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
　　【本文提要】本文是对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梳理和解读。从中发现，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的延伸”，意味着媒介与人体的一体化，是技术对肉身的单向度牵拉，重点则是感官，由此带来的心理和社会后果，即是麦克卢汉所谓的“讯息”。与此相应，技术特性和人的感知相统一，构成了社会和生活环境。于是就有口头言说时代的原始部落，拼音文字和印刷术所切割的线性的、分裂的社会，电子媒介造就的再部落化——感官重新达致平衡和互动。揭示媒介对人的感官乃至人的塑造，这是麦克卢汉媒介研究的重大贡献。麦克卢汉的缺陷是只有技术没有媒介，看不到媒介是居间的交互性运作，是人与技术的互为中介，这就不免陷入技术决定论。在今天的情势下，在理论上如何再媒介化麦克卢汉，是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媒介 身体 延伸 环境
　　【中图分类号】G201
　　“轻声！那边窗子里亮起来的是什么光？它欲言又止”。麦克卢汉解释说，莎士比亚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这一句台词，即暗示着人的延伸，更具体点，可以直接影射电视（麦克卢汉，2000：35）。这种神神秘秘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欲言又止”，是麦克卢汉的行文风格（当然，是他博士毕业之后），也是他的喜好，我们大可不必当真，一一落实敲定。然而，另一个反向效果也就随之而显：除了“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地球村”之类的标签式流行语，除了表现出对之惊叹、赞美或嫌其天马行空而嗤之以鼻，关于麦克卢汉，我们似乎也是“欲言又止”，再也说不出更多。称道《理解媒介》一书，“首创了一个如今习以为常的术语——媒介”（路易斯·H·拉潘姆，2000），是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若说麦克卢汉在该书中构建了一个他自己认可的“媒介”，倒是比较符合事实。
　　由此一来，证明题就转换为需要澄清的问题，重要的就不在于其首创或不首创，而是创造了什么。比如，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什么，有何特殊性？按照这样理解的媒介，构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所谓媒介环境？是如何可能的？如果麦克卢汉真的是媒介研究的奠基石（米歇尔，汉森，2019：4），那么，这究竟是一块什么样的基石呢？诸如此类的一些关键点，若总是处于晦暗不清的“欲言又止”，“水磨调”般地咿呀着几个术语的字面含义，麦克卢汉就只能如歌里唱的“云来遮雾来盖，云里雾里放光彩”，我们没有学到什么，更不必说有所扬弃以推动本土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构建。为此，我试图以《理解媒介》一书为轴，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研究做一番粗略的巡视。这尽管显得自不量力，就像凯瑞嘲笑的，是要把大象装进裤袜，因为麦克卢汉的观点实在是“散漫、飘忽和矛盾”（Carey， 1981：164），但挂一漏万，还是有一可取，相信诸多方家自会弥补和丰富。
　　
一、媒介：人的延伸
　　与书中观点的闪烁跳动难以捉摸不同，《理解媒介：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这一书名，直截了当无一丝含混：理解媒介，就是理解人的延伸，反之也是一样。“媒介包括任何使人体和感官延伸的技术”（麦克卢汉，秦格龙，2021：319），媒介与人的延伸就是一回事。媒介带来一种新的技术尺度，人的延伸及其感知比率随之改变，就形成一定的后果。这就是“媒介即讯息”。“讯息”就是指延伸后的新环境即服务环境引起的心理和社会变化的总和（莫利纳罗等，2005：467），媒介总是在“人的延伸”中，彰显出自己的威力。《理解媒介》一书的目的即在于此：以“媒介”（人的延伸）为对象，“探索技术所反映的人的延伸的轮廓”及其心理和社会后果（麦克卢汉，2000：96，23，21）。
