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是新闻业的未来吗？
——对跨组织新闻协作的元新闻话语分析
刘天宇 罗昊
　　■ 刘天宇 罗昊
　　【本文提要】本文聚焦跨组织新闻协作这一关系类型，并将围绕此话题所展开的专家言说视作跨组织新闻协作的元新闻话语集合。通过分析74篇相关英文文献，本文考察了专业研究者和实践者对“跨组织新闻协作”行动的阐释。研究发现：跨组织新闻协作被专家阐释为一种解决新闻业不确定性危机的创新方案，并被认为挑战了传统新闻业的竞争文化。数字时代跨组织新闻协作的参与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并依据议题属性、时间跨度、空间关系的差异生成了多种协作模式，而新闻行动者在协作过程中的自我调适将影响到协作实践的顺利进行。本文进而讨论了跨组织新闻协作对于新闻创新及数字新闻生态的意义，并建议研究者对“跨组织新闻协作”的实践潜能予以更多关注。
　　【关键词】跨组织新闻协作 新闻创新 元新闻话语 多元新闻行动者
　　【中图分类号】G210
　　新闻业正面临着巨大不确定性（Zelizer， 2015）：一方面，新技术愈加直接地介入新闻生产环节，并不断革新、颠覆着旧有新闻生产的组织模式；另一方面，多元行动者的入场也对大众传媒时代新闻行动者之间的身份边界构成挑战。在此背景下，新闻行动者们采取了一系列创新实践行动，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挑战（王辰瑶，2020），其中一种重要的创新实践就是跨组织新闻行动者的协作（Slot， 2021）。
　　本文聚焦跨组织新闻协作这一关系类型，并将围绕此话题所展开的专家言说视作跨组织新闻协作的元新闻话语集合。通过分析74篇相关英文文献，本文考察了专业研究者和实践者对“跨组织新闻协作”行动的阐释，并进一步讨论了跨组织新闻协作对于新闻创新及数字新闻生态的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作为元新闻话语的跨组织新闻协作述说
　　数字时代新闻领域至少生成了三种新闻行动主体之间的协作关系。第一种是新闻组织内部跨职能部门的分工协作。研究者发现新闻机构正在采用“促进各部门行动者协调日常新闻工作惯例”的做法（Westlund & Ekstrom， 2020），这反映了数字背景下新闻组织内部传统制度、组织逻辑与生产流程的重塑过程（Drew & Thomas， 2018）。第二种是媒体机构与积极的数字新闻用户之间的协作。这种关系模式的前提是，受数字媒体和互联网的影响，新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身份边界被逐渐打破，大众因此获得了制作和传播包括新闻在内的各种文化产品的能力（McIntosh， 2008）。第三种，也是本文关注的协作关系，则是跨组织新闻协作，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新闻和信息组织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协作，旨在补充每个组织的资源并最大限度地发挥所生产内容的影响（Stonbely， 2017）。与前面两类协作关系不同，跨组织新闻协作不仅具有生产者导向，而且强调协作发生的外部性，它能更鲜明地体现出新闻生产组织主动创新的意愿。
　　当然，新闻业的跨组织协作并不是一件新鲜事（Darnton， 1975； Martínez de la Serna， 2018）。早在1848年，纽约市的六家报纸就成立了一个联合采访部，以及时报道美墨战争，这成为世界上第一家通讯社美联社的雏形，也是新闻业最早的协作实践之一（Konieczna， 2020）。事实上，新闻业自诞生起即存在着竞争与协作两种关系，只不过上世纪新闻业的专业性逻辑和经济逻辑使得前者比后者更为突出（Graves & Konieczna， 2015）。彼时，跨组织新闻协作主要体现在不同媒体的条线新闻生产（beat news）中。报道同一条线的不同媒体的记者依赖非正式的“默契”或正式的协作安排，在条线报道中共享资源、平衡竞争（Breed， 1952； Crouse， 1973）。来自不同媒体组织的记者时常会分享笔记、交换线索，记者之间互相依赖，“即使他们很少承认这一点”（Graves & Konieczna， 2015）。
　　而互联网的普及与数字技术的发展给新闻领域带来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也为跨组织新闻协作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学者马丁内斯·德拉塞尔纳（Martínez de la Serna）梳理了数字技术驱动下西方新闻业协作形式扩散的四个主要阶段：（1）1990年代中期，新闻媒体开始数字化转型，新闻机构在发展新的新闻制作模式的过程中开始引入新文化、工具和协作生产模式；（2）2000年代开始，“融合”成为新闻业的“主旋律”，传统媒体开始了广泛的内部协作，并积极同其他媒体机构、公众展开协作。（3）到2000年代末，不同组织和个人联合进行的调查性报道重新激发了协作精神，基于此，一种新的“看门狗”（watchdog）模式发展起来。（4）进入协作的“新时代”后，一系列协作战略正在得到巩固、更新和发展（Martínez de la Serna， 2018）。这一“正在进行”的阶段的显著特点是，新闻机构与包括高校和技术平台在内的其他机构合作，以“制作比任何记者、新闻编辑室或组织单独制作的内容都要多的内容”，而协作已经从“实验”演变为“普遍实践”（Stonbely， 2017）。可以与此呼应的经验现实是，近年来跨组织新闻协作实践开始大量涌现，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协作媒体中心协作新闻数据库显示，仅于美国开展的新闻协作项目就已从2017年的44个增加到目前的516个。?
