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瑶
　　【文本提要】在手机成为人类器官甚至人类成为手机附属的今天，手机抵抗却逐渐成为一类人的生活方式。本文从（去）驯化的理论视角切入手机抵抗实践，采用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研究发现，指向自身和指向技术是抵抗者常见的两种责任归因，他们通过分解“三重勾连”的策略展开手机抵抗，包括摆弄手机的物质实体、剪裁手机的文本内容、谋划手机的使用情境，旨在夺回对生活、工作、学习以及技术的掌控权，以使手机重回工具角色。然而，这种主体性的彰显在与手机及其所勾连的“社会—技术系统”的协商互动中遭遇重重阻碍，最终内化为一种个人声明和自我认同。“社会—技术”系统的参与将人与技术物的二维关系扭曲成一个没有尽头的“驯化回环”，结果只能是个体在反身性和技术的能动性之间完成“自我驯化”。
　　【关键词】（去）驯化 媒介抵抗 社会—技术系统 三重勾连 协商
　　【中图分类号】G206
　　对“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t）的车轮、“永久在线、永久连接”（permanently online， permanently connected）的浪潮和“手机成瘾”（smartphone addiction）的万花筒，人们纷纷开始以反思性的姿态寻求各种方法，以实现断联、减速和脱瘾。媒介抵抗（media resistance），即有意识且显著地限制自身媒介使用（Woodstock， 2014； Syvertsen， 2017），这一现象吸引了包括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持续性关注，并在传播学领域激发出了一大批关于媒介不使用（non-use）、社交媒体倦怠（social media fatigue）、数字解毒（digital detox）的相关研究。然而，既有研究常常将“为什么”作为重点，对于“如何做”却一笔带过，缺少深入分析。究其原因，大部分研究关注的对象常常是某一特定软件，比如Facebook（Baumer et al.， 2013； Portwood-Stacer， 2012）、Twitter（Schoenebeck， 2014）、微信（黄莹，2018），缺少对物质性载体的观照。
　　另一方面，人们对手机的回避和抵抗对于理解人与媒介技术的关系至关重要。技术是“一切尚未运行完好的东西”（everything that doesn’t work yet）（凯文·凯利，2012：20），运行良好时，技术便隐身了。因此，观察技术的最好时机首先是“一开始”，技术刚刚流行，人们仍在学习和试用（胡翌霖，2020）；其次是“变化时”，例如技术出现故障、人们要改造或弃用技术（Agamben， 2011：99-100）。而当人们开始有意识、有规模地抵抗手机及其连带的技术系统时，手机所扮演的角色才得以彰显。
　　为什么戒手机这么难？本文希望深入手机抵抗者的具体实践，研讨：他们在何种情境下开展手机抵抗？运用哪些策略进行手机抵抗？抵抗的过程遇到哪些困难？结果如何？最终，手机抵抗如何调节了抵抗者的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如此，人与媒介技术的关系才得以展开。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媒介与人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自前大众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互联网，无一例外（Marvin， 1988）。虽然媒介抵抗强调“广义形式的抵抗，对整个媒介或传播技术、类型、平台、系统或功能的声明和抗议”（Syvertsen， 2017），但在大众媒介时代，人们明显更加关注媒介内容对于公共价值的损害，例如煽动社会情绪、宣扬负面价值观，因此人们的抵抗方式常常诉诸媒介内容的监管立法（Krcmar， 2009）。直到互联网和手机的出现，人们才真正意识到媒介技术本身的影响，而此时，媒介技术强大的渗透力已经让媒介抵抗“从一个常规的无名时刻（a routine unmarked moment）转变为一种有意识的努力和一种个人声明”（Ribak & Rosenthal， 2015），越发个人化。
　　Wyatt等人（Wyatt， Thomas & Terranova， 2002）以自愿/非自愿、从不/停止使用为两个维度，划分出四种互联网“不使用”（non-use）的类型：
　　“抵抗者”指的是“因为不想上网而从不上网的人”；“弃用者”认为互联网无聊或者有其他替代性的信息和交流渠道，因此自愿停止使用互联网；相比于前两种主动不使用的类型，后两种是被社会和技术所排斥或驱逐的。以此为出发点，Rosenberg及其合作者（2021）考察了“那些自愿从未拥有过设备或曾经拥有过设备但自愿放弃的人”，相当于在四类型的划分基础上增加了“程度”维度，即完全弃用还是部分弃用，他们将这一部分人称为“拒绝者”（refusers）。考虑到中国语境下手机媒介的整体性和渗透性，实际生活中能够完全弃用手机的人少之又少，更多的是摇摆、矛盾、反复的人，因此本文关注的对象是自愿停止部分手机使用的群体，称之为“抵抗者”（resisters）。虽然这一命名与Wyatt等人提出的第一类相同，但二者内涵殊异，因此本文并不在命名上吹毛求疵，仅以此“表明在不同形式的抵抗和怀疑之间，以及在话语和行动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松散的边界”（Syvertsen， 2017）。
