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毅 曾佳欣
　　【本文提要】探究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因素，既能为社会深入理解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提供理论支持，也能为积极推动健康老龄化以及优化老年用户健康信息服务提供一定的参考。本研究通过用户访谈获取原始数据，运用扎根理论归纳并提取出了环境、心理、信息以及能力四个影响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其中，心理因素是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直接影响因素和内部驱动因素，信息因素与环境因素作为间接影响因素和外部驱动因素，主要通过心理因素的中介作用强化其回避行为，能力因素则分别通过调节信息因素、环境因素与用户心理的关系而产生作用，进而影响微信老年用户的健康信息回避行为。
　　【关键词】微信 老年用户 健康信息回避 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G206
　　
一、引言
　　近年来，老龄化和数字化进程日益加速，积极老龄化逐渐成为全球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首要政策和重要战略计划，在养老服务中多元运用数字化信息与智慧化手段是推进积极老龄化战略的重要表现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让信息技术更好地服务老年人，实现智慧养老、智慧适老，已成为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当前，以智能手机为入口，越来越多老年人步入“移动互联”新生活。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1）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60岁及以上的网民群体占比已由2020年3月的6.7%提升至11.2%。其中，微信由于为老年群体的信息获取和各种社会活动的进行提供了便利，逐渐成为他们较常使用的社交软件，进而演变为推进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平台或工具。腾讯研究院（2018）发布的《老年人微信生活与家庭微信反哺报告》显示，老年人使用微信的日均时长为1.37个小时，仅比青年人少0.49个小时，平均掌握11.47个微信功能。
　　随着移动互联网越来越贴近老年群体的生活，他们获取健康信息的渠道也从传统的电视、报纸逐渐转向“贴身式”信息获取的微信平台，其因对健康问题尤为关注而成为微信中健康信息的重要消费者（王蔚，2020）。然而，面对微信平台中良莠不齐的健康信息，老年群体依然难免陷入新媒体“难民”的困境，他们一面寻求健康信息以回答特定的查询，一面又选择性地回避某些健康信息，正如Maslow（1963）所言，“我们可以为了减少焦虑而寻求知识，我们也可以为了减少焦虑而避免知道”。另外，Wilson（1999）在建构信息寻求模型时也明确承认了人们具有回避信息的行为，而这一行为在医疗健康领域尤为凸显。因此，人们避免或忽视健康信息的行为始终存在这一事实不可否认。目前，国内外研究对老年群体健康信息获取中的信息寻求现象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探讨，但其中的信息回避行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那么，微信老年用户为什么会出现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又是哪些关键因素影响他们做出健康信息回避行为选择？本研究以此为切入点，对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尝试从用户角度出发更深刻地理解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内在机制，以期为改善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服务提供参考与借鉴，助力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实施。
　　
二、相关研究概述
　　（一）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定义
　　信息回避（information avoidance），也称信息规避，它作为信息搜索的最不活跃状态，被认为是一种不寻求信息的特殊行为，通常指为旨在防止或延迟获取可利用但可能不想要获取的信息的任何行为（Costello & Veinot， 2020）。信息回避包括主动信息回避和被动信息回避：主动信息回避是指有意回避信息的行为，如主动避免了解信息内容或有意忘却信息内容；而被动信息回避涉及忽略接收到的信息或未采取进一步处理措施（Narayan， Case & Edwards， 2011）。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普遍具有信息回避的倾向，即对于自己可获得的信息具有忽视或推迟获取的信息选择行为（Hyman & Sheatsley， 1947）。
