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曦 章城
　　【文本提要】本文从社会科技想象的视角切入，探究公众如何想象作为技术的疫苗，以及根据这些想象产生了怎样的话语实践等问题。社会技术想象提供的是一种“我”与其他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的想象，不同主体在把握技术所具有的不同功能和与之相应的不同未来时被引导至其中，并进行相应的社会实践。具体到辉瑞疫苗的讨论中，官方话语的建构、意见领袖专业话语的引导、公众个体身份的认同感从技术、身份、关系等层面构成了社会科技想象。这些想象使得疫苗走出了技术框架本身，嵌入整个社会认知结构中。
　　【关键词】社会科技想象 辉瑞 新冠疫苗 微博 话语
　　【中图分类号】G206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多个国家都投入到新冠疫苗的研发中。2020年11月9日，美国医药公司辉瑞发布消息称，其研制的新冠疫苗阻止了90%的新冠感染（CCTV， 2020）。作为较早完成第三期临床试验的新冠疫苗，辉瑞疫苗的问世立刻引发关注，产生了大量的讨论。
　　国内网络舆论对于辉瑞疫苗的评价褒贬不一，相对复杂。公众就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疫苗研发者的科研能力、疫苗背后涉及的国力对比等问题进行了大量讨论。公众对疫苗的关注超出了公共健康范畴，进入更宏观的领域。本文尝试引入社会科技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的视角，探究公众如何想象作为技术的疫苗，以及根据这些想象产生了什么样的话语实践。

一、文献综述
　　社会科技想象是指“在国家特定科学技术实践的设计或实施过程中所反映出的，共同想象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形式”（Jasanoff & Kim， 2009）。这个概念一方面描述了期望的、有益的、可行的愿景，另一方面也提示了当技术发展不受控制时可能产生的危害。Jasanoff和Kim之后又进一步将这一概念细化，将其重新定义为“集体持有的、形式稳定的、公开透明的、期望（desirable）的未来愿景，它促进人们形成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样态的一致印象，并随着科技的进步得以实现”（Jasanoff， 2015：4）。Jasanoff十分强调“期望”一词的意义，她认为对理想未来的想象与观察者自身有关，发明和创新本身就有可能导致群体性的社会恐慌，社会对创新可能失败的担忧也不能忽略，但为社会建立新未来的努力总是根植于社会进步的愿景中（Jasanoff， 2015：4-5）。因此，社会技术想象虽然不会直接决定技术政策实施的结果，但作为一种强大的文化资源，会塑造社会对技术创新的反应（Jasanoff & Kim， 2013），进而成为“想要实现这些想象的政治意愿和社会决心”的因素之一（Jasanoff & Kim， 2009）。
　　Jasanoff和Kim不仅对社会科技想象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还为如何使用这一概念建立了研究框架。他们强调阐释性、比较性、历史性的方法，将政府官方话语、政策与法律文件、社会成员的实践当作文本，以社会群体为研究对象展开研究（Jasanoff， 2015：24-27）。
　　当前使用社会科技想象这一概念进行研究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比较研究，关注某一技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产生的不同社会科技想象（Shortall， 2019；Pfotenhauer & Jasanoff， 2017； Barandiaran， 2019）；二是对某一抽象概念或具体技术产生的科技想象进行分析，如“现代化”、“准确性”、“创新”，并讨论这一想象的传播路径和社会实践（Molden & Meehan， 2018； Kenney & Mamo， 2019）。
　　Jasanoff和Kim十分强调官方话语和政策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提到，媒体、广告、访谈、视觉图像等文本的作用也不能忽略。这些研究相对更加关注微观层面的社会科技想象形成过程，更强调特定的想象如何进入社会以及由此引发的公众可能的反应。Lupton（2017）对3D打印食品的新媒体报道的研究发现，媒体报道可以形塑公众对某种技术的理解，进而使其成为社会技术想象的一部分。新闻媒体会通过修辞手段抬高新技术的作用，为技术赋予意义，并通过这些意义创造技术如何被应用的想象。Quinlan（2020）发现，部分活跃的组织和意见领袖通过在社交媒体设置相应标签、话题的方式扩散影响，形成相对一致的想象。这样的想象会影响相关个人与群体的行动，甚至影响法律制定和主流媒体叙事，同时挤压这一技术产生其他想象的空间。
