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创新实验室研究团队
　　【本文提要】在对2021年中外数百篇有关新闻创新实践与理念的论文、报告和文章进行系统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创新实验室研究团队对2021年全球新闻创新现象进行了综合评述。这一理论报告以“新闻环境—新闻主体—新闻创新行动”为分析框架，通过“新闻行动者网络”和“新闻创新行动类型”这两个分析工具，报告了新冠疫情、技术制度以及舆论环境下，多元新闻行动者关系结构的特征及其变化，并对调适性创新、关系性创新和生产性创新类型下的十二种令人瞩目的全球新闻创新行动进行了综述和评议。
　　【关键词】新闻创新 数字新闻业 新闻行动者网络 新闻环境 【中图分类号】G210
　　这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创新实验室第二次发布“全球新闻创新报告”，与去年报告（见《新闻记者》2021年第1期）的宗旨类似，研究团队通过对2021年中外重要新闻业研究机构、网站有关新闻创新实践与理念的论文、报告和文章进行系统性文献分析，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全球新闻环境的变化、关注中外新闻行动者的实践前沿，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对新闻创新机制与趋势的理解。
　　我们认为这一报告的价值首先在于提供一个相对全面的对全球新闻业变化图景的描述，可供中国新闻业的实践者、观察者参照和借鉴；其次，我们试图在信息整合的过程中加入对2021年度全球新闻创新重要行动和策略的判断与思考，当然也会一并奉上分析的依据。我们努力使“全球新闻创新年度报告”进一步彰显客观（objective）与反身（reflexible）的特点：今年报告所分析的294篇相关文献均来源于第三方研究机构而非依赖行动者自述，尤其注重采纳关于当前新闻创新实际效果和行动逻辑的研究成果。此外，报告认为新闻创新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认知的行动过程，应在时间流中不断回溯、分析、比较和评价，而非不断追逐最新概念和策略。因此，本报告对去年报告中提到的“新闻行动者网络”（Journalistic Actors Network）、“新闻创新观念”在回顾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新修订，并对结构进行了调整。通过系统研读来源比较全面的相关文献，形成我们对全球新闻业环境和自身变化以及重要新闻创新行动的观察思考和判断。在信息获取并不困难的今天，我们期待这一报告仍能让读者有所收获。
　　
一、报告简介
　　本报告继续使用系统性文献综述（systematic reviews）方法分析2021年中外与新闻创新有关的文献。研究小组首先确定了两大类文献来源：第一类是中外学术期刊2021年所刊载的新闻创新研究文献。包括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所收录的新闻传播学学术刊物（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相关刊物）与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所收录的新闻传播学刊物。第二类是中外重要新闻业观察机构的网站、微信公众号等站点。研究小组进而依据学术期刊与观察站点的可见度与可供分析的文献数量等标准选定了27个观察节点（见表1），与去年相比，今年报告的文献来源更为全面，增加了如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African Journalism Studies、LatAm Journalism Review等聚焦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特定区域的观察节点，以更好体现新闻创新问题在全球性下的高度语境化特征。通过阅读27个观察节点2021年发布的经验研究、评论、调研报告、创新案例/项目介绍等不同类型文本的标题与摘要，研究小组先期搜集了683篇文献。报告执笔人继而依据文献与本报告主题的相关程度进行二次筛选，最终确定了关注新闻环境变化、聚焦新闻创新行动，讨论新闻创新机制与规范的294篇文献作为本报告主要的文献来源。
　　在去年的基础上，研究小组进一步优化了三级编码分析过程：
　　初级编码设置的类目包括：新闻环境、行动者、新闻创新行动、对新闻创新的理论阐释。经过编码培训的小组成员在初级编码阶段具体关注以下问题并进行了提炼：相关文献如何阐述新闻环境出现的新变化？提及了哪些新闻行动者？怎样描述一个或一类新闻创新行动？文献运用了什么样的概念或术语“命名”新闻创新以及是否运用不同理论视角阐释新闻创新机制等。
　　在中级编码过程中，我们主要进行了分类，包括新闻环境、新闻行动者和新闻行动所属的区域与类型等。同时，研究小组还对文献涉及的部分新闻创新项目的实际效果和当前状况进行了事实核查，并查证了文献引用的各种调研报告原文，以避免文献可能存在的阐释局限。
　　高级编码阶段，我们通过进一步综合归纳以及与上年度报告提及新闻创新行动与观念的比较，形成报告的主要内容。
　　
二、2021年全球新闻环境变化综述
　　新闻业的创新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新闻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受制于的同时也不断建构着新闻环境。新闻环境的最新变化是什么，对新闻业的发展可能带来哪些影响？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表达“巨变”、“激烈变革”造成的笼统感受之外，进一步分类考察。据此，我们将从技术、制度、新闻使用和网络舆论这三个相对独立的角度考察新闻环境的变化。当然除了这些，首先要提及的仍然是新冠疫情对全球新闻业造成的影响。
　　（一）新冠疫情“加速”全球新闻业变化，给新闻业带来抗击“信息疫情”的新任务
　　如果时钟倒拨回两年前，可能很少有人想到世界会被Covid-19的阴影笼罩如此之久，甚至连“疫情终结的开始”这样低调的表述都在病毒一次次狡猾变异中变得前景不明。2021年，新冠疫情仍旧是严重影响全球新闻业的重要因素。首先体现在对新闻业运作常规的冲击上：因为封锁和社交禁令，很多新闻记者无法进行面对面采访，甚至无法回到新闻编辑部工作；因为疫情对经济的打击，新闻机构的广告和其他收入减少，让已经存在的新闻业经济危机雪上加霜；对于需要实物发行的纸媒来说，新冠疫情造成的打击无从回避——即便在疫情控制较好的中国，一些报刊也不得不休刊或部分时段休刊。2021年1月1日，贵州《遵义日报》等14家报刊正式休刊，2021年12月31日，9家报纸宣布休刊或有期限的休刊，其中还有像《合肥广播电视报》这样曾在当地发行量很大的报纸。除了这些直观的冲击外，新冠疫情对新闻业造成的隐形影响可能更大也更持久。有研究考察了非洲纳米比亚、南非和津巴布韦部分新闻编辑部在新冠疫情中的新闻工作，发现新闻媒体几乎无法报道那些被严格防控的城市和农村，尤其是那里的边缘社区（Santos & Mare， 2021）。如果把新闻看成一种传播力和能见度资源，当资源受限时，最受影响的是社会中最需要被关注的群体。新闻资源可能在新冠疫情中进一步产生“精英化”的结构偏向，那些在疫情中因经营困难而消亡的地方媒体，那些因无法被报道而没有得到关注的社会群体，很可能是新闻业长远而非一时的损失，造成更多新闻荒漠和对新闻不信任的群体，加剧数字新闻业的结构性危机。
