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蒙之 刘洁
　　【本文提要】本文从个人职业史和生活史层面探究了17位非虚构写作者的职业选择与工作生活条件。研究发现，写作者的职业选择受到行业、组织和个人多重因素影响，职业进入则充满理想、自由与热爱叙事。然而在弹性雇佣关系下，收入、现金流与权益等因素导致写作者经济压力增大，以及工作与生活时空边界的模糊，这最终造成了他们职业追求的不稳定性。
　　【关键词】自由撰稿人 职业 非虚构写作 新闻业 弹性雇佣关系
　　【中图分类号】G209
　　少数船员还在抱着那个桅杆。那些人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做非虚构。
　　——李海鹏
　　
一、引言
　　在渠道失灵与流量逻辑的多重挤压下，媒介组织与业务的变革不仅是理所当然的业界实践，也是需要不断探索的学界关切。2010年以来，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新闻主义运动的非虚构写作受到中国新闻业的关注，成为技术年代碎片化信息裹挟中追求新闻文本独立性与进步性的一种尝试。国内继而衍生出一批非虚构写作平台，如腾讯新闻“谷雨”、网易新闻“人间The Livings”、澎湃新闻“镜相”、凤凰网“在人间”以及“真实故事计划”等，这些“高流量的数字新闻机构成为新闻业不可忽视的新晋力量”（Mitchell & Holcomb， 2016）。
　　在媒介变革的洪流中，行业和学界将大量目光聚集在生产流程再造、组织架构调整、媒介产业融合乃至文本形式创新上，却忽视了动荡的新闻业中“人”的问题。在非虚构写作领域，一部分行动者由专业能力过硬的媒体前记者转型而来，是传统媒体每况愈下背景下一代记者痛苦与分裂的缩影，另一部分则是信息权高度弥散的新媒体环境下生产者身份边界拓展的结果。这些非虚构写作者往往也是“自由撰稿人”（freelancers），他们不受雇于固定媒体机构，甚至仅将非虚构写作视作业余职业，以“计件制”形式为平台提供内容以换取报酬。本研究将这些从事非虚构写作的自由撰稿人称作“自由非虚构写作者”（为了论述便利，下文统称为“写作者”）。
　　写作者职业流动是整个新闻业剧变下行业变革与生态变迁的侧写。从微观上看，他们的职业选择与生存关乎媒体从业者个体职业生涯的冷暖；从中观上看，其面临的不确定性与多重挑战关乎作为多元新闻创新形态之一的非虚构写作的演化发展；从宏观上看，其操作标准与对作品价值的界定关乎新闻传播的社会意义与文化意义。因此，关注该群体就是关注新闻业创新与变革的深层结构与社会脉络。非虚构写作何以成为一些传统新闻记者职业生涯转型的一种选择，甚至吸纳了为数众多的跨行业参与者？如此庞杂的写作者群体工作与生活条件如何，又为何很少有人实现“全职就业”？他们又是如何回应职业的不稳定性？这些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与讨论
　　（一）非虚构写作：文体革新下追随者众多
　　本文观照的写作者具有非虚构写作与自由撰稿的双重特质，因此文献讨论主要从非虚构写作和自由撰稿人研究进行双轨爬梳。就概念本身而言，“非虚构”（nonfiction）作为一个舶来词，它与“虚构”（fiction）是相对的，即“不是虚构的”或“真实发生的”。广义的非虚构写作包括传记、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游记、散文等多种写作样式，而狭义上则专指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新闻主义”运动时期兴起的新写作样式及理念（张文东，2011）。“新新闻主义”将文学与新闻写作相结合，把文学手法应用于新闻报道。这类作品带有明显的文学和主观色彩，不符合传统新闻报道的定义；它的纪实性很强，又有文学创作的痕迹（范以锦，匡骏，2017）。因此，非虚构写作一直是文学与新闻研究者共同关注的跨学科议题。
　　国内的非虚构写作研究大多聚焦于三个面向。一是概念界定、发展沿革与新闻本体研究。虽然董鼎山（1980）早就将非虚构小说和新新闻主义引入并阐释，但非虚构写作研究自2010年后才呈现“井喷式”状态，这与2010年《人民文学》首次开设“非虚构”专栏密不可分。再至2015年，具有记者背景的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维奇获诺贝尔文学奖，新闻领域的非虚构写作实践与研究更以迅猛之势掀起热潮。张林贺（2019）梳理了非虚构写作在文学和新闻领域的发展历程，厘清了二者之间的异同。邓力（2020）运用元新闻话语理论考察了非虚构写作如何在新闻业“圈地扩张”并确立其合法性。二是叙事特点、叙事策略与创作伦理研究。周逵、顾小雨（2016）指出非虚构写作的三大特点：多样的叙事方式、个性化的细节呈现和复杂的故事建构。王光利（2017）进一步明确了非虚构写作的审美特征：自由多元的问题、原汁原味的语言、平实自然的叙事、作者情感的零度介入和对读者期待视野的精准把握等。三是非虚构写作作品分析和平台商业化模式研究。一方面，研究者关注代表性非虚构作品案例的分析。如梅周慧（2017）以“梁庄系列”为例，分析了非虚构写作乡土叙事策略背后的创作理念、价值和局限。另一方面，非虚构写作的平台支撑与传播日益吸引了研究者的目光。除了对《人民文学》、《南方人物周刊》、《冰点周刊》、《人物》等传统媒体的非虚构写作项目的探究，诸多非虚构写作平台的兴起也引发了学界的探讨。如杨利娟（2019）以“真实故事计划”为例，从生产模式、文本生成和商业模式等方面考察其如何在市场逻辑主导下建构起完整的商业体系。国外学界则在非虚构写作技巧方面的成果尤为突出，诸多非虚构作家将自身的写作经验集结成册，一批“非虚构写作指引”书系出现。如哈特（Hart， 2011）根据自身近30年的记者经验写作的《故事艺术：叙述性非虚构写作的完整指南》，以及罗伯特·博因顿（2018）访谈并出版的《新新新闻主义：美国顶尖非虚构作家写作技巧访谈录》等。随着研究走向纵深，也有研究者跳脱文本，关注到非虚构对于特殊群体如儿童的影响，哈维（Harvey， 1998）认为非虚构作品的阅读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工具。