　　相较于大众传媒时代新闻组织之间的协作行动，数字时代的跨组织新闻协作生成了两种新的基本特性：第一，协作实践的数字化。行动者的协作实践主要依托数字在线网络展开。在线网络增强了协作成员之间的连接力，为跨本地甚至跨国家的协作项目提供了物质基础。来自不同组织的协作者通过在线网络达成协作项目的日常讨论、信息搜集、项目监测与管理。正如学者所说，数字时代所创造的技术使得协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Stonbely， 2017）。第二，新闻业跨组织协作主体类型已不限于大众传媒时代的专业新闻机构之间。学者谢弗（Jan Scaffer）就认为，传统媒体和非传统媒体之间的协作关系已“不仅是一种竞争战略，也是一种旨在打破传统秩序，为未来重新定位传统新闻机构（角色）的投资”（Schaffer， 2012）。
　　那么，跨组织新闻协作为什么被提出？对数字时代新闻行动者怎么“做新闻”有何意义？是不是未来数字新闻业的一个可行方案？学者们据此已从不同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为实践层面涌现出的区域性的内容共享网络、跨国性调查报道协作、全球性的事实核查协作等种类多元的协作项目提供了有价值的话语集合。如考察协作的形成背景及动因（Gordon， 2003； Lowrey， 2005； Carson & Farhall， 2018）、协作的类型学划分（Stearns， 2010； Anderson， 2013； Stonbely， 2017；Konieczna， 2020）、协作实践的影响因素（Heft， Alfter & Pfetsch， 2019； Hatcher & Thayer， 2017）及协作参与者的个体认知状况（Cueva Chacón & Salda?a， 2021）等等。此外，《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尼曼新闻实验室等观察站点近年来多次刊载相关主题的评论文章（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2009； Quackenbush， 2020）。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协作媒体中心自2017年起每年举办协作新闻学峰会，邀请跨组织新闻协作的参与者介绍项目运作经验，并公开发布了多份协作新闻学报告。这些围绕跨组织新闻协作在数字新闻业中的角色定位、作用及实践经验所展开的话语言说，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由多元行动主体围绕跨组织新闻协作之于数字新闻业意义而生成的话语空间。
　　因此，本文希望从话语角度出发，透过对围绕跨组织新闻协作展开的话语言说的考察，审视跨组织新闻协作的结构特征及潜力。具体而言，我们试图厘清：英文学术性文献、报告中记载、描述和分析了什么样的跨组织新闻协作样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哪些关注点、何种取向、分析和评判？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国内新闻学界也针对不同新闻行动者间的协作行为作出过一些讨论，如王学成和来丰（2002）用“跨媒体联合”描述本世纪初报纸、电视、网络媒体等不同性质行动者间通过入股、并购等方式“向其他媒体渗透，最终形成跨媒体的‘传媒集团’”的行动；罗以澄和姚劲松（2011）考察了我国电视媒体间组建“战略联盟”的尝试，发现“电视媒体联盟”存在难以常态化运营、缺乏实质性合作、缺少跨媒体和跨行业联盟等问题；报网互动（曾培伦，2012）、报业集团间的战略联合（任义忠，2014）、新闻媒体与社交平台的合作（张志安，曾励，2018）等新闻业出现的新关系、新实践亦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然而，国内相关研究多是对媒体组织间的协作过程进行探索性描述，深层次的案例研究较为少见。我国媒体从业者也发表了一批关于跨组织新闻协作的文章，但大多是对协作项目的工作经验总结。总之，由于中文学术语境中可供分析的“跨组织新闻协作”话语较少，从研究便利的角度，以及为国内新闻研究者与实践者提供参照出发，本文通过鉴照英语文献对跨组织新闻协作的阐释，在梳理、归纳西方跨组织新闻协作的结构特征与发展动向的同时，进一步理解不断变化的数字新闻生态，并为我国的跨组织新闻协作发展及媒体深度融合进程提供借鉴。
　　
二、研究方法
　　本文把美国学者卡尔森（Matt Carlson）所提出的元新闻话语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在卡尔森看来，多元行动者对新闻业相关议题的讨论应被视作一种对新闻实践进行“合法化”（legitimization）的阐释过程。卡尔森首先把新闻业置于一个不断围绕新闻业及其更广泛的社会地位构建意义的话语场域中，并用“元新闻话语”一词来描述这一话语场域。所谓元新闻话语，是指“评价新闻话语、产生新闻话语的实践或接受新闻话语的条件的公共表达”（Carlson， 2016），这些话语“界定了适当、不适当的关于新闻规范和实践”的讨论（Carlson， 2014）。元新闻话语理论强调，新闻的意义是通过元新闻话语产生的，在元新闻话语中，来自新闻业内外的行动者将通过意义的共享达成对新闻工作的理解，该理论从而把分析家、教育者、新闻使用者等不同场域的话语主体纳入分析视野。此外，新闻实践和结果与人们对新闻的理解密不可分（Zelizer， 1993； Carlson， 2017），元新闻话语将新闻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创造和传播过程与围绕新闻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实践联系起来（Carlson， 2016），强调围绕新闻业的话语创造了新闻实践的共同含义。将元新闻话语理论作为分析透镜，本文把新闻学者与媒体专家围绕跨组织新闻协作的公开言说视作一个元新闻话语空间，通过话语交锋和认可，形成对跨组织新闻协作实践逻辑、规范特征等问题的不断深化的理解。