　　当然，新闻业绝非无所作为。我们在去年的报告中就提到，从面对新冠疫情的反应来看，“数字新闻业正从虚弱的幼儿阶段逐渐步入抵抗力更强、更有活力的青年阶段”（王辰瑶，刘天宇，2021）。今年我们仍持这样的谨慎乐观态度，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新闻媒体在疫情中展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并创造性地加速改造新闻工作。正如BBC一位编辑所说“疫情正在加速趋势性创新的到来”（Thorpe， Sutcliffe & Houston， 2020）。一份30页的报告《2021年变化中的新闻编辑部》对42个国家的132位新闻高管进行了调查和一系列深度访谈，发现“混合工作”（hybrid working）已成为许多新闻记者的主要工作状态——一些人在编辑部里，一些人在远程工作，通过在线协作组成实践社区。尽管在运行中还有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难，但这种灵活的新闻工作模式可能鼓励新闻编辑部的多样性，打破僵化的科层制（Cherubini， Newman & Nielsen， 2021）。除了加速内部变革外，一些媒体也在想尽办法深入社区，用流行词来说就是在严酷的环境中寻找新的“生态位”，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一篇文章甚至用了“哪里有破坏，哪里就有机会”这样的标题。对于美国威斯康辛州首府麦迪逊的地方新闻周报Isthmus来说，情况就是如此。它曾在2020年3月被迫停刊，一周内编辑部23个员工全被辞退，然而在基金会和社区捐助的支持下，一些Isthmus的前员工将其转型成数字非营利新闻机构，继续提供本地新闻服务（Miller， 2021）。像Isthmus这样“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在新冠疫情中绝非孤例，美国奈特基金会宣称2020年是“非营利地方新闻年”（Glaser， 2020）。人们曾一度认为，靠基金会捐助的新闻媒体很难持续发展，而且捐赠金额对于新闻生产成本来说也远远不够。但令人鼓舞的消息是，一些非营利地方新闻媒体已经减少了对基金会资助的依赖，转而依靠本地居民的捐赠，这表明它们成功地与当地社区建立起了可持续的服务与支撑关联。
　　新冠疫情如何影响人们的新闻消费和对新闻的态度也是2021年度学术界关注的焦点。2021年路透新闻研究所的《数字新闻报告》称，46个国家和地区新闻市场的新闻信任程度在新冠疫情期间平均增长了6%，恢复到了2018年的水平（Newman et al.， 2021）。另一项在欧洲17国进行的比较研究也很有说服力，因为研究者曾在2019年12月对17国受众政治新闻需求进行了调查，新冠疫情发生后，研究者在2020年5月（这是欧洲多国在新冠疫情的第一波冲击后缓慢恢复的时期）又对同一批对象进行了调查，每个国家大约调查了800名受访者。因此这项跨国研究不仅规模大，而且很难得地实现了“前测”、“后测”，可以比较充分地说明新冠疫情对新闻消费到底有何影响。结论并不令人意外：“疫情爆发后各国新闻使用者的新闻使用总体呈上升趋势，人们在危机时期倾向于使用网络、社交平台、电视等能提供更快和更直接报道的新闻媒体”（Aelst et al.， 2021）。外部危机会增加人们对新闻的需求，而且需要的是最原本意义上的新闻——快速、准确地报告外部世界的变化，这也清楚地说明新闻业创新要坚守的“正道”是什么。但数字新闻环境的交互性，也让关于疫情的新闻传播变得十分复杂。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全球抗疫不仅要在健康战线对抗病毒，也需要在信息战线上对抗“信息疫情”（infordemic），否则就会“危及各国结束大流行的能力”（WHO，2020）。探讨人们为什么容易相信“虚假信息”（misinformation）的研究发现，“信息疫情”的危害程度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无关（全媒派，2021a）。发达国家如美国就深受“反疫苗”虚假信息之害，偏低的疫苗接种率给疫情防治带来困难。人们容易相信错误信息的原因更多应该从认知理论中寻找，因此如何提升公众媒介素养、新闻素养这样并不新颖的问题，由于新冠疫情带来的信息疫情，成为各国在抗疫过程中迫在眉睫的任务。新闻媒体当然应该成为这个任务重要的承担者，但在误导信息（disinformation）泛滥的语境下，新闻媒体用传统方式“单纯呈现事实或澄清谬误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王沛楠，史安斌，2021）。如何提升公众新闻素养和如何重建新闻业的认知权威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它需要新闻业以更多创造性行动来解决眼下的僵局——指责“本届网民不行”这种“精英的傲慢”不能解决问题，只能造成民众分化。
　　相比而言，国内对新冠疫情中媒体使用效果的研究表明，主流权威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相互补充发挥了正面作用（任围，朱晓文，胡怡，2021）。但是国内部分城市在局部疫情爆发后也在网络上出现关于社会民生问题的集中呼吁，全国媒体、地方媒体、各类自媒体如何能够协同起来应对风险，参与社会治理，让社会信息公开透明地有序流动，仍然是重要且棘手的任务。一项对奥地利采取封锁政策期间的新闻报道和网民评论的大数据研究道出了新冠疫情下新闻报道与社会情绪之间的张力。通过对3万多篇相关新闻报道以及产生的160万网民在线评论的分析发现，不仅有关封锁措施的新闻报道与网络情绪增加有关，而且网民对新闻提到决策者个人时（如奥地利时任总理Sebastian Kurz）的情绪反应最大。耐人寻味的一点是，研究还发现新闻报道本身的“积极性”或“消极性”对网民情绪影响“非常微弱”（Eisele et al.， 2021）。尽管这一研究关注的是奥地利的情况，但类似研究也特别值得国内危机风险管理者们关注。广义的新闻报道、报道框架与民众情绪之间的关系应纳入新冠疫情下的社会治理问题而加以科学对待，避免用最简单粗暴的删帖炸号、关闭在线评论和表演性宣传来“应对舆情”。
　　刊登这项研究的《数字新闻业》（Digital Journalism）期刊2021年9月还推出了从200多篇投稿中遴选出的10篇高水平论文组成的专辑，深入讨论了新冠疫情对新闻生产、新闻文本和受众的直接和潜在影响，并把这场新冠危机称为全球数字新闻业的“关键时刻”（Critical Moment）。尽管新冠疫情对新闻业的长期影响还有待观察，但正如本期专辑编辑所说，这场大流行危机证明了“新闻作为一种社会机构对全世界不同社会和公民都具有的重要性”，它也给新闻业和新闻研究者提供了反思新闻价值、新闻工作、新闻环境的机会，而“新闻研究必须在方法和理论上加大力度，以跟上变化的速度和幅度”（Quandt & Wahl-Jorgense， 2021）。
　　（二）“元宇宙”还在路上，但对互联网巨头的管制已切实到来
　　2021年传播技术仍沿着“智能化”方向突破，尤其是借着10月末脸书公司改名事件的影响力（馥麟，2021），“元宇宙”概念成为年度技术热词。但对新闻实践而言，数字技术并没有创造太多新的应用场景，新闻业主要是在持续消化以往技术创新的成果。无可否认，随着“社交机器人”、“智能音箱”这样的智能终端设备越来越普及，它们将从整体上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当然也会包括信息传播活动。但“智能媒体”、“数字人”、“沉浸式虚拟环境”这一两年来比较火热的概念如何以及是否能够与新闻活动密切结合，并引发后者的巨大变化，目前还没有看到可行的路径。“元宇宙”一词在年终岁末时成为新闻传播学科关注的一个热点，学者称其为“超级经验体系”（杜骏飞，2021）、“超越现实世界的、更高维度的新型世界”（喻国明，耿晓梦，2021）。但元宇宙的“虚拟”特性与新闻专业对“新闻真实”底线的坚守毕竟格格不入，如果深究下去又要回到哲学层面去讨论何为“真”的问题了，在实践层面上这些技术似乎很难直接对新闻活动产生影响。本报告第四部分还会具体讨论“沉浸式新闻”作为一种已被提出多年的新闻生产内容创新的发展困境。不过只要智能媒体和“元宇宙”改变人们对“世界”的接触和认知方式，未来新闻所报道的事实变动，就不仅是“社会事实”，还得包括在虚拟社会里发生的事实，可能还会出现“元宇宙”里的新闻媒体。毕竟《时代》周刊已经把数字人网红评为互联网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了，万科给首位数字人员工“崔筱盼”颁发优秀新人奖一事也在2021年底贡献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热点。
