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红义 丁振球 陈雨珺 刘岍琳 王嘉怡
　　【本文提要】梳理和综述一定时期的学术文献是了解特定学科或研究领域的主要方式，新闻学研究也不例外。本报告通过对四本英文主流新闻学刊的摘要和关键词分析，尝试对过去一年西方新闻学研究的整体状况进行梳理，以期更为全面和系统地呈现当前西方新闻学界的研究状况，尤其是侧重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新闻学研究关注哪些主题，二是新闻学研究如何研究这些主题。本文发现，新闻学研究集中讨论了十多个主题，既有经典或传统主题，也不乏新兴和前沿的主题，这些成果在学科视角、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上都体现出强烈的社会科学特征。
　　【关键词】新闻学研究 期刊分析 主题 理论 方法
　　【中图分类号】G210
　　岁末年初，多家专业期刊对2021年度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既是对相关成果的梳理检视，也是对研究趋势的勾勒提示，受到读者欢迎。学术研究实际上是一种理论对话，不仅是与国内同行，也是与古今中外思想者们的对话。对新闻传播学研究来说，正逢世界新闻传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球新闻传播学者展开积极对话更属必要。因此，我们组织学者对过去一年来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了梳理，以开阔学术视野，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当然，由于语言所限，这里所说的“西方”还局限于以英文发表的相关论文。
　　历史学者王汎森曾引用一则禅语：“一切诸经，皆不过是敲门砖，是要敲开门，唤出其中的人来，此人即是你自己。”通过了解、借鉴、融通中外学术，最终还要针对本土问题，形成我们自己的中国特色的理论思考和学术话语体系。这也是我们策划这一选题的目的和期待。
　　——编者
　　
一、研究缘起
　　本报告所指的西方新闻学研究是指英文传播学科内一个以新闻和新闻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它率先发端于美国，目前北美、西欧、北欧处于构建和发展新闻学术话语体系的主导地位。在此之前，研究者们使用过news research、journalism research、study of journalism、journalism’s study等多个名称来描述这一领域。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界开始广泛接受以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来命名这一学术领域，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典型的社会科学，除了大学院系、学术团体、学术期刊、学术会议等外在的学科特征外，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个特有的、共享的学术话语体系。新闻学研究“不再是对特定的新闻机构、人物、报道和事件的经验总结，而是在明确的问题意识指引下，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对新闻业的现实进行观照”（白红义，2021a）。
　　在新闻学研究快速崛起之时，它的研究客体新闻业却持续陷入动荡、变革、转型过程中，尽管“新闻业呈现出稳步衰落的趋势”，但是此时的“新闻学研究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学者们“对新闻业的变化、专业规范和惯例以及新闻职业在社会中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分析”（Karlsson & Sjovaag， 2016）。面对数字时代新闻业的快速发展和变化，西方新闻学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数字转向。研究者一方面援引经典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不断提出新的术语或概念、引入新的分析工具，并逐步构筑起由新的议题、视角、概念、理论和方法组成的新闻学知识体系。与此同时，对于新闻学研究本身的回顾、反思、展望、推进等工作也成为西方研究者近年来十分关注的话题。究竟何为新闻学研究？新闻学研究的价值是什么？新闻学研究何以形成当前的面貌？新闻学研究应该走向何处？诸如此类的问题关乎我们如何理解新闻学研究的学科定位、研究边界和知识疆域。
　　从学科建制角度来看，西方的新闻学研究作为学科标签的确立直接得益于《新闻学》（Journalism）、《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和《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等相继创刊的专门发表新闻研究论文的学术期刊。因此，梳理和综述一定时期的学术文献就成为了解新闻学科发展的主要方式。一些欧美学者以新闻学刊物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新闻学使用的理论、数字新闻学研究的面貌等一系列问题（Steensen & Ahva， 2015；Ahva & Steensen， 2016，2020；Steensen et al.， 2019；Steensen & Westlund， 2020），从中可以透视出新闻学究竟研究什么、新闻学有哪些理论等关键问题，进而彰显一门学科独特性的关键之处。除了这些对一定时期新闻学研究的整体状况进行综述研究的论文外，也不乏利用学术期刊对特定研究领域的关注，如对组织层面的新闻创新的分析（Belair-Gagnon & Steinke， 2020）、对场域理论在新闻学研究的运用的分析（Maares & Hanusch， 2020）、对比较研究在新闻学研究中的发展状况的讨论（Hanusch & Vos， 2020）等。相对而言，综合性的文献综述更有利于呈现研究领域在一定时期内的整体状况，如基本特征、发展趋势等。本报告的目的正在于此，尝试对过去一年新闻学研究的整体状况进行梳理，以期更为全面和系统地呈现当前西方新闻学界的研究状况，尤其是侧重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新闻学研究关注哪些主题，二是新闻学研究如何研究这些主题。
