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沛楠 史安斌
　　【本文提要】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的背景下，全球新闻传媒业继续在以流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为特征的“乌卡”（VUCA）时代探索新的方向与进路。本文从全球传播的议题转向、数字反垄断走向平台治理、中国数字企业模式出海渐成气候、新闻生产的远程协作兴起、元宇宙背后的数字迷思，以及Z世代崛起带来传媒业话语转型等六大热点议题入手，对2022年的全球新闻传媒业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与分析。
　　【关键词】全球传播 新冠疫情 平台治理 元宇宙　Z世代
　　【中图分类号】G210
　　虽然2021年新冠疫情持续在全球蔓延并产生多个传染性更强的变种毒株，但疫情笼罩下的国际社会也进一步意识到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危机的重要意义。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在疫情笼罩下艰难举办，奥运口号则在人们所熟悉的“更高更快更强”之后增加了“更团结”（Together），呼吁全人类在危机面前紧密协作。但在“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新冠疫情带来的社会分化继续加剧，大国间的对抗未能出现缓解之势，拜登满怀豪情许诺的“美国回来了”变成了引发全球网民群嘲的“美国回家了”。
　　在竞争与协作并存，困境与出路同在的2021年，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全球新闻传媒业继续在以流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为特征的“乌卡”（VUCA）时代探索新的方向与进路。2021年1月6日特朗普的支持者“占领国会山”导致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因此封禁特朗普账号的行为则引发国际社会对于数字巨头权力扩张的担忧。塔利班重新执掌阿富汗政权改变了中东局势，西方媒体对阿富汗问题的偏见性报道激起关于“东方主义”的批判声浪。脸书宣布更名Meta进军“元宇宙”，一方面为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另一方面也被质疑更名是为了逃避侵犯用户隐私指控的“金蝉脱壳”之术。
　　在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媒介化”（mediatization）的时代，传媒业与社会发展和国际格局变化产生更为密切的关联。在此背景下，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继续与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实验室、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等国际知名研究机构开展合作，访谈国际知名学者和业界高管，对2022年全球新闻传媒业面临的机遇、风险和挑战进行前瞻性的预测。本研究在上述访谈调查的基础上，从全球传播的议题转向、数字反垄断走向平台治理、中国数字企业模式出海渐成气候、新闻生产的远程协作兴起、元宇宙背后的数字迷思，以及Z世代崛起带来传媒业话语转型六个维度出发，剖析2022年全球新闻传播的发展趋势，以期为国内同行提供镜鉴。
　　
一、全球传播的议题转向：南方国家引领气候变化与公共卫生议题
　　2021年岁末，白宫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举行了所谓“世界民主峰会”。但在峰会当天，优兔（YouTube）直播时却选择关闭评论区，引发全球网民的揶揄。与此同时，包括美国主流媒体在内的全球各国媒体则批评“民主峰会”凸显了美国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的傲慢与专制。
　　“民主峰会”在全球媒体和舆论界遭到冷遇，充分说明美国首先需要修复的就是本国的民主机制。特朗普执政时期包含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言论对于保障少数族裔基本权利产生破坏性的伤害，美国新闻业需要在这一领域持续发声，促进平等主义价值被更为广泛地接纳（Mergerson， 2021）。在来自“全球南方”的媒体人看来，当前的全球传播被少数西方媒体垄断，由于国际新闻的采编部门内部存在高度同质性，造成国际新闻报道——特别是一些争议性议题的报道——缺乏具有多样性和平衡性的视角（Parthasarathy， 2021）。
　　无论种族主义问题还是民主政治的争论，传统的全球传播议题都难以完全摆脱西方设定的话语框架。但近几年来逐渐引发公众关注的公共卫生和气候变化等新兴议题，将在未来成为引领全球传播话语博弈的新场域。全球南方在这两个议题上所推动的全球传播“议题转向”值得进一步关注。