　　本文首先通过Taylor&Francis Online和Sage Journals两大学术期刊数据库搜集了近20年在国际新闻传播SSCI刊物上发表的讨论跨组织协作的学术论文；随后在皮尤新闻与媒体项目、尼曼报告、哥伦比亚新闻评论、路透新闻研究中心等知名新闻观察研究站点搜集了关注跨组织新闻协作的重要研究报告与评论、分析文章；同时补充了由协作项目组织发布的总结性的项目报告及其在官方网站上的自我陈述。由此，共搜集到74篇可供分析的元新闻话语文本。
　　使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12，本文经由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三个步骤对所搜集的经验文本进行分析。首先仔细阅读所搜集的经验文本，关注对于跨组织新闻协作的参与者、动机、实践方式、效果和意义等话题的相关表述，确定重复出现的话语，形成自由节点。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数据的进一步归类，将自由节点遵循一定的逻辑关系归纳为树节点，得出主要类属。最后在已发现的类属中选择核心范畴，并从研究问题出发对该核心范畴下的节点进行总结与阐释。以下将从所发现的“为什么协作”、“怎样协作”、“协作的影响因素”三类主题进行阐述。
　　
三、研究发现
　　（一）为什么协作：跨组织新闻协作的生成语境及实践动因
　　对跨组织新闻协作的言说往往伴随新闻业危机话语而出现。这类危机话语首先指向新闻业眼下所面临的可持续性（journalism sustainability）挑战：新闻机构正陷入传统商业模式失灵、广告收入下降的发展困境。“财务压力”、“裁员”、“成本缩减”等词汇被这些话语反复启用（Hamilton， 2015； Stonbely， 2017； Sambrook， 2018）。如学者蒂姆·格里格斯（Tim Griggs）所言：“目前新闻行业面临着巨大财务压力……你会发现，新闻企业（news enterprises）正在加速自己的灭亡”（Shadwell， 2018）。这种经济压力加剧了新闻机构当下资源匮乏、无法进行面对面报道的问题（Quackenbush， 2020），也驱使新闻行动者与其他组织互动的主导模式从竞争转向分工、共享（Stearns， 2012）。事实上，将新闻采集成本保持在低水平可以被视为媒体组织的一个主要目标（Hatcher & Thayer， 2017），而新闻协作提供了这样一种分享资源和成本的机会，使媒体机构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大其不断缩减的预算（Stearns， 2012）。而在面临可持续性挑战之外，新闻业的危机话语还指向了新闻业的新闻权威（journalistic authority）危机，如研究者所说，许多新闻机构正在艰难应对长期而复杂的调查报道所需的资源规模的挑战；同时，公众对假新闻的质疑与媒体信任度的下降也威胁着严肃报道的合法性（Sambrook， 2018）。因此，通过协作的方式分担采访成本与报道资源，通过保持新闻的质量和深度重塑新闻权威成为行动者参与协作实践的一大内驱力。
　　跨组织新闻协作被广泛描述为一种解决新闻业不确定性危机的可行方案。在研究者与分析人士看来，跨组织新闻协作是“解决新闻业最紧迫挑战的一种高影响力方法”（Bryant， 2017），是“满足日益增长的内容需求的答案”（Reuters， 2019），更是“新闻业的未来”（Quackenbush， 2020）。《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刊载的一篇评论甚至提出“协作需要成为新闻业使命的核心”（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2009）。在某种程度上，跨组织新闻协作可以被视为学者格雷夫斯（Lucas Graves）和科涅奇纳（Megda Konieczna）所提出的“场域修复”（field repair）：在新闻场域陷入某种争议与危机之时，记者有意识地从事“明确的改革主义”（expressly reformist）实践，并寻求将新的工作方法与思维方式合法化，以保护整个场域的自主性和完整性（Graves & Konieczna， 2015）。在对调查性新闻非营利性组织（investigative news nonprofits）与专业事实核查团体（professional fact-checking groups）的新闻分享（news sharing）进行民族志考察后，他们发现此类跨组织协作实践正在实现两个目标：增加自身报道影响力、为在整个新闻场域更广泛地开展针对公共事务的新闻工作建立制度资源（institutional resources）。
