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敏
　　【文本提要】本文在对三十位媒体精英进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探究其离职后的身份认同建构问题。研究发现，媒体精英主要通过如下方式建构身份认同：在更直接的社会互动中寻求认同，在“正式”与“非正式”的身份转换中寻求认同，在基于反思基础上的身份调试中寻求认同。基于其中所体现出的共性，其意义和价值可被凝练为“新闻人职业角色的延伸”，意即媒体精英离职后，基于新行动实践与自我反思基础的身份认同建构与过往的新闻职业角色之间依然具有无法割舍的联结，但在此基础上又实现了“积极行动者”角色的创新与突破。这一变化对于理解新技术环境下新闻职业角色变迁、新闻生态变化以及新闻专业理念的重构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媒体精英 离职 身份认同 职业角色
　　【中图分类号】G214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传统媒体人的离职已经屡见不鲜，其中不乏诸多知名从业者。不同形式的离职文本在社交媒体上流转，各种怀旧情绪发酵。此现象之所以备受关注，是由于其历史特殊性，范以锦（2015）认为，新闻从业者此轮职业流动，与以往行业内的“工作调动”、“跳槽”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不只是字眼上的差异，而且有实质性的不同。任孟山（2015）认为，传统媒体人的离职反映出传统媒体遇到的行业困境。似乎有理由相信，新闻业的困境与当下专业人士的“离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引发了学界对媒体人离职原因以及传统媒体变革路径的热烈探讨，似乎一旦找到原因和对策，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但在耶鲁大学文化社会学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看来，此类研究大概走入了化约主义（reductionism）误区：“这些大相径庭的结论，缺乏普遍意义的研究使得我们无法了解这场新闻业危机的真正内涵”（周红丰，吴晓平，2015）。既然如此，我们或可暂时跳脱出政治、经济、技术交织的宏大框架，把目光转向社会、文化的视角，另置研究重点于行动者身上，观察其理念和行为的具体变化，看其在危机下如何行动。因为，新闻业的“不确定性”究竟能够带来什么并非必然，它取决于多重因素包括物质环境以及拥有特定经验、知识和欲望的行动主体所行使的能动性，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李艳红，陈鹏，2016）。
　　因此，本文欲将研究重心放在国内媒体人离职后的行动实践观察及其角色变化上。核心问题可凝练为：之所以聚焦“身份认同”这一核心概念，源于身份认同是“个人与世界、与他人建立认同关系，并遵循文化编码程序，逐步确定自己在这一社会文化秩序中的个体角色”（陶家俊，2004）的过程，勾连的是离职个体基于新行动基础上身份和角色的重塑。所以，考察媒体精英是否对新闻业仍抱有信念并展开行动，完全可以从媒体人离职后身份认同建构这一议题中寻求答案。
　　
二、文献综述
　　当下，媒体人的离职转型已成为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虽然“从本质上来说，互联网语境下传媒人转型创业的行为实践实乃行动者基于资本效益考量后的一种策略性选择”（曾丽红，2018）。但“并非所有媒体人离职后如不少媒体报道或者渲染的那样实现了个人价值，而是带有试错和探索的意味”（冯强，王蕾，2019）。因为媒体人在离职转型过程中，普遍面临着角色的转型、进化（陈楚洁，2018；马昌博，2020）。这其中会出现不同层面的角色冲突（陈立敏，2019）。典型如转向公共关系领域的记者会对新的职业角色产生新的、可能相互矛盾的期望，这种情况可能导致角色间的冲突（Viererbl & Koch， 2021）。角色的变化影响着媒体人的身份认同。甚至媒体人在职业转型过程中，会深受身份认同等现实问题的困扰（曾娅洁，2019）。导致这种处境的原因一方面是传媒人转型后的职业身份往往得不到传统媒体和社会主流的承认；另一方面是转行后的传媒人在符号资本上仍处于弱势（李理，2016）。