　　关于这一概念的批判性意见，Levidow等（2013）认为社会技术想象没有阐释清楚想象是如何被激活的，以何种方式被激活，为何会以某种方式被激活。他们发现，通过将某种技术描述为社会利益，对其进行额外强调以建立技术与想象的关系，可以激活社会技术想象。Tidwell等（2018）批评社会技术想象具有精英主义倾向，将政府或精英的想象视作所有公众共有的想象，忽略了社会技术想象如何从精英扩散到整个社会中去的过程。
　　当前针对疫苗的传播学研究大多集中在危机公关、社会舆论、社会心理、报道方式等层面。本文拟从社会科技想象的视角出发，来探讨政府、媒体、公众如何想象作为技术的疫苗？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公众的社会科技想象这种社会实践活动是如何被生产、被投射的？
　　
二、研究设计
　　根据上述整理文献可以发现，社会科技想象的形成依赖于官方话语的构建，其在互联网中的发展又受到互联网意见领袖的推动，并最终在公众话语中呈现。因此，本研究也将进行分类考察，一方面探讨官方话语（政府及主流媒体文本）是如何呈现疫苗的，一方面考察公众（微博文本）如何想象辉瑞疫苗议题。
　　政府话语样本选取的是政策文件中与疫苗相关的内容。样本来源为中国政府网，以“疫苗”为关键词搜索与疫苗相关的政策。主流媒体话语以《人民日报》为样本，通过《人民日报》数据库搜索标题或正文中包含“疫苗”这一关键词的文本。
　　政府和媒体文本选择的时间范围是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从2016年开始是因为2016年我国发布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在其中疫苗被视为衡量公民卫生服务和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而被提及（新华网，2016）。同年，“山东疫苗案”在全社会产生巨大反响，公众对疫苗的信任遭到冲击，我国也为此多次修改法律。综上，2016年在我国疫苗发展的进程中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从2016年开始的样本有一定的代表性。疫情前的政府和媒体文本将用于考察政府和媒体长期以来想要为公众提供的社会科技想象，疫情后的样本用于考察在新冠疫情特殊背景下，政府和媒体是否改变了先前的疫苗话语。最终检索获得政策文件47份，报道1429条。
　　微博公众话语主要用于分析公众如何想象作为技术的辉瑞疫苗。综合考虑整体数据量、数据代表性后，本文以“辉瑞”和“新冠疫苗”为关键词，两个关键词之间的关系为“与”，必须同时包含这两个关键词才会被记录。只选择这两个较为宽松和模糊的关键词是希望尽可能囊括与辉瑞疫苗相关的各类议题。样本搜集通过第三方平台“清博舆论”进行。样本的时间范围为2020年11月9日（首次发布疫苗消息）至2020年12月8日，这一时间段保证了样本数量，同时30天的时间跨度既包含了事件讨论的高峰期，也包含了一定数量的衍生讨论，更具代表性。通过检索，一共获得了94919条微博数据，其中包括了原创微博和转发微博。
　　微博意见领袖是指辉瑞疫苗议题中较为活跃的微博用户，以上文搜集的微博公众话语文本为基础筛选意见领袖。筛选的方式是，首先剔除所有主流媒体和转发主流媒体消息的微博。之后借助刘志明和刘鲁（2011）提出的微博意见领袖识别模型，对剩余微博文本中的微博账号的影响值进行计算后排序，排名前10的账号为意见领袖。最终结果如（表1　表1见本期第17页）所示。
　　对于政府和媒体文本，借鉴了质性话语分析的思路以确定疫苗是如何在政策文件和媒体报道中被塑造的。质性分析通过不断阅读和分析搜集到的文本，直到饱和（Saturation）状态，以获取关于文本的全部主题（科宾，斯特劳斯，2015：159）。在阅读全部政策文件和疫情前后报道各100篇并记录下包含的主题后，研究者继续阅读疫情前报道200篇和疫情后报道50篇，没有发现新主题。据此，统计共得疫情前主题3个，疫情后的主题在此基础上增加1个。微博意见领袖话语也采用同样方式处理，共得7个主题。