　　
二、研究方法
　　本报告的主要目的是呈现过去一年西方新闻学研究的基本状况，集中选择了四本英文新闻学刊物作为分析对象，它们分别是《数字新闻学》、《新闻学研究》、《新闻学》、《新闻实践》。这是当前集中刊发新闻学论文的主流期刊，在2021年发布的SSCI期刊影响因子排名中，前三本杂志都进入了Q1区，分别位居第3、16、23位，《新闻实践》位列Q3区，排在94本杂志中的总第48位。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未将2021年出版的新闻学主题的学术著作和研究报告纳入在内，也排除了那些刊发在别的传播学刊物上的新闻学论文。这无疑会导致分析数据的不够全面，成为本研究的一个局限。但鉴于这四本杂志在新闻学界的影响力，可以认为它们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西方新闻学的最新进展。
　　这四本刊物隶属于SAGE Publications和Taylor & Francis两家出版公司，因此本研究成员在上述两个数据库手动下载后对论文进行了初步阅读，排除了书评等非研究性论文，最终获得了纳入统计的对象。我们将以这四本刊物在2021年正式发表的论文为主，排除那些网络先发的论文，以免在后续研究中造成论文的重复计算。截至2021年12月底，《数字新闻学》共刊发了10期，但其中第10期为一本书评专刊，并无研究性论文发表，因此最终选择了9期共计63篇论文。此外，本研究纳入了《新闻学》12期共计167篇论文，《新闻学研究》16期共计118篇论文，《新闻实践》10期共87篇论文。在具体研究中，本研究参考了挪威学者Steensen及其合作者们发展出的一套比较成熟的研究新闻学期刊的方法，他们更为关注文献中的关键词、摘要、参考文献、作者等信息。但因人力和时间限制，本研究没有分析参考文献，只进行了关键词和摘要两项统计，这是本研究的另一个局限，也是这种期刊分析方法的不足，“分析关键词、摘要和参考文献并不能全面说明所发表的研究”（Steensen et al.， 2019）。因此，本研究团队成员还对论文进行了深入阅读，在呈现数据时适当地补充具体论文。
　　首先是关键词统计，对关键词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确定研究主题。统计分析步骤如下：第一步，提取所有的原始关键词。第二步，识别独有关键词（unique keyword），即在第一步的基础上去掉重复多余的，以及合并拼写不同但本意相同的关键词，例如合并“journalist”和“journalists”，“Actor-Network Theory”、“Actor Network Theory”和“ANT”。第三步，将本质相同的独有关键词合并为同一个关键词意群（clustered keyword），如把“Facebook”、“Twitter”和“social media”合并为“social media”。第四步则是对关键词意群进行编码并最终聚类为主题群（thematic cluster）。主题划分完毕后，本研究对不同主题的原始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及其在所有原始关键词中所占的比重进行统计并排序，最终获得四本刊物2021年讨论频次较高的十大主题。由于四本刊物的研究领域各具特点，本研究在Steensen等（2019）的关键词聚类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刊物实际情况，细读原文，并通过小组讨论后对关键词的分类标准进行了调整与统一。
　　其次是摘要分析，它的主要功能是确定学科视角、理论框架、研究方法。本研究对所有论文的摘要进行了详细的质性分析，当摘要内容没有完整呈现该论文的学科视角、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时，则进一步通读全文加以核实。具体的统计分析步骤如下：第一步，归类学科视角。编码分类标准参照Zelizer（2004）和Steensen与Ahva（2015）的学科分类，包括政治科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与管理学、技术、法学，并针对实际情况增加了心理学类别。编码完毕后，本研究对采用单一学科视角和交叉学科视角的论文的出现频次进行统计并排序，并对不同学科视角下论文的主要研究问题进行统计描述。第二步，归类理论框架。参照Steensen等人（2019）的做法，本研究并未预先设定理论框架的编码类目，而是采用开放编码的形式对论文所用理论框架进行收集、分类、统计。同时，本研究统计了摘要中是否明确提及理论框架的情况，对于摘要中并未提及的，进一步通读全文进行核实，完全未使用理论框架的论文被标记为扎根路径。第三步，归类研究方法。在Steensen等（2019）的基础上，研究方法类别包括社会科学的问卷调查、内容分析、实验、计算方法、访谈、焦点小组访谈、参与式观察、田野调查、民族志、案例研究、事件史分析（event history analysis）、扎根方法，以及人文科学的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方法，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编码结束后，本研究对方法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三、新闻学研究的主题
　　（一）研究数据
　　本研究从《数字新闻学》2021年出版的63篇论文（去除编辑部序言、评论和书评）中共提取了404个关键词，平均每篇论文包含6.41个关键词。去除重复出现的关键词，并合并拼写不同但本意相同的关键词后，本研究获得304个独有关键词。将本质相同的独有关键词合并为同一意群后，提炼出123个关键词意群。最后，本研究对关键词意群进一步聚类，识别出14个不同的主题群，并按出现频次多少排序，得出前10位主题列表（见表1）。以上所有类别的划分基于Steensen等（2019）的划分标准，并针对2021年的实际情况增加了“组织”（Organization）和“新冠疫情”（Covid-19）两大主题。另外三本杂志的分类也与此类似。
