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润泽
　　【本文提要】马克思实践哲学是打通从物质—精神—物质完整循环的武器，在拯救旧哲学的同时，也为未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新世纪前后，实践范式被包括传播学在内的人文社会学科广泛关注和运用，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传统新闻学的实践指向的是新闻业务能力和技巧，作为范式的新闻学实践转向是从新闻史研究创新开始的，在这一视域下，新闻学研究的客体从技术、制度、文本、产品、受众、传播等领域扩展到整个新闻实践的全过程，大大拓展了新闻学研究的边界。但新闻学的实践转向还应向人文学科更近一步，将新闻与人的个体解放、群体正义和社会公平相关联，延展新闻学大工业时代的诞生记忆，贯通到包括信息文明的整个人类历史层面，在新闻实践中构建的新闻世界是未来新闻学知识创新的窗口。
　　【关键词】实践 元问题 新闻学
　　【中图分类号】G210
　　
一、被窄化理解的传统新闻学“实践”与实践哲学
　　我们常说，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这里的“实践”具体指向为一种实操性和动手能力的技能性内容，与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甚至最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实践转向”的理解并不在一个维度上。因此，传统意义上新闻学的实践，一般仅限于新闻学的业务领域，被理解为新闻采写编评等业务能力和需要掌握的技术技巧等；尤其是广播电视业出现后，面对较为复杂的专业机器和技术指标，媒体实践变得更为重要，实践课程成为新闻专业重要的教学内容，更加坐实了新闻学实践性所具备的实操性和动手能力的内涵，“实践”被窄化成与理论思想相对的操作手段。因此新闻学本身的实践性特征，使得实践在新闻学学术体系中——相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甚至其近亲传播学，被窄化和“降维”理解。
　　和近年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兴起的“实践转向”类似，新闻学的知识体系创新也需要转向实践。每个学科在进行实践转向时的“实践”所指并不完全一样，在新闻学科中，实践是构建新闻世界的文本客体和从事新闻活动的主体心态职业等的产生和存在，以及变化的基础，是新闻学知识体系中两大支柱——新闻理论和新闻史的创新的路径和方式。当然，实践并不具备统一的理论基础，“实践理论家不仅持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旨趣和目标，甚至对实践概念本身也远没未达成共识”（西奥多·夏兹金等，2010：2）。
　　我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并不是这个概念初始的样貌。从亚里士多德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漫长时段，“实践”在哲学家认知世界的范畴之内发展成为一个重要概念，但其内涵和指向并不稳定和明确，哲学家们对实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经过漫长的学术发展，实践一般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路径，一种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形而上思辨的“道德实践论”，一种是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直观唯物主义特征的“技术实践论”。这种比较明显的二元思考方式与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相呼应。作为理论形态世界观的哲学，是从总体上研究人和世界关系的，其中最本质的方面就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在总结哲学史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谁是第一位的答案决定了哲学所属的派别，即二元对立的唯心和唯物两种派别。消弭二元对立，拯救旧的传统哲学，得益于马克思对“实践”概念的创造性发展。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诞生是对神学远亲旧哲学的有效补充，它以人的感性活动为本体论原则，对以黑格尔为代表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两种两元对立实践哲学观进行辩证综合，完成了对以往旧哲学的总体超越，开启了哲学发展史上的实践转向。马克思强调“是生活决定了意识”，作为感性的人的活动，以主体的对象性活动涵盖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所以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包括了物质实践、精神实践和交往实践的总体性实践。打通这些多元对立或交叉认知领域的，就是实践是打通从物质—精神—物质完整循环的武器，从而达到实践的伟大目的，即改造世界、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马克思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归宿，不仅提升了实践哲学的地位，而且贡献了实践范式的基础方法与路径，为未来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合法的理论基础，为后来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布尔迪厄和吉登斯等学者关于存在主义哲学、语言哲学，以及社会学领域的实践转向提供了最初的思想动力。