　　崭新的“元宇宙”还在路上，反倒是一些“老技术”找到了与新闻实践结合的应用空间。比如，智能手机上的“锁屏页面”就可以开发为一个价值很高的“新闻空间”（Franciska， 2021）、一些媒体重新采用“短信”方式传播新闻（雨心，2021）等。此外，前两年很热的“短视频”也不再被视为新闻传播中的一种技术门槛，因为短视频平台媒体纷纷推出应用工具，让制作者能更方便地将素材生成为短视频（Yuri， 2021）。这正说明短视频技术扩散的成功，以至于它在新闻和其他内容生产中已经相当常态化了。总之，技术环境对新闻业的影响，从前些年新闻业热烈追逐新技术，变为各类媒体在传播技术造就的可供性中寻求各自的“生态位”，看上去有些降温，但可能这正是数字新闻业所需要的灵活性。
　　相比之下，新闻制度环境的变化就“刚硬”多了。制度是一系列影响人类行为的规则或规范（俞可平，2006），新闻业不仅受所处具体制度环境的制约、限制，而且要依赖制度提供的空间和资源条件行动。近两年，多国政府通过立法、政策等刚性手段约束新闻行动者尤其是互联网巨头企业行为，除了我国颁布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澳大利亚《新闻媒体和数字平台强制议价准则》、美国《终止平台垄断法案》、欧盟的《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等。
　　（三）强调“差异化”、“个人化”和“符号敏感”的新闻使用环境与舆论环境
　　人们为何愿意/不愿意消费新闻？通过什么渠道/载体消费新闻？处于什么场景下，以及会产生什么样的新闻交互活动？这些一直是新闻学研究感兴趣的话题。本报告认为，数字条件下的新闻使用情况，亦是新闻行动者开展新闻创新活动必须了解的环境信息之一。2021年相关研究进一步刻画了数字新闻用户的形象，讨论了他们丰富的新闻使用行为和动机，了解这些进展可能会帮助行动者看清创新的方向。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英国路透研究所等持续多年的大规模新闻使用调查表明，总的趋势是受众已逐渐养成在线获取新闻的习惯，而在线空间是平台化的，所以数字新闻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在社交平台上使用新闻。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一项采用居住地抽样方式对11178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调查显示，与2020年相比继续在大型社交平台上获取新闻的美国公众人数下降了5%，原因是不满于这些平台未能有效遏制虚假信息的传播（Walker & Matsa， 2021）。即便如此，美国传统媒体作为用户获取新闻首选渠道的地位也正在被社交媒体颠覆，YouTube、Facebook、Twitter和Insgram是最常被提及的获取新闻的社交平台，而TikTok的使用增长率最快（张春华，2021）。不少调研报告还注意到了一个问题，即平台上聚集的新闻受众在人口特征上有很大差异，如Facebook和Reddit的新闻消费者中，白人成年人占大多数，但Facebook更被女性青睐，而Reddit用户三分之二是男性。Linkedln上新闻消费者有一半以上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而非洲裔、西班牙裔更喜欢使用Insgram，以及18—29岁年轻人更可能在Snapchat和TikTok上获取新闻（Walker & Matsa， 2021）。早些年网上就有对类似现象的调侃，甚至还有不同社交平台之间“鄙视链”的说法。新闻用户为何会聚集于某些社交媒体平台，如何在平台之间流动，这是数字新闻业需要了解的网络空间环境，它比实地地理空间更复杂，但人们对此还所知甚少。一项对中国年轻人社交环境下新闻使用的研究显示：当年轻群体感知到新闻过载时，他们将主动管理新闻，增加对新闻的使用并依靠社交媒体好友充当把关人过滤新闻；一旦年轻群体对新闻过载的感知达到阈值并引发新闻倦怠，他们就不再管理新闻而是回避新闻（李彪，张雪，高琳轩，2021）。这项实证研究证明，相对于无限丰富的新闻供给，新闻使用量是有天花板的。至于人们会因为什么使用新闻甚至为特定新闻内容付费呢？一项对602名受访者进行的调研显示，作者身份（声望）、在其他媒体上难以得到的排他性内容以及媒体品牌都会显著影响读者对数字新闻内容的付费意愿。有意思的是，研究者发现，读者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传统媒体应提供更有价值的新闻服务，如果传统新闻媒体没有达到读者的心理预期，读者反而会倾向于为其他新媒体内容买单（Goyanes， Artero & Zapata， 2021）。在澳大利亚进行的一项日记法新闻使用调研也发现了网民为本地传统新闻机构付费热情不高的原因：本地传统报纸不够“独特”、没有让读者产生依赖性、可能对社区是重要的但对他们个人并不重要（Ross， Lester & Konkes， 2021）。一些主打个人品牌的评论类自媒体和超本地新闻媒体似乎正是契合了数字新闻使用环境中这种“个人化”的变化，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受到使用者的青睐。但目前研究距离从整体上回答数字新闻用户的使用规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更多是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理解，产生了新的问题，比如，新闻信任问题。一项在欧美7国开展的大规模用户调查发现，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关注职业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的行为与他们的新闻素养水平呈正相关（Chan， Lee & Chen， 2021）。而一项针对中国公众是否信任记者的大规模抽样调查则显示，数字媒体使用率提高会导致公众对记者信任水平的显著下降。论文认为与欧美国家职业新闻记者能积极在数字媒体上与公众互动相比，中国记者在数字媒体上的“社会存在感”缺失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公众信任（周全，2021）。
　　除了如何使用新闻外，人们谈论新闻话题而形成的舆论环境同样值得关注。从2021年初讨论的“硫酸男孩”到年末网络热议的“眯眯眼是否辱华”，舆论环境表现出的“符号敏感”特征值得进一步研究。2020年底，广东某高校一男生用化学试剂泼洒女生，该事件的话题词#硫酸男孩#登上微博热搜。舆论焦点并不在于事件本身，而是对能否用“XX男孩”这样在网络语境中表示纯真美好的词来表述犯罪嫌疑人产生讨论。全媒派撰文分析了这种“一切皆可热词化”背后的传播逻辑和隐患（Lilyann， 2021）。“符号敏感”说明民众对语词、图像、视频符号背后的意义建构过程和权力关系更有觉知，但也可能导致舆论的情绪化、“一言不合就开撕”等现象。近年来在中外舆论场上出现很多因“符号敏感”产生的争议，当人们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怎么表达”而不是事实本身是什么上，也更容易脱离事实的制约力，进入漂浮的能指世界。因此“新闻事件话题化”现象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值得密切观察，并思考如何通过新闻专业工作让数字时代的新闻舆论始终踩在事实的大地上。
　　
三、“新闻行动者网络”分析
