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红梅
　　【本文提要】在后现代社会文化哲学背景下，深度阅读面临数字化技术的助力和挑战。屏读与纸质阅读共存，跨界面阅读的多元选择及伴随期间的干扰正改变着读者的阅读习惯、阅读经验，在多向度空间、界面，发生交融和冲突。互联网时代深度阅读的这些变化，挑战读者与文本、阅读习惯与跨界面阅读载体、读者与作者、个体阅读行为与社会文化特质之间的诸多关系。
　　【关键词】深度阅读 经典 沉浸式
　　【中图分类号】G206
　　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深度阅读在“隔离”模式中意外回归，给予个体孤岛般生境些许慰籍。2021年4月发布的《2020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显示，超过65%的市民认为阅读有效缓解了疫情期间自身焦虑问题。该调查称，“这可能与新冠疫情发生期间，市民阅读时间更加连续、阅读书刊时长有所增加、阅读目的也更加明确有关”。①
　　的确，和较长时间沉浸文本的深阅读相比，争分夺秒从移动端等线上窗口攫取即时信息的碎片化阅读，或许更增添了伴随疫情而生的内心焦虑。这里无意分辨这两类阅读孰高孰低，“要区分精英品位和大众品位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几乎每个人都被一些不同的流行媒介文化的元素所吸引”（丹尼斯·麦奎尔，2010：95）。但是，读者愿意浏览娱乐资讯、碎片信息，并不表示他们可以接受真相的扭曲、意义的撕裂、思想的支离。一旦日常生活失序、众声喧哗，阅读者更倾向于通过深阅读寻找、感知思维方式、体验方式，获取精神资源，抵抗某些混乱或亢奋状态，思考人在自然、社会，以及历史与当下的存在意义。
　　疫情隔离状态的个体偏向深阅读的回归，成为当下全球性、值得审视的阅读特性。《2020年全球阅读习惯报告》称，“英国BBC一项调查表明，疫情禁足期间，超过50%的受访者摒弃烂俗的肥皂剧，选择自己或者和家人一起阅读图书”。“《华盛顿邮报》报道了人们在疫情中寻求安慰的五大类型书籍，即反乌托邦、浪漫、自我疗伤、社会正义、儿童活动书”。②浪漫、自我疗伤书籍给困顿时期挣扎的人们以心灵慰籍。儿童活动书有助父母陪伴孩子在家学习，“家”在当下世界的这一安顿方式，看似回归传统，实是某种抵抗。而怀疑人生不公正的念头在充斥谣言、假象的疫情生境中令人焦虑倍增，读者倾向选择有关正义的书籍以抵抗困扰，“这个混乱又不愉快的情况被矫正过来了，我们觉得格外满足”（莫提默·J. 艾德勒等，2004：192）。
　　深度阅读的回归，是疫情期间的临时救赎，还是人们沉潜于心的根本需求被唤醒？这不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本文从跨界传播中深度阅读的经典文本、沉浸式体验等方面入手，讨论互联网环境下深度阅读面临的挑战，分析屏读和纸质阅读为主的跨界面阅读的交融与冲突，探索异质共读生态构建的可能。
　　
一、跨界面传播中的深度阅读
　　借助手机、电子阅读器、电脑等数字化平台，当下的阅读比纸媒时代显得更为自由，它消弭了诸多界限。中学生、大学生、工程师、营业员、出租车司机、媒体编辑、退休教师，都可能在“微信读书”上选中同一书籍。互联网背景下跨界人群的阅读体验，开始在社会大背景中交互、产生抵触或获得共鸣。
　　“阅读是读者针对以物质形态呈现的符号以精神和身体做出反应的过程；其先决条件是语言能力，结果是阐释和认识。这就将个体读者和社会规范联系了起来，也就是说，阅读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社会行为”（戴联斌，2017：58）。丹顿认为，“阅读并不单单是一种能力，而是传播体系内积极构建意义的过程”（戴联斌，2017：61）。由此可见，阅读是传播行为、社会现象，更是意义构建过程。一位自主、成熟的阅读者不会自设藩篱。近年来，受众与媒介之间的关联，已经远远超越传统的“接触”范畴，而体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参与性行为，包括反馈、评价、抵抗以及生产（李良荣，2013：6）。加上互联网阅读行为社会性、互动性方面的推波助澜，阅读、深度阅读的跨界传播必然成为一种趋势。