　　信息回避在健康领域尤其常见（Melnyk & Shepperd， 2012）。健康信息泛指与人们身心健康相关的医疗或保健信息，包括医学知识、保健知识以及健康服务信息等（Elliott & Polkinhorn， 1994）。健康信息回避（health information avoidance），即是在一定情境下产生的、旨在防止或延迟获取可利用但可能不需要的健康信息的任何行为（Sweeny et al.， 2010）。值得注意的是，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产生并非代表个体处于不健康的身体状态，而是个体通过回避健康信息这一方式来达成某种需求或目标（Barbour et al.， 2012）。健康信息回避表现为多种方式，包括回避医生、回避筛查风险信息和屏蔽可预测的信息等（Persoskie， Ferrer & Klein， 2014； Emanuel et al.， 2015）。另外，回避健康信息可能会给个体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如阻止人们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来优化健康决策，导致延迟或错过疾病筛查和医生就诊等（Golman， Hagmann & Loewenstein， 2017）。
　　（二）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因素
　　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早在詹姆斯所写的关于意志和注意力的著作以及弗洛伊德在其心理防御的理论中就讨论了健康信息回避行为这一现象（Case et al.， 2005）。随后，传播学与心理学领域的学者陆续开始探讨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特征，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
　　情感或心理上的不适是导致个体回避健康信息的主要原因。Shi（2019）研究发现，风险感知与健康信息回避呈负相关关系，即高风险感知会促使更弱的信息回避意图产生。Andries和Haddad（2017）的研究表明，感知焦虑是驱动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重要因素，寻求健康信息会让人们对不确定性结果产生焦虑感，他们选择回避它正是为了减少这种焦虑的情绪。Sweeny（2010）等认为，当信息与社会不良行为相关联，导致不愉快的情绪产生或愉快的情绪减少时，人们往往会回避信息。例如，吸烟者经常被发现主动回避香烟包装上的健康警告和反吸烟广告，因为看到这些图像会使他们感到不适。
　　健康信息回避行为除了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还与信念和习惯有关。Hayden（2015）等通过研究发现，当健康信息威胁到患者的信念时，他们会通过有意识的回避行为缓解内心的紧张与不适。Dwyer（2015）等的调查同样显示，人们有时会选择回避与健康相关的信息，尤其是当他们认为这些信息可能威胁到他们的固有思维或行为的时候。例如，有三分之一的调查对象不愿意查看他们皮肤损伤的紫外线（UV）照片，因为该信息可能会要求他们改变防晒的行为习惯。
　　此外，社会环境和信息内容也是人们产生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原因之一。Howell（2014）等认为，低社会支持与健康信息回避呈正相关关系。Howell和Shepperd（2017）的研究发现，被社会排斥的人更有可能回避健康信息。刘忠峰和林宏荣（2014）的调查显示，资讯超载会影响患者利用健康信息来执行自我健康管理的意愿。
　　基于以往的研究发现，在老年群体健康信息获取的研究中，健康信息回避现象并未得到重视；在健康信息回避研究中，老年人这一群体易被忽视，在社交媒体情境下的研究也较少，目前针对老年群体在社交媒体环境中出现的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尚无完整的理论建构。因此，本研究从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角度切入，对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一种自下而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即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概括出理论命题，其核心步骤包括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三个过程（Glaser & Strauss， 1967：3）。考虑到现有文献对于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因素缺乏系统性研究，尚无成熟的理论框架，故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这一质性研究方法展开探索性研究。
　　本研究借助NVivo11分析软件，归纳出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因素，并以此建构影响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因素的理论模型，进一步揭示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路径。
　　（二）样本选择
　　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条规定，凡年满60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属于老年人。因此，本研究访谈对象为60周岁及以上，同时在微信平台上有过健康信息回避经历的群体。
　　在研究初始阶段采用目的性抽样，以方便尽可能全面地发现与研究目的相关的潜在类属和维度，在研究后期，则注意采取差异化抽样，尽可能了解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用户的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因素。本研究最终选择了21名受访人员，具体访谈对象信息如表1所示。
　　（三）资料收集
