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增军
　　密苏里新闻学院所在的密苏里州，有个常被人打趣的绰号，英文叫“the show-me state”，中文不太好翻，网上有翻成“展示州”的，趣味尽失，还不如直接翻成“秀密州”或者“秀秀州”。这个绰号的出处有多种，其一是说早年间有个密苏里的国会议员在某次讲话中说：“鄙人家乡盛产玉米、棉花、苍耳和民主党，从不信花言巧语，光说不成，你得做给俺看。”另一个流行的版本是说密苏里人外出到矿上打工，怎么也学不会机械操作。工头往往会对教他们的师傅说：“这哥们儿密苏里来的，你光说不行，得比划给他瞧。”一来二去，这showme竟成了密苏里州和密苏里人的代名词。密苏里人对此有多大认同不得而知，因为毕竟带有土老帽、秀逗的意思。不过，密苏里新闻学院则将此作为主题词——或者说院训：“秀给我看，别说给我听”（Show me， don’ t tell me）成为新闻教授们的口头禅。它的意思无非是强调新闻叙事，不要机械地去报道“事故”，而是要艺术地讲“故事”。
　　这“故事”二字算是同文学弹在了一根弦上。然而，出于多种原因，这根弦只能暗处拨，不可明处弹，业界学界，至少在专业话语中，对此严重过敏，一如情感二字，几乎成为新闻的禁忌。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新闻的起源、历史，还是新闻实践，新闻与文学都有着血肉联系。诡异的是：犹如古典戏剧里的爱情，两情相悦，偏偏家族世仇，恋人只能私会、私奔而不能明媒正娶。在新闻的话语里，文学性是污点；而在文学那里，新闻像是个野孩子，上不得厅堂，入不得族谱。总之，文学与新闻这把壶万万提不得，尽管一直在滋滋冒汽。
　　那么，这把壶为什么现在要提？至少有三点考虑：一是文学与新闻同源，二是新闻的文学性为现实存在，三是对新闻文学性的重新审视也许会给新闻业的未来提供新的思路和期许。前两个是说新闻文学性的合法与合理，第三个乃本文主旨所在：新闻与文学可以从相生相克，走向相辅相成——在数字化、智能化的媒介生态中，提升新闻的专业性，实现传统新闻业的救赎。笼统地讲，目前新闻学的研究与讨论，多集中于媒介生态改变对新闻业的影响，诸如媒介偏差、技术更新、数字革命、媒介化社会、算法、大数据、社会分裂、后真相、对新闻客观性理论的质疑等等，在指导性（prescriptive）分析和研究中，也多以技术为核心，比如新闻传统如何时俱进，创新求变，然而却忽视了向内的对新闻本体方面的求索，更鲜有研究涉及新闻的文学性，比如新闻的想象、新闻的创意、新闻呈现风格的演化等。新闻触动人心的不在于事实的罗列，其根本功能在于产生共情，有了共情，才能谈到影响，而达到共情的核心——或者说核心之一是其文学性。何为文学性，一般会说想象与虚构，然而这些无非形式和手段。文学的根本是人性的艺术呈现。新闻共情的基础也是人性，所谓人性的新闻学（humanitarian journalism）。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与新闻本应心心相印，然而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学术界的日常的交往上，文学与新闻鸡犬相闻，却不相往来。比如在美国许多大学里，文学和新闻常常归属于同一个学院，但各拜各的菩萨，各念各的经。新闻学同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眉来眼去，唯独同文学素昧平生，琵琶半遮。
　　
本是同根生
　　从人类文明史来看，新闻（news）的诞生如果不说早于文学，至少同步。前文字时代，人类有了语言，便可交流信息，表达感情，激扬想象，描述现实，于是有了口语新闻和文学。美国学者史蒂芬斯（Mitchell Stephens）在《新闻的历史》（A History of News）一书中，将新闻的出现追溯到四万多年前。约一万年前，人类开始农耕和定居，表达和交流更成为刚需，而语言文字使具体的事件脱离事件本身成为“移动”的故事，新闻开始跨越时空流动。而后出现专门的信使，出现原始的通讯交通工具，比如马匹的驯化。从上古社会一直到古登堡，新闻主要靠口头传播。中国汉字“闻”字的甲骨文为一人跪坐附耳，本义为听到，引申为报告。新闻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以歌谣、说唱的形式传播的。文学的发轫也大抵如此，在文字之前便有了文学，比如荷马史诗。即使在文字出现以后，文学的口语性特征依然显著，比如戏剧、诗歌。文学与新闻同根，犹如中国的文史不分家，《诗经》、《史记》、《左传》既是文学也是历史。
