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鸿军 苗伟山 贾鹤鹏
　　【本文提要】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我国学界的国际发表行为同步激增，然而在人文社科领域，国际发表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究竟有怎样的关联，这是相关研究领域的痛点。基于2014—2021年间对18位有国际发表经历的新闻传播学者的追踪访谈，可发现，高等教育国际化对于国际发表的鼓励面临着来自高校组织考核对于本土发表导向的挑战，但后者激发的本土发表的过度竞争反而在近些年促进了国际发表。在影响上，国际发表一定程度上在知识贡献、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方面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做出贡献。但值得关注的是，国际论文发表还未显著促进所在学科的学术进步。改善我国学术评估机制是促进人文社科领域国际发表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和本土学术进步发挥积极作用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 国际发表 新闻传播学 学术评估
　　【中图分类号】G649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展快速，在国际化教育、国际交流和国际学术产出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程莹，张美云，俎媛媛，2014）。国际学术产出（即国际发表）既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环节（李盛兵，刘冬莲，2013），也是对其考察的主要指标（刘莉，刘念才，2009）。对国际发表行为进行系统考察，探讨其与高等教育国际化及特定学科在此背景下发展轨迹的相关性，对我国高等教育在社会科学领域国际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
　　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开展了广泛的研究，但既有研究存在三方面的盲点：第一，大部分研究通过对国际论文的计量统计揭示了国际发表的总体状况与类型特征（赵宴群，2010； Liu， Hu， Tang & Wang， 2015），但缺乏对学者国际发表动机、发表条件和发表结果的过程分析。第二，尽管有研究通过对高校人文社科教师的访谈获得了对国际发表的直观感受（韩亚菲，2015），但并没有系统讨论发表行为与高等教育国际化之间的关系。第三，对国际发表知识生产者的研究往往局限在单个时间节点，未来的研究有必要基于历时性的数据考察其动态的变化（苗伟山，2018）。
　　基于此，本文在2014—2021年间追踪访谈了18名具有国际发表经验的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者，基于对跨年数据的比较分析，重点考察了三个研究问题：第一，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哪些因素影响了我国新闻传播学者进行国际发表？第二，我国新闻传播学者的国际发表如何影响其所在领域的国际化发展？第三，我国新闻传播学者的国际发表对国内学术发展影响如何？
　　
二、文献综述
　　（一）人文社科学者的国际发表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人文社科国际发表，这些研究揭示了英语在国际发表方面的霸权地位（De Swaan， 2001），非英语国家学者从事英语发表的迫切性（Gea-Valor， Rey-Rocha & Moreno， 2014；Schluer， 2014），母语发表和国际发表之间的选择（Flowerdew & Li， 2009；Li & Flowerdew， 2009），影响国际发表的体制性因素（Ge， 2015；Feng， Beckett & Huang， 2013），以及学者如何应对国际发表方面的挑战（Li， 2014；Jiang，Borg & Borg， 2015）。
　　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非英语国家国际发表的文献中，以中国人文社科学者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占据了相当比例（Flowerdew & Li， 2009；Ge， 2015；Feng， Beckett & Huang， 2013；Li， 2014；Jiang， Borg & Borg， 2015；Shi，2002；Jia， Miao， Zhang & Gao， 2017）。这些研究发现，机构的激励构成了我国学者从事国际发表的主要动因。但相关研究表明，即便机构激励英文发表，中文论文更加容易在学术评估和职称评定时获得回报（Flowerdew & Li， 2009）。
　　面对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人文社科学者仍然坚持国际发表呢？一项针对我国归国语言学学者的研究认为，学习的动机是促使这些学者努力进行国际发表的动因（Shi， 2002）。另一项针对新闻传播学者国际发表的研究发现，部分学者的国际发表，与对国内期刊缺乏有建树的同行评议、学者无法通过投稿进行有效的学术沟通和能力提升有关（Jia， Miao， Zhang & Gao， 2017）。
