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红义
　　
一、变革中的新闻学研究
　　近年来，中外学界有关“新闻学转向”或“新闻学重构”一类的讨论越来越多。这种话语之所以逐渐成为主流，正是由于学者们关注到了数字技术对传统新闻业乃至整个新闻领域的巨大重塑作用。数字技术深刻嵌入新闻业的日常运作，使得许多既有边界被打破，比如生产与消费、专业与业余、事实与虚构、技术与人类、物质与虚拟、真实与谎言等，导致什么是新闻、何为新闻业、谁是记者等“元问题”发生了改变，随即也冲击和改变着新闻学理论的既有体系。
　　新闻学研究是一门仍处在学科构建过程中的社会科学，数字技术在新闻业中的发展为新闻学研究带来巨大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未知的挑战。因此，变革（chagnge）不仅是当下新闻学研究的关键词（Peters & Carlson， 2019），也足以形容研究领域本身的状态。原本以新闻实践为核心的研究范畴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新闻生产领域之外的事物。马特·卡尔森等人给出了迄今最为全面的对新闻研究的界定，其中包括了从生产到分发、消费，从人类行动者到非人行动者，从文本到物质等，把很多在传统新闻研究之外的要素都纳入进来（Carlson et al.， 2018），数字技术的发展促使新闻学从更大的维度思考新闻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数字时代的新闻学是一个探究、记录和解释数字化与新闻业之间关系的研究领域，聚焦于新闻业的当下及未来发生的变革、张力、矛盾、冲突、争论等，通过概念化和理论化使其得到深入的分析和阐释。它是新闻学在数字时代的最新发展，这意味着数字时代的新闻理论势必会体现出与传统新闻学不同的一面。大量涌现的新研究客体使得新闻学频繁出现各种研究转向（turn），诸如空间、情感、物质等转向，代表着一些新的看待数字新闻实践的视角，背后则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概念、理论、方法。在变化已经成为常态的今天，新闻学术研究不应满足于仅仅对这些变化着的事物本身进行剖析，而是要从中寻求新的理论阐释。但传统新闻理论多数产生于大众媒体时代，有些已经不适用于当前的新变化，有些需要进行调适和修正，更会有大量的新理论被构建或引进。
　　新闻学研究本身也在从事着不同类型的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一方面继续“垄断”对某些新闻学基本问题进行研究的管辖权，如对产制、价值、把关等经典话题的讨论，另一方面也涉足了不少传播学、信息科学等关注的问题，如在创新、受众、平台、算法等新领域的“扩张”。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对新闻学科的理论发展和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新闻学的理论创新意味着新闻学已经从学科建制的“形式”发展到新闻知识认知论的“内容”，对学科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进行理论创新？其间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二、新闻理论创新的程度谱系
　　新闻学需要理论创新已经成为中外学界的共识，但不同学者在具体操作上会有所差异，有的致力于自下而上的理论构建，有些钟情于由上到下的概念提出和理论推演。这些只是理论构建路径上的差异，关键在于理论创新究竟是哪个层面的创新？根据政治学者景跃进（2021）提出的理论创新的程度谱系，我们可以把理论创新区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为“提出新的概念，用于说明新的现象”；第二层是“提出新的修正性／补充性命题，用以解释原有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第三层是“对原有理论做出重大修改，提出新的中层理论”；第四层是“范式革命，颠覆原有的知识框架并进行重构”。这四个层次代表着理论创新的递进程度，越往后程度更深、难度更大，对学科的知识积累和创新能力的要求就越高。
　　尽管中外新闻学术界都注重理论创新，但受制于不同的学术传统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创新偏好。欧美新闻学界把新闻学视为一门典型的社会科学，注重从经验现实中发展理论，创新主要在前三个层次展开；而中文学界深受规范传统和宏大叙事的影响，更乐于讨论最高等级的范式层面的创新。本文则认为，虽然近年来新闻学越来越注重对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但总体而言，新闻理论还处在学科发展的较低级形态。因此，上述四个层次的理论创新都是新闻理论发展所需要的，概念、命题、理论、范式层面的创新并不必然体现出相继关系，但前一层次的积累势必会促进后一个层次的创新。
　　由此看来，新闻理论的创新不应只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探讨，而是包含两个层次的研究对象：第一个层次是新闻学指向的研究客体，即数字时代的新闻和新闻业。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媒介技术进入新闻媒体，逐渐改变了新闻业的运作状况，技术的不断迭代则进一步推动了新闻业的数字化。讨论数字时代新闻理论的发展必须以数字新闻业的演化为基础。由于媒介技术的不同，数字新闻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相应研究也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Anderson， 2020）。第二个层次则是新闻学本体，即一个特定的、针对数字时代的新闻和新闻业展开研究的学术领域。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早前的网络新闻、互联网新闻、在线新闻等概念被数字新闻所取代，成为最近十年欧美新闻学界描述当前新闻业状态的主导用语（Steensen et al.， 2019），它体现的是对新闻业的全新认识。新闻理论创新需要兼顾客体和本体两个面向，新闻学只有敏锐地捕捉到研究客体的变化，通过理论创新有效回应社会关切，才能不断提升自身在学术场域中的合法性。
