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小杰
　　【文本提要】 互联网文化以虚拟为特征，物质性的问题常被忽略。本文从物质主义视角出发，以电脑创新与扩散所勾连起来的三个趋势为基础，即媒介物的分离、整合与隐身，来理解不同主体间的时空、话语与权力关系，以及物是如何介入互联网文化及其治理过程的。电脑作为前后相继媒介时代中的阈限物，其物理可见性在降低，但文化可见性反倒在增强，二者之间的持续辩证关系对一元化总体性叙事的弱化、空间感的重构以及文化治理术物质性转向产生深刻的影响。将电脑等媒介物置于媒介技术变迁时空中来解读，不仅有助于理解前互联网文化的特征，也对当前及未来数字物质性及其治理研究提供方法启示。
　　【关键词】 电脑 互联网文化 媒介可见性 物质隐身 阈限媒介物
　　【中图分类号】G206
一、被遮蔽的物质性及其维度
　　回到基础设施、物质架构、上网和输入设备，互联网文化的物质性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近年来有关数据新闻、网络文学、在线游戏等互联网文化研究已非常多，绝大部分落脚在非物质层面上，物的问题容易被遮蔽。这不是批评非物质性（或内容中心主义）视角。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往往共生于具体的互联网文化实践，是共存互构的关系，但反思非物质性的主导视角及其可能的遮蔽效应是有必要的。相关研究日渐浩繁，讨论物质维度被遮蔽的问题或许比十年前更合适。
　　首先，今天互联网技术与文化的发展给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包括互联网治理）提供了更丰富的场域、案例和空间。面对日常生活的诸多微观例子，如键盘之于表情符（闵大洪，1998）、触摸屏之于互动、手机之于浅层阅读，今天更容易促使我们将文化与物质联想在一起。而从门户网站、搜索引擎到电子邮箱、论坛再到博客、微博，每种不同平台所对应的文化特征，放在历史脉络中来看，均在深层次上与物质技术形成某些对应关系。学术界日益注意到，物质性视角对理解文化技术、数字流散等“非物质形态但却具有物质特性的事物”至关重要（章戈浩，2016），“发现”被主流范式所忽视的信息技术物质实践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Medina，2011；Mullaney， 2017；胡塔莫，帕里卡，2020）。事实上近来国内文化研究、传播研究、数字研究等领域中“物质”视角在逐渐凸显（如袁艳，2016；施畅，2019；戴宇辰，2020；曾国华，2020；孙萍，2020；章戈浩，2020），甚至出现媒介及文化研究的“物质性转向”（章戈浩，张磊，2019；袁艳，陈朝辉，王家东，2021）。
　　其次，忽略互联网文化物质性给我们理解互联网文化实践、学术研究所带来的不足更为显而易见。比如对中国早期互联网文化的研究多聚焦科技、经济、技术治理等政策与法规层面（Tai，2006;曹小杰，2017），政策或法律法规是多方意志及其协商的结果，主体内部的诸多张力在前台的政策文本往往是被遮蔽的。回到物以及物间关系，被遮蔽的张力才可能得到更清晰的呈现（许煜，2019：15-16）。物质性视角甚至不是补充性的，而具有某种“谦逊”的中心性，正如米勒所说，物的权力通常不可感知，异常情况出现时人就会意识到它的重要性（Miller， 2005）。
　　就此而言，回到互联网文化中的各种物质装置以及物质性问题既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物质性对理解互联网文化至关重要，并且在研究过程中突出对物件、装置、架构等的关注，不同学者往往是基于不同维度来使用物质性视角的，可概括为时空、话语、权力这三个相互关联但又相互区分的维度。
　　第一是物质性的时空维度，强调对物质文化的理解需要置于特定的时空脉络，不能只取截面之物进行某种简单、线性的结构分析。空间维度可以从早期本雅明的拱廊、福柯的监狱、马尔罗的博物馆乃至近期的城市研究中得到体现，在媒介研究领域跳出单一媒介而回到多种媒介之间的“媒介间性”。时间维度则将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注联系起来，不同媒介物在时间上的起承转合关系被强调，服务于更好地理解早期媒介形式的特征是如何被纳入后续媒介实践中去的（Bolter & Grusin， 1999）。正如盖根（2016）认为反思物质对文化的影响需要有历史的维度，需要理解“做出准备的技能、实践、工具和制度步骤等最初的集合状态”。互联网时代的“新东西”多少都在此前的信息传播技术有所体现（Standage， 2013；周永明，2013）。但该维度对历史问题的关注并不等于“逸入历史”（胡塔莫，帕里卡，2020：3），它不是对当代媒介实践的恐惧，而是通过回到过去来对互联网文化的策略性遗忘形成某种直接挑战（Parikka， 2012）。