　　总体来说，国内的非虚构写作研究大多聚焦于文本本身及其辨析，且以思辨性论述为主。国外的非虚构写作研究则多聚焦于写作方法层面经验性与技术性探讨。本文认为，文本层面的研究是对新闻本体最新发展动向的回应，但新闻背后的“人”更能鲜活地反映时代变迁与行业变动。国内外针对非虚构写作者的研究甚少，缺乏对其职业观念、职业生涯、生存环境与工作条件的关注。中国语境下的写作者的职业选择动机、写作逻辑转变以及复杂的生存环境正是新闻业转型与媒体环境动荡下的映射与缩影，是对社会与行业根源性变化怀有洞察与关切的研究者们不容忽视的议题。
　　（二）自由撰稿人：环境更迭下流动的职业选择
　　鲍曼（Bauman）在1999年同贝尔哈兹（Beilharz）交谈时将当前的社会状况描述为“轻灵”或“液态”的现代性（郇建立，2006）。“液态”的现代性观念后来被德尔兹（Deuze， 2007）用于分析新闻编辑室中灵活、多技能的劳动力、个体记者和不稳定职业等问题。媒体行业的流动性越来越强，边界越来越多孔（Platman， 2004），世界范围内媒体行业的非典型员工正在持续增加（Nies & Pedersini， 2003），这类人已成为行业的“新常态”（ornebring & Moller， 2018）。
　　在新闻业内部，自由职业者通常被称为自雇记者（self-employed journalist）、自由记者（freelance journalist）或自由撰稿人（freelancer）等，为了论述方便，文本统一称为“自由撰稿人”，意指那些“没有固定组织或固定收入，又以写作为生，将作品出售给一家或多家机构的自由职业者”（约翰·弥尔顿，2008：27）。沃尔-乔根森和汉尼茨认为，过去的研究“仅仅描绘了享有特权的全职新闻记者的职业文化，忽视了多技能的自由职业记者”（Wahl-Jorgensen & Hanitzsch， 2009）。自由撰稿人职业正在经历戈尔米策（Gollmitzer， 2014）观察的“制度性转变（institutional turn）”，即把自由职业者定位为新闻业的典型员工。
　　自由职业者总体上被看作是新闻业内部职业范式转变的一部分，正重新焕发“新闻的现实意义”并重振停滞不前的商业模式（Cohen， 2015a），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六类：第一类讨论了自由记者的出现背景。自由记者正在迅速成为新闻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Massey & Elmore， 2011），媒体机构通过裁员并从自由撰稿人那里引进内容获得了更多的灵活性、更低的成本和更少的责任（Solomon， 2016）。第二类剖析了自由撰稿人的价值，认为自由撰稿人是新闻业的重要部分。在职业“危机”时期，自由撰稿人是一种“保护传统新闻理想的方式”，也是“获得完全新闻独立的手段之一”（Edstrom & Landerdof， 2012）。媒体行业危机导致更多肤浅的报道并威胁到主流新闻业，而自由撰稿工作能给记者们更多时间和空间去生产严肃和解释性作品。第三类把自由撰稿视作个体化的自主创业。以往的自主创业研究存在两种竞争模式，一是投资组合模型（portfolio model），即高技能、年轻的专业人士被吸引到个体经营中；二是边缘化模型（marginalization model），即由于行业的结构性变化或失业，技能较低的工人被推到个体经营中（Smeaton， 2003）。相关研究还讨论了弹性工作（flexible work）和组合式工作（portfolio work）问题（Gollmitzer & Mirjam， 2014）。第四类关注自由撰稿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贝恩斯（Baines， 2010）考察了自由撰稿人的工作生活，发现“电子小屋”和“虚拟组织”的形象只是表面，对客户组织的依赖表明了自由撰稿人的不安全感和弱点。科恩（Cohen， 2017）探讨了“风险劳动”在以自由职业者为基础的新闻生产工作中是如何体现的，认为它是媒体机构将风险转嫁给个人的一种方式。自由记者工资低，社会保障有限，还面临着无薪工作压力和剥削合同，他们也没有受雇记者的职业权利，没有记者证和组织身份。库恩和科里根（Kuehn & Corrigan， 2013）在讨论自由撰稿人从事无报酬或报酬不足的工作时使用了“希望劳动”（hope labour）一词，即“无报酬或报酬不足的工作，希望未来的就业机会随之而来”，自由撰稿人希望通过长时间、积累性的资本与名望累积进入稿费和身价更高的阶梯。第五类关注自由撰稿人的专业标准等问题。自由撰稿人一直在努力摆脱业余或“局外人”的束缚，坚持包括说真话、客观性和讲故事伦理在内的新闻原则（Gollmitzer & Mirjam， 2014）。编辑们已经开始改变对自由撰稿人的看法，不再把自由撰稿人看作是专业的“局外人”，而将其视作新闻创新的典范（Butler， 2006）。第六类关注自由撰稿人的反抗与认同问题。诺贝克（Norback， 2019）指出自由记者通过抵制剥削性版权合同、减少和拒绝工作、降低所提供工作的质量或完全退出自由职业等进行抵抗。但也有研究证明了相反的结论，梅西和爱尔摩（Massey & Elmore， 2011）认为灵活性是一个重要的维度，自由记者比组织记者更适合家庭生活，女性自由记者对自身工作时间、收入以及兼顾工作和抚养孩子的弹性感到满意。埃德斯特姆和拉恩多夫（Edstrom & Ladendorf， 2012）也指出自由职业者突出了他们生活中的灵活性，如更长的假期、对家庭需求的回应能力和照顾孩子的能力等。
　　霍夫登（Hovden， 2008）将新闻场域描述为一种等级分明的结构，自由撰稿人在这个结构中被界定为“局外人”。而欧洲记者联合会（EFJ， 2015）指出，自由记者的增长不再被视为一种“非典型”的工作形式，在其代表的43个国家的新闻业中，越来越多的从业者是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作为媒体行业非典型资源正迅速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Edstrom & Ladendorf， 2012），已经从新闻编辑室的“局外人”变成了“内部神经网络”（Holton， 2016）。以往学界的注意力始终聚焦在大型媒体组织及正式记者，自由撰稿人的概念提供了一种学术上的可能性，即从新闻编辑室之外观察职业危机与新闻业创新，这将为新闻实践及创新的讨论带来不同的视野与角度。
　　
三、研究问题与方法