　　尽管以上研究极大丰富了我们对人文社科学者国际发表的认识，但它们都未能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这一大背景下展开研讨。高等教育国际化固然会导致高校鼓励国际发表，但国际发表如何影响高教国际化？此外，我国高校管理体制对国际发表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人文社科国际发表与高教国际化发展的关系
　　国际发表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于许多世界一流大学而言，国际化战略更多意味着开展世界一流的科学研究、做出显著知识贡献，以及培养一流的国际型人才（冯倬琳，刘念才，2013）。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不仅将国际发表作为国际化的一个结果性指标进行静态考察，同时在考察国际发表动因和体制性条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国际发表对知识贡献、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影响。
　　虽然目前国内外文献中都没有对此议题的专门探索，但我们可以从我国高教国际化的战略视角展开讨论。首先，我们有必要梳理国际发表与做出显著知识贡献的关系。通过国际发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科研究对国际既有理论做出发展、补充和修正，这是做出显著知识贡献的重要表现。针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国际发表的研究表明，很多进行国际发表的非英语国家的学者，更主要是作为核心学术圈知识的消费者，他们经常被本学科的国际核心学术圈排斥在外，其国际发表主要是为国际核心学术圈提供补充性知识，难以形成显著的知识贡献（Salager-Meyer， 2008）。那么我国人文社科学者国际发表的状况如何呢？
　　其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对培养创新人才具有特殊的作用。转变观念、建立机制和改善条件是加快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措施（陈昌贵，翁丽霞，2008）。因而，我们有必要探讨，国际发表是否促进了创新人才的培养。
　　第三，高等教育国际化也对应着国际交流活动的增加。尽管相关研究在评估京沪苏鄂陕等省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化进展时，就把国际交流活动作为重要的一环（李华锋，袁勤俭，2016），但国际发表行为与国际交流的关系缺乏相应的系统化讨论。
　　在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过度强调国际发表，会导致国内学者倾向于关注一般性的理论研究或跟风研究国际热点，而忽视了对本土情境与特殊问题的研究，从而导致国际学术研究无法指导本土社会实践（韩亚菲，2015）。人文社科领域国际发表背后，是对SSCI和A & HCI等评估体系的滥用 （覃红霞，张瑞菁，2008）。那么本文所考察的高校新闻传播学者国际发表的行为，是否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以上问题，都有待实证研究的考察。
　　（三）人文社科学者国际发表对本土学术的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其最终目的是改善和提高本土学术水平。这无疑也是国际发表最终应该达成的目标。目前在国内外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尚无专门的文献报道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本文考察的新闻传播学领域，相关研究（贾鹤鹏，张志安，2015）发现，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发表的SSCI论文中，除公关广告领域外，其他领域的国际引用率远低于其所在期刊的平均引用率；这些研究虽然大多数都有国际合作者，但很少与其他国内学者合作；而且重要的中国议题在这些研究中出现的频率很低。在此基础上，有研究进一步讨论了国际发表中对本土问题关注不够的原因，认为来自发表实践、话语体系和现实考量等多方面因素，导致国际发表中对本土议题难以进行深入分析（苗伟山，贾鹤鹏，张志安，2018）。
　　但是，以上研究并不意味着国际发表对于本土研究没有影响。同时，尽管并无明确的数据统计，但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发表开始以本土议题作为主要的故事框架。因此，为了系统考察这种影响，在高等教育研究的视角下，本文认为可以从探究学者自身对其国际发表与本土学术范式融合的态度、有国际发表经历的学者自身的母语写作、其研究与国内作者的合作情况、已发表的国际论文受到本土学者关注和引用的程度，以及对这些国际发文学者履行其高等教育使命方面等几个层次上展开探索。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