　　在去年的报告中，我们首次从文献中析取和抽象数字新闻领域行动者与行动者的关系，并绘制了数字新闻领域的多元行动者网络示意图。当时我们认为，“随着实践的变化，这一新闻行动者网络‘图’也很可能会改变”（王辰瑶，刘天宇，2021）。今年我们继续使用“新闻行动者网络”这一分析工具，但把去年提到的由使用者、管理者、教育者和信源等组成的新闻行动者网络影响圈层纳入上一部分所分析的新闻业环境，这一部分我们将聚焦于那些直接从事新闻内容生产和发布活动的行动者及它们的关系，展现数字时代新闻业实践主体的复杂性和变动情况。
　　2020年末，英国关注媒体行业发展趋势的《新闻公报》（Press Gazette）杂志发布了一份英语世界新闻媒体公司的收入排行榜。排名前十的媒体公司中有六家是提供内容发布平台和传播渠道的互联网技术公司。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Facebook、苹果公司包揽了媒体收入排行前三。以生产新闻为主的媒体中收入最高的是赫斯特传媒集团，但只有Alphabet同期收入的十四分之一（Turvill， 2020）。我们之所以引用这份榜单，是因为它相当直观地显示与数字新闻业密切相关的两大类行动者——做平台的和做内容的，在经济体量上不是一个数量级。这意味着它们走在不同的经济赛道上。但它们与数字时代新闻活动的关联是如此密不可分，以至于无法离开任何一方谈论所谓的“数字新闻业”。这是我们理解多元新闻行动者网络的一个前提，即意识到这些行动者之间存在深刻的异质性，这也是我们更愿意用“新闻行动者网络”概念去指称数字新闻实践主体的原因——它们实在太不像传统理解的“业态”了。技术平台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既是数字新闻活动的重要主体，又是内容型媒体栖身的小环境。比如像微信、微博、抖音这样的超级平台媒体，它们既直接受国家相关法规政策等制度大环境影响，又不断通过在自己平台上设立或改变游戏规则，改造内容型媒体的小环境。例如于2020年上线的微信视频号，微信官方一方面通过调整发布视频时长、打通公众号与视频号、上线直播功能等举措吸引包括企业、新闻机构、原生媒体等各类行动者入驻，另一方面又通过发布《微信视频号运营规范》、删除封禁违规账号等方式对使用者的账号注册、信息传播等行为做出限制（微信安全中心，2021）。平台媒体越大，对内容媒体及用户的吸附力和控制力就越强。从上文分析的数字新闻业的制度环境来看，总的趋势是各国对这类有超强聚合能力的网络技术平台巨头都在进行反垄断管制，并对实力相对弱小的内容型媒体予以制度保护。我们在更新后的“新闻行动者网络”示意图（见图1）中试图立体地表示新闻环境—平台型媒体—内容型媒体的相对位置。但这样一个形似“多层果盘”的示意图仍然是高度抽象和概括的，其中的对象本身就是下一层级的网络。比如，聚焦在平台型媒体这一类行动者上，会看到它们之间也有相当的差异和竞争。有些平台型媒体更偏向于技术/设备端形成的聚合力，比如苹果公司。2021年有一些研究报告提出，要重视智能手机制造商、网络运营商等纯发布平台，认为这会是新闻传播和消费领域的下一个创新风口（Franciska， 2021）。有些平台型媒体则偏向于算法技术形成的关系黏性，我们熟悉的那些互联网巨头企业就属于此类，它们通过各自不同的算法和产品设计，给不同的内容媒体搭建了不一样的传播小环境。报告第四部分会进一步讨论这些差异化策略，这里更想阐述的是平台媒体与内容媒体的关系。
　　平台型媒体与内容型媒体从总体来说是合作关系。因为就新闻实践来说，它们分别对应工作链上的传播与生产，是典型的分工合作。它们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围绕新闻内容收益分配产生的冲突，现在看来，解决这种冲突的方式主要靠“制度的手”来调节。
　　平台型媒体与内容型媒体如何合作？首先是靠内容型媒体对平台的适应。看看各大新闻媒体如何适应TikTok这个崛起速度最快的大平台就明白内容媒体被平台媒体改造的幅度有多大了：有研究分析了TikTok上入驻的5个头部新闻媒体的策略：美国《华盛顿邮报》主要依靠一个主播录制的创意娱乐内容和新闻速写；阿根廷《国家报》主要依靠主播挑选有趣的新闻文章并以独特的风格播报；法国《世界报》依靠幽默的知识性解说；美国NBC新闻的策略是发布搞笑短视频；英国BBC在TikTok上几乎不发布新闻，全是搞笑视频，且著名主播们有时也会出镜（施然，2021）。与其说这些著名新闻媒体想通过TikTok传播内容，不如说它们更想博得TikTok年轻用户对媒体品牌的“好感”。为了适应不同平台的特色，新闻媒体开发出“产品经理”、“社交媒体编辑”这样的新岗位。
　　其次，我们发现平台型媒体与内容型媒体之间往往会通过“中介组织”进行合作。比如有研究关注了视频直播服务公司Live U对电视新闻报道带来的影响。成立于2006年的Live U在全球13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3000个媒体客户，研究者发现电视媒体在采用LiveU的直播技术服务后可以大幅削减新闻直播支出（Ilan， 2021）。还有像Subtext这样专门为新闻媒体机构提供短信服务的平台，用户不仅可以在此接收到所订阅媒体发来的短信，还能通过爆料、提问、评价等形式同记者、编辑、播客主播交流互动（雨心，2021）。2021年研究者关注最多的还是MCN机构，也即Multi-Channel Network（多频道网络）。国外MCN机构的早期雏形是以“下一个网络”（Next New Networks）为代表的原创视频中介，它不从事内容生产，主要以聚集视频创作者、提供播放渠道、广告代理等为内容创作者提供服务。此后，YouTube平台收购了“下一个网络”并采取一系列举措支持该模式在全平台推行，从而推动了“内容中介机构组织下的规模化、工业化内容生产实践进程”（翟秀凤，2021）。兴起于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的国内MCN机构近年来也借短视频、直播行业的爆发迅速壮大（张培培，2021），在2021年已超过3万家（艾媒咨询，2021）。这些中介组织都是通过提供某种服务，方便内容媒体投身平台媒体，并获得更好的平台位置。有意思的是，大内容媒体和大平台媒体现在都在这个领域布局。据《传媒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21）》统计，2020年全国28家广电媒体共成立了36家MCN机构（崔保国等，2021）。国内媒体办MCN比较知名的有浙江广电黄金眼MCN、南京广电的奇迹畅娱MCN、山东广电闪电MCN-Lightning TV等等。目前MCN机构主要是推出娱乐内容，还不能将其视为一类主要的新闻行动者，但新闻人、新闻机构之间形成的正式或非正式合作组织，已经被研究者视为通过倡议、培训、协作等方式服务新闻业的一种新闻行动者新类型（刘天宇，罗昊，2021）。例如2020年初，来自30个国家的事实核查组织开展了对新冠疫情信息的协作核查，在项目中扮演组织协调工作的是国际事实核查网络（IFCN）这样的新闻合作机构（Abidi， 2020）。
　　最后，平台型媒体和内容型媒体还可能进一步“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比如平台媒体会开发自己的内容池，管理自己的内容生产团队和作者队伍，而内容媒体则会搭建自己的平台，推行“平台化”策略。但从目前的观察看，这两大类行动者的行动目标、组织逻辑和文化相差甚远，可能很难也没有必要完全复制对方的模式。平台媒体直接做新闻内容，且不说在国内有《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限制，不具备新闻采编资质。即便是谷歌、脸书和苹果公司也没有成立自己独立的新闻采编部门。反过来，国内一些主流新闻媒体开始尝试“平台化”策略，比如在自己的App上自建某某号，希望其他内容提供者入驻。这些媒体自建的小平台一是不成气候，本质上不具备真正的平台媒体那种黏性，虽然号称是平台化，但更像是一种策展模式下的多来源内容生产。更重要的是，主流新闻媒体建平台还有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即自建平台上的其他内容提供者会分享主流媒体的品牌，而这又是主流媒体不能或不愿接受的。新闻媒体的品牌价值、权威性是与内容质量、媒体地位等绑定的，是它最大的无形资产，不可能随意把平台上的其他内容提供者纳入麾下共享令名，但如果对其他内容提供者也用同样严格的方式管理，那就很难扩大平台的规模，而规模恰是平台能成为平台的核心。因此，完全融合或彼此取代是不现实的，目前看来平台媒体和内容媒体最合适的方式还是在承认和尊重彼此差异的基础上深度合作。