　　第二是物质性的话语维度，强调话语与物质的相互嵌套关系（如许煜，2019）。该维度由反思并跳出对物质性视角的机械理解出发，认为从物质或物件本身到技能、实践、工具和制度步骤的讨论，是物质性的也更是话语的（张昱辰，2016；车致新，2018）。实际上物件或装置往往容易在物理意义上永久消失，但有关它们的表述却不断延续，这些表述反过来影响着物质实践。回归物质性的话语维度意味着仅强调对具体的物、实用功能的物、富于技术含量的物进行分析是不够的，还需要同时对侧重抽象的物、表达功能的物、富于象征意义的物进行分析。后者对理解物对人、对社会关系的形塑，分析为什么信息器物的某些文化概念和认知在今天被“默认”为这样而不是那样，分析互联网物质技术如何在更深层次上影响互联网文化变迁等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是物质性的权力维度，强调将物置于物与人、物与物、物与非物的关系网络之中，并理解物的优先性、中心性和主导性。比如有关身份认同、权力操演、性别阶序等主题的互联网文化研究（如Meng， 2011；Yang & Jiang， 2015；Yang， Tang & Wang， 2015；Gleiss， 2015），在聚焦人的同时（不管是对弱势边缘群体的同情还是对既得利益者的批判），也在不断突出甚至神话人的作用（通过对物等其他维度的忽略来达成）（基德勒，2017；吴璟薇，曾国华，吴余劲，2019），形成某种人本主义的“主体暴政”（tyranny of the subject， Miller， 2005）。回到物质性维度，也就意味着合法化物（作为行动者）对人的权力。任何人所创造之物，都会不断自我演化并逐渐与作为创造者的人相分离，人生产这些物质的同时被这些物质实践所生产。而物与物、物与非物的关系，从权力角度来看，往往体现在以A物（旧媒体、死媒体）定义B物（新媒体、活媒体）、以硬件定义软件等语境中。当然物质性研究的上述权力观，与传统政治中的权力及抵抗观念存在一定的距离，如何克服现有权力观的“去政治化”倾向并形成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物质性延展，仍是值得反思的问题（袁艳，陈朝辉，王家东，2021）。
　　尽管不同学者在使用物质性视角时所采用的理论维度和侧重点存在不同，但这三个维度并不矛盾：时空、权力的维度均可以而且事实上一直被话语所表征，话语的维度及其持续运作反过来必然指向权力实践——三者相互区分但又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下文分析的理论性框架。
　　
二、电脑作为方法：阈限物与可见性
　　置于技术发展的时间维度来考察，媒介物的变迁存在分离、整合与隐身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媒介物与内容的分离。在传统媒体时代，报刊的物质载体与报刊内容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内容不可能脱离纸张而存在，但电脑终端的出现使得媒介物与内容的分离成为可能，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发展以后，报刊与新闻分离、收音机与广播分离、电视与节目分离成为现实。与此相伴而生的第二阶段则是媒介物的整合，电脑成为报刊、广播、电视节目等内容的整合性载体或消费终端，理论上不再依托报刊、收音机、电视机这些多元的物质性载体，就能实现对多元化内容的远程消费。这两个阶段有时候并不存在清晰的边界也不是迭替取代的关系，而是同时重叠在系列物质实践过程中，如书写实践从依靠笔和纸张等物件转向键盘、电脑、可触摸屏幕等新物质形式，二者在较长时间仍会并存。
　　第三个阶段即媒介物的隐身阶段，不仅指虚拟现实技术所营造的无物之媒介环境，更指向以下含义的变化：如果将影响互联网文化的诸多物件分为三类，即：台式机主机、笔记本电脑等核心物件，调制解调器、摄像头、光驱、无线网卡以及鼠标、键盘等辅助物件，海底光缆、服务器等外围物件，媒介物的隐身首先是指作为独立存在的辅助物件的逐渐消失（或体积缩小被装进主机壳里变得“不可见”），以及外围媒介物件的远程化。与此同时，核心物件的体积在逐渐变小、变得更便携；相对硬件而言，软件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可编辑的软件（而不是可组装的硬件）成为电脑或网络工程师更常处理的对象，从而影响核心物件本身的可见性程度。