　　新冠疫情持续蔓延使公共卫生报道和健康传播研究陡然成为“显学”。从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特朗普将其称为“中国病毒”，到病毒的变种毒株奥密克戎（Omicron）由于首次在非洲发现而被冠以“非洲变种”的污名，西方媒体仍然沿用东方主义的框架理解和描绘这场全球性危机，并未意识到这种“主体—他者”的二元对立已经无益于解决全球化语境下的公共危机事件（Wahutu， 2021）。对于全球南方而言，新冠疫情要求各国强化本国公共卫生领域的报道，以建设性而非“主体—他者”二元对立的框架在国际社会发出声音，并以此扭转疫情议题污名化。从这个维度出发，对于打破全球传播领域的话语不平衡也有积极的助推意义。
　　在格拉斯哥COP26气候峰会和昆明COP15《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等全球论坛相继举办的背景下，气候变化的争议伴随着“碳中和”、“碳达峰”概念的流行再起波澜。但对于长期身处一线报道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记者来说，他们在西方主流媒体眼中可能被视作“具有偏见的党派分子”，而难以将自己的观察和报道推向更广泛的受众。但他们在一线的报道事实上为应对气候议题提供了最为直观和宝贵的一手材料。围绕着热带雨林保护、减排和全球变暖等热门议题，全球南方的新闻业者需要更加积极地投身气候议题报道中，并尝试揭露掠夺性资本和西方媒体对于这一议题的操控和垄断，进而推动气候和环境问题被更多关注和讨论（Viana， 2021）。
　　显而易见，气候和公共卫生不再仅仅是科学和政策议题，同时也正演变成为外交和国家安全议题（Freedman， 2021）。如果说“民主峰会”凸显了当前全球传播领域固有的话语不平衡与观念偏见，那么全球南方的新闻业者在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努力为打破这种不平衡提供了可能。在新冠疫情常态化与“双碳”目标提出的背景下，中国的全球传播实践也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发力，作为撬动当前不平衡的全球传播格局的支点，推动后疫情时代全球传播新秩序的建立。
　　
二、平台治理：数字反垄断进入深水区
　　反垄断正成为悬在全球互联网公司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美国众议院已经审议通过包括《终止平台垄断法案》和《平台竞争和机会法案》在内的六项关于科技企业反垄断的一揽子法案，以立法形式对数字平台的垄断地位发起挑战，随即引发谷歌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的强烈反对。有学者认为，在反垄断逐渐成为互联网治理的核心问题时，美国对于互联网企业的限制将使自己在与中国和欧盟的科技产业竞争中处于结构性劣势（O’Brie， 2021）。但事实上，中国与欧盟在2021年同样对互联网企业的无序扩张进行了强有力的规制，这说明数字反垄断已成为全球的共识。
　　在此基础上，未来的数字反垄断将向更具建设性的平台治理的思路转变。这一转变将包含内部边界重构与跨境共识形成两个维度。在一个地区和国家内部，反垄断将重新划定互联网企业的权力边界。谷歌和脸书等平台媒体进入新闻业，对于流量和内容分发的控制以“卡脖子”的方式遏制了新闻媒体直接接触受众和广告商。各大数字巨头每年超过80%的收入来自原生广告，这使得它们有更大的驱动力去侵犯用户隐私、捕捉用户偏好，并以精准推送的形式增加用户使用时间（Benton， 2021）。
　　针对上述问题，美国和澳大利亚相继出台法案，允许新闻媒体与数字平台进行集体谈判，以限制平台过度膨胀的权力。相关法案并不是为了限制互联网企业发展，而是为了促进新闻业与互联网企业之间利益与价值的再平衡，保障新闻编辑部作为内容生产者应得的利益，进而推动平台获取并分发高质量的专业新闻内容。相关立法的背后体现了平台治理的逻辑，反垄断更多的是一种手段，其终极目标是平衡由于互联网出现而失衡的利益攸关方的权益，并推动社会总体利益的增加。
　　在跨国合作层面，跨境数据领域的共识形成将是未来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重要议题。美国和澳大利亚在《澄清境外合法使用数据法案》（CLOUD Act）的框架下达成双边协议，允许双方执法机构访问对方的数据以遏制跨国数字犯罪行为。这种双边协议为跨境数据流动提供了新的思路，一定程度上调和了跨境数据流动治理中数据主权和数据自由流动之间的冲突。
　　但这一共识的形成仍然面对严峻挑战。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的一份行业报告将跨境数据流动的阻碍归纳为隐私与安全、数字主权、信息保护和执法监管四个维度。包括墨西哥和南非等全球南方国家在推广数字经济过程中，将数字支付等体系视作国家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进而对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所带来的国家信息安全风险抱有怀疑态度（Cory & Dascoil， 2021）。