　　我们对内容型媒体之下的分类所指与去年报告中差异不大，仍然是既有媒体或传统媒体、原生媒体和（中国特色）的政务媒体三大类。当然这个分类的命名方式还可以再讨论，比如在中国语境下可能表述为“有资质的新闻媒体”、“泛新闻内容媒体”和“政务媒体”会更有可操作性。这三类内容媒体的关系很复杂，合作、融合、竞争都有，它们之间的人员流动也较为频繁。在国内我们已经看到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的一种路径是传统媒体与政务媒体合二为一式的融合，典型的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成立新闻传播中心，建立报网一体运行的工作体制。新成立的新闻传播中心负责《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新媒体的建设管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0），也有政务媒体采用让传统媒体托管的方式运营。这三类媒体中，原生媒体的来源和构成最驳杂，我们坚持认为是否进行持续的新闻性内容生产是判断其是否属于内容型媒体的必要条件，这样就把大量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偶然的新闻实践排除在外了，因为后者属于新闻使用和新闻舆论层面的环境因素，它们可提供新闻线索和素材、推高某新闻事件的关注度，以各种方式与内容媒体合作，但很难独自提供新闻“流通物”。我们很少看到偶然新闻实践产生的留言单独在网络世界流通，这些新闻实践的痕迹马上会被内容媒体捕捉、聚合、吸纳，因此主要的流通物仍然是被加工和快速生产出来的内容型媒体的产品。观察了不少原生媒体的发展轨迹后，我们发现内容生产者有持久的内驱力、有持续“涨粉”的激励、经济收益至少能自给自足，是独立原生媒体从爱好副业向全职转换的三个必要条件。尽管一些观点认为做原生媒体的红利期已过，但转换通路仍在。此外，国内外都有不少从传统新闻媒体“离职”的记者创办原生新闻媒体的案例，在新闻业创新、转型话语常被“商业主义”笼罩的情况下，这一类原生新闻媒体似乎是更具理想主义色彩的行动者。比如秘鲁2021年新诞生的Epicentro TV就是6位记者不满自己原先所在传统媒体的报道，离职后创办的新闻合作机构。这些记者认为，秘鲁传统媒体的新闻可信度正在遭受巨大危机，只有依靠自主创立的原生新闻机构才能继续从事真正的新闻工作（Nalvarte， 2021）。这一两年来，国内来自原生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反向批评也越来越多了，对社会热点缺席、在敏感话题上沉默、犯了专业知识错误、过度宣传等，都可能成为原生媒体批评传统媒体的理由。当然原生媒体的差异性非常大，有洗稿、抄袭、编造、炒作、伦理失范等问题的内容号仍为数众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多元新闻性行动主体的基本格局存在，驳杂的原生内容媒体也会在制度规范、竞争和边界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分化、淘汰。
　　总之，数字新闻业正在成型。从我们对新闻环境和各类新闻行动者关系的观察来看，制度调控加强、关系路径逐渐明确，表明数字新闻业“再专业化”之路也许已经进入了快车道。本年度报告希望用调整以后的“新闻行动者网络”示意图，体现以上观察结论。
　　
四、2021年全球新闻创新重要行动述评
　　创新本质上是行动，而且是新的、创造性行动。从今年开始，我们会在梳理评述新闻创新现象、表现、效果时，更明确地把“新行动”放在中心，更看重行动者做了什么而不是说了什么，而且尽可能在不同语境和历时性比较中评价和讨论某类“新行动”的价值。通过系统文献分析，我们总结出2021全球新闻创新十二种重要行动，并按照行动指向与目标的不同，将它们分为三大类型，分别是：调适性新闻创新、关系性新闻创新和生产性新闻创新。调适性新闻创新是指向新闻环境的（environment-orientation），是新闻管理者研究者对新闻环境的制度设计改造，也是各类媒体行动者识别环境变化调适自己行为的创新类型；关系性新闻创新是指向新闻行动者网络的（JAN-orientation），是新闻行动者对新闻活动相关方（如信源、受众）和其他新闻行动者进行关系管理，并在动态变化的新闻行动者网络中争取优势位置的创新类型；生产性新闻创新是指向新闻本身的（news-orientation），是新闻行动者在新闻性内容制作与传播的工作链条上推行新方法、打造新产品、确立新标准等，以获得公众和社会认可信任的创新类型。通过对新闻创新行动指向和目标的分类，我们得以更进一步地讨论和评价以下列出的十二种新闻创新行动（表2　表2见本期第47页）。
　　（一）对调适性新闻创新行动的分析和评议
　　随着互联网平台公司日渐成为一种社会基础性要素，在经济、社会领域展现出独特基础性乃至垄断性地位（李良荣，辛艳艳，2021），各国政府在过去两年间“不约而同”地针对数字技术巨头展开规制行动。总的行动趋势是：限制平台型媒体的垄断趋势、要求平台型媒体承担更多内容审核责任、保护内容性媒体的著作权益、保护公民的数字安全等。我国还有多项政策和行业指导文件，对有资质的新闻媒体给予比较严格的制度保护，其宗旨应是提高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和公信力，塑造清朗健康的网络舆论空间。但制度设计的动机、目标与结果往往不是一回事，对重要法规政策的具体执行与效果都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看其是否切实优化了新闻传播的制度环境。比如，在研究者看来，一些国家颁布的法律对新闻业是有伤害的。如英国政府提出要加强《官方机密法》的咨询建议遭到记者的反对，认为该法案表面上是为了阻止外国间谍，但对新提案的仔细解读发现，它同样是为了阻止记者、举报人和消息来源（Lashmar， 2021）。除了各国政府密集出台的法规政策外，学者和媒体研究机构也在讨论“拯救新闻业”的方案，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之下。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学者提出《拯救新闻业：后新冠世界的愿景》报告，先审视了世界各地提出的“拯救新闻业”方案，综合比较后提出了以下四大举措：政府对新闻业进行资金救济，增加基金会、慈善机构等对新闻业的投资，新闻媒体要建立新的商业模式，让科技巨头为新闻买单（McInerney， 2021）。其实这份拯救新闻方案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学界提出的拯救新闻方案没有多少区别（王辰瑶，2018），它的价值可能在于再一次重申了那个人们已经知道但还迟迟没有做出相应行动的事实：新闻很重要，新闻很脆弱，新闻为全社会服务，新闻需要全社会支持。
　　美国一项调查显示，53%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经常”或“偶尔”通过社交媒体了解时事，并且不会将选择局限于某个平台（Shearer & Mitchell， 2021）。为了争夺使用者“注意力”、黏合不同使用者，平台媒体制定了差异化的算法策略，如Facebook是Instagram的母公司，但两者在社交平台上的内容推荐算法不同，前者优先考虑评论、分享、反馈和参与这四个因素，后者更看重兴趣爱好、人际关系和新近度三个因素（汪尧，2021）。此外，平台媒体也不断开发新功能，制定新规则，如国内剪映、知乎等多家内容平台都上线了图文转视频功能，以服务于短视频创作者；微信上线视频号功能后吸引了生活、民生、感情、影视娱乐等多个领域的内容创作者；新浪微博内测了“炸毁评论”功能，让用户可以选择“炸毁”自己微博下方其他用户发表的评论。也许每一个平台媒体都梦想成为超级App，但客观上它们不得不采用差异化竞争策略，搭建有特色的使用小环境，这也给了看似弱小的内容媒体面对庞大平台时的选择权利。研究者对微信公众号、企鹅号、头条号、百家号等平台上内容创作者的调研发现，面对平台的劳动控制，内容创业者也有“弱者的武器”来维护自己（刘战伟，李嫒嫒，2021）。