　　本研究结合相关文献设计了一份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在正式访谈之前对初拟的提纲进行了预测试，并且根据访谈结果和访谈反馈对访谈提纲进行了适当的修正，确保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本研究正式访谈提纲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概念界定和受访者的基本信息，第二部分为受访者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相关经历等问题，具体见表2。
　　访谈方式主要为电话访谈和线下访谈，访谈时间为10—30分钟，研究者通过录音软件将访谈内容记录下来，并在访谈结束后及时进行文字转录以及访谈资料整理，形成条理清晰的笔录，进行类属提炼和比较验证。本研究对受访者姓名进行了匿名处理，用英文字母S（sample）加上阿拉伯数字01—21的顺序标识受访者（如S01代表第一位受访者）并作为访谈文本的文件名。为了保证数据编码的一致性，整个编码过程由两名研究者共同对资料进行编码，对编码结果中存在异议的节点进行讨论，并最终选择一个与研究主题最为相近的节点。为了确保数据分析结果可信，即所形成的范畴和关系完全，本研究在形成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继续访谈了5名对象来验证数据是否达到饱和。结果显示，继续访谈的结果均符合已有的范畴和脉络关系，没有新范畴和新结果出现。因此，建立的理论模型已经达到饱和。
　　
四、数据分析与编码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即对访谈数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并将访谈资料中每一个词语、句子、事件进行对比与分析，把完整表达同一个意思的语句作为一个标签，为下一步概念化做准备，以促成更多范畴的形成。在开放式编码过程中，为了避免研究人员的主观偏见和减少研究人员对访谈内容资料的影响，本研究均使用访谈的原始回答，并删除没有实质性内容的访谈记录。整个访谈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过程从2020年11月持续到12月，共形成了30个初始概念，进一步对初始概念进行合并得到人际因素、社会氛围、阅读环境等12个范畴。开放式编码形成的初始概念和范畴如表3所示。
　　（二）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即通过演绎与归纳，不断比较开放式编码中得到的不同范畴，提取整合成更高抽象层次的主范畴，开发出一些针对研究现象的概念类属。本研究对开放式编码形成的12个范畴进行聚类和总结，形成环境因素、心理因素、信息因素以及能力因素4个主范畴。主轴编码过程以及对应范畴的含义如表4所示。
　　（三）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阶段主要是从逻辑关系角度研究形成的主范畴间的联系，通过反复斟酌与推理进而创建一条清楚明确的故事线，确定主范畴之间的路径关系，最终形成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主范畴的典型关系见表5。
　　
五、理论模型建构与分析
　　（一）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理论模型
　　本研究在前期编码所得到的初始概念、范畴和主范畴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理论凝练和整合，建构了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见图1）。该理论模型在考虑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基础上建构了环境因素、信息因素、能力因素、心理因素4个影响维度，能够从整体上解释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
　　（二）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上述建构的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影响因素理论模型，以及通过NVivo11分析得到的各因素编码所占全部编码参考点的层次图（见图2），本文将对各影响因素进行具体阐述。
　　1.环境因素：现实与网络情境中的关系“束缚”
　　环境因素是微信老年用户所处的社会情境以及健康信息所在的网络环境产生的外部刺激因素，主要包括人际因素、社会氛围以及阅读环境三个主范畴。微信老年用户所处环境中的朋友或家人对健康信息的认知和周围环境的改变会对他们的心理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经过数据分析发现，社会因素的编码参考点占比为8.4%，即部分访谈对象认为环境因素对自身在微信平台的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
　　就人际因素而言，家人特别是子代的影响是促使微信老年用户产生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在社会关系方面，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和空巢化的发展趋势使得以亲情和血缘为联系纽带的关系网络不断收缩。子代在老年群体的健康信息传播中不仅仅扮演着信息提供、检索、记录或提醒的角色，其“还通过自己对健康信息的价值判断，对健康信息进行筛选、比较、把关或者屏蔽，从而在健康信息与老年群体之间建立缓冲地带”（公文，2018）。对于微信老年用户而言，这是一种被动的健康信息回避，如“微信里一些卖保健品的信息，我孩子会不让我看，他说大部分都是骗钱的”（S09）；“我儿子他们都让我少看那些（健康信息），说我们（老年人）容易相信一些不科学的东西”（S10）。