角色、身份的变化也关系着媒体人职业认同的重构与专业理念走向。陈楚洁（2018）认为，角色的转型带来对过往职业认同的调整，它既有发扬也有否定。Nel（2010）通过对144名英国下岗记者的研究发现，大多数人“对自己的职业深信不疑”，而且职业身份仍然是“骄傲、激情和满足的源泉”。但媒体人的职业认同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Sherwood和O’Donnell（2018）对2012至2014年在澳大利亚被解雇的225名新闻工作者进行了调查，探讨裁员后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认同是否发生了变化，结果表明，职业认同可能会在失业后逐渐消失。而对专业理念而言，栾轶玫（2014）指出，媒体人在转身过程中，面临着“成名的想象”到“专业性失联”的风险。这使得“近年来关于原有新闻专业认同能否在其机构和制度环境之外得以维持，已经成为一个显在议题”（陶文静，2016）。
　　研究者虽然指出了媒体人在离职转型过程中面临着身份认同重构的现实及可能的困境，但并没有对其中复杂的身份认同建构过程、所体现出的矛盾和张力进行深入的探究。尤其对媒体人离职转型过程中的角色变化、专业理念的走向缺乏细致的体察。无法回应诸如“媒体创业者是作为一种变革行动者，还是利益驱动的商人，抑或粉丝导向的信息策展方？”（陈楚洁，2018）、“媒体人转型创业，曾经的媒体底色和基因会怎么影响他们，曾经投身媒体时所怀抱的理想和情怀，会不会继续在他们身上闪耀，媒体人与创业者的身份会怎么勾连？”（叶铁桥，2019）等问题。这些不足为本文提供了开阔的研究空间。　　
　　新闻从业者角色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研究者发现，新闻从业者的角色认知，既可能决定新闻报道的风格与内涵，也足以影响媒体的社会功能（Weave， 1986）。相关研究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Cohen（1963）在研究华盛顿外交记者时发现，其角色扮演大体分为两类——“中立报道者”与“参与倡议者”。李金铨（1981：45-46）认为，中立性的专业意识形态重视专业技术，强调事实与意见分离的客观报道，是传统自由主义的表征；参与性的专业意识形态希望记者能够积极参与实际政治的程序，鼓吹一种理想或目的，以便负起对社会的责任，不以纯粹做旁观者而满足。李金铨（2004：62）还区分了20世纪中国记者的三种职业角色：儒家模式（1900—1940年代）、毛泽东模式（1949至今）、市场化模式（1980至今）。无论哪种角色模式，都可视作职业与特定社会情境互动的结果，它并非一成不变，这可从中国新闻从业者职业角色变迁中得以验证。
　　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和全国记协合作展开大型抽样调查，在其中一项名为“新闻从业者对新闻媒介承担的各项社会功能重要性”排序中，“帮助人民了解党和政府政策”排名较为靠前（喻国明，1998）。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新闻从业者“宣传者”角色认知明显。如果参照“中立”、“倡导”二分法模式，其职业角色认知具有强烈的“倡导”色彩。白红义（2013）认为这种角色模式的形成与两个传统密切相关：一是文人论政传统，二是党报的喉舌传统。陆晔（2004）对全国八个城市新闻从业者工作自主性进行了大规模实证分析，结论显示：中国新闻从业者越来越认同以新闻专业主义为核心价值取向的职业角色。陈阳（2006）认为，当下中国的新闻从业者主要扮演着四种职业角色——“宣传者”、“参与者”、“营利者”和“观察者”，这些角色交织并存。陈力丹、江陵（2008）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记者角色逐渐复归职业本身是变化的主要趋势。白红义（2012）认为，在调查记者中间存在着从倡导者向中立者转变的趋势。而在当下，中国记者职业角色认知发生了较大变化。张志安（2014）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得出结论：当下新闻从业者的传统角色——“宣传者”、“监督者”面临“双重式微”。尤其在新媒体时代，“参与者”、“观察者”角色愈加无力（丁汉青，苗勃，2018）。总体而言，专业理念的研究取向成为学者们普遍采用的一种路径（白红义，2013：18），因为“对专业理念与规范的认同和实践往往被视作记者角色由传统步入现代、由偏离到回归以及精英记者区别于普通记者的标志（张桂芳，2019）。
