬”的机器神话和寄托，还包括两个世纪以来相对稳定却又不断演变的公民理想。所以，与其说约翰是从文化观念转向了制度组织，不如说他已经找到了一种方式来讲述文化规范如何已经嵌入到了制度形式中。
　　
五、“网络国家”作为地方性知识
　　2009年，亦即在凯瑞逝世三年后，理查德·约翰接过了凯瑞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教职，两人都凭借对电信研究的贡献而为人所知。同时约翰基于一手的档案研究重新提出：“1790年代光通信的发明，或1800年邮件分拣中心的建立，而非1840年代电报的商业化导致了交通运输与信息传播的分离。”这个观点正是对凯瑞的那个著名观点的新的修正，而这个修正的观点也正在逐渐被丹尼尔·海德里克（Daniel Headrick）这样的学术同行所接受，以致于越来越国际化的传播史研究渐渐不再被凯瑞提出的“电子崇敬”的修辞所包围。
　　凯瑞（Carey， 2005）曾就投射于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革命之上的“技术崇敬”提出过三点反思：第一，大量关于互联网研究的文献作品缺乏充分的历史性；其二，缺乏媒介生态学的比较视角；第三，没有充分地嵌入到包括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在内的至关重要的世界中，而这个更广阔的权力和雄心的世界对互联网的真正后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技术总是嵌入到真实的人们、真实的欲望、真实的经济和真实的政治可能性的真实历史中。那种认为技术是抽象的、在历史之外、在其诞生的政治和经济时刻之外运作的观点，是对任何特定技术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的误解。然而这一教训在20世纪90年代基本上被遗忘，被新经济、新社会、新世界秩序以及与过去不同的新人格的隐喻所吞噬。凯瑞坚持认为，知识分子肩负着挑战芒福德所称的“机器神话”的特殊责任。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有可能成为神话制造者的同谋。所以我们有必要以“一种去神话化的民主语言，其中政治词汇再次与政治目标和过程结合在一起”的方式进行学术工作。[14]至于凯瑞提出的三点反思，约翰的研究或多或少已经形成了呼应：首先，约翰自“邮政系统”到“网络国家”的美国通信史研究有助于增加当前以“新”为主导的媒介研究的时空厚度，尽管约翰反对“站在千禧年之后的居高临下的位置上来‘以今论古’，而是要置身于共和国早期的时空坐标上展望未来”；其二，约翰的电信研究也正是放在和邮政系统、光通信的媒介生态演变的过程中来进行定位，而非作为孤立的对象来考察，乃至得出“技术上，电话继承了电报；但在组织上，电话更接近于邮政”的结论；其三，尽管约翰认为凯瑞所持论点的基本前提——即媒介形式塑造了媒介内容，确实有助于解释美国电报网络的演变，但媒介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与文化有关，还与政治有关。所以他批评凯瑞过于受到芒福德的影响，围绕作为变迁的行动者的各种能量（风、蒸汽、电）的历史意义展开，而淡化了其所嵌入的政治经济脉络。作为比较，约翰反对将能动性赋予技术，认为“技术发明以某种预先确定的方式导致了某个特定的组织结构或商业战略的建立”的主张，是等同于“通过赋予电气设备、电池和电线以能动性来掩盖历史过程”，认为美国早期电子通信网络的可接近性不仅取决于技术律令和经济诱因，同时还受到文化规范，以及联邦、州和市政一级的政治决策的影响。只是在这一点上，约翰似乎没有注意到凯瑞后期关于“技术崇敬”的反思。
　　凯瑞曾将约翰所钦佩的学术前辈英尼斯（Harold Innis）的学术研究模式概括成历史的、经验的、阐释的和批判的（凯瑞，2005：118）。其中，历史的是指他试图检验理论研究的局限，展现时间与空间真正的变迁，以揭示普遍理论不可靠的一面，他以历史的想象摒弃了理论想象的偏颇；经验的是指他试图发掘真实的历史记录，而不是那些在黑格尔之前就让我们头疼的刻板的发展规律；阐释的是指他探讨人们加诸和技术、法律、宗教及政治有关的经验之上的形形色色的定义；批判的是指他的研究的立足点是人文主义与文明的价值观。或许可以借用凯瑞的概括，约翰同样是以历史的、经验的、阐释的、甚至批判的方法来讲述了美国电信发明的故事。首先，他坚持《网络国家》是基于行业出版物、政府文件、各种小册子和企业档案写成的历史，在这一点上，他将自己与吴修铭的《总开关》那样通过二手材料塑造的神话区别开来（吴修铭，2011：32-47）；其次，他的政治经济聚焦是经验主义而非批判导向的，他主张就通信网络的现实运转写书，而非就书写书，在这一点上他将自己与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关键思想家的做法区别开来；第三，他以电信为主线来书写早期美国的历史，在此过程中，他让发明家、工程师、企业管理人员、公关专家、金融家、市政议员、联邦官员、学者、记者和作家们的观念和意图在美国电信发明的故事中悉数登场，尽管他宣称自己早已远离了“美国研究”的“神话与象征”学派。至于批判性，他则表达过自己对丹尼尔·贝尔在“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立场的认同。
　　一旦我们因循历史、经验、阐释与批判的方法，将“美国电信的发明”视为一种地方性经验，并将“网络国家”作为一种从美国经验中生长出来的地方性知识，我们就可以在比较视野中重新审视中美两国早期的电信史，以及电信技术分别在北美大陆和东亚的现代化中可能扮演的不同角色。比如，尽管城市在中美两国电信技术兴起的历史上都至关重要，但需要注意的是像芝加哥这样的工业化城市与上海、天津等口岸城市之于各自脉络中电信网络演进的意义却大相径庭。那么我们如何在东亚的区域视野下，以19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的口岸城市乃至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针对信息与通信技术在口岸城市的兴起乃至国家化提出富有启发性的研究问题，并通过这样的提问和回答来向“中国心灵”投之以“温情与敬意”。[15]也许正是某种“中国心灵”对现代世界的反应，如格致之学、中西体用之辩、涉及电线的风水信仰；及其所嵌入的制度形式，如地方绅士与绅权在电线铺设中的角色，在深层次上塑造了自19世纪中晚期以来从电报铁路“可以立国千年而不敝”甚至到数字技术赋能“数字中国”的主导叙事。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开头那个问题，通信技术的“进步”是否必然预示着能让沟通交流变得更好？这个困惑笼罩了从印刷机到计算机的人类文明，如今，它的最新问题域已围绕“数字沟通”展开（黄旦，2020）。几个世纪以来，针对这一问题的持续探索已经在“技术崇敬”的神话和现实之间不断来回穿梭，而约翰书写的这个1840至1920年间“美国电信的发明”的故事，已然为我们打开了又一个通向这一问题的经验世界，并从中呈现出神话与现实、观念与行动、技术与组织、文化与制度之间的多重复杂纠葛。这种打开将有助于我们在技术进步、社会沟通、国家联结与人类共同体的相关主题上累积一种更审慎且经得住历史考验的见识。即便不能，退一步讲，至少它也为我们中那些有兴趣追求“一个重要问题的足够好的答案”，而非旨在获得“一个琐碎问题的标准答案” [16]的同道，贡献了一段基于档案且足够有说服力的事实，而非神话。■