　　就社会氛围而言，微信老年用户所处的社会氛围决定了其接触健康信息的情境氛围，包括网络言论氛围和现实情境氛围，不同社会氛围下他们回避健康信息的需求和目的不同。换言之，人们在决定是否了解健康信息时，可能会预料到或经历社会压力（Heck & Meyer， 2019）。特别地，微信作为一款以真实的社会关系为核心的强关系链接社交媒体，其网友间的信任度显著强于以微博为代表的弱关系类社交平台。源于群体规范或迫于群体压力的从众心理往往会加剧微信老年用户的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倾向，如“首先我会看文章评论区的网友留言，如果留言里面有说到（健康信息的）不好，那我就不会继续看了”（S04）。
　　就阅读环境而言，微信平台的聚合作用不断滋生出新的信息传播环境，健康信息逐渐成为微信平台推送量、阅读量以及转发量最大的信息类型之一（李东晓，2016）。Griffin（2017）等认为，适当的渠道能够更有效地传递关于个人健康的风险信息，并鼓励信息接收者积极寻求信息，而不是回避信息。因此，微信作为承载海量健康信息的网络互动平台，其功能特征与微信老年用户的使用体验息息相关，即基于平台整体的信息呈现方式或扩散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健康信息回避心理，如“我觉得每天微信推送太烦了，小红点一直出现，（订阅号）里面的东西太杂了又没有顺序”（S18）。
　　2.信息因素：媒介特性影响下的行为“塑化”
　　信息因素是微信老年用户在搜索或被动接收过程中接触到的健康信息数量、质量和内容等外部刺激因素。信息寻求综合模型（comprehensive model of information seeking， CMIS）认为，媒介特性对媒介使用意愿和健康信息寻求行为具有重要影响（魏然，周树华，罗文辉，2016：89）。相较于传统媒介，微信作为泛在网络环境下诞生的社交媒体，具有移动化、平民化、碎片化等特征，其信息传播方式是基于社交关系网络的裂变式传播。因此，作为人际传播的延伸媒介，微信在传递健康信息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健康信息一经产生便能够通过订阅号的推送、朋友圈的分享或群聊的转发等形式最终被微信老年用户接收和利用。但是，面对相同的信息刺激，并不是所有用户都会产生信息回避行为，只有当用户对信息进行认知判断，感知到一定的风险或者与自己的期望产生差距之后，才会产生信息回避行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信息因素主要通过心理因素的中介作用促使微信老年用户产生健康信息回避行为。从数据分析中发现，信息因素的编码参考点占比为35.6%，即大部分访谈对象提及信息因素是个人在微信平台回避健康信息主要的影响因素。
　　信息质量是引起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的主要原因。Thon和Jucks（2017）的研究已经证实，对信息来源的较低信任可能导致信息回避而不是信息寻求。微信与其他社交媒体最大的不同是它具备单向环状私密传播的特点，其信息传播面对的受众不是一般意义的大众，而是封闭的个体叠加，大众之间并不产生信息流动，这也使得健康信息在微信这一闭环传播系统中难以获取信源，难以追踪传播路径。在这样一个信息流动空间中，信息不确定程度大大提高，其真实可靠性无从考证，当微信老年用户无法处理大量不确定信息时，来自可疑信源的信息或者信息内容本身模糊等都可能导致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出现，如“有的（健康信息）是这样讲，有的（健康信息）是那样讲，讲的方式也不一样，讲的人也有点迷糊，最后那就选择不看”（S03）；“因为我觉得饮食很重要，要少看这些（健康信息），万一里面有什么不科学的，这个危害是非常大的”（S11）。
　　信息疲劳也是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随着微信社交关系的叠加，从朋友圈和聊天会话获取优质公众号信息的难度越来越高，微信承载的信息变得越来越繁冗，微信公众号平台作为传递健康信息的主要工具，数量众多、推送信息次数频繁、内容重复率高等问题日益凸显。在这样的环境下，微信老年用户在大量碎片化信息的刺激下注意力降低，微信平台中健康信息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其所能处理的范围，过量的信息让人产生不愉快的感受，密集的推送易引发用户的焦虑感与失控感，如“微信里有的健康信息说的同样的问题到处都能看到，出现的次数频繁了，就不会再点开看了”（S11）；“有些重复的内容我也不会打开，都看过一遍了再看就没啥用了”（S10）。
　　信息内容同样是微信老年用户十分关注的问题。已有研究指出，信息寻求者往往更关心信息的内容（Johnson， 1997：70）。一方面，微信传播低成本、低门槛等特点致使越来越多的个体经营户和商家把微信作为产品营销的宣传工具。如今，利用微信公众号投放广告已成常态，微信公众号软文广告成为运营者在海量信息时代寻求突围的手段，但是这样往往也会引发微信老年用户的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如“打广告、内容质量差的健康信息会回避”（S11）；“后来就不看带有广告、推销性质的健康信息”（S12）。另一方面，信息内容的表述与呈现方式也对微信老年用户的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微信在为健康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图、文、音、视的富媒体传播形式的同时，也对健康信息的图像特征、符号形式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老年用户而言，当他们对信息的文本、图片以及字体产生阅读障碍或反感时，其做出回避行为选择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有的（健康信息）讲到一半就没有了，或者写得零零散散的，这样的信息就不会看了”（S20）；“还有可能对生育这方面健康信息的回避，因为这种血淋淋的图片不想看”（S05）；“像我就不喜欢看那种内容特别多的、字特别小的（健康信息），密密麻麻的，老了眼睛不好使”（S10）。