　　
三、概念界定与方法说明
　　身份认同概念研究跨越了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不同的学科对身份认同有不同的理解。其包含的维度亦十分丰富，如个体认同、社会认同、种族认同、角色认同、职业认同等不一而足（张淑华，李海莹，刘芳，2012）。面对概念的复杂性，张静（2006：3-23）认为，身份认同研究可从两个路径进行：一是较为稳定的制度—结构（institutional-structural）路径，旨在考察社会对其成员身份的期望、配置和安排；二是较为变动的个体能动（individual agency）路径，旨在考察人们如何进行自我身份的选择、建构、调试和认同。本文倾向于对身份认同的后一种理解，即从建构主义视角运用此概念，重点关注离职媒体人如何在新的行动实践基础上建构自我认同。之所以采用此种概念指向，主要缘于如下两方面考虑：一方面，能更好地解释媒体人离职后的身份建构过程。媒体人离职本身就是“行动者”对于自我身份的重新找寻。某种程度上，媒体人离开原有组织就是一种身份认同危机的表现。但是，“认同危机的发生，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断裂，它预示着新的身份认同的形成与建构”（吴刚平，李茂森，2014：16）。媒体人在离职后如何完成身份的再建构，这方面的研究是缺位的。答案应该从其基于新行动的“自我认同”中去寻找，即观察他们如何通过言说内化自己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能更好地回答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媒体人离职后，是否等于彻底“逃离”了新闻业？“新”、“旧”角色间是否还存在某些关联之处？他们如何反思以往的职业身份？这些反思如何影响其当下的身份建构？对这些问题的解答直接关乎本文的核心议题——离职后的媒体精英是否依然对新闻业抱有信念并展开行动。而对这些议题的回答，显然应从行动者的“自我认同”中去寻找更为合适。　　
　　基于对核心概念的界定，从媒体人的自我叙事和反思性言说中阐释其身份认同建构就在情理之中了。所以，本文遵循质性的研究方法展开，主要采取深度访谈与实地观察相结合的方式。精心选择目标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在受访对象选择上，不追求绝对数量，而是在“典型性”上下功夫。最终，精心筛选了30位受访者，他们具有如下共性：
　　1.曾在新闻行业内持续工作10年以上（）。2.离职前主要从事深度报道，具有一定的行业影响力。3.曾供职一线城市的传统媒体，包括有影响力的党媒和口碑较好的市场化媒体。4.新闻职业操守良好，具有较好的职业声誉。5.具有较强的专业归属感，可以不夸张地说，其身上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烙印，说他们曾拥有过“新闻理想”绝不为过。6.离职后，因“拥有优于一般媒体人的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陈楚洁，2018），所以具有较强的选择主动权。
　　综合目标访谈对象所具有的上述特征，本文以“媒体精英”一词概括此群体，就本文的研究问题来说，他们具有相当的“典型性”。通过对其离职后的新行动实践进行深入、持续的观察以及基于行动者“自我言说”的分析，重点提炼其构建身份认同的主要方式、途径，从中剖析他们是否依然对新闻业“抱有信念”并展开相关行动，其中存在哪些矛盾和张力。基于研究目标，精心设计了与主旨相关的半结构化访谈提纲。访谈时间均持续两个小时以上，有的长达四五个小时，必要时进行了二次或多次访谈，旨在从他们的深度叙事中抽丝剥茧。另外，尽量把访谈地点协商安排在受访者当前的工作空间，希望通过对空间的细节性观察，进一步佐证受访者的“自我言说”。

四、媒体精英离职后的身份认同构建方式
　　依据其行动特征的不同，本文发现，离职后的媒体精英主要通过如下三种方式建构身份认同：在更直接的社会互动中寻求认同；在“正式”与“非正式”的身份转换中寻求认同；在基于反思基础上的身份调试中寻求认同。