　　或许是出身于文学专业，也或许是得其母亲的艺术细胞遗传，麦克卢汉的想象力异乎寻常，堪称一位进入技术环境的诗人（麦克卢汉，秦格龙，2021：357）。在这位“诗人”看来，人的延伸是多面向多层次的：皮肤、手、脚、口、耳、眼等，均会在不同技术的介入中发生尺度、模式和速度的变化。媒介的演变，根本就是围绕着人的延伸而动：“在机械时代，是身体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电力技术发展之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正在迅速逼近，这就是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麦克卢汉，2000：20）。正是拜赐于这些吉光片羽式的警语，麦克卢汉在近些年又重放光彩。“技术上模拟意识”，不正是今天数字智能时代所跃跃欲试的吗？麦克卢汉简直成了先知先觉的预言家。①曼纽尔·卡斯特试图对麦克卢汉做补充：在新媒体系统里，多样性的媒介锁定不同的受众群，意味着不仅媒介是信息，信息也是媒介，信息的性质会塑造特殊的媒介（卡斯特，2001：421），恐怕是没有注意到麦克卢汉的“媒介”与“人的延伸”的同构性，从而把“人的延伸”意义上的“媒介”及其后果，转换为社会学层面的媒介分类，成了具体媒介的内容、特色和运作风格的吸引力。德布雷指责麦克卢汉，既没有定义媒介，也没有说明什么是讯息，一个“即”字就将二者混为一谈（德布雷，2014：35），在一定程度上倒是抓住了麦克卢汉式的思维和表达：明快、简化，追求思想洞见，细致论证从不是他的选项，也不是他所长。“他从来就不关心事实”，“永远想不到会有相反的意见”，“他不善于反复琢磨、画龙点睛。他总是想干点新东西”（马尔尚，2015：111-112，127，69）。麦克卢汉的个性，是以自我为中心，好动、好客、好辩争、好出风头，“强烈希望有人听他说话，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他的思想”；有点像卖狗皮膏药，可是很有才气（马尔尚，2015：105，150）；看书飞快（甚至一周可达35本），②
　　却也能抓住精华；他不害怕坐书斋，担心的是“养在深闺无人识”。自己满腹经纶无处展露尚且罢了，还时时感受到那些才智平庸的同事的欺负和排斥。当1960年代骤然出名，从旧时寻常百姓家，一跃而盘坐于达官贵人堂时，他显得很自得也很受用，岂是偶然？
　　正因如此，对于麦克卢汉的那些惊人之语，都要细作分辨，尤其是他的“延伸”之“人”，因为这是他展开一切的基础。很显然，这个“人”不是“我思故我在”的主体，不是相对于群体或社会的个体，不是弗洛伊德心理学中的自我，也不是米德互动论中的“主我”或“客我”，实就是一具“血肉之躯”。“一切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麦克卢汉，2000：232）。
　　人体，在欧美文化传统里具有模棱两可性：既是群体性的、客观的、物质的、自然的、自在的，也是个体性的、体验的、社会的、自为的。在这样的二元对立中，前一种含义是后一种的基础。于是身体被看成仅有生物学和解剖学意义，本身不具独立性和本源性，不过是器官的一个集合体。各种器官各自独立地与一种神圣的元气相连，身体的展开也就是某种神圣力量的现实展开。这种器官组合式的身体观，几乎主宰了西欧20世纪以前的历史（欧阳灿灿，2015：3，36）。麦克卢汉看来也没有跳出这样的传统。且看，他言说的是“人”，实际呈现的却是人的感官；“人的延伸”，实为人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的延伸（麦克卢汉，2000：20）。“自文字和印刷术以来，技术媒介都是我们感官的延伸”（麦克卢汉，2016：29）。欧美传统中支撑身体的神圣魔力，在麦克卢汉这里变成了媒介。媒介取代了那种神圣的元气，在身体感官的展开中显示出自己的力量。“电视有能力把它的常规和设想强加在观者的感知上。视觉经验的垄断和分离损害了其他的感知，那是印刷术及其产业和组织延伸强加于人的损害”（麦克卢汉，2016：28）。所以，类似这样的斩钉截铁也就毫不令人惊讶，“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麦克卢汉，2000：46）。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不无遗憾地说，人的身体本是“知识的底座”，地球上的我们，“双脚紧紧根植于大地，唯知我们所见所触”，世界的魔力是与我们的心、肺、神经一起触、听、看。现代人却丧失了官能，丢失了身体，“每发明一种工具，器官就失去了被这一工具外化的功能”。重新激活感官，办法只有一个，像“每天走两个小时的路”那样来调动自己的身体（莫泽，2020）。麦克卢汉恰恰是调转了方向：人的官能没有消失，身体仍旧安在，器官被工具外化是事实，但其功能没有因此失去而是得到了强化，就像“每天两小时的路”已由“轮子”代劳。世界的所见所触正是籍此扑面而来，源源不断。麦克卢汉的此种想法，来自济慈、庞德、乔伊斯、艾略特等艺术家的启发。