　　
二、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实践转向”史
　　新闻传播学的实践转向，起步晚，影响没有其他学科大，但也已经开始引发学界关注。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传播学和新闻学学科相关性分歧扩大，传播学和新闻学对实践转向上的提出路径和理解并不完全一致，部分内容甚至大相径庭。提出传播学实践转向的重要人物是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媒体与传播系的尼克·库尔德利，他在2004年明确提出尝试探索一种新的媒介研究范式——实践的范式。库尔德利的“实践范式”核心是改变了对媒介内涵的理解，媒介从文本或生产结构的层面拓展到一种实践行为，“它研究的是以媒介为面向的或与媒介有关的所有开放的实践行为类别以及媒介在组织其他社会实践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齐爱军，2017）。这种对媒介的理解，实际上和詹姆斯·凯瑞提出新闻实践史研究范式时，对新闻概念的修正有异曲同工之处。凯瑞也是将新闻从文本、产品层面提升到新闻实践的全过程层面。德布雷、延森等也都利用实践重构或拓展了传播学研究的具体面向和问题。但诡异的是，这些研究的过程和结论依然缺乏实践的接地性，表现出以实践作为新概念的思想思辨特征。目前传播学的实践转向在中国还处于介绍引进、吸收消化阶段，还只是一个学术倡议，其知识体系构建完善尚需漫长的学术研究
　　过程。
　　与传播学“实践转向”路径倡导不同，新闻学的实践转向，是从新闻史的具体研究开始的。这倒是符合实践本身的特质——实践必须是已经发生的“过往历史”，这种过往的历史性特征使得实践和历史之间有天然的亲和力。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新闻史的研究在辉格主义、进步主义范式引领下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学者普遍认为美国新闻历史被看作是新闻行业的精英们在不断地追求新闻自由、民主的进步过程，它是完整的、线性的，一脉相承的过程。美国学术界甚至认为因为新闻史不能再给新闻学带来新的知识，所以应该在它还没有长大之前，像一个婴儿一样体面地死掉。他们甚至想在美国新闻传播学教育中剔除新闻史的课程。为此，詹姆斯·凯瑞提出新闻文化史的研究转向，在他的倡导之下，新闻的技术、商业、组织机构等新研究对象被纳入美国新闻史视野中，新闻记者不再是白人精英分子，而是包括了黑人记者、妇女记者、排字工人等，打破了新闻史研究中辉格主义为代表的唯心历史观的垄断地位，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它的祛魅作用的结果。他们关注到新闻业丰富多彩的变化过程。但是三十多年过去了，其他学者对新闻文化史的模糊、浮泛的批评和质疑也开始越来越多，对此，2000年前后，凯瑞提出新闻实践史的观念，其核心是关于新闻概念的重新界定：“新闻是人类构建世界的一种主体性实践，这种实践不仅建构了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而且构建了记者和新闻本身”（方晨等，2016）。凯瑞完全突破了以往作为文本和产品的“新闻”概念，将新闻拓展为一种主客观互动的实践过程——这和他对媒介的认知异曲同工。因此，回归实践的新闻史具有更开阔的视野，超越以往传播史、媒介史、技术史、社会史和文化史。但遗憾的是，美国“新闻实践史”也就停留于此，“实践史”只是打破学界对于文化史的批评和质疑，成为一种观念和研究指向。美国新闻史研究的三个关键词依然是民主、文化行动和公民的权利。在进一步推动知识体系创新方面并未产生典型的可借鉴性成果。正如凯瑞的学生戴维德·诺德（David Nord）所评价的，“他的著作往往更多集中于新闻可以或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而非在历史中它已经是什么样”，他“并不是一个全国有影响力的文化历史学家”（方晨，2017：28）。新闻文化史、新闻实践史以及“理解人的思想是新闻史的本质任务”等深度思考，为凯瑞赢得了“新闻史的哲学家”的称号，但他最终认定的“新闻是与民主相伴相生的人类实践”的思想依然留存了辉格主义的基因。
　　其实凯瑞在1974年进行的新闻文化史研究路径的讨论，“已经提升了对精英的、机构化的新闻史的质疑，同时他提供了概念的桥梁沟通起社会学、文化学和知识史之间的最新发展”，“每个人都在讨论它，很多人思考它，还有一小部分开始实践它”，“很多历史学家得体地引用这些词语灌输到自己的文章和会议论文中”，但“凯瑞的文化路径几乎没有引导稳固的历史研究”（方晨，2017：142-143）。凯瑞的论证成为新闻史实践转向视阈的一个研究的假设、论证、证据和案例，他对实践本身的理解隐藏着新闻实践转向的一个研究可能的结论。
　　
三、中国新闻学的实践转向