　　那么，在元新闻话语中，新闻行动者参与跨组织协作的动力机制是如何被言说的？协作能为行动者自身带来什么？从个体层面来看，已有研究指出，参与协作的媒体成员可以通过与同行的分享习得新技能、新调查方法与数字工具的使用知识（Cueva Chacón & Salda?a， 2021）；可以获取来自其他组织和平台的尊重，这将使其打破“自我定义和自我限制”（Singer， 2004）。此外，记者在协作项目中可以获得“推动社会变化”的满足感（Cueva Chacón & Salda?a， 2021； Konieczna， 2020），这都将挑战其既有的竞争观念（Hatcher & Thayer， 2017）。而从组织层面来看，首先，经济因素将成为协作关系生成的主要驱动力（Edmonds et al.， 2014）。例如非营利性的《调查邮报》（Investigative Post）于2012年同WGRZ电视台在谈判后达成了资助协作。由此，WGRZ电视台拥有了自身发展所需的调查报道内容，《调查邮报》则获得了长期资金支持（Alcorn， 2017）。其次，在实践环节，媒体组织间的协作可以被描述为一种“集中各自拥有的资源做新闻”（Jenkins & Graves， 2019）的过程，通过协作，媒体组织间可以完成内容制作资源的分享（Gordon， 2003；Lowrey， 2005），拓展信源（Alfter， 2011）、补充不同的叙述视角（Sambrook， 2018），以此提升报道质量。面对大型报道项目所生成的海量数据，不同行动者还可以通过协作处理的方式提高效率，如跨国性的事实核查项目“交叉验证”（CrossCheck）在其网站所述：“通过协作，我们希望可以更快地确定哪些信息是不真实或不可靠的，并将这些信息提供给新闻编辑部和公众”（CrossCheck， 2017）。经由协作，新闻产品可能获得更大的传播范围、接触到更广泛的受众，协作参与者本身也可能收获更大的影响力（Cueva Chacón & Salda?a， 2021）。正如研究者所言，协作为新闻媒体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方式，既可以克服行业内部具有挑战性的结构性变化，又可以产生符合公众利益的新闻报道（Carson & Farhall， 2018）。
　　（二）怎样协作：多元新闻行动者的关系实践
　　围绕跨组织新闻协作展开言说的元新闻话语如何阐释行动者的实践逻辑？哪些具体的案例被涉及？呈现出何种特征？经过对所收集74篇经验文本的编码，本文首先搜集到了87个被元新闻话语涉及的跨组织新闻协作项目，这些协作项目部分出自于学者的案例研究，部分出自实践者对跨组织新闻协作的言说。本文作者随后通过反复阅读已搜集文本，检索项目报告与项目网站等方式对这87个协作项目的具体信息进行补充，在去除无法获取完整信息的项目后，获得了包含72个跨组织新闻协作项目的数据集。经对其反复阅读，按照参与协作项目组织的性质、在协作项目中扮演的角色，将跨组织新闻协作的参与主体分为六类：既有媒体、原生数字媒体、新闻行业组织、辅助组织、平台媒体、高校及研究机构。?我们首先界定这六类行动者：
　　既有媒体，指在数字时代之前就已存在的新闻生产组织（王辰瑶，刘天宇，2021），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及其在数字时代所开发的数字端口。原生数字媒体指在数字时代创立的新闻性内容生产组织，它们没有既有媒体的历史传统，也不承继原有的媒体组织架构、管理制度和经济模式（王辰瑶，刘天宇，2021）。新闻行业组织是以多个新闻性组织为组成基础，并/或以服务行业内多个组织为目标的一类特殊行动者，它们通过发起倡议、培训技能、提供支持、发展协作关系等方式促进新闻业发展。新闻行业组织不仅是内容生产者，也是内容生产过程中的协调者、后勤组织者。协作是这类行动者开展工作的重要方式，甚至有学者认为，它们“就是为协作而生的”（Shadwell， 2018）。而在学者科涅奇纳看来，创立这类组织的记者们正在建立一个他们认为的“平行而独立的新闻制作系统”（Konieczna， 2014），以应对商业新闻媒体的失败，为新闻业的社会使命提供必要的补充。辅助组织是指以基金会、数据服务公司等为代表的协作项目支持者。与新闻性专业组织不同的是，辅助组织在新闻协作中扮演着“幕后角色”，为协作提供了认知价值（perceived value）、经济支持与合法性（Lowrey， Sherrill & Broussard， 2019）。如奈特基金会（The Knight Foundation）、赫肯公司（Hearken）等。辅助组织还被认为塑造了新闻业的发展方式，斯科特（Martin Scott）等人发现，基金会与记者之间的互动引起了专业新闻实践范围的扩大、主题内容的增加以及记者角色观念的转变（Scott， Bunce & Wright， 2019）。平台媒体指以脸书、谷歌为代表，通过控制社交平台、信息搜索引擎等掌握内容分发渠道的一类重要行动者，往往在协作中发挥着支持作用，如谷歌新闻实验室和脸书新闻计划，在多个案例中扮演了资金支持、技术服务、技能培训的角色。高校及研究机构同样是新闻协作的积极参与者，主要包括新闻学院的师生以及各领域的学者。
　　跨组织新闻协作不仅主体多元，而且协作实践形态也是多样的，从两个组织在一个主题上的协作报道，到几十个新闻机构在各大洲长期讲述复杂故事，不一而足。本文发现，协作项目的空间性特征（如地方协作和跨国协作）与协作时间的长短两种结构特征被相关元新闻话语反复言说。基于此，本文构建了跨组织新闻协作项目类型矩阵，设置时间、空间两大维度，进而归纳出文献中最常见的六种跨组织新闻协作模式：地方性的特定协作、地方性的常年协作、全国性的特定协作、全国性的常年协作、跨国的特定协作、跨国的常年协作（见表1）。其中，“特定”指一次性的、围绕某个主题展开的短期协作；“常年”指持续的、开放式的协作；“地方性”指协作项目的参与者位于同一省（州）、同一城市或同一社区等，“全国性”指协作者来自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域，“跨国”则指行动者来自不同国家。需要说明的是，该矩阵的类属划分并不能穷尽所有的协作项目，部分协作项目不止于一个模式，部分协作项目的类属也会随着项目的进行而改变。本文以举例的方式对每一种模式进行阐述，旨在通过审视个案分析多元行动者在几类协作模式中的关系实践，考察其间的关键行动者、各行动者的具体工作、协作伙伴之间在哪些层面通过何种方式连接等等，从而完成对经验材料呈现的跨组织新闻协作样态的描画。
