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荣堂
　　【本文提要】“建构组织认同”是《共产党》月刊在中国共产党建党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具体表征。《共产党》月刊呈现出中共在建党时期的秘密组织和国际组织形象，是党组织的标志物。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对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共产党》月刊塑造了中共建党时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本立场的组织价值观。采编和发行《共产党》月刊成为中共建党时期维系组织关系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以《共产党》月刊为载体，身处世界各地的58名中共早期党员的组织认同得以建构起来，一个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宣告正式成立。
　　【关键词】《共产党》月刊 中国共产党 组织认同　党的建设 政治传播
　　【中图分类号】G210
　　
引言：作为“秘密宣传刊物”的《共产党》月刊
　　1921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在此之前，中共已经发展有党员58名，身处国内的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国外的巴黎、东京等地，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组织基础。①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这58名分散在国内外的中共党员对于“建党”的思想认识和行为选择是如何“跨过万水千山”、克服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和距离最终统一和协调起来的？换言之，中共建党时期的跨地域甚至跨国界的“组织认同”是如何建构起来的？②除了依靠个别党员在各地间的走动、沟通，以及党员间的聚会交谈和书信往来以外，一份由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创办的党刊——《共产党》月刊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
　　《共产党》月刊于1920年11月在上海创办，1921年11月停刊，共出版7期，在中共建党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③已有研究成果在阐释《共产党》月刊在中共建党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时，主要通过论述其对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组织形式、政治纲领的宣传，进而得出相应结论。④在这样的论证逻辑下，《共产党》月刊与同时期的《新青年》、《劳动界》、《广东群报》等中共报刊似乎并无多大差别，只是因为它的刊物名称是“共产党”、其登载的文章内容大多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和实践高度相关，而成为一份对中共建党具有重要意义的刊物。这样的解释框架当然有其合理性，但难免有过于简单之嫌，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共产党》月刊的特殊意义，尤其是其对中共建党时期组织认同的建构作用。
　　在发掘《共产党》月刊的组织认同建构作用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厘清其“刊物定位”问题。主编李达对这份刊物的定位有着清晰的表述，即：一份“秘密宣传刊物”（李达，1955/1980）。但是，已有研究对《共产党》月刊的这一定位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其宣传效果和发行量的误判。关于《共产党》月刊的发行量，目前学界主要存在着两种说法：一是“每期5000份”说；二是“最高时每期5000份”说。⑤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共产党》月刊“5000份”发行量说法的原始出处不知何在，笔者不禁疑惑：一个规模仅在50人上下的秘密政党组织，如何能使一份进行“秘密宣传”的刊物达到5000份的发行量？
　　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夕，《共产党》月刊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秘密宣传”的定位，并在《新青年》、《广东群报》上刊登销售广告，之后达到“5000份”发行数量。⑥但公开刊登销售广告后不久，《共产党》月刊便停刊了。也就是说，或许某一期或者某几期《共产党》月刊确实达到过5000份的发行量，但我们不能因此过高估计其在中共组织外部产生的宣传效果和影响力。按照主编李达的说法，因为安全起见和人手所限，《共产党》月刊的编辑和校对工作都是由他一人承担的。而且，这只是他的兼职，“在中华书局当编辑”才是他的主要“谋生”手段。在谈及《共产党》月刊的宣传效果时李达自己也承认，“当时是秘密发行，所以影响不大”（李达，1959/1980）。
　　只有明确了《共产党》月刊“秘密宣传刊物”的定位以及主要在组织内部产生作用的实际情况，我们才能准确揭示其对中共建党时期组织认同的建构作用。本文以现存6期《共产党》月刊为基础，结合中共建党时期的文献资料，参与建党活动的党、团员回忆录，以及近年来有关单位在海外搜集整理的新见档案，试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一、《共产党》月刊与中共“组织形象”的呈现
