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开荣
　　【本文提要】本文以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平台劳动“送外卖”为经验个案，通过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考察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交互界面如何构建外卖骑手的平台劳动及其城市流动性。研究发现：其一，移动交互界面模糊、互嵌甚至消融了网络赛博空间、城市实体空间以及能源物质空间的感知边界，人、信息以及能源的流动被整合并常规化为“送外卖”的空间流动秩序，外卖骑手在多元空间的流动中言说并实践着他们与平台、算法之间的关系模式和利益逻辑。其二，基于位置数据的自我追踪铭刻了外卖骑手在城市网络中的流动轨迹，互联网平台经由移动交互界面的数据可视化实现了对外卖骑手城市流动性的规训，但骑手亦能够通过“地方化”的流动轨迹与这种规训作微观抵抗。其三，作为数字接口的移动交互界面在外卖骑手与城市流动网络之间提供了“接入”与“断开”的选择，骑手们围绕平台权限、利益得失与个体记忆所展现出的协商、犹豫和阐释，揭示了他们对城市流动的风险评估与意义生产。作为技术媒介，移动交互界面将平台劳动形塑为一种流动的媒介化生存。
　　【关键词】移动交互界面 外卖骑手 平台劳动 流动性 互联网平台
　　【中图分类号】G201
　　
一、研究缘起：移动交互界面构建城市流动性
　　当前，无处不在的移动交互界面（mobile interactive interface）（智能手机、iPad、智能手表等移动终端触摸屏，以及生成我们自身与触摸屏之间反馈和响应机制的软件程序App）已经成为人们在城市生活中接入移动互联网、开展传播与职业实践并体验人—机关系的基础型媒介。其中，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交互界面全方位地改变并形塑我们的数字化生活，这一技术媒介在不同方面驱动着人们在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媒介实践。
　　首先，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交互界面模糊了城市实体空间与网络赛博空间的传统边界，移动的界面本身也将人们的社会网络重新置于实体空间之中，由虚拟生存及其隐喻所造成的人与地方、位置以及公众的“断连”被重新接续（De Souza e Silva， 2006；De Souza e Silva & Sheller， 2015）。更为重要的是，移动交互界面整合人与虚实空间关系的方式并非表征或者再现，而是呈现为一种“‘互嵌’‘接合’……（它）使得城市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相互交织、线上与线下连成一体”（许同文，2019）。在“这个由（移动交互）界面串联的混杂空间中，人与机器耦合成为一个信息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做出的决策，又代表着人类本身与外界发生各种社会关系”（潘佼佼，吴靖，2018）。经由移动交互界面而展开的多元空间实践使得“人类成为游走在城市空间中的媒介漫游者，并由此构建自身的在地存有”（魏然，2017）。
　　其次，位置的重要性也凸显于移动网络时代的媒介实践（孙玮，2020）。在目前常用的移动互联网应用（App）中，索取实时位置信息成为这些应用通过移动交互界面为人们提供互联网服务的标配。基于位置的服务（LBS），已然“成为21世纪日常生活的后勤装置，也是维持都市生活所需的重要力量”（潘佼佼，吴靖，2018）。而经由这些位置数据的变动所搭建的移动化场景，使得移动交互界面成为人们进入城市公共空间的数字化覆盖层（digitized layer）（徐亦舒，2019）。当前，人们在城市网络中的驻留痕迹以及流动轨迹无时无刻不被移动交互界面所记录和处理着，从城市通勤（网约车）、物流（快递、外卖）到疫情期间的流调、健康码与行程码，可以说，没有数字痕迹（digital traces）的生产和实践，我们几乎无法在移动互联网语境下实现在城市中的日常流动（Hand & Gorea， 2018；Pink & Fors， 2017；Lupton & Maslen， 2018）。
　　复次，移动交互界面的出现和普及不仅意味着媒介形态的变迁，更重要的是，它成为我们组织城市生活与媒介实践的新可能。经由移动交互界面，我们“已经突破屏幕的限制，游走在赛博城市中，实现着从媒介表征到具身实践的转型”（孙玮，2020）。当我们点开“滴滴打车”、“美团”、“饿了么”App，即意味着接入（access to）城市公共交通与外卖、物流网络并成为这个网络的构成部分。移动交互界面作为一个数字接口（digital interface）连通起城市实体网络与赛博虚拟网络，贯穿二者的流动，“构成了一个虚实交融、聚合大众的锚点，汇聚了多样性的城市实践”（孙玮，2020）。在这个意义上，“手机屏幕具身形成‘有机—科技’接口，使得肉身和城市—世界相连，彼此互嵌……丢失了（智能手机的）屏幕、网络，意味着人们的互动、交流等一部分连接关系的丧失”（黄华，2020）。因此，移动交互界面在生存论而非工具主义的意义上是“通往不同交流时空和存在方式的入口，重塑了日常生活”（潘霁，2017）。