③从更直接的渊源上，是接触到了伊尼斯的研究。他在为《传播的偏向》所写的序中，有着难得的谦逊，称自己的《谷登堡星汉璀璨》只配给伊尼斯做注脚。恰就是在这本书里，他开始追溯人们的感受形式、精神面貌以及表达方式是如何首先被表音字母，然后被印刷术改变了的过程（麦克卢汉，2014：60）。麦克卢汉是把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从社会文化的领域，移用到了人本身——感觉器官和感知。一切技术作为一种变形的力量，进入人的感知并使之延伸，其后果是感知比率的偏向。“媒介研究立即开启了感知的大门”（麦克卢汉，2000：28）。此门一开，新径骤显：理解媒介，就是理解人的延伸；对人的理解从此离不开对于媒介的理解，而且必须从理解媒介开始。用基特勒的表述，只有通过媒介构成的基本条件，理解才可能发生（米歇尔，汉森，2019：5）。这，既是麦克卢汉媒介研究的假设起点，也是他的媒介研究做出的重要而又独特的贡献。
　　那么，这构成的是什么样的基本条件呢？或者，在麦克卢汉这里，媒介和人是一种什么关系？前面已经说明，麦克卢汉的人是人体，重点是感官；他所列举的“媒介”，则是拼音文字、汽车、电话、印刷报纸等一个个具体的媒介物。④媒介作为人体和感官的延伸，在具体展现上，则一边是自然的生物性身体，一边是自然的物质性媒介，实就是二者的相加或相连，是独立技术与独立感官的点对点，是身体的机能和媒介技术性能的无缝对接。麦克卢汉为之耍了一个巧妙的修辞，称作“延伸”。“延伸”是麦克卢汉眼中所有媒介技术的共性，堪称是麦克卢汉式的“技术性”。
　　技术生物化、生物技术化的设想是美好的，但二者既不能自动交会对接，亦不能“惺惺相惜”自生情愫。无论是连接、相加还是“延伸”，都需要一个接口，或者说有一个动力。麦克卢汉的解答非常干脆也很简单，来自媒介的使用：“媒介的魔力在人们接触媒介瞬间就会产生”。“任何媒介的使用或人的延伸都改变着人际依存模式，正如它改变我们的各种感觉的比率意义”（麦克卢汉，2000：42，127）。延伸来自使用，使用产生延伸；人在媒介使用中改变感知比率，技术特性在人的使用中展示力量；技术是外化的人的感官功能，人在延伸中成为技术功能的显示。身体与技术各自分立，在使用与被使用中带入关系实现着“延伸”。
　　在这种功能主义的逻辑中，延伸不仅是单向的而且是一边倒：延伸来自技术的牵拉，人体适应着技术并向技术倾斜，“本书有一个自始至终的主题：一切技术都是肉体和神经系统增加力量和速度的延伸。而且，除非力量和速度有所增加，人体新的延伸是不会发生的”（麦克卢汉，2000：127）。于是，技术改变，感知改变；媒介的技术特性是什么，延伸及其结果也就是什么，就像“那边窗里”亮起的“光”，是由于电流的触发，“电灯一亮，就出现一个感知世界。电灯一灭，这一感知世界就荡然无存”（麦克卢汉，2000：169）。媒介的讯息就在这一亮一灭中诉说着技术对人的吸力和人对技术的依赖：“从生理上说，人在正常使用技术（或称之为经过多种延伸的人体）的情况下，总是永远不断受到技术的修改。反过来，人又不断寻找新的方式去修改自己的技术。人仿佛成了机器世界的生殖器官”（麦克卢汉，2000：79-80），一切都是人对技术的顺从和响应。且看《理解媒介》第二部的目录：口语词——邪恶之花？书面词——以眼睛代替耳朵，数字——集群的侧面像，服装——延伸的皮肤，住宅——新的外貌和新的观念，汽车——机器新娘，电报——社会激素，唱机——使国民胸腔缩小的玩具……，其中虽然不乏游戏文字和故弄玄虚的意味，但在思路上全都是从技术特性出发，突出的都是技术对人的作用，可见并不是漫无边际的随意即兴之念。
　　身体可以作为一个客体，一个给定的静态的生物实体，也可以是作为一个经验的主体，一个以特殊具体的方式去生活和体验人生的方式，后者被称为具身化（维根斯坦，2019：27-28）。在《理解媒介》中，有两处本来是最能体现出这种经验主体的感知“具身化”：一是“冷媒介”和“热媒介”中的人的“参与”和互动的程度；二是人体的延伸和截除。可是麦克卢汉一如既往地将之视为技术的要求，与人自身无关。比如电视作为“冷媒介”，是因其画面的点状和网格式呈现，提供给视网膜印象是低强度的、低清晰度的，从而导致看电视时不得不使感官高度参与并互动（麦克卢汉，2016：25）。至于“截除”，就是“延伸”的反向效应，“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麦克卢汉，2000：78），其中不存在任何障碍或者关节，有伸必有缩，好似自动反应。