　　对于微博一般公众话语，主要是基于计算机的关键词分析和文本主题分析。根据采集到的相应微博文本，利用计算机进行关键词筛选，随后对所得关键词再进行人工筛选，根据最终筛选结果进行词语共现分析。本文选取了词频超过5000的词进行共现分析，并根据共现关系绘制了语义网络图。文本主题分析采用了经典的主题分析模型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需要提前指定文本集的主题数量，在考虑主题区分度后经过多次测试，本文将文本主题数量确定为7个。
　　
三、基于文本的分析结果
　　疫苗最主要的作用在于防治相应的疾病，在官方话语中，疫苗向公众作出这样的许诺：疫苗可以清除令人生畏的疾病，接种疫苗就能健康、幸福地生活。在国务院关于艾滋病（中国政府网，2017a）、慢性病（中国政府网，2017b）、残疾（中国政府网，2016a）等相关问题的文件中，疫苗的研发和接种都是实现社会平等、保障社会权益的重要手段之一。相较于政府话语以宏观发展方向为主，媒体话语更加微观具体，直接涉及接种的好处、不接种的坏处、疫苗的效果等与公众切实相关的内容。例如在报道麻疹时，媒体表示原本可以被疫苗预防的麻疹因疫苗接种率下降在美国再次蔓延，同时引用了CNN的报道称“全球麻疹疫情大暴发凸显了疫苗对于传染病防控的重要性”（张梦旭，2019）。通过这样的话语，疫苗的价值被不断强调，为公众提供了“接种则健康，不接种则患病”的暗示，潜移默化中将疫苗与健康幸福的生活联系起来。在媒体话语中，疫苗被建构为可以以低廉的代价把某一种疾病消灭的形象，从而为社会带来持久的效益，为公众带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公众关于辉瑞疫苗的讨论中，对新技术治愈疾病的期待也是重要部分。辉瑞疫苗是第一个被批准使用的mRNA疫苗（Wikipedia， 2021），而“第一”这样的称呼本就符合公众对新奇的技术未来的期待，加之新冠疫情对全世界造成巨大影响，更加强了公众对新技术的想象与期待，由此辉瑞疫苗有机会进入社会话语中。虽然公众不一定了解新技术是如何诞生和生效的，但他们积极接受与新技术有关的各类知识，以更好地理解技术承诺。
　　表2是文本主题分析结果，其中不同主题的占比大致体现了公众在微博讨论辉瑞疫苗时的话题关注度，疫苗的直接报道、复星疫苗引进、相关经济影响和疫苗技术分析等均被大量讨论。公众在讨论疫苗时大量涉及与疫苗接种可能性和如何接种等相关的话题，表达自己对接种疫苗和接种后生活状况的期待。
　　表3是微博中辉瑞疫苗话语词频统计前20的关键词，从中可以看到，关于辉瑞疫苗本身特性的关键词排在前列，“接种”、“股市”、“上涨”等代表社会秩序恢复的词也大量出现。（表2　表2见本期第17页）和（表3　表3见本期第17页）的数据都说明，疫苗对未来的承诺之一就是缓解疫情、恢复社会生活。公众对疫苗最直接的认知和期待也是防治疾病，让社会重归正常。
　　　　疫苗在中国被视为中高端产业的一员，十三五规划就提出要将重要疾病的疫苗研发列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持续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和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科技问题，研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大战略产品”（中国政府网，2016b）。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强调新型疫苗自主创新为国民健康提供支撑的同时，更把疫苗创新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创新驱动是国家命运所系。国家力量的核心支撑是科技创新能力。创新强则国运昌，创新弱则国运殆”（中国政府网，2016c）。
　　政府和媒体话语在建构疫苗时不可避免地将疫苗技术和国家叙事结合在一起，将疫苗作为国家科技进步、繁荣富强的标志之一：
　　“首个”、“第一个”、“最高”等词语，其本身虽然是在描述技术的领先程度，但同时也突出了技术背后的国家因素。即这一技术是由中国研发的，这一技术的领先代表中国有能力位居世界前列。通过这样的话语建构，技术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被逐渐建立起来。
　　公众的辉瑞疫苗话语中也不可避免地讨论了国家与科技的关系，只是相较于政府、媒体，公众由于内部既有的身份立场差异而包含了更多的观点碰撞。图1是微博辉瑞新冠疫苗话语的语义网络图，从节点位置的分布中可以看出，公众在微博中关于辉瑞疫苗的话语除了涉及疫苗本身，也将其与政治经济议题相联系，“中国”这一关键词出现在语义网络图的中间位置，且节点较大，与其他多个词之间都存在共现关系。围绕中美两国疫苗比较形成的技术民族主义讨论较为明显。