　　中国社会普遍赋予新闻记者以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记者也往往以知识分子来自我期许。在新闻的“记录”和“影响”之间，他们往往更看重后者（白红义，2013：111）。在传统媒体时代，记者若想有效发挥影响社会功能，需通过媒体组织这一中介来实现目标。因为，媒体组织是新闻从业者实践其专业理念的载体和场所，为从业者提供资源、机会、回报，是其专业名望的标志之一。使得组织逻辑成为新闻从业者进行新闻实践的重要逻辑之一（潘忠党、陆晔，2002）。而在新技术环境下，这一实践逻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从现在开始，新闻可以甩开传统媒体，直接闯入公共意识”（克莱·舍基，2015：46）。如同克莱·舍基对新闻业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新技术环境下，传统媒体组织开始逐渐失去对新闻的绝对管辖权，“众声喧哗”之下，通过报道方式影响社会的逻辑开始发生变化。如本文一位受访者所言：知名调查记者王克勤也有过类似表达：以前一篇调查报道还能引起轰动、改变，现在不是这样了，很尴尬和无奈（刘成梦，2017）。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在多年的职业生涯中，许多媒体人发现自己的报道往往是重复的，这种重复感来源于现实的无数次循环。面对现实改变的滞后，他们经常会感到自身报道的无力”（付晓静，张德胜，2016）。此种变化下，部分媒体精英的价值认知发生变化，开始反思自身的角色扮演。如同为知名调查记者的孙春龙认为“有时候过多的批评不一定是好事，问题大家都看到了，这时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积极的、起推动作用的东西，能不能身体力行做一些事情”（刘蒙之，许梦颖，2019）。也如8号受访者的体会现实促使部分媒体精英不愿再依附于媒体组织发挥自身价值，而是希望在更直接的社会互动中寻找认同。如2号受访者所言：于是，媒体精英欲通过“更直接的”社会互动实现理想、寻找认同。目前，这种直接性互动主要体现在媒体创业以及公益行动中。
　　“媒体创业”是以相对低成本的生产方式，在传统新闻业外创建小型媒体公司、推出新的媒体产品或推广新的媒体运作模式，与传统媒体形成竞争或补充关系的创新实践（陈楚洁，2018）。行动主体希望通过创新实践弥补市场不足，而在此过程中，其角色扮演与一般意义上的创业者又有所不同。张煜麟（2014）把媒体创业者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纯商人”，二是“媒体商人”，三是“媒体使命家”，四是“公民媒体创办者”。除“纯商人”外，其他三种角色都打上了媒体人的职业烙印，即其创业行为除盈利目标外，创业者还注重其创业方向对社会的影响，具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本文的受访对象半数左右选择了创业者角色，其创业方向选择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可以直接反映其价值取向。其角色扮演更多体现了上述“媒体商人”和“媒体使命家”的特征。这种身份的建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创业初衷以及创业后对自我身份的认定上。
　　在谈到创业初衷时，受访者大都谈到了媒体人经历对其创业方向的选择。2号受访者认为：在他的办公室门口，“用价值观创造价值”的标语十分醒目。8号受访者离职后选择了在线教育，旨在为儿童提供人文通识教育。在谈及为何做出这个选择时，她给出如下解释：10号受访者离职前从事教育报道多年，其创业初衷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在创业后的身份认定方面，2号受访者认为自己，因为他觉得自己8号受访者认为自己当下的角色是对记者角色的一种超越：10号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创业者角色受记者角色影响至深：他举了某上市公司曾许以不菲收入希望他能加入但他选择放弃的例子，并解释道：