　　基于媒介抵抗传统的对互联网、智能手机及各种数字媒介工具的远离，在当前研究中更多被称为“数字解毒”（Syvertsen & Enli， 2020）。与主张监管媒介内容的政治运动不同，数字解毒更多地指向个人责任和自我优化（Madsen， 2015）。另一方面，Turkle（2011：293）提醒，不要简单地将问题定义为“上瘾”（addiction），如果要戒瘾，就必须抛弃让人上瘾的东西，但人们无法完全摆脱互联网。因此，无论是媒介抵抗，还是数字解毒，重要的是不断协商和调节的过程，与技术协商，也与人协商。在这个意义上，西尔弗斯通等人的驯化研究将媒介的“采用”（adoption）解释为与媒介的协商，打开了一个从愿意协商到抵制协商的连续统一体（Ribak & Rosenthal， 2015）。　　
　　驯化（domestication）暗含着驯服野生动物的隐喻，西尔弗斯通及其合作者通过一系列研究（Silverstone & Hirsch， 1992； Silverstone， 1994； Silverstone & Haddon， 1996）考察人们如何将电视从外部世界纳入家庭内部，同时电视也将人们从私人生活带向公共生活，因此，domestication的另一种译法是“家居化”（潘忠党，2014）。不过，随着移动性媒介技术的兴起和家庭本身传统意义的演变，驯化研究中的“家庭”成为数字媒介时代首先应该超越的理论起点（Ribak & Rosenthal， 2015）。另一个显著的变化则是研究对象从具有物质实体的电视、家具扩展到软件研究（王淑美，2014）。
　　正如西尔弗斯通和他的后继者们所强调的那样，驯化并非一次性的过程，最后的结果不是技术像野生动物那样被驯养（Lie & Srensen， 1996； Haddon， 2006； Silverstone， 2006）。相反，人与人工物的关系发生变化时，“再驯化”（re-domestication）甚至“去驯化”（de-domestication）的过程便启动了（Karlsen & Syvertsen， 2016）。有研究者考察微信用户对于朋友圈（Moments）的再驯化过程，提出“使用，不使用，再使用”（use， non-use， reuse）的循环（Huang & Miao， 2020），提供了一个驯化理论中国语境化的范例。与之相比，虽然去驯化的最终结果可能也只是达成某种再驯化的状态，但有着更强的抵抗色彩。
　　在英文语境中，驯化的“反向”表达不一而足，包括dis-domestication（Srensen， 1994； Hebrok， 2010）、de-domestication（Ribak & Rosenthal， 2015）、reverse domestication（Karlsen & Syvertsen， 2016），本文根据研究的相近性采用de-domestication。国内较少关注驯化的反向过程，不过也有研究开始以“反向驯化”来指示技术驯化人的过程，而本文关注的则是另一重意义上的反向，即人对已驯化技术的疏远，目的是去除驯化的印记，故称之为“去驯化”。去驯化并不是驯化的对立面，“驯化的结果可能是人工制品被遗忘或丢弃，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它的痕迹不能被完全清除”（Srensen， 1994）。因此，“去驯化”并不是指将媒介完全外部化、弃之不用，其目的是疏远、退缩和减少，而不是接受和融合（Karlsen & Syvertsen， 2016）。
　　无论是驯化还是再驯化、去驯化的研究，驯化的阶段都因较强的操作性而被细微改造并保留下来。西尔弗斯通等人在1992年提出驯化的四阶段：占有（appropriation）、客体化（objectification）、整合（incorporation）、转化（conversion），后来扩展到六阶段。目前大多数再驯化和去驯化的研究不约而同地给四个核心阶段加上工整的前缀，以此分析人工物逐渐被移出家庭（Srensen， 1994）或在日常生活中减少重要性的过程（Ribak & Rosenthal， 2015； Karlsen & Syvertsen， 2016）。然而，尽管四阶段或六阶段是驯化理论的核心内容，但驯化理论更重要的意义实际上在于对信息传播技术与人之关系的揭露，即“双重勾连”（double articulation）（Hartmann， 2006：95）。