　　
注释：
①这篇短篇小说是Mark Twain的The Loves of Alonzo Fitz Clarence and Rosannah Ethelton（阿隆索·菲茨·克拉伦斯和罗莎娜·埃塞尔顿的爱情）发表在1878年3月的The Atlantic Monthly上。
②其中《电子革命的神话》原文分上、下两部分发表，即Carey, J. W.& QuirkJ. J. (1970a). The mythos of the electronic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Scholar39(2)219-241和Carey, J. W.& QuirkJ. J. (1970b). The mythos of the electronic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Scholar39(3)395-424。在1989年集结出版的Communication as Culture文集中，这两篇文章合二为一，也就是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中文版中的《电子革命的神话》一文。
③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1928-2016），美国未来学家、作家和商人，《财富》杂志副主编，他的作品讨论现代科技，包括数字革命和通信革命，并强调它们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在早期作品中，他把重点放在技术及其带来的“信息超载”的影响上。在1980年出版的另一本畅销书《第三次浪潮》中，他预见了诸如克隆、个人电脑、互联网、有线电视和移动通信等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对社会变化的反应。
④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1929-2021），美国未来学家。他的代表作是1982年出版的《大趋势》。
⑤凯文·凯利（1952），美国技术未来学家，数字文化学者。《连线》杂志创始执行主编，《全球评论》前任编辑/出版人。因汉译三部曲《失控》、《科技想要什么》、《必然》而为中文世界所熟知。
⑥佩里·米勒（Perry Miller, 1905-1963）逝世于1963年，尽管米勒的The Life of the Mind in America: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Civil War这本文集是在其去世两年后的1965年首次出版，在时间上晚于利奥·马克思的《园中机器》（1964），但文集中的文章实则写成于更早的时间。
⑦本句是在参考丁未翻译的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的基础上对英文版的重译。参见Carey, J. W. (2008).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revised edition: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p.88). Routledge。
⑧凯瑞在Communication as culture中多次用到“American Studies”这个术语。在华夏出版社2005年的中译版中，“American Studies”被译成“美国的研究”（p27；p91；p164），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American Studies这个术语指的不是地理范围意义上的“美国的”研究，而是特指20世纪中期兴起于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一个以“美国心灵”为研究对象的跨学科建制，可以理解成“美国研究”或“美国学”，某种程度上可类比于“中国学”或“中国研究”来理解。也就是说，“美国”是“研究”的对象，而非对“研究”施加的疆界限定。这种澄清不是没有必要，因为通过这种澄清，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切特罗姆说“传播学”本身是一种“美国研究”了，（Czitrom，1990）他想表达的就是“传播学”正是发掘“美国心灵”的一种路径。参见金衡山（2018）。边界：美国（文学）研究的范式确立与转换及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98-108和Kuklick, B. (1972). Myth and symbol in American studies. American Quarterly24(4)435-450。
