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燕
　　【文本提要】依托曼海姆的世代理论，本文研究认为，中国新闻业存在着“改革开放一代”与“数字一代”的代际差异，他们分属于不同的“现实世代”，呈现出各具特色的独有世代样态。“改革开放一代”中存在一个相当“主动”的“世代单元”，调查性报道赋予他们独特的历史标记。而“数字一代”更多以“日常记者”的世代样态存在。在这两个世代之间，居中层次记者的缺失，导致新闻机构中坚力量的不足以及编辑部代际冲突的日常化。本研究说明，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曼海姆的世代理论对分析当代社会文化变迁仍具有持续的价值，但在关键前提和分析框架上需要扩展和修正。
　　【关键词】曼海姆 世代理论 改革开放 数字化媒体 调查报道
　　【中图分类号】G214
　　新闻工作者的代际变迁是个漫长的过程，因为社会文化的深层次变化往往缓慢发生；但是，近几十年来新闻传播领域经历的急速革新，加之数字化技术的崛起和广泛应用，使得中国新闻工作者的代际变迁加速。依托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世代理论”（theory of generations），本文试图通过研究近三十年来中国新闻业的变化，展现中国新闻业代际更替的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世代理论在当代社会的分析效用和发展可能性。
　　对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中国新闻业来说，其最大的时代性特征是调查性报道的发展。本文以此为重点分析对象，从世代理论的视角分析认为，调查性报道的发生和发展是特定时代境况作用的结果，是中国报业黄金时代的产物。但最近十几年来，数字化技术的引入以及相应发生的报业经济危机和环境氛围的转变等，导致新闻工作者队伍世代转换（generational shift）的发生，新一代新闻工作者如今正孕育着一份与前代不完全相同的新的新闻事业。
　　
一、曼海姆的“世代”理论
　　“世代”一词在日常用语中经常出现，比如“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千禧一代”（Millennials）、“X世代”（Generation X）、“Z世代”（Generation Z）等，用以表达与特定时间段有关的社会群体的共通性特征。尽管这种为社会发展贴标签的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社会阶段的一般性特征，但这些日常用法通常缺乏学术研究所需的理论严谨性。为了让这个概念更有理论说服力，不同领域的社会学家们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卡尔·曼海姆的世代理论。
　　曼海姆的世代理论发展于20世纪初期的欧洲，旨在考察独特社会文化中体现出的观念变动，以探究背后导致代际变迁的具体机制（Edmunds & Turner， 2002； Burnett， 2010）。尽管世代转换是一个连续的生物性过程，但曼海姆世代理论的关注点在于社会学意义上的世代转换。在他看来，“单纯的同时代性只有在涉及参与相同的历史和社会环境时，才具有社会学上的意义”（Mannheim， 1952：298）。也就是说，因处于共同的社会境况，同一世代中的成员才得以共享“特定的潜在经验，（这样的经验）使他们具有某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和目标诉求，也使他们具有历史相关性的行动呈现出一致且专有的特征类型”（Mannheim， 1952：291）。
　　曼海姆认为，在一代人的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社会经验积累于其青年时期，这些经验倾向于为其“合成一幅顺其自然的关于世界的图景”（Mannheim， 1952：298），而这些图景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在一代人身上会一直存在，“即使一个人在年轻时获得的世界图景在其他人生阶段遭到否定和破坏，这些早期的印象仍然占据主导地位”（Mannheim，1952：299）。这样的共同经历形成“原本世代”（generation in itself），但这并不意味着处于这一世代的每一个体都必然拥有或认同属于这一世代的独特身份，只有投身于该时代特有的社会活动与知识思潮，他们才会成为“事实世代”（generation as an actuality），并呈现出对其共同的世代特征的自我意识（Mannheim， 195：304）。