　　在技术的客观影响、政策法规的刚性影响、各类平台的差异性规则影响之下，各种新闻行动者虽然弱势，但也有柔韧顽强灵活的一面。它们为在环境变化中生存下来，也发展出了很多创造性行动，大体来说就是规避风险和资源利用两类。比如有研究提到墨西哥记者群体如何在社会暴力频仍、民众支持度不高的环境下工作，也有研究提到阿拉伯调查记者如何克服制度环境的不利影响。具体措施是高度语境化的，但总体方向是明确的，就是用更高的专业性和更灵活的合作来规避风险。国内也有“当事人发声”这样的栏目，作为并不具备新闻采编资质的“行动者”，避免使用新闻、记者、报道这样的字眼，“缓和了媒体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与政策的刚性约束之间的矛盾，迂回地实现了他们向新闻领域的推进，进而收获点击量、广告收益和公共关系”（林羽丰，古玥，2021）。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很多新闻行动者尤其是相对独立的原生媒体人，尽管都非常担心碰红线、被炸号、关小黑屋，但“做事的空间”还是存在的。充分利用规则和现有资源，就是开拓“做事空间”的必要手段。比如有学者对TikTok上一些媒体、记者账号进行了访谈，很多记者并不认为TikTok短视频的技术规制限制了他们的使用，反而认为，十几秒的短视频可以让他们更好地思考如何浓缩内容，突出爆点，并在不同场景下搭配使用。他们还对Tiktok算法和内容推荐机制进行逆向工程，以获得更多平台推荐（方师师，2021）。新闻人和新闻媒体在新闻行动者网络中处于结构上的弱势，常常是被影响而不是施加影响的一方，不能过分夸大它们调适性行动的效果，但灵活、柔韧、合作和创新，可能正逐渐成为新一代新闻人的形象标签。
　　（二）对关系性新闻创新行动的分析和评议
　　技术赋权降低了各类行动者入场新闻领域的难度，却不可能无限增加用户使用新闻的时间和注意力，因此各类新闻行动者不得不在错综复杂的新闻行动者网络中为得到一席之地而努力。首当其冲的还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备受关注的新闻业可持续性问题。去年我们在报告中分析了新闻业的多种可持续模式探索，但总体来说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今年我们也是同样的观点。虽然美国有几家大型商业新闻媒体2021年在付费订阅方面展示了强劲增长的势头，如《纽约时报》在第二季度就突破了付费订阅800万大关，甘尼特报业集团增长了约140万名数字订阅用户，《华尔街日报》数字订阅数第二季度增长21%等（全媒派，2021b）。2021年国内财新传媒也以70万付费订阅用户量位居全球第10，成为国际报刊联盟（FIPP）发布的《2021全球数字订阅报告》中唯一入围榜单的中国媒体（财新，2021）。但好消息似乎只属于少数媒体“优等生”，它们有很多探索内容付费的创新经验值得借鉴，但现实的残酷在于，新闻付费市场是有限的，不可能支撑新闻业整体完成从广告模式到内容付费模式的转变。《纽约时报》式的成功转型是建立在它从全国乃至全球新闻市场上汲取付费用户的基础上取得的成绩，故事的另一面则是地方新闻媒体的凋零、新闻荒漠化程度加重。当然，这不是媒体优等生们的错，但新闻市场结构失调的风险必须向全社会警示。美国学者厄舍（2021）从“空间”和“场所”的角度揭示了美国新闻业在应付“盈利危机”的过程中所造成的新闻资源进一步失衡的危机风险，很值得警惕。各国政府也越来越意识到新闻业这种“商业失灵危机”（Meese， 2021），倾向于用制度来加以调整，这也是近两年来新闻制度环境变化频繁的重要原因。还有一种被用来解决媒体可持续生存问题的创收方式，不论是叫“品牌宣传”、“品牌内容”、“赞助内容”还是别的什么名称，本质上就是广告。研究者称之为“媒体发布的由品牌赞助商付费的‘类新闻’内容”，这些内容与媒体长期稳定的新闻文本形式、风格都高度相似，是一种模糊新闻与广告传统边界的嵌入式营销（Hardy， 2021）。在生存压力下，本来已经形成了的新闻与广告分开的职业禁忌又在各种创新名词包装下复活，这是需要格外警惕的现象。媒体不是不能做广告，而是要把新闻内容和广告分开。怎么有艺术地分开，可能会有与过去不同的做法。观察一些原生媒体人如何对待“恰饭稿”（指付费广告文章）以及如何与粉丝交流接广告的问题是很有趣的，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品牌广告本身不是新闻创新，但如何用新的方法区分新闻和广告可能是一个新闻创新的方向。但国内一些地方媒体还是在混同这两者关系，一项研究对中国东南某报业集团记者的深度访谈发现，对地方政府进行正面报道以换取财政支持的“品牌宣传”形式，在媒体财务危机的背景下，被记者们作为“权益之计”给合理化了（Xiong， Liu & He， 2021）。这种做法虽然能给当地媒体带来短期经济救济，但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损害地方新闻质量、报道边界收缩、损害地方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等长期后果（Wang & Sparks， 2019）。
　　除了经济可持续性问题需要探索外，媒体行动者还需要主动建构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来获取优势位置。媒体融合就是其中一大类型，在国内已经探索经年，进入深度融合阶段了。2021年文献报告较多的一类行动是国内专业新闻机构自建开放平台，并被称为不同于平台型媒体的“媒体型平台”。有研究者细致考察了澎湃号、南方号和新京号，发现入驻媒体型平台最多的是政务媒体（蔡雯，葛书润，2021）。这与我们在“新闻行动者网络分析”部分的分析类似，国内传统主流媒体很难真正“平台化”，可能在体制内与政务媒体联手甚至深度融合，小规模地发展编外内容作者队伍（类似传统媒体过去的通讯员模式）以及在主流媒体之间搭建“优质内容交易平台”（刘庆振，2021）更符合媒体自身的逻辑。我们并不认为，主流媒体的“平台化”可以大幅度借鉴平台媒体的逻辑，更不认为它们可以取代平台媒体。虽然用了“平台化”策略这样的表述方式，但本质上仍然是同类或相近内容生产者的合作，与社交媒体平台所说的“平台”不是一个类型。
　　协作是新闻行动者最重要的建立同盟合作关系的方式，它既包括新闻从业者、新闻组织之间的协作，也包括新闻从业者、新闻组织与其他群体、组织之间的协作。去年我们已经介绍过协作式新闻创新的多种方式，今年看，新闻协作的范围更加扩大，跨组织、跨行业的协作更普遍。研究者也关注到那些不那么显眼的中小型网络当中“自下而上”的协作，参加这些协作项目的记者认为，他们只需较少的资源和经验，就可以加入自下而上的、组织形式不那么严格的合作网络，并对协作工作和个人体验感到满意（Heft， 2021）。可见，协作不一定需要投入很多资源，甚至个人也可以建自己的同事网络，从小规模人际交流开始，以灵活、非正式、不影响正常工作的方式展开。让协作顺利的最重要因素是协作者有共同的目标以及有共同遵守的基本规则。以此来看，国内以“数据”为连接点的“新闻+治理”方向的媒体与政府部门跨组织协作模式是比较有潜力的创新，目前已有像四川日报全媒体这样比较有知名度的案例。四川日报全媒体重点建设“数据共享平台”、“智能融媒平台”和“社会治理平台”，在疫情期间能为用户提供“同乘查询”、“云医院”这样可直接参与疫情防控和社会治理的实用工具（姜明，王欢，2021）。我们之所以认为这样的协作模式比较容易成功，是因为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对体制内党媒的信任程度高，数据又是一种相对客观的信息，比较容易成为连接点，而且又可应用于政府部门所需的社会治理目标。协作目标和动力都具备，如果新闻媒体能探索有效围绕“数据”的收集产出工作方式，解决好信息公开与内参决策的关系，这类协作创新未来可能被更多地方新闻媒体采用。
