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
　　中国是数字化技术深入发展与应用的重要地域，中国新闻业在数字化技术的渗透下正在新闻生产、分发、消费等层面发生深刻的嬗变，在此背景下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理念、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都在随之而变。近年来，“互联网新闻学”、“数字新闻学”、“用户新闻学”、“算法新闻学”等新的领域兴起，激活了新闻研究的理论体系，物质性、可供性、情感转向、关系转向等新视角的引入给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议题，也对新闻学的学术话语体系起到了推动创新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既需要拓展新闻学研究的“增量”，也需要迭代新闻学研究的“存量”，也即在引入全新视野和话题的同时，还应该检视新闻学原有的学术逻辑和学术生产模式，考察其是否有必要发生转变以及发生何种转变，由此才能实现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在整体意义上的创新发展。本文从新闻研究的本体论转换出发，对于其带来的理论前提拓展和核心任务重构等连带反应做一个初步探讨，以展示新闻研究在数字时代面临的系统性的变革。
　　
一、对新闻研究变革的基本认识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各个学科领域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变革之中，要找到新闻学的创新发展路径，首先需要对新闻学所处方位有一个基本的廓清。
　　第一，新闻学发生的变革并非全新的，而是新闻业与社会环境不断深入交互引发的持续震荡。新闻研究在发源期是为了归纳和解释当时新闻业的实践，其发展历程显示出对新闻业有显著的路径依赖效应。当新媒体技术可以给社会机构赋能、给公众赋权以后，原来由职业媒体主导的新闻业变为参与性的、扩散了的、网络化的互联网新闻业，新闻学的视野也从建制性媒体（legacy media）转向更为多元的行动主体，新闻研究中的诸多核心命题如新闻价值、新闻真实、新闻专业主义、新闻职业权威与边界等都在被改写内涵。技术因素成为当前新闻业的核心变量，但新闻学研究的变革并不是只为了研究新兴技术在新闻传播中的使用，而是依然需要把技术嵌入更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中考察新闻传播现象，依然要遵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和理论旨趣，唯此才能避免新闻学研究的创新走向单纯对新技术的关注。
　　第二，如何看待新闻研究的变革，需要从表层的观点争鸣推及更为深层的认识论差异。与传统模式的新闻业正处于衰落之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新闻学危机与创新的学术话语近年来呈现激增状态，新闻研究在整个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中的活跃度不降反升，但讨论新闻学新特征新方向的逻辑理路较为繁杂，指向完全不同的层面，在关注这些话语表达的观点时，更需要分析其背后的学术语境。比如在国内学界讨论较为热烈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和建设性新闻，大量研究是在描述新闻业态变化和分析操作流程，在其职业理念、社会思潮和学理脉络方面进行的开掘较为有限。事实上，这些新话题不只涉及对传媒业某种创新趋势的关注，讨论的多样性和深度也体现出研究者对“社会治理”语境下媒体与政府及公众关系的认知方位，对其持推崇、审慎、疑惑，甚至批判性的研究立场，也反映了对新闻学研究本身的认识论多样性。互联网带来的是新闻业底层运作逻辑的触动，对于新闻研究来讲也需要有相应的认识论的跃迁。在建构面向数字时代的新闻学新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对于学术脉络、学术语境、学术内在逻辑的辨识与梳理如果不够自觉，可能依然是“显性知识”和“表层知识”。