　　可见，移动交互界面至少在多元空间、位置数据以及数字接口等三个维度上重塑着我们的媒介实践，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媒介实践都蕴含并构建着人类行动者的城市流动性（mobility），①这为本文理解和整合移动交互界面的媒介实践提供了理论与经验的具体路径。在当前的城市社会中，这是一种集聚（assemblages）着人类、机器以及技术（媒介）的城市流动（Urry， 2000：4）。在社会科学视域内，这种流动性侧重于通过一种动态视角来解释人群、观念、资本、技术、交通工具、建筑等事物如何实现社会生活的关联性构建（戴宇辰，孔舒越，2021）。就传播研究而言，由移动交互界面的媒介实践所构建的流动性整合了网络空间、城市人群流动、通勤交通网络、城市地理以及社会化网络之间的复杂联系（De Souza e Silva & Sheller， 2015：1）。在这些彼此构成的复杂联系中，我们需要追问和凸显的是人类行动者如何感知和实践着由城市流动性所构筑起来的社会栖居（Adey， 2017：7）。
　　对此，本文试图基于移动互联网语境把这种对城市流动性的理解推向深入。首先，就技术实践而言，移动交互界面所构建的城市流动性打通了不同空间类型之间的实践与感知边界，人们穿行游走在网络赛博空间与城市实体空间的层迭地带，人的流动、信息的流动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流动被全方位整合。其次，在社会建构层面，基于移动交互界面的流动轨迹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安排，位置数据是我们获得城市公共服务的前置条件和自我证明。围绕位置数据的存储与利用而形成的资本垄断及其社会控制问题也逐渐凸显。复次，就意义生产来说，经由移动交互界面所接入的城市流动意味着线上线下多元群体与传播情境的“永久连接”（周葆华，2020），另一方面，与移动交互界面“断开”（discnnection）或者基于特定情境的“反连接”（anti-connection）（彭兰，2019）也成为重审并反思移动传播时代的媒介实践及其价值与意义的重要考量。基于此，考察移动交互界面的媒介实践对城市流动性的构建，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媒介化生存。
　　从这一理论分析视角出发，本文所要聚焦的经验个案——外卖骑手——就是构成并沉浸在城市流动性中的平台劳动群体。作为移动交互界面的重度使用者，他们如何基于平台劳动来感知、理解并实践移动交互界面所构建的城市流动性？这种城市流动性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基于移动交互界面的媒介实践及其所构建的城市流动性来理解他们的职业与生存境遇？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就传播研究而言，学术界对外卖骑手这一劳动群体的研究主要基于平台经济或者数字劳动视角，检视资本垄断和算法逻辑所造成的劳动异化与生存困境，研究者们（孙萍，2020；陈龙，2020；Sun， 2019；Chen & Sun， 2020）对这一劳动群体的考察，展现了鲜明的技术批判立场以及强烈的人文与社会关怀，呈现了关注互联网平台及其职业人群的社会价值所在。
　　相比之下，本文的研究旨趣在于外卖骑手的媒介实践，尤其关注智能手机即移动交互界面对“送外卖”的平台劳动过程及其城市流动性的构建方式，由此提供一个不同于资本垄断与技术控制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再者，国内传播学界对移动交互界面本身的关注尤其是经验研究尚不多见，但移动交互界面在中国语境下的城市生活及其媒介实践中的普及程度与影响深度不言而喻。综上，本文的研究问题如下：
　　在“送外卖”的平台劳动中，基于移动交互界面的媒介实践如何构筑外卖骑手的城市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怎样影响外卖骑手对其平台劳动的言说、感知与实践？我们如何借此省思平台劳动群体在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媒介化生存？上述研究问题的旨趣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经验研究方面，探索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平台劳动者与移动交互界面打交道的具体方式，由此描述和分析平台劳动者的城市流动性及其媒介化生存。其二，在理论建构方面，通过对外卖骑手平台劳动的经验论述，移动交互界面构建城市流动性的分析维度将在技术实践、社会建构与意义生产等面向上获得进一步的整合和拓展。
　　本文以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作为研究方法。具体而言，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其一，作为观察者，在笔者所选田野（H市骆岗街道）范围内的一家外卖专送站点中蹲点；其二，作为参与者，笔者以注册外卖众包骑手的方式加入城市外卖的即时配送队伍中去，与外卖骑手进行充分互动与交谈。本研究田野调查持续近6个月（2020年3月—8月），共访谈47人，访谈对象以外卖骑手为主，骑手群体主要分为两类，专送骑手②（19人）与众包骑手③（27人），访谈对象还包括1名外卖专送站点的站长。本文所访谈的众包骑手中有14人来自国内其他城市，分别是：北京（3人）、上海（4人）、广州（2人）、南京（1人）、汕头（1人）、深圳（1人）、长沙（1人）、北海（1人），他们是由笔者所在全国外卖骑手微信群分群中通过添加好友的方式认识并进行深度访谈的。
　　
三、基于移动交互界面的空间流动秩序：从虚拟边界、热力图到移动能源网络