　　从过往研究来看，新闻学科对理论的建构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其一，与社会学等注重理论发展的社会科学不同，新闻学研究主动构建理论的意识不够强。不过作为一门具有鲜明多学科性的研究领域，新闻学研究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广泛受到社会学、政治科学、文化研究等其他学科的影响（Zelizer， 2004； Steensen et al.， 2019）。其二，随着数字技术对新闻业的影响日益加深，新闻学研究对理论的重视程度远高于传统新闻学时期，其重要性不单体现在专门的理论研究，即使是经验研究往往也要在理论的指引或驱动下进行，新闻学界对理论的应用变得更为自觉和主动（白红义，2021）。其三，新闻学研究受实用—参与态度的影响，主要致力于从经验数据中发展理论（Ahva & Steensen， 2020），因此小型理论和中层理论是主要的新闻理论形态，试图描述和解释新闻业的某些特定方面，而在发展宏大理论或元理论方面力有不逮。
　　理论具有不同层面的含义，理论创新也就体现出不同的层次。层次越高，创新的难度越大。但这并不是说前面的层次就不重要或没有意义，在不同学科那里，理论创新层次的需求会有所差异。至少就理论贫弱的新闻学研究来说，在没有夯实理论基础的情况下就跃进到范式创新，面对的困难会更大。一般而言，理论创新的前提是已经拥有一定数量的理论储备，再进行理论创新，这是一个理论积累和演进的过程。只是在新闻研究领域，这个时间被大大压缩了。由于新闻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新闻和新闻业，它们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本身又是一个学科建制化只有短短20多年的研究领域，这使得理论建构与创新成为一个需要同时展开的过程。
　　
三、理论创新与新闻学的想象力
　　新闻理论创新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推动传统新闻学的转变与突破，还要与其他社会科学和新闻业界等非新闻研究者形成区隔。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除了研究对象、概念体系等独特性之外，新闻学是否具备观察实践的独特视角、形成类似于“社会学之思”的“新闻学之思”？应当且能够供给怎样的理论？能否形成独特而自洽的知识体系和理论范式？要想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必须触及新闻学的想象力这个话题。
　　首先，新闻学研究正在经历由经验取向到理论取向的转型，经验研究的理论分析部分是学术想象力的具体体现，但“想象力”并非漫无边际任意发挥，而是要经过严谨的理论化工作，做出应有的理论贡献。贡献可以有多个衡量维度，无论它是体现在对新概念和新理论的引介，还是对旧有概念和理论的调适和补充，甚至只是对经验材料的新命名或是强化了材料与理论之间的勾连。对新闻学研究而言，中层理论仍是勾连宏大理论和经验现实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但并不是说新闻学研究的理论化工作就只停留在这个层次。在发展中层理论之外，新闻学研究同样需要探索创立宏大理论的可能性（白红义，2021）。
　　其次，数字时代的新闻学成型于新闻业自身处于大变动的环境中，新闻学者们的关切在新闻业本体，所以转型、变革、破坏、创新等新的理论问题才会占据当前学术讨论的中心。这种“内向”的视角为新闻学在数字时代的建制化提供了巩固的基础，但新闻学研究需要避免陷入“内卷化”的状态。在以往的很长时间里，新闻学只是单纯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较少能够进行有效的输出。当前新闻学研究着重关注数字技术对新闻业产生的影响，而数字技术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都关注的问题，这种共性为新闻学的双向交换提供了一个基础，有可能与其他相关学科领域形成有效的交流和对话（Anderson， 2019）。
　　最后，新闻学研究是一门整体上追逐“新”的社会科学，新客体的涌现和新理论的引进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新的研究对象势必需要新的理论工具，而新的理论工具也能够发掘新的研究对象。新闻学研究要以开放性的态度拥抱来自其他社会科学的滋养，以有效抵御学科内卷化的风险。但是需要警惕的是，不能把理论资源的甄选和引进变成一场理论工具的“军备竞赛”，竞相从其他学科寻觅新武器，而不认真思考工具是否贴切和趁手。同时，在使用外引理论时，一方面要跟踪它在原学科及其扩散过程中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要着眼于从新闻学研究的角度对理论有所创新和
　　推进。
　　虽然新闻业遭遇到很多问题，但它依然是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闻的研究值得拥有一个特定的学术领域（Carlson et al.， 2018）。数字时代的新闻学研究是由数字新闻实践驱动发展的学科，这个领域的模糊、不安与不确定反而更需要新闻学研究，如何深入地阐释新闻及其相关领域的变化才是更关键的问题。研究者需要对这个领域的变动和发展做出理论阐释，但并不是说新闻学研究的理论化工作只是为自己的经验研究临时去理论工具库里挑选看似合手的工具，而是要具有主动的理论建构和创新意识，充分激发出新闻学的想象力。
　　
四、新闻理论创新的研究议程
　　新闻学是一门与社会实践紧密相关的学科，了解其理论范式的起源和发展脉络，既是对以往新闻学研究内容和学术传统的重新发掘，更是通过历史追问来观照当下的现实。理论范式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有效地凝聚了内部共识，分歧、矛盾、竞争等现象依然存在，它将始终处在一个持续建构的过程之中。当我们把理论创新本身当作一个研究问题看待时，需要回答下列三个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初步的研究议程：
　　第一，新闻理论为何需要创新？这部分解决的是一个“为什么”（why）的问题。新闻学领域已经有了什么样的理论？目前缺少什么样的理论？应该建构什么样的理论？这些都是首先要明确的问题。先要摸清新闻学研究领域的理论形态，厘清学科理论发展的不足和需求，然后才能更好地探讨理论创新的路径和策略。新闻学不仅缺少理论，更缺少有效的、能够支撑学科不断成长的好理论。如果能够明确新闻研究领域需要哪些理论，就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提出本学科理论发展的创新路径。