　　公众在关于技术比较的讨论中倾向于将辉瑞疫苗与国产疫苗放在一起进行直接比较，一部分公众将辉瑞与美国固有的医药技术优势相联系；另一部分公众对中国疫苗的肯定则基于中国在疫情控制方面的优异表现，将中国有能力控制疫情与中国疫苗更好相联系，认为中国能控制住疫情，中国的疫苗也应该更有效：
　　在这些比较中，mRNA和灭活这两种技术手段作为中美疫苗最直观的差异在公众话语中被不断提及。研究显示，当公众暴露在观点各异的UGC内容时，反而会使得极化效果进一步加强（Nan & Daily， 2015）。随着讨论深入，双方的话语冲突也更加激烈：
　　在这些对立的话语中，有一现象值得关注，即不论是力挺美国技术优越性的发言者，还是坚持肯定中国疫苗表现的发言者，在他们的话语背后存在着一重共识性的逻辑，就是对于美国医药技术优势的肯定。这可以说是公众将中美疫苗并置比较时的铺垫性意识，也可视为社会科技想象中的刻板框架。不同的是，力挺中国疫苗的发言者用“优中更优”的逻辑聚焦于中国疫苗代表着中国强大的观点，这种意见强化了国家形象认同与个体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而更看好美国技术的发言者则调用以往的认知经验，呈现出了对美国科技较为绝对的认同。由此，在基于以往认知经验而形成的铺垫性意识之上，对立性的话语差异以及其中体现出的界限，使得具有相似认同感的共同体被创造并维持自身的意义，进而形成不同的身份，划分不同人群对同样事物的不同想象（Tiidenberg， 2015）。在社交平台的讨论中，技术民族主义被进一步激化了。
　　疫情发生后，“国际合作”议题在政府与媒体对疫苗话语建构中的重要性凸显。疫情初期，“国际合作”的主题讨论主要落在疫苗的研发上。如疫情爆发之初，我国就已经将“加强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研发国际合作”列入疫情防控要求（新华网，2020a）。之后又提出与“疫情高发国家在溯源、药物、疫苗、检测等方面的科研合作”（人民网，2020a）。疫苗的国际合作正式出现在政策文件中则是在2020年4月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2020年5月7日发布的《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将强化疫苗研发国际合作当作疫情防控环节之一。
　　随着疫情不断发展，新冠疫苗研发取得了一定进展，国际合作议题的重点也开始从疫苗研发转向分配问题。疫苗分配上的国际合作最初相对模糊，在与联合国的对话交流中，我国曾表示将“帮助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做好防范和应对准备”（人民日报，2020），但这里并没有对疫苗进行单独强调。直到2020年5月18日举行的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才明确提出“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中国贡献”（新华网，2020b），疫苗分配上的国际合作在政府和媒体话语中也随之固定下来。之后的中非抗疫峰会、联合国会议、上合组织会议等重要场合上也多次提及疫苗分配问题。自此，“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优先向发展中国家供应”也被视为一项“庄重承诺”，成为抗击新冠疫情的“中国声音”、“中国方案”、“中国立场”（人民网，2020b）。这样的承诺也被视为“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历史责任感和国际道义感”（晓鹿，2020）。
　　但是，国际合作议题在微博的公众讨论中却较少被涉及。关于中国援助塞尔维亚、意大利等国的话题，公众并不质疑但讨论较少；而深度的“国际合作”话语则很难进入公众话语。在围绕疫苗讨论的“竞”、“合”框架下，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竞争性话语仍占据主要话题。虽然官媒也曾发文呼吁要摒弃“疫苗民族主义”（王骁波，2020），但没有引发大规模讨论。不过，如果进一步分析公众和官方关于“民族主义”话语的认知与解读，可以发现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就官方文本而言，民族主义主要是指部分国家将疫苗、疫情政治化，破坏国际合作的行为（张梦旭，2020）；而公众讨论中的民族主义，则更为微观地聚焦中美新冠疫苗“谁更好”这个问题，民族主义情绪主导下的高比较话语较为突出与普遍。