　　由（表1 表1见本期第23页）可知，在所有主题群中，出现频次最高的主题群是“受众”（Audience），“技术”（Technology）和“平台”（Platform）主题则排在第二和第三。在“受众”主题集群中最常见的关键词意群是“信息分享”（information-sharing）、“受众”（audience）、“新闻策展”（news curation）、“新闻消费”（news consumption）、“新闻参与”（news engagement）和“用户评论”（user comments），分别出现了14、7、7、6、6和6次。其中，关键词意群“信息分享”所包含的独有关键词主要指受众的信息共享行为及其动机和特征属性，如“新闻分享”（news sharing）、“政治信息分享”（political information sharing）、“选择性分享”（selective sharing）等独有关键词。在所有关键词意群中，出现频次排在第三的是“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共出现18次；排在第二的是“数字”（digital），共出现23次；出现频次最高的则是“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共出现32次。“社交媒体”（social media）聚类下的独有关键词有“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ing sites）、“脸书”（Facebook）、“移动即时通讯服务”（mobile instant messaging services）等。
　　在《新闻学研究》2021年出版的118篇论文（去除4篇编辑部序言）中，本研究共提取出758个关键词，平均每篇论文包含6.42个关键词。去重并合并拼写不同但本意相同的关键词后，共获得549个独有关键词。经进一步合并本质相同的独有关键词，提炼出275个关键词意群，最后聚类识别出14个主题群，并按出现频次排序，得出前10位主题列表（表2 表2 见本期第24页）。
　　统计结果显示，关键词出现频次最高的主题为“组织”（Organization）和“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分别包含121和79个关键词。属于“组织”（Organization）的关键词意群中，“合作”（collaboration）、“实践”（practice）、“创新”（innovation）和“信源”（sources）分别出现16、13、11及11次，均属于整本期刊出现频次排名前10的关键词意群。其中，“合作”所包含的独有关键词，主要表示新闻机构之间、新闻机构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新闻机构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如“协调”（coordination）、“联盟”（alliances）和“新闻网络”（journalism networks）；“实践”包括“报道”（reporting）、“新闻生产”（news production）等独有关键词；“创新”涉及新闻组织的转型变革、新闻记者对组织创新的态度、“创新型新闻”（innovative journalism）等；“信源”则主要指代获取信源这一新闻生产的具体环节。“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内则包含“角色”（role）、“新闻价值”（news values）、“偏见”（bias）、“客观性”（objectivity）、“多元性”（diversity）、“可信性”（credibility）等关键词意群。除去无效关键词意群“新闻业”（journalism），最常见的关键词意群为“合作”（collaboration），其次是“数字”（digital）、“情感”（emotion）和“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均出现14次。
　　本研究从《新闻实践》的87篇论文中共提取了575个关键词，平均每篇论文包含6.61个关键词。去重并合并拼写不同但本意相同的关键词后，共获得432个独有的关键词。经进一步合并本质相同的独有关键词，共获得170个关键词意群，最后聚类识别出14个不同的主题群，并按出现频次排序，得出前10位的主题列表（表3 表3 见本期第25页）。
　　从表3中可以看出，出现频率较高的主题集群包括“组织”（Organization），即媒体组织内部的各种研究；“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包括新闻业各项原则、角色定位等研究；“政治”（Politics），如和平新闻、新闻与选举等。“组织”（Organization）作为最主要的主题集群在论文中出现了136次，其中最常见的关键词意群是“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出现了30次。“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这个关键词意群中包含具体的各类新闻报道活动。“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主题群则出现了63次，其中“客观性”（objectivity）是受到最多关注的专业主义原则。“政治”（Politics）共在论文中出现了53次，这一主题下最多的关键词意群是“冲突”（conflict），相关研究主要是针对地区冲突渴望通过例如和平新闻等来改变局面，新闻与选举是这一主题下另一备受关注的关键词意群。
　　本研究从《新闻学》2021年出版的167篇论文（不含网络发表文章）中共提取了1028个关键词，平均每篇论文包含6.16个关键词。去重并合并拼写不同但本意相同的关键词后，获得738个独有关键词。经进一步合并本质相同的独有关键词，共获得313个关键词意群，最后聚类识别出14个不同的主题群，按出现频次排序，得出前10位的主题列表（见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新闻学》杂志上讨论较多的话题包括“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政治”（Politics）、“组织”（Organization）和“受众”（Audience），各出现了147、135、124、99次。最主要的主题集群“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中最常见的关键词意群是“客观性”（objectivity），出现了23次。这个关键词意群包括“核实”（verification）、“主观性”（subjectivity）、“事实核查者”（fact-checkers）等独有关键词。不过，“客观性”（objectivity）只是《新闻学》中第三常见的关键词意群；第二常见的关键词意群是“地区的”（regional），共出现36次；最常见的关键词意群是“媒体组织”（media organization），共出现56次。“媒体组织”（media organization）意群下的关键词有“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Al Jazeera English）、“英国广播公司”（BBC）、“新闻组织”（news organizations）等。