　　除以上带有一定理想色彩的创业活动外，从事公益事业也是媒体精英选择与社会直接进行互动的重要方式。典型如王克勤的“大爱清尘”行动，孙春龙的“老兵回家”行动……媒体精英希望通过相关行动更直接地介入相关社会问题的解决中。相关研究亦表明，在公益实践中，媒体人的身份认同也发生了改变，找到了新的价值体现。在从事公益行动的媒体人身上，存在着传统报人与现代记者混合的文化底色，使得他们的身份认同呈现出浓重的理想主义旨趣，具有强烈的社会担当意味（付晓静，张德胜，2016）。
　　值得一提的是，媒体精英选择与社会进行更直接的互动，其中也会受制于诸多因素，影响着其身份认同的建构。如当下媒体人创业基本上以教育、财经、娱乐、时尚等垂直领域为主，因为更容易受到资本青睐。但在资本青睐的过程中，行动主体也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境。主要体现为媒体精英在创业后虽然相对容易获得资本的支持，但也会受制于资方的各种预期，可能导致其成为资方的“工具人”角色，甚至造成“创业媒体人作为廉价劳动力存在，无法真正成为独立内容产制者”（曾娅洁，2019）的局面。这种因服务商业利益可能偏离其原有价值轨道使得其身份认同建构再入樊篱，如2号受访者谈道：曾是资深调查记者的6号受访者创办了某泛娱乐资讯媒体，他说以此作为创业定位其实并不符合自己的价值追求：而他对理想化自我的认同并不来自于当下，而是体现在如下想象性话语中：而媒体精英从事公益也存在着诸多制约，如王克勤曾谈到自己一度“天天化缘”，因其公益事业严重缺乏资金支持。　　
　　行业转型造成的职业发展瓶颈等迫使部分新闻人对实现新闻文化价值失去信心，转而将财富成功视作主导性目标，并通过转投其他行业来追逐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丁方舟，2016）。部分媒体精英也不例外，从其外在身份看，他们已不再是新闻业的“正式”从业者。虽然“正式”与“非正式”常用来划定边界，但是，“这种边界并不是物理性的，而是一种心理性的、关系性的。个体总是在不断跨越边界，拥有着多重的身份”（吴刚平，李茂森，2014：110）。即虽然已不再拥有“正式”身份，但媒体精英依然通过相关行动与“新闻业”发生勾连。除扮演好“正式”角色外，他们会通过技术便利，以“随机参与”的方式继续扮演“新闻人”角色，并在此过程中建构新的认同。
　　所谓“随机参与”，是指部分离职后的媒体精英依然会以不同方式积极参与当下的新闻生产、传播链条，在新闻线索提供、信息求证、网络联结、分析评论、传播扩散等不同维度继续发挥角色功能。如凭借过往累积的新闻敏感，以“爆料者”身份引发公众对某些公共议题的关注，典型如“魏则西事件”，两位“前媒体人”在新闻议题的建构以及传播链条的搭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如2018年刷屏社交媒体的《疫苗之王》一文，其作者也曾是资深媒体人。他们还会以“评判者”身份对媒体报道或职业从业者的表现进行较为专业的分析点评。如陆晔、周睿鸣（2016）所言：“当下针对媒介报道的批评者有各行业高手、专家、影响力较高的自媒体人、网络红人等等，而这其中不乏相当数量的离职新闻人。”基于近年媒体精英离职后随机新闻参与的表现及影响力，有观察者把此群体命名为“新闻游侠”（张丰，2018）。这个称谓不一定很严谨，但却很生动地反映了此群体在当下扮演的角色。
　　虽然没有了“正式”的从业身份，但一部分媒体精英通过相关实践，依然扮演着“新闻人”角色，并在这种随机行动中进行角色反思与自我身份认定。21号受访者曾在电视媒体做深度报道多年后离职，在接受访问时她的身份是一名在读博士。在身份认定上，她依然认为自己是一名理由是她依然开展相关行动，比如开设了微信公众号，经常就自己感兴趣的热点事件进行访谈和评论。而且她认为现在的角色比以往做记者时更自由，因为虽然报道范围有所收缩，但更深入、更扎实、灵活度更高，基本上可按自己的想法进行写作。在与她进一步探讨如何看待其目前的身份时，她觉得自己做的很多事情与记者并无多少差异，因为她认为除了以上的“随机参与”，在正式身份之外，部分离职后的媒体精英还通过技术、平台等外部因素的助力，积极参与行业经验传承、媒介素养启蒙等具有一定公共色彩的行动。在此过程中，他们认为自己依然扮演着“新闻人”角色。23号受访者曾是某市场化大报资深特稿记者，目前的身份是某互联网金融公司的管理者之一。除扮演好正式角色外，他会利用业余时间在互联网平台讲授有关非虚构写作的内容，他说在与学习者交流的过程中，感觉到很多行业新人愿意与他探讨与新闻写作相关的问题，这让他找到了价值感。