　　对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城市即时配送而言，基于空间的流动网络是其正常运行的前提。作为感知和体验空间流动秩序的媒介基础设施，移动交互界面在经验层面实现了技术媒介与人以及多元空间的深度融合（Evans， 2015：73-74），这种对空间感知与实践的构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存在方式（Sutko & Souza e Silva， 2011）。就送外卖而言，经由移动交互界面的使用，实体空间的虚拟边界、热力图以及移动能源网络在技术实践层面塑造着骑手在多元空间中的流动秩序以及他们对城市流动性的感知和理解。
　　（一）实体空间的虚拟边界：近单与同城的驻留与流动
　　对大多数人来说，送外卖往往只意味着他们看到一个骑手脚踩电动车从视线中飞驰而过。或者，他们碰巧遇到某个骑手在自己光顾的店面里取走外卖，然后夺门而出，快速地消失在人群中。这个群体好像与我们在城市中所遭遇的其他陌生人一样，成为匆匆和繁忙的代名词。但是，他们好像又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陌生人不一样。因为，他们会以随时准备“流动”起来的状态，在城市中的某个角落短暂“驻留”。值得注意的是，在骑手“送外卖”的过程中，“流动”与“驻留”之间的关系会被逐渐常规化（routine），骑手通过在商圈范围内某一地点的“常驻”（图1　图1见本期第62页）来习得并形成一种空间意义上的送单常规。
　　这里的“常驻”是指骑手在实体空间中的经常驻留，以此获得系统算法的稳定派单。骑手们的常驻地点会被录入平台数据库并作为系统划定派单区域的依据。骑手App移动交互界面的工作模式设置中有两种可供调换的工作模式（图2　图2见本期第62页）。一种是近单模式，算法会把位于常驻区域3公里范围内的订单推送给骑手。另一种是同城模式，算法会把常驻区域5公里范围内的订单推送给骑手。这两种工作模式都以骑手“常驻点”为中心划定了他们的接单范围，这使得城市实体空间被算法划分为一个个呈网格状的、具有虚拟边界的技术地理空间。外卖骑手们正是在这种反复流动与驻留的空间实践中持续地生产着城市即时配送的高效率和稳定性：
　　有大神告我需要设置一个常驻，然后待那里，这样有单子的时候会预先派给我。还真有用，一家餐馆连着4单都是派给我的，这样我就不用到处晃悠了。现在看来，这就是个入门。⑥有一次我手欠点了一个不在常驻点的转单，⑦点开才发现，取餐离我三四公里，顾客在市区，也有将近5公里，而且那个点还是下班晚高峰，超时最常见的几种情况让我一次性都遇到，然后我当时还挂着四胞胎（注：指一次接四个订单），眼看着第一单都要超了，我气得直接把后面三个都取消了，扣钱就扣吧，下回熟悉状况之前，不能再离开常驻点了。⑧
　　对于一些有经验的、跑单时间较长的骑手而言，为了避免这种常规化的空间实践对自身流动性以及接单数量所造成的局限，他们会偶尔策略性地使用常驻数据，这种策略性的手段很简单，即通过修改移动交互界面中的常驻点以促动算法修改常驻区域并生成新的虚拟边界，以便调节外卖平台对其流动轨迹的固化。但是这种策略性的调节并未改变他们此前已经形成的送单常规。而且，外卖骑手对常驻点的选择也没那么自由，众包骑手所能设定的“常驻”往往是商家与平台捆绑利益的扭结点。一般而言，较多商家加入外卖配送服务的地点才会被平台设置为可供骑手选择的常驻点，资本的逻辑主导着实体空间中的具体地点在移动交互界面中的可见性（visibility）：
　　我没法把我经常待的地方设置为常驻点，（移动交互界面）一直显示设置失败。我问了专送站点，站长也说得似是而非，说什么我要定位的那个地方没有平台认可的地理坐标，比如某某社区、商厦什么的，或者是我那边附近没有商家，还有就是虽然有商家，但是那些门店不一定开美团。⑨
　　由此可见，不管是策略性地改变常驻点还是无法正常设置常驻点，这两种送单常规之外的例外并未对外卖骑手在“送外卖”过程中所遵循的空间流动秩序构成挑战。平台和算法通过移动交互界面整合并协调了城市实体空间中那些网格化的虚拟边界，由此预先设定了外卖骑手围绕驻留与流动所形成的关系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规训着骑手对其所在城市流动性的理解。对他们来说，在熟悉的区域范围内接单和送单可以最大程度降低超时以及没有回程单给自己带来的经济损失。于是，常驻地点周边的空间网络得以被不断重复编织，“送外卖”的空间秩序及其常规化就在驻留与流动的张力关系中得以达成。
　　（二）热力图：重构城市空间的“流动网络”
　　对普通互联网用户而言，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交互界面通过实时的地理坐标表征着他们在城市公共交通网络中的流动性。相比之下，基于公共交通网络的城市空间之于平台劳动中的外卖骑手而言，并不完全是对其实时位置的表征，更为重要的是，移动交互界面为他们描绘了一种不同于“再现”或者“表征”的城市空间，它是一个将城市地理数据与社会流动状态层叠杂糅在一起的混合的（hybrid）数字空间。这种数字空间并不是对先在的、相对静止的城市交通网络的表征，而是对城市实时流动网络构成式的（constituted）体验和实践，人类行动者本身既参与又构成着这个流动网络。在“送外卖”的过程中，这种混合的数字空间就是订单分布“热力图”（图3、图4　图3、图4见本期第63页）。 从“热力图”中可以发现，上海和北京城区在午高峰的外卖订单分布状况是非常密集也非常复杂的。这些体现着实体空间中订单数量的大大小小的斑点实时覆盖在标识城市空间区域的定位地图上，骑手们正是通过热力图来言说和感知城市流动性：