　　（二）研究结果
　　通过关键词分析，本研究首先呈现的是这四本新闻学刊物所聚焦的研究主题，它们体现出研究者比较关心的话题有哪些，哪些是当前讨论较多的热门话题，哪些是具有成长性的新兴话题。
　　首先，从四本杂志的整体情况来看，新闻学研究的经典或传统主题依然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如专业主义、组织这两个主题在《新闻学》、《新闻学研究》、《新闻实践》中出现的次数都能排到前三位。即使是在专门刊发数字新闻研究的《数字新闻学》里，也分别排在第5、第10位。这些话题恰恰对应着新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即与报纸和其他文本形式的新闻生产有关的新闻工作（Anderson， 2019）。目前，新闻记者和新闻组织仍是从事新闻生产最重要的主体，理所当然地持续得到新闻学研究的关注，专业主义和组织两大主题群就分别对应着对记者和新闻机构的研究。当然，即使是这些经典议题，当下研究在问题意识、理论框架上已出现很大的不同。以对新闻记者的研究为例，“除了继续讨论新闻记者的专业角色、专业认同、新闻文化等传统问题外，记者的专业知识、认识论、劳动等新问题在数字时代的变化也备受关注。此外，一些新的亚文化群体也被纳入了研究视野”（白红义，2021b）。
　　其次，新闻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实践驱动的学科，尤为重视新闻实践层面的变化，反映在研究层面就是热衷于追踪新鲜和新奇事物。因此，除了那些经典的、重复出现的研究主题外，对新问题、新案例、新现象的关注也是新闻学研究的突出特点，反映在新闻学研究的主题上，就是对技术、平台、受众等新问题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在《数字新闻学》中，受众、技术、平台正是位居前三的主题集群，分别占17%、13%和12%，这些话题显然更具有数字新闻业的典型特征。而在另外三本杂志中，这些话题的重要性虽然让位于组织、专业主义、政治等经典主题，但依然占据着不小的比重。例如在《新闻学研究》中，受众、平台、技术主题集群下的关键词出现了62、47、43次之多。受众、技术、平台在《新闻学》上分别出现了99、38、36次。显然，这几个新兴话题已经构成了新闻学研究稳定的讨论主题。除此之外，由于过去两年始终处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中，与此有关的议题也成为新闻学一个新的热门主题，《数字新闻学》还在2021年第9期开设了疫情专刊，正如导论所说，新冠疫情“构成了数字新闻学的关键时刻”（Quandt & Karin Wahl-Jorgensen， 2021）。
　　最后，新闻学研究对“区域”的关注保持了快速增长，除了对北美、西欧、北欧等传统区域的研究外，以非西方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大量出现。以《数字新闻学》为例，2013—2018年与区域有关的关键词不过是60个（Steensen et al.， 2019），而2021仅一年就有21个关键词，有关的区域广泛涉及拉美、南非、斯堪的纳维亚、中东等国家和地区。该刊在2021年第2期开设了拉美专题，试图为数字新闻研究提供来自“全球南方”的样本。与之相比，另外三本杂志提供了更多与区域相关的论文，在区域这一主题集群下，《新闻学》、《新闻学研究》、《新闻实践》分别有57、54、48个关键词。《新闻学》在2021年第12期专题讨论了俄罗斯的新闻生产，展示了不同于欧洲和美国的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轨迹，而在此之前，“新闻学者从未对该国新闻生产的特殊性产生过任何兴趣”（Yablokov & Schimpfossl， 2021）。近年来，西方学者们已经意识到过往研究过于聚焦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实际上用“语境主义”替代了“普遍主义”（Powers & Zambrano， 2018）。这样一个被“全球北方”论文支配的研究领域已经出现了诸多问题，学者们概括为缺乏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缺乏反思性（reflexivity）、缺乏去中心化（decentering），以及缺乏普遍性（cosmopolitanism）（Mitchelstein & Boczkowski， 2021）。而对拉美、俄罗斯、中东、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区和国家新闻业的关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现有新闻学研究“以偏概全”的问题。
　　
四、新闻学研究的视角、理论与方法
　　（一）学科视角
　　新闻学研究自诞生伊始便是一个具有很强多学科性的研究领域，这是因为“新闻学自身的学术资源十分有限，必然会是一个借鉴几乎所有学科的交叉领域：社会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都有借鉴”（常江等，2020）。即使进入数字新闻研究时代，多学科性仍被认为是其核心特征之一（Ahva & Steensen， 2020；Steesen et al.， 2019）。Zelizer（2004）曾指出，对新闻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学科有政治科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和文化研究。Steensen和Ahva（2015）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经济学、哲学、法学和科技研究等学科，他们对《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的分析表明，政治科学、社会学、语言学占据着较为重要的位置。而在《数字新闻学》刊发的论文中，社会学、技术研究与政治科学成为影响力最大学科的前三位（Steensen et al.， 2019）。
