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旭东 徐开彬
　　【本文提要】新闻事业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报刊一直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重要载体。因此本文回到百年前中共早期的办报活动，采用运动修辞的视角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分析，即提出了什么主张，以及如何实现这些主张。研究发现，中共早期办报活动所塑造的修辞情境包括进步潮流和阶级压迫这两个方面，并以此提出启发民智和革新国家的主张；在此基础上主要的修辞策略是强调修辞情境对于广大劳动者的影响，继而建构起劳动者和这场运动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运动主张的实现可以依靠全体劳动者的参与。最后本文认为，这一视角下中共早期办报活动的主要特点是强调现实背景、诉诸信誉以及践行“人民报刊”的思想。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早期办报活动 运动修辞 劳动者
　　【中图分类号】G210
　　二十世纪初，一群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到欧亚大陆另一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希望通过创办报刊来传播民主与革命的思想，他们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早期既没有政权也没有军权，通过宣传来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走上革命道路，搭建起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实践之间的桥梁，成为他们的主要工作内容（葛传根，2012）。对于李大钊、张太雷、恽代英、邓中夏和瞿秋白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和中国工人运动领袖来说，办报活动是他们发起的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始阶段，把他们的活动和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从而找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共性，以更为宏观的视角把握上世纪一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大致图景，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式方法提供启发。本研究从整体化考量出发，将中共早期的办报活动视作马克思主义莅临中国的社会运动，围绕上述研究目的而展开的对这场运动的修辞分析，将主要回顾和探究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提出了什么主张，以及如何实现其主张。
　　
一、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一）社会运动与运动修辞
　　学术界关于“社会运动”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Opp（2009：36）在分析和综合了12个学者的定义后，认为社会运动的定义应该具备四个要素：个体组成的集体，有共同的目标，希望可以影响反对者，集体有为了目标所做的努力。在这四点之外，从公共传播的角度考虑到社会运动的历史场景中必然会有集体表达，我们或许应该将Tilly（2004：4）所说的“WUNC展示”作为社会运动的第五个要素，即“借助声明、标语、标志等形式表达出的价值（worthiness）、团结（unity）、规模（numbers）和承诺（commitment）”。在明确了社会运动的要素后，关于社会运动可不可以被识别的问题在学界也有讨论，Stewart（1980）认为运动必然是明确了指导方针与行为规范等内容的已建制的集体，这在运动的过程中就已经为人们所认可。但McGee（1980）坚持的是，与其强调运动的实在性，不如说运动是一组可以被感知的意义。确实，诸如文艺复兴运动和明治维新运动这种在时间上跨度大，且影响广泛的运动，往往需要站在更宏观的历史角度去识别，因此本文更倾向于McGee的观点。
　　运动修辞是美国传播学界修辞研究的一个细分领域。和其他修辞研究类似，运动修辞在诞生之初也受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影响，修辞被定义为“一种能在任意问题上找出所有可能说服听众的方法的能力”（Aristotle， 2000：15）。所以运动修辞致力于发现运动发起者如何通过语言表达影响受众，直至达到运动目标。以西方社会运动频发的上世纪60年代为界，运动修辞的关注对象经历了从个别的伟大演讲到运动中所有修辞行为的转变（Cox & Foust， 2009：606）。基于此，Simons（1970）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围绕运动领导者来研究修辞策略与运动功能，着重考察运动的说服效果。这也是本文主要关注的问题。具体来说，Simons在讨论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之时，将运动视为未建制的集体（uninstitutionalized collectivity）。各类功能性需求间产生的矛盾成为运动领导者面临的修辞困境。常见的矛盾包括个别成员的需要常常与组织的要求不相容，向知识分子发出的呼吁与向群众发出的呼吁存在差异，具体战术违背运动所代表的价值观等。运动领导者以修辞为途径可解决矛盾，所以矛盾也成为运动修辞研究的突破口。另外，针对这一解决过程，Simons在时间序列上从运动领导者角度提出运动修辞的分析框架，即修辞需求（rhetorical requirements）、修辞问题（rhetorical problems）和修辞策略（rhetorical strategies）。对于一些能力过人的领导者来说，他们往往可以将看似冲突的策略结合起来，以达成最佳的说服效果。运动中的修辞困境同样会发生在诸如政府机构和商业组织等已建制的集体中，不同之处在于，社会运动的领导者面临的阻力往往不可预期，这也凸显了运动修辞分析的必要性。
　　（二）中共早期报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虽然早在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共产党宣言》就已经经由媒体传入中国，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有意识且系统性的传播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尤其是在1920年维经斯基来华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包括创办报刊和出版书籍在内的各类宣传才有序展开。书籍方面以艾思奇为代表，其在青年时期出版了《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哲学与生活》等著作，有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王伟光，2008）。