　　不难看出，麦克卢汉延循的是现代主义的身体叙事传统。一方面，把历史看成人工的、文化的及技术的身体如何替代没有人工干预状态下自然发生的生物学身体；另一方面，又是从对生物学身体之实证观察的纯自然式理解，来替代对身体的文化性理解（哈里斯，罗布，2016：39）。他自己交代，媒介的研究并不是从使用者开始，也不是从节目开始，而是从结果着手，任何媒介的“原因”就是其结果（莫利纳罗等，2005：505）。这样形成的就是一种闭环圈，无论从哪个方向进哪个方向出，起点和终点都是一样。这既简化了技术，忽视了“技术提供可能性，环境起过滤作用，人进行部署”（德布雷，2014：91）的复杂性；也物化了身体，使之仅仅成了一个技术“信息传导器”（梅洛-庞蒂，2001：31），看不到技术和人的知觉与身体的互为转化之混沌纠结。若真是如此，人与其他生物就不能区分，就可以把生物学意义上的“可供性”——适者生存，当作人类的本性或媒介实质。麦克卢汉被诟病为技术决定论者，绝非没有来由，无论他自己是否乐意被戴上这顶帽子。
　　
二、延伸：新的环境
　　延伸产生感知，感知生产环境，任何技术变化都必定生成新的环境，“谷登堡星汉”就是“谷登堡环境”（麦克卢汉，2014：57）。麦克卢汉甚至觉得有必要改变自己的说法，“说技术或延伸创造新环境，胜过说媒介即讯息”，以更能被人理解和接受（莫利纳罗等，2005：355，357）。
　　既是如此，媒介研究若仅仅拘泥在媒介内容，在收看时间、频率之类的程序分析上下功夫，锱铢必较地衡量其效果和影响，在麦克卢汉看来，是因小失大，根本不可能弄清媒介的魔力。名震传播学界的威尔伯·施拉姆就因此遭到他的耻笑。施氏所做的《电视对儿童生活的影响》，简直是把电视当作了文献来研究。媒介即讯息，就要求研究者从片断的注意转移到整体场，让序列让位于同步，迅疾的整体知觉才得以跃入眼帘（麦克卢汉，2000：47-48，39）。整体，就是样态，就是模式，“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喜欢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所以它都倾向于为每个人、每件事规定一些受宠的模式”（麦克卢汉，2000：23）。伊尼斯再次成为学习模范，被他称颂为一位擅长识别模式的人（麦克卢汉，2003a：2）。至于他自己，则是用调频的方法，切取样本的方式，来捕捉被淹没在乱哄哄感觉之下的那种时代的主调，那种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统一性。而不是调幅式的在各种电流上蹦来蹦去找不着调（莫利纳罗等，2005：255）。模式是概括的，而且一定是简化了的。这种大写意、大色块式的处理，也与他长于想象而拙于论证的特长和脾性对路。
　　麦克卢汉跟随着伊尼斯的目光，“一旦认准了一种文化的主要技术成就”，该文化的模式，乃至包括物质的和社会的模式，也就随之而出（麦克卢汉，2003a：5）。他大笔一挥，快刀斩乱麻，把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的技术或者人体延伸所创造的环境一劈为三：口头言说的、拼音文字和印刷的，以及电子的。这种排列是历时的，是顺着媒介变迁的历史线索；同时也是共时的，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代表着一种环境的样态。拼音字母发明之前的社会，是一个受听觉支配并决定其结构的口头文化的社会，形成的是一个感官平衡和同步的世界。拼音字母的出现，粉碎了此种平衡，把人推出了部落世界。眼睛代替了耳朵，视觉被置于感官系统的最高等级，线性的、分割的意识取代了整体、深刻、公共的互动。印刷术更如添加了一亿吨当量的氢弹，人被炸得粉碎，进入了排印的范型，被剁成了字模一样的东西，挤压成机器和机械的形态，个人主义和专门化分工大大强化，人就此成了谷登堡人。电力媒介时代的电报、广播、电影、电话、电脑和电视等，延伸的是整个中枢神经系统，构成了一种让人人都互相卷入的信息环境，整合一体的人从中赫然升起（莫利纳罗等，2005：319-326，308）。由此足证，环境是人的感知，同时又改造感知；环境有一种真实存在和真正的力量，一种积极的塑造人的力量（莫利纳罗等，2005：357），一切媒介都给我们的生活赋予人为的感知和武断的价值（麦克卢汉，秦格龙，2021：360）。如果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属于伊尼斯的发现（伊尼斯，2003：28）；那么，一种新媒介的延伸，将诞生一种新类型的人——部落人、印刷人和电子整合的人的起起伏伏，就是麦克卢汉最为了不起的创见。