　　本文依靠汤森路透公司的SSCI数据库对中国内地作者进行取样。通过对SSCI新闻传播学期刊从1995年到2021年的检索，我们统计了论文署名单位是中国大陆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作者。从2014年开始，我们每年7月左右向这群研究者发出邀请，探究他们的国际发表的经验和心得。此后每年我们都会对访谈者进行跟踪调研，期待了解到一个更加跨时性的动态过程。在过往的8年中（2014—2021），共计18人每年都接受跟踪访谈。这其中共有正教授/正研究员3人，副教授/副研究员10名，助理教授/讲师/助理研究员5人。所有访谈对象都有海外求学的经历，其中11人在美国、欧洲、大洋洲和亚洲（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国家及地区）获得博士学位，剩余7人拥有在海外做联合博士培养、访问学者以及博士后的经历。大多数受访者所供职院系在国家的新闻传播学科排名中靠前，都是所在大城市的重点高校。
　　我们的访谈主要通过电话或微语音，部分通过面对面方式进行。单个采访平均用时52分钟。访谈采用半结构化问卷。我们征求了受访者口头的知情同意，并对所有采访都进行了匿名处理。所有转录文本导入Nvivo质化分析软件，根据Maxwell（2009）提出的分析流程，我们按照研究问题对采访内容进行了编码，并对编码标准、原则和所涉及的数据都进行了反复讨论和权衡。
　　
四、研究发现
　　（一）高教国际化对新闻传播学者从事国际发表的影响
　　政策治理往往采纳相对简单的“刺激/奖励—反馈/产出”方式，期待通过组织激励实现对管理者积极性的调动。如果仅从发表成果方面评估，我国高教国际化确实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相关统计显示，从2000—2020年中国学者发表SSCI论文19.31万篇，平均每年增幅20%（发表记，2021）。但是，这些成绩和相关政策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到底是哪些因素驱动了学者们的国际发表？以及他们是如何理解不同时期的政策变化？
　　学者的知识生产是一个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的过程。从事国际发表既包括来自宏观层面学术共同体的影响，例如一位年轻的访谈者指出同辈学者国际发表的成绩，希望自己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也有中观层面组织政策的引导，如大部分访谈者都提到所在院系对英文SSCI论文发表有相应的奖励政策；还有来自个人层面的原因，例如有访谈者强调说为了保持自己的英文写作状态，还有人指出自己在国际发表的匿名评审过程中学习收获了很多知识。尽管不同维度的因素相互交织，我们跨时跟踪访谈数据显示，来自组织考核的因素在近些年逐渐成为决定性的核心要求。
　　正如相关研究指出的，“随着中国高校的双一流的竞争，各大高校教师成为新一轮学术锦标赛的直接参与者”（苗伟山，2018：81）。我们的访谈发现，受访者感受到的最直接的压力就是职位晋升标准的不断提高。不仅如此，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实施“非升即走”的聘用考核机制，这进一步加剧了论文发表的压力。在这个背景之下，国际发表因为语言、写作风格等方面的障碍以及审稿周期的漫长，成为很多受访者眼中“不划算”的学术产出。这种情况随着近些年破除对英文发表的过度追捧以及“将论文发表在祖国大地上”的呼声变得更加突出。我们的跟踪性数据发现，很多高校在对教师的绩效考核中取消了对于SSCI论文发表的额外奖励。不仅如此，高校通过各种方式调整职位晋升中对英文发表的要求，例如提升对于英文期刊的级别要求，或者降低英文期刊的绩效分数。
　　因此，尽管高教国际化鼓励国际发表，但是组织在制度层面的设计向本土发表倾斜。面对这种张力，到底是哪些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还在从事国际发表？在我们的访谈中，学术生态成为一个核心的解释变量。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通过组织考核实现职位晋升成为被访者的重要职业关注，在短时间内发表尽可能多的论文成为达成这个目标的主要策略。一位受访者指出，“如果仅仅从供求关系上来看，发表英文论文比中文论文可能要更加容易。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有几千名老师，还有大量学生也需要发表论文才能毕业，但我们领域的CSSCI期刊只有十几种，竞争太激烈了。而海外SSCI期刊有几千种，如果有能力发英文（论文），发表几率反而高很多”。我们聚焦分析了访谈名单中近些年持续有英文发表的受访者，发现这群人均具有海外的博士学位，且大部分处于助理教授或者副教授的职称。对他们而言，因为写作能力、惯习和对海外发表环境的熟悉，发表英文论文反而比中文论文更加顺畅。
　　（二）新闻传播国际发表与高教国际化发展的关系
　　我们的第二个研究问题是探讨我国新闻传播学者的国际发表如何影响其所在领域的国际化发展。如上所述，我们将这个问题分解为是否产生显著知识贡献、是否有助于培养一流国际人才、是否促进国际交流三个方面。
　　在产生显著知识贡献方面，我们首先使用文献计量手段进行评估。利用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检索，我们发现，从1995年到2015年，工作单位为中国大陆机构的280名作者参与发表了SSCI收录的76份传播学期刊中的255篇论文。截至2015年底，这些论文累计引用数为894次，篇均3.5次。很显然，在21年时间里，篇均引用3.5次，说明这些论文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足够的关注，这与此前的研究发现一致（贾鹤鹏，张志安，2015）。导致目前本土生产的国际论文全球影响力较小的原因有很多。很多访谈者提到，他们撰写的国际论文海外的研究者不太会关注，而国内的学术共同体也不会读。对于前者，主要因为国际传播学主流理论脱胎于西方研究问题和研究范式，中国议题很难得到重视。对于后者，主要因为国内新闻传播学者还未形成广泛且系统阅读国际论文的习惯。近年来，随着微信等社交媒体延展到学术知识传播，一位受访者指出，一些微信公众号会介绍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最新成果，甚至是重点介绍国内学者的国际发表，这无疑极大提升了国际发表在本土的影响力。