　　第二，新闻理论如何进行创新？这部分解决的是一个“怎么办”（how）的问题。因应实践的变化，理论创新将是一个长期而动态的过程。无论是国外学者概括的新闻学研究先后出现过的规范、实证、社会学、全球—比较、社会技术五大转向（Carlson et al.， 2018），还是国内学者总结的中国新闻理论存在的政治学、哲学、多元范式的更替（刘海龙，2013），都是一种基于长时段的、历时性的说法。而数字时代的新闻理论创新需要在一个共时性的视角下予以展开，究竟哪些理论具有创新的潜力和价值是值得研究者考虑的问题。
　　第三，新闻理论创新应该实现何种目标？这部分解决的是一个“为了什么”（for what）的问题。既有的大多数新闻与传播研究“以西方为基础，以美国或者欧洲的独特视角衍生出了一种传播学与新闻学的普世模型”（安德森，2021）。较早之前的传播研究已经提出了“去西方化”的设想以纠正这种错误，新闻学研究也亟需打破欧美中心主义的立场对研究的限制。中国是探索新闻学研究去西方化的强有力个案（安德森，2021），这既与中国拥有丰富且独特的新闻业实践有关，也与中国新闻学的多重学术传统有密切关联。因此，在中国语境下如何进行新闻学理论的创新鲜明地体现出新闻研究中“普遍主义”与“语境主义”的张力（Powers & Vera-Zambrano， 2018）。
　　在这三个问题中，最为迫切的当属第二个问题，即不能只停留在强调新闻理论应该进行创新上，而是要以某些特定的案例为抓手探讨理论创新的路径和策略，展现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当前的关键已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如何做。因此，本文尝试提出两个理论创新的方向：一个是关系性理论（relational theories），它代表着新闻学理论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研究焦点上的重要转变。在一个“超越新闻业”（beyond journalism）的社会空间内，广泛存在着新闻编辑室内外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不仅涉及人与人，还包含人与物、物与物等之间的关系，新闻业的关系面向有待深入考察；另一个是规范性理论（normative theories），它是新闻学研究中一个衰落已久的传统，新闻业的功能、角色、价值始终是新闻业运作的根基，也是新闻学研究无法舍弃的规范基础，在许多既定边界被打破的数字新闻时代，关于新闻业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这些问题凸显出更为重要的价值。它们在当前的新闻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也展现出理论创新的潜力，未来的研究要探索它们在新闻学中的形成、演化及趋势，具体展现理论创新的过程、路径、策略。
　　
五、结语
　　数字时代的新闻学是新闻学研究的最新发展阶段，它继承了新闻学研究以现实经验为分析对象的特点，呼应的是数字技术对新闻业产生的全方位影响。数字新闻业作为一种新闻生态系统已经成型，新闻学研究需要适应研究客体的重大变化，在研究方法、理论工具、分析路径等方面进行创新，以更好地分析和阐释当前新闻业发生的变化。以往新闻学科的理论发展表现出经验化、具体化、静态化的显著特点和不足，在抽象理论和动态理论的发展上都很不够，对鲜活的新闻业现实的理论解释力有限，这对新闻学科的建制化和持续成长无疑是不利的。
　　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个普遍性问题，欧美发达国家的探索要略早于我国，研究者也相对更早地意识到构建数字时代新闻学的必要性，已经着手在概念界定、议题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探索。中国新闻业的数字化发展阶段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太一致，影响数字新闻业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等外部因素也不尽相同，这就导致中国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呈现出与之不同的发展状态，需要关注和应对的理论问题也有所不同。由于社会语境的差异导致中国和西方的新闻学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当通过理论性的、批判性的、实证性的多元路径，针对中国和西方不同语境下的新闻实践进行讨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语境下的新闻学理论及其范式。■
　　
参考文献：
白红义（2021）。新闻研究的“想象力”：基于中层理论建构策略的讨论。《南京社会科学》，（1），9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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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安德森（2021）。对中西方新闻学协同创新的思考。微信公众号“传媒文化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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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红义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019AZD046）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受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新媒体实验中心项目“平台重构：新闻生产的创新案例研究”经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