　　本研究对四本杂志刊发的论文所涉及的学科视角进行了分类统计，分类标准参考了Zelizer（2004）和Steensen与Ahva（2015）的学科分类，包括政治科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与管理学、技术、法学，并结合实际情况增加了心理学。总体来看，社会学、政治科学仍是影响新闻学研究的重要学科，技术视角的重要性则在持续上升，有些刊物上已经跃升为最重要的学科视角。相对来说，Zelizer提出的其他学科视角，如哲学、历史学、语言学和法学，则较少出现。本研究对四本英文期刊论文的单一学科视角和交叉学科视角的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图1和图2　图1和图2见本期第28页）。
　　就《数字新闻学》杂志而言，技术视角是63篇论文的主导学科视角，其次是社会学视角，第三是心理学视角，而政治科学的视角排到了第四。这一排序显示，技术相关的学科视角已经成为数字新闻学最为重要的学科视角，由图1可知，有43篇论文采用技术视角，占比高达68.3%；社会学视角则有22篇，占34.9%，依然是重要的学科视角。这个排序与Steensen等人对《数字新闻学》2013—2018年的研究比较，发生了较大变化，彼时社会学、技术研究与政治科学位列三甲（Steensen et al.， 2019）。
　　由图2数据显示，2021年《数字新闻学》有42篇论文采用了一个以上的学科视角，占66.7%。其中社会学—技术视角排名第一，采用这一视角的论文有13篇，在采用一个以上学科视角的论文中占31%。其次是政治学—技术视角，第三是心理学—技术视角。
　　社会学—技术视角的论文主要讨论的内容是新闻编辑室的数字化转型，涉及数字技术和新闻创新在新闻编辑室的扩散、数字技术对传统新闻类型的影响、新闻编辑室的社交媒体政策等。例如García-Perdomo（2021）采用社会技术方法，对两个哥伦比亚电视新闻团体Caracol TV和Citytv进行了田野调查，发现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之间复杂的组织安排制约了两大新闻团体数字技术的采用、电视媒体的网络化转变以及其网络内容的生产。Harlow（2021）则研究了拉丁美洲新闻编辑室中的社交媒体政策，描述了记者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并指出记者缺乏应对最新技术进步所需的指导，且该政策重点是保护新闻公司的品牌、读者和消息来源，而不是保护记者。Ilan（2021）通过对9位电视新闻和LiveU专业人员的深度访谈，发现LiveU这一数字直播技术与特定专业行动者之间在直播新闻的各种编辑、商业和技术决策过程及活动存在着各种相互联系。
　　心理学视角是排名第三的学科视角，主要用于定量的受众研究，包括受众对于新闻偏见和公众意见的感知、受众的虚假信息和党派信息的分享行为、疫情期间的新闻回避与心理健康等。例如Lee等人（2021）通过实验法调查了用户在新闻网站上的评论在何时以及如何影响个人观点，包括感知到的公众意见和隐含的新闻立场。Andi和Akesson（2021）通过实验研究了在虚假信息上添加基于社会规范的提醒标签对社交媒体用户分享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愿意分享这篇文章的人的比例减少了5.1个百分点，而表示他们不想分享这篇文章的比例增加了46.7%。Vergara等人（2021）则通过对参与者与Facebook上帖子的视觉互动的眼球追踪分析，调查了他们是如何偶然地在社交媒体上阅读新闻的。Wischnewski等人（2021）研究了使得超党派新闻具有分享价值的特征以及驱动用户分享的动机，研究发现，新闻故事中的人类利益和冲突推动了分享过程；同时，用户更有可能分享与他们自己的政治观点一致的超党派新闻故事。De Bruin等人（2021）通过两组调查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闻回避行为对于受众负面情绪和感知幸福感的影响，提出新闻回避确实对感知幸福感有积极影响。在Covid -19这样的大流行中，消费者需要了解新闻，但为了保持心理健康，有时有必要回避新闻。
　　《新闻学》论文的学科视角与《数字新闻学》有两处相同，这本刊物上的论文大多由社会学视角主导，其次是政治科学视角，第三是经济学和管理学视角（见图1）。社会学是《新闻学》论文中最常见的学科视角，有118篇。这些论文通常用社会学视角分析媒介受众、媒介组织、其他组织，以及具体新闻体裁在社会中的影响力等，例如Snyder等人（2021）研究了媒体编辑部内男性和女性的工作与生活平衡状况。第二常见的学科视角是政治科学，有76篇，论文通常关注新闻与政治的关系、新闻对民主的作用、新闻自由等，突出媒介事件、公众和国家地区等。例如Armoudian和Milne（2021）在北爱尔兰五种意识形态不同的出版物中检测了和平进程中政治暴力和媒体谴责信息之间的关系，并发现政治暴力行为与大众媒体中谴责信息的增加有关。出乎意料的是位列第三的学科视角经济学和管理学，有24篇，这些论文通常关注媒介机构的管理体系、盈利渠道，以及新的新闻体裁、新技术带来的商业潜能等，例如Prasad（2021）研究印度的数字新闻初创公司如何与老牌媒体合作与竞争，并讨论了现有媒体在商业模式、新闻报道内容和其新闻基础价值方面存在的观念矛盾。
　　在交叉学科视角方面，《新闻学》论文中最常见的学科视角组合是政治学—社会学，有40篇论文使用该组合作为交叉学科视角。采用政治学—社会学视角的文章通常以政治活动与新闻学、新闻职业规范、新闻实践的关系，政治活动及其新闻报道对社会的影响，新闻审查等为主题。如Van Dalen（2021）以2010年代西方政治媒体环境为背景重新审视记者与政治家的关系，探讨当时威权民粹主义的兴起、媒体受众的碎片化、新闻职业边界的淡化如何改变了媒体与政治的关系；Moe等人（2021）从远离美国的北欧地区观众角度研究了2016年特朗普大选获胜事件带来的冲击，并研究当日常惯例突然被推翻，并逐渐回归日常生活时，新闻如何发挥作用。