　　数码物的权力既包括现有权力的技术化也包括技术的权力化这两种形式。它在数字时代变得更为隐身而无法直接被“感知”（许煜，2019），但这种经验上的缺席并不等于事实上的缺席。以音乐这种非物质艺术形式为例，储存它需要依赖磁带、唱片、CD等物质手段，数字化时代存储和播放设备均可抛弃，将音乐下载到电脑或可移动电子设备就行，但依旧需要终端设备和保持网络畅通的各种“不可见”架构作支撑，是在用一种物质形式替换另一种物质形式。
　　在此有必要提出阈限媒介物的概念。范热内普的仪式过程（van Gennep， 1909）、特纳的阈限（Turner， 1969）原指人的转变（如儿童的成人），后被拓展至物甚至社会文化的变迁或转向过程（Manzella & Yacher， 2005），通常表现为分离、转变与聚合这三个典型阶段。媒介作为介于不同物体之间的东西，通常带有空间隐喻属性。阈限媒介物把时间维度也纳入，在本文中特指处于分离、整合、隐身这个变迁过程中的媒介物，它既不完全属于前媒介时代，也不完全属于后媒介时代，但它融合了前后两个时代的特征，同时为文化实践提供“过渡、实验、暂时的阈限空间”（Lim， Bork-Hffer & Yeoh， 2016）。电脑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阈限媒介物，其发明、推广和普及过程，契合着报纸、收音机、电视机的衰落，同时并不像小灵通、BP机等稍纵即逝，人们对电脑自身的定义也在不断调整——很多原本的物质性要件在消失、远程化，或简言之“可见性降低”，由其切入能够比较好地把握互联网文化某种“前后承继、充满可能”（Turner， 1974）的特征。
　　随着1994年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中国电脑的商业化普及为观察媒介物的分离、整合与隐身的变迁过程提供了适合的场域。国家“八五”规划期间开始的电信改革使得信息技术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Milton & Tan， 1997）。金卡、金关、金桥等三大工程涉及银行、海关、外贸等多个重要部门，极大刺激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电脑等硬件设备需求。根据CNNIC（1997—2003）统计数据，1997年我国上网电脑数量仅29.9万台，1999年出现井喷式增长（增长率达169.37%），2003年全国上网电脑总计2572万台。短短十年时间围绕电脑的生产、销售形成了庞大的商业网络，中国大陆除了本土品牌如联想、方正、长城、同方等，IBM、苹果、康柏（Compaq）、戴尔等海外品牌也占据半壁江山（尤其是笔记本电脑）。以电脑为中心，如何理解媒介物尤其是其物理可见性的降低趋势对中国互联网文化产生的影响？
　　在戴扬的框架中，可见性是能否被他人看见、能否获得注意力的政治问题（Dayan， 2013），从概念上来说媒介物本身也理应接受“可见性”的理论检视，但事实上戴扬更多讨论的是媒介之外谁被看见、如何争取可见权利，而媒介物本身是否可见、可见性的强弱相对被忽略。媒介物的可见性不仅指其使政治、文化及治理术等隐藏之物在日常生活中“显现为可见”（卞冬磊，2017；孙玮，李梦颖，2014），也更指媒介技术物件与基础架构的物质显现。从历时角度来看，媒介物的可见性并非一成不变，报纸、广播和电视的可见性更强，而电脑则会弱化这种可见性。根据福柯对可见性与空间监视权力关系的讨论（福柯，2003），可以推论，媒介物的可见意味着文化治理术的可见。媒介物的重新整合促使“复合媒介物”（如电脑、手机）的诞生，一改电视机、收音机等内容接受体的单向度特征，成为既是内容接受体也是内容发出体的存在。传统的媒介文化治理或控制模式受到挑战，原本只要抓住专业生产者、控制内容源头就能控制内容消费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电脑作为复合型阈限媒介物，给互联网文化治理或控制带来的理念性改变是显著的，即以内容治理为中心向以媒介物治理为中心的转变过程。网吧整顿和治理是针对电脑的物理聚集空间，“绿坝”或广义上的防火墙是针对作为节点的个人电脑，远程化的媒介使得治理手段也变得远程化。