　　任何以文字为介质的文本，从广义上讲都成为Literature而具有文学性。现代意义上的新闻与文学，更是相生。如果让文学史家和新闻史家分别从自己的领地挖隧道溯源，挖不多久一定会碰头。文学与新闻的自我成长之路，要到古登堡的印刷科技出现以后再经过百年酝酿才开始。职业新闻（journalism）要到报纸的问世，现代文学要到小说的出现。说起来，小说（novel）这个词，比报纸（newspaper）出现得还要晚，文学与新闻的真正的分野在19世纪中后期才开始。
　　文学与新闻同源同流最为方便的例证便是：许多大文学家都出身新闻业。美国学者安特伍德（Doug Underwood）在《新闻与小说》一书的附录里，仅英美作家中有新闻从业背景的就列出了三百多位。
　　比如《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英国小说家笛福公认是第一个新闻人。比较早的还有现实主义巨匠狄更斯。应该说，狄更斯首先是个新闻记者，而后才是小说家。狄更斯中途辍学，19岁学会速写，当了一名记者，在35年的写作生涯里，除小说以外，还发表了100万字的非虚构作品。有批评家评论道：对于辍学的狄更斯来说，记者生涯给了他最好的教育。以叙事长诗《忽必烈汗》闻名于世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一生办过杂志，写过政论、人物特写等。在欧洲还有法国的雨果、左拉。乔治·奥威尔也有相当长的新闻生涯。
　　在新大陆的美国，惠特曼出版第一本诗集前，做过25年的新闻记者。惠特曼诗歌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对美国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歌颂，这应该得益于他的记者经历。马克·吐温也是做了二十年的记者才出版他的第一部小说。惠特曼和马克·吐温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等于向世界表明，新大陆的粗言鄙语也能创造出文学，记者也可以成为文学家。海明威的文学成就更得益于他的记者经历和写作训练。他独特而鲜明的简洁、精炼、准确的语言风格，同长期的新闻写作密切相关。
　　当然，列举这些文学家的新闻出身不仅仅是为了拉文学的大旗来做新闻的虎皮，更重要是，除了同根同源的血缘关系，文学和新闻在发展史上也是彼此影响和彼此成就。新闻是现实主义传统的一部分，是文学现实主义的创造者和推动者，至少可以说，新闻职业为作家提供了饭碗和孵化器；同时，这些文学大师的文学天赋，也对新闻——至少对新闻的结构和语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性相近习相远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新闻与文学两个兄弟开始自立门户，在各自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自己的个性特征，最显著的是新闻客观务实，文学主观虚构。一般来说，两大思潮深刻影响了现代新闻的成长，即19世纪的现实主义和20世纪的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主张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准确描述，而现代主义则重视理性和逻辑，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则以科学实证为基础。随着传播科技的发展以及新闻的商业化和职业化，新闻同文学分道扬镳，渐行渐远，甚至相互忌惮，白眼相向。
　　然而，应该注意到的是，现代新闻以客观、中立、平衡、非情感为核心的理论价值体系和实践模式的形成并非历史的必然，一如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所主张：“历史没有什么必然规律。”现代新闻传统的形成，是几种认识和实践模式博弈的结果，而这种博弈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偶然性。熟悉新闻史的应该了解，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美国新闻业经历了便士新闻和黄色新闻的繁荣而动荡时期，在理念和实践模式上进入一个三岔路口，或者说开始了三大模式的竞争：一个以赫斯特报业为代表，主张新闻主动干预社会，甚至不惜介入现实以改变现实。