　　问题是，在麦克卢汉看来，技术是“润物细无声”，发生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技术似乎是在把无意识的原型推进到社会意识之中（莫利纳罗等，2005：355）。于是事情就变成了这样：我们使用或感觉到自己的技术延伸，就必然已经拥抱这一延伸。我们都要把这种延伸吸收进我们个人的肌体，都要经历感知的自动“关闭”或置换。除非逃亡到一个隐居的洞穴里躲藏起来，否则就不能逃避对日常技术的永恒的拥抱。要利用它们就必须像崇拜上帝一样伺服它们，成为它们的伺服机制（麦克卢汉，秦格龙，2021：350）。其结果就是：一方面，技术作为环境是阈下的无意识的，无声无息地为人定向；另一方面，环境是需要感知的，有延伸才有环境。延伸和感知就成了无意识的意识，无意识是意识的环境。“后视镜”现象就由此产生：在新环境要替代旧环境时，人们看到的是旧环境，新环境的无意识使得旧的环境更加清晰地浮现到意识的层面。新技术好比外科医生做手术，在使人体全麻中创造出新身体新感知，并让旧环境变成留恋的以往，在怀旧中被缓缓引入新环境。“媒介的塑造力正是媒介自身”（麦克卢汉，2000：49）。
　　这就意味着，人无法掌控环境也不能预测环境，环境的改变只能有待于媒介技术的推力，“一个阶段技术造成一种环境之后”，就“必须用下一种技术来造成一种反环境”（麦克卢汉，秦格龙，2021：305），媒介技术成了自生自灭的永动机。人类是在媒介技术的裹挟和推搡下，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从原有的延伸范式导入后起的范式：先是文字，后是印刷术，各种“干扰”引发新文化的诞生。人类感官和功能在延伸或抑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终止”、“实现”或平衡（麦克卢汉，2014：64）。出于这样的一种眼光，麦克卢汉的媒介，就不“是由多重部件、驱力及组合性条件所构成的装置”，相反，一种媒介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透明的模块，在“一种线性的时间模型当中”，一种代替一种，“朝向隐含于其模型中的某种媒体终结状态进展”（富勒，2019：178）。他也就必然意识不到，媒介的新时代不是从“一种存在状态过渡到另一状态，而是意味着一种复杂化，意味着将一种结构与另一种结构加以叠合，意味着对同一社会空间中的不同原则进行增值处理或多重处理。阶段或时期并非彼此相继而是相互涵盖，并非彼此置换而是相互补充，并非按顺序发生而是同时存在”（波斯特，2001：26）。说到底，麦克卢汉还是属于线性的“印刷人”。
　　麦克卢汉很坦率，承认自己的研究“没有什么理论，没有什么假设。只不过是从结果倒过来往回追溯，以发现模式”（莫利纳罗等，2005：497）。关键问题也正在于此：其一，他不是从历史的发生来追寻媒介的变化，而是脱身于历史，高高在上，以已存的现实来推导过去，指点未来，恰如特伦斯·戈登（2016：153）说的，“几十年间，麦克卢汉从事的媒介环境研究始终围绕人类在电子时代的感知生活展开，意在寻求感知生活的觉悟和平衡”。这也是他所指认的伊尼斯的做法，“让未知的形态去撞击已知的形态，从而发现了新形态或知之甚少的形态是什么性质”（麦克卢汉，2003a：3）。这样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打哪儿指哪儿”，在揭示已经存在的事物时或许有一定的启示，但既无法放回历史，也无法落到经验（霍洛克斯，2005：37）。其二，媒介与感知的同构，人体延伸到哪里，环境就到哪里，环境和媒介一体，媒介成为环境的界限，媒介之外没有环境。这种将媒介环境的绝对化，也就使得媒介环境无处可存。环境离不开媒介的指引，并不意味着二者等同而且是相互取代。[据说媒介环境学的概念是把环境当作媒介来理解，或者是把媒介当作环境来理解(林文刚，2007：30），不知二者是什么关系。那么，可有不属于媒介环境的“环境”？如果真的以为“万物皆媒”，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既取消了“物”也取消了“媒”，二者皆不存。]依照卢曼的看法，大众媒体的实在存在于其自身的运作之中，这种运作，既是自我指涉式的——依照自己的既定轨迹进行；又是异己指涉——与社会的和自然的各种领域发生沟通，并将其因素重新引入运作之中。媒介是在环境中创造自己的环境，世界“始终只是一个以与系统相关的方式被区隔并得以展现的那个环境”。我们透过大众媒体而知道的，就是这样一个实在（黄旦，2020）。媒介固然可以转换人们的视野和感知尺度，从而“引导期望的可能性”，提供“诸可能性的秩序”（博格豪斯，2016：150-151），但不可能将天下固化、封闭在媒介中，舍我之外别无其他。