　　“双重勾连”描述了媒介的两个面向：作为物（object）的媒介和作为信息传播者的媒介，这两种角色分别对应媒介的技术形式与文本内容（Morley， Silverstone， 1990）。随着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后续研究者逐渐发现双重勾连划分出的两个维度稍显简单，Hartmann（2006）认为有必要提出“三重勾连（articulated articulation）”。一方面，Hartmann认同整体性信息的重要性，但也指出个人化信息如个人文本、个人网站同样富有意义，尤其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后，信息的选择和消费愈发个人化（Hartmann， 2006：96-97）。另一方面，双重勾连也可能会淹没物质维度，“在以往的实证驯化研究中，物质维度主要嵌入其使用的语境（context）描述，而不是关注其独特的象征意义”。Courtois等人（2011）经过实证研究发现，一项技术的使用并不是先天与特定的语境相联系的，而一个语境也不一定意味着使用特定的技术，因此，他们也赞同三重勾连的概念，即物体、文本和语境，只不过这里的“语境”已经不同于西尔弗斯通最初提出的“符号环境”了（Silverstone & Haddon， 1996：74），而是指媒介技术使用的情境，比如一个人在卧室时或者和家人在客厅。国内学者也对三重勾连有所观照，冯强和马志浩（2019）以“三重勾连”为框架，从科技物品、符号文本和空间场景三个层面出发，考察智能手机如何与山东省吉村村民的日常生活进行有机勾连；段鹏和徐煜（2021）借鉴“三重勾连”的问题意识，从媒介技术、文本和时空场景三个维度来阐释读书笔记“书写实践”作为媒介实践的三重意义，这些研究都为本文提供了参考。考虑到手机媒介的复杂性，本文拟采纳“三重勾连”的概念，并综合上述观点，作如下定义：
　　第一重，物质维度，具有特定可供性（affordance）和功能的媒介技术从消费市场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使用之中；
　　第二重，文本维度，公共的媒介文本内容提供给个人，人们对其进行私人化的选择和改造，由此进入公共信息结构之中；
　　第三重，情境维度，人们在不同的情境中有着不同的媒介使用/消费行为，不同的媒介使用/消费行为也会创设出不同的情境。
　　双重勾连的另一重意义在于，在这个过程完成后，媒介技术成为一个“社会—技术系统”（social-technical system），“技术嵌入到一个系统关联中，而这个系统又处于不断变动着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结构中”（西尔弗斯通，1994/2004：124）。因此，去驯化不只是单纯地将技术剥离出自己的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剥离出技术已经勾连起的整个“社会—技术系统”。这也是将驯化过程进行反向的意义所在，不是简单地给每一个阶段加上前缀，而是观察一个已经被原有“社会—技术系统”完全捕捉了的人为何以及如何成为技术的抵抗者，主动地将自己从密不透风的系统中剥离出来，以及这样的努力是否成功。
　　本文无意亦步亦趋地跟随驯化的几个阶段，而是抓住驯化理论的核心“三重勾连”，考察人们如何与手机及其所勾连的“社会—技术系统”协商互动，跟随抵抗者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首先，抵抗者有哪些不同的类型，他们为什么要进行手机抵抗；其次，在去驯化过程中，抵抗者如何展开具体的抵抗实践，采取哪些具体的策略；最后，抵抗者如何受到原有“社会—技术系统”的阻碍，又如何消除这些障碍。通过对上述问题的依次回答，本文希望能够重新审视人与媒介技术的关系，并重思驯化理论与新的经验现象的结合方式。
　　
二、研究方法
　　既有的去驯化研究主要关注文本，如线上自助指南（self-help guides）（Karlsen & Syvertsen， 2016； Syvertsen， 2017）。这些文本固然重要，但是人们的具体实践更能生动地展现人与媒介技术的互动协商，驯化研究通常采用微观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媒介使用，而定性方法往往是首选（Haddon， 2006）。因此，本文采用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经验材料主要来源于两个渠道：一是对6个豆瓣小组“远离屏幕计划”、“反技术依赖”、“互联网脱退”、“数字极简主义”、“戒手机”、“今天我没被手机奴役”的线上观察（2020年12月开始），收集小组内帖子的内容和评论，截至2021年8月，共收集448条记录；二是对手机抵抗者进行深度访谈，并邀请部分报告人撰写持续一周的手机抵抗日记。为减少豆瓣社区特殊性的影响，报告人的选择基于两种方式：1.在6个豆瓣小组内发布招募帖，并通过私聊、评论等方式联系发布过帖子的组内成员（编号为D）；2.基于滚雪球抽样选取研究者身边可接触到的手机抵抗者，作为补充（编号为S）。报告人的选取标准为曾经或正在进行手机抵抗实践，且时间不少于1个月。考虑到疫情影响以及研究主题的特殊性，来自于豆瓣小组的报告人均采取线上方式进行访谈，包括豆瓣私信、微信文字和语音通话（6位报告人接受微信访谈，其中有4位接受语音通话，时长不少于30分钟）；通过滚雪球抽样召集的报告人中，S01、S02为面对面访谈（时间不少于60分钟），S03、S04、S05为电话访谈（时间不少于40分钟），5位报告人均辅以微信文字访谈。访谈内容涉及报告人日常的手机使用情况（时间、频率、内容等）、为何减少手机使用、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受到哪些阻碍以及如何解决等问题。共有21位报告人接受访谈，其中有3位报告人撰写了手机抵抗日记，报告人基本信息见表1，并建立Excel电子表格对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的材料进行类目编码。