　　之前有个新手刚到这边（注：上海市静安区）跑众包，他问我“你们都是在哪里等派单的，我怎么这么久了都还没有一个派单？”现在连新手都知道按照热力图来跑了。这些地方骑手聚集，大家都是看着热力图来的，即使你抢不到好单，系统也会给你派的。[12]刚跑单那会儿，街道周边的几个地方来回逛，奇怪的很，刚听到（订单的）声音，等我看界面，单子就没了。还看热力图吧，太直白了。[13]与描绘城市地理数据的导航图或者电子地图相比，“热力图”是外卖骑手体验和感知城市流动性的重要方式，这种流动性替代了现代城市中由公共交通网络所驱动的城市通勤。“热力图”通过动态订单数据所生成的对城市繁复、细密交通网络的团块覆盖，不仅使得城市地图失去精确表征空间的功能，更进一步呈现出“马赛克”状态，本来清晰的、既定的公共交通网络变得模糊了。与城市地理坐标对应的不再是车流通达的目的地，被重新绘制的城市地图，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主流经济指标所定义的“繁荣”，错综复杂的、毛细血管般的城市交通网络被模糊化为大大小小的、动态变化着的数据团块。而且，由移动交互界面所构建的这种城市流动网络的可见性，塑造了外卖骑手在城市实体空间中进行平台劳动的赛博场景。这个可视化的赛博场景是移动交互界面聚合外卖骑手、城市交通网络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予以数据化的结果，它凸显了一种不同于城市通达状况的人与物的流动网络。
　　（三）流动的物质空间：移动能源网络构建“数字地方”
　　在“送外卖”的过程中，人与物的流动网络除了通过互联网平台以及移动交互界面得以构建与呈现，城市的移动能源布局（图5、图6　图5、图6见本期第64页 中的移动电池换电站）也在相同的程度上维系着外卖骑手在进行平台劳动时的流动性，并且经由移动交互界面的中介，城市能源布局形成了一种嵌入式的空间类型。本文将其称之为“物质空间”。这种空间进一步填补了实体空间与赛博空间之间的感知断裂，它的存在使得信息流动与能源流动得以勾连，并共同作用于外卖骑手对城市流动性的理解。具体而言，这个由城市能源布局及其移动交互界面所搭建的物质空间使得骑手在“送外卖”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流动范围。不难理解，移动能源布局（换电站的分布）作为骑手位置与轨迹生产的动力来源，没有换电站的地方，电动车就会有供电不足的风险：
　　不缺单，缺电。最怕的就是跑着跑着没电了。上个星期，电动车跑到（上海市徐汇区）漕溪路附近没电了，还好是回程空单。跑单对骑手来说，除了会抢单，还要学会控制电，不少哥们儿不熟悉周围的换电站，有的时候车子没电，一推推个四五公里的人都有，这样还怎么跑啊。[16]上述引文中骑手提到的“换电站”（见图5、图6）就是电力供应公司布局在城市中的共享电池柜，这些电池柜中的锂电池按小时或者按月出租给电动车驾驶人群使用，外卖骑手是其主要用户。这些换电站中的电池保证了骑手在实体空间中的持续流动。不过，这种能源布局在城市中的分布密度不同。密度高的能源网络布局，意味着这一区域的实体空间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因为它有供电的保证，由移动能源布局所形成的物质空间维系着外卖骑手在城市配送中的流动范围。
　　当然，换电站的网络布局不仅仅意味着对城市流动性的维系，其本身也被移动交互界面所表征，上面两张图（见图5、图6）即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换电站的具体位置、换电柜中的电池数量以及换电站的路线导航等，这些信息都通过租电或换电的App以可视化的方式表征出来。而且，在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电池本身的位置变化亦融入了“送外卖”的城市流动网络中：
　　在获得您的允许后，“e换电”会通过IP地址、GPS以及能够提供相关信息的其他传感器来获取您的位置信息。“e换电”将通过记录用户行为收集出发地、到达地、行踪轨迹、时长及里程数信息。[17]前段时间，我看到有人在“闲鱼”里卖飞哥电池。厉害了，飞哥电池都敢卖，不用说肯定偷的，飞哥电池只出租啊现在，那里面有GPS，这种电池谁买谁后悔。[18]可以说，由移动能源网络构筑的“物质空间”强化了外卖骑手在空间流动中的安全感和便利性，这是一种由移动交互界面所中介的“数字地方”（place digitally）（Evans， 2015：60-61）。它对物质空间的数字化设置（换电站的能源布局及其可视化），来实现其对特定空间区域范围内电力资源的连接与调配。移动交互界面对能源布局的可视化表征及其技术实践整合并确认了赛博空间（信息流动）、实体空间（人的流动）以及物质空间（能源流动）三者之间的边界消融，由此所构建并维系的空间流动秩序是当前城市物流体系及其媒介实践的技术逻辑。
　　
四、基于移动交互界面的城市流动轨迹：规划跑单路线与制造“顺路单”
　　当前，我们不仅通过移动交互界面来感知城市流动，更为重要的是，实时更新的位置数据成为我们有意识地查看自身流动轨迹的自我追踪（self-tracking）（Lupton， 2016；Pink & Fors， 2017）。与位置媒介的捆绑使得我们前所未有地“看见”并实时感受着自身对于城市流动网络的构成和驱动。对“送外卖”而言，这种城市流动性在社会建构层面同时为互联网平台的算法规训和外卖骑手的利益抗争提供了相当的实践空间。
　　（一）流动轨迹的数字政治：移动交互界面对跑单路线的规划
　　在“送外卖”的过程中，算法会根据骑手一次接单的个数与流动轨迹而对其送单的顺序进行提前规划，并以“任务地图”（图7　图7见本期第65页）的形式呈现在移动交互界面中。图7左上方的圆点是算法为骑手推荐的商家取货点以及取货顺序，右下侧的圆点则是与这些取货点对应的送货点与送货顺序。从左上方圆点蜿蜒指向右下侧各个圆点的箭头即是平台为骑手规划的送餐路线。这些数字及其顺序是算法为骑手提供的流动轨迹“最优解”，所谓最优即为最省时。但完成这个取货与配送数字顺序的前提是对周边道路、商家以及客户分布的熟稔于心。为此，骑手们需要在路线方面投入相当的时间成本，并通过位置数据的自我追踪来反复熟悉他们在城市中的流动轨迹：