　　为了更好理解这个问题，本文将从《计算机世界》、《电脑爱好者》、《世界计算机周刊》、《互联网周刊》等电脑专业杂志入手，结合相关技术物件、叙述文本等，重点梳理第一个十年（1994-2003）的电脑在特定时空中与其他信息物件、人、文化及权力等的多元复杂关系，据此来理解媒介物的隐身趋势对中国互联网文化及其治理产生的影响。本文不会对影响中国互联网文化的物件做面面俱到的分析，也不会试图把从最开始到今天的时段作完整覆盖（这两点的确也很重要），而只是策略性聚焦第一阶段（但同时也会进行跨阶段比较）的电脑并将其与相关物件进行比较分析，总体上仍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方法论层面，本文并不避讳对新话语、新事物的讨论，但在具体操作上将重点分析电脑相关的旧话语、旧事物，尤其是电脑与传统媒介物的比较（这一点深受“历史考察”视角的影响。参见周永明，2013）。藉由这种“局部性解释”（而不是包罗万象的解释）来形成某种新认知，以求对其他互联网文化物质性研究提供启发。
　　综合以上论述，本文内容和逻辑架构可归纳成话语演绎、空间重构和权力变迁三个维度（表一　表一见本期第7页）。话语演绎主要是就媒介领域而言的，在媒介物可见性降低的过程中媒介主流话语存在指称性名词的阶段变化，当然这种话语变化也可能体现在文化、政治和社会领域（本文不做重点梳理）。接下来两部分将重点以电脑的话语、物件、实践及其关键事件为中心，分析其在分离、整合、隐身等不同阶段所带来的空间重构、权力变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媒介物的隐身趋势给互联网文化及其治理带来的深刻影响。
　　
三、从分离到整合：电脑扩散与空间感的重构
　　作为技术物件的扩散，1994年以来电脑在用户中的媒介可见度不断提升。但明显的问题是，电脑扩散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不平衡。1997—2000年电脑用户地域分布以北京、上海、广东为主（三地用户占比保持在全国的四至五成）。据当时中国消费者协会的一项调查，四个直辖市中40.6%的家庭拥有电脑，而中等城市家庭电脑的普及率才20%（陈敏，2000）。网吧、电脑及关联产品的销售市场也主要分布在北京中关村、上海徐家汇、广州天河等地。以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广东省为例，2000年其省会城市广州的石牌电子商城共有1500家经营电脑、配件、软件和电子行业服务的店铺，太平洋电脑城的销售活动影响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电脑价格（邱林川，2013：247）。
　　但即使发达沿海地区，也存在电脑扩散的内部不均衡问题，甚至部分看似起步较早的地方也未必能处于领先地位。同样是广东的例子，1990年南海电信开通全国首个县级现代化数字通信网，1996年开通“南海综合信息网”并在全国县级市中第一个开通因特网接入节点，1997年成为全国城市信息网络服务系统建设试点市，2000年被国家科技部确定为首批国家信息化试点城市，2001年成为广东省信息化综合示范市并获当年“广东省科学技术”特等奖（崔艺文，2018）。该地从1990年代末就开始在小学三年级开设信息课，但十余年后技术崛起的城市并不在南海（后成为佛山市一个区），而在粤港澳大湾区另一侧的深圳。
　　空间失衡本身意味着电脑对传统媒介物的整合是个复杂的过程，深受消费逻辑和行政逻辑的双重作用。尤其行政逻辑层面，1994—2003年间，计算机去西部、计算机下乡成为因应空间失衡的一项重要社会工程。如山西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自1995年开始便在本省晋城市、阳泉市、泽州县、吉县、临猗县、永济市、河津市、洪洞县等地开展了面向农村、基层县乡的电脑普及实践（李秀莲，1997）。而企事业单位的旧电脑经常被汇集并以“支援西部”或“科技下乡”的名义输往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尽管至少在1990年代甚至21世纪初，西部以及东部不发达地区最常见的仍然是电视机，电脑更多分布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中西部区域被互联网覆盖，电脑的普及率得到大幅提升。