　　参与式新闻也是协作创新的一种，它主要指新闻行动者调动、组织公众参与到新闻实践中来。过去参与式新闻常被认为是一种PUGC模式或众包模式的数字新闻生产，现在看来，参与式新闻对新闻业的意义远不止新闻生产创新。今年报告观察到的情况是，参与式新闻创新可深入地理和网络社区，与民众产生更紧密的关联。如哥伦比亚新闻自由基金会（FLIP）为解决哥伦比亚当地新闻荒漠化问题而提出的移动参与式新闻创新项目Consonante，做法是住在城里的记者通过招募和提供认证课程的方式教当地居民用移动设备报道当地新闻。参加这一项目的当地行动者住在远离城市的地方，但对当地社区有责任感，对新闻业有兴趣。当地没有新闻媒体，但参与者与记者协作的新闻报道可通过WhatsApp和Facebook上的当地人在线社群传播（Higuera， 2021）。巴西东北部也是新闻荒漠化严重的地区，在那里有七成以上的城市没有本地新闻媒体。一家数据新闻机构Tatu开始采用参与式新闻模式，让当地人参与对本地事物的报道。比如Tatu在疫情期间做的一个很成功的参与新闻项目是“Maceió的洗手液在哪里？”（Maceió是巴西Alagoas州首府），旨在调查疫情期间哪些公共场所有酒精凝胶洗手液，当地居民提供数据并可直接在项目上显示出来。数小时内，该应用就被点击了4万次（Estarque， 2021）。有意思的是，尽管传统新闻编辑室的记者对网民在线评论式的“参与”常有负面评价，有时甚至视为对新闻业的威胁（Wolfgang， 2021），但深入社区的、与参与者关系更密切的参与式新闻则被寄托了遏制新闻荒漠、促进社会民主的美好信念。
　　（三）对生产性新闻创新行动的分析和评议
　　新闻生产领域，从选题、素材获取、核查、组装到叙述、推送、互动等，在“数字化”影响下，新闻工作链条变长了，新闻工作场景也变得复杂了，给创造性行动的空间也变大了。今年的报告也显示出生产性新闻创新行动的创造力，我们总结出的2021年全球新闻创新的12个重要行动，有近一半都在这个领域。但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被认可，学界对该领域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做法开始抱以审慎的态度，说明随着创新的普遍，对创新本身的理性反思也在增加。
　　数字化对新闻生产的影响不仅在前台产生了“数据新闻”这样新类型，更在于它进入新闻生产的后台，成为重要的控制力量和效率工具。因为隐藏于后台，如果不是借助新闻记者和学者的报告，这些重要的变化很难被看见，社会对此的感知度也不高，但我们认为这是生产性新闻创新行动中对新闻业影响最大也最深远的一类。如在判断新闻选题上，平台媒体利用自己的海量数据，提供热点追踪工具。如新浪开发的“鹰眼”系统就利用微博平台的丰富数据形成一个热点线索“资源池”，可以帮助采编团队“对新闻热点的酝酿、引爆、爆发、传播过程进行建模，通过对某一热点新闻阅读量、转评量、点赞量的变化分析，发现潜在的新闻热点并第一时间向用户推荐”（张志安，姚尧，2021）。类似“效率”工具高度契合新闻生产逻辑，新闻工作中的选题判断、报道角度选择、发布位置、停留时长决策等都可以让客观的数据指标来决定。在很多国家的新闻编辑部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新闻工作度量化、指标化的趋势，表明这种创新正在扩散。但是这样的创新也给新闻编辑部带来了“度量焦虑”，一项研究考察了比利时Mediahuis集团旗下四家新闻机构将指标工具纳入新闻生产和工作考核的过程，发现质报和资深记者比量报和年轻记者对这种做法的态度要消极保守得多，有意思的是高质量报纸的读者也对被指标改造后的新闻文本不太认可，这也印证了一些记者的看法：只有新闻作品“真正丰富”才能增加读者的阅读时间，而不是为使其丰富而加入图片、视频或人为制造“悬念”（Hendrickx et al.， 2021）。指标，的确可以提高新闻生产效率，但如何使用数据指标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只有始终对新闻本身负责，才能把指标作为有效的工具而不至异化为对指标负责。国内一些媒体提出了不同于平台数据的“主流媒体算法”，本质上就是把价值判断引入数据，其是否能破解新闻生产数字化进程中的指标困局，值得持续关注。总之，我们的看法与路透研究所一份报告的看法相似：指标工具应成为新闻人的助手而不是主人。“指标实际上只是一条通往我们新闻之根的新途径”（Gamperl， 2021）。
　　在新闻作品方面，“沉浸式新闻”已被讨论了多年，对其叙事效果的描述很多，但与新闻真实之间的深层矛盾始终无法解决。一项研究通过27位VR内容创作者的半结构化访谈讨论了VR新闻的客观性问题。结果显示，VR新闻记者努力在VR产生的主观性体验和传统新闻业的真实性声称之间寻找平衡，他们意识到VR新闻的主观倾向以及可能带来的操纵受众的风险，认为VR新闻呈现的主观文学风格是“接近真相”的工具（Mabrook， 2021）。其实这个结论一点也不新鲜，在新新闻主义、报告文学兴盛时都曾出现过类似话语，但最终都没有办法解决文学性和新闻性之间的问题，只能以交叉文体的方式存在，可能会偶尔绚烂，但长期来看始终在新闻作品领域处于边缘位置。“沉浸式新闻”可能也难逃这样的命运。追求新闻效果，或者用被访者的话说“追求共鸣”，对任何内容创作者来说都有强大的吸引力。用VR、MR、AI为读者重建“身临其境”的效果，用游戏将读者化身为主角，这些手法本质上都是在追求新闻故事能引发人们共鸣的效果。在这条路上，还可以有更多创意，比如把新闻事件变成戏剧搬上舞台表演的“舞台新闻”（news on stage）（Catherine， 2021）等。我们建议，对这类基于真实新闻事件的再创作，不论是用文学、影视、虚拟现实叙事还是戏剧、诗歌，一律可归为“新闻改编”。本质上它们属于“现实主义”艺术生产，只是因为现代社会新闻媒体的发达，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故事很多都以“新闻”的方式为人所知，拉近了新闻与现实主义艺术的距离，也造成了两者间复杂的关系。新闻媒体因为掌握更多“真实故事”的资源，又有新技术的加持，自然会侵入原先的艺术领域，形成很多“XX新闻”的说法，但这样的跨界会不会混淆传统新闻业对真实性的追求？追求真实性不同于追求真实感，我们宁愿采用更为保守的立场，建议不要轻易把这类作品当成新的新闻类型。在新闻奖评选的时候，可以为它们单独设一类“新闻改编”奖。
　　与追求效果和故事性相反的新闻形式变化趋势可能更值得关注，这种变化很平实，往往被认为是不值一提的。路透《数字新闻报告2020》提到，在受访的40个国家的新闻用户中，每6个人中就有1人每周会通过新闻简报获取信息（Newman et al.， 2020）。新闻简报也被当作发展付费用户的关键一步，《纽约时报》、《经济学人》都采用了类似做法（陈光秀，2021）。还有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与智能手机制造商、电信运营公司合作，通过手机“锁屏空间”和短信方式来传播新闻。这些变化都可统称为向“短新闻”回归，这不仅说明“真短快活强”这样的新闻传统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表明这个方向的新闻创新也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行动者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把“短新闻”与各种数字应用场景关联起来。比如Telegram上的新闻就以简洁著称，有研究访谈了新加坡的29位用户，他们认为Telegram新闻频道发送的信息“刚刚好”、“只是我需要知道的标题”。Telegram在上下午各推送三条新闻，不让用户感到信息过载，并保持干净简洁的用户界面，这些特征符合数字时代用户的“新闻游牧”（news grazing）需求（Lou et al.， 2021）。这与一百二十多年前英国北岩勋爵提出“为忙人办报纸”的理念如出一辙，不同的是，现在的新闻行动者需要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不让过多的新闻把读者淹没，让他们感到“刚刚好”而不是新闻倦怠。