跨境数据流动在全球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分歧能否弥合，将对跨境数据的流动形式和范围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无论内部的边界重构还是跨国的共识形成，都预示着全球互联网治理从单一的立法限制互联网企业迈向重建赛博空间规则的“深水区”。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指出，硅谷长期仰赖的“先建立后修补”的互联网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下去（Nye， 2022）。伴随反垄断立法和平台治理的深入，各国政府未来将进一步评估互联网企业及其数字平台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中扮演的角色，为赛博空间这个曾经的“法外之地”划定清晰的规则边界。
　　
三、模式出海：中国数字媒体的海外影响力日渐增长
　　在全球数字媒体和互联网应用领域，美国长期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以“狼牙”联盟（FAANG， Facebook、Apple、Amazon、Netflix和Google）为代表的数字平台不仅提供了绝大多数互联网用户最为依赖的服务，还为互联网产业确立了产品和商业模式基础。作为“美式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狼牙”联盟为美国在全球互联网产业发展进程中夯实了无人敢于挑战的话语权。近年来，中国数字媒体产业的迅猛发展正在改变这种格局。中国互联网企业产品在全球数字应用Top1000的下载量占比从2011年的8%上升至2021年的14%，其提供的服务与内容在全球数字媒体市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谷歌，2021）。
　　在服务领域，字节跳动旗下的Tik Tok已经超越谷歌成为全球访问量最大的互联网平台，即使遭遇美国和印度等国围绕信息安全的调查和封锁，TikTok仍未放慢全球用户的快速增长（王沛楠，史安斌，2020）。2021年底，TikTok宣布全球月活跃用户数量超过10亿，成为继脸书、优兔、WhatsApp和照片墙（Instagram）之后第五家月活超10亿的全球社交媒体平台，一跃跻身全球主流社交媒体行列。更为重要的是，TikTok借助4G普及的浪潮激活了短视频这一产品形式，一举实现了对脸书等传统社交媒体的弯道超车。
　　在内容领域，来自中国的游戏公司米哈游推出的RPG手游《原神》2.1版本在56个国家的IOS平台收入流水登顶，在美国和日本等手机游戏市场都曾获得App Store下载量第一的成绩。《原神》中所包含的京剧、建筑和民乐元素等引发海外玩家的关注和模仿，拓展了利用游戏实现文化出海的新路。《原神》的出海代表了近年来中国游戏海外传播的整体性崛起。迄今为止，选择进军海外市场的中国游戏企业超过4000家，中国自主研发游戏的海外市场收入达到180.13亿美元，连续八年保持15%以上的增长速度。在未来，游戏出海覆盖的国家会进一步增加，输出的游戏类型也将更加多元，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中国的文化符号和内容的输出。
　　中国数字媒体在其他细分领域也有不俗表现。起点国际（Webnovel）为代表的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规模接近30亿元，全球用户规模超过1亿。米可世界（MICO）为代表的陌生人社交平台在东南亚、中东和印度市场表现不俗，填补了这些市场领域的空白。
　　相比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海外收入的增加，真正支撑中国数字媒体海外影响力提升的核心要素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创新，这使其成为商业模式和产品形态的领航者。在Web2.0时代，中国“蝙蝠”（BATJ， 百度、阿里、腾讯和京东）联盟虽然在全球互联网市场上与“狼牙”平分秋色，但对其“山寨版”、“复制猫”（copycat）的指责一直不绝于耳。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数字媒体在商业模式和技术形态上的创新形成了“反向输出”，倒逼“狼牙”学习和模仿中国数字媒体的模式。
　　在TikTok兴起后，脸书CEO扎克伯格迅速推出了短视频平台Reels。这款产品无论形态还是功能都与TikTok如出一辙。与之类似的是，谷歌开始模仿微信小程序的内嵌应用程序，GrubHub开始模仿美团建立物流配送服务，WhatsApp模仿微信增加了捆绑社交的支付功能（Flora， 2019）。这一系列反向模仿说明中国数字媒体已经不仅仅是提供服务与内容，而是进一步成为产品和商业模式的输出方，这一趋势的兴起对于未来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传播新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空间压缩：远程新闻协作与空间新闻学的出现
　　在经历了疫情初期的恐惧和混乱后，大多数人都已能自如地掌握Zoom或腾讯会议等线上会议软件，这使得想象的“交往在云端”场景迅速成为现实。更为重要的是，技术正在搭建一种新的社会规范，它重塑了人际和群体交往的途径与规则（南希·拜厄姆，2020）。对于新闻业而言，云端连接使得建制化的新闻生产也开始逐渐走出新闻编辑部的时空局限，推动了新闻业远程合作和“空间新闻学”的兴起。