　　在固化、封闭的背后，既有麦克卢汉为方便“模式”识别，大而化之之故，但更根本的在于其环境观。“机械时代是两个伟大的有机的文化时代之间的插曲”（麦克卢汉，秦格龙，2021：326），就基本上道出了他理解的，更合适地说，道出了他向往的环境。两个伟大的有机的时代，一个是拼音文字之前的言说社会，另一个是正在侵入社会和文化的电力时代，两者处于不同的历史时间点，但平衡有机却是其共同的特性；被机械时代扯破了平衡的部落，在电力媒介的作用下，开始了重新部落化，产生一个人人参与的、新型的、整合的地球村（麦克卢汉，秦格龙，2021：342-343，348）。这就构成了麦克卢汉媒介叙事的三部曲：原始的统一（存在于原始的、口头的文化）、分裂化（在书写和印刷中）及重新统一（在电子媒介）（霍洛克斯，2005：87-88）。这是一种环境保护主义式的“媒介生态”观：利用媒介研究来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人类文化观（富勒，2019：7）。在这样的观念中，潜藏着齐泽克所指出的一种“回归本源”的诉求，是回到一个原初的和谐与统一状态的过程。然而，这不过是一个回溯的幻象，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本源，就像不存在一个纯粹的原初的人。幻象的回溯就会将平衡的打破视之为“堕落”，却根本没有看到，打破平衡的“堕落”，于人类而言，是一个具有终极意义上的“事件”。“事件总是某种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的新东西，它的出现会破坏任何既有的稳定框架”（齐泽克，2016：57，63，6）。人类存有总是与各种无法预测的事件相伴，从来就没有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除非是圈养。因此，媒介环境本就不是平衡的环境，也不可能造就一个平衡的环境，而是媒介与环境相互破坏又相互创造的多层次多时空复合环境。每一次媒介的变化，都是一种新的发生，都是一个新的事件，是原有环境被侵蚀、被穿破，是原有秩序的不存和新秩序的生成。“人”的延伸，感知比率的改变，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和心理后果，正是这样的事件。媒介确立不了一个恒定的环境，相反，它构成了一个动态的、历史的、变化的环境或生态系统，这种环境或系统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永远维护一种确定的生命形态（米歇尔，汉森，2019：6）。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是解蔽，是真理的打开，我们从来不能完全掌握它们的现实（哈曼，2020），正是道出了其所具有的事件特性，它是超过了原因或者已有构架的结果。然而，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诸研究，从伊尼斯、芒福德、麦克卢汉到波兹曼，几乎都以环境平衡为基础为尺度甚至为方法论，以“平衡”来批判媒介造就的不平衡，在批判失衡中回望和展望平衡的神光。“模式”在他们手里，不是一种模态，一种分析的进路，而是一个赞扬或批判的对象（富勒，2019：8）。这样的一种有机体生态观，是麦克卢汉技术浪漫主义的叙事主调，他是以“回归的迷思”为前提，经由技术回归到没有文字的社会实在，把社会变回统一的整体（霍洛克斯，2005：80）。这是另一形式的技术人文主义——以技术的特性恢复人的全面性整体性和中心性。如果普通人像麦克卢汉说的，是从“后视镜”中看到媒介的变化，在旧知识中拥抱新交往；那么，麦克卢汉则是凝视着“前视镜”而倒车，新媒介正推动社会缓缓退向表音文字产生前的口语部落——重新部落化，“我们都成为倒退的人”（麦克卢汉，秦格龙，2021：345）。秉承着这样一种保守主义的媒介观，就把媒介提供的一种整体的可能，当成了唯一的可能整体。媒介研究就不是奋力向前，探寻媒介所创造的新的可能；而生命的动力总是存在于持续向前，不是抵达某一终点（英戈尔德，2020）。这，正是我们今天的研究者需要十分警醒的。
　　麦克卢汉的专业及其所受的训练，是诗学中的新批评一路。在这个意义上说，麦克卢汉难免像其英国文学的前辈理查德·利维斯们一样，怀旧式地赞美有机整体性，以此谴责工业资本主义商品化生活的种种神话（伊格尔顿，2018：38），并找寻一种救赎的产品，一种新的人神同体物（威廉斯，2011：268）。但是，不能忘记麦克卢汉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他的平衡有机环境思想中，显然是渗透着天主教义：上帝的创造物中的一切都通过各个层面联系在一起（Ong， 1981）。《理解媒介》中就透露出这样的心声：“我们时代的标记，是厌恶强加于人的模式。我们希望万事万物和芸芸众生都完全宣示自己的存在和个性。在这种崭新的态度中，可以看到一种很深的信仰。这一信仰关注的是世间万物的太和之境。本书的写作就贯穿着这种信仰……（麦克卢汉，2000：23）。故而，他抱有强烈的救世意愿，选择的是这样一种姿态：不能张皇失措躲到墙脚去哀叹媒介对人的影响，而是要冲锋陷阵，猛击电力媒介的要害。对这样坚决的猛打猛冲，它们会作出美好的反应，并且很快就成为我们的奴仆，而不是主人（麦克卢汉，秦格龙，2021：353-354）。
　　
三、重新理解媒介——麦克卢汉“再延伸”