　　从培养人才的角度，很多受访作者都反映，自己的学生通过学习、讨论以及参与自己的英文研究等方式，在规范的研究流程、合乎逻辑的研究问题或研究假设的推演，以及严格的数据处理等方面，获得了通过参与国内论文生产无法获得的经验。近年来，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研究将西方学术训练中的相关元素纳入学生培养中，例如开展国际前沿研究课程、举办国际论文写作研讨会、举行博士生资格考试等。在这个意义上，国际发表为国际学术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国际论文发表与国际交流的关系也呈现出多元化情形。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由于自己参与了国际知识生产，他们与国际同行的交流明显增多，也更加关注国际传播学界的主要学术会议。但多名受访者表示，他们所在学院的国际交流主要是基于整个学院的规划和发展，侧重学生互换、教学交流和项目合作等方面，旨在扩大学院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而教职工的国际发表或科研能力提升，并非学院的国际交流关注的重点，尽管客观上也会有所影响。总之，学者们的国际发表有效促进了学者个人与海外学术共同体的对话，但很难在组织层面影响所在院系的国际交流。
　　（三）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发表对本土学术的影响
　　正如文献讨论中提到的，研究新闻传播学者对本土学术的影响，可以在探究学者自身对其国际发表与本土学术范式融合的态度、学者的母语写作及其与国内作者的合作程度、国际论文受到本土学者关注和引用的程度，以及对这些国际发文学者履行其高等教育使命方面等几个层次上展开。
　　我们广泛咨询了受访学者如何看待其国际发表与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关系。受访者普遍指出，随着本土研究规范性的进一步加强和提升，中外论文在研究结构、范式和方法上的差距越来越小。正如一位受访者指出的，“海外期刊上看到的最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国内的研究很快也有应用，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小”。很多研究者也指出，近些年涌现出越来越多优秀的中文论文，相比较于英文论文毫不逊色。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受访者指出，尽管中文论文在形式上与英文论文的差异越来越小，但是在理论的原创性、创新性和前沿性等维度上，两者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一些受访者指出，中英文范式融合的根本性问题在学术价值层面的差异，“不同于美国（研究者）对于科学性的痴迷，我们（中国）的学者在传统文化、学科训练和学术共同体等影响下，可能还是会对那些具有社会情怀的议题感兴趣”。
　　既往研究（Flowerdew & Li， 2009；Ge， 2015；Jia， Miao， Zhang & Gao， 2017）和我们的访谈都发现，大多数有国际发表经历的人文社科学者，仍然以生产中文论文为主。那么这些学者是否可以通过实现本人用母语的学术写作和国际英文论文的对话来促进学术的发展呢？访谈结果发现，虽然大部分受访学者同意这种方式可以促进学术发展，但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这一点并没有被纳入日程。中英文不同的话语体系和学术旨趣，导致了研究者在撰写不同的论文时采取了不同的问题意识，正如一位受访者说的，“对话的靶子不一样”。一位受访者向我们分享了自己用同一批数据分别生产中英文论文的区别：在英文写作中他主要立足于对本领域某个主流理论的检测和修正，用他的话说，“写英文论文，你需要朝着他们的主流方向走，看看对方最关心的是什么”。而在撰写中文论文中，这位受访者则是聚焦国内的文献，“用国内的话语和概念去重新诠释，需要上升到对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价值层面”。
　　如果说这些海外发表学者在其英文论文生产中，难于与国内同行合作主要是语言、写作方式等技术性因素造成的，那他们的中文论文则因为体制性因素更加难以与国内学者合作。国内绝大多数高校对中文论文的考评只认可第一作者，这使得合作难以进行。通过学术合作来收获国际学术生产成果的溢出效应因而也很难实现。
　　在引用方面，由于缺乏可靠的文献计量工具，我们尚无法准确评估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发表的国际论文受国内同行引用的情况。但在我们的访谈中，所有受访者都表示，他们很少看到自己的国际研究成果被国内同行所引用。一些只在英文期刊发表论文的受访者将他们的处境比喻成“学术孤岛”，因为他们的研究既不能在海外产生较大的影响，也很难在国内被阅读和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受访学者普遍承认其国际发表没有在国内外产生显著学术影响，国际发表过程中也会遭遇或明或暗的国际偏见，但他们都认为从长期效果来看，国际发表对于提升本学科的学术水平具有促进作用。