普利策虽然同赫斯特在黄色新闻大战中是对手，但在新闻理念和模式上其实没有什么根本差别，我们不妨称这一派为干预派或者哗众取宠派；站在其对立面的是奥克斯执掌的《纽约时报》，将自己定位为“记录类”报纸，其宗旨表述为“力求真实，无所畏惧，不偏不倚，无党无派，且不论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我们姑且称之为客观派；在这两派之外，还有一派，就是在新闻史上被有意无意湮没的、以著名报人斯蒂芬斯（Steffens）为旗手的文学新闻派。斯蒂芬斯在一家名叫《商业广告》（Commercial Advertiser）的报纸做编辑部主任，笃信文学的力量，一心要创造出既有信息价值又有文学魅力的新闻，麾下高薪聘请的记者大都是常青藤毕业的精英，有才华，有热情，有想象力。斯蒂芬斯时常表现出对报纸记者的藐视，说要让人们看到一个城市的人的生活，而不是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建筑群。他强调独创性甚至到了偏执的程度，他曾说：“如果两名记者写出的东西很像，那其中一位必须另谋高就。”
　　在这三派的混战中，《纽约时报》后来居上，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新闻业的标杆，得到学界和业界的广泛认同，迄今为止，《纽约时报》共获得了130多项普利策新闻奖。《纽约时报》的胜出，有多重复杂因素，既包括政治、社会、文化、商业因素，诸如科学思潮和方法在美国成为主导、广告业的发展、受众对黄色新闻的厌倦等，也包括许多盘外招，比如谎报发行量、走上层路线等。客观派的胜出，也并不表明败下阵来的其他两派的观念乃至风格的彻底清盘，实际上，即使胜王败寇，天下一统，也避免不了汉承秦制。也就是说，现代新闻传统实际上是派别融合的结果，比如从扒粪运动、调查报道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公民新闻中，分明可以看到赫斯特干预派的影子。同样，斯蒂芬斯的文学新闻也一直存在于新闻的血统中，而且时不时地涌上头面，形成潮流，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新闻运动、八十年代的诠释性新闻潮流，以及非虚构写作的兴盛等。《纽约时报》自己也受到其他派别模式的影响。例如，有学者对《纽约时报》从1960到1980年的报道做了细致的内容分析，发现不仅内容上，而且其文风也在改变，变得更文艺。比如写苏联政治的一篇报道这样开篇：“春天来临，冰雪消融，冲破冬天束缚的俄罗斯生机盎然，春天给流放中的萨卡哈诺夫也带来了明亮的希望。”这够不够文艺？
　　谈了新闻与文学的性相近，当然也要谈甚至更要强调两者的习相远。文学和新闻自立门户以后，由相生到相克，自然就有了隔阂与偏见，开始为捍卫各自身份的纯洁性而划分边界，最为有效的方法便是排斥与鄙视。自古典文学开始，文学的作者和受众出身多为有产、有闲阶级，文学犹如贵族，而新闻的生产者与受众则多为普罗大众。伟大如狄更斯者，其创作的100多万字的非虚构作品，迄今都少人关注，得不到认可，因为在文学的话语里新闻算不上严肃写作，新闻甚至成了文学的坟墓。曾有一位评论家对奥威尔说：“好好的一本书，被你写成了新闻报道。”可见成见之深。甚至有人说，记者哪里是写作，只是在打字而已。而新闻也在理论上极力回避文学，文学性似乎成为一种禁忌。
　　
　　无中生有与有中生無然而，文学与新闻毕竟同根，虽刻意疏远，但难免藕断丝连，其后果之一便是出现一个私生子——非虚构（non-fiction，也有的称作创意非虚构，即creative non-fiction），或更直接一点叫文学新闻。在对待这个私生子的问题上，文学界显得开明，敞开了怀抱接纳它，而新闻界对此则态度暧昧。这里不再花费篇幅去论证这个判断，只说一个简单的事实：非虚构写作的课通常开在美国大学的语言文学系。
　　新闻对于虚构和文学的警惕情有可原，因为这涉及新闻的根本。谈新闻的根本是个大题目，容易空发议论，不如实在一些，讨论一下新闻与文学的区别。即使这个话题，也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至于王尔德在谈到新闻与文学的区别时卖关子：“文学和新闻的根本区别是，新闻不可读而文学无人读。”
　　首先一个问题：所谓的文学新闻和创意非虚构中的文学和创意究竟指的是什么？它的容忍度有多大？什么是合理想象？如何理解文学比历史——自然比新闻更真实的观点，又如何看待社会建构理论对现实客观性的质疑？形而上的纠缠，留给哲学家去忙。这里想借用两个中国字帮助梳理一下文学与新闻的区别。有观点认为，古汉语中，“无”和“無”是两个不同的字，“无”表示混沌未开，天地初始，所谓“有”生于“无”。而“無”则是“有”的消失。“無”的甲骨文，从“林”，是木头烧灭以后的没有，因此，是先“无”，后“有”，再“無”。当然，上面的说法有些牵强附会，因为从古文字学来讲，多数观点认为“無”同“舞”，而“无”不过是“舞“的异体字。这里我们不去纠结对错。有意思的是这个多半是牵强附会出来的“无”和“無”的区别，恰好可以借来理解文学和新闻的根本区别。文学可以“无”，新闻则必须“有”。文学从“无”中生“有”，是想象的后果，而新闻则必须“有”中生“有”，如果非要说任何知识生产都不能完全客观，是一种主观取舍，一种建构，新闻也概莫能外，那也应该是“無”，绝不可“无”中生“有”。