　　第三，如何实现新闻研究的变革，学者们正在逐步展开对多种路径的分析，但对于讨论的逻辑起点尚没有较为明晰的共识。当新闻实践发生巨大变化时，如果原有的理论、方法与知识体系无法通过局部修订实现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意味着这个领域需要有新的研究范式的出现。范式创新带来的变革是系统性的，首要的就是突破对已有学科场域、理论资源和知识储备的依赖。具体的突破点和突破路径从哪里入手，学者们关注新闻机构、新闻用户、新闻平台等不同方面的具体问题，也从各自角度提出了建议和策略，特别是近年来出现了一批理论视角新颖的新闻学实证研究，展示了变革中的新闻业的多种可能性。但是从整体上看，对新闻学研究的创新之路还没有明确的、系统性的考量，学术界的共同目标是什么、有哪些重要的任务、如何进行优先级的安排、不同路径的通约性如何发掘，以及异质性如何互鉴等，都缺乏充分的探讨。诚然，学术创新究其特质来说是一种自发自为的涌现而非人为规划设计，但是在认识上缺乏对学科走向和研究范式的自觉性会阻滞新闻研究创新开展的水准、层次和成效。笔者认为，在逻辑起点上来看，对于新闻学这门因应新闻业发展而兴起与演化的学科，首要的就是建立互联网新闻传播的本体论，进而确立新时代新技术条件下新闻学的研究范围和理论范畴。尽管当前人们对于新闻、新闻业的理解和界定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新闻学侧重于应用性对象领域的学科底色没有发生根本动摇。数字时代的新闻学要想焕发活力，必须重新回到新闻学的本体也即再次嵌入复杂生动的互联网新闻实践（王斌，吴倩，2021），从中提炼和转化学术研究问题。
　　
二、重思新闻研究的理论前提
　　数字化技术对新闻业和新闻学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对既有作业流程和概念理论的改写，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新的媒介逻辑将开启中介化实践和社会行动场域的更多可能性，这就要求研究者在新闻的文本、规范、意义、效果等传统主流的新闻学理论框架之外寻找新的理论支点与分析范式。借助媒介化理论、计算传播学、媒介技术学派的相关理论资源，我们可以通过空间、身体、话语乃至主体间认知等全新维度看到数字技术时代正在经历的社会现实。这里想强调的是，重返经典新闻学的本体论，通过反思与延展研究对象亦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新闻传播的数字化现实。经典新闻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是新闻事实，把事实和报道作为理论前提，由此延伸确立一系列新闻学的问题域，如新闻价值、客观性、真实性等。在互联网环境下，新闻学的研究范围应当注意合理拓展，既包括新闻事实，也包括围绕新闻事实展开的新闻活动情境，从关注抽象化的新闻事实到关注由新闻勾连的日常生活的还原。
　　对于互联网时代新闻业和新闻研究的“情境之维”，笔者曾做了新闻文本层面的简要分析（王斌，2020），这里再引入新闻用户层面的简要分析。在数字化环境下由于社交媒体的多种分发模式的介入和多种引流机制的搭建，使得用户接触新闻内容的随机性大大增强了，呈现偶遇式新闻接触（incidental news exposure），也就是用户在线偶遇新闻资讯——没有意图的、无意间进行的新闻接触。这几年发布的多项国内外受众调查都发现，人们更多通过移动互联网接触新闻信息，但其中属于无意识接触新闻的比例很高。一般来说人们对新闻的接触有浏览、检索、分享三种主要的信息使用模式。而偶遇式新闻接触跟传统意义上我们主动浏览新闻，无论是看电视新闻节目还是翻阅报纸，甚至是主动通过搜索引擎检索资讯都有比较大的区别。从传统媒体到门户网站再到社交媒体，其背后的分发逻辑是人工推送转向社交推送与算法推送，用户的新闻获取也从被动获取转为主动获取和无意识获取。在以往情境下，受众通过主动接触新闻建立起对社会公共事件的认知，进而可能形成舆论以及引发社会参与，而现在这种随机化、无意识、偶遇式的新闻接触之下，这个逻辑链条就发生了变化。偶遇式新闻接触是否能增强用户的政治参与，产生促进民主社会建设的积极意义，因此成为学界关注的最新话题之一。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背景之下，我们既可以看到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和作为一种交往途径对社会各界的联结作用和塑造认同的潜质，同时也发现重大新闻事件在社会人群中传播的碎片化现实和部分公众对公共事件的明显的认知盲区。