　　鉴于此，从跨界面传播背景中关注深度阅读，是一种务实的现实观照和反思，本文从以下四方面思考深度阅读的特质。
　　（一）经典文本
　　深度阅读的对象是经典文本。刘知幾在《史通》中说：“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张汝伦由此阐发认为，经典有一个基本要求，必须是圣贤写下来的，有人格的品质、学问的品质、智慧的品质、地位的品质才能够称为经典。英语中相当于汉语“经典”的有两个词：一个是“canon”，一个是“classic”。“canon”一开始指的是基督教的教规，后来延伸为一般人类行为的准则和规范，最后延伸为公认的千秋万代得以相传的著作。“classic”原指第一流、高质量、堪称典范、具有持久重要性的著作。这些定义与中国人所谓的“经典”是重合的，因为“经”和“典”都有常道与典范的准则意义（张汝伦，2020：112）。经典文本普遍经过时光的打磨和筛选。“对于一个真正具备思想及发现能力的人来说，所有的经典都是他那个时代的经典。只有思想能力孱弱、缺乏想象力的人才会把《论语》、《史记》看作是过去时代的古书”（张汝伦，2020：115）。
　　当然，经典文本也不局限于古代著作，“许多人文社科类著作，包括一部分自然科学著作，因对人的处境有真切的关心，对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命运有深刻周彻的肯认，对人内心经验有感同身受的体谅，并精鹜八极，鞭辟入里，也都是经典，都应成为我们阅读的重点”（汪涌豪，2012）。
　　（二）思考型阅读
　　深度阅读本身就是一系列理性思考的过程。阅读专家麦亚尼·沃夫和米瑞·巴莱将深度阅读定义为：可以促进理解的一系列复杂过程，包括推理、演绎推理、类比、批判性分析、反思和洞察（Baron， 2016：30）。从经典文本、深度阅读的阅读行为模式分析，文本阅读过程，伴随分析、反思、批判、理解等心智活动，这些关乎情感心性、自我认知、思辨探寻等的阅读体验，使读者更趋向逻辑面向的思考模式。
　　深度阅读的目标更倾向于追求理解力。“阅读”两字出现过许多不同的意义，其中有三个意义：当我们谈到“阅读”时，可能是指（1）为娱乐而阅读；（2）为获得资讯而阅读；（3）为追求理解力而阅读（莫提默·J. 艾德勒等，2004：11）。深度阅读显然是努力追求理解力的阅读。你什么都没有，只凭着内心的力量，玩味着眼前的字句，慢慢提升自己，从只有模糊的概念到更清楚地理解为止……这种阅读就是让一本书向你既有的理解力挑战（莫提默·J. 艾德勒等，2004：91-92）。为求得理解而读，需要读者从粗浅诠释内容再进而面向逻辑层面处理词义，读者凭借思考才能完成这项阅读活动。
　　（三）沉浸式体验
　　深度阅读文本的深奥精微，加上时下互联网阅读高度碎片化、社交性导致的分心，相比深度阅读的技巧，阅读者的专注度显得更为迫切。从这个层面理解，沉浸式阅读的必要性显而易见。
　　读者因年龄、阅历、个性、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学科方向、兴趣理想等的差异，个体通常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阅读。一个诚恳的阅读者起初是孤独的，因为他（她）的独特性。这时，将深度阅读内容假设为一个平等主体，阅读者不需要某种心理上隐形的仪式感便能“登堂入室”、沉浸其间。沉得越深，离表象的泡沫越远。深度阅读的沉浸式体验，不是为了快速索取金句或现成的价值描述，因为这些在铺天盖地的书讯、浓缩书评上已有凝练表达。沉浸式阅读打开的是一座秘密花园，容许阅读者与作者、文本自在相处，并更好地了解自己和世界。沉浸式相处不是一味的怡然自得，当阅读者自主探索更深维度时，需具有理性品格、情感的感受力，敢于直面和文本的冲突。