　　刚跑没多久，两三单一起都不敢接，怕超时。这种情况主要还是对路线不熟悉。我们这一带的高手附近的哪个巷（子）都知道，我近期的目标就是按照导航（路线）把方圆10公里的（地点）全部知道了，然后自己跑最短路线。[22]虽然对周边很熟悉了，但是我跑的时候还是习惯开着导航，这个可以跟熟悉路线配合起来。刚送外卖那会，白天跑单，晚上就不跑了，单多不敢接，然后就空车顺着商圈跑一跑，主要是熟悉路线，也算是不计成本的投资吧。[23]此外，骑手还会时常利用移动交互界面对自己的流动轨迹进行量化分析，他们通过这个界面（见图8），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跑单以来所有路线轨迹的整体情况。通过对跑单以来1872个定位点的量化分析，界面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了这位骑手对自身流动轨迹的自我追踪。地图所绘制的路线与城市中的交通网络是基本融合的，以此反馈这些流动轨迹的定位质量。这些流动轨迹背后蕴含着互联网平台对城市流动性的确认和规训，这种确认和规训则通过移动交互界面的自我追踪而被内化：
　　这个地图的定位分析可以看到我在这里跑单的路线，路线越花就越好，如果能画满我就牛了。漂移率只有0.1，很低了。有的人就只有一条直线，这就说明他们经常跑一条线，这样不好，容易没单。跑单路线越花，说明你对这个地方越熟悉，然后后台就会把各个地方的单派给你。[24]除了从配送顺序及其流动轨迹的数字化方面对骑手进行的规训之外，在每一笔订单的各个时间节点（接单、进店、取餐、配送、送达），平台都会要求骑手通过移动交互界面的触击来对位置进行自我报告（图9　图9见本期第66页）。平台基于智能手机GPS的轨迹挖掘、WiFi和蓝牙的地理围栏技术以及手机传感器等位置媒介，结合骑手App的移动交互界面，来达成对外卖骑手送单过程中位置数据的上传和处理。由此，围绕流动轨迹所形成的数字政治（配送顺序、定位点的量化分析，以及时间节点的顺序报告等）在很大程度上确认和内化着外卖骑手们对城市流动性的感知和实践。
　　（二）制造“顺路单”：流动轨迹的“地方感”
　　其实，由平台和算法主导的自我追踪，在实践中会遭遇各种意外状况，譬如一次性接单过多导致的超时、订单顺序配送导致的不顺路，以及道路交通的临时管制等。为此，有经验的老骑手会对基于位置数据的自我流动进行有限度的微观抵抗。这种微观抵抗的实践经验即他们会在实体空间的熟悉程度与赛博空间的位置数据中寻找一个实现效率逻辑的平衡点。其中，制造“顺路单”[25]就是骑手们在城市流动网络中实现效率逻辑的典型方式。但预判订单是否顺路（而非被算法所规划的顺序和路线牵着鼻子走）的前提是熟悉周边商家分布、公共交通以及客户群之间的复杂路线：
　　跑顺路单是需要经验的，老骑手知道有些地方看着顺路但是就不能接。不少哥们看到前面几单顺路，然后就不管其他单子了。我有一回接了8胞胎（注：即一次性连续接了8个订单），当时就是前面4单看着很顺路，就没多想，结果第5单开始才知道不顺路。[26]针对这位骑手所说的顺路单“前后不顺路”的情况，笔者在与他们聊天时发现，对于如何在特定数量上接顺路单甚至成为他们跑单的经验总结，而且尽可能避免城市楼宇以及公共机构等特定位置对跑单效率的影响也成为其本地化“送外卖”经验的重要方式：
　　如果你不想超时，手上只要达到3单你就别再接了。有的高楼单、医院单看起来很顺路的，但就是没人抢。为啥？因为楼高，光是困电梯里就可能超时，医院的电梯可不是好等的。[27]对“顺路单”的制造以及对接单具体数量上的把握和抵抗是微妙的，它的实践逻辑就在于骑手们通过对流动轨迹的灵活掌控而形成了一种将位置数据及其周边环境转化为地方化经验的能力，即当他们“对空间足够熟悉，它就会变成地方”（Gazzard， 2011）。这也进一步在实践层面回应了位置在交互界面中的虚拟流动将造成人类与其所处实体空间及其地方化感知相剥离的观点立场。数字媒介对于城市流动性的社会建构并不一定意味着地方感的消失，在这个意义上，媒介与地方的关系非但没有疏离，反而变得更加紧密（袁艳，2019），这为我们在移动互联网语境下思考和澄清媒介、空间与地方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面向。
　　
五、移动交互界面的接入与断开：城市流动的风险评估与意义生产
　　如果前文对外卖骑手城市流动性所进行的描述和分析侧重于移动交互界面构建平台劳动的技术与社会实践面向。那么，作为数字接口的移动交互界面则更加凸显平台劳动之于城市流动性的风险评估与意义生产。对外卖骑手来说，经由移动交互界面与城市流动网络的“断开”（disconnection）或者“接入”（access to），是他们基于主体视角对这种流动性潜在的利益风险与个体价值而进行的协商和阐释。
　　（一）移动交互界面的断开：权限与风险之间的协商和犹豫
　　由移动交互界面所中介的城市流动不仅意味着这个数字接口对外卖骑手与城市社会系统的技术连接，它同时展现着外卖骑手在未接入这个流动网络之前而遭遇的利益风险。在广东汕头城区“送外卖”的一位众包骑手在其跑单晚高峰时，交互界面跳出来一个距离取货点1.5公里，配送距离3.3公里，价格8元的待抢订单（图10　图10见本期第67页）。但奇怪的是系统给到他的预计送达时间居然是55分钟。如果接单，经由移动交互界面这一数字接口，城市通勤实践的多个具体情境就会被组织和集聚起来，他将需要在城市路桥、过桥费、交通罚款、赶时间、超时等城市流动性的阻滞困境中去承担可能面临的利益风险：