尽管在这样的特殊议题下，主流媒体与自媒体、平台媒体、机关媒体等在一些报道主题上实现了难得的“同频共振”，但是无论新闻生产的多元主体如何去运作及协作，我们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基本事实：在新闻传播的最后一公里，反映在新闻接收者一端的实际情形是他在移动化和社交化的环境下接触新闻的时候融入了很多情境性因素，当他把家庭聊天、朋友分享、个人起居娱乐等因素带入新闻接触时，媒体的议题设置和铺垫效应（priming）、框选效果（framing）都被极大地稀释和降解了。这些偶遇式的情境因素对互联网用户对公共事件的全面认知产生了复杂的、中介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数字化环境下，由于新闻分发的多样化和各种要素的耦合，使得人和新闻之间的接触点与接触模式有了更多的随机性可能。因此，传统的新闻研究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关于接收效果以及新闻的社会影响的知识，可能都要有所调适。这就像多米诺骨牌的第一环，媒介接触的方式、接触到的信息量，以及接触到的信息分布发生变化以后，很多结论要相应地重新验证和思考。
　　在前互联网时代，情境因素也是存在的，但是研究者可以简化甚至淡化这些存在，把受众的媒介接触看作是比较有目的、有规律、可清晰描摹的行为。数字化技术的连通性和参与性使得传播中的偶然性因素增多，多种情境彼此的影响能够发生，或者说情境的丰富度和可见度在提升，体现得更充分、更可感可知。因此，我们面对的最重要本体之一“新闻事实”已经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对象，而成为被中介的事实、被情境化的事实。这时候，我们就要反思和调整原来的研究路径与研究策略，以适应数字新闻业发展中对于情境的凸显，考虑如何察觉、识别、分析、理解与解释这些互联网新闻传播中的情境因素，考虑把情境因素带进来后将对原有理论体系和基本命题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这就是从本体出发给学术研究带来的“起底”式的重思效应。
　　
三、重建新闻研究的核心任务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到，在今天的互联网环境中，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已经在发生迭代，而我们以事实为前提产生出来的理论逻辑推演与实证研究思路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换言之，当新闻学的理论前提发生变动以后，整个学术体系架构和学术探究方式都要随之而变。嵌入数字时代的新闻实践、关注互联网新闻传播的新问题新现象，只是新闻学研究路径创新的第一步，还需要在问题域的生成、核心概念的树立、理论视角的丰富、研究方法论的更新等多项学术任务方面持续深入地推进系统性思考。
　　1.数字时代新闻学的问题域
　　学科创新的首要特征是视域的打开、观察尺度的转换，由此带来新的理论命题。新闻学的转型需要提炼出具有时代特征的问题谱系，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回应就构成了数字化背景下新闻学的基本面貌。一方面，在数字技术等新闻业外部和内部的影响下，经典新闻理论对数字新闻业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解释乏力，因此我们不得不反思经典的新闻学研究问题从而更新对其认知和理解。具体而言，需要深入讨论数字化环境下新闻的多维定义、新闻生产者的职业角色拓展、新闻客观性与透明性的建构式内涵、新闻价值的新元素与新生成模式等。另一方面，数字新闻业中的新技术、新行动主体、新型关系催生了新闻学研究的新问题，这大大拓宽了数字新闻学的问题域。例如，数字化环境下多元行动者之间如何协作生产新闻、受众如何使用混合的新闻接触方式从多平台获取新闻、新闻产品如何在数字化网络中流动、新闻传播的生命周期和关键的时空节点是怎样的，等等。
　　2.数字时代新闻学的关键概念
　　学术创新的直接体现是建立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概念体系。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提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从理论层面看，为了适应数字新闻的快速发展，传统的理论概念被赋予新的意涵，例如，新闻客观、新闻真实等；与此同时，一些新的理论概念涌现，用以抽象概括数字新闻业的各种表征。这些新概念来源于社会学、技术科学、哲学等不同领域。