　　传统观点总把读者看成喜欢偷窥的人，他看幅图、读篇文章或一本书什么的，完全是被动的，里面有什么，他就看什么，还莫名其妙地特兴奋。真实的阅读行为正相反，彻头彻尾是一个悄无声息的生产行为。根据德·塞托的描述，读者是蹑手蹑脚闯入作者的文本，兴奋之余还动手动脚，在文本里面大闹一通，高潮迭起，体验了自己无数的化身。阅读行为看上去被动、驯服，实际上是一个创见迭出的过程（戴联斌，2017：75）。
　　（四）穿越壁垒
　　深度阅读作为一种传播行为，不是纯粹私人化体验，其社会性超出书页本身，传播途径难以预设。“传播学将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基础领域。即使人们不再使用电视、不再购买报纸，甚至互联网消失，传播学本身也不会消亡，因为人类的互动行为永恒”（杜骏飞等，2014）。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促动深度阅读穿越壁垒，在跨界传播中到达不同领域受众。
　　倾向于深度阅读的读者，通常不希望内容过于专门化。在电子时代的“内爆”中，思想和情感的分离和各级学校中知识的分门别类一样，日益显得莫名其妙（马歇尔·麦克卢汉，2018：200）。只偏重视觉、机械性、专门化的谷登堡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电子时代的人应该是感知整合的人，应该是整体思维的人，应该是整体把握世界的人”（马歇尔·麦克卢汉，2018：序）。
　　德勒兹在一次访谈中叙述哲学课堂情形，“我们弃绝了‘知识的循序渐进’原则：同一课堂同时面向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大学生和非大学生、搞哲学的和不搞哲学的、年轻人和老年人。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国家，有许多年轻的画家、音乐家、电影人或建筑师渴求思想”（吉尔·德勒兹，2020：189）。这可以说是深度阅读跨界传播的典型场景。
　　数字革命为深度阅读跨介质传播增加了动能。如果说，阅读载体从龟甲、兽骨到帛书、竹简、纸书，是文明的线型延续。但从纸书到电子阅读器，那条文明的延长线变得时而延伸，时而折叠、结网，时而形成多维结构。阅读的传播也是多向度的。时至今日，我们若还仅仅将经典、深度阅读局限于象牙塔内；或观念上仍固守功利性、实用主义，这势必阻碍深度阅读的传播，削弱深度阅读的意义。从这个背景上理解，跨界，可催生深度阅读开放结构形成，无论深度阅读的内容定位，还是读者群分布、传播方式选择，倘若固守一隅，都将是一条死胡同。
　　
二、互联网环境中的挑战
　　互联网时代，屏读与纸质阅读共存，人们无法抗拒碎片化阅读，不想放弃新奇便捷的在线阅读，作为一种传播行为，深度阅读不可避免因此而受到干扰。毋庸置疑，深度阅读在多向度界面、跨界读者中，面临阅读方式多样性选择等多元博弈。深度阅读正受到挑战。
　　（一）屏读与纸质阅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日渐习惯在电脑显示屏、手机屏幕上阅读。2007年亚马逊推出首款电子阅读器Kindle之后，电子阅读器成为图书阅读的重要屏读载体，它能轻松容纳数百本电子书，携带轻便，价格便宜。针对读者对纸质书藉感觉上的依赖，杜罗斯波特电子公司甚至推出气雾剂，“给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添加经典霉味或新书气味”（Baron， 2016：190）。不知这种弥补电子书嗅觉上缺憾的尝试，能否使读者在电子书上停留更多时间。
　　近年来，虽然线上阅读平台在努力营造深度阅读氛围，但部分中外学者、阅读专家对读者阅读过程中离纸质书籍渐行渐远的状况，表示担忧。他们普遍认为，和屏读相比，纸质书更有利于深度阅读。而电子阅读会削弱人们主动思考的意愿，正如德国小说家卡特里娜哈·克所担心的：“作品和思想正在被边缘化，因为读者在屏幕上阅读长而复杂的内容时很难专心”（Baron， 2016：221）。