他认为目前一些新人在媒体机构里没有人带、不会写稿，没人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而自己很幸运，在报业的“黄金时代”跟着新闻前辈们学习、打磨基本功，这些传统手艺不该荒废和消散，应该传给年轻人一些东西，这本身就是一种荣光。自己这点“老箱底儿”还能再受到关注是特别有价值感的事儿。他还为某新闻学术期刊持续撰写有关新闻写作的经验文章。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中，他觉得自己又找到了“新闻人”的感觉。16号受访者从报社离职后进入某互联网企业担任副总裁，主管品牌及公关工作。他用来形容自己目前的身份。在业余时间，他依然以不同方式继续扮演着“新闻人”角色，比如联合几个知名媒体人一起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希望除此之外，他还是一档儿童音频新闻节目的兼职“男主播”，以讲故事的方式为孩子们介绍当下发生的热点新闻。在问及为何还愿意做这些事情之时，他说希望通过这些途径
　　当下，新闻业正呈现出“液化”状态。组织化新闻生产正在变成协作性新闻“策展”（陆晔，周睿鸣，2016）。这一核心变化为离职后的媒体精英开展新闻实践提供了结构性机会，使得其可以继续扮演“新闻人”角色，也为其在“正式”身份之外建构认同提供了途径，即“虽然从新闻业界退场了，却在以另一种迂回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新闻理想”（丁方舟，2016）。但这种随机参与的方式也同样受制于社会宏观结构，其实践多有困难，经济保障也是一大制约因素。这也解释了为何部分媒体精英要以随机方式嵌入到当下的新闻生产、传播结构中，因为满足自身生存的身份并不等于理想身份，行动主体会在“正式”与“非正式”的身份转换中、在继续实现“新闻人”的价值功能中寻求自我认同。
　　在新媒体技术光环、资本诱惑以及个体迫切寻求改变的大背景下，个体的选择难免带有尝试色彩。所以，在面临职业转型的当下，不是所有的媒体人都能迅速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和角色。在此过程中，媒体精英可能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出现某些消极性体验，甚至出现“个体我”对身份的严重不满，可称之为“身份焦虑”（identity anxiety）。而对身份认同的否定，则被称为“身份认同失败”（identity failure）。在个体身份标准变迁的心路历程中，个体势必自觉采取行动，进行自我身份调适。而这个过程就是个体在“身份焦虑→身份认同失败→身份改变”过程中的心路迷茫、焦灼、混沌、渐悟、思变的历程（孙来勒，2012：11）。部分媒体精英的身份认同建构也同样经历了这个过程。
　　对部分媒体精英而言，身份建构过程中的消极面向体验主要来自新技术效率逻辑、资本逻辑与传统价值坚守的碰撞。应当下新技术神话、更高的商业回报等各种现实“诱惑”，部分媒体精英被吸引至新媒体平台。媒体精英欲想在新技术助力下，继续实现传统媒体人的职业理想，但新媒体平台的整体运作逻辑与传统的新闻产制逻辑大为不同，新闻人的“内容至上”与技术逻辑主导的“效率至上”的价值观产生了较为激烈的冲突，影响着媒体精英的身份再建构。24号受访者曾在传统纸媒从业10年，离职后进入某新媒体平台，虽然但她依然感到原因在于她发现新媒体公司对于内容远非如她想象般重视：所以，在面临年龄小她很多的技术负责人对其因“过分”注重内容细节而毫不客气的指摘时，她感到，在这种持续的价值冲撞中，甚至出现了身体上的不适。25号受访者面临同样困境，他发现自己在新媒体公司好像他曾试图表达过反抗，如通过公司内部邮件指责这种在他看来“不公平”的内容产制体系，但发现，他开始怀念过去的记者角色：26号受访者加入某互联网平台后，希望能充分调动以往的经验，在内容运营逻辑和方法上加以创新，做一些以往在传统媒体里真正想做却没有做出的报道。但不久后他发现，在新环境中，内容制作部门处于整个业务链条的最底端。他开始对自身价值发挥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在持续的自我消耗中，他感觉自己。
　　部分媒体精英的身份认同过程虽呈现了一定的曲折性，但他们会在反思的基础上进行身份调试、重新建构认同。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职业回归”以及“职业回流”现象。这里的“职业回归”主要是指行动主体经过反思后，重新回归内容行业，以一种更为创新的姿态进行泛内容领域的创业。这里的“职业回流”主要是指“重返新闻业”现象，即行动主体在反思基础上，再次选择回归到专业媒体并进行创新性实践。