　　虽然书名叫《理解媒介》，但是它从来就不是容易理解的（拉潘姆，2000：4）。这话有理，不过其原因不是拉潘姆以为的在于麦克卢汉式的表达，而是根本就找不到“媒介”。媒介就是人体的延伸，这样的一种想象，就已经完全偏离了欧美世界词源学意义上的“媒介”——居中或中间位置（威廉斯，2005：299-300；彼得斯，2019：54-56；米歇尔，汉森，2019：4）。以克莱默尔（2008）的说法，麦克卢汉遵循的是类似盖伦一脉的人类学技术范例，是一种“精神工艺学”的眼光，那就是在一种假定的加强人类感觉和器官的视阈中来看技术的意义。看看盖伦（2008：4-5）说的：技术“就是人类自身本质的最重要的部分”，技术因此就“像人本身一样形成了一种人造的性质”。用麦克卢汉的表达，也就是被人穿戴在身上的衣服和面具。当然，麦克卢汉未必是完全受了盖伦的影响，他自己曾承认，对人为媒介机制理解的关心，从皮亚杰处获益匪浅（戈登，2016：144）。作为一个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理解的生命有机体，就是按照组织和适应两大机能与环境实现平衡的。在适应过程中，有机体不断受到环境的影响，有机体的变化又增加与环境的互动，以同化和顺化的方式，取得与环境的平衡（左任侠，1991：2-3）。由此，当麦克卢汉说，那些体验到新技术第一次冲击的人们，都会有着强烈的反应，但随着整个社会工作和交往的各个领域吸收消化了这种新型的感知习惯，最初的震惊逐渐消退。真正的变革发生在此之后，是所有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对这种新技术所形成的新感知模式长期的“调整”阶段（麦克卢汉，2014：87），看上去就是皮亚杰“同化”和“顺化”机制的技术加强版。
　　顺化与同化，表示人与技术在存在性质上完全分离，突出的是技术的效能。相反，有别于技术器具的单一“延伸”，媒介总是在“居间”，成就的是交互关系。以媒介与人体而言，媒介是人的连接点，人体也是媒介的连接点，展现的是技术与人和世界的关联。媒介只有与我们借助它所认识或预见的东西一起，才能够“存在”——就像反过来，媒介所中介的东西不能没有中介而存在（塞尔，2008：216）。因此，媒介与人的延伸，媒介与媒介的延伸，并非直通车，而是相互区分、连接和转化，在“重重似画，曲曲如屏”中远近高低柳暗花明。居中运作就是媒介的“媒介性”。这是一种“搭桥铺路”，要让不同因素之间相互交叉，相互受孕。媒介不只是“处于中间位置”，它还要对通过中间项的两者起作用（德布雷，2014：124-125）。媒介技术对人有一种作用力不假，而“我们如何思考、如何感知和如何交往，始终都对周围的世界成为我们的世界的方式产生影响”（克莱默尔，2008：5）。恰如马丁·塞尔说的，媒介只是提供了一种通达的可能，这样的可能又与人们已经或正在感知的环境不可分，“与一个虚拟对手的交互作用是以一个与实在对手的‘界面’关系为前提的”。人作为感知主体，必须能够知道其身体的位置，延伸的空间才能被感知（塞尔，2008：232，234）。倘若没有已经存在的看、听、读和口头交往的前提，倘若媒介接触者事先是白纸一张，人体即便延伸了也是茫茫然无处可达，除了莫名的惊悚，本能的抽搐，没头苍蝇般的乱窜，还能有什么呢？没有已存的光芒，哪有现时和未来的明亮！梅洛-庞蒂（2015：15）更是一针见血，如果人能在不知不觉中丧失方位或获得知觉，那么人自以为拥有这些东西是否就能拥有，是否证明总是在世界中，也就永远无法肯定。麦克卢汉的眼中只有技术而无媒介，只有功能的“延伸”而没有存在意义上的媒介与人的互为成就，感知也就只能是生物学的而不可能是历史的和审美的。
　　既然如此，所谓“任何技术都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用品，而是积极的作用进程”（麦克卢汉，2000：25），也只能是以技术的特性和功能为变量，来印证人的感官功能变化，并自然延及到这种变化的后果或者效果——也就是新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是麦克卢汉视而不见的，他斤斤计较的是当“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时，如何规定了你的梦乡。麦克卢汉承认，他的“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的感官系统为基础，以感官系统的延伸、技术带来的新的平衡比率或比例的变化为观察的结果（麦克卢汉，2014：103）。当得知通用电气公司的若干场脑电图实验，证实了“媒介即讯息”的假设，即基本的脑电波回应是针对媒介，而不是针对其中的内容的时候，他得意非凡，到处宣扬，甚至在一个午餐会上，大多数时间都在谈这一个媒介实验报告（莫利纳罗等，2005：311，468，469）。他甚至有着以技术制技术的大胆设想，借助不同媒介的技术特性，产生一个所有感官吸收和模式化的总体媒介经验，实现感官环境的平衡。比如可以“在意大利少播5个小时的电视，促使人们在选举期间读报纸。也可以在委内瑞拉多播25小时的电视，以便把上个月电台广播鼓动起来的部落温度降下来”（麦克卢汉，秦格龙，2021：348-349）。他还有过让搞系统论的人帮着画一些流程图，以便能够疏导并预测任何一种感官输入的信息产生的影响的计划。谁能说麦克卢汉只是一个诗人呢？