　　根据统计，表1中10名意见领袖的微博在搜集到的94919条微博文本中总计被转发19062次，占比20.08%。这些意见领袖发表微博的总转发和主题见表4。从这些主题中可以发现，微博意见领袖和一般公众的话语主题有较大的相似之处，加之转发意见领袖的微博在总样本中占有较高比重，可以说微博意见领袖关注的主题对公众有一定影响。
　　微博意见领袖一般专业性更强，通常会根据自身的专业领域发表相关观点，在辉瑞疫苗的话语中，医学类、财经类意见领袖在自身领域中都发挥了较大的影响力。这些意见领袖通过原创文字直陈观点，较具说服力。尤其是医学技术方面，意见领袖对mRNA技术的科普使公众更加了解这一新兴技术，让公众想象中的疫苗更加具体和完整，也使公众产生了不同的技术想象，为微博话语中的争论提供了空间。
　　
四、技术、身份、关系三个层面上的社会科技想象
　　通过对政府、媒体、微博公众、微博意见领袖话语文本的分析，本文认为辉瑞疫苗的互联网话语实践中体现出了技术效果的直接想象、技术代表的身份想象以及社会关系的重新想象这三重社会科技想象。
　　疫苗最基本的作用就是防治疾病，这是疫苗给公众提供的最基本的想象，即恢复社会正常运转，微博疫苗讨论中对股市上涨、未来正常生活的期待等话语正是这一想象的体现。在现代社会话语中，疾病意味着严重的社会损失和秩序破坏（西格里斯特，2009：41-103），治愈疾病则说明社会本身正在恢复。公众对新冠疫情破坏社会运转的认知，强化了新冠疫苗恢复正常社会运转的社会科技想象。
　　尽管公众对不同疫苗的态度不同，但都肯定疫苗本身在应对疫情方面的作用，争论主要源于何种疫苗可以更好实现公众对治愈疾病、恢复社会运转的社会科技想象。对不同疫苗的态度，体现的是对不同技术所承诺的不同未来的支持或抗拒，这正是社会科技想象的作用之一。因此，技术本身所能起到的直接作用是其进入社会的基础，但同样的技术在不同社会如何被社会成员接受，则取决于对技术承诺的不同想象。
　　中美之间的技术民族主义竞争是中国社会科技想象不可忽视的一个层面（Au， 2020）。科技一词本就包含了对不断增长的未来的想象，它向人们许诺了一种新奇且人人期待的生活方式，就算“我们”不追求这种生活方式，“他们”也会去追求（Strand et al.， 2016）。这种“我”和“他”的身份区分为技术民族主义提供了发展土壤。
　　就中国的医疗领域而言，西医在近代进入中国后就以现代化形象示人，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代表着国家现代化的想象（张爱华，岳少华，2010）。近代的民族危机促进了技术民族主义的发展，科学也要为“富国强兵”、“抵制外侮”、“巩固统治”等现实问题服务（段异兵，樊洪业，2000）。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建设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也被认为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手段（王一鸣，2020）。在历史因素和政策导向的双重影响下，医疗技术与民族主义的联系顺理成章，这令技术民族主义的社会科技想象逐步生成。通过技术所形成的身份与价值认同来自于对技术未来的想象，这种想象不仅是对技术的想象，也包括由此产生的对自我的想象。
　　基于技术民族主义的社会科技想象在过往的互联网舆论中时常出现，在这些事件中，互联网舆论体现的技术民族主义多是以支持本国科技企业和技术发展以赢得国际竞争为主（陶文昭，2006）。
　　在新冠疫情中，国际环境的变化改变了公众固有的信息结构，同时国家层面对国外话语的强势回击和抗击疫情时的身份认同建立，一起形成了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全新符号价值，为公众重新解释现状提供了理论与话语体系。2021年3月18日进行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表示，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并不承认美国的价值就是国际价值，不承认美国说的就是国际舆论，不承认少数国家制定的规则就是国际规则（人民网，2021）。这一发言在国内的网络平台上获得了强烈反响。固有观念的转变需要通过建立新的可信结构、理论与话语体系、符号体系来实现（伯格，卢克曼，2019：193-199）。国人在抗疫过程中体会的自豪感（self-esteem）、存续性（continuity）、独特性（distinctiveness）、效能感（efficacy）为新的社会科技想象的诞生提供了空间（Vignoles et al.， 2002）。