例如，目前新闻业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描述新闻业多元行动者间的关系，用新闻场域、新闻职业边界、新闻生态系统等描述新闻业的整体特征和动态特征，用新闻策展描述数字化环境下的新闻生产模式等。从实践层面看，随着数字化环境下新闻业新现象、新主体、新业态不断涌现，一些新兴概念随之出现，例如数字新闻创业机构（digital news start-ups）、点击诱饵（clickbait）、病毒新闻（viral news）、无人机新闻（drone journalism）、超本地新闻（hyperlocal journalism）、弥散新闻（ambient journalism）等。在面对林林总总的X-Journalism时，我们需要系统梳理数字新闻学中的新概念，对其概念特征、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等进行踏实的辨析和厚重的阐述。
　　3.数字时代新闻学的理论视角
　　数字化环境下，新闻实践的巨变带来研究问题和研究视野的转换，因此需要创新使用不同的理论视角，来有效切入更为复杂的新闻传播现象。不同视角的理论旨趣和关注点有所不同，对数字新闻业的分析结论也就形成了认知上的互补。新闻学新近引入的理论视角如场域、生态、物质性、可供性、平台化等，可以对混杂的、联系的、动态的新闻生态系统做出更为丰满的描摹。需要注意的是，每一种理论视角都有其原生的学术脉络和适用边界，要将学术问题与理论视角进行适切的融合，而不是为了追赶“热门”、“潮流”，无差异地泛滥使用某个理论。例如，实践视角（practice approach）强调社会行为同时具有制约性和能动性的特点，因而在研究时需要着重考察主客体的融合关系。我们研究数字新闻业，一方面是单独探究新闻从业者、新闻事实、新闻报道等基本要素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新内涵新机制新影响，另一方面更需要考察新闻从业者将其理念和认识结合现实条件付诸实践的过程。正是数字环境下主观和客观协调过程的多样性，带来了数字时代新闻业实践的差异和丰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实践取向的研究对于关系型的研究对象比如技术和新闻业的关系、技术和新闻从业者的关系会有一个很好的发挥空间。
　　此外，文化—社会视角、社会—物质视角等复合型理论视角也显示出对于数字新闻研究的合理性与独特优势。同时，理论命题、理论概念和理论视角的转换也呼唤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变革，鉴于这一话题在经典新闻学范畴内的自觉性意识和系统性讨论更为缺失，笔者将另外撰文单独讨论其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变与不变。
　　
四、结语
　　在数字时代，新闻业和新闻学都处于挑战之中。信息与传播技术不断发展，新闻业加速转型，政治和商业力量对新闻业的影响更为深入精细，这些因素共同将新闻业置于一个流动的、混杂的传播格局中。但对其展开的研究却不能就此“躺平”，放弃对理论框架和学术路径的追求而沉湎于追踪表层的新现象。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新闻学有其严整性和合法性，以及无法回避的历史传统，创新的路径既需要观照现实本身，也需要及时后撤一步，对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学理层面的一系列逻辑问题保有自觉省察的立场。如果不能在系统性方面有所考量和践行，数字时代新闻学的创新可能也会面临新知识无法有效积累、新兴范式之间不能有效对话、新思路与老体系难以互鉴的局面，根基不稳，行之不远。数字化环境下，我们面对快速迭代的新闻业，同时也需要迭代新闻学，谨慎反思与清理其传统、悉心谋划新的战略任务、扎实开展各方面的具体经验研究，这是数字时代新闻研究者群体协力才能完成的系统工程。■
　　
参考文献：
王斌（2020）。互联网新闻学：一种对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反思。《编辑之友》，（8），63-74。
王斌，吴倩（2021）。构建关系型知识：互联网环境下新闻学理论路径的新探索。《国际新闻界》，（8），54-72。
　　
王斌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算法推送环境下新闻生产流程重构研究”（项目编号：18BXW035）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