　　麦克卢汉曾有这样的评价：媒介在伊尼斯的历史考察中，是活生生的力量漩涡”（麦克卢汉，2003b：1）。“旋涡”，是一个离散与整合、混乱与秩序的互动环流之所在（莫兰，2002：29），就具有了媒介的形态和意味。“漩涡”的媒介就不是如何把预想的形式强加于具有惰性的物质，而是一种介入形式赖以产生的力量场与物质流（英戈尔德，2020）。可是他本人却没有取得这一“真经”，竭力突出的是媒介技术的功能——延伸，缺少的是“旋涡”卷吐及其环境。以此看，尼尔·波兹曼（2005）自称“我们都是麦克卢汉的孩子”，倒不是谦虚也不是故意攀附。《娱乐至死》几乎就是麦克卢汉观点的再运用，不过把“延伸”和“感知比率”，换成语言学中的“隐喻”及其带来的“认识论”。所谓“一种技术只是一台机器，媒介是这台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也不过是麦克卢汉的技术是人体的延伸，延伸的后果就是一种新环境的回声。
　　发现并探讨技术对人的影响，麦克卢汉不是第一人，更不是唯一的一个。但“媒介是人的延伸”，确是麦克卢汉的惊世一呼，虽然他也被绕在了自己的“延伸”之中。判定麦克卢汉是“通过将媒介——以及调节操作——与感官改变相连，与对人类经验的‘理解率’的改变相连”，“强调了人与技术之间的根本关系”（米歇尔，汉森，2019：4），明显是掺杂了阐释者自己的意思而不是其原意。这与其说是过度阐释，我宁愿看成是对麦克卢汉的“再延伸”。彼得斯说得不错，麦克卢汉的智慧光芒四射，我们要从其身上获取灵感，而不是从严格的学术来考量（彼得斯，2019：18-19）。有智慧灵感供人采择，实属不易。但灵感堪似星火，哪怕是“更吹落，星如雨”，亦需助风添薪方能燃烧成势。目今正有不少学者正根据当前的知识气候和媒介背景，从学术上再媒介化麦克卢汉（Cavell， 2016；Grosswiler， 2010）。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术场域，看上去仍然是麦克卢汉译著的数量超过对之研究的分量，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从重新理解媒介入手，清理麦克卢汉的灵感和学术，以使其思想燃点在质疑中延续，在再延伸中焕发活力，既是今天新媒介迅猛发展与传播理论建构之迫切要求，也是媒介研究的基础。在学术研究中，是什么、在哪里的问题，永远比为什么、是否这样有什么作用和影响、应该如何做之类重要得多。■
　　
注释：
①罗伯特·洛根就不无惊叹地说：“他是一位理解互联网的人物。他就是60年代的互联网。这个世界终于刚刚追上了他。”在霍洛克斯看来，这是对麦克卢汉的重构，不免有多伦多大学的“文化经济”利益的考量。参见霍洛克斯《麦克卢汉与虚拟实在》，第23，43-44页。
②据马尔尚说，麦克卢汉的阅读习惯是先翻到书的第69页看一看，随后看看靠近目录的几页，如果觉得没有什么新意，就断定此书不值一读。即便是值得读的书，他也只读书的右手边，理由是书都有不少水分，跳着读并不会落掉多少重要内容。事实也果真如此，他记住的东西多得令人惊讶。麦克卢汉还把自己的阅读秘诀传授给学生，希望他们也都成为“聪明的浏览人”。参见马尔尚《麦克卢汉传：媒介及信使》，第121-122页。
③麦克卢汉1969年接受《花花公子》访谈时说，自己从这样一些艺术家那里，发现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方法，一种将认知过程和创造过程合而为一的全新方法，从而改变了对于技术的敌视态度。见麦克卢汉和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第二版），第351页。
④“媒介即讯息”在原著中是“the medium is message”，“medium”的意涵是指媒介的物质性。参见威廉斯《关键词：社会与文化的词汇》，第299-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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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旦系浙江大学数字沟通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