　　根据牛津路透新闻研究院对42个国家132位媒体主管的调查，绝大多数人相信“混合采编”将成为未来新闻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在新冠疫情完全结束后这一趋势也可能不会逆转。有79%的受访者所在的新闻媒体正在转向混合采编，而只有不到10%的受访者希望在疫情结束后回到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Cherubini et al.， 2021）。概括而言，走向空间压缩的新闻生产将在以下几个层面对未来的新闻编辑部产生影响：
　　首先是新闻从业者对工作场域的理解将发生变化。在上述调查中，70%的受访者认为混合采编会使新闻采编更加高效，通勤时间的减少也带来从业者幸福感的提升，并且减少了面对面交流和讨论带来的压力（Antheaume， 2021）。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高效低成本的“虚拟新闻编辑部”模式已深入人心，今后混合采编和远程协作将成为新闻媒体的“新常态”（Jenkins， 2021）。
　　其次是混合采编将提高新闻媒体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在疫情发生前，新闻业人才流失日趋严重，遑论吸引高精尖人才。而混合采编模式的普及为新闻业带来人才竞争的优势。Vox和福布斯等媒体提供了完全依赖远程办公的全职岗位，因此拓展了新闻编辑部的空间分布，进而开拓了新闻生产的时空界限与视野，并吸纳此前因为空间距离而无法全职加入的新闻人才，提升了新闻采编的活力（Glickhouse， 2021）。
　　最后，新闻编辑部的物理空间也会因此而压缩，其体量和形态都会发生变化。一些财政陷入困难的媒体开始尝试利用混合采编压缩其办公空间。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将原先三层楼的办公室缩减为两层，并将员工的固定办公座位改为可预约开放空间。德国RTL新闻则拆除了新闻编辑部的固定办公桌，将其改为由一个讨论交流的联合办公区和一组共享办公桌组成的空间。这种开放式的新闻编辑部增加了交流的灵活性，将对未来新闻生产形式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另外，虽然混合采编和远程协作正在成为新闻采编的新动向，但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一方面，过多的混合采编会造成心理层面的“近距离偏见”，使得远程办公者的声音被忽视，并削弱其参与感。这可能影响团队的合作效果，并影响远程办公者持续工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长期远程办公是一种经济上的选择，但对于新闻业这个需要扎根社区和受众的行业，大量的远程采访可能使记者缺乏对受访对象和新闻现场足够细致的观察和了解。因此，回归“面对面”采访和讨论的传统模式，可能更有利于媒体完成高质量的深度报道（Antheaume， 2021）。
　　毋庸置疑，云端连接所形成的新闻生产模式延伸了整个新闻业的空间观念，并由此催生了“空间新闻学”（Spatial Journalism）。在新冠疫情期间，受众对于周边疫情动态和核酸检测点等信息的迫切需求进一步推动新闻媒体吸纳空间思维，将数字地图和地理定位运用于为用户提供服务的报道中。2021年，《纽约时报》研究与发展团队（Research & Development Team）创建了一个新的部门，专门负责探索“空间新闻”的进路；长期关注地方新闻的LenFest新闻研究院也建立了“地方（新闻）实验室”（Local Lab），挖掘“空间新闻”与社区公共服务的关联（Weiss， 2021）。有鉴于此，采编部门的远程合作与报道的空间转向将共同推动新闻生产在时空逻辑上的转变，帮助新闻从业者融入地方社群之中。
　　
五、数字迷思：元宇宙发展潜力与行业泡沫并存
　　脸书母公司改名“元”（Meta）无疑是2021年新闻传媒业最具“新闻价值”的事件。它不仅代表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互联网公司在业务方向上的转变，更将“元宇宙”（Metaverse）这个概念推向公众视野。但事实上，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此前就在一次直播中吸纳了元宇宙的技术思路，使用虚拟3D合成的自己进行直播，并成功“骗”过观众。这使得技术人士对于元宇宙的发展持有相当乐观的态度，并将元宇宙视作下一代互联网（Web 3.0）的主要形态。
　　元宇宙并非某种特定技术，而是通过技术手段与现实世界连接的虚拟世界形态。在技术层面，包括区块链（NFT）、虚拟/增强现实（VR/AR）、人工智能和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等技术共同支撑起元宇宙的形态。其中，NFT（非同质化代币）的兴起吸引了传媒业的广泛关注。2021年，美联社、《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不约而同将自己旗下的文章和作品通过NFT的形式拍卖，获得了价值不菲的回报。推特创始人杰克·多西（Jack Dorsey）更是将自己2006年所发的第一条推特以NFT的形式卖出了290万美元的天价。