　　作为信息化不可或缺的终端，电脑的扩散和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设备鸿沟问题，无疑为互联网文化的扩散和普及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从空间的角度来理解，信息媒介技术带来了项飙所谓“附近的消失”（真人秀节目《十三邀》第四季），即对周围本该关注的地方的忽视，以及对本该忽视的遥远地方的关注。需要指出的是，“附近的消失”并不自电脑或互联网始，早在电视、广播甚至报纸时代就开始了这个消失的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无法避免的后果），安德森认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就有赖于报刊对远处的连接（安德森，2005）。但由旧媒介物主导的传统时代对远处的关注（同时并非对附近的忽略，袁艳，2016），反映的是传统大众媒体精心把关、设计和定时推送的拟像空间（拟像世界）。作为整合报刊、广播与电视的电脑以及互联网时代（包括随后手机所带来的永久在线，孙玮，2015），所有的图文声像均被整合进了一个电脑盒子（不再需要在报刊、电视机或收音机之间进行媒体切换），同时人的能动性也更为凸显。尤其是社交时代的到来，行动者可以更为日常、微观地“看到”发生在遥远地方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颠覆对大众媒体所“构造”的拟像世界的被动接收状态。
　　电脑对空间的改造还体现在更为微观的空间占有层面，以家庭和网吧为代表。电脑作为现代化的象征，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生活中的一种新电器。从自行车与缝纫机到收音机再到电视机，作为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标志家庭“现代化”的代表设备不断更新迭代。尽管更新迭代的过程并不是单纯的新物淘汰旧物的过程，在某些时候旧物也可能进行逆向淘汰，但整体而言，传统电器在家用电器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普通用户花在电脑上的时间逐渐多于电视或收音机，新旧电器在家庭空间的布局也是反映厚此薄彼的重要指标。在家中的摆放位置方面，北京大学辜正坤教授对他第一台电脑的处理方式具有代表性：电脑被当作宝贝一样搬进卧室，并被放置在“室内最安全的地方——卧室的梳妆台上了”（辜正坤，1997）。绝大部分早期电脑使用者，在处理电脑与家庭空间的问题上都采用类似策略。随着笔记本电脑的普及以及无线网的兴起，家用电脑的空间位置变得更灵活，除了书桌还可以在床上、沙发、地板、厕所甚至通勤路上等任何地方，使用者的空间能动性得到拓展，但空间仪式感在逐渐丧失（与索尼随身听时代形成某种对话，杜盖伊等，2005）。
　　早期使用电脑的物理场所除了家庭还有网吧。网吧中的电脑是规整而集中的，消费者去网吧就像电影时代的消费者去影院，相较家庭化、隐私化的电视与收音机消费，网吧电脑的租赁与使用重新营造了某种类似读报时代公共领域的氛围。但网吧里面的交流难以理性化（甚至没有线下交流），更多是身处网吧中的个人在虚拟空间的遨游。早期研究者对互联网公共空间性质的乐观想象（Banerjee， 2003；郑永年，2014），大体上与网吧的流行、BBS的流行形成了某种空间互文性。网吧在2003年前后成为影响互联网文化建构的新空间，给互联网文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与开放性，也导致对其监管逐渐强化（实华，1998）。随着个人电脑和手机智能媒体终端的兴起，网吧的空间影响力才逐渐消隐。
　　不管地区是发达还是落后，空间层次是宏观还是微观，电脑扩散与普及所带来的空间感的改变可以归纳为这几点。第一，由电脑物所标识的空间是多层次的、复杂的，横跨在不同地区之间的鸿沟并不会因技术物的扩散而得到填补，这一点有别于广播电视时代。传统媒体时代（如广播电视时代）硬件设备铺设到的地方，国家就可以实现“在场”（郭建斌，2019）。但电脑因本身的媒介整合性、功能复合性、用户能动性等特征，打破了传统媒介物的一元论叙事，而使得多元叙事、复调叙事变得可能。第二，正是电脑作为媒介物不再只是被动的内容接受体，而日益扮演着内容发出体的角色，现实世界中不同层次的空间及其故事成为被讲述的对象、消费的对象。多元的、日常的“远处”作为公共的地方被不断召唤出来，叠加到网吧、单位、卧室或任何电脑可以抵达的私密地方，形成复调的空间感。不同于传统广播电视物与内容的一一对应关系，关掉电视机或收音机的时候，我们切入到现实空间。电脑的持续在线和媒介整合特性，让我们与拟像世界的距离变得更为模糊。第三，电脑桥接起来远处和近处，只要用户愿意，完全可以将远处拉得非常近非常清晰；同样地，近处也可以被处理得非常遥远（Turkle， 2010）。介于二者之间的空间消失得更快。随着手机（可视作微型电脑）及更多智能媒体的开发及应用，空间感的上述重构趋势将变得更为凸显。