　　在这一“事实世代”内部，曼海姆进一步分出那些经常直接开展互动、思想观念一致的“世代单元”（generation unit）。同属一个“世代单元”的成员比“事实世代”的成员联系更加紧密：“经历了相同的具体历史问题的年轻人，可以被认为是同一个‘事实世代’的一部分；但只有在同一事实世代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其共同经历进行再加工的群体，才构成独立的‘世代单元’”（Mannheim， 1952：304）。因此，“世代单元”是一个形成了其“世代风格”（generation style）或“世代样态”（generation entelechy）的群体（Mannheim， 1952：307）。这样的群体通常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因为他们“或多或少提供了作为整体的一个世代的特定位置的充分表达”（Mannheim， 1952：309）。
　　不过，并非每一代人都会产生与众不同的表达形式，除非这一群体面临着彻底不同的社会情境和问题，否则他们不太可能去承担继承和传播前一代人的思想之外的更多任务。对的确具备一个独特的“世代样态”的群体，曼海姆称之为“积极的”或者“主动的”一代（active generation），而对仅是继承前辈传给他们的观点，或者在继承的基础上仅对其进行少许改进的群体，曼海姆称之为“消极的”或者“被动的”一代（passive generation）（Mannheim， 1952：302-309）。相对于“被动世代”，“主动世代”更有可能发展出独特的世代样态，因为他们通常共同经历了一些特定的“创伤性事件”（traumatic events），并因该事件而产生一些特定的应激反应（Edmunds ＆ Turner， 2002； Eyerman ＆ Turner， 1998）。
　　总之，曼海姆的世代理论能够阐明人类社会在传播活动中的一些重要特征，不过，其理论目前主要运用于对西方社会的分析。今天的中国与当代欧美国家在政治和经济结构上普遍存在着较大差异，与曼海姆最初发展其世代理论的战时中欧更是不同，而曼海姆的世代理论的解释力恰恰维系于其对历史情境之不同的敏感，这意味着重新审视曼海姆世代理论，探讨其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的解释力及发展可能性的必要。
　　
二、世代理论与中国记者研究
　　本研究讨论的群体与曼海姆讨论的群体有所不同。虽然曼海姆理论也隐含着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生产的关注，但其最初和最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在解释不同群体的政治性立场和观点的差别。对曼海姆来说，关注的焦点是一代人的思想意识的产生，而不是使其得到表达和流通的社会条件。曼海姆认为，他所关注的实践是相对来说不易被社会结构所限制的实践，因为“现代生活最深刻的事实之一是与以前文化的不同。在现代生活中，知识性活动不再是完全由一个固定的社会阶级如神职人员来进行的，而是由一个更大范围的社会阶层来进行的，这个阶层是从越来越包容的社会生活各领域中汇聚而来的，在很大程度上不从属于任何社会阶级”（Mannheim， 1936：139）。
　　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来自既得利益阶层”（Mannheim， 1936：138），他最直接的参照对象是20世纪初活跃在布达佩斯“周日学圈”（Sunday Circle）里的那些诗人、剧作家或哲学家，这个群体里的人们家境富裕、经济独立，在生活上有一定的自由度，不受雇佣工作及与之相伴的社会结构的羁绊。而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记者）通常受雇于有着严密科层制结构的社会组织，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建立独特的“世代样态”的可能性。因此，记者所从事的职业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其世代身份的表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雇佣他们的组织的性质以及他们身处其中的位置。记者的“具有历史相关性的行动”（historically relevant action）不仅是他们的世代样态的产物，也是他们在所在社会组织中的能动性发挥的结果。从这一角度来说，曼海姆的世代理论需要被修正和拓展，才能说明特定的世代风格或样态产生的原因。
　　同时，如果我们承认新闻业实践离不开其既定的社会结构这一点，那么我们也要重新考量曼海姆的“早期印象”（early impressions）之说，他认为，“早期印象”即使遭遇后期的否定和破坏仍会或多或少地保持完整。新闻组织的发展策略常常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相应地，其推崇的新闻风格和写作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同时，新闻业也是一个具有明显年龄特征的职业，随着个人的成熟和其所处环境的变化，新闻工作者也不断调整其进行“具有历史相关性的行动”的方式。资浅的记者通常只能按照组织的规定生产组织要求他们生产的内容，个人能够自由发挥的空间相当有限；而资深记者往往有较大自由度决定如何写作、如何呈现作品，其工作状态更接近“创作”；地位更高的编辑、主编们，则又在与记者们不同的约束状态下工作。这些不同的结构性位置意味着新闻业中不同的个体有着表达世代样态的不同机会。