　　按照组织传播学的一般理论，组织认同首先发生在“形象设计”层面：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者”通过视觉符号形成一种“这是我们”的感觉，从而产生一致性的认识和行为（谢静，2014：276）。就一个政党组织而言，党徽、党旗、党章是最典型的组织形象符号和呈现载体，是党的组织形象的“标志物”。在建党时期，中共对党徽、党旗还没有专门的设计、规定和使用。直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中共也仅是制定了一个具有党章性质的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而没有形成党章的专门文本。实际上，在中共建党时期起到组织形象的符号和呈现载体作用、作为组织形象“标志物”的正是《共产党》月刊。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秘密组织”和“国际组织”形象是通过《共产党》月刊得以呈现出来的。⑦
　　《共产党》月刊在发行方式上营造出一种“秘密”组织的“神秘感”。不同于《新青年》、《劳动界》等中共报刊，《共产党》月刊上自始至终未出现发行单位、印刷地点、编辑所等刊物基本信息，而是只标明了“每月一次，七日出版”的时间安排和“实价一角”的销售价格，给读者造成一种若隐若现的神秘感，通过正常的报刊发行渠道也很难得到《共产党》月刊。据一些建党时期加入中共的党、团员回忆，《共产党》月刊的发行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随《新青年》赠送”（包惠僧，1979）；二是党员间的相互邮寄（胡华，肖效钦，1979）。彼时潜伏在上海的日本情报人员也观察到，“抱有极端的过激思想”的《共产党》月刊主要是在“过激分子”间“秘密散发”的（木下義介，1921/2018）。
　　《共产党》月刊刊载文章的署名方式也呈现着中共建党时期的“秘密组织”形象。《共产党》月刊撰稿人均不署真名，全部用笔名或英文字母代替。许多文章甚至不署名。有的作者使用的化名与真名有谐音关系，如李汉俊的化名“汗”和“均”，袁振英的化名“震瀛”。有的作者使用的笔名是真名的拼音缩写，如陈独秀的化名“TS”，施存统的化名“CT”。还有的作者的化名与真名毫无关联，让人摸不着头脑，如李达的化名“江春”、“胡炎”，沈雁冰的化名“P. 生”，沈泽民的化名“朗生”，周佛海的化名“无懈”。⑧一个颇为有趣的例子是同为《共产党》月刊撰稿人的两名党员李震瀛和袁振英的化名使用方式。李震瀛所使用的化名不是“震瀛”而是“石逸”，袁振英的化名却为“震瀛”。无论这样的做法是否具有“混淆视听”的主观意图，但客观上使得即便是与中共组织内部成员有着密切关系的读者，甚至是已经具备中共党员身份的读者，在不十分了解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及《共产党》月刊内部运作的情况下也是很难区分清楚的。此外，《共产党》月刊中同一作者使用多个化名的情况普遍存在。据袁振英后来的回忆，这样做是一种刻意而为，“多用几个名字，表示人才多”（袁振英，1955/2014）。
　　中共建党时期的“国际组织”形象则具体体现在《共产党》月刊的装帧排版、内容编排、栏目设置等方面。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敏锐地发现，《共产党》月刊的装帧和排版方式主要效仿了同时期发行的英国共产党党刊The Communist：在封面上方大字配英文“The Communist”，并在其下方直接刊载卷首论文的做法，在当时的中国期刊里是很少见的形式，“几乎让人以为《共产党》就是The Communist的汉语版”（石川祯浩，2006：45）。如果顺着石川祯浩的思路继续将两份刊物作一比对我们还可以发现，《共产党》月刊在仿效The Communist时的一些版面细节处理耐人寻味。比如，与The Communist横排文字的做法不同，《共产党》月刊采用的是竖排版式，这样的改变显然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汉语阅读习惯。但是，在处理刊名的版式时，《共产党》月刊的编辑者却保留了The Communist刊名用大字英文印刷的方式，并没有将其翻译成中文，而是将较小的“共产党”三个汉字置于英文刊名下方。
　　细节往往很能说明问题。在英国共产党的The Communist上，《共产党》月刊封面“共产党”三个汉字出现的同样位置，是一行说明英国共产党组织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英文小字，即：“An Organ of the Third（Communist）International”，直译就是“一个第三国际的机构”。而《共产党》月刊并未使用表述组织隶属关系的“第三国际中国支部”或“中国共产党”的概念，而仅用了“共产党”三个汉字。这是编辑的“无心之作”还是“有意为之”呢？
　　《共产党》创刊号上的《共产党未来的责任》一文似可回答这一问题。这篇由中共早期党员袁振英翻译的文章开篇便提到，“英国自八月一日成立了共产党，八月三日便出了个共产党The Communist周刊，是国际共产党的言论机关”（共产党，1920年11月7日a）。也就是说，虽然The Communist由英国共产党创办，但它不仅仅是英国共产党的言论机关，而且是“国际共产党的言论机关”，甚至主要还是“国际共产党的言论机关”。这样的刊物定位实际上深刻影响着中国的革命者并被他们接受。多年后，李达在谈起《共产党》月刊时还是将其称为“《中国CP》”或者“《CP》月刊”（李达，1954/1980）。这也就解释了《共产党》月刊在刊名处为何使用“共产党”而非“中国共产党”的问题。⑨中英文混用、使用“共产党”而非“中国共产党”标示刊名的编辑手法，使得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国际组织”形象得以鲜明地体现出来。
　　《共产党》月刊的内容编排以及栏目设置，使得中共建党时期的“国际组织”形象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具体而言，在内容的编排上，翻译文章多，是《共产党》月刊的一个突出特点。在目前作者可考证的35篇文章中就有19篇是译文（饶晓燕，2018：14）。大量的有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的翻译文章不仅让读者形成对世界革命运动潮流的直观感受，而且能够知晓中国的共产党组织不是孤立的存在。就连文章的翻译者也能够通过翻译活动，对共产党的组织加深了解，将中国的共产党组织放置在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组织系统之中。沈雁冰（茅盾）就曾回忆说，“通过这些翻译活动，我算是初步懂得了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党的党纲和内部组织是怎样的”（茅盾，1981：176）。