　　“职业生涯”（occupational career）是指从事某职业的个体在工作历程中所占有的一系列社会位置（Watson et al.， 2008：214）。它指的是个体在职业生命周期过程中所经历的职业发展规划、职业选择、职业策略、职业位置和变动等。个体职业生涯可以分为客观生涯和主观生涯，前者是指可观测到的行动者所达到的现实社会位置，后者指行动者对职业的认识模式，尤其是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赋予职业变动的意义（佟新，2001）。当人们在不同生命阶段与不断变动的职业规范搏斗时会经历一段激烈的角色观念反思期，职业生涯关键节点的变动与个人自我认知和社会结构有着密切关联。本文聚焦行走于传媒业“边缘”的写作者，关注其各异的职业生涯变化动机和工作生活条件。一方面，从个人职业史层面上探究这种选择或转型蕴含着怎样的内在逻辑，为探讨非虚构写作在媒体转型的大背景下何以成为一种承载理想的文本实践提供理解。另一方面，从个人生活史层面对该群体的生存现状与工作条件进行观照，探究在自由与独立的“迷思”下，写作者与自我、平台、市场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本文通过目的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式来选择合适的受访者，研究者从2020年10月至2021年4月对17位非虚构写作者进行了一对一半结构化访谈，受访者的年龄从27至50岁不等，分别有10位女性和7位男性。当新的受访者提供的信息开始越来越重复而没有产生新知识时，则停止了访谈数据的收集。访谈通过面对面或线上语音的方式进行，平均持续1.5小时左右，访谈获得了扎实、丰富的一手资料。访谈对象均有为腾讯新闻“谷雨实验室”、澎湃新闻“镜相”、“真实故事计划”、网易新闻“人间The livings”、凤凰网“在人间”等知名平台持续供稿一年以上的经历。
　　受访者中69%的人有一份独立的全职工作，领域包括传媒、教育、房地产、互联网和企事业单位等，大部分人曾有过专职非虚构写作的经历，后来又重新回到媒体或加入其他行业兼职进行非虚构写作。31%的受访者专职从事非虚构写作。另外，81%的受访者具有新闻学科教育背景或新闻从业背景，从业媒体包括凤凰网、财新、中国青年报、地方党媒或其他媒体组织等。19%的受访者则没有接受过专业新闻训练，从事金融、工业、教育等工作，进行跨行业的非虚构写作。访谈将聚焦个人职业史和个人生活史两个层面，使观照的问题从大量详实的数据中浮现出来。
　　
四、职业生涯变化：被动逃逸与积极汇聚的双向动机
　　职业生涯可以被视作一个流动的概念，它既是一种结构，即个体占据的职业位置；也是一种过程，即个体职业发展和职业连续性变动，体现着不同时点上人们的职业期望、自我评价和生存策略（佟新，2001）。职业生涯研究既在微观层面关注行动者的职业历程，也在宏观层面对行动者背后的社会因素与社会意识进行阐释。通过对写作者职业生涯叙事材料的编码与归类，本文发现访谈数据聚焦于职业退出、职业记忆和职业进入三个时间段，这与迈耶斯和戴维森（Meyers & Davidson， 2014）对新闻业职业生涯生命史的划分基本一致。职业退出与进入是个人职业史的关键节点，反映出个体职业选择的现实背景和深层原因，而职业记忆则是辅助两者进行论述的现实材料。
　　（一）职业退出：贯穿行业、组织与个人的多重因素
　　本文81%的受访对象有过新闻从业背景，选择从媒体组织或机构退出而成为写作者，关注其职业退出叙事映射了其职业选择的多重动机。
　　在行业层面，突出表现为媒介生态环境的影响。数字时代信息权下放消解了传统新闻职业的“文化权威”，即专业新闻机构发布事实性信息的权威性和可信度（Carlson， 2017），话语权旁落成为不争的事实，“所有新媒体都在抢占传统媒体的资源”（S2），传统媒体迎来“告别时刻”，机构人数急遽缩减，大批职业媒体人被动“出逃”。受访者S12曾是较有影响力的特稿记者，仍然难以避免被迫离开的职业命运：
　　“过去能写特稿、大稿子的记者在媒体行业里都是被组织‘豢养’着的……后来情况变了，报社养不起这些人了，他就只能告诉你，你写的东西我们也很认可，但是确实是没办法，那就请你另谋出路了。”
　　新闻业具有悠久的专业化历史，“专业化”过程是各职业之间“管辖权”争夺的过程，这一过程被吉林（Gieryn， 1983）称作“边界工作”，即专业性群体通过话语建构划分出专业成员边界以获得职业的合法性。但在泛众化传播时代，既有的专业新闻逻辑被打破，新闻业长期建立的管辖权逐渐瓦解。受访者S2说：“以前带我的老师说，在传统媒体没有个三到五年是训练不出来的，你要写个三五年才知道文章怎么写。但是新媒体一来，这些人的经验统统都不作数了。”S2的叙事反映出传统记者面对新媒体逻辑时的困顿：“我是亲眼看着传统媒体怎么没落的，文化行业出路太少了，后来这些孩子基本都是在给新媒体打工，给10万加打工，给数据打工”（S2）。新媒体造成的影响从行业辐射至个体，挑战着新闻职业的专业地位、自主性以及从业者信念，最终导致部分记者退出。
　　在组织层面，突出表现为媒介组织转型的影响。尽管部分纸媒探索出了比较成功的数字化转型之路，但在与新运作模式的碰撞过程中，传统新闻从业者与组织之间的某种断裂依然存在。S2和S15的职业退出叙事呈现出其与组织之间较大的冲突：
　　“同时做两个公众号，需要我们承担一些网络编辑的职责，包括阅读量等很多杂事，压力特别大。比如说标题要起得稍微耸人听闻，要打擦边球，你放一些名人说过的特别引人遐想的话，点击率一下就上去了。你根本没办法好好说话”（S2）。
　　“网媒突然一下就没有边界了，就是拼数量和质量，网媒起步阶段做内容的记者是非常非常忙的，传统纸媒记者可能只需要跑一条线，但是当内容需求量太大的时候，我们当时就不分线了。三年下来整个人一直都是非常紧绷的，最忙的时候可能一周要写9篇稿子，后来查出有点抑郁症，也就离开了”（S15）。
　　从S1和S15的叙事中可以看出，具有成熟市场逻辑的新媒体在其顺应技术变革的过程中，流量逻辑的强势入侵与产制模式调整给记者带来了紧张和不适。传统新闻角色是新闻身份的稳定资源，当新闻的概念坐标开始游移，新闻角色不再是静态的（Hanitzsch & Vos， 2017）。“流动”的新闻业演进出不断变化的新闻角色及其规范，记者不得不与这些规范进行角力，容易导致角色概念与边界的模糊，引发记者自我认同与职业认同危机。
　　记者与组织的冲突不仅表现在动态的媒体机构转型过程中，也表现在静态而多样的媒体工作中。布尔迪厄（Bourdieu，1998：38）注意到，媒体组织对记者的要求与他们期望的价值观差距越来越大，这导致了记者的愤怒、焦虑和个人危机。这种职业价值观的冲突体现在各类媒体组织中。S7曾在地方党媒做编辑，她认为：“基本上都是固定格式，没有多少创作余地。让我觉得很没有积极性，坐在那里很沉闷”。