　　
三、抵抗者的责任归因与抵抗动机
　　在手机使用的时间矛盾（temporal ambivalences）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人们采取的时间管理策略取决于他们将造成时间矛盾的责任归因于谁：将意志力薄弱视为根本原因的人倾向于提高自制力；归因于手机本身设计问题的人可能会关闭通知；觉得自己手机使用模式存在问题的人则会把手机放远一点；认为社会关系是重要原因的人会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不使用手机（Ytre-Arne et al.， 2020）。本文发现，手机抵抗策略与人们的责任归因密切相关，但并非一一对应，指向自身和指向技术是抵抗者最常见的两种责任归因。值得说明的是，这两种类型之间也并非泾渭分明，许多抵抗者同时对自身和技术进行归因，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因此区分两种类型的抵抗者并不是为了树立二元对立，而是以类型学的方式从复杂琐碎的材料中抓取重点和特征，通过对比分析更加清晰地呈现和描述。
　　“一边焦虑一边玩手机”是指向自身类抵抗者的真实写照，他们进行了更多的个人归因，一部分指向心态，一部分指向行为。自制力差、无聊、逃避、焦虑是第一种抵抗者表达中的高频词。一些抵抗者认为自己已经对手机“上瘾”了，另一些并不觉得自己上瘾，只是闲暇时间除了玩手机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D01）
　　还有一部分抵抗者在实际生活中面临较大的工作、学习、人际压力，通过沉浸在手机中来逃避现实：（S05）
　　指向行为的抵抗者与前一类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发现“刷手机”常常处于一种无意识、不自觉的状态。工作间隙休息一下、学习累了放松一下，随手拿起手机刷一下，不知不觉间一个半天就过去了，（D10）。而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很少能记起自己究竟刷到了什么内容，甚至没有新内容出现时还是不停地重复滑动的动作，可以说“刷”已经成为刻在身体上的肌肉记忆：（D13）
　　指向自身的抵抗者将手机过度使用归咎于自身的心态、能力和行为习惯问题，往往会陷入“逃避—焦虑—刷手机—更焦虑—更沉迷—更逃避”的恶性循环。并不良好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也让他们产生自我厌恶感和无意义感，企图通过减少手机的使用时间来恢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诉诸强制性的戒断方式，手机抵抗的程度更深。
　　指向自身的抵抗者并非没有注意到技术因素，只不过多数人认为对技术的指责是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而指向技术的抵抗者对于技术扮演的角色则有着更加深入且系统的表述。他们多次提到亚当·阿尔特（Adam Alter）的畅销书《欲罢不能：刷屏时代如何摆脱行为上瘾》以及杰夫·奥洛威斯基（Jeff Orlowski）的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这两部作品均强调了媒介技术背后的经济逻辑：媒体和商业公司为了获利，通过界面、功能、动作等各方面极致的设计来夺取和占领人的注意力与时间，例如“点赞”的按钮、向上或向下滑动的手势、收到回复的通知、个性化推荐等。抵抗者D06提到了《监视资本主义》中的一段话，这启发他思考技术的非中立性：
　　还有不少抵抗者也表达了类似观点，D14在互联网公司工作了三年，虽然工作内容与开发设计不相关，但也经常帮这些部门的同事比较哪种按钮颜色更吸引人。她清楚地意识到所有软件都是为了盈利，培养用户习惯、增加用户黏性，因此（D14）。伴随媒介技术之强大而来的则是对手机，以及隐私泄露等令人烦恼的问题（D16）。可以看到，这些抵抗者对媒介技术的归因已经不仅停留在因为畏惧而抗拒的阶段，而是对技术平台的底层逻辑有了相对充分的理解，在此基础上选择拒绝手机，降低其对自己日常生活的影响。
　　更进一步地，本文发现，手机抵抗者的抵抗动机存在方向性——前进和后退。向后退充满了对时刻在线的加速社会的不满，抵抗的目的在于对个人时间空间的争取、对线下真实体验的渴望，既有研究多集中于此，Woodstock（2014）确定了三种：希望在公共/个人领域之间建立边界；担心通讯技术会破坏人际关系；渴望专注于即时和真实的体验。Rosenberg等人补充了手机在家庭空间中的负面影响和身心健康两种动机（Rosenberg & Vogelman-Natan， 2021），以上动机在本研究的抵抗者身上均有迹可寻。