　　在栏目设置上，“世界消息”是《共产党》月刊的“主打”栏目，在现存6期《共产党》月刊中出现了5次。“世界消息”栏目所选文章主要是对世界各国共产党及其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和介绍，涵盖了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意大利、匈牙利、波兰、捷克、丹麦等国家以及远东地区，范围甚广，其所表达的意图也很明确，就是要将建党置于国际比较的视野之中，通过比较来强调“共产党”的“国际”属性，进而强化中国共产党的“国际组织”形象。一位“世界消息”栏目的作者就在其文章中直接声称，“葡萄牙是个农业国小地主最多，工业不甚发达，和中国的情形差不多是一样，而葡萄牙的共产党那样发达，我们中国的共产党却还在萌芽时代，这真是可耻的事情呀”（共产党，1920年11月7日b）。
　　随着建党进程的不断推进，呈现着中共建党时期“秘密组织”和“国际组织”双重形象的《共产党》月刊最终由一个“符号”的“载体”转化为“符号”本身，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组织形象“标志物”。这一点在1921年5月以后《新青年》所刊登的《共产党》月刊系列广告中得到印证。1921年5月首次刊登的《共产党》月刊广告放在了当期《新青年》中间偏后的位置，并不十分显眼。到6月时，广告刊登在当期《新青年》的最后一页，位置相对醒目。到7月时，《共产党》月刊的广告出现在当期《新青年》最显眼的位置——首页的上半部分，这是读者按顺序阅读除封面外所见到的第一个内容。据笔者所见，迄今为止并没有材料能够直接解释这种版面安排背后的意图。但结合中共建党的实际历史进程特别是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我们不难发现：中共创建者们选择在7月公开出版的《新青年》最醒目位置刊登“《共产党》月刊社的启事”，应有呼应随后将要召开的中共一大之意。全国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也预示着《共产党》月刊建党任务的完成。⑩
　　
二、《共产党》月刊与中共“组织价值观”的塑造
　　“组织价值观”是指在组织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组织成员们所形成的思想共识。具体到建党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其“组织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就是从西方传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马列主义的信仰是中共建党的思想基础。如刘少奇所言，在中共建党之时，有很多人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他们把创建中共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称为“马子、马孙”，见了就骂。经过激烈的思想和舆论斗争后，“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先进革命思想界中争取到了领先的地位，然后共产党才有产生的可能”（刘少奇，1948/2009：25）。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中共建党时期“组织价值观”的形塑上，《共产党》月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的塑造方法就是正面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面批判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双管齐下”。
　　《共产党》月刊将创刊日期选定在十月革命三周年之际，本身就是一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面宣传。在创刊号上登载的列宁在俄国共产党第九次大会上的演说词《俄罗斯的新问题》，以及《列宁的历史》、《为列宁》、《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第三国际党大会的缘起》、《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等关于列宁本人和俄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文章，全方位介绍列宁的思想和理论。袁振英翻译的《列宁的著作一览表》也为读者提供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线索和途径。经由沈雁冰的译介，列宁的经典著作《国家与革命》的中文译本在1921年5月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第四号上问世。这是《国家与革命》这一对中国革命乃至世界无产阶级产生深远影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文献的首个中文译本。
　　《共产党》月刊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首先从无政府主义开始，这主要是由于无政府主义在中共建党时期组织内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方面，许多中共早期党员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有些甚至是先接受无政府主义，进而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比如毛泽东在入党前就“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埃德加·斯诺，1938/2005：143）。就是在《共产党》月刊的撰稿人群体中，也存在着如袁振英这样即使已经加入中共也没有放弃无政府主义信仰的人。另一方面，中共在上海、北京、广东等地早期组织的创建活动中就曾有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的深度参与。由此，澄清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分歧和差异成为塑造“组织价值观”的必然要求。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研究《共产党》月刊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时也发现，《共产党》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很有意思”，因为它明显是把这种批判当作“党内的事情”，其目的就是要“清除党员们身上的无政府主义影响”（阿里夫·德里克，2006：195）。