　　地方性的特定协作。在本文所见的话语言说中，地方新闻业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较为突出。与全国性媒体相比，地方媒体在内容、受众参与、商业等方面所持资源较少（Ali et al.， 2020； Hess & Waller， 2016； Jenkins & Nielsen， 2018），也面临着报纸质量下降、与当地社区失去联系的隐忧。美国费城重返社会项目（The Reentry Project）可以被看作是该地区新闻生态系统（Anderson， 2013）对此展开应对的一次尝试。该项目由费城14家新闻机构（包括7家既有媒体和7家原生数字媒体）和两所大学参与，并获得了新闻行业组织“解困式新闻网络”（Solutions Journalism Network）和奈特基金会的资助；两所大学参与了网站筹建和组织工作，还为项目提供了实习生。科涅奇纳（2020）发现，该项目的行动者以“协作阶梯”（collaboration stepladder）的形式展开协作：从简单地共享故事以便每个行动者可以发布其他协作伙伴制作的任何产品，到共同编写故事、组织活动，再到努力参与社区活动。在协作中，规模较大的组织有时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如主办会议和为社区活动提供空间；但总体而言，这一项目的原则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运作，协作成员通过定期的电话或面对面会议来保证每个组织拥有平等的发言权。
　　地方性的常年协作。处于相同地区的行动者往往会发展出长期而渗入日常报道工作的协作关系。由于资金和人手有限，地方媒体很多时候无法单独报道重要议题。为此，得克萨斯州的五家报业组织在2009年发起了“头版交换”项目（Front-Page Exchange）：每日选题会结束后，各家报纸会把次日头版的暂定选题清单提交给协作伙伴。如果某个编辑在其间看到了感兴趣的故事，他可以选择跟进并将其纳入第二天的报纸。有趣的是，这种“交换”没有金钱交易，也不记录谁的贡献多，只是提供“值得增加的内容”。皮尤研究中心在2014年对这五家报纸的编辑进行访谈，发现这一安排被参与者评价为“非常创新的解决方案”（Edmonds et al.， 2014）。而一些地方性特定协作项目会逐渐发展成常年项目，如前述地方性特定项目“重返社会”的参与者在该项目启动一年后组成了常年性的新闻行业组织“解决费城”（Resolve Philly）。该组织在为协作伙伴提供培训、组织对话和交流活动的同时还发起了“费城信息平等”（Equally Informed Philly）等新的协作项目。
　　全国性的特定协作。一些重要的全国性议题往往需要进行协作报道。报道2016年美国大选的“选举之地”（Electionland）项目“可能是有史以来在一天内进行的最大的社会新闻采集行动之一”（ProPublica， 2017），该项目的参与团队由七家核心组织（ProPublica、纽约市立大学、谷歌新闻实验室、今日美国网、Univision、纽约市立大学新闻研究生院和First Draft News）、250个新闻编辑室和600位志愿者组成。新闻行业组织ProPublica和平台媒体谷歌新闻实验室（Google News Lab）在其间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们不仅是这一项目的最初发起者，还对参与者进行培训、提供数字工具，并为该项目提供了全程的资金支持。在投票日当天，分布于全国各地的1000多名参与者被编为十个履行不同职能的“工作台”（Desk），由新闻学院教授领导的学生团队首先负责监测社交媒体的数据动态，并将其输入到事实核查平台“Check”。专业记者继而对所有被输入的数据进行分析，在综合信息后，借助LandSlide工具（一个包含地理信息的选举线索数据库）向各地记者推送线索和提示，以帮助记者针对有关议题完成实地报道。项目团队同时利用Slack工具建立了几十个频道，以使协作参与者之间的沟通更具针对性和组织性（ProPublica， 2017）。可以看到，全国性的特定协作往往是新技术、新工作方法的试验场，协作团队使用数字工具进行大规模数据的协作处理，同时提升团队沟通的效率，进而实现对高度分布（highly distributed）议题的实时联动报道。
　　全国性的常年协作。在美国，全国性的常年协作往往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整合完成。2012年，美国最大的报业集团甘尼特（Gannett）旗下130多家地方日报、电视台与其旗舰媒体《今日美国》（USA Today）之间开发了一个专有的后端内容管理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全国各地的新闻编辑部可以进行内容共享。甘尼特集团由此达成内容资源的整合，这也推进了其数字化转型进程（Hochberg， 2014）。而在芬兰，全国性新闻编辑部的联合实践则在内容共享之上更进一步，通过对内容的共同制作和分发达成协作。2014年，芬兰的12家地区性报纸为应对持续的经济挑战，“在不直接竞争的内容领域联合起来”，成立了名为“兰能媒体”（L?nnen Media）的联合编辑部。由于报道网络的分散，兰能媒体的编辑和记者通过视频会议确定每日的报道计划，并通过内容管理系统保持联系、跟进报道进展。这项协作更灵活的安排在于，各家报纸的记者在兰能媒体轮流工作两到三年后将回到自己的报社，这使得他们能够与同事分享自己获得的专业知识，以推进协作的持续发展（Jenkins & Graves， 2019）。
　　跨国的特定协作。随着一些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议题逐渐超越国界，记者们越来越多地在全球范围通过协作完成深度而有影响力的报道。路透新闻研究所在其报告《全球团队协作：调查报道中协作的兴起》中就呼吁，有关公共责任的报道“越来越不能被地理边界所局限”（Sambrook， 2018）。在本文观察的跨国特定项目中，事实核查与调查性报道是两种最显著的类型，而新闻行业组织则常作为协调、培育跨国报道的“催化剂”而出现（Sambrook， 2018）。事实上，新冠疫情正催生着全球层面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事实核查协作。2020年1月，来自30个国家的事实核查组织联合核查有关Covid-19的信息。这一项目由国际事实核查网络（IFCN）负责协调，参与该项目的事实核查人员使用谷歌文档、Sheets和Slack频道等工具共享虚假内容链接与事实核查结果（Abidi， 2020）。与此同时，IFCN还敦促谷歌、Facebook和Twitter等平台加强努力，通过更多的事实核查打击新冠疫情相关的虚假信息。如专家所说，“新冠疫情危机显示了协作对新闻机构的重要性”（Murray， 2021）。