　　相关数据显示，中国报业市场的广告收入在2011年达到顶峰，此后经历了急剧下降，一些媒体在2012年当年下降幅度高达三分之一，这种状况对媒体文化构成巨大影响（李艳红，陈鹏，2016；王维佳，2016），因此，2011—2012年可以被视作中国新闻业世代样态的转折点。具体而言，活跃于1990年代初到2011年这一时期的新闻工作者，可以概称为“改革开放一代”，这一时期记者存在一个独特世代单元特征即调查性报道；从2012年至今，可以概称为“数字一代”，其世代特征是在进行新闻业的形式创新上相当活跃，但在新闻内容上回避争议性题材。为研究近三十年来中国新闻业的变化，本文分别考察这两个不同的记者群体，探究他们在社会政治结构中各自占据怎样的独特“位置”（locations），这样的位置给了他们怎样的共同“潜在经验”（potential experiences），以及怎样的共同思想模式和生活轨迹，并如何体现在其“具有历史相关性的行动”的独有特征中。
　　换言之，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两个不同时期的记者从事新闻业的历史和社会情境分别是怎样的？他们的世代特征如何在其对待新闻工作的态度中被表达？他们所在的媒体组织为其世代特征的表达和阐述提供了怎样的实践环境？曼海姆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被用于理解当代社会的代际变化，其理论局限性和修正可能性在哪里？
　　还需要说明的是，受制于篇幅，笔者在本文中并不奢望也无从做到对中国新闻业的代际变迁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分析，只能停留于粗线条的勾勒。同时，本文的研究方法止于深度访谈，这也使得本文对中国新闻业的代际概括可能有匆促判断和忽略代际内外复杂性之嫌。更何况本文所使用材料截至2018年，而众所周知，2018年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媒体深度融合正在积极推进，机构媒体随着现实环境的变迁正在或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换言之，数字一代新闻人及其职业环境尚处于剧烈变动之中，在这种情势下，任何对数字一代的研究都有如同射击一个正在移动的靶标，难免有以偏概全的风险。因此，本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需要在后续研究中不断观察和检验。准确地说，本研究的主要价值及取向与其说对中国新闻业进行了从改革开放一代到数字一代的代际转换的概括，不如说在于将中国新闻业的代际变化作为研究对象，由此试图对曼海姆的世代理论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运用有所拓展。
　　
三、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素材来源有三。首先是关于中国社会的背景材料。通过这些材料，笔者将简要勾勒每个时期的基本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特别是与新闻业发展直接相关的条件，以探究不同时期新闻工作者所处的历史情境以及他们拥有的共同社会经验。
　　其次是关于中国新闻业发展和新闻工作者的二手材料。这些材料将用于理解早期记者的世代样态，尤其是“改革开放一代”。在对这一代人的分析上，二手材料更具可信度，因为相对来说可以更好地避免受访对象选择性回忆和美化过往的风险。
　　最后，本研究的关键素材是对两个世代共119位新闻从业者进行深度访谈的材料。这些材料对于理解不同时期记者的新闻实践和世代身份的独有特征至关重要。这些访谈进行的时间为2016至2018年间，被访者年龄在23至54岁之间，女性占38%，男性占62%，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哈尔滨等地，主要为报纸（包括党报和市场报）及其新媒体部门的工作人员，包括普通编辑记者、高层领导，以及经营管理者等不同层次。每次访谈时间在30分钟至2小时不等，在访谈对象允许的情况下，笔者都进行了录音；如果录音不被允许，则代之以笔记。访谈对象的身份都做了匿名处理，在下文中以不同字母出现。
　　
四、改革开放一代