　　怪不得将近一小时，虽然有桥，但是现在桥上不让摩托车走了好像，我总不能为了8块钱坐轮渡过去吧。如果有隧道的话，骑车过去应该也不耽误。不过，这种单子就算接了，发现这种情况，是可以截个图找美团客服取消的。这个桥是要收费的，来回至少20块钱的。还好看了下路线情况。[28]在这里，移动交互界面本身成为外卖骑手与互联网平台之间达成共识的技术中介。骑手们利用移动交互界面中的可视化信息来与互联网平台进行协商的情况，在笔者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很是常见。移动交互界面不仅为骑手们提供了是否选择“接入”城市流动网络的关键信息，还为他们在已经“接入”的情况下，提供了“断开”的可能。除了城市通勤的具体情境，配送的商品本身亦会成为骑手选择“接入”或“断开”的利益考量。在某骑手App中，配送鲜花和蛋糕是作为一种接单权限加之于外卖骑手的（图11　图11见本期第67页），这一接单权限是互联网平台对外卖骑手配送经验的承认和奖励。解锁蛋糕单和鲜花单一方面意味着更多配送费，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一旦通过移动交互界面“接入”这两种商品的城市流动网络，就可能遭遇各种跑单困境：
　　送花有风险的，谨慎接单吧我觉得。鲜花单价格比较高，两三公里就有将近15块的样子吧。但是你只要接了单就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风大不大，如果花束比较大保温箱就放不下了，这个时候只能放前面车筐里，风大送达的时候花看起来都快干了，而且有可能会弯了、散了或者断了，到时候还得赔钱。[31]蛋糕单就更讲究了。有的时候看到距离远的，直接就拒单了，蛋糕软，受不住路面颠。接单之前你得熟悉送单的路况，要是碰巧哪个地方正在修路或者坑坑洼洼的，那就完了。不少哥们为了防止蛋糕被颠坏，把蛋糕直接放脚踏板那里，确实比较保险，不过要是被交警看到，直接罚款。[32]不难发现，外卖骑手经由移动交互界面对特定商品的配送过程遭遇了城市流动网络中一系列常见的关系情境。当骑手决定接下一个鲜花单或者蛋糕单，就意味着他们需要在商家与顾客的要求、平台的配送时限、送餐装备对配送物品的保护程度，以及特定时段的路况、特定场景（比如电梯），甚至于物理时空中的温度和风力等诸多情境要素中对城市流动的不确定因素进行统筹把控。这些关系情境经由移动交互界面的接入而被组织成一个反映和实践城市流动性的临时网络，身处其中的外卖骑手需要时刻关注和评估这种流动过程所带来的利益风险，而他们对城市流动性的感知和理解也因此被进一步强化。
　　（二）移动交互界面的接入：基于城市流动的意义生产
　　对外卖骑手来说，经由移动交互界面所接入的城市流动网络不仅是他们获得劳动收入的唯一渠道，同时，这个数字接口所中介的城市流动性也是他们构筑城市记忆以及在寻求城市融入的过程中对这种流动性的价值阐释与意义生产。
　　在笔者对很多骑手的访谈中发现，他们是不太愿意送医院单的，原因主要是医院系统的建筑空间非常复杂，超时被差评的可能性很大。从外卖骑手们拒绝“接入”有医院作为目的地的流动网络这一选择意愿中，实际上再生产了人们对于医院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贯看法，即医院作为人员拥挤、空间复杂以及手续繁琐的公共机构降低和阻滞了人们对城市流动节奏和效率的感知。但是对于这位在汕头本地跑单的骑手来说，在他与移动交互界面以及医院之间所形成的这个临时关系网络，有特别的意义。而且这种意义的表达是当这家医院的位置和他自己的位置在手机界面上重合（即送达）（图12　图12见本期第68页）的那一刻所激发出来的。一笔送到当地城区消防大队的订单（图13　图13见本期第68页）也通过移动交互界面所构建的城市流动场景，唤起这位骑手在这个城市中奋力打拼的个体记忆与生存感悟：
　　我儿子也是在这个医院出生的，唉，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啊，三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很苦逼的，白天一天干完外卖，晚上10点之后跑去医院陪老婆和小孩，连续一个多星期的样子，半夜里小孩哭啊，喝水啊，拉大便啊，能帮帮老婆的忙。虽然累，也是蛮开心的吧，所以那段时间白天在城里跑单，晚上在医院的时候，印象还是蛮深的，对我来说，蛮特别的吧。[35]刚才那单是送几碗馄饨到（汕头市）龙湖区消防大队的。很自然的态度就给他们放得非常好，就说给他们放到门口的传达室。就感觉他们这个职业是很值得尊敬的。想当年，我还考过消防证，准备应聘汕头公家安保的。[36]午夜0点40分，这位骑手送完了当天最后一单。笔者问他这样会不会太累，他给出的回答是：“动起来就有希望啊，我不想做三和大神。” [37]在他看来，一部智能手机、一辆电动车，就能让自己在熟悉的城市里动起来，这种流动于他而言，就是希望。而这种希望在于将“送外卖”过程中的城市流动整合为他们对于生存价值与意义的理解和阐释，以此维系自身对于城市的亲近感和融入感。骑手们经由移动交互界面所提供的“数字接口”，艰难但积极地维持着自身在城市中的流动，并借此努力摆脱被社会边缘化的生存焦虑。
　　
六、结语