　　随着在线阅读的增多，连推崇视频游戏和社交阅读的人士，如史提芬·约翰逊，也开始忧虑沉浸式阅读正遭受电子阅读挑战，担心读书的最大乐趣之一——完全沉浸在另一个世界或者完全沉浸在作者思想中——将会消失，呼吁“纸质书就像是某种禁猎区，把需要深度阅读的线性文本这种濒危物种保护了起来”（Baron， 2016：280）。
　　纸质书是实实在在的物体，陈年纸页或崭新纸张散发出不同气味，具有重量不一的质感、独特的装帧。纸质书籍是“文明进步中安静的最强知识载体”（基思·休斯敦，2020：3）。而电子书则似新潮的机器人主播，口吐莲花却为虚拟物，可能随时消失。屏读不但分流了纸读的读者，对深度阅读须具备的专注力也进行了分流。
　　（二）碎片化阅读与持续性阅读
　　在互联网时代，碎片信息和碎片时间的互相牵扯，迫使受众快速切换关注点，这对需要沉浸入文本、耗时的深度阅读，是一种挑战。“慢慢成熟的时间性渐渐被我们所遗忘。它与当代的时间策略格格不入。如今，人们为了提高效率和生产率而将时间碎片化，并打破时间上的稳定结构（韩炳哲，2019：5）。时至今日，盲目快速已成为通病，碎片化阅读应时而生。
　　碎片化阅读通常是快速浏览资讯、娱乐信息等内容；有时也浏览文章以了解大概意思，或对思考类文本进行随意解构，获取警句。伦敦大学学院及田纳西大学的学者曾根据在线期刊的图书馆日志报告，考察下载文章全文的用户阅读习惯。他们每篇文章看了多久？平均106秒（Baron， 2016：221）。
　　持续性阅读需要较长时间连续阅读。长文阅读（Longreads. com）网站倡导长篇阅读，阅读文章按照字数和预计阅读时间被整齐归类，建议的持续性阅读时间，比如，“22分钟（6168字）”、“35分钟（9917字）”。③疫情期间，上海市民在调查中认为，阅读缓解焦虑，原因之一是增加了连续阅读时间。
　　但不可否认，持续性阅读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时下人们注意力集中时间变短、越来越倾向于短文阅读或短时间阅读。无论是纸质阅读还是电子阅读，碎片化阅读都是对持续性阅读的支离。持续性阅读不一定是深度阅读，但深度阅读定然需要持续性阅读。
　　（三）倍速时代与重读
　　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9.44亿人，短视频用户达8.73亿人，用户平均每天花两小时看短视频，28.2%的网络视频用户不按原速观看视频节目，00后群体近4成选择倍速观看方式。④互联网已将我们带入倍速时代。同时，使用数字设备，比如屏读时，读者容易相信自己能“一心两用”，启动多任务模式，甚至将网页和网友的干扰视作快速获取信息和高效社交的途径。
　　互联网倍速浏览，对以“重读”为核心的深度阅读也构成挑战。卡尔维诺立足“重读”，为经典定义，“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卡尔维诺，2012：1）。对于深度阅读中的优秀作品，读者通常不会只读一次，青少年时代阅读和有一定阅历之后的重读，对文本的理解不会相同。虽不同人生阶段的阅读有不同创见，读者通过重读映照出的自身成长逻辑是相通的。重读能扩容心理空间，加深洞察力。
　　重读是以一辈子的反刍，将一本书化为己有；而时下，当红网剧、人气乐手、流量网站接踵而至，倍速是追上潮流的步伐。人们可支配时间被快节奏所肢解，没有耐心和宁静心态慢读、重读。在追求快速、新奇、感官刺激的娱乐文化面前，深度阅读——特别是挑战宏篇巨著，变得令人望而生畏。
　　
三、构建异质共读生态
　　媒介交融成大势所趋。“没有一种媒介具有孤立的意义和存在，任何一种媒介只有在与其他媒介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意义和存在”（马歇尔·麦克卢汉，2018：68）。毋庸讳言，不同媒介交融过程中，深度阅读时时流露出对网络世界的不适及抵抗。麦克卢汉发现了多种媒介交互时文化传播中的某些不安：“任何文化中的人，由于新媒介的间接压力而导致熟悉的模式或标记变得模糊或发生移位时，是很容易感到恐慌的”（马歇尔·麦克卢汉，2018：134）。深度阅读在互联网环境中，遭受媒介冲突、面临不同介质交融，成为该背景中一个缩影。