　　在本文中，“改革开放一代”指的是在1992—2011年间进入新闻业的一代人。对这代人来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入新闻界时，他们首要的生活体验是社会的急剧变化，这显著体现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上。按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 2018a）历史数据，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per capita GNI）在1998至2018年间增幅超过400%，即，从每年190美元增至800美元，速度惊人。同时，伴随经济的迅速增长，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推进，1977年中国的城镇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7.5%，但到1998年已占33.9%（The World Bank， 2018b）。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一代记者们的青年时期，中国正走在一条高速发展的道路上。用曼海姆的话来说，这构成这些记者年轻时所面临的“历史和社会情境”（historic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与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急剧变化相呼应的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领导层致力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经济发展，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浪潮。因此，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原本世代”（generation in itself）是对变化持开放态度的一代，不管是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市场经济的崛起，还是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等，新问题的不断出现是他们面临的常态。
　　但不同群体经历这一“原本世代”的方式不尽相同，最明显地，社会变化对农民工等底层群体的影响与对新兴城市中产的影响肯定不同，而进入新闻界的人，无论其原本出身如何，大多属于后一群体。这些共同的社会经历和经验使他们成为“事实世代”。据当时的调查数据显示，相对于总体人口而言，新闻工作者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在数据收集的1994年，44%的新闻工作者有大学本科学历，3%的人有硕士研究生或以上学历，另外39%的人有专科学历（Chen， Zhu & Wu， 1998：21）。最令人瞩目的是位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发展出了一批知名媒体，包括《南风窗》、《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Zhao & Xing， 2012）。总之，当时的社会背景为新的新闻形态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和打开了空间。
　　当然，并非所有“事实世代”都以同样的方式回应这些机会。Jonathan Hassid曾把这一时期的中国记者分为四类：“中式专业记者”、“美式专业记者”、“倡导型记者”和“日常记者”（Hassid， 2015）。这一分类大致体现了不同记者之间差异化的“世代风格”和代表的不同的“世代单元”。“日常记者”占据的是绝大多数，这类记者的工作取向是务实的，没有展现出太多独特的“世代样态”。这类记者在从事公共事务报道时，总是能根据现实需要调整自身的观念和行动，这一调整使他们得到不错的回报，体现为顺利的职位晋升和不断增多的物质奖励，使他们成为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一批城市中产的组成部分（He， 2000； Lee， He & Huang， 2006，2007）。
　　而部分“倡导型记者”则热衷于进行调查性报道，促进社会进步，他们可以被视作一个发展出了独特的“世代样态”的“世代单元”。从现有研究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正是中国调查记者的快速扩张期（Wang， 2016）。相关数据显示，到2010年，中国的调查记者人数大约有334人，成立了调查新闻部门的媒体大约有80家（Shen & Zhang， 2014：38）。尽管人数有限，但这个群体定义了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业一个重要的时代特点，赋予其工作重要的社会意义，他们在当时社会中的活跃程度及其进行的公共表达的社会影响，足以使他们成为一个具备独特“世代样态”的“世代单元”。他们所效力的报纸、期刊，大部分是新成立的市场化媒体，它们在当时很受读者欢迎，广告收入丰厚，所刊发报道经常引起社会关注，记者个人也享有较高的社会声誉和社会地位，收入普遍较高。总之，从改革开放一代发展出的“倡导型记者”在独特的社会环境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形成积极的“世代单元”。