　　《共产党》月刊每期都会刊登一篇带有社论性质的“短言”。从现有的六篇“短言”来看，其中五篇的主要内容都是针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批判。此外，《共产党》月刊上主要的几篇原创性文章，如《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的解剖》、《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夺取政权》、《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等，也都是为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而作。具体说来，《共产党》月刊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主要围绕经济生产和分配、社会革命的手段，以及如何看待国家等问题展开。
　　针对无政府主义关于经济生产和分配的“自由原则”，反对经济生产和分配受到权力的控制的观点，《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中从破坏生产力分配公平性、侵害社会消费、实际操作的可能性三个方面展开批判：“先就生产组织说，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是分散的。这种委托自由人的生产组织有一种最大的缺点，即是不能使生产力保持均平……生产的目的在供给社会全体的消费，无政府派不主张有集中的权力，那么生产力就不能调剂，社会各员的消费生活就有受到侵害的危险……按照无政府主义者的看法，以这种有限制的生产，听各人消费的自由得其平等，是绝对办不到的”（共产党，1920年12月7日）。
　　针对无政府主义“抛弃国家”并反对政府存在的观点，《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一文着重从“如何能够实现”，即：是否具备抛弃国家的“物质基础”的角度加以驳斥。文章指出，“推翻有产阶级的国家之后，一定要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否则，革命就不能完成，共产主义就不能实现”。从论证的过程来看，文章作者施存统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具体问题：“据马克斯底意见，国家原是一阶级压迫一阶级的机关，等到阶级消灭，国家自然也要消灭的……不过我们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却极力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共产党，1921年6月7日a）。
　　总的来看，《共产党》月刊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还是比较委婉和克制的。按照主编李达的定调：“无政府党要推倒资本主义，所以是我们的朋友。无政府党虽然要想绝灭资本主义，可是没有手段，而且反不免有姑息的地方，所以不是我们的同志”（共产党，1921年5月7日）。而与无政府主义这个“朋友”的提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月刊对于机会主义（主要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提法。主编李达在《共产党》月刊上直接声称，机会主义是彻彻底底的“敌人”，提倡机会主义的学者是“走狗学者”（共产党，1920年12月7日）。沈雁冰更是指责机会主义及其支持者是“扶不起的懒狗，教训不好的坏小子，简直和军阀是一模一样的”（共产党，1921年4月7日）。进而，他们围绕机会主义的本质、机会主义背离无产阶级利益、机会主义是否能够在中国实行等问题，对机会主义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刘英，2013）。
　　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面宣传与对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面批判，一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核心的“组织价值观”被塑造起来。正如《共产党》月刊第五号的《短言》中所强调的那样，“不要妄信经济组织及状况幼稚的国家仍然采用资本制度，同一起首创造，不必再走人家已经走过的错路”就是中国共产党“经济的使命”；“用光明正大的态度，挺身出来，硬起铁肩，担当这改造政党、改造整治、改造中国底大责任”就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的使命”（共产党，1921年6月7日b）。
　　
三、《共产党》月刊与中共“组织关系”的维系
　　今天我们所使用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关系”的概念是指中国共产党党员对于党组织的隶属关系，主要通过健全有关党内规章、完善“三会一课”等组织管理制度加以维系。而在中共建党时期这一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党的规章制度体系还未建立，《共产党》月刊实际上维系着党的“组织关系”。以发挥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功能的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为例，目前公认无异议的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卢、陈望道、袁振英、俞秀松、李达、杨明斋、邵力子、沈雁冰10名成员无一例外参与了中共早期报刊的创办和发行活动。其中，李达是《共产党》月刊的主编，陈独秀、李汉俊、袁振英、杨明斋、沈雁冰为《共产党》月刊提供了原创或翻译稿件，与《共产党》月刊有联系者占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人数的一半还多。