　　本文通过对移动互联网语境下“送外卖”这一经验个案的探讨，分析和论述了基于移动交互界面的媒介实践和平台劳动过程对于外卖骑手城市流动性的形塑与构建。具体而言，移动交互界面在多元空间、自我追踪以及数字接口等三个维度上呈现、塑造并定义了平台劳动者所体验和实践着的流动性，这既深化了我们对外卖骑手媒介化生存的理解，同时也为考察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平台劳动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其一，在技术实践层面，移动交互界面在感知和实践上打通了人群流动、信息流动与物质流动的边界，在平台劳动中被模糊和消融的多元空间实践，实时地呈现人群流、信息流以及能源流的彼此勾连，以此生产城市流动网络的“可见性”。其二，在社会建构层面，移动交互界面将外卖骑手定义和转变为流动的位置数据，以此规训、内化并抵抗互联网平台对数字劳动的监管和掌控。移动交互界面基于外卖骑手的位置数据及其本地化实践，完成了对平台劳动效率以及流动轨迹“地方感”的社会建构。其三，在风险评估与意义生产层面，外卖骑手以“断开”或者“接入”的选择来理解与阐释城市流动所蕴含的利益风险与个体价值。作为数字接口的移动交互界面为骑手言说和感知城市流动中的风险与价值提供了可视化的媒介场景。由此，作为技术媒介，移动交互界面将平台劳动——送外卖——形塑为一种流动的媒介化生存。
　　诚然，尽管本文在经验层面分析和论述了移动交互界面的媒介实践对外卖骑手平台劳动及其城市流动性的构建和影响，但囿于特定研究旨趣对经验个案的聚焦以及文章篇幅，本文的研究视野相对微观，较少涉及其他描述或解释因素（譬如互联网平台的资本垄断、外卖骑手的社群结构，以及技术媒介的社会文化语境等）对移动交互界面构建平台劳动及其城市流动性的具体作用方式。目前的探索主要呈现了技术媒介社会影响的横截面，较难将研究结论直接推及其他平台劳动形式（譬如快递、网约车、移动端网络直播、短视频UGC等）。因此，对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平台劳动者及其媒介化生存的考察有待以后的相关研究进行更加全面的开掘，并进一步将移动交互界面所中介的社会变迁研究推向纵深。■
　　
注释：
①国内传播学界通常将mobility译为“移动性”或者“流动性”。本文探讨的mobility不仅指外卖骑手在城市中的空间位移，更加凸显的是由移动交互界面所组织和构建起来的一种混合城市人群、网络空间、实体空间、位置数据、平台算法以及能源布局的流动网络。基于这个研究语境，本文将mobility译为流动性。
②即专送站点内的外卖骑手，这些骑手由第三方承包商在当地商圈设立的专送站点统一管理，工资月结。
③由与外卖平台合作的第三方劳务公司管理的外卖骑手，区别于专送骑手，可以全职也可以兼职，工资日结。
④外卖众包骑手App“近单同城”的设置界面。
⑤外卖众包骑手App“接单偏好”的设置界面。
⑥上海市闵行区众包骑手M1，2020年4月23日。出于尊重外卖骑手的隐私以及他们自己的要求，本文所提到的外卖骑手均采用姓氏首字母进行标注。为了区分同一姓氏的不同骑手，笔者以他们在本研究中的引述顺序作为区分标记，譬如M开头的姓氏有3位，那么他们分别为M1、M2、M3。
⑦转单是指专送站点将所在商圈范围内专送骑手不愿意接的订单转出到众包骑手的“订单大厅”，一般转单都是距离较远、价格较低或者路况复杂的订单。
⑧骆岗街道众包骑手W1，2020年7月11日。
⑨骆岗街道众包骑手S1，2020年5月16日。
⑩图片由在上海静安区众包骑手F提供，2020年6月27日。
[11]图片由在北京海淀区众包骑手M2提供，2020年5月9日。
[12]上海市静安区众包骑手F，2020年6月27日。
[13]上海市闵行区众包骑手M1，2020年4月23日。
[14]换电App对骆岗街道附近城区换电站分布网络的可视化。
[15]换电App对北京市海淀区换电路线的规划。
[16]上海市徐汇区众包骑手S2，2020年5月3日。
[17]E换电App服务协议。
[18]南京市鼓楼区众包骑手Z，2020年6月26日。
[19]图片由骆岗街道众包骑手W2提供，2020年4月16日。
[20]图片由广西省北海市银海区众包骑手W3提供，2020年5月4日。
[21]何仁清，《机器学习在美团配送系统的实践：用技术还原真实世界》，美团技术中心，2018年12月13日。
[22]骆岗街道专送骑手X1，2020年5月15日。
[23]骆岗街道专送骑手L1，2020年5月23日。
[24]广西省北海市银海区众包骑手W3，2020年5月4日。
[25]顺路单即是指两个及以上订单的取单和送单路线基本在连续且同一个路况方向上。
[26]骆岗街道众包骑手X2，2020年5月21日。
[27]骆岗街道专送骑手C，2020年6月24日。
[28]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众包骑手X3，2020年7月8日。
[29]图片由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众包骑手X3提供，2020年7月8日。
[30]图片由骆岗街道众包骑手L2提供，2020年5月23日。
[31]骆岗街道众包骑手L2，2020年5月23日。
[32]骆岗街道众包骑手L2，2020年5月23日。
[33]图片由广东省汕头市众包骑手X3提供，2020年7月8日。
[34]图片由广东省汕头市众包骑手X3提供，2020年7月8日。
[35]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众包骑手X3，2020年7月8日。
[36]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众包骑手X3，2020年7月8日。
[37]所谓的“三和大神”是指在深圳市龙华区三和人才市场周边活动的、靠着日结的百元工资过活的社会群体，以年轻人居多，这个群体走红网络后，被网友们称为“三和大神”（胡野原，2020年7月6日）。检索于https://www. 163. com/dy/article/FGSGTTI0053990SN. html。
　　
参考文献：
陈龙（2020）。“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社会学研究》，（6），113-135+244。