　　
五、数字一代
　　与改革开放一代相对照的是，2012年后进入新闻界的记者成长和工作于明显不同的历史情境和职业环境。从这一年开始，传统媒体经历急速的广告下滑，陷入经营困境；同时，随着环境的变化，媒体自主性空间进一步收紧。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快速崛起，为传统新闻业带来更深层次的公信力危机和合法性危机。这些事件加在一起，也许算不上“创伤性事件”（traumatic event），但无疑标志着新闻业的发展环境发生了变化。
　　2012年后进入新闻界的一代人，即本研究所称的“数字一代”，年轻时同样经历了城市化进程的持续、迅速发展。对这一代人的“原本世代”来说，国家经济的繁荣不再是新鲜事，家庭财富的殷实已经屡见不鲜。这一代记者，在整体面貌与上一代人有显著不同，他们更加年轻；更有可能是女性，女性比例已占全国记者总数的52.9%；更多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73.9%有大学学历，18.3%有研究生学历（Zhang & Su， 2012：15-16）。
　　同时，在笔者进行的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代记者不仅有着区别于上一代人的独特生活和工作体验，而且看待新闻业的方式和对待新闻工作的态度也与上一代有很大不同，表现出独特的“具有历史相关性的行动”类型，这些不同正是中国新闻业代际转换的表现。　　
　　2012年以来，数字化技术对传统纸媒产生了强烈冲击，读者数量锐减，广告收入急剧下跌，带来媒体环境和媒体文化的转变。对此，记者们的感受是深刻的：
　　面对这样收入下降、版面减少的状况，一些报社干脆关停，还有很多勉力支撑。几年前盈利能力极强的报纸，现在需要以各种方式争取直接或间接的政府补贴，或通过提供公关、舆情、软文或其他定制内容产品的形式争取企业支持。而为了维持与政府或企业的关系，媒体投其所好，这意味着支撑起改革开放一代记者们独有世代样态的结构性空间正在迅速消失（Wang & Sparks， 2019）。
　　同时，在这一时期，报社记者的数量也急剧减少。哈尔滨一家濒临关停的市场报主编说，目前该报的员工数总共仅60名，不及繁荣时期人数的一半，而这60个人中，仅有12人是记者，规模之小以至于报纸每天出版的节奏都难以维持。同样，广州一家市场报在2012年至2016年间编辑部整体减员50％以上。该报一位新闻主管说，地方新闻部4年前有近20名记者，现在只有8名，时政新闻部4年前有30多人，目前仅16人，而且很多都是年轻的新面孔，一半是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九零后，即数字一代（2016年4月18日，L）。
　　管理层因此抱怨编辑部缺乏“中坚力量”，即一支有经验、有动力、“能跑”、“能打硬仗”的中青年记者队伍。这类“有能力的人”，要么自己成为管理层人员，要么跳槽，转向了收入更高或社会政治地位更高的职业。这使得新闻工作者队伍走向两个世代的极端：一端是专业经验不足两年的初级记者，另一端则是在这个行业工作了20年以上、接近退休年龄的资深记者，处于职业生涯中间阶段的人非常少。与老一辈记者将新闻视作“事业”的态度不同的是，这些初级记者不断加入新闻业又很快离去，他们“越来越多地认为媒体职业是一份短暂而多变的工作”（Zhang & Su， 2012：19）。
　　与前辈相比，新一代的记者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在下降。广州一位资深媒体人说，他在2004年刚入行时正是报业的鼎盛时期，那时如果勤快点的话平均每个月拿1.5万元不成问题，最多的月份可到2万甚至更多；但今天，尽管他已经晋升成了一名高级编辑，每月到手的工资却跟以前差不多，不景气的时候甚至更少，而这还不算10多年里的通货膨胀和他年资的增长（2017年12月14日，W）。年轻记者的工资更低，在生活成本相对较高的广州，一名刚入行记者目前月薪大概是6000元（2017年11月30日，L），而在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的哈尔滨，年轻记者工资甚至仅为一两千元（2017年11月28日，S）。这样的工资水平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以至一位记者感叹：以他目前的工资，可能永远也无法像他的前辈一样买房结婚，过上舒适的生活（2017年5月10日，M）。
　　在这种情况下，年轻记者的家庭背景变得很重要。过去农村出身的记者可以通过从事新闻工作在大城市立足，实现社会阶层的跨越，但今天很多记者需要家庭的支持来维持生计。哈尔滨一位九零后记者说：