　　通过对《新闻学研究》118篇论文的摘要及内容整理，可以发现除却20篇文章专注于新闻学领域外，其余98篇文章均融入了其他学科视角，其中政治科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视角的研究数量分别位列前三（见图1）。政治科学视角的38篇文章讨论的内容包括对各类政治媒体及政治新闻内容的分析，如Mayerhoffer（2021）通过定性内容分析讨论了丹麦右翼媒体作为另类媒体的结构定位和内容特征，Molek-Kozakowska和Wilk（2021）从新闻价值和文本的角度探讨了数字环境中各种右翼民粹主义媒体的话语风格。同时该视角还涉及新闻实践对政治活动的作用与影响，如Palau和Palomo（2021）分析了西班牙媒体在阻止政治腐败问题上所承担的角色。另有部分文章讨论了政治记者的新闻实践或记者在不同政治环境下的新闻实践，如Mills等人（2021）以及Degen和Olgemoller（2021）分别研究了BBC记者和德国政治记者如何将Twitter融入日常新闻生产的规范，Jamil（2021b）探讨了巴基斯坦记者在国家权力和全景敞视主义下的职业图景和个人生活。社会学视角的33篇文章主要包括对涉及各类社会问题的新闻的探讨，如针对Covid-19疫情（Blom et al.， 2021）和酒驾问题（Chang， 2021）的报道。此外也有一定数量的研究运用社会学理论分析新闻实践，或讨论新闻学及新闻实践中的社会学问题。如在新闻组织中的性别问题上，Topic和Bruegmann（2021）运用场域理论分析了英国新闻编辑室中的女性气质，Mesmer和Jahng（2021）讨论了Facebook女性记者小组对该团体的专业支持及关怀伦理。经济学和管理学视角的研究主要涵纳了新闻组织的创新、创业，广告、品牌宣传等谋求商业盈利的方式，以及受众的新闻消费行为。
　　另外，《新闻学研究》中共计16篇文章采用了1种以上的学科视角，其中政治学—社会学与社会学—技术最为常见。如Harraway和Wong（2021）结合各国的民族主义背景，分析了加拿大、英国和美国新闻报道中涉及的移民犯罪问题；Min和Fink（2021）将技术创新与场域理论结合，讨论了新闻学的技术转向。
　　对《新闻实践》的学科视角进行分析后发现，它们也大多由社会学视角主导，其次是政治科学视角，紧随其后的则是技术视角（见图1）。首先，社会学是论文中最常见的学科视角，有70篇论文都采用了这一视角，研究媒体组织内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新闻生产人员的角色定性与分工安排，以及专业规范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等。例如，Broersma和Singer（2021）基于年轻记者关于“变革推动者”的矛盾研究了新闻创新的挑战与可能。其次，19篇论文采用政治科学视角研究新闻业，分析了新闻和媒体在不同政治体系中的作用，以及政治与新闻的关系等。其中选举是一个重要话题，Araújo和Prior（2021）就媒体在构建巴西极端右翼候选人博索纳罗的选举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反思了新闻业在塑造民粹主义政治角色时的问题。技术视角的论文数量位列第三，共有14篇论文以技术为出发点分析新闻的理论或实践的研究。例如，Goyanes等人（2021）研究了社交媒体技术对新闻实践的影响，这一技术带来了记者身份的变化，对即时性的追求以及不断增长的哗众取宠风潮。
　　另外，最常见的交叉学科视角是社会学—技术，共有10篇论文采用，政治学—社会学视角排名第二，共8篇。采用社会学—技术视角的研究，主要是以技术影响新闻实践、新闻规范为主题，如Jamil（2021a）就结合当前算法、编程和数据处理技术被媒体机构广泛使用的背景，分析巴基斯坦记者从事数据新闻的能力，并探讨他们在报道实践中面临的挑战。采用政治学—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则主要研究政治活动与新闻实践的关系等。如Selvarajah（2021）研究了在斯里兰卡和尼泊尔推行和平新闻的可行性，发现缺乏专业培训、媒体所有权的性质、政治审查和对媒体的压制等，是和平新闻在这两个国家实践的障碍。
　　（二）理论框架
　　虽然新闻学研究过往主动构建理论的意识不算太强，但数字时代的新闻学研究越来越重视理论，由理论问题驱动的经验研究正在大量出现。通过期刊分析，可以了解“理论在已发表论文的摘要和关键词中的明确程度、使用了哪些类型的理论，以及根据哪些学科的出版物形成了理论框架”（Ahva & Steensen， 2020）。
　　从四本杂志来看，有些论文在摘要中就明确提及理论框架，也有不少论文虽然在摘要中没有透露论文使用的理论框架，但在文中往往通过回溯过往文献来提取理论概念或构建理论框架，这些研究采用的是一种从上到下的理论化策略。与此同时，以扎根理论为代表的由下到上的理论化策略也屡屡被应用，虽然很多论文并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理论的名称。没有在摘要或正文中提及明确理论的研究则大多通过实证研究归纳出了自己的结果及结论。
　　经过对论文摘要、关键词及内容的仔细分析，本研究发现，《数字新闻学》杂志的63篇论文中有28篇论文在摘要中明确提及了理论框架，占44.4%，其余没有在摘要中提及理论的论文中，有8篇在文章中提及了其使用的理论框架，其余的27篇则采用了扎根方法。在36篇提及理论框架的论文中，发现了38种明确的理论或特定理论框架。在《新闻学研究》38篇文章中发现了28种明确的理论或特定理论框架。《新闻学》大多数论文的摘要没有明确提到具体的理论或理论框架，但本研究在69篇论文中发现了37种明确的理论或特定理论框架。《新闻实践》多数论文的摘要同样没有明确提到具体的理论框架，经查看论文内容，共有21篇论文有明确的理论框架。总体上看，各本杂志使用的理论比较多元，体现出较强的丰富性，但也容易出现相互之间理论对话不足的问题。
　　在具体的理论使用方面，新闻学研究再一次体现出强烈的多学科性，大量其他社会科学理论被吸收进来，尤其是社会学理论占据着新闻学理论化的核心位置（Ahva & Steensen， 2020）。《数字新闻学》论文中比较常见的社会学理论包括场域、边界工作、社会认同、社会资本、社会运动等理论，《新闻学研究》常见的社会学理论包括场域理论、公共领域、边界工作等。场域理论在几乎每本杂志中都是最为常用的社会学理论，显示出这一理论在目前新闻学界的主流地位。除此之外，新闻传播学科内的一些理论也被广泛使用，如框架、议程设置、新闻创新、把关、物质性、可供性、使用与满足、元新闻话语等理论。面对不断变化的新闻业现实，需要进一步激发新闻学研究的理论想象力。
　　（三）研究方法
　　正如前文所述，新闻学研究已经是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突出体现为各种社会科学方法的使用。在各种方法中，访谈是最为广泛使用的方法。《数字新闻学》共有18篇论文用到了访谈，《新闻学研究》有41篇论文用到了访谈，《新闻学》则有50篇论文。第二种普遍使用的方法是内容分析法。虽然《数字新闻学》只有12篇论文用到内容分析，但另外三本杂志都大量使用了这一方法，其中《新闻学研究》有33篇论文、《新闻实践》有18篇论文、《新闻学》有39篇论文都使用了这一方法。第三种被频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问卷调查，《数字新闻学》有15篇论文用到了这一方法，《新闻学研究》则用了18次，《新闻学》也有19篇论文用到。