　　与西方传播学特别是美国新闻学实践转向的学术路径不同的是，中国新闻学的实践转向，是从新闻实践史的具体问题开始的，其目的也是为了新闻史研究的创新发展，为了让新闻史能提供整个新闻学知识创新的基础内容，而且是先有成果，后有归纳总结。
　　世纪之交关于新闻史研究范式创新的大讨论，表面上言辞温和，但学界对新闻史研究创新的期待力透纸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从编年史、革命史到社会史、思想史，进行了范式突破。学界曾一度把不属于报刊革命史的研究笼统称为“传播史”，虽没有“新闻文化史”这样的提炼，但实际上研究范式的突破在一步步回归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则和方法，是研究主体性的觉醒和回归。到新闻史研究的现代化的范式、本体史的范式成熟时，这种主体性已经慢慢确立起来。如果说现代化范式是新闻史研究主体意识的开端——正如费正清所言“所有行业的现代化都可以用本行业独有的概念来进行解释”，那么新闻本体史的研究范式则确立了新闻史研究的主体意识，因为新闻本体史必须将新闻作为研究主体来展开。主体意识的深化实际上是实践史，要求我们从实践过程中，真正汲取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变化的各个细节，从实践中总结中国的问题、道路、理论、立场和逻辑。因此，从新闻的现代化史、本体史到实践史，体现出研究主题和原创性的确立、发展和深化。主体性的回归，是弄清楚“鱼本身的历史”，而不是“鱼的故事的历史”的关键。①而这些研究路径或范式，已经形成了比较优秀的代表性成果可供参考。
　　除了新闻史和新闻业务领域得益于实践的转向，实践转向也有利于新闻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丰富和体系化。构成中国新闻学三大知识体系的历史、理论和业务，其中新闻史和新闻业务的知识体系发展，可以看作相对和谐的知识增量累加，即虽然有研究视角的不同，但基本呈现互相补充和映照的关系，少有根本性的冲突或二元对立。
　　但在新闻理论研究方面，毋庸讳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存在以苏俄党报理论为基础结合自身实践发展的“党报理论”；在实证主义的北美传播学影响下的新闻传播研究，特别是以客观性为中心话语的美式新闻专业主义，以及后来传入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学派等。新闻理论研究上不同观点虽不如传播学各派别之间的差异性大，但明显表现出伴随社会变迁而此消彼长的波动性。尤其是最近几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中国特色新闻学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如何整合并超越新闻客观性等专业主义话语，是新闻理论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实践转向，可以突破理论构建过程中的框架性和概念性的思维藩篱，以问题为导向，以实践过程为内容线索，以生动的过程、变化和改造为阐述要点。因为实践的路径或范式，可以将理论的“大话”转化成具体问题。
　　因此，实践的转向，并不仅仅对新闻史研究有重要的创新价值和意义，而且对新闻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丰富和系统化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但如果实践转向仅仅停留在新闻学三大知识体系的旧有框架中进行修补和完善——新闻业务的提升、新闻史对新知识的贡献、新闻理论的各观点整合，那实践的转向就还只是停留在初级阶段，无法超越新闻学知识体系创新的本土的、在地的、过程的、介入性与改变性的特征。这些在地经验更证明了新闻学在不同文化之下的“特色”呈现之必然。实践转向对于学科知识体系创新的优点却成了局限。即，实践成为新闻学的经验主义模式的研究方法，无法跳出新闻学既有的话语和问题意识，缺乏人文关怀的终极价值，而使新闻学最终停留在社会科学的操作层面，其研究结论和思想形态也不能导向人文科学的深入和构建。实践转向后的研究不仅仅可以解决新闻学的各种二元对立问题，更有益于解决新闻学被困于“大众媒介”的二维世界的学科窄化问题。
　　
四、新闻学元问题的聚焦
　　实践的转向，是为新闻学元问题的重新发现提供路径和理论支撑，是回归新闻学的人文属性。所谓元问题，就是关乎人的个体和人类群体存在与意识根本性的问题。“传统人文学科，解决的是人的本质、人的存在意义、社会的本质、如何认识人和人类社会等的基础问题，求问的是‘本源性’问题”（王润泽，2021a）。新闻学的元问题不在新闻本身，而在于广义新闻与人的个体、群体、社会之间的关系。新闻学的元问题应超越新闻的叙述、生产、传播分发，以及资本、制度、控制、民主等问题，目前凯瑞给出的答案是最具有元问题意识的，虽然笔者无法全部认同他的“新闻是和民主相勾连”的结论，但同意他接下来的分析，“对话和沟通是其中的要义”，因为中国百年新闻实践中的核心价值要素就是“沟通”，而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中一以贯之的新闻要做党和人民的“桥梁纽带”，也是“对话”的另一种近似的话语表达。
　　目前的新闻学是大工业生产背景之下构建起来的社会科学，其核心概念和理论路径有着大工业生产的基因。从新闻本源“真实”的内涵和实践，到新闻价值五要素等，都是在进行专业细分批量生产过程中通过对实践的总结提升和萃取而来的。但信息时代的到来，让新闻的文本、叙事、生产、传播，以及媒介都发生了变化，自媒体的繁荣更是直接挑战新闻的专业属性，传统媒介和新型媒介的技术变革过程中的生产逻辑混乱、理性逻辑混乱的“乱世界”，其实也提供了深入审视新闻学元问题的窗口。