　　NFT之所以能够吸引全球传媒业关注，主要因为它能将传统的文化产品以智能合约的形式送上交易平台，通过区块链透明且不可篡改的形式记录交易，并组织形成特定的DAO商议使用和交易规则（史安斌，杨晨晞2021）。NFT的出现使得文化产品的交易可以“按需造币”，以往无法持续有效交易的内容形态——例如杂志封面、游戏皮肤甚至个人声望——都有了可交易的渠道（Eilemberg， 2021）。NFT及其底层逻辑被视作元宇宙的主要经济系统的支撑，与VR/AR等前沿技术共同构成了当前对于元宇宙的主要想象性图景。
　　在经历了“一夜爆红”之后，围绕元宇宙的研究相继跟进，相关初创企业也开始出现，推动这一概念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开始反思“元宇宙”及其相关技术的落地场景和商业价值。实际上，目前沉重而笨拙的沉浸式设备使得体验者很难长时间停留在元宇宙空间中。在面临技术普及的“瓶颈”束缚上，曾经红极一时但最终被市场无情淘汰的“谷歌眼镜”殷鉴不远（Ghaffary， 2021）。
　　迄今为止，“元宇宙”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非可见的商业模式和产品形态，诸如NFT、VR/AR和DAO等技术形态会以怎样的形式组合起来，进而对于人类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现在下结论可能都还言之过早（Evans， 2021）。埃隆·马斯克则更直接地批评道，“在鼻子上放一个电视并不代表你就进入了元宇宙”。从谷歌指数的统计来看，“Meta”和“Metaverse”的检索量达到峰值后都在2022年初开始出现明显下降，对于这一概念可能存在的泡沫，未来还需谨慎观察。
　　近些年快速迭代的新兴媒介技术使得大量行业泡沫也一同涌现，对于技术发展的预期很容易陷入文森特·莫斯可（2009）所批判的“进步迷思”之中。只有破除对技术的盲目崇拜，才能为新兴的媒介技术找到有效商业落地场景。正如曾经风光一时的播客在近几年陷入增长的停滞，“只要开播就能吸引听众加入”的泡沫式增长时代一去不返，这对播客的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Deutsch， 2021）。未来的播客行业将经历快速发展之后的洗牌与沉淀阶段，从业者必须认真反思内容对于受众的意义，并重建其行业发展规则，确保播客行业能够维持高质量且持续的发展（Nuzum， 2021）。
　　在经历了短时间的爆炸式增长后，播客进入挤出泡沫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而今天的播客可能就是明天的元宇宙。对于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密切关注其发展潜力的同时，也需审慎判断可能存在的行业泡沫，警惕媒介技术变革中的“追逐亮点综合征”（Shiny Things Syndrome），从而推动技术变革更好地服务全球新闻业和传媒业的发展。
　　
六、话语转型：“Z世代”崛起带来传媒业话语风格的变化
　　2021年底，推特总部门口的一场集会将“鸟不是真的”（Birds Aren’t Real）这个荒诞的青年亚文化运动带入公众视野。这项运动已经在TikTok上吸引了超过60万的关注者。“鸟不是真的”以阴谋论的方式宣称鸟类不是真实的存在，而是美国政府为了监视民众而制造的无人机，因此他们要求推特更换以鸟为形象的标志。与其他互联网闹剧不同的是，运动发起人彼得·麦因多（Peter McIndoe）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所有参与者都知道鸟是真实存在的，但他们选择用这种荒诞的戏仿阴谋论来表达对互联网阴谋论横行的抗议（Lorenz， 2021）。
　　美国媒体将这场运动视作“Z世代”（1995年—2010年出生的人）对于主流社会话语的反击，在“鸟不是真的”这场追求离奇荒诞和玩世不恭的Z世代运动背后，反映的是他们对于高质量信息环境和理性真实的重视，代表了逐渐长大的Z世代通过戏仿的方式表达自身态度和立场的一次尝试。随着这样的戏仿话语进入主流媒体视野，Z世代及其背后的媒介消费习惯和话语风格需要在未来得到足够的重视。Z世代崛起对于传媒业的生态产生影响，正逐渐体现在受众偏好和内容生产两个维度上，并将因此改写全球传媒业的生态。
　　在受众偏好层面，Z世代的信息获取途径与上一代人有了明显的改变，移动端和可视化是Z世代媒介消费的主要趋势，Instagram、Snapchat和TikTok三大新兴社交媒体平台都是立足于移动可视的信息形态而得以快速发展。媒介叙事形态的差别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新闻生产的思路，从传统媒体几千字的文字报道到TikTok上15秒的短视频，Z世代的新闻消费同样正在经历可视化的迁移（Munslow， 2021）。但传统媒体对这样的平台迁移似乎并没有做好准备，调查显示，超过35%的Z世代用户是借助Instagram、Snapchat和TikTok上的个人网红账号来获取新闻的，而传统新闻媒体在三大平台上的新闻关注度不及20%（Andi， 2021）。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如何在可视化信息主导的平台上重建新闻叙事并吸引年轻受众的关注，是未来需要面对的挑战。