　　虽然部分媒体通过创新盈利模式建立了新的盈收点，但“数字绩效”和“流量为王”逻辑也给传统记者带来心理上的认知失调，让他们对其职业角色进行重新审视，最终导致采取“退出”、“告别”等行动，直至重新达到心理和行为的认知平衡。S1曾从党政媒体跳槽至更具开放性和创造性的市场化媒体担任公共政策报道记者，该媒体是国内付费新闻的先行者，受访者S1的职业退出叙事呈现出与其付费尝试较为明显的矛盾性：
　　“为什么后来我们很多人会离开，就是因为它的公共政策报道开始做付费，公共报道和付费新闻是有冲突的。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公共政策报道进行公共传播是很重要的，但付费之后覆盖面肯定就只是一小部分。二是这种策略调整也影响了新闻生产……如果只为付费用户生产他们所关注的东西，你从付费策略出发反向影响了新闻选题的设置和新闻生产，肯定是和我们当初去做公共政策的初心是相悖的。”
　　新媒体重新定义了新闻价值要素，以去中心代替显著性、以标签性代替重要性、以即时性代替时新性、以情近性代替接近性、以可玩性代替趣味性，生产着去焦点化、贴近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我群”（in-group）类的新闻性信息（潘忠党，陆晔，2017），但并不意味着新媒体是传统记者退出后的理想职业选择。写作者中有不少人称自己“自入行就是从新媒体开始”（S13），却也毅然选择了退出。认为自己“做出了非常错误的决定”的S2曾在一家“10万+”自媒体供职，她说：“这种小公司会非常累，非常压榨，每天超负荷工作。资本家的压榨你是肉眼可见的，毫不夸张地说，跟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下胖了20斤，就是每天写广告稿，随着广告商要求越来越高，广告也卖得越来越贵。”这些具有新闻背景的职业记者选择转向自媒体创业或供职，但却依然未能缓解个体角色与组织之间的矛盾。“没有任何精力，也没有自己的任何生活”（S2）。在此背景下，非虚构写作成为他们重建新闻职业角色，找到“另一种生活方式”（S14）的主动选择。
　　在个人层面，职业退出主要受自我实现需求的影响。实现个体价值的空间随着媒介环境的剧变不断压缩，一些受访者认为相比传统新闻写作，非虚构写作是一种更能达成自我实现的方式。S11是有相当知名度的深度报道记者，却在个人职业生涯处于鼎盛时期选择退出。他认为机构记者在面对报道中的人时总是很无力的，很难真正帮助到当事人，他对这种情况感到不满：
　　“很多我曾经报道过的当事人，他向我敞开了，我也报道了，我甚至对对方施加了一种非常外部性的介入，却还是没有改变他们的命运。这个报道做过去之后这个人也就消失了，你什么都没改变，每每想到这些人我总是非常不安的。”
　　“理想叙事”是离职记者在职业选择中征用的重要话语资源（冯强，王蕾，2019）。S16表现出对职业新闻能否实现新闻理想的质疑：“社会改变与否的决定权不在于新闻的影响大不大，而在于官方对舆论的态度，不同地区政府对舆论的态度不一样，新闻能起到的作用并不大。”S11在其新闻职业理想叙事中提到了相同的观点：“我知道它有意义，但我还是有不满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官方有意改良它才会改良，要不想改良，你报道做破了天也没用，这个报道做过去也就慢慢地耗散了。”S11认为新闻报道难以实现其职业理想与个人价值，因而最终选择退出。
　　对自我实现的追求不仅限于“理想幻灭”叙事，还体现在“个人实现”叙事上。S3有20年的记者从业经验，通过新旧职业选择的对比叙事，他指出非虚构写作的文本形式能够为其提供更大的个人价值实现空间，“纯新闻达不到我想做的事情，深度报道还是受到很大的局限。非虚构的容量和含量跟新闻完全不同，如果一直沿用传统新闻的方式，是写不出来这么深刻的东西的”。S14则指出：“机构都有自己的运作方式，有绩效要求，工作时就是不断采访不断写稿，不是你能决定的节奏，没有时间做我自己想做的创作。”S14的职业退出则更加强调了组织的限制性。
　　（二）职业进入：理想、自由与热爱叙事
　　媒介生态变迁、组织结构转型与业务调整、职业理想与个人价值取向均导致了专业记者的被动“逃逸”。拥有丰富经验的专业记者积极汇聚于非虚构写作，他们掌握着新闻生产的核心技能与行业资源，抛弃了新闻写作转身投入非虚构写作，将原有的职业象征资本转化为个人象征资本，勾勒出非虚构写作新领域的专业管辖权。
　　平台搭建是在新领域树立专业管辖权的基石，关于平台创建的叙事突出体现了写作者对非虚构写作的专业边界划分。“正午故事”主编郭玉洁（正午编，2015：4）对创办平台的初衷进行了阐释：“今天中国最主要的故事，是马云的故事（成功者的故事优先）。为了抵御这种单一，我们应该学习讲故事。”她用“执拗的低音”在非虚构写作与传统新闻之间划分出明确边界，同时征用了构建职业文化权威及合法性的“理想叙事”话语。S12离开传统媒体后参与到平台创业中，他说：“我们现在做非虚构平台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想给这些作者提供一个市场化的途径，告诉他们非虚构也是可以赚钱的，帮助他们能持续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非虚构写作平台成为非虚构写作合法性话语的生产者，也是这些话语传播与扩张的物质性实体。
　　更多普通写作者采用了写作天赋叙事，“将自身区别于传统新闻从业者，建构出一个具有精英特质、独特价值的亚群体”（邓力，2020）。有研究发现自由撰稿记者会提供比全职工作更多调查和分析的机会，也往往比受雇的同行受教育程度更高（Edstrom & Ladendorf， 2012）。具有专业背景的写作者均对自身的专业能力较为自信，往往会有意划定自身与传统记者专业能力之间的区别：“我没觉得之前做记者对自己非虚构写作的帮助有多大，主要还是我一直对自己有要求，对写作有追求”（S3），“传统媒体的经验在这根本不作数”（S2），“这是不同类型报道的生产方式，非虚构跟做公共政策报道的差距还是挺大的”（S1）。这些写作者对其新的“职业角色脚本”进行重新阐释（Grubenmann & Meckel， 2017），运用新旧工作的对比来重申职业角色边界，向外寻求身份合法性以实现资源和权威的垄断并重建职业领域的管辖权，应对环境变化带来的角色紧张直至完成职业角色身份的适应与调整。重建文化权威是具有专业背景的受访者职业进入的重要驱动力，他们一起组成了基于话语来构建职业意义的“阐释社群”（Zelizer， 1993）。其职业进入叙事所采用的话语策略也是在进行边界工作，主要分为理想叙事、自由叙事和热爱叙事三种。