　　当然，文学和新闻还有其他的不同。比如说文学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新闻则是对现实的介入；文学是个人的，而新闻是公共的；新闻是他者的经验，而文学是自我的情感等等。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培养的想象》的作者弗莱曾说：“想象，特别是文学想象的根本任务是从生活的现实世界创造出一个我们愿意生存的世界，而新闻则是需要描述解释这个世界的不可生存之处。”
　　
相辅相成：理由与可能
　　正如本文开始时所提到的，新闻的文学性在新闻实践中是历史和现实的存在。舒德森说：“新闻记者制造故事，制造并非造假，并非说谎，然而也不意味着机械的、被动的、毫无想象的录制。”新闻（journalism）的传统定义本来就包含两句话：第一，新闻是新闻（news）采集和呈现的理论和原则；第二，新闻是新闻采集和呈现的技艺（crafts）和艺术（arts）。第二句可以说直接明确了新闻的文学艺术性。技艺有关技巧的熟练和重复，而艺术则涉及审美层次的独特。正如柏拉图所说：“艺术给了我们现实中无法获得的体验和视角。”技艺循规蹈矩，而艺术则需要创造。倒金字塔是技术，而冲破这个程式就关乎艺术。从一定程度上讲，新闻经典无不是以其文学品质取胜。然而，通常人们只注意到新闻的信息性，而忽略了新闻的文学性。如果说新闻的事实性是新闻的面子，那文学性则是里子。新闻崇尚客观事实，可谓求真；新闻以公众服务为宗旨，可谓善；新闻也应该讲究艺术感染，可谓求美。可以真善美，何乐而不为？
　　重视新闻的文学性，首先是时势所趋，是新闻与时俱进以求生存的方向与途径之一。人类正在加速进入人工智能社会，人所擅长的许多劳动技能，甚至人的多种社会角色都可以被机器取代。那么，在一切皆可计算的时代，最为稀缺、不可取代的是什么？是情感。因为算法面前，无论多么真切炽热的情感，都不过是没有温度的1和0；美丽的面庞不过是像素的建构。在《情感经济》这本书里，作者拉斯特（Roland Rust）和黄明蕙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应不同的经济。人类社会首先是物体经济，体力劳动为日常；工业革命后进入机械时代，更多的体力劳动由机器代替，对应的是思想经济，人无论是劳动者还是消费者，更重视脑力。如今，人类社会已经或者说正在进入工智能时代，对应的是感觉经济，强调的是情感和共情。人工智能（AI）和人类智能（HI）将紧密合作，AI去思考，而HI去感觉。在这一点上，新闻可以说大有可为。新闻的根本目标是在一个撕裂的、信息茧房和麻木社会里建立共识，而在这个无法对话的时代，共情是起点。达到共情可以有多种方式，文学是手段之一。新闻有了文学的情怀，那它关注的就不仅仅是钢筋水泥的建筑，而是酸甜苦辣的家园。
　　目前的科技革命，融合是关键词，但融合的结果却是生活碎片化、个人生活环境陌生化。人们可能了解某个明星或名人的身高体重口味，却不知道你的小区为何来了一辆救护车；可能了解火星登陆却不认识你的邻居。法国电影人、剧作家让-克劳德·卡里埃尓（Jean-Claude Carrière）痛惜现代人被快餐式的新闻片段驱使，变成不会讲故事的人，他说：“真实和虚构的事件铺天盖地而来，使得我们把一切都当作快速处理的资讯（information），而无法细心推敲每一件事件背后的信息（message）。结果是这个世界分分秒秒地流变，新闻报道牵着大家的鼻子走。”没有共情，信息被我们的大脑排列到次要位置，无法进入更高层次产生认知共鸣和价值共鸣。可以说，新闻的情商偏低，只注重事实的表达，而忽视个体的感受，而人类提高情商最为成熟的手段就是文学。迄今为止，文字应该说是人类最为伟大的发明，支撑了人类五千年的文明。文明史中闪亮的不是征服，不是英雄，不是财富，而是思想、科学、文学、艺术遗产，是亮晃晃的几页诗书。正如弗莱所说：“对于一个文明且合乎道德的社会，文学应该占有中心地位。”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媒介生态的改变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就目前的趋势来看，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界开始模糊，而传统新闻是建立在公共服务基础之上的，对于私人领域则较少关注。如果新闻只关注传统的公共领域，那么就很难同受众建立真正的联系。而文学性可以使人在靠近现实的同时靠近自我，在公共性中感受私人性。