　　在内容生产层面，第一批Z世代年轻人已经开始加入媒体从事新闻工作，并对传统新闻业的语态和报道风格发起挑战。作为“数字原住民”的Z世代更熟悉数字化的工作方式和内容生产逻辑，能够帮助新闻媒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转型。更为重要的是，Z世代进入媒体会更明显地改变新闻的语态，以更具亲和力也更符合Z世代话语习惯的方式提供内容以吸引年轻受众。特别是对于用户规模日益下滑的传统媒体而言，未来更多Z世代的加入对新闻媒体的转型升级必将产生推动作用（Hernandez， 2021）。
　　无论作为消费者还是生产者，Z世代的加入正在悄然改写传媒业的叙事风格和话语形态。它既包括了语态和表达风格的改变，也包含着融媒体和跨媒介叙事的改变。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是否能够适应和跟随Z世代的媒介消费特点和表达方式，已经是一道摆在面前的“生存还是消亡”的选择题。
　　
七、结语：变革中的新闻教育与传媒业未来
　　全球新闻传播领域正在经历由技术和文化驱动的语境变迁，未来的新闻教育同样需要密切关注上述行业变革，理解技术变化和行业生态变化对于新闻学子前途所产生的潜在影响。一方面，技术变化对于新闻从业者的能力要求不断提升。在智媒时代，将算法机制、互动新闻、竖屏视频和传统新闻融合形成全新的融媒体叙事，是新闻从业者的必备技能。因此，新闻教育需要帮助学生了解完整的技术流程，从而帮助他们在理解技术底层逻辑的基础上完成高质量的融媒体叙事（García， 2021）。
　　另一方面，远程协作的新闻生产也为新闻学子拓展实践提供了机遇。集中在少数大城市的主流新闻媒体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偏远地区新闻学子获得实习的机会，这会加大不同区域之间新闻学子在视野和专业能力上的差别（Truong， 2021）。利用远程协作和混合采编文化为年轻学生提供更多接触主流媒体的机会，有助于整个新闻业人才的积累。
　　放眼未来的全球传媒业，无论是人才的培养还是技术的进步，其目标都是为了推动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现代性危机”和“全球性风险”。在2021年底，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表示新冠疫情有望在2022年结束，这也为全球各国推动抗疫，加速疫情终结带来了曙光。但即使“大流行”终结，它对全球传媒业影响的余波也不会就此消失。在人类社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贝克所预言的“全球风险社会”时，传媒业在弥合社会分歧、增进理解包容和提升技术效能层面所能够扮演的角色仍将不断地被拷问和检视。■
　　
访谈专家名单（以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排列）：
Christoph Mergerson：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访问助理教授
Laxmi Parthasarathy：全球新闻杂志（Global Press Journal）首席运营官
Siguru Wahutu：纽约大学媒体、文化和传播研究助理教授
Natalia Viana：非营利性调查新闻网站Agência Publica执行董事
Andrew Freedman：短新闻网站Axios气候与能源问题记者
Alice Antheaume：巴黎政治学院新闻学院执行院长
Mandy Jenkins：突发新闻平台Factal产品主管
Rachel Glickhouse：新闻咨询公司News Revenue Hub高级项目经理
Amy Schmitz Weiss：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新闻和媒体研究学院教授
Daniel Eilemberg：美国娱乐内容提供商Exile Content Studio内容总监
Joni Deutsch：播客平台Podglomerate营销和受众发展副总裁
Eric Nuzum：创意咨询公司Magnificent Noise联合创始人
Julia Munslow：《华尔街日报》视觉故事团队高级平台编辑
Robert Hernandez：南加州大学安娜堡传播与新闻学院专业实践教授
Mario García：García传媒首席执行官
Doris Truong：Poynter传媒研究院培训与行业多样性主管
（访谈原文版请见：https：//www.niemanlab.org/collection/predictions-2022/.）
　　
参考文献：
谷歌（2021）。《2021移动应用全球化指南》。检索于https：//new.qq.com/omn/20211116/20211116A09GXZ00.html。
南希·拜厄姆（2020）。《交往在云端》，（董晨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史安斌，杨晨晞（2021）。从NFT到元宇宙：前沿科技重塑新闻传媒业的路径与愿景。《青年记者》，（21），84-87。