　　受档案资料所限，以往关于《共产党》月刊的研究主要强调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在该刊运作中的主体作用，而对在北京、湖南甚至东京、巴黎等地的党员参与《共产党》月刊的运作情况以及《共产党》月刊对这些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的重要影响几乎没有讨论。近年来，中共一大纪念馆等有关单位专门派出人员在海外搜集到一些档案资料，特别是有关中共日本早期组织成员及其建党活动的有关档案资料，使我们关注和讨论这一问题有了新的可能。
　　据日本方面留存的外交和警务档案资料显示，《共产党》月刊的两位重要撰稿人施存统和周佛海有着中国共产党“驻日代表”的重要身份。1921年三四月间，“经与上海、湖北、北京各地的同志协商”后，陈独秀任命施存统与同在日本留学的周佛海二人为中共“驻日代表”，负责“与在日本的同志联系”，改变“日本人中很少知道我们有此团体”的局面。这一任命由陈独秀写信告知在日本留学的中共早期党员周佛海，并由后者写信转告同在日本的中共早期党员施存统。在这封信中，周佛海除了告知施存统两人被任命为“驻日代表”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催促施存统为即将出版发行的《共产党》月刊第五号撰写文章，并就《共产党》月刊的经费来源情况对施存统作了交代（周佛海，1921/2018a）。从施存统、周佛海二人此后的实际工作情况看，为《共产党》月刊供稿成为他们与党组织维系关系的主要方式。1921年5月，周佛海在写给施存统的信中再次将为《共产党》月刊供稿的有关事宜作为主要内容：“我三四月间向C杂志投稿一文……李达翻译了河上肇的部分文字，应是刊登在C杂志。希望兄发来稿件”（周佛海，1921/2018b）。
　　不仅是中共在日本的早期组织，从中共建党时期在巴黎的早期组织运作情况看，《共产党》月刊同样具有维系和发展“组织关系”的功能。1920年9月，身在法国的湖南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致信在国内的新民学会会友毛泽东，表达了要信奉马克思主义、走俄国革命道路、“注重组织共产党”的主张。至于具体步骤，就是先“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名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蔡和森，1920/1987）。1921年1月，毛泽东回信蔡和森并告知他，“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毛泽东，1921/1987）。从这一来一回两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毛泽东、蔡和森的心目中，出版物既是党组织建立的前提条件，也是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工具。而这一出版物正是《共产党》月刊。从后来的情况看，蔡和森处“谅可得到”的《共产党》月刊最终帮助他与李立三、陈公培、赵世炎、周恩来等一大批进步留法学生联合起来并建立起革命同志的关系，成为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基本力量。不仅是蔡和森，陈公培多年后回忆自己旅欧期间的这段建党经历时，也将“党组织曾把《共产党》杂志寄给我”作为证明其与党的组织关系的主要依据（陈公培，1956/2016）。
　　中共建党时期在国内各地的党、团组织关系维系和发展也依赖《共产党》月刊。在长沙，1920年12月27日，毛泽东一次性地给自己的学生张文亮送去9本《共产党》月刊，希望能够帮助他“代觅同志”，在学校中“制造团员”，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湖南的组织（张文亮，1920/1987）。在北京，《共产党》月刊成为邓中夏、何孟雄、朱务善等中共早期党员通过“深谈”等方式向长辛店工人灌输“要建立共产党的道理”和发展组织关系的教材，阶级斗争、组织工会等内容也随之传播开来（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厂史编委会，1960：68）。在广东，中共广东早期组织“每月从党员的收入中抽出百分之十来维持《共产党》月刊和负担工人夜校的费用”（“广州共产党”，1920/1987）。彼时远在鄂木斯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书记舒米亚茨基也认为，在中共建党时期由各地党组织创办的诸多报刊中，“《共产党》是起领导作用的”（舒米亚茨基，1921/2016）。
　　
四、结语
　　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经验来看，办报与建党是密不可分的。列宁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指出：“不通过一种报纸把党的正确的代表机关建立起来，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句空话……不通过中央机关报来确立每个党员对全党负责的原则，要想组织革命力量，进行纪律教育，提高革命技术都是不可能的”（列宁，1899/2013）。对此，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们也有着同样的洞见。陈独秀等人在谋划建党时确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出版一种理论性的刊物，定名为《共产党》月刊”（张国焘，1980：97）。《共产党》月刊也确实在中共的建党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建构组织认同”是《共产党》月刊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所发挥的至关重要作用的具体表征。《共产党》月刊呈现出中共在建党时期的秘密组织和国际组织形象，是党组织的标志物；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对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共产党》月刊塑造了中共建党时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本立场的组织价值观；采编和发行《共产党》月刊成为中共建党时期维系“组织关系”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以《共产党》月刊为载体，身处世界各地的58名中共早期党员的“组织认同”得以建构起来，一个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宣告正式成立。