　　除此之外，计算研究、内容分析、实验等方法也有所应用。还有一些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也获得了运用，如文本分析、话语分析，不同杂志的应用有较大差异。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法在《新闻学》的论文中被采用较多，有14篇论文采用话语分析法，12篇论文采用文本分析法。这两个方法在《新闻学研究》中的使用频次也较高，均被7篇论文采用。另外两本杂志则较少使用，如《数字新闻学》分别只有2篇和1篇论文采用了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方法。而《新闻实践》中只有2篇论文采用了话语分析，1篇采用了文本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论文采取将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结合使用的“混合研究法”（mixed-methods approach）。其中，常见的是将定量的内容分析与定性的访谈、民族志或定性文本分析相结合，如Hendrickx和 Ranaivoson（2021）研究媒体兼并对当代新闻多样性的影响时，在一家报纸机构进行了民族志研究，同时也对其3000多篇报纸文章进行内容分析，从而理解媒体兼并对媒介组织内外角色和价值观的影响，以及对新闻内容多样性的影响。
　　
五、结语
　　新闻学是报纸时代的产物，传播学是广播时代的产物（黄旦，2018）。在数字时代，二者立足的基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新闻学要早于传播学，但传播学随着新媒体的崛起得到了更为蓬勃的发展。而新闻学研究则稍显滞后，这种滞后具有双重表现：一是相对于它的相邻学科传播学而言，另一是相对于它所面对的行业现实。正当新闻业陷入“危机”，既定边界日趋模糊，逐渐丧失专业自主性的困境时，新闻学研究反而在着力追求学科的自主性，与其他学科形成区分，加快其建制化的进程。
　　学术期刊正是一个学科得以完成建制化的重要机制。过去几年，中文学界已经开始通过这一方式了解、展现、判断新闻学研究的发展状况。早在2006年初，《国际新闻界》杂志开始刊发新闻传播学研究综述，对上一年国内新传学科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从2017年开始，《国际新闻界》将新闻传播学研究拆分，分别对上一年的新闻学和传播学进行综述（陈力丹，陈辉，2017；陈辉，刘海龙，2018；束开荣，刘海龙，2019；束开荣等，2020；《国际新闻界》新闻学年度课题组，2021）。近年来一些研究者集中对数字时代的新闻学研究进行了梳理。白红义等人（2021）对2016至2020年五年间的中国数字新闻研究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讨论。常江和黄文森（2021）基于90本中文刊物和英文刊物的统计对中西新闻学研究进行了比较。巢乃鹏等人（2021）利用web of science数据库，对1998—2021年之间的数字新闻研究主题进行了概述。常江等人（2022）使用LDA方法对2021年五本英文刊物共计687篇新闻学论文进行了主题分析，提炼出六大主题进行介绍。
　　本报告延续了上述综合性文献综述的基本思路，基于对四本新闻学期刊《新闻学》、《新闻学研究》、《新闻实践》和《数字新闻学》2021年正式刊发论文的摘要和关键词分析，试图呈现过去的2021年新闻学研究的整体面貌，通过了解其发展状况，判断未来的研究热点和趋势。在具体研究时采用了一种“关于新闻研究的元学术话语”（academic metadiscourse on journalism studies）（Steensen et al.， 2019）的视角来对上述问题予以解答，即对新闻学研究本身展开的研究。报告已经对过去一年四本新闻学刊物主要关注的研究主题、学科视角、理论工具、研究方法等进行了介绍，结语部分不再赘述期刊数据所呈现的结果，而是着重从研究主题和研究方式两个角度再做一些讨论。
　　“新闻研究只有敏锐地捕捉到研究客体的变化，借助合理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深入研究，有效地回应社会关切，才能不断提升自身在学术场域中的合法性”（白红义，2021c）。从过去一年的研究来看，英文主流新闻学刊物在研究主题上形成了三个特点：第一，新闻学的一些热门主题得到了持续讨论，如情感、创新、受众等，不仅有单篇论文的发表，更有以专刊形式集中推出的成果，比如仅情感就有两本杂志刊发了专题论文。第二，对技术、平台等主题的讨论进一步强化了新闻学研究的数字转向，表明新闻业与数字技术的动态关系仍将持久地得到新闻学者的关注。第三，一些经典的新闻学主题依然得到了重视，既体现新闻学研究的延续性，也表明在新的数字条件下一些经典主题依然有其讨论的价值。
　　前两个特点都较为明显，且已有较多文献对一些前沿主题予以关注和讨论，如王辰瑶和刘天宇（2022）所做的全球新闻创新报告，即是对新闻创新这一领域的系统梳理。本报告不再针对前两个特点具体展开，而以两个专题论文为例对第三个特点做些阐述。在过去一年，新闻价值、新闻客观性、新闻条线等经典议题重新回到学者们的视野，甚至以专刊的形式呈现。这些对经典议题的“重访”式研究，并非单纯回到传统或历史，而是着眼于它们在数字时代的新变化。例如《新闻学研究》在2021年第6期重新评估了新闻价值作为概念和方法论的可能性。新闻价值是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学术领域，既往研究要么基于新闻文本着重讨论新闻价值是什么，要么通过访谈、观察等方式了解新闻价值何以形成。而本期专题更侧重新闻价值在数字时代的变化。首先，研究方法得到了扩展，如一些研究运用语言学者发展出的“话语新闻价值分析”对国庆日报告进行大数据分析（Bednarek et al.， 2021），大数据或量化研究也得到了大量应用。其次，研究对象也得到了延展，更具有数字特征的新闻聚合网站（Engelmann et al.， 2021）、民粹新闻动态（Molek-Kozakowska & Wilk， 2021）得到了讨论。最后，学者们致力于讨论一些新的新闻因素或新闻价值，如公众反馈（public response）（Fürst & Oehmer， 2021）、喜悦（joy）（Parks，　2021）。与既有研究相比，这些研究表现出更为鲜明的数字新闻业的特点。