　　理想叙事是写作者职业进入最常见的叙事话语。理想是“一种有意识运用的符号资源，一种表征和建构权力关系的话语，其中包含着新闻人巩固身份认同与职业正当性的策略性努力”（丁方舟，2015）。写作者认为非虚构写作是实现其职业与个人理想的选择。一方面，非虚构写作在题材上关注被传统新闻“遮蔽”的群体，书写着不容忽视的“中国的面貌”（S3）。S11认为新闻报道的热点事件总是逐渐耗散的，热点过去什么都没留下，遮蔽了“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一味地关注热点状态，把非常态冲突之下的、断裂的、极端的生态当成常态，这就造成日常的场域被遮蔽了”。而非虚构写作能更好地充当时代记录者的角色，“哪怕是小得像尘埃一样的群体，都是需要记录的”（S6），“故事要有时代感，体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的面貌”（S3）。非虚构写作“有一定的新闻性和公共性，与传统小说的关切不一样”（S11）。S6有多年虚构创作经验，他认为非虚构写作更具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我们也应该有一些阳春白雪的东西，但是阳春白雪如果完全占据主流的话，也是一种悲哀。”
　　另一方面，非虚构写作在操作上更关注故事里的“人”，激发个体共情是写作者的理想。S11如是阐释自己的写作理想：“我不再是一个记者，我希望长期地关注一群人、一个行业、某种群体，跟他们长期保持一种联系，不断接触，去熟悉他们，慢慢地从一个局外人变成他们自己人。我不想只写动态，我想了解他们日常生活的内情、人性的层次和肌理。”对“人”的关注是S11所追求的，“这是对人真实生活关注的一种底色，而不是只把新闻事件中的人当作报道的材料，抛弃人去讲故事。”S3也表达了类似的写作理想：“单纯的事件已经不足以吸引我了，我更关注人的经历、想法跟我所理解的社会的主要脉搏是否在一个频道上。看从这方面看能不能解读社会发展，探究整个社会心理。”
　　推动现实事态发展上的公共价值被部分写作者视为职业理想实现的“高光时刻”。S2关注罕见病群体，她曾写了一位托病友从国外带回一种生物制剂的银屑病患者，但因该生物制剂尚未引入国内，药贩子被抓，这位银屑病患者也被警方调查。她说：“故事发表的时候，《我不是药神》已经在国内引起非常大的反响，所以这篇作品也受到很多人关注，现在这种生物制剂也已经引入国内了。”S2认为“这是一个非虚构作者能做的事”，“至少做一个向湖中心扔出石子的人，可以激起一些涟漪的人”。当作品推动现实进步时往往是写作者最有成就感的时刻，也是其选择非虚构写作职业的重要原因，“为很多人发声，而且掷地有声、行之有效的时候，给人的满足感非常强烈，这跟在大厂做螺丝钉完全不一样”（S15）。
　　自由叙事也是写作者调用的重要话语资源，主要体现在选题自由度、写作自由度和个人生活自由度三方面。选材自由度方面，与在新闻机构相比写作者的选题自由度扩大了，“虽然也是要跟编辑去讨论，但是双向选择的过程加强了”（S1）。“现在我完全是按照自己想做的题材去做，也有驱动力”（S3）。因为大多数作者还有一份独立全职工作，所以经济压力的转移使其在选题上拥有更多自主权。S11曾报道过一位带领村民反对征收农业税费的老人，后来农业税被取消。多年后老人的儿子死于矿山，老人希望他能帮助调查死因，S11所在的新闻机构认为该选题不具备新闻价值而没有推进。S11说：“我感到作为一个记者，在一个编辑部的支配下去做选题是有点可悲的。所以我想我应该有一点独立性，我慢慢走上非虚构的道路。”写作自由度方面，S3认为版面限制不再成为制约：“传统媒体都有版面限制，至多也就是两三千字，今天发生的事明天就见报了，短平快，不适合深度写作。”S11则认为在于采编时间的延长：“深度报道能有多深呢，也就是一周一篇，一周7天的周期你能干什么呢？”S2指出，对时效性的追求放松，使得诸多静态选题和系列选题更能推进社会进步：“我们怎么能行之有效地推动一个事情？这时候就需要非虚构，事件沉淀之后再去还原全貌，甚至继续采访相似的案件，加深人们对某件事的刺激。”在个人生活自由度方面，S10出于“完全个人和家庭的原因”辞职从事非虚构写作，“我想看一下自己到底能够写出什么东西，能不能有什么突破，我比较喜欢自由的这种状态”。S14从2018年起从事自由撰稿，“非虚构写作其实是我的谋生之道，让我可以自由分配时间”。时间上的自由把控是非虚构写作职业最吸引她的一点。
　　热爱叙事更多体现在写作天分和个人兴趣层面。S8曾任社会新闻记者与媒体主编，有丰富的新闻写作经验，她认为非虚构写作会提升其写作能力，“我一直做记者，跑采访跑突发，获取信息这块是不缺的，缺的可能是如何讲好一个故事的能力。非虚构是提升讲故事能力的途径，生成挖掘的过程也很有趣。”一些写作者认为自身与写作有着天然的血脉联系，“我是必须写作的，如果我不写的话我会有点不舒服，如果我有几天没写作，就会觉得生活哪里不对，情绪会低落，甚至脾气会变化”（S10）。他们通常对写作有较强的自信心，S4认为写作是价值实现的重要手段，“还是有一些写作方面的野心吧，总是希望能写出比以往更好的作品，这个事情的确对我比较重要”。这种个人兴趣和写作天赋的叙事话语尝试对职业进行专业能力宣示，是写作者职业选择过程中试图在一个新领域建立初始发展动力的途径。
　　
五、工作生活条件：经济与心理压力的双重考验
　　科尔曼（Coleman， 2012）主张停止理论对话，认为研究者的职责是倾听人们分享的生活故事。以往学术话语中个人生活史层面的叙述很少（Jensen & Jankowski， 2002：6），鲜有人关注写作者的生存与工作状态。在后福特主义的“弹性雇佣关系”（contingent employment）下，写作者在经济压力和心理状况作用下处于紧张状态。本文69%的受访者除了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实践非虚构写作之外，还有一份与媒体相关或无关的全职工作。31%的受访者目前虽为全职非虚构写作者，但“计划找一份全职工作”（S5）、“后面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S6）、“一直不找工作的话对家人也不太负责任”（S10），这成为其职业生涯状态的普遍叙事。
　　（一）经济压力：弹性雇佣关系下的风险自担