　　跨界面、不同层面受众共读、交互，增加了深度阅读的开放性。
　　读者的不确定性——甚至我们不知道谁在读，使得读者构成不再如创作者、创办者预设的那样。大卫·诺德在研究《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时，发现“这本仅为精英读者创办的刊物，其真正的读者有很多属于劳工阶层”（戴联斌，2017：58）。
　　多样性的读者选择不同媒介跨界面阅读，越来越成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2020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表明：市民选择纸质书阅读的最重要的两个原因是“需要深度阅读”和“需要反复阅读”，而选择数字阅读的最重要的两个原因是“阅读内容更方便携带”、“资源获取更便利”。在阅读时长与阅读方式方面，上海市民的日均阅读时长为102.17分钟，50.40%的上海市民纸质每日阅读时长超过半小时，而有68.50%的市民数字每日阅读时长超过半小时。⑤
　　从上述上海读者阅读习惯分析来看，不同介质交互中，读者在不同界面对深度阅读内容表达的兴趣、不同视角的反馈，值得珍视。直面多样性社会现实，一些线上深度阅读者开始习惯面对网络上某些干扰而不被分神。不同媒介交融，促使深度阅读中某些沉睡部分，被刺激、唤醒，这无疑增强了深度内容传播的张力。卡尔维诺对深度阅读中的噪音有独到见解：“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把现在的噪音调成一种背景轻音，而这种背景轻音对经典作品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卡尔维诺，2012：9）。
　　另一方面，在媒介交融中，读者群也得以扩展。电子媒体正渗透我们的日常生活，想退居一隅，固守或屏蔽某一媒介，已不再现实。
　　归根到底，旧媒介新媒介都只是物质载体，读者阅读的是文本。文本是根，根部是独立的、深层次的。当然，没有甲骨、碑刻、书、电子阅读器等物质载体，文本不可能独自存在。对深度阅读的挑战更来自当今社会“后现代”特质中的消极因素。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哲学，后现代主义削弱了将文化视为某种固定的和层级性的传统观念。后现代所偏好的是属于短暂的、当下的、肤浅的愉悦且诉诸感官而非诉诸理性的文化形式。后现代的文化是反复无常、缺乏逻辑的、千变万化以及快乐主义的（丹尼斯·麦奎尔，2010：106）。
　　深度阅读是否能对后现代社会文化中某些消极因素进行抵抗？阅读就是一个生成意义的过程，而文本中的不确定因子导致解读千变万化（戴联斌，2017：30）。从这个角度思考，对经典文本、深度阅读内容阐释，对“意义”发见、传播，获得反思的力量，这是深度阅读中必不可少环节。
　　深度阅读不是一项孤立活动，编撰、阅读、推广、传播等一系列过程，每个环节均围绕阅读，构建意义。文化学者郑培凯在《书城》载文呼吁同道学人为年轻人导读经典。“深入是展示学问的高深精湛，可惜光深入不行，年轻人不肯看。世界变了，我们年轻时代尊师重道，老师说了算，可以‘牛不饮水强按头’，早晚有口渴了醒悟的时候，知道文化修养的重要；现在的年轻人不同了，人人都有自我本体，学会了坚持自由平等，批判老师是文化霸权，视不喜欢的学科若粪土，看不懂的学术知识如寇仇”（郑培凯，2021）。为此，他邀请研究中国文化传统、学殖深厚的学者，编撰系列“深入浅出”的选集，引导年轻人进入历史文化领域，激发他们对中国经典文化传统的兴趣，加深人文素养。编纂工作因遭遇疫情蔓延，使得他对深度阅读之意义，有了更真切、更深层次的思考。他多次讲到“意义”：“疫情肆虐的前半年，大家都窝在家里，柴米油盐口罩消毒水成了日用烦恼，虽然读书如故，心境却难以安宁，后半年逐渐调适了心情，觉得瘟疫提醒了人类……不只是窝在家里躲瘟疫，谨小慎微过安稳日子，还得思考人文精神的延续，得教给下一代怎么活才有意义”，“命运之神预示了挫折人心的阴影，还不知有多少困厄与陷阱埋伏在人生的旅途。只有充实自己的文化知识，理解前人遭遇的历史经历，加强人文信念，才能坐看云起，度一切苦厄”（郑培凯，2021）。理想中的深度阅读蕴含能量，穿透不确定的碎片化表象，吸引受众因阅读而对意义生成进行关注。