⑨关于American mind的翻译，在［丹尼尔·杰·切特罗姆（1991）。《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Media and the American mind: from Morse to McLuhan.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曹静生、黄艾禾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中被译成“美国人的思想”；在［H·S·康马杰（1988）。《美国精神：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人的思想和性格阐释（The American Mind: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Thought And Character Since the 1880’s）》（南木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中被译成“美国精神”；在［阿兰·布鲁姆（1994）。《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缪青、宋丽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被译成“美国精神”；在［艾伦·布卢姆（2011）。《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战旭英译、冯克利校）。南京：译林出版社］中被译成“美国精神”。本文倾向于将mind置于文化心理学的传统下理解，并借鉴黄光国（1995：14、20）教授的相关表述，将American mind译成“美国心灵”，并保持前后术语的一致性。
⑩这是来自著名技术史学家罗伯特·弗里德尔（Robert Friedel）的评价，参见Friedel, R. (1995). Book reviews-American Technological Sublime by David E. Ny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82(2)675。
[11]Nye, D. E. (1994). American technological sublim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奈是一位在技术史领域享有国际盛名的技术史学家，他的另一部著作《百年流水线：一部工业技术进步史》的中译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12]JohnR. R. (2010). Network nation: Inventing American telecommunications.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本书中文版为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的传播与中国译丛——媒介与历史系列的第一本，即将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
[13]第四部分关于理查德·R·约翰的部分观点来自约翰接受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的学术刊物《中国传播学评论》访谈时的回答，该期刊物由孙藜主编并将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见JohnR. R.& JinG. (2021). The Historical Role of Communications Networks:A Conversation. Historiography in Mass Communication7(4)53-88。
[14]本句是在参考丁未翻译的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基础上对英文版的重译。参见Carey, J. W. (2008).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revised edition: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p.108). Routledge。
[15]以十九世纪以来的通用技术为书写对象的优秀作品很多，如李思逸的《铁路现代性：晚清至民国的时空体验与文化想象》以及李欧梵教授为该书所作序言《铁路现代性，文化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孙藜的《晚清电报及其传播观念》；夏维奇的《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考察中心》；周永明的《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吴昱的《从“置邮传命”到“裕国便民”——晚清邮驿与邮政制度转型研究》；另外，香港大学孟嘉升（Ghassan Moazzin）教授正在进行的关于电气与电子技术自十九世纪后期以来如何在中国被引进与改造的研究同样值得关注。
[16]理查德·约翰于八十年代在哈佛就读的“美国研究”研究生项目不强调方法论，而是相信方法论服务于问题比反过来更好，约翰自称受益于哈佛的这种训练。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西达·斯考克波在近期的一篇访谈中也提及了颇为类似的观点：无论是在某个领域还是在现实世界中，一个重要问题的足够好的答案远比一个琐碎问题的确定答案更有价值。如果你是一个关心实质性问题的人，请认识到一个关心实质性问题的人来说，采用多种数据来源、多种方法论才是应有之道。这种材料来源的多元性和方法的开放性同样体现在《网络国家》的写作上。这篇文章见Skocpol, Theda; SchicklerEric (2019). A Conversation with Theda Skocpol.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2 (1):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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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庚星系上海理工大学网络与新媒体系讲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课题资助：国家社科基金“技术现象学视域下智能手机与城乡中国居民的日常生活变迁研究（19CXW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