　　跨国的常年协作。本文分析的经验文本显示，欧洲似乎是跨国常年协作项目的温床，这与欧洲的政治背景和地理环境密不可分。欧洲调查协作网络（European Investigative Collaborations Network，简称EIC网络）于2016年初由来自不同国家的九个媒体协作伙伴建立，目标是联合报道以欧洲为主题的调查性新闻（Candea， 2016）。该组织的协作伙伴主要通过以下几个层面展开工作：处理欧洲的故事；寻找、编译、处理或分析大数据集；开发自己的网络协作工具、平台和信息产品。《明镜》周刊（Der Spiegel）调查编辑、EIC网络联合创始人约尔格·施密特（J?rg Schmitt）曾戏称他们“就像欧盟”，这其实是在强调EIC网络的公平性原则：每个国家只有一家媒体能加入EIC网络；每个成员都有发言权，但在遇到分歧时只享有一票；对于任何特定项目的发表日期，最后的决定权将归提供原始文件的媒体组织所有（Candea， 2016）。
　　经由以上阐释，可以看到上述六种协作模式在空间、时间层面对新闻资源的整合过程。首先，具有相似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位于特定区域的行动者有达成日常新闻协作的潜能。对于地方媒体而言，在日常报道工作中联合同一地区的媒体可以有效填补自身内容生产的不足，满足本社区的信息需求。而隶属于同一全国性媒体集团的不同地方媒体可以通过日常协作共享资源，使其在获得更多支持的同时也能为全国性的旗舰报纸提供充足的故事，从而帮助整个集团的媒体“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其次，对具有重要新闻价值的特定议题的报道往往涉及海量的数据和分散的信源，需要大量人员、时间和资金的支持。因此，采用全国、跨国协作的方式进行此类报道，将有助于行动者突破自身限制，在更广泛的层面调动资源。
　　虽然元新闻话语中出现的六种协作模式在参与者动机、实践规模和工作流程等方面不尽相同，但可以初步总结跨组织新闻协作在实践层面的三个特点。第一，跨组织新闻协作的参与主体身份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新闻行业组织在多数项目中扮演核心节点的角色；第二，协作项目参与者重视彼此之间的连接性，普遍依托在线工具进行信源的共享与海量数据的协作处理，数字工具成为跨组织协作的基础设施；第三，协作参与者重视彼此间交流的有效性与协作的公平性，使用远程会议、在线聊天、线下讨论、共享内容平台等方式达成沟通，并设置一系列流程保证项目运作期间组织之间的公平性。
　　（三）什么在影响协作：跨组织新闻协作的影响机制及调适过程
　　本文归纳出专家元新闻话语阐述的影响跨组织新闻协作的四个因素。
　　经济因素。指跨组织新闻协作项目的资金供给模式、收入分配等要素。经济因素对行动者参与新闻协作实践所产生的影响或许最为直接，其影响力表现为三个层面：
　　第一，能否获得经济支持将直接影响协作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及使命实现（Konieczna， 2020； Sambrook， 2018）。因此对于参与者来说，建立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支持模式就显得尤为关键。本文所见的元新闻话语中有三种资金支持模式被多次提及：（1）互惠模式。即由协作参与主体依据自身所持资源的差异达成的资源互换，在既有媒体与非营利性的原生数字媒体之间的协作项目中出现较多。这类项目的顺利达成往往涉及既有新闻机构向非营利性的原生数字媒体支付费用，以获得后者所生产的内容，进而达成一种互惠关系（Alcorn， 2017）。（2）辅助组织支持模式。以各类基金会、慈善组织、技术公司等辅助组织（Graves & Konieczna， 2015； Shadwell， 2018）所供给的资金为主要财务来源。但森布鲁克（Richard Sambrook）指出，这种模式在慈善文化发展较少的地区开展较为困难，这也成为原生数字媒体经常选择互惠模式的原因之一（Sambrook， 2018）。（3）共同供资模式。即所有协作方都以某种程度的资金支持来参与项目，这在学者看来已成为协作在最初的慈善赠款（grant-funded）之外得以继续生存的经过验证的真实方式之一（Stonbely， 2017）。
　　第二，对项目资金的分配与使用也将影响到跨组织新闻协作的实践过程。如在底特律新闻合作社（DJC）的案例中，该组织内的五家媒体组织分别接受了不同数额以及使用要求的资金，这造成了五家组织在协作项目中出现行动优先级的差异，进而导致了一系列工作流程问题的出现（Stonbely， 2017）。
　　第三，对经济回报的考量还影响到了协作参与者对协作项目的评价及后续参与效果。由《西雅图时报》（The Seattle Times）同5家超本地新闻网站协作开展的“新闻协作伙伴网络”（Seattle Times News Partner Network）虽然在其巅峰时期吸引到50多家在线超本地新闻网站加入，但依旧被其高管认为“在发行量和广告的角度上来看是失败的”，因为其没有形成一种广告的共享网络（Stonbely， 2017）。此外，协作主体也可能会因担心受众流失（Hatcher & Thayer， 2017）、不能得到双向回报等原因终止协作（Edmonds et al.， 2014）。