　　向前进则恰恰相反，“作为一种资源，时间是可利用和可分配的。作为一种商品，它被用来在劳动力市场上换取金钱……当时间就是金钱，任何没有利用的时间就是金钱的浪费”（惠普，亚当，萨伯里斯，2002/2009）。向前进的抵抗者多拥有大量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如学生、自由职业者，或者正在准备重要的考试，因此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减速的生活，而是希望自己“不要浪费时间”，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学习或提升自我等生产性活动中去。如S01，
　　
四、分解“三重勾连”：手机抵抗的去驯化策略
　　不同的责任归因和抵抗动机固然形成了不同的抵抗策略，但其间纵横交错，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另一方面，由于手机极强的整合性和渗透性，抵抗者的抵抗策略基本上都采取了分解的思路，因此，这部分将以“三重勾连”为锚点，分析手机抵抗者的去驯化策略。　　
　　驯化研究在讨论媒介技术的物质面向时，常常涉及一个概念——可供性（affordance），这个源于生态心理学的概念在这里指的是“技术预先给定的限制或方向，为技术应该如何被使用、它是用来做什么的等问题给出了建议方式”（Hartmann， 2006：84）。可供性强调技术的激发能力和主体的调用能力，突出人与技术的关系性（Hutchby， 2001）。驯化研究常常将可供性作为功能或特性的同义词，损失了可供性概念的关系性内核，但去驯化的思考恰恰弥补了这一点，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反过来开始给媒介技术增加限制或减少条件，让技术使用起来不那么方便有效，以此消解可供性。
　　电力和网络是新一代的“元媒介”，也是手机的基础设施，抵抗者通过出门不带充电线和充电宝（D02）、选择极低的流量套餐来限制使用。（D03）
　　关机和锁机也是抵抗者认为比较有效的一种方式，尤其是有重要学习任务的“学生党”，他们还会给手机设置自动关机开机时间，防止自己（D05）。不过，对于大多数已经工作的抵抗者来说，关机锁机等彻底停用的方式的可行性较低，流量和电量不足也会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存在耽误工作的可能。
　　学习时将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工作时将手机倒扣在桌上、睡前不把手机带上床……物理空间隔离策略的本质就在于取消手机的便携性，（D09），避免了随时随地拿起手机看一眼的下意识行为：（S05）
　　这类策略在电视的去驯化研究中较为常见，属于“身体和技术上的保持距离”，是“去客体化”（de-objectification）的一种方式（Karlsen & Syvertsen， 2016）。物理空间隔离策略还涉及空间布局，将在情境部分继续讨论。
　　作为一种重要的移动交互界面（mobile interface）（Galloway， 2004），手机屏幕直接调节了使用者的行动。通过对手机视觉系统的设置来降低使用的舒适度和吸引力，这种方式相较于前两种而言不那么“决绝”，因此更常用，也更多样，包括对色调、字体、亮度、屏幕布局等手机内部空间的各种设置。例如将颜色设置成黑白、字体设置成小篆体、降低屏幕亮度、把常用的App隐藏。D08向研究者展示了他的手机桌面，软件不多却分出了五个屏幕；第一屏是“学习屏”，包括词典、时间管理、单词、健身App等；第二是“功能屏”，包括微信、支付宝、淘宝、导航等；第三和第四都是空白屏；第五才是“休闲屏”，放置着游戏、短视频等娱乐App，并且分门别类地收在不同的文件夹里，文件夹的备注上还写着“真得要点开吗”。D08解释道，（D08）
　　“技术的目标是‘驯服’时间，换句话说就是对时间中呈现的东西进行预测和控制。驯服就是一种控制的愿望”（辛普森，1994/2016：70）。时间在去驯化研究中是比空间还重要的维度：人们在手机中耗费超出预期的时间→感受到技术时间与现实时间的冲突→通过各种方式管理时间，换言之，手机抵抗从原因到目的都紧紧围绕着时间问题，时间管理类软件应运而生。有学者认为，借助此类软件，人们“将生活回归序列化的现代性事件框架之中，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我在时间上‘能够’和整体生活的全方位建构”（孙文峥，2021）。然而，本研究发现，虽然市面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时间管理App以及手机自带的屏幕时间管理功能，但是不少抵抗者反映其效果并不理想：（S03）
　　用技术管理技术，相当于将管理技术的“时间主权”（temporal sovereignty）又让渡给了技术，于是人们花时间研究软件、花时间使用软件、花时间破解软件，效果常常难如人意。