　　3.心理因素：利弊权衡后的理性“妥协”
　　心理因素作为个体的内在感受，对微信老年用户产生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具有重要的直接作用，属于内部因素。本研究访谈数据中主要析出个人偏好、风险感知、价值感知、成本感知四个范畴。心理因素编码参考点占全部编码参考点的42.4%，即几乎所有访谈对象都认为心理因素是自身健康信息回避行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个人偏好是微信老年用户在微信平台中产生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传统的信息传播与个体行为反应机制的关系，人们往往倾向于寻求与他们先前的知识、信仰和观点一致的信息，并避免接触与这些内部状态冲突的信息（Frey， 1982）。微信老年用户在健康信息的选择中存在一定的主体性，即他们会回避与自身固有的认知理念、权威取向以及内容偏向不相符的健康信息，如“食物这方面的健康信息看得较多，就哪些菜治什么病，哪些菜不能吃，按照本身的身体状况要注意哪些点，这方面我比较注意点，其他和这些关系不大的（健康信息）就不会再看了”（S01）；“不看就是单纯不感兴趣，自己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S13）。
　　风险感知是引发微信老年用户产生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反应的核心范畴。Mccloud（2013）等指出，健康信息的回避与恐惧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对未知风险的恐惧会引起微信老年用户的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当健康信息的获取可能会带来对未来健康状况的某种强大负面认知时，他们往往会采取健康信息回避的策略。这种风险感知大多来自于身体层面，如“我不想看那些癌症、肿瘤相关的信息，是因为我们这个年龄身边有得了这些病的人，所以我回避是怕自己得了这些病”（S05）；“对动手术的、患癌症的信息会回避，对比较直观的信息会害怕”（S06）。另外，在接触健康信息的过程中，微信老年用户对可能蒙受损失所产生的财务风险感知同样会促使其产生回避行为，如“健康信息里面卖健康金的，就是专门骗我们老年人的钱，坚决不看这种，也不会花一分钱”（S12）；“有的（健康信息）点进去会跳转到其他网页，还有一些小程序要获取我的地理位置、个人信息，我觉得那种是骗钱的，一打开我就会关掉”（S19）。
　　价值感知作为个体行为的驱动因素，是决定微信老年用户是否采取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关键。获取信息不仅是为了其工具价值（例如，对潜在威胁“做点什么”），也是为了其情感价值（例如，确信威胁不会迫在眉睫）（Kuhlthau， 1993）。当健康信息的价值感知在微信老年用户中处于较低水平时，即其认为该信息本身或附带的情感、功能效用对自身没有价值甚至具有负面价值时，通常会增强他们对该信息的抵触心理，进而对他们后续信息的处理方式造成影响。如“不科学的不看，我（就）可以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S11）；“感觉和我关系不大的（健康信息）就不会点开，自己身体没有那些毛病就不会看了”（S15）；“一些危言耸听的（健康信息）看了也影响我的情绪”（S20）。
　　微信老年用户的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并不是冲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在成本感知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时间价值或生理约束，做出的相对理性的决策方案。Melnyk和Shepperd（2012）通过研究发现，以更多的资源来处理不需要的健康信息往往对应着更高几率的信息回避。在本研究中，微信老年用户对健康信息成本的感知主要表现为基于自我估量的时间及身体资源的消耗和预期信息接收与处理收益的差距，而当感知成本大于感知收益时，他们可能会采取回避措施从而规避由健康信息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处理和提炼成本。如“有的健康信息一看标题就不想看，看了会浪费我的时间”（S08）；“（健康）信息太多了，有时候看了眼睛就很累，很疲惫，有这种感觉之后就不会再看了，身体更重要”（S14）。
　　4.能力因素：自我效能决定下的具身“隔离”
　　能力因素指个体完成各项活动所具备的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与操作能力等，它是影响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内部因素之一。在本研究中，能力因素主要由信息素养和自我控制两个范畴构成，其能够分别通过调节信息因素、环境因素与用户心理的关系，从而影响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其中，能力因素的编码参考点占比为13.6%，即部分访谈对象谈到能力因素对自身在微信平台中的健康信息回避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信息素养是影响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重要因素。根据动机信息管理理论，人们处理信息的能力影响他们的效能评估，如果处理信息的效能较低，人们则倾向于回避信息（Afifi & Weiner， 2004）。受年龄、身体素质、知识结构以及信息使用能力的影响，大部分微信老年用户对信息的理解能力和鉴别能力不高，特别是对于涉及较多医学专业知识的健康信息，这类信息往往会使他们产生阅读与理解障碍，当他们的信息素养不足以满足其健康信息需求或者所期望的阅读效果时，便会采取信息回避策略，如“我之前看到一个关于糖尿病的，但是我打开就发现看不懂”（S10）；“有些事情这说张三李四，那说王麻子，同样一件事有不同的看法，让人不知道该相信哪一个”（S16）。