戴宇辰，孔舒越（2021）。“媒介化移动”：手机与地铁乘客的移动节奏。《国际新闻界》，（3），58-78。
黄华（2020）。身体与远程存在：论手机屏幕的具身性。《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9），46-51。
潘佼佼，吴靖（2018）。平台、界面与地图：LBS生活服务媒介如何介入社会空间的生产。《广告大观（理论版）》，（12），35-40。
潘霁（2017）。地理媒介，生活实验艺术与市民对城市的权利——评《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新闻记者》，（11），76-81。
彭兰（2019）。连接与反连接：互联网法则的摇摆。《国际新闻界》，（2），20-37。
孙玮（2020）。我拍故我在 我们打卡故城市在——短视频：赛博城市的大众影像实践。《国际新闻界》，（6），6-22。
孙萍（2020）。媒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传播、物质性与数字劳动。《国际新闻界》，（11），39-53。
魏然（2017）。媒介漫游者的在地存有：位置媒介与城市地方感。《新媒体与社会》（第二十辑），285-299。
许同文（2019）。“媒介特性”与“数据实践”：基于位置媒体的“校园跑”。《国际新闻界》，（11），46-69。
徐亦舒（2019）。作为界面的媒介：交互性的视角。《中国传播学评论》（第八辑），107-119。
袁艳（2019）。当地理学家谈论媒介与传播时，他们谈论什么？——兼评保罗·亚当斯的《媒介与传播地理学》。《国际新闻界》，（7），157-176。
周葆华（2020）。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生活方式及其影响因素。《新闻大学》，（3），84-106+120。
AdeyP. (2017). Mobility. Routledge.
ChenJ. Y.SunP. (2020). Temporal arbitragefragmented rush, and opportunistic behaviors: The labor politics of time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New Media & Society22(9)1561-1579.
De Souza e SilvaA. (2006). From cyber to hybrid: Mobile technologies as interfaces of hybrid spaces. Space and culture9(3)261-278.
De Souza e SilvaA.& ShellerM. (Eds.). (2015). Mobility and locative media: Mobile communication in hybrid spaces. Routledge.
Evans, L. (2015). Locative social media: Place in the digital age. Springer.
Gazzard, A. (2011).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Collecting space and place in mobile media. Convergence17(4)405-417.
HandM.& GoreaM. (2018). Digital traces in context digital traces and personal analytics: iTimeself-trackingand the temporalities of pract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2666-682.
PinkS.& Fors, V. (2017). Self-tracking and mobile media: New digital materialities.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5(3)219-238.
LuptonD.& Maslen, S. (2018). The more-than-human sensorium: sensory engagements with digital self-tracking technologies. Senses & Society13(2)190-202.
Sun, P. (2019). Your ordertheir labor: an exploration of algorithms and laboring on food delivery platforms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2(3)1-16.
Sutko, D. M.& De Souza e SilvaA. (2011). Location-aware mobile media and urban sociability. New Media & Society13(5)807-823.
UrryJ. (2000).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Routledge.
　　
束开荣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博士后。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