　　双重勾连意味着，技术形式主导了媒介从公共空间进入私人领域的第一重勾连，而信息内容则实现了从私人领域重回公共领域的第二重勾连，因此，对手机文本进行去驯化的核心就在于人们开始拒绝手机所勾连的公共信息系统，更加注重个人感受和现实体验。
　　关闭通知——包括关闭各类App的信息推送、社交媒体的消息提醒、朋友圈的更新提示、卸载高耗时的软件、取消关注等——是最典型、可行性最高的回避型抵抗策略之一。信息焦虑、社交压力、无意义感……抵抗者关闭通知的动机不一而足，但都体现了外部信息与个人信息之间的冲突，人们在经历了信息充裕的喜悦之后开始被铺天盖地的信息及其副作用压得喘不过气来，“”（D10）。
　　不少抵抗者发现了软件的根本目的就在于“”（D05），具体来说，许多软件一方面推出大量碎片化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另一方面借助算法推荐和信息流把人们淹没在永远刷不完的碎片化信息中。当意识到这一点时，抵抗者开始思考如何（D05），即用整体代替碎片，属于替代型策略：
　　对于手机承载的信息，抵抗者心态复杂，在深受信息困扰的同时，也在担心错过重要的信息或者无法参与朋友的讨论，D02在豆瓣小组里发表过求助帖，她的困扰在于不确定这些信息对自己是否有用，“”（D02）。而帖子下一个颇受赞同的回复则建议她不要被动地等待消息，而应该主动地搜索自己想知道的内容，“”。D05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在抵抗者纷纷拒绝庞杂信息的同时，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显得独树一帜——制造冗余信息来迷惑算法（Bucher， 2018）。D06提到他曾经放弃过的一种策略，“”（D06）。事实上，制造冗余信息的策略逻辑与回避型和替代型策略的思路是相反的，并没有真正减少手机的使用时间，反而产生了增加。不过，这种方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抵抗者对手机的依赖，冗余的信息让后台难以精准捕捉、描绘、推荐，可能导致使用者对软件上的信息失去兴趣，甚至弃用，最终达到抵抗的效果。
　　对比来看，物质策略和文本策略在抵抗程度上有所不同，前者的强制性更高，相应地，较多采用物质策略的抵抗者倾向于归因自身，而后者则倾向于归因技术。
　　在驯化研究者那里，情境几乎与空间（space）同义，例如“公共空间（如公共汽车、广场）、共享的家庭空间（如客厅、阁楼）和私人空间（如卧室、书房）”（Rosenberg & Vogelman-Natan， 2021），而物质和文本面向都与空间息息相关，第一重和第二重勾连的互动互构关系需要在第三重勾连中考量（冯强，马志浩，2019）。具体到手机抵抗，情境策略体现为抵抗者打破原先的手机使用情境，并在实践中创设新的情境。
　　情境绑定指的是抵抗者将不同的手机使用行为和不同的情境绑定，限制手机的使用情境，包含了对私人空间的重新布局，例如D01在淘宝上定制了很多标牌挂在家里不同的地方：
　　公共空间也被匹配了特定的使用行为，D09表示，“”。
　　与之对应地，另一种策略是功能分割，将手机的功能进行分解，寻找替代设备来匹配不同的情境，以此降低手机的整体性和使用者对手机的依赖程度。“”（S04）。
　　抵抗者还会模拟特定的情境，例如“学生党”用手机录像记录自己学习的过程，不仅能够营造被监督感，而且手机也被占用着不能拿来做其他事情。“”（S05）。直播学习、陪伴学习一时成为风潮，Costudy这类提供线上虚拟自习室的软件受到不少抵抗者的青睐：（D02）
　　无论是在传统的驯化研究中还是本研究中，家庭都作为一种特殊情境凸显出来。有些抵抗者正是因为家庭关系而想要控制手机使用，S02的儿子正在上小学三年级，她向研究者讲述了触动她开始抵抗手机的关键事件：
　　在豆瓣小组里，也有不少家长面临同样的问题。还有些抵抗者需要借助家庭关系、家庭空间来进行手机抵抗的实践，例如让父母、配偶或朋友掌握时间管理App的密码，防止时限到了之后自己又选择延长；而有些抵抗者则在抵抗手机的过程中改变了家庭关系。
　　
五、障碍与消除：与“社会—技术系统”协商
　　看似抵抗者能够自主地采取各种策略去驯化手机，包括对手机的物质实体进行摆弄、对手机的文本内容进行剪裁、对手机的使用情境进行谋划，然而，这种自主性在面对手机所嵌入和参与创造的“社会—技术系统”时常常会遭到挫折，甚至导致抵抗失败。这些阻碍在前面已有所涉及，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技术系统”是高度互嵌、密不可分的整体，但为行文方便，这部分将对技术体系和社会关系进行一定的区分讨论。
　　最让抵抗者难以割舍的便是手机的支付和出行角色，疫情中又增加了更为重要的健康码。支付码、乘车码、点餐码、健康码……如今，二维码在机器与机器的“滴”声识别中已然成为人们移动和交往的新数码名片（孙玮，李梦颖，2021）。身处手机织就的天罗地网中，抵抗者陷入两难境地，用则不坚定，弃则不方便，但他们依旧尝试用回归传统的方式来对抗强大的技术体系，例如坚持现金支付，尽管会碰到商家没有零钱可找的尴尬情况，也没有办法使用优惠券，但“”（D07）。