　　
四、讨论与总结
　　本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国际化对本研究调查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国际发表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宏观政策对于微观个体的影响是以更加复杂的作用机制实施的，例如尽管国家倡导高等教育国际化，但组织考核的导向却将研究者推向了本土发表，而本土的过度竞争反而促进了国际发表。同时我们也发现，国际发表一定程度上在知识贡献、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方面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做出贡献。另一方面，还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组成部分的国际论文发表，在高教国际化的过程中促进了所在学科的学术进步，而后者本该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首要目标之一。
　　但上述结论绝非否定我国新闻传播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近年来在高教国际化进程中已经取得的进步，我们也完全无意淡化国际发表的意义。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在包括国际发表在内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我国新闻传播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通过广泛的国际交往（包括聘用海归学者、海外访学和国际交流）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国际发表本身尚因为时间较短和从事生产的学者规模较小，还没有成为主要的学术进步促进因素。
　　更加重要的是，尚有大量体制性因素阻碍国际发表对我国人文社科领域学术进步的促进。例如以论文篇数而不是学术质量来衡量学者成果的行政化学术考评体系，让普通学者从事国际学术生产“不划算”，因而，他们也缺乏动力将通过国际发表而取得的学术能力广泛应用到自己的国内学术生产，同样，他们也很难通过利用中英文两种研究范式的差异来实现不同学术文化间的对话。另一个明显的体制性障碍则是我国人文社科评估中广泛存在的不承认论文合著者学术贡献的僵化规定，这不仅不利于国际发表对学术进步发挥促进作用，甚至会在极大程度上阻碍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因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现代社会科学越来越依赖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地域的合作来实现不同学术视角、传统和研究方法的交融。
　　由于这些体制性障碍因素的存在，使得国际学术发表在受制于发表周期、文化差异、西方偏见等因素的基础上，更加难以发挥其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国内学科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我们同时也要承认，正是由于国际发表和频繁的国际学术交往，才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学术发展，尤其是学术体制方面的不足。我们有理由乐观地相信，高等教育国际化不是让我们因国际发表成果尚不尽人意而裹足不前，而是推动我们修改与完善既有的学术体系，让国际发表与本土发表一起，既促进学术的国际对话，也实现本土科研水平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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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鸿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新闻与传播研究》执行主编；苗伟山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贾鹤鹏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媒体融合中的版权理论与运用研究”（19ZDA331）、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规划项目“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2019ZDGH104）、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创新工程项目“媒体深度融合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