　　
四、走向隐身：媒介文化治理术的物质性转向
　　正是电脑对报纸、收音机、电视等传统媒介物的不断整合，同时自身也在不断走向隐身（辅助物件的消失、外围物件的远程化及核心物件的缩微化，见前述第二部分的讨论），曾经由单一媒介物所主导的文化及其结构发生了本质性转变：报纸与广播使人们的交谈在内容上更同一（塔尔德，2005），电视营造家庭氛围，但电脑（以及后来的手机）则因取消了总体性的内容消费（代之以多元化、圈层化内容），而无法像传统媒介那样营造清晰的“国家”甚至“家”（“他者被引入了家庭的私有领地”，参见米勒，2000）。对媒介文化内容的存储也表现出一种隐身化趋势。报纸图文并貌直接可见，存储占用较大物理空间；广播电视声光符号的可见性高度依赖电力系统及磁带、磁盘或光盘等的支持，存储也需要占用较大物理空间；互联网内容均已比特化，尽管同样无法离开电力系统、终端设备和远程系统的支持，但存储相对只占用极小的物理空间，尤其是随着云存储技术的发展，远程存储（存储的相对隐身化）变得可能。
　　相应地，媒介文化治理术也发生着某种“物质性”转变，即从以内容治理为中心转向以媒介物治理为中心。不同于传统媒介文化治理主要通过对各种媒介机构、组织及其内容生产与分发流程的治理（本质是内容治理）来完成，互联网文化治理同时需要围绕电脑及其相关物件的治理来展开。
　　这一点在早期技术民族主义（Reich， 1987）对电脑相关物件的分层与取舍上体现得比较明显。聚焦硬件和技术生产的公司在中国大陆拥有相对更大的生存空间，聚焦内容生产和服务的海外信息公司则面临更大的市场挤压力。对早期中外科技公司、信息企业的统计可以发现，大部分在华企业都是以技术服务为主，如惠普、IBM、贺氏（1999年亚太区公司宣布破产）、戴尔、微软、康柏等。但汉字输入技术、防火墙等更为内核的“专家系统”（袁艳，2016）则会受到更为严格的控制。汉字输入法技术的政治内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提至很高地位，可见于“保护汉字的球籍”、“不至于让中国被日益迅捷发展的科技时潮拒之门外”等话语（陈宏，1998）。在这种技术民族主义话语框架下，先是五笔字型输入法（即王码，王永民创）被研制出来，然后是肖码、钱码、郑码、杜码、智能码、表形码，加上拼音码，编码方案有上千种。尽管国外厂商对这块市场垂涎欲滴并采取了富有竞争力的行动（如摩托罗拉开发的慧笔、IBM开发的中文普通话连续语音识别软件Viavoice），但最终脱颖而出的大都是国内的公司（如中自汉王、清华紫光、北大方正、蒙恬科技等），推出过汉王笔、汉王全能阅读器、文笔通、紫光笔、如意笔、手写之星、蒙恬笔、蒙恬听写王等产品。值得一提的是，对技术物的强调并非互联网文化治理的原创，早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晚清时期技术本土化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命题（郑永年，2014），新中国对广播电视网的建设继续沿用该原则（Liu， 1971）。但从上述汉字输入技术的例子来看，互联网时代技术民族主义的逻辑体现得更为明显。
　　新时期媒介文化治理术的物质性转向除了受到外向的技术民族主义的影响（并表现为技术民族主义的发展取向），还受到内向的技术赋权框架的反向影响。几乎每个媒介物流行时期都出现过另类实践者，如电话时代的飞客（Phreaking）、广播时代的收听敌台者（短波收音机，Lei， 2019）、电视时代的非法安装卫星接收器（“小锅盖”）与非法拉装有线电视网（袁艳，2016）。电脑作为能动媒介物，对用户而言也存在多种使用的可能性，电脑时代最极端的另类实践者就是黑客。除了众所周知的对硬件的开发和重组外，黑客多信奉开放源代码的精神并深刻影响软件领域的发展，信息时代一些饱受诟病的负面案例也多与黑客攻击有关（曹小杰，2018）。甚至并非ICT精英的普通用户对电脑的能动处理空间也是存在的，二手电脑的进口、整机销售、组装和DIY（Do It Yourself）实践都是台式机时代非主流实践的主题（如留制，1995）。随着笔记本电脑的流行以及核心物件体积的变小甚至“不可见”（如纳米级芯片），技术赋权的空间在变小，但黑客及DIY群体持续的另类行动仍是存在的，这种行动部分消解了商业规训力量，部分则对技术治理以及相关的文化治理形成冲击。