　　11号受访者曾在纸媒从业多年，离职后成为某新媒体公司的一名合伙人，但在加盟新公司后不久就选择了再次离开，开始了视频内容创业。在谈到为何重返内容制作领域时，他做出了如下解释：他表示自己将继续秉承“专业”精神打造内容精品，陆续制作出了部分社会反响良好的作品。尤其在武汉新冠疫情封城期间，带领团队进入疫区进行纪录片拍摄，继续扮演“新闻人”角色。26号受访者在新媒体公司受挫后，做出了如下反思：在内心挣扎了两三个月后，他最终选择离开，开始了教育领域的创业。他说，。30号受访者从传统媒体离职后加盟了某互联网公司，一段时间后她又重新返回了传统媒体继续做内容。她解释说在众多传统媒体人开始拥抱新媒体的时候，她想出去看一看新媒体，可在里面待一段时间后发现，新媒体中优质内容依然是稀缺的，而运营工作也并非她的长项，回归内容生产才是她真正的追求。在吸收了一些新的思维后，又重新返回某纸媒继续深耕内容并建立了新媒体传播阵地，很快就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对部分媒体精英来说，其离职后的身份建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适应”的过程，曾经的价值坚守可能会遭遇降维式打击，尤其在与自己相差较大的价值体系发生激烈碰撞之际，部分媒体精英陷入认同困境。当其中的张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媒体精英通常会主动做出反思，并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优势，通过新的实践进行调试，直至在身份建构上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状态。由此可见，媒体精英离职后的身份认同建构并非一个静止的“完成时”，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协商的“进行时”。他们会在持续“行动”中寻求“自我”，在“反思性实践”中不断寻求认同。如吉登斯（1998：70）所言：行动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是一种“流”。在这个过程里，行动者维持着对自己的反思性监控。
　　
五、结论与讨论
　　“消极地看待新闻人的离职，仅仅是从静态层面的一种观察，新闻人离职转型的积极意义，有待媒体和社会重新认识”（杨亚，2017：1）。通过媒体精英基于新行动实践的角色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更多的意义和价值。本文把其凝练为“新闻人职业角色的延伸”，意即传统新闻人的文化基因、价值底色会在媒体精英的职业转型选择中继续发挥作用，使得其后续的行动实践具有某种文化接续色彩和理想主义光谱。部分媒体精英依然信守新闻业的核心价值理念，相信其功能和使命，其行动依然具有较强的公共属性。其基于新行动实践的角色扮演可视为传统新闻人角色与当下创新性角色的糅合，是对过往单一职业角色的延伸，这种基于实践与反思基础上的新角色塑造具有正向的试验、融合与创新色彩。“新闻人职业角色的延伸”不同于职业惯性的简单延续，而是体现了一个特殊行业中，曾经最具代表性的群体在当下传媒环境巨变下的情感与信念、挣扎与努力、坚守与创新。
　　通过对国内媒体精英离职后身份认同建构详尽的分析，本文发现，媒体精英并没有完全“逃离”新闻业，而是仍以各种“可见”和“不可见”的方式进行积极的行动，并在此过程中重建身份认同。虽然其中有诸多矛盾、张力与艰难，但媒体精英的角色扮演体现了较为明显的“积极行动者”特征，所谓“积极行动者”，主要指“用以区分行动者在社会信念影响下的行为与自然主义的行为之间的差别”（陈红梅，2018）。即其行动具有明显的价值导向，他们依然是对新闻业抱有信念的行动者，是在行业困境下主动采取创新性行动的行动者，是能展开反思性实践的行动者。这种以积极行动为导向的“新闻人职业角色的延伸”具有多重启发意义。