　　对于上一代记者来说，新闻是一个结实的“中产”职业，但今天伴随着媒体经营困境的发生，记者的工资收入相对在下降，新闻这一职业的经济地位已经居于社会的“中下层”，这也使访谈中很多人表示三五年就会跳槽。
　　改革开放一代中，不少调查记者已离开媒体，与2010年相比，全国从事调查报道的记者人数下降了58%（张志安，曹艳辉，2017）。一位资深受访者说：“如果适应不了这种变化，那就只有离开，前几年很多人都走了，去做广告、去做公关、去互联网公司，各种各样的都有”（2017年12月1日，Y）。而留守者们很多是出于不得已的个人原因，如一位受访者所说：“要么是因为年龄问题，要么是家庭，或者其他的个人原因，不太走得动。毕竟做了这么多年做顺手了，所以现在留下来的人会有长期打算，很多人也是想在这里退休养老的”（2017年5月10日，L）。留守者中不少人试图从市场报跳槽到党报，与前一个时期流行党报记者跳槽到市场报的潮流截然不同，现在是党报比市场报更有吸引力。有受访者谈及身边跳槽到党报的同事时说：“我理解他为什么想去党报。党报机会更大一些，再有一个显著的就是工资高一些，比我们高是肯定的，而且可能工作还没我们辛苦，地位高，也更受尊重”（2017年12月1日，Y）。
　　不过留守并非易事，数字化技术瞬息万变，新媒体时代的工作节奏和方式让很多人感到焦虑。一位从业近二十年的记者说：
　　这一变化的结果是记者的士气和独立精神减弱，而它们正是改革开放一代记者们的重要特征。一位市场报的资深编辑说，现在已经很难看到让人眼前一亮的独家新闻，到处都是同质化的故事，做新闻不再激动人心，“经常觉得真是缺料啊，好像没什么新闻一样，记者觉得没新闻可写，读者也觉得没新闻可看”（2017年12月1日，Y）。另一些人说，由于数字新闻的发展，“普遍的感觉是，新闻工作的要求在降低，知识性投入也在减少”（2016年4月28日，H）。
　　同时，面临技术变革和经济下滑的双重困境，一个新的问题是记者编辑的社群文化也变得萎靡。一位受访者说，“现在基本上见不到老同事了，大家很少回办公室。新同事吧，我都不认识几个，而且，办公室那里我的电脑台都不知道还在不在”（2017年12月1日，Y）。这使得记者编辑之间的社会交往减少，内部沟通中断。另外一位受访者则对同事聚餐这类非正式同事交流活动的衰落表示遗憾：“以前大家经常一起去吃饭，因为报社有预算，各个部门都有活动经费，还有很多免费的餐券，餐饮企业的广告费换的，但是现在，大家都不怎么愿意出去聚餐吃饭了，报社再也不给这一块的预算了”（2017年4月21日，Y）。这些变化使得维系并巩固上一世代编辑部文化的各类条件成为过去。
　　在改革开放一代的老记者或流失或留守的同时，一批熟悉网络技术的年轻人逐步充实采编队伍。但这些新人即便具备娴熟的使用新媒体技术开展工作的能力，往往也难以成为老一辈所推崇的传统意义上的好记者。一位有两年工作经验的年轻记者告诉笔者，他除了是编辑部里面收入最低的人外，在专业上也没有得到必要的尊重：“收入上，很多福利我们没有了。地位上，我们不能算采编序列，不能参加报社的职称评定，而且我们参与不到决策，在整个报社里话语权是很低的，我们就是干活儿的而已”（2017年12月14日，Z）。
　　在新媒体部门中工作的编辑记者对于差异的感受尤为明显，一位新媒体编辑以同事称呼他的方式为例，说明他在编辑部的地位之低下：
　　年轻的新媒体记者们这种“二等公民”的感觉由此可见一斑。而对于资深记者们居高临下的态度，新记者们难免反感和排斥。一位从事金融新闻报道的年轻记者，对还保留过去形成的那份自负的记者形象表示不屑：
　　在年轻记者眼中，过时的恰恰是上一代记者所持的价值观，以及上一代记者们认为理所当然应该拥有的社会地位。但形势的变化似乎并不构成对年轻记者的困扰，对许多年轻人而言，从事新闻工作的主要动力是他们对报道社会这种生活方式的喜好，其中一位记者说：
　　可见，与改革开放一代相比，现在这类“日常记者”（workday journalist）似乎是占主导性的群体，务实越来越成为常态。
　　在很多媒体，记者的工资是根据他们每月发表的报道数量来计算的。武汉一名入行近四年的记者说，他考虑的是能挣多少工资：
　　以他们的薪酬和工作条件，加之数字传播带来的更快工作节奏，年轻记者经常觉得自己是“打工人”。因此很多年轻记者仅把目前的工作当作过渡，计划积累一些经验之后就找机会跳槽，转向收入更高或地位更高的职业：　　
　　某种程度上，新闻业在变成一个职业训练场和通往其他回报更高职业的跳板。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短期回报低一些没什么，长期来看新闻工作是一个很“有用”的职业。哈尔滨一位记者说，一开始来做新闻并不是她自己的决定，而是家庭的决定，是她的一位亲戚要她来当记者的，因为他认为一个大家庭里有一个记者在，必要时能帮家里解决很多实际问题。她说：
　　