　　媒介文化治理术的物质性转向也带来了实际的影响。以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介物为代表的传统媒介时代，媒介文化治理策略嵌套在政治系统中（体现为人事制度、宣传体系等），通过对专业队伍（人）和“专家系统”（物）的自上而下安排来达成。尽管受众能够依托一些另类媒介物实践钻系统的“漏洞”，但因为另类媒介物本身不能生产内容而只是被动的接收器，同时所接收的内容也多是系统外的内容（与主导系统存在明显的边界），通过专项整治行动就能达到治理目的。但电脑作为复合型阈限媒介物，很难从物理意义上界定哪些是另类的哪些是正常的（另类与正常是互嵌的），同时其本身也可被用作生产内容的工具，这意味着传统的以内容为中心的治理体系与权力结构在互联网时代存在失效的风险，探索围绕媒介物件的治理逻辑与治理结构成为中心问题。体现在机构层面是打破过往“九龙治水”的局面，形成从中央到地方多主体有机协作的网络治理结构，体现在法律层面则是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
　　尤其在法律法规的物质性条款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变化。如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对“运输、携带、邮寄计算机信息媒体进出境”、2002年《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对网吧等做了明文规定，电脑及其物理聚集空间受到极大关注，但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类似电脑物件“进出境”的规定在后续法律中基本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对“网站服务器”（2011年《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远程化技术的极大关注。
　　回到电脑这个阈限媒介物，它在分离与整合阶段所凝聚的文化影响，在隐身阶段不是更弱化而是更强化。因为媒介物隐身化趋势嵌套在媒介文化治理术的物质性转向过程中，既表征着这种转向也促使转向的发生。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聚焦电脑这一阈限媒介物以及与之相关的物件、技术、话语、关键事件等，从分离、整合和隐身这三个阶段，对影响互联网文化及其治理的物质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宏观层面，作为消费品的电脑及其发展得到政策的积极支持，相关信息技术产品的开发、应用、推广均可归结为“技术民族主义”的逻辑（Charland， 1986；Shim & Shin， 2016），一方面为互联网文化实践提供了物质系统基础和丰富的具体物件，另一方面也作为重要的甚至主导性力量形塑着普通用户的微观技术实践，并被后者所形塑。而在微观层面，普通用户对电脑及其相关技术的能动实践，从时空、话语和权力三个层面对技术政治的主导逻辑形成某种细微的挑战。尤其因为媒介的隐身趋势改变着互联网文化的治理术，除了话语治理外，空间治理与媒介物治理变得更为凸显。用户能动性与技术政治之间的动态角力深刻影响互联网文化的走向，新兴的互联网文化母题与技术赋权、数字公共领域、监控主义、圈层文化等议题，均可视作这一物质性基调的呈现。
　　与此同时，媒介物的阈限性与可见性问题值得进一步强调。在媒介技术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任何曾经主导过的媒介物均具有某种阈限性，即它并不完全属于前后媒介时代，也无法彻底脱离前后媒介时代而存在，而是更多地扮演着媒介技术连续体及其连续结构中的一个过渡性环节（Manzella & Yacher， 2005），并为理解前后两个时代的特征，理解其为媒介文化实践铺垫的可能、带来的挑战以及产生的影响提供一种中介化视角。不同于戴扬对媒介物可见性的忽略（Dayan， 2013），本文认为媒介物本身也存在可见性高低的问题，这一点置于媒介物的阈限阶段更易理解。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物的高可见性，到电脑的低可见性及更多智能物不断走向隐身，媒介物的物理可见性在逐渐弱化。