　　于职业角色变迁而言，新闻职业角色进一步复归于社会化本质。事实上，“新闻打一开始就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干的行当”（彭增军，2018：171）。尤其在“当前新闻场域结构从产业模式到作坊模式”（罗伯特·皮卡德，2015）的历史性变迁中，新闻职业角色可以突破原有的组织化模式制约，实现更趋向个体化的结构性转型，使得“新闻人可以在现有制度化手段之外寻求职业发展”（丁方舟，2016）真正成为可能；于新闻生态而言，离职后的媒体精英作为新闻场域的新行动者，进一步变革了当下的新闻生态，使得当下的新闻生产进一步由静态的封闭过程变为动态的协作网络，每个有影响力的主体都成为其中重要的“节点”组成，而“在这样的关系之网中，新闻业并非因为是职业制作者就有何先天优势，或者占据什么高地。各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如何并不在于他们本身的属性，而在于网络中的其他节点相信不相信他们的能力”（黄旦，2015）；于新闻专业理念重构而言，其内涵有了在新行动中重新被书写的可能。新闻专业主义一直受到诸多指摘，虽一直不乏拥趸者、践行者，但始终还是“媒体精英想象的乌托邦”（吴飞，龙强，2017），这固然与其经常在“形而上的理念与形而下的业务规范纠缠在一起”（彭增军，173）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践行主体——职业从业者的角色扮演受限有关，行动主体不能很好地回答在环境巨变背景下其要义到底为何。而其答案应该从不断的行动中去找寻，如研究者所言，在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丰富的条件下，新闻专业性必须重新出发，它不应只停留在话语表述层面，更应该体现在持续的行动中（潘忠党，陆晔，2017）。媒体精英通过新的行动实践不断拓展着专业理念的内涵，他们在更积极地研究受众，在尝试更符合当下情境的传播语态，在不断思考内容与商业的平衡，在更努力地突破一些现实障碍，在尽力推动更健康的行业生态，在不断引领多个领域的变革……这些带有“反思性实践”特征的行动无疑更具专业色彩，当所有这些行动以及基于行动的话语“汇流”起来，必将丰富对于“专业”二字的理解，而新情境下的专业理念只有在做到行动“专业”的前提下才能被进一步建构。
　　“当前新闻的不景气也赶走了那些不准备把新闻当作职业的人，如果你们是新闻事业的真正信仰者，如果这是你们一生的工作，那么就没有什么能改变你们的想法。甚至在新闻最萧条的阶段，你们也仍能发现富有活力的迹象”（塞缪尔·G·弗里德曼，2007）。在新闻业被唱衰的当下，我们依然可以从媒体精英的行动再实践中发现积极力量所在，尽管去向、身份认同构建的方式各异，但曾经的“新闻人”基因使得他们无法仅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终极选择，其行动依然具有公共色彩。而这种无法言说的信念力量究竟何来？其背后恐怕更多是文化动力使然。杰弗里·亚历山大把它称之为社会生活的“暗黑物质”（dark matter），它不可见却拥有非凡力量：“新闻的文化力量能对抗技术和经济决定论。文化赋予个人和群体能动性，记者及其群体不仅能抵抗危机，而且也会积极修复。越关乎职业核心理念和制度危机，越会引发更多为行业生存而进行的防御战”（周红丰，吴晓平，2015）。可以观察到，新闻文化这种内在的强大力量已经逐渐启动，相关研究已初步佐证了这一点，如丁方舟（2016）认为，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流动不仅是在媒介技术与行业环境变迁驱动下的一种适应性选择，更涉及作为行动者的新闻人对于新闻文化价值的追寻与取舍。而传统媒体精英离职后，在其身份认同构建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新闻人职业角色的延伸”就是这种力量的集中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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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敏系山东工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山东工商学院博士启动基金项目“新新闻行动者”的行动策略与身份认同研究（项目编号：BS20191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