　　在埃德蒙兹（Rick Edmonds）等人看来，协作实践者需要提升报道质量与影响力，以努力激起资金提供者“共鸣”（Edmonds et al.， 2014）。然而，尽管跨组织新闻协作的实践者在“尽其所能”寻找合适的“付费的协作伙伴关系”（Edmonds et al.， 2014），但几种资金支持模式都可能在不同层面表现出不稳定性。研究者发现，虽然协作项目的负责人对经由协作生产的新闻报道充满信心，但他们对自身的资金模式却显示出不确定的态度（Jenkins & Graves， 2019）。媒体人哈里斯（Emily Harris）的论述就略显悲观：“（媒体间）内容协作的最大成本也许是，它可能不会使新闻业更接近一个新的、可持续的财务模式”（Harris， 2012）。同时，来自不同资助方的资助要求也可能会给协作带来“混乱”。因此，协作参与各方需要审慎对待来自协作资助方的要求，WEDT总经理米歇尔·斯比诺维奇（Michelle Srbinovich）就提醒说，“我的建议是让大家围在桌前弄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协作？我们能提供什么？以及我们作为一个团体缺少什么？然后再选择一个主题或故事去争取资金，而不是让资金来主导（协作），因为这只会让协作变得更加复杂”（Stonbely， 2017）。
　　组织架构因素。指一个协作项目在组织层面所制定的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面：（1）能否保障参与协作的人员稳定。阿尔康（Alcorn， 2017）在《新闻协作关系是如何运作的》一文中所介绍的案例就很具代表性：“调查西方”（Investigate West）雇佣了一批兼职记者、实习生和全职员工来轮流承担编辑和筹款的职责，而面对不断更新的“面孔”，它的协作伙伴常常因分不清“应该与谁合作”而无法与其进行顺畅沟通。（2）是否具有扁平化的组织等级制度。研究者发现，媒体组织间去中心化的沟通结构受到了协作参与者的认同，认为他们可以由此“保持灵活性，以更好地调整策略服务项目参与者”（Jenkins & Graves， 2019； Konieczna， 2020； Sambrook， 2018）。
　　除此之外，不少跨组织新闻协作实践还出现了一个被称为“协调专员”（coordinator）的新角色。虽然在不同协作项目中的具体定位存在一定差异，但其主要职责大致相同。阿尔夫特（Brigitte Alfter）通过对多个跨境新闻协作项目的调研总结了协调专员的普遍性任务：“召集、准备线下会议； 筹备、主持定期视频会议；通过内部通讯分享团队信息；与媒体机构联系；联系技术和行政部门，筹款；处理法律问题、进行事实核查；在会议之前准备讨论文件，供团队决定和协调后续行动；对项目进行‘事后’评估；负责项目的社交媒体推广；翻译、制作信息图表等”（Alfter， 2019）。这些繁琐的工作被视为协作项目成功的关键。如任职于NPR的迈克尔·奥雷斯基（Michael Oreskes）所说，“（协调专员的角色）是一个领导角色，帮助大家了解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识别机会，避免重复，找出下一个故事”（Stonbely， 2017）。面对行动主体之间的异质性，协调专员成为调适紧张关系的关键行动者。如费城“重返社会”项目的协调专员是由“解困式新闻网络”另外招聘的，“重返社会”这样描述该协调专员所扮演的角色：“他的主要职责是为项目本身服务，而不是为某个特定的新闻机构，这是我们成功的关键”（Konieczna， 2020）。
　　信任因素。组织间的信任程度也有助于打破传统新闻业的“高墙”（Stonbely， 2017）。信任因素可以体现在参与者对不同组织间文化差异的理解（Alfter， 2019； Sambrook， 2018），以及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协调程度（Jenkins & Graves， 2019）等方面。而人际关系的拓展（Alcorn， 2017； Stonbely， 2017）、共同目标的确立（Edmonds et al.， 2014）、“发展一种共享的谈论新闻的语言、文化和明确的标准”（Jenkins & Graves， 2019）将有助于消除协作过程中的紧张关系，促使参与者间信任关系的生成。这在《明日夏洛特维尔》（Charlottesville Tomorrow）和《每日进展报》（Daily Progress）的协作中有具体体现。两家组织分属原生数字媒体机构与既有媒体，且在叙事逻辑、报道视角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Edmonds et al.， 2014），但却在“资金换内容”的目标下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协作关系。其信任来源于对彼此价值理念的认同，如《每日进展报》（Daily Progress）所述，“（我们）相信《明日夏洛特维尔》的内容，并对其报道始终坚持公正、平衡和准确等传统新闻价值观印象深刻”（Alcorn， 2017）。在专家看来，建立信任感的媒体组织之间可以发展出更深层次、更具依赖性的伙伴关系，在 WGRZ 电视台与《调查邮报》的协作过程中，每当有官员致信WGRZ 电视台试图抱怨或干预《调查邮报》所作的报道时，WGRZ 电视台管理层都会为其辩护，用《调查邮报》创始人希尼（Jim Heaney）的话说，“（这种辩护）就像是对待自己的记者一样”（Alcorn， 2017）。