　　影响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能力因素除了信息素养不足，亦常与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有关。Miller（1979）调查发现，思想开放、行为不受约束的人更有可能接触新信息，而不是倾向于回避威胁性的信息或者转移自己对信息的注意力。在长期形成的行为习惯和行为特点的约束下，人们的自身行为、注意力、耐心的调节和控制能力往往存在个体性差异，而这种具有差异性的内在自我控制能力在某些情况下会强化其健康信息回避行为。一方面，自我控制能力较强的微信老年用户通常具备严格的自我管理意识，其行为习惯具有稳定性，也就是说，这类群体通常情况下只会接触特定类型、特定内容或特定主体发布的健康信息，从而主动回避其他健康信息，如“我们小区有个中老年健康指导中心，大家都在微信群里，每天群里都有专门的人发，我一般晚上就抽十多分钟看那里面的消息，我觉得也够了”（S21）；另一方面，自我控制能力较弱的微信老年用户由于更易受到外界刺激的干扰，可能在健康信息阅读过程中难以全身心投入，并产生回避行为，如“有时候无聊就看，看着看着心情不好了或者有其他事情，比如做饭、接小孩儿，就不会再看了”（S07）。
　　
六、总结与展望
　　银发群体在以微信为代表的数字化场域中的健康信息获取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并形成了特殊的数字空间的信息规避现象。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通过对曾经在微信平台有过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21名老年用户开展访谈，用开放性编码与主轴编码分析并提取了30个初始概念、12个范畴以及4个主范畴，建构了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研究表明，环境因素、信息因素、心理因素和能力因素会对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产生影响，其中，心理因素是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直接影响因素，基于偏好、风险、价值及成本感知产生的心理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他们的健康信息选择行为。信息因素与环境因素通过心理因素的中介作用影响微信老年用户的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社会关系与媒介特性助推了这一趋势，并进一步固化了以心理感知与判断为基础的行为特征，产生对特定健康信息的区隔。能力因素能够分别通过调节信息因素、环境因素与用户心理的关系而产生作用，即微信老年用户的媒介信息素养和自我控制能力的高低在健康信息回避的路径中具有重要影响，当他们面对海量信息或现实情境而无法通过自我归因进行调适时，承载着用户情感的心理中介体验将催生出主动回避健康信息的行为。
　　随着数字技术对老年群体生活的持续渗透，微信作为一种即时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工具，哪些因素可能会重塑他们的在线健康信息感知以及影响他们的信息选择（接受或是回避），都值得进一步深入考察。因此，本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有助于丰富对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理解，从而立足于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现实情境，重新思考健康信息、微信平台与老年用户之间的内容架构与形式互动。
　　但就本研究而言，由于采用的是质性研究方法，这些理论成果是否同样适用于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量化研究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仅分析了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回避的影响因素，并未探究信息回避的程度和结果，也未进一步探究结论推及不同群体的适用性，研究结论的可扩展性有待继续验证。以上这些方面可以作为未来的研究方向继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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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毅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曾佳欣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中央高校基金项目“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传播及其治理研究”（编号：2020CDJSK07PT17）和中央高校基金项目“中国特色新闻学学术话语建设的探索与实践”（编号：2021CDSKXYXW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