　　同样从方便用户角度考虑的音频新闻，近两年的崛起速度也很快，未来可能还有较大创新空间。相比于文字、图片和视频，音频是最解放人的，它允许听者同时做别的事，而不需要固定在接收设备前。语音智能设备的快速发展，让音频新闻在手机、电脑之外有广泛的传播渠道。《纽约时报》、BBC都开始通过智能音箱来发布新闻（Turow， 2021）。此外，语音自动生成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使新闻报道语音化几乎没有技术门槛了，最能享受到这一技术红利的是以文字为符号的纸媒和图书业。除了文字的语音符号化之外，不少媒体还积极拓展声音新闻业务。比如让被报道者和记者讲述他们经历的播客新闻，在个人化和情感表达上探索新闻表达的新方式。虽然这种探索也带有让听众“沉浸”在故事中，产生情感交流共鸣的诉求，但它是真人“讲述”，而不是再造一个虚拟现实，在真实性问题上没有太大障碍。有研究对全球知名新闻机构十几位沉浸式报道制作人访谈后，认为虚拟现实技术应用放缓，新闻界应用这项技术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记者开始寻求其他方式比如音频表达和空间位置等来创造新的讲故事方式（Goutier et al.， 2021）。我们认为虚拟现实和音频在新闻创新空间的此消彼长，是符合新闻规律的趋势。
　　最后谈一下新闻的风格，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眼下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问题。一篇关于CNN枪击案报道在线评论的研究较为典型地呈现了这种困惑。研究发现网民的批评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媒介批评，转而质疑这种新闻文化本身，比如过于强调犯罪者、记者进入公寓侵犯隐私、助长窥私欲等。甚至把记者称为“秃鹫”和“豺狼”，指责他们的新闻报道行为是“围捕猎物”（Kananovich & Perreault， 2021）。对外部批评保持开放虚心的态度，是保持系统内部健康活力的重要途径。但令人不安的是，一些网民的批评似乎不是批评新闻业做得不好的地方，而是在批评新闻工作本身。按此标准，犀利的提问、抢新闻，以及对这种工作方式的展现，都可能被视为“冒犯”。这个问题令人深思。良好的新闻当然应该体现出尊重、平等、对话的意识，但新闻记者在工作时是否要把“不冒犯所有人”作为自我审查的标准？这种不冒犯的标准怎么衡量，由谁衡量？舒德森当年为“不可爱的新闻业”辩护的理由今天还能成为网络社会的共识吗？这些问题看上去是新闻的风格，实际上是全社会对“新闻应该是什么样”的共识。如今这种共识的基础处于某种危机之中。我们观察到的是，新闻的风格变得“可爱”了。新闻叙述者放低身段讲话，萌化、拟人化的表达方式流行。当然，受众也并不喜欢矫揉造作的“可爱”，新闻报道受欢迎的风格关键可能是要有“幽默感”。有研究通过对英国两家数字原生媒体大选报道的文本分析，发现语言幽默和视觉幽默（如表情包）元素都可能让受众转发报道（Dennis & Sampaio-Dias， 2021）。“幽默”是传统新闻中很少见的风格元素，但也许未来会更受重视。“个人化”、“娱乐化”是新闻风格中被讨论较多的议题。过去，反对“新闻娱乐化”是学界共识，也是严肃新闻的自我要求。但这些边界早已被动摇。央视记者王冰冰作为主流IP走红，人民日报、新华社等纷纷推出说唱作品，谐音梗、网络热词等更是常见于媒体标题。新闻业盛行“可爱风”，这有助于提高人们对新闻职业的认可吗？这也是一个需要长期观察审慎对待的问题。
　　
五、总结
　　连续两年进行全球新闻创新报告，也让我们逐渐明确了本报告的特色和定位。它不是对一年传媒大事件的盘点，也不是对新闻业下一年趋势的预测或是对创新优异者的评选，而是在来源广泛的文献基础上按照一定框架搭建起来的对全球新闻创新现象进行宏观评述的理论分析报告。“新闻环境—新闻主体—新闻创新行动”是我们分析这一全球新闻创新现象的框架，“新闻行动者网络”和“新闻创新行动类型”既是我们的分析工具，也是报告中随经验现象变化而更新的成果。通过理解新闻环境变化，分析数字新闻业多元实践主体及其关系的变化，我们对形形色色的新闻创新行动有了更清晰的评价标准——不仅看其一时的热度，更在意它可能对数字新闻业结构和新闻环境产生的影响，以及它是否符合新闻规律、能否持续下去等。我们在报告中尽可能充分地说明眼下如此分析判断的依据，但也秉持开放的心态，随时准备根据新的经验事实修订观点。
　　本报告的主要观点可总结如下：
　　1.新冠疫情给全球新闻业造成沉重压力，但也提升了公众对新闻业的需要和信任。在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和新任务下，新闻业加速创新。
　　2.新闻业追逐新技术的热度有所降温，更为看重各种新旧技术与数字新闻实践的适用性。
　　3.制度调控加强，多元新闻行动者关系逐渐明朗，数字新闻业可能正在加速成形。
　　4.平台型媒体与内容型媒体组织逻辑和行为目标相去甚远，它们很难彼此取代，但可密切合作。双方都在布局内容聚合与服务的中介机构。
　　5.内容型媒体虽然处于结构弱势，但也有柔韧灵活地进行创造性行动的空间。总的行动方向是：基于真实性基础的更高的专业水准和更灵活广泛深入的协作。
　　6.国内传统媒体与政务媒体的深度融合，以及以“数据”为连接点进行媒体与政府部门的跨组织协作可能是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的一条可行路径。
　　7.少数新闻媒体成功完成从广告模式到内容付费模式的转型，但这一路径已被证明不可能成为新闻业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整体方案。地方新闻业发展困难、新闻荒漠、新闻资源进一步精英化等不平等加剧的征兆，以及借创新之名复活的混淆新闻与广告的错误做法，值得警惕。
　　8.舆论环境表现出“符号敏感”特征，新闻业盛行“可爱风”。社会尚需重新达成新闻以及新闻工作应该是什么样的文化共识。
　　9.数字化对新闻生产后台的影响会深刻改变新闻业，新闻指标管理、自动化等工具已经部分承担了“把关人”角色，但也造成“度量焦虑”。如何用好工具而不是被工具异化，是这类新闻创新要坚守的底线。
　　10.新闻创新行动必须符合新闻规律。虚拟现实技术和音频化在新闻内容创新应用上此消彼长，短新闻回归等现象都可用新闻真实性和追求效率等规律来解释。人们对新闻创新本身的理性反思在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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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执笔：王辰瑶，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新闻创新实验室主任；刘天宇，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全球新闻创新研究团队其他成员为：秦科、马芸熙、张启锐、秦子媛、罗昊、封丽、王存双、杨晓涵。如有对全球新闻创新报告的批评和建议，欢迎致信新闻创新实验室，邮箱：jil@nju.edu.cn。本文为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媒体新闻生态系统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XWA0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