　　由此可见，社会技术想象提供的是一种“我”与其他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的想象。不同主体在承认技术所具有的不同功能和不同未来时被引导至其中，并进行着相应的社会实践，由此技术得以走出技术本身的桎梏，嵌入整个社会结构中去，为社会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
　　
五、结语：社会科技想象的理论反思
　　社会科技想象在技术、身份、关系的框架内有着多重来源，它一方面浸润在官方话语长期的建构中，深受影响。例如疫苗作为快速有效治疗疾病的手段、疫苗作为国家能力的标志等认知源于政府、媒体的长期建构。但当特定技术进入社会讨论时，又会附着于不同的时代框架，以不同方式调用公众不同想象。政府、媒体在决定想象与什么有关时作用明显，但具体的想象构型则更多取决于公众的解读，意见领袖则在其专业领域内影响公众的话语实践。
　　Jasanoff和Kim在论及社会科技想象这一概念时，明确表示他们受到了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社会想象”概念的影响（Jasanoff & Kim， 2009）。泰勒的社会想象指的是“人们想象其社会存在的方式，人们如何待人接物，人们通常能满足的期望，以及支撑着这些期望的更深层的规范观念和想象”（查尔斯·泰勒，2014：18）。泰勒以17世纪的西方道德秩序为起点，将其看作西方现代性的根源，以阐述现代性如何从少数精英的理论变为社会大众的共识。由此可见社会科技想象来源于社会精英的建构。
　　但这些想象如何从社会精英的理论变为社会大众的共识，这样的共识在什么情况下被激活则需要进一步分析。Jasanoff和Kim所阐述的社会科技想象形成的过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关于想象性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理论。阿尔都塞（2010：273-274）认为社会需要通过意识形态使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顺利进行，以保障生产条件再生产的持续。而生产关系再生产受制于生产条件和社会中的物质关系，本就倾向于按照现有社会关系进行，这就令社会精英的想象有了多种传播渠道，而这些想象中本就包含了相应的意识形态。只是公众为何选择某一想象作为共识而不是另一些想象，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考察，但总体而言这种想象难以脱离某个既定范围。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阿尔都塞，2010：296）。这表明想象不是现实，但它会让人们把现实社会关系置换为想象性社会关系，阿尔都塞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支配着人们自身生存条件的物质异化”（阿尔都塞，2010：297）。麦克卢汉相信技术是自带偏向的，“现代科学的产品本身无所谓好坏，决定它们价值的是使用它们的方式”这样的话是“梦游症的声音”（麦克卢汉，2019：21）。因此技术会按照其偏向对人进行询唤（interpellation），当人们在想象技术未来时，同时想象的是自己在这种未来中的社会关系，由此承认自己是一个具体的、个别的、不可替代的主体，正是在承认自身主体性的过程中社会科技想象得以激活。
　　Jasanoff和Kim最初的社会科技想象概念因其精英主义和缺乏想象传播过程的论述而受到批评。这一概念具有此种不足的深层原因，在于Jasanoff和Kim仅仅将想象视为对未来的期待，他们更注重一幅关于未来的确切的社会图景，而忽视了这种期待之中本就包含的象征意义，以及在进行想象时询唤主体的意识形态功能。简而言之，他们对“想象”本身缺乏想象。因此，在运用社会科技想象这一概念时，关注的重点不应当放在想象的未来图景究竟是什么，而应该放在这副图景中想象主体所处的位置，以及根据这一位置而产生的话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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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曦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章城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新移民的互联网社会支持研究”（项目编号：17BXW10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