　　丹尼尔·贝尔（1997）预测社会活动将由以经济增长为轴心转变为以理论知识为轴心。信息和知识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生产力，衍生出日益分散化、原子化和更具灵活性的社会劳动分工、劳动空间和劳动方式（曼纽尔·卡斯特，2003）。在这种新型雇佣制度下，就业、收入、时间弹性、适应性和多技能成为就业常规（弗兰克·韦伯斯特，2011）。“液态”的新闻业发展出由兼职工作组合而成的“投资组合模式”（Pringle & Mallon， 2003）。终身雇佣成为过去，个体在无常中发现自己的永久性”（Deuze & Witschge， 2018）。
　　但弹性雇佣关系会给工人带来强烈的“不稳定”感（percarity），即经济上和存在上的不安全感（许纪霖，2006：139-153）。弹性雇佣关系下的知识劳工面临长时间工作、非固定工资收入、未来不确定性以及无任何保障性社会保险和援助等问题（Ross， 2009）。自由撰稿人承担着后工业社会“社会主轴”的知识劳动任务，被视作“理想的新自由主义工人”（Cohen， 2015b），却迫于各种因素难以在自己选择的领域全职工作，以至于对自身职业产生质疑。
　　经济状况是写作者面临的首要显性压力。虽然ERG理论证明当人们较低层次的需要未满足时仍会产生高层次需要，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物质生活资料仍是生存之本（丁汉青，苗勃，2020）。坦普尔曼（Templeman， 2016）发现，澳大利亚以纯粹自由撰稿或自由记者身份谋生的人都遇到了生存困难。科恩（Cohen， 2015b）对加拿大自由撰稿人进行的调查显示，只有36%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其他辅助收入工作。
　　本文证实了类似结论，69%的受访者采用“投资组合模式”维持日常的稳定生活，写作收入只占据其总收入的5%—50%，且以低于30%为主。S3的主业是房产类工作，尽管其非虚构作品量较大，甚至已集结成书出版，但写作收入仍十分微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都是小数点后面几位了，根本没想过靠这些能有什么收入。如果只靠这些连房租都交不起。”S2曾有过两年全职非虚构写作经历，在2019年选择重回媒体组织工作。她谈及重回媒体组织工作的原因：“没有任何其他原因，就是活不下去了，连五险一金都交不起。旱涝完全不保收，基本就是一直旱着，没有涝过。”拥有一份独立稳定的额外工作来维持生存是写作者的普遍状况。31%的受访者以全职写作的方式获得收入，其经济压力较大或依靠家人来承担。S6是家庭收入的支柱，经济状况始终是其困扰：“对任何一个全职写作者来说收入都是非常非常重要，是第一位的。不敢说半年没有收入，这样的话社会压力马上就会来，内心会变得非常焦躁”（S6）。部分全职写作者表示虽然收入较低，但是自身物欲不强，因此也可以维持生活：“能勉强度日，主要是我本身也没太多欲望”（S14）。“可以维持一个差不多的生活，当然买房养孩子肯定是不够的，只是我现在没有这方面的需求”（S11）。另一部分全职写作者则是依靠家人分担经济压力。S10从事全职写作已两年，她说：“这两年所有的收入都来自这一块，家人对我这个收入基本不抱什么希望。”对S10而言，家庭主要收入有赖于伴侣承担，自己才能安心写作，但当家庭经济出现状况时，就会产生极强的不稳定感和不安全感，“如果我们家状况比较好，我写起来也比较舒服，如果恰好有一阵子家人的收入也没什么进展的话，我就会多想”（S10）。
　　写作者均将经济收入视作无法全职非虚构写作的主要因素，“老实说我认为如果有经济压力，同时又不是顶尖作者，就不要选择这个行当”（S9）。造成其经济压力较大的原因主要分为收入竞争加剧、现金流不稳定和权益无保障三个因素。在收入竞争加剧层面，尽管网络媒体为非虚构写作提供了蓬勃发展的土壤，但行业日趋严重的多孔边界使得写作者仍然面临着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况，甚至更多的工作量只能获得更少的报酬。平台盈利模式不明，稿费整体偏低，具有标杆意义的非虚构平台“ONE实验室”和“正午故事”分别于2017年和2020年宣布解散，“发稿费的地方越来越少了”（S9）。S9有十余年自由撰稿经验，在其职业生涯的记忆中，尽管生活成本不断提高，但收入却在不断走低：“2008年一字一元是基本标准，还试过一字三元的。但这两年大环境不好，整个行内稿费是在走低的，受疫情影响就更低了。”竞争加剧，工作量和报酬不对等的矛盾愈发凸显，“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一直以来都是这样”（S14）。
　　现金流的“不稳定性”是写作者收入的又一问题，“收入不稳定就会带来不安全感和危机感”（S14），“任何不稳定感归根结底都是钱的原因，在财务上没有保证是不可能有安全感的”（S15）。对写作者而言，重要的不仅在于收入的多少，还在于能否有持续稳定的现金流供日常开销。一篇万余字非虚构作品的创作周期为7—30天不等，而从交稿到回款的周期为1—6个月，写作者没有固定月薪，就会导致面对日常抵押贷款还款、社保缴纳等常规账单时感到焦虑。增加工作量是写作者获得安全感的手段之一，S2寄希望于增加作品长度来提高收入：“中长篇是个拉锯战，非常耗神，而且可能半年一年都拿不到收入，那为什么要写中长篇呢？就是因为钱稍微多一点。”但这依然无法解决现金流引发的财务问题，在全职写作两年后，S2选择了公务员职业。
　　弹性雇佣关系使得权益保障更无从谈起。平台不与写作者签订劳动合同，仅采用“口头协定”的方式与作者达成“绅士协议”，“之前平台有说过要签合同，但是后来好像也不是很乐意去搞这个，所以就没签，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S10）。这导致写作者面临拖欠稿费、版权纠纷与风险劳动等问题。几乎所有人都遭遇过拖欠稿费的情况，“拖欠稿费太正常了，你不问他，他就不给你了呗，经常花式催稿费，一般拖多久得看他心情”（S15）。“周期特别长，因为我不混圈子，饭局什么的我都很少去，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反正我周期就特别长”（S2）。转载而不会获得任何收入的情况也会困扰写作者，S3曾偶然在报刊亭看到一本杂志在其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全文刊载了其作品，并标注为特约撰稿，“经常有这样的事，有时候给你加个署名，有时候连个署名都没有”（S3）。