六、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以曼海姆的世代理论为分析工具，对当下中国新闻业正在发生的变化进行了考察。改革开放一代与数字一代在他们的青年时期分别经历了不同的社会情境，虽然这两个群体在各自时代中的参与模式类似，但其参与的内容则相当不同。他们所属的“现实世代”截然不同，这使他们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世代样态”。这两代人中，“日常记者”都占绝大多数，其表现都相对“被动”、“消极”，尤其体现在对现有社会秩序的顺应而不是挑战上。但改革开放一代存在一个相当“积极”的“世代单元”，他们所从事的调查性报道“或多或少构成其在所在时代中特殊‘位置’的表达”（Mannheim， 1952：309），赋予了他们独特的历史标记。但今天，这些人要么已经离开新闻业，要么已经升到新闻机构的管理层，不再从事调查报道的生产。而新进入新闻业的年轻记者们，虽然受教育程度更高、掌握的技能更多、出身背景更加优越，但面临数字化冲击下报业市场的萎缩，以及更加受限的社会环境，他们很多人仅将新闻工作当作职业生涯的一个过渡，一个可能使他们实现更好发展的跳板。
　　本研究说明，在截然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曼海姆的世代理论仍然具备分析社会文化变迁的持续价值。不过本研究也显示，曼海姆世代理论原有框架要经过适当扩展和修正，才能更好地用于分析中国新闻业和记者文化的变迁。正如Turner等人所强调的，“原本世代”可以有多个“世代单元”，而且，世代与世代之间以及同一世代内部都可能存在冲突。在本研究案例中，改革开放一代的调查记者们代表了一个活跃和连贯的“世代单元”，展现了作为社会改革者的独特的世代面貌。而其他群体，特别是“日常记者”，在这一时期当然也存在，但他们的影响不如调查记者们强大。在数字一代中，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不再持有与前一代同样的定义新闻的方式，他们是更加“被动”的一代，更多是以“日常记者”的世代样态呈现。在这两个世代之间，居中层次的记者的缺失，导致了两代人之间的冲突，老一辈人不把新人当“真正的记者”，而年轻一代也拒绝接受老记者的“傲慢”。
　　此外，曼海姆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自由飘浮”概念也不适宜于分析当代中国新闻业。自由飘浮的知识分子可以不受任何组织要求的影响，无所顾忌地追求他们在年轻时即形成的兴趣。当代中国记者们则是“工薪阶层”，对工作所能提供的收入和职业机会很敏感，其所在行业的结构和所在机构的体制，影响着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进行独特的世代样态的表达。改革开放一代的幸运在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允许、甚至鼓励他们进行调查性新闻实践。但今天，社会对新闻的要求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年轻的记者们虽然心中对上一代所从事的新闻志业的状态抱有向往，但实际环境中却不能实现。
　　曼海姆关于年轻时形成的世界观在逆境中仍能完好保存之说也有必要重新被审视。改革开放一代中最激进的一些记者，当发觉其行业呈现结构性阻碍时甚至会放弃以传统新闻业参与社会的形式，成为社会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和组织者。但是，这一代也有一些人虽然仍留在新闻业，却因“感到困惑”无力回天而放弃原有的理想；甚至一些人在追求更好的个人回报过程中，从具有调查性新闻传统的市场化报纸转换职位至待遇更加稳定的党报。这些情况表明，后期经历的“否定和破坏过程”不是不能撼动年轻时所形成的世界观，而是切实对其造成了影响，并使他们最终走向不同的实践。
　　总体而言，尽管曼海姆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新闻业的代际变迁，但它仍然有可拓展的空间。新闻业的社会“位置”既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记者的理想追求，改革开放一代在特定经济和政治条件下，进入了一个鼓励他们开展调查报道的新闻业，而当前的数字一代同样也由于经济和政治条件变化，成为奉行实用主义的“日常记者”。要充分说明这些变化，曼海姆的世代理论需要做出的修正是，除了强调世代认同的形成维度外，还要强调其社会结构维度，因为任何一代人独特“世代样态”的形成都离不开其所处的现有社会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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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燕系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传播系副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媒体融合背景下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研究”（编号：21BXW01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