　　相比之下，导航由于身体和空间的介入带来了更复杂的体验，这种标记实体空间和身体状态的位置媒介（locative media）似乎没能实现身体和道路的亲近，反而让人们对所处的空间环境感到更加疏远，“”（D10）。面对这样的难题，多数抵抗者并没有将导航作为抵抗对象，他们认为“”（D11）。也有抵抗者希望以肉身实践感受无导航的生活，即使并不总是成功：（D01）
　　相较于技术体系，手机所勾连的社会关系令抵抗者更加左右为难，一方面，社交压力和社交倦怠时常成为促使他们进行手机抵抗的重要动因（彭兰，2019），另一方面社会关系又给抵抗过程设置了障碍，“”（D16）。学生尚且如此，“工作党”更是难以随心所欲地远离手机，“”（D09）。
　　而在面对陌生人关系时，手机常常扮演缓解尴尬和打发时间的角色，例如在电梯里、地铁上、排队时，这些“不得不使用手机”的场景有时会打乱抵抗者的节奏：“”（D11）。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抵抗者与社会—技术系统的互动更能体现驯化理论的内核——协商，在手机抵抗之前、之中、之后，抵抗者都必须将社会—技术系统考虑在内，S01从学校放假回到家乡备考，她在日记中的记录生动地展现了这一过程：　
　　抵抗者希望手机乖乖回归“工具”角色，但技术及其所勾连的社会—技术系统显然不是这样想的，因此，手机的去驯化对几乎所有抵抗者来说都是一个长期且充满波折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身边人的质疑声也如影随形，D11的经历颇具典型性，“”。
　　由此观之，抵抗者的目的不在于远离手机，而在于能够在想远离手机时有能力且有权力，但这条路显然困难重重，因此，抵抗者的努力是高度个人化的。他们秉持“独善其身”，并不要求其他人也同自己一样，他们无力也无意以一己之力阻止技术滚滚前进的浪潮，只是希望在逆流而行的艰难步伐中捡拾自己的主体意识，让“手机只是工具，不是控制我的恶魔”，恢复对自我和生活的掌控。
　　
六、“驯化回环”：再思人与技术
　　本文从（去）驯化的视角切入手机抵抗实践，借助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研究发现，指向自身和指向技术是抵抗者常见的两种责任归因，他们都希望夺回对生活、工作、学习以及技术的掌控权，因此通过分解“三重勾连”的策略进行抵抗，让手机重回工具角色，包括摆弄手机的物质实体、剪裁手机的文本内容、谋划手机的使用情境。然而，这种主体性的彰显在与手机所勾连的“社会—技术系统”的协商互动中遭遇重重阻碍，最终内化为一种个人声明和自我认同。
　　遗憾的是，这种努力几乎在一开始就宣告了“失败”，因为当他们的抵抗高度个人化的时候，他们宣战的敌人就只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技术物化身——手机，而这只是技术的外壳。抵抗者无论如何摆弄技术外壳，那个庞大的技术内核也很难被撼动分毫。尽管如此，这种努力依旧是宝贵的，因为每个人最终都找到了一种与手机相处的新方式，因此，并不应以简单的成功或失败来衡量手机抵抗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只有在动态的变化中，技术的真实面貌才得以向我们缓缓展开，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驯化理论的介入才恰如其分。
　　本研究选取驯化理论作为理论视角的重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一理论强调了人们通过日常实践塑造技术的能动性（Bakardjieva， 2006），另一方面是其内蕴的技术生命力，在关于野生动物的隐喻中，技术不是静止不动的物品，而是有“野性”、有能动性、需要被驯服的对象，因此驯化注定难以一帆风顺。同样地，去驯化必然会遭遇阻碍，这个过程才会十分艰难又异常生动。传统的驯化研究虽然强调物之能动性，但人仍然处于主体地位，是秩序的安排者（Lien， 2015），而在本文所切近的手机去驯化实践中，秩序安排者的角色已经被让位于手机所勾连的“社会—技术”系统。因此，在去驯化的意义上重新审视驯化，人与技术的位置关系发生了倒转。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尝试将驯化理论向前推进一步：人们在驯化技术的同时也被技术“反向驯化”，这个反向过程往往是无意识的，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抵抗技术的反向驯化时，“去驯化”的过程才会发生。而这个时候，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前一个过程的结果也参与进来。也就是说，人和技术物原本是单向或者双向的“二维”关系，“社会—技术”系统的加入让这个二维关系发生扭曲，技术物、人、“社会—技术”系统就构成一个关于驯化的莫比乌斯环。因此，驯化不再是单向或双向的线性过程，而成为一个没有尽头的“驯化回环”。提出这个隐喻的目的在于，一方面，不必贬斥人类的反身意识，因为如果没有反身性的参与，我们将始终陷入“人创造并使用技术、技术反向影响人”这个呆板的关系模式之中；另一方面，人与技术的互相驯化是没有终点的，人们只能在这个环上锚定一个位置，无法跑出去，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在人的反身性和技术的能动性之间完成“自我驯化”。