王沛楠，史安斌（2020）。中国互联网企业全球传播的发展路径与风险应对——以TikTok为例，《中国编辑》，（11），25-30。
文森特·莫斯可（2009）。《数字化崇拜》（黄典林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And, Simge. (2021). How and why do consumers access news on social media? https://reutersinstitute. politics. ox. ac. uk/digital-news-report/2021/how-and-why-do-consumers-access-news-social-media.
BentonJoshua. (2021). Apple is becoming a bigger player in digital advertisingrisking antitrust action and its image. https://www. niemanlab. org/2021/10/apple-is-becoming-a-bigger-player-in-digital-advertising-risking-antitrust-action-and-its-image.
Cherubini, Federica.Newman , Nic. & Nielsen. R. Kleis. (2021). Changing Newsrooms 2021: hybrid working and improving diversity remain twin challenges for publishers.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changing-newsrooms-2021-hybrid-working-and-improving-diversity-remain-twin-challenges-publishers.
CoryNigel & DascoilLuke. (2021). How Barriers Cross Border Data Flows are Spreading Globally What They Cost, and How to Address Them. https://itif. org/publications/2021/07/19/how-barriers-cross-border-data-flows-are-spreading-globally-what-they-cost.
Evans, Benedict. (2021). Metaverse! Metaverse? Metaverse!! https://www. ben-evans. com/benedictevans/2021/10/9/metaverse-metaverse-metaverse? & continueFlag=b49ed86c76f97a034fd41fffea430cc7.
Flora, Liz. (2019). How US Tech Giants Copy China. https://www. gartner. com/en/marketing/insights/daily-insights/how-us-tech-giants-copy-china.
GhaffaryShirin. (2021). Why you should care about Facebook’s big push into the metaverse. https://www.vox.com/recode/22799665/facebook-metaverse-meta-zuckerberg-oculus-vr-ar.
LorenzTaylor. (2021). “Birds Aren’t Real, or Are They? Inside A Gen Z Conspiracy Theory”. https://www.nytimes. com/2021/12/09/technology/birds-arent-real-gen-z-misinformation. html.
Nye, Joseph S. (2022). The End of Cyber-Anarchy?How to Build a New Digital Order.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21-12-14/end-cyber-anarchy.
O’Brien, Robert. (2021). Breaking Up Tech Is a Gift to China. https://www.wsj.com/articles/congress-breaking-up-silicon-valley-tech-is-a-gift-to-china-tencent-baidu-bytedance-quantum-11640525284.
　　
王沛楠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清华大学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专职教师，史安斌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