　　自新闻实践诞生以来，人们就构建了一个新闻世界。所谓新闻世界，是通过新闻生产传播与新闻接受互动过程，新闻接受者选择性构建出来的主客观世界比较强调主流价值和尊严的时空环境。新闻世界的主体以个体的人为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形成同频共振的主体人群。主体的人通过新闻世界的构建和修正，强化或改造自己的思想与行为，调整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建构和增强人的主体性。新闻世界不是纯粹的主观世界，也不是纯粹的客观世界，也不同于意义世界和生活世界，而是经由新闻生产传播和接受之后形成的一个针对同时空个体或群体的一种主客观相融合匹配的世界。客观世界的真实与存在是新闻世界的物质基础，而同样价值观和意义载体的文化观是新闻世界的黏合剂。新闻世界不是拟态环境，而是对拟态环境有主观性选择，或忽视或认同或否定之后的互动结果。在新闻世界里，新闻不再仅仅是专业机构的产品，不再仅仅是技术主宰或左右的行业，也不再仅仅是权力机制的产物，新闻是构建人类新型关系——政治关系、阶层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价值关系等的重要内容。
　　构建新闻世界的意义在于构建、调整或修正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构建关系的不仅是血缘、政治、经济、宗教，实际上新闻和新闻媒体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关系重构中发挥了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王润泽，2021a）。比如说中国近代媒体诞生后，通过怎样的事实选择、叙事方式、观点提供重构出新的革命的和改革的社会阶层，瓦解了清朝社会？其中的作用机制是怎样发生的？新闻是如何将事实变成观念，观念变成变革的力量？话语制造事件和文本叙述方式如何转变为改变物质世界的精神力量？我们虽然现在已经有了很多新闻和技术、资本、意识形态相勾连的研究成果，但依然有继续深入的可能和必要。新闻世界是如何通过“对话和沟通”提供了“合法的”“社会共识”标准，吸引更多人认可和接受“社会共识”的（当然也存在被“社会共识”异化的现象）？新闻世界是否可以以及如何通过“对话和沟通”机制推进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理解与融合？
　　新闻学的元问题还应包括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中来思索新闻到底是什么？新闻的概念从类似于“一切可喜可愕可惊之事”描述式的，到“新闻是关于最近发生事实的报道”的学术性的，从对新闻文本的界定、新闻生产的界定，到新闻实践全过程的界定，已经一步步拓展了新闻学的边界。但新闻的概念依然没有与“人”发生勾连。虽然自新闻诞生以来，新闻对人的影响超过了现在学界已有研究现状，甚至超过学界的想象。新闻学的实践转向还应向人文学科更进一步，将新闻世界里的实践与人的个体解放、群体正义和社会公平相关联。实践的转向是知识体系创新的重要路径，以此促进信息时代新闻学更新换代，延展新闻学大工业时代的诞生记忆，贯通到包括信息文明时代的整个人类历史层面，在跨学科的发展和新文科建设中，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进而反哺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
　　
注释：
①这是詹姆斯·凯瑞的比喻，说明关于新闻实践史和新闻技术史、新闻制度史等的区别和联系，其中前者是“鱼本身的历史”，而后者则是“鱼的故事的历史”。
　　
参考文献：
方晨，李金泳，蔡博方（2016）。忽略的维度：詹姆斯·凯瑞的新闻历史观及其批判。《国际新闻界》，（2），131-149。
方晨（2017）。《詹姆斯·W·凯瑞的新闻历史观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武汉。
姜红，印心悦（2021）。走出二元：当代新闻学的实践转向——问题、视野、进路。《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126-131。
齐爱军（2017）。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转向。《山东社会科学》，（1），151-155+192。
王润泽（2021a）。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中的新闻学创新。《青年记者》，（11），47-49。
王润泽（2021b）。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人民性原则的实践路径。《新闻春秋》，（4），37-38。
吴飞，杨龙梦珏（2021）。重访人文：数字时代新闻学与新闻认识论的反思。《中国编辑》，（10），4-9。
西奥多·夏兹金，卡琳·诺尔·塞蒂娜，埃克·冯·萨维尼（2010）。《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柯文，石诚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王润泽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