　　策略因素。一系列策略因素也将给跨组织新闻协作带来影响。策略一：制定清晰的流程。如“选举之地”的参与者弗格斯·贝尔（Fergus Bell）所说，“从标准化验证和沟通渠道，到实现故障的实时排除——拥有正确的工作流程是（协作成功的）关键”（ProPublica， 2017）。因此，行动者尝试设计兼容的内容管理系统来提升不同新闻组织之间协作的效率（Shadwell， 2018），或在协作项目初期就制定清晰的协作指南，以使来自不同组织的行动者在保持自身主体性的同时尽量在主题、常规、观念上达成统一（Cueva Chacón & Salda?a， 2021； Konieczna， 2020； Griggs， 2017）。策略二：量化影响力。在本文所见的话语中，不少协作参与者都表示“产生可量化的影响力是一个挑战”，且“很难找到一种方法来共同追踪协作对参与者本身与受众的好处”（Stonbely， 2017）。因此有行动者选择用所生产新闻报道的质量与产生的社会价值对此加以弥补，“衡量每篇报道影响力的方式是看它是否影响了立法或政治”（Shadwell， 2018）。策略三：掌握数字技能，运用数字工具。数字工具使得新闻工作者能为多个平台创建新闻报道，这被描述为组织新闻协作的催化剂（Dailey， Demo & Spillman， 2005）。已有研究发现，熟练掌握数字技能的记者更容易参与到跨组织新闻协作项目中来（Cueva Chacón & Salda?a， 2021）。数字工具的广泛应用将极大地助力于跨新闻编辑室和地理区域的协作，能够使协作主体分享成本和信息、增加新闻报道的覆盖面，加强制定新闻议程的能力（Carson & Farhall， 2018），进而实现克服传统“权力流动”模式的“信息流动”模式（Castells， 2013）。
　　
四、结语
　　根据本文对跨组织新闻协作的元新闻话语分析，可以总结出三种阐述主题：第一，参与跨组织新闻协作的动因。跨组织新闻协作被阐释为一种解决新闻业不确定性危机的创新方案。解决自身资源局限、塑造新闻权威是多元行动者参与跨组织新闻协作的直接动机，而协作的深层动力则源于行动者应对自身发展过程中不确定性挑战的诉求。第二，跨组织新闻协作的实践特征。数字时代跨组织新闻协作的参与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既有媒体、原生数字媒体、新闻行业组织、辅助组织、平台媒体、高校及研究机构等多元行动主体已积极参与到协作项目中来，并依据议题属性、时间跨度、空间关系的差异生成了多种协作模式。第三，跨组织新闻协作的影响因素。经济、组织架构、信任、策略因素等将对跨组织新闻协作实践产生重要影响。由数字技术驱动而来的跨组织新闻协作挑战了传统新闻业的“竞争文化”，新闻行动者在协作实践的过程中事实上面对着组织内部与组织之间的双重调适，而调适的效果也会影响到协作实践的顺利与否。
　　围绕跨组织新闻协作展开言说的元新闻话语显现了新闻研究者与行动者对这一不断变化的新闻实践的理解与认识。这类元新闻话语反复强调跨组织新闻协作之于数字新闻生态的意义，认为跨组织新闻协作重组了新闻实践中的报道资源分配，有助于新闻行动者克服自身资源困境；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使得跨国家、区域的大型报道项目有实现可能；跨组织新闻协作实践吸纳了既往新闻业成员之外的“新行动者”，加强了新闻业与其他社会机构之间的联结；在帮扶地方新闻业的同时促成地方性新闻生态系统的形成。更进一步，元新闻话语阐述了跨组织新闻协作在社会层面所达成的影响，如行动者可通过解困式报道的协作促进社会议题解决（Konieczna， 2020）、记者与科学家可协作开展气候议题的报道（Porter， 2020）、新冠疫情之中媒体与社区之间可开展一系列互动（Wenzel & Crittenden， 2021）等等，这些都表明跨组织新闻协作在不确定性危机中具有解决问题的潜能。在总体看好，甚至认为跨组织新闻协作是“新闻业的未来”的话语基调下，也有研究揭示了跨组织新闻协作的现实困难。如安德森在分析数字时代费城新闻生态系统的重构过程时发现，行动者在特定议题上展开临时协作要比日常报道中的长期协作容易得多，多元行动者间错位的新闻生产常规、文化观念冲突等因素常常影响协作的进程（Anderson，2013）。此外，也有研究者提醒，需要进一步考察“协作关系是否产生了更广泛、更深入的新闻报道？能否给协作双方带来真正平等的收益？跨组织新闻协作所生产的新闻报道对新闻选题的多样性来说有什么影响”（Martínez de la Serna， 2018； Stonbely， 2017； Tady， 2009）？作为一种数字技术驱动、为解决新闻业自身发展困境而快速涌现的新闻创新实践，跨组织新闻协作不仅需要被持续关注，考察其对数字新闻业发展的长远价值，也需要对不同语境下的跨组织新闻协作案例进行深入考察，并在跨国、跨文化的维度下进行比较研究，以检验这种秉持“灵活”、“协作”理念的实践模式在全球新闻创新中的适应性。■
　　
注释：
①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协作媒体中心协作新闻数据库：https：//collaborativejournalism.org/database-search-sort-learn-collaborative-projects-around-world/，检索时间：2021年8月16日。
②本文在经验文本中还发现了非政府公民组织、公共文化机构两类协作参与者，但因涉及这两类行动者的协作项目在本文所搜集的具体协作案例中出现过少，故未纳入此处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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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宇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罗昊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得到“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研究项目”（项目编号：CXYJ21-22）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