但文化可见性反倒在强化，从电脑对国家甚至家的“稀释”从而使得同一的总体性叙事变得更为困难，促使“附近”的消失以及空间感的重构，以及召唤出来更侧重物及物质性的文化治理术来看，物质隐身与文化可见之间的辩证关系将持续存在，并对理解互联网文化及其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话语—时空—权力的物质性分析视角与国家—市场—社会分析视角（何舟，2008；曹小杰，2017）并不矛盾，二者对我们理解互联网文化（包括中国互联网文化）均至关重要。需要将物质性路径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来思考，才能避免当我们在讨论媒介物质与物质性的问题时，将现实问题过分地“哲学化”或者“去政治化”（袁艳，陈朝辉，王家东，2021），即只讨论抽象的物与物质性，却有意或者无意地悬置实质上的权力结构甚至控制与被控制的问题。同时，阈限媒介物、可见性的概念也为理解互联网文化的连续性叙事、理解媒介物的治理与文化治理的动态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正如周永明（2013）对电报之于网络政治、斯丹迪奇（Standage， 2013）对莎草纸之于社交媒体的分析，将电脑等媒介物置于历史的时空阶段中来解读，对当前及未来数字物质性研究也提供了方法启示。随着物联网、云存储、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日常生活中的所有数码装置都可能成为信息节点，进而深刻影响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彭兰，2019），甚至走向物我共生体（杜丹，2020）。在虚拟技术下，人与机器、人与动物、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边界将变得更加模糊，互联网文化所带来的伦理风险甚至政治风险，都将与物质性问题密切相关。如何因应变化，值得继续探索。■
　　
注释：
　　1994年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均电脑拥有量为每千人1.3台，而当时美国是每千人101台。中国市场份额，单AST和Compaq两个品牌就共占据了40%。参见《计算机世界》1994年第4期第22页。
　　作为专门针对计算机初学者的电脑科普杂志，《电脑爱好者》于1993年6月创办，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发行量由3万发展到12.5万。在它之前创办的电脑杂志有《计算机世界》（1985年创刊）、《上海微型计算机》（1982年创刊）等，此后创刊的则包括《每周电脑报》（1996年创刊）、《世界计算机周刊》（1997年创刊）、《互联网周刊》（1998年创刊）等，部分刊物现已停刊。
　　2013年10月百度贴吧一个叫“崔拂”的资深吧友在“显卡吧”发了个问题“电脑硬件类杂志都停刊了吗”引起了一众吧友的怀念。上述几本杂志是大家都提及的代表刊物。参见https://tieba.baidu.com/p/2647994071?red_tag=0232414646，2020-10-20访问。
　　国内专家很早就不断呼吁国家在“政策上对国内企业给予适当的扶持”，以求与实力强大的国外大公司进行抗衡，尤其涉及信息基础设施比如“三金工程”，国家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方面的考量一开始就被提上日程（昆赋，1994）。但是这种技术发展的民族情怀在硬件和内容上存在倾向差别，后者力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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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小杰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9CXW0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8YJC860001）、华南理工大学校级项目（XYMS201917、ZDPY20201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