　　从现实的角度讲，强调新闻的文学性也合乎市场的需求。目前来看，硬新闻的衰落恐怕无可挽回，无论报纸还是电视，网上还是网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老牌刊物如《纽约客》、《大西洋月刊》等发展势头仍然强劲，广告量不减，付费用户持续增长。非虚构的市场在增长，而虚构作品的市场在萎缩。与此同时，纯文学受到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冲击更大，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世界范围内，大学的纯文学类专业招生量急剧下降，文学毕业生的就业比新闻传播专业更困难。耶鲁大学英语系招生人数比20年前减少了60%多，普林斯顿40%的文学类专业毕业生去了华尔街。
　　重视文学性也将给新闻学学术研究带来新的活力和可能。长期以来，随着新闻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以及向社会科学的靠拢，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主旨和取向也逐步社会科学化，特别是实证主义化，离人文研究范式越来越远。概括来讲，多是对新闻学的研究（the study of journalism）而非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即新闻研究基本是他者的视角，包括社会学的、历史学的、批判的、符号学的等等。凯瑞（James Carey）早在1974年就指出：“新闻学要注重文化研究。”他说：“所有的新闻批评（press criticism）归根结底是语言的批评。”然而，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学新闻出现后，才有零星的对新闻语言和形式的研究，而大多为了显示学术性，借助语言学、语意学、符号学等，即使靠得最近的叙事学，也较少谈到到文学性。作为知识生产和专业创造，其他学科都有基于本体的批评，比如文学批评、艺术批评等，唯独新闻没有新闻批评，有的只是新闻评论，而新闻评论主要不评论新闻，而是评论社会。文学与新闻的关系研究还可以拓展研究领域，比如新闻与文学的相互影响，文学性对传播效果、可信度的影响等等。许多文学家的文学成就肇始于新闻，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重视新闻的文学性，重视新闻叙事的研究，也可以克服现代商业社会造成的后现代病。本雅明认为，新闻缺乏超越性：“新闻报道的价值无法超越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的那一刻。它只存在于那一刻，它完全屈服于那一刻，即刻向它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认为，故事才具有消息所欠缺的丰满、充实和丰富性，消息只是时过境迁的飘渺，但故事则能够保持并凝聚其活力，更为珍贵。叙事能力的被剥夺无异于人在现代技术社会中交流自身经验能力的丧失。事实正是如此，新闻将叙事拱手交给了宣传、公关和广告。美国诗人麦克雷士（Archibald MacLeish）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感于诗歌与新闻的共同点，主张架起桥梁，消除“见”和“感”之间人为的鸿沟。他提出，新闻和诗歌都是在重新创造我们拥有的世界，只有感觉没有知觉创造不出艺术，而为了客观而牺牲情感对社会也是极为有害的，结果必然是整个社会的庸俗化。一对青年男女自杀殉情，几百年前可以诞生伟大的悲剧，诞生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诞生中国的梁祝，如今只能成新闻的边角料，甚至都上不了热搜。古代即使是烟花风月，也有《桃花扇》、《杜十娘》和《茶花女》，而在流量与网红称霸的今天，一首蹩脚的《探清水河》就可以癫狂网络。
　　总之，重提新闻的文学性，不仅仅是新闻救赎应该修炼的内功，而且是应对媒介化社会和技术乌托邦的人性的抓手。所谓文学性，也并不是要放弃新闻的客观性。新闻的文学性使事故成为故事，而故事产生意义。■
　　
彭增军系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三江学者、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