　　在创业意识形态话语下，写作者不得不承担“风险劳动”（venture labor），即将经济风险从集体责任转向个人责任（Neff， 2012）的行为，个体被越来越多地期望独自承担风险（Luoma-Halkola， 2016）。知识劳动在名义上被迷思化为一种创意经济劳动（曹晋，许秀云，2014），实则“机构或出版商仅购买成品，花费在研究和组织工作上的时间没有体现在报酬上”（Gollmitzer， 2014），“机构寻求从自由撰稿人的无偿劳动时间中提取价值”（Cohen， 2013）。S1提到：“平台对比较核心的作者一般是口头协定好一定篇数加一定稿费，但在具体操作中可能编辑会对质量不是很满意，就会将一篇算成半篇，导致工作量变大，比如说好十篇，你就要写二十篇，事实上一篇文章连采带写，还要出差，这种工作量肯定是不合适的。”这实质是平台将经营成本与制作风险转移。“以前签过长篇的，写了十几万字，后来就废了。第二个写了四五万字又废了。一年时间都搭进去了，说是给我三万块的废稿费，但我后来就是怎么要也要不到”（S2）。这种“不确定性惩罚”（uncertainty penalty）被受访者视作“自由职业者游戏”的一部分（Norback & Styhre， 2019），“议价能力在人家那，你也没办法”（S15）。“作为工作者只能接受，编辑的话语权会比较高”（S1）。不稳定性和被遮蔽的无偿弹性劳动已经嵌入受访者对写作职业的理解中并习以为常。
　　（二）心理因素：工作与生活边界模糊下的普遍焦虑
　　心理状态的紧张和不适感是写作者面临的隐性压力。坎宁安（Cunningham， 2014：28）指出不稳定性不仅会造成财务上的不安全感，还会造成情感上的不安全感。贝恩斯（Baines， 2002）将在家工作视作利用新技术恢复一种古老的家庭手工业模式。分散的工作环境与个人生活的交叉造成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模糊（Taylor， 2015），两者的区分越来越困难，并对个人心理状态、自我认同和职业认同等产生负面影响。
　　工作与生活时空边界的模糊使得工作完全“吞噬”生活，而对工作条件的“自由控制”则是对个体自我管理与心理调节能力的挑战。网络社会重构着新的空间与时间，形成“流动的空间”与“无时间的时间”的新时空类型（曼纽尔·卡斯特，2003）。“流动的工作空间”首先考验着写作者的意志力，“所有空间”都成为为平台创造价值的场所。汉森（Hanson， 2004）指出，灵活的工作条件需要一种自治能力，这种能力是由人主观调节的。S1认为自律性和自驱力是全职写作的必要条件：“自律是讲究能否规律的、长期的、持续的生产；自驱力是你有没有持续、稳定的创作热情和激情。”由于工作空间的流动性，如何在混乱的工作环境中保持自治是写作者要克服的难题。S3与家人一同生活在英国，家庭生活与工作交织造成的困扰始终存在：“孩子在家的话我不太工作，疫情停课那几个月基本都没工作，孩子比较吵，不可能工作的。”S2与父母同住，家人对其在家工作的不理解增加了其心理压力：“要承受父母催你就业的压力，家人特别受不了你在家工作，一直跟你说‘你怎么能不工作呢，你一定要出去工作，要出去见人’。”自由的工作空间反而成为“焦虑的来源”（S16），不仅体现在工作空间对私人空间的入侵，还体现在工作空间的向外延伸。“家里有孩子，尽量不在家写作，可以去图书馆或者安静的咖啡馆”（S10）。“修改稿子的时候可以把稿子放在手机上，坐地铁或者坐校车的时候就可以去修改”（S4）。当私人空间成为工作空间，工作空间也成了欧登伯格（Oldenburg， 1989）所说的“第三空间”，即继家庭和工作环境之外的公共场所。值得指出的是，部分女性写作者认为，“在家工作就有时间照顾孩子”（S10），“这样更能适应家庭生活”（S5）。这与一项对美国自由记者的调查结果一致，即“自由新闻工作者职业是女性可以将工作和家庭适当结合的‘地方’”（Massey & Elmore， 2011）。
　　“无时间性的工作时间”帮助平台持续榨取写作者的“所有时间”，导致写作者的“自我剥削”。“无时间的时间”是网络社会浮现的社会时间支配形式，包括工作时间变得弹性化，生活周期发生节律紊乱等（谢俊贵，2001）。非虚构写作选题通常是短期和临时性的，“尽管作家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和工作节奏，但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却受不定期工作任务的挑战”（Cohen， 2013），这导致写作者们经常熬夜或突击工作。“经常写到半夜，你就要耗尽自己，不把自己耗尽你都睡不安稳，因为可能第二天就没有那种状态了”（S2）。“如果是写热点事件，需要很快地突破、写作和传播，一天会超过十五六个小时工作”（S1）。长期如此就会造成精神上持续的紧张、压力与抑郁，“不是每天都写，要抽时间写，但是精神压力是长期的，一直都在”（S10）。
　　这种自我剥削一方面体现在难以区分工作和休闲时间上，“整个状态都比较紧绷，你也不懂得什么时间该休息”（S1）。公共假期不被视作休息日，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不间断地完成很多工作”（S13）。即使不在工作时间，写作者也在考虑工作：“平常和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也觉得是被工作绑架的”（S16）。另一方面，自我剥削体现在努力工作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工作”上。当写作者自由设定工作时间时，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努力工作，“电脑从来不关，有时间就看一下”（S3），“觉得自己既然已经承担了自由职业的风险和成本，就应该写得更好”（S1）。在自由话语下，写作者持续工作的动机与获得“另一份工作机会”的希望联系在一起（Neff et al.， 2005）。无论工作机会匮乏还是充足，对新工作机会的追求永远不变（Cunningham， 2014：28）。