　　后现代社会文化哲学背景下，深度阅读和数字化技术共生，既面临挑战，也在追求融合中获得新的向度。跨界阅读的多元选择及伴随期间的干扰正改变着读者的阅读习惯、阅读经验、传播途径。疫情促成个体较长时间、连续时间沉浸于文本，并使读者比以往更倾向于关注阅读的意义。深度阅读的这些变化，正进一步挑战读者与文本、阅读习惯与跨界面阅读载体、读者与作者、个体阅读行为与社会文化哲学特质之间的诸多关系。直面现实，有必要重新审视深阅读对于我们的意义。■
　　
注释：
①⑤《2020上海全民阅读调查报告》。检索于光明网，2021年4月16日。
②《2020年世界阅读习惯报告》。检索于http://www.199it.com/archives/1151918.html。2020年11月12日。
③Longreads（2021）。22分钟（6168字）、35分钟（9917字）。检索于https://Longreads.com。
④中国青年网（2021）。《近四成00后选择倍速观看视频》。检索于http://txs.youth.cn/xw/202106/t20210609_13007853.htm。
　　
参考文献：
丹尼斯·麦奎尔（2010）。《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徐佳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杜骏飞，周玉黍（2014）。传播学的解放。《新闻记者》，（9）。
戴联斌（2017）。《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方法》。北京：新星出版社。
亨利·希金斯（2017）。《如何读懂经典》（林步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韩炳哲（2019）。《他者的消失》（吴琼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吉尔·德勒兹（2020）。《在哲学与艺术之间——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基思·休斯敦（2020）。《书的大历史：六千年的演化与变迁》（伊玉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卡尔维诺（2012）。《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李良荣（2013）。《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莫提默·J.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2004）。《如何阅读一本书》（郝明义等译）。商务印书馆。
马歇尔·麦克卢汉（2018）。《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Naomi S.Baron（2016）。《读屏时代》（庞洋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汪涌豪（2012）。经典阅读的当下意义。《学习月刊》，（6）。
张汝伦（2020）。《〈书城〉精选（一）：看见与被看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郑培凯（2021）。坐看云起的感怀。《书城》，（5）。
　　
顾红梅系《书城》杂志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