　　以驯化理论切入媒介抵抗，这种思路在现有研究中亦有例可循（Ribak & Rosenthal， 2015； Karlsen & Syvertsen， 2016），但以往的研究大多围绕驯化的四阶段或六阶段展开，本研究独辟蹊径地以“双重勾连”为出发点，诚如Hartmann所指出的，“驯化理论为今天的分析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尤其是如果我们能认真考虑双重勾连的话”（Hartmann， 2006：95）。相比于稍显刻板的阶段论，双重勾连更应该成为驯化理论的核心。进一步地，本研究采纳了“三重勾连”的提法，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补充了中国这一高度手机采纳的技术语境下的独特案例（Courtois et al.， 2011）。更重要的是，以“三重勾连”作为切入点的尝试为去驯化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正如前文所述，去驯化的独特意义在于思考一个已经被原有社会—技术系统完全捕捉了的人为何及如何主动地将自己从密不透风的系统中剥离出来。
　　在媒介抵抗的研究脉络上，本研究还提供了特定群体的例证。Rosenberg等人的研究关注的是程度较深的完全不使用手机者，放弃对手机的所有权是这类群体采取的直接方式。而本研究关注的是矛盾挣扎的人群，没有人能够完全摆脱手机，因此他们的抵抗实践更加复杂多样，描绘出一幅更为丰富的媒介抵抗图景。此外，Rosenberg也谈到他们研究的重点是X世代和Y世代的受试者，“没有解决他们与更年轻的Z世代之间的潜在差异”（Rosenberg & Vogelman-Natan， 2021），在这个层面上，本研究丰富了媒介抵抗研究的关注对象。
　　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本研究以豆瓣小组社区为中心，以书影音起家的豆瓣一直是文艺爱好者的“乌托邦”，故而16位来自豆瓣小组的受访者均有本科（或本科在读）及以上学历，属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群体。为弥补这一点，本研究补充了5位豆瓣社区外的受访者，但受到研究者身份的限制，除S02以外，其余受访者也同属较高知识水平人群，这是本研究在研究对象的背景多样性上存在的缺憾。
　　最后，正如驯化理论拒绝预设人们使用一项技术的方式（Hynes & Richardson， 2009），也不存在完全一致的驯化路径（Miao & Chan， 2020），因此，本研究在进行必要的概括归纳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尽力展现抵抗者丰富多样的去驯化实践。但囿于篇幅和结构限制，不得不对经验材料中的一些细节进行删减，例如抵抗者对于前智能手机时代的缅怀、抵抗者内部对于功能性使用手机的态度差异等，都为后续的研究开展提供了线索。
　　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在看到自主性技术之强大时，也曾哀叹人的无能为力，但他依旧努力提出一种“调查方法”——“将这些系统拆开”，“不管眼前的特定目的是什么，正是通过这一基本的但同时也是最困难的步骤，技术活动被遗忘的本质可能会被揭示出来。……装置、技法和组织的主要结构将会至少暂时被拆散、失去功能，以提供机会来弄清楚它们正在为人类做些什么，并且给人类带来什么影响”（温纳，2014：283）。人们对手机的“去驯化”策略采取的正是分解的思路，我们无法得知，温纳如若目睹这一幕会是欣慰还是悲哀，但他应该会更加坚信，当技术已然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生存方式时，留给人类唯一的余地在于，我们还能够创造机会去“拆解、学习和重新开始”，如果连自己都放弃了最后的机会，那么“人类就可悲地面临着一种永久的处境，即受到其自身发明产物之力量的束缚”（温纳，2014：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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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新瑶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受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科研项目“卓越培育计划”资助。感谢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胡翼青教授、王佳鹏副教授、复旦大学谢静教授等为本文提供的宝贵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