　　充满流动性和模糊性的工作条件容易导致写作者个人自我与职业自我的认知困难，自我与职业认同感降低。“自我”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的，人们需要从他人那里得到积极的回应才能建立起自我认知（Mead， 1934：158）。非虚构写作的新标准与规范还在孕育，写作者对自身角色仍处于审视阶段，却缺乏与他人的互动。在流动的现代性晚期，个人自我与职业自我的身份框架是流动与模糊的，自由带有“苦涩的余味”（Bauman， 2000：62）。“跟编辑离得比较远，没有跟同事和编辑的交流”（S1），“没有一个固定的朋友圈、社交圈，往往感到很孤独”（S11）。这种“未完成的自我状态”是脆弱的，引起写作者的焦虑和无助感。“你有时候也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写出好的作品”（S10）。“没有编辑部没有共同体，没人交流，会有一些抑郁情绪，当时就觉得不能继续这样下去”（S1）。S16表示不会放弃全职工作去做全职非虚构：“我身边有全职写非虚构的，但生存很困难，经常会觉得很迷茫，也没有认同感。”投资组合模式成为大多数写作者的现实选择，这事实上也是缓解经济与心理压力而做的折中选择。
　　
六、余论
　　非虚构写作是媒体转型时代部分职业记者实现新闻理想抑或个人价值的方式，然而在“自由”的神话下存在无处不在的束缚和枷锁。尽管写作者将脱离新闻组织控制视作获得独立性的手段，将非虚构写作视作“更清醒、更有力量的声音”（S3），以及“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独立表达”（S1），但平台为其提供的独立性仍然十分有限，写作者们依然面临着与平台之间的角力，受到平台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的双重影响。
　　就外部环境而言，平台开放的机制意味着另一种枷锁。一方面，受外部环境影响，生存是平台考量的首要因素。S16认为选题的自由度是逐渐缩小的：“现在整体范围都在收紧，尤其是社会恶性事件，这种选题都不会有人提了。我现在最喜欢的是有一点公共价值的事件，比如说人物群像类，像老年人黄昏恋、独生子女养老之类的。”S11指出，“问题出在这是一种不可控的风险，你不知道红线在哪里，天花板有多高”。“现在选题是越来越软了”（S16）。另一方面，写作者表示尽管平台选题看似更开放，但抗压性较弱，能做的选题范围有时比传统新闻组织更窄。“独立性其实是成迷的”（S16）。“它没有新闻采编资质，一些敏感的题不敢做，它面临压力时，会选择不做一些题来保证平台的安全，事实上这种自由度从平台来讲是变窄了”（S1）。对自由的追求也意味着要面对自由的悖论，但正如S3 所说，“尽管大家都有发言权了，但你要意识到这个发言权是不完整的，是残缺的”。一些写作者会选择用个人账号发布未能在平台上发表的作品，S4经常会在个人公众号发布作品，尽管读者不多，他仍将其视作一片“自留地”：“一些文章可能因为一些不合时宜的原因，公共平台上没办法发表，我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无论如何也可以发表，可以让人看见的地方。”但即便如此，平台和个人的自由度仍十分有限。就内部环境而言，平台要考虑自身商业利益诉求，容易导致写作者价值与平台价值之间的抵牾。一方面，市场需求被纳入平台考量范围。S2认为，平台遵循新媒体的传播逻辑：“阅读量上不去就是失败，那都是有套路的。什么最火？两性类、民生类、衣食住行类，这都是人们最关心的。”受众喜好正深刻影响非虚构写作：“有时候你用一些比较幽默的笔调去写，比如我之前写了一篇年轻人婚恋的，反响就很好”（S10）。这种出于热点选题与受众偏向的衡量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非虚构写作。
　　非虚构写作正在成为写作软文的新方式。以非虚构之名的公关稿成为部分写作者补充收入的重要来源。“用一些我们觉得不专业的写作，来养活你内心坚持的那一部分写作”（S6），“企业故事稿会比媒体平台的稿费高出不少，这些收入也能让你有更多空间投入到自己想写的严肃作品上面”（S1）。有研究发现，如果没有这类工作，部分自由撰稿人将不可能在这个行业生存（Edstrom & Ladendorf， 2012）。部分写作者表示，无法接受公关对非虚构写作的侵蚀：“你在反映真相，他在搞勾兑。这就是两个相悖的东西，一个是表达事实，一个是试图掩盖事实”（S11）。S16认为：“这当然不算非虚构，它就是公关稿，因为你写作的动机就不一样，操作也会比较划水，真实性要求也不高。”
　　另一方面，市场化取向使得平台呈现出“人格化”和“风格化”的特质，“越是大平台，风格化倾向越明显，在操作上也会有相应的技术特征”（S1）。有写作者对某平台的风格化取向表现出较强的批判性，“你要把你的稿子修成他们想要的样子，都是一个口吻一个范式……它每天都会给你灌输这样的话术，把所有文章和素材都照着他们已经成功的模板一句一句写下来”（S2）。S2认为这种风格化是为了追求流量，而模糊了个人风格和多样性，“这种成功是抛弃个性化的，作为一个创作型的作者，我接受不了。尽管我可以写，我也写出来很多篇‘10万+’，但是我并不认同这种方式。就像有人开玩笑仿艾伦·金斯堡《嚎叫》中的一句话，‘我看到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10万+’”。但有写作者也对这类风格化操作较为包容，“平台也有它的难处”（S4），“不同媒体平台都需要用不同形式去迎合市场，做一些妥协，这也是不可避免的”（S1）。
　　本文聚焦非虚构写作者群体，从个人职业史层面分析了媒介转型背景下非虚构写作者的职业生涯选择叙事；又从个人生活史层面分析了弹性雇佣关系下非虚构写作者的日常工作与生活条件，反映了行业中关键行动者的生存现状、职业理想、职业认同等微观议题，并提示了写作者在自由理想话语遮蔽下面临的自由之悖论。然而，本研究亦可能存在以下不足之处，可作为未来研究的着力之处：其一，对受访者生活现状与工作条件的研究停留于访谈，而深入田野才是生活史研究的最好方法，这可能是后续研究能够在研究方法上的改进之处；其二，尽管本研究在理论层面达到了数据饱和，但非虚构写作者研究群体庞大，且据本研究发现该群体随时间变迁存在较大的纵向差异，如何更加动态地描述与解释这一群体，仍需要深入持续地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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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蒙之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刘洁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