　　与之相比，新闻条线虽然是Tuchman（1978）笔下的新闻网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但在经典的新闻生产研究落幕后却鲜少被关注。《新闻实践》杂志第9期集中讨论了这一新闻生产中的重要机制。自从1830年代，美国便士报率先建立了条线制度，在新闻业的专业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数字时代，它是否依然有效成为这个专题讨论的重点。学者们认为，新闻条线的变化体现在通用性（Generalism）、多样化（Diversification）、管辖权收缩（Shrinking jurisdiction）、流动性（Fluidity）、经济幻灭（Economic disillusion）等五个方面（Reich et al.， 2021）。专题中的论文广泛涉及各个方面，体现着这些变化。一项研究指出，法庭条线即使在数字时代依然是报纸最好的条线（Jones， 2021）。另一项对环境新闻记者的研究指出，只有在大一些的新闻机构，环境新闻才能依然作为一个专门化的报道领域存在，而小一些的新闻机构里的记者必须同时承担两到三个条线的报道工作（Robbins & Wheatley， 2021）。在记者内部，不同条线承担的压力有所不同。一项研究就指出，政治条线仍能保持稳定，而区域、生活方式等条线的记者则大量缩减，且主要由自由撰稿人来承担，这反映了新闻业劳动状况的变化（Leuven et al.， 2021）。这些研究成立的前提在于，条口依然是数字新闻生产的重要制度安排，需要对它的最新变化予以关注。
　　新闻学这一研究领域的形成与新闻业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或许也是由于这一特点，正统的社会科学并不将新闻学研究视为科学，但正如迈克尔·舒德森所说，“新闻业应当是所有相关社会科学共同研究的一个对象，因为新闻的生产和流通与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常江，何仁亿，2018）。事实上，新闻学的社会科学传统正在受到重视（常江等，2020；白红义，程薇，2021）。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早在1924年《新闻学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创刊号上，威斯康星大学的Bleyer（1924）就发表了《研究问题与报纸分析》一文，提出了诸多具体的研究报纸的方法。二战以后，新闻学研究加快了向社会科学转向的进程。最近二十多年，新闻学研究则更强烈地体现出社会科学的特征，这一特点充分地体现在研究使用的学科视角、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多数来自社会学、政治科学等典型的社会科学领域。时至今日，新闻学研究依然是一个多学科驻足的研究领域，并在可见的未来继续保持这一特色。
　　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数字时代的新闻学研究近些年得以快速发展，学科领域有了很大的扩张，但与此同时，学科所需的学术话语体系依然需要在一个没有边界、缺少规则的领域内不断增长（Eldridge & Franklin， 2019）。研究者进一步指出，数字新闻研究需要处理好在数字（digital）与新闻业（journalism）之间、变革（change）与连续性（continuity）之间的内在张力，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推进：其一，承认连续性和变革之间的紧张关系；其二，拥抱与现有理论和概念相关的学术研究，包括有助于增进理解数字新闻业的跨学科视角；其三，避免将研究局限在熟悉的新闻生产、发行或消费；其四，重新思考新闻业与数字化之间的关系；其五，拥抱那些承认社会中的个体和机构之间持续进行权力斗争的工作（Eldridge et al.， 2019）。过去一年的新闻学研究或多或少地体现出这些张力。
　　基于新闻学期刊的元学术话语分析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了解一定时期内新闻学研究的状况，但仍留下了诸多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第一，随着数字新闻业的兴起，新闻学研究为回应新闻业出现的现实问题而进入数字转向，这一转向是如何发生的？它将对新闻学研究产生何种影响？如何在社会与技术相互交织的动态过程中理解新闻业在数字时代的转型？第二，西方新闻学研究使用了哪些概念、理论和方法分析数字化转型中的新闻业现实？与传统新闻学相比，有哪些不变或创新的特征？它们各自发展出怎样的演化或生成路径？第三，数字时代的新闻学研究如何维持乃至超越现有学科边界，进一步彰显新闻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如何在继续强化新闻学学科属性的同时，克服自身的盲点，避免陷入“内卷化”的状态？新闻学如何做出特有贡献，实现与其他研究数字社会的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换？在一篇研究报告里无法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它们需要对学术发展进行较为长期的整理、概括、提炼、分析。因此，这份研究报告只是个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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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红义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振球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陈雨珺、刘岍琳、王嘉怡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本文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019AZD046）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也受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一流学科项目“社交网络时代次生舆情的生成与演化规律研究”经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