　　申论之，党报党刊对于党的组织认同建构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互联网正在媒体领域催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的新的形势和背景下，如何办好党报党刊特别是强化和巩固党报党刊的“组织认同建构”功能，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和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问题，也是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在此，我们有必要重温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报刊的著名论断：“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列宁，1901/2013）。■
　　
注释：
①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党员人数，学界主要存在着53人、56人、57人、58人、59人五种说法。本文采用学界最新考证研究后的结论，即：58人说。参见：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嘉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嘉兴学院红船研究中心（2013：15）。《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②本文所说的“组织认同”主要指组织成员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对组织本身的认同、进而产生的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性”，不包括组织外部的各类主体对组织的认同。
③一说出版了6期。另外，第6期上标明的出版时间是1921年7月，但根据当期实际刊登的内容来看，第6期的实际出版时间应为1921年11月。有关情况可参考：沈海波（1999）。《〈共产党〉月刊的若干史实》。《春秋》，（4），4-7。
④参见：段启咸（1981）。《〈共产党〉月刊的历史作用》。《江汉论坛》，（1），3-10；司虎春，刘诚（1983）。《〈共产党〉月刊在建党中的作用》，《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125-128；张秀英。（1992）。《〈共产党〉月刊对建党的理论贡献》，《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6；莫秋蝉（2011）。《析〈共产党〉月刊的理论缺陷对建党的影响》。《社科纵横》，（7），27-30。
⑤“每期5000份说”，参见：黄瑚（2010：155）。《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张宝明主编（2018：39）。《中共早期期刊历史系谱》。北京：人民出版社。“最高时每期500份说”，参见：方汉奇、宁树藩（1996：69）。《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钱承军（2009：31）。《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报刊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⑥从1921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起，《新青年》连续五期刊载了《共产党》月刊的销售广告。中共广东早期组织创办的《广东群报》也分别于1921年6月20日、9月20日两次刊登了《共产党月刊第四期已经到了，第三期快速到了》和《共产党月刊第五期到了》两则销售广告。
⑦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支持下秘密开展的。建党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具有“秘密组织”与“国际组织”的双重组织形象。
⑧关于《共产党》月刊撰稿人群体化名使用的具体情况，参见：韦明（2018）。《〈共产党〉》月刊作者、译者笔名考述。《上海党史与党建》，（2），20-23。
⑨至于为何没有使用“第三国际中国支部”的表述，是因为彼时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尚未明确，直到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时中共党内才明确作出“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
⑩中共一大召开近一年后，陈独秀曾经试图恢复《共产党》月刊并缩短出版周期，将其改为半月刊，“专讨论世界的及本国的政治经济问题”，但这一计划并未实现。参见：中央档案馆编（1989：53-5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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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荣堂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仲英青年学者。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理论、信仰与社会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1917-1927）”（2019EDS006）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的历史建构与实践研究”（20&ZD32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