下面的概述集中在报刊方面，这些读物采用人民群众可以接受的语言和方式普及科学理论，促进了上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报刊作为大众媒介的性质决定了中共早期报刊已经在探索如何实现最好的传播效果。首先是自觉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汪信砚，2013）。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一大批中共早期领导人提出不能教条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尹德树，2013）。作为忠于人民利益的革命者，他们不同于一般的文人办报，而是选择深入群众、反映实际，调查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乔兰，王灿发，2011）。在这个基础上，中共早期报刊的内容在民族救亡这一明确目标下体现出选择性和针对性。他们优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最有用的内容，即指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内容，包括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王刚，2009）。其次是关注世界各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和最新动向。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转译日文向阅读原著转变，注意到列宁的著作和苏联的经验，比较社会主义学说的不同派别（李军林，2007）。特殊时间节点成为集中宣传期，中共在各地举办纪念活动，大规模发行特刊和宣传册。例如，1922年5月国际劳动节和马克思诞辰日的纪念宣传共发行纪念册两万本，掀起建党后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宣传高潮（田子渝，2001）；《向导》第99期为“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特刊”，明确指出列宁主义是消灭帝国主义的唯一武器（赵付科，季正聚，2013）。最后是对于读者阅读能力的考量。理论的严整性与宣传的通俗性相结合（丁俊萍，徐信华，2011），在语言风格、思维习惯等方面适合中国人民的需要（吴艳东，李强，2008）。因此出现了直接针对民众发行的报刊，例如《劳动界》的读者定位为工人，办刊的目的是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
　　报刊的繁荣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一大批报人投入到办报活动中，“办报活动”也因此成为中国新闻史中一个频繁出现的词汇。在中共早期报刊的相关研究中，对各类报人、文章和思潮的研究已相当丰厚，但活动本身及其推进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却并未受到太多关注，尤其是没有被作为一个整体去考察。如前文所说，社会运动的界定中需要有集体、有集体表达、有目标、有努力，并且希望影响反对者。很显然，中共早期办报活动具备了这些要素，所以办报活动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社会运动去考察。本研究主要探讨的问题是：在早期的办报活动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什么主张，以及如何实现这些主张。Simons在结构功能主义路径下提出的修辞需求、修辞问题和修辞策略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发现主张的内容呈现到主张实现途径的过渡过程。因此下文将在Simons理论贡献的基础上展开运动修辞分析。
　　
二、研究样本
　　中国共产党早期办报活动所涉及的文本数量巨大，选择发刊词作为研究样本的原因如下。首先是发刊词这一体裁的性质和本研究吻合。从运动修辞的视角出发，对运动的研究必然会涉及运动的背景、原因和目的等，而发刊词一般是对于办报这一运动本身合理性的回应，需要回答为什么要办报以及办报又是为了什么等问题。其次，这些发刊词是中共早期办报活动的领导者的智慧结晶，集中体现了包括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和毛泽东等人在内的创办者的思想路径和时代境遇，并引导了这些报刊的后续文章。例如，1939年10月毛泽东为《共产党人》撰写的发刊词，被认为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载体（王林林，双传学，2019）。因此本研究选择以发刊词为具体研究对象，意即将所涉及报刊的发刊词作为一个研究整体，并将这些发刊词视为报人对整场办报活动的运动修辞。
　　在各种文本的论述中，“中国共产党早期”往往是一个模糊的指称，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时间划分。本研究的时间选择参考了徐信达（2013：3）的划分，即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到大革命失败、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这段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传播的内容、目标和效果具有一致性（张琳，2013）。
　　在这个时间段内，由于部分刊物没有发刊词或者文本遗失，因此在发刊词可获得的基础上，首先考虑由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创办的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报刊，包括《向导》、《前锋》、《新青年》（季刊）、《共产党》等；其次兼顾地域性，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和长沙等主要宣传阵地，例如陕西旅京学生的进步社团共进社的机关刊物《共进》、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办的《新时代》等；最后是尽量涵盖面向不同群体的报刊，例如由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主办的《妇女声》、汉口中国青年社编辑出版的《少年共产国际》、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出版的刊物《中国军人》等。需要说明的是，样本中的《中国军人》、《政治周报》、《中国农民》、《农民运动》虽然由国民党创办，但都属于国共合作的产物，并且其主笔或主编来自共产党，在传统上也被认为是红色报刊。基于上述考虑，最后共选择了25份刊物的发刊词，附录中列出了详细目录和具体信息，因此正文中所引用的发刊词原文也不再单列出处。
　　
三、修辞情境的呈现与运动主张的提出
　　如Bitzer（1968）所说，修辞是通过创造话语来改变现实的一种方式，而这种话语之所以产生正是因为特定情境的需要。也就是说，修辞情境是对修辞行为所处背景的重现，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运动产生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早期办报活动为了将马克思主义介绍给国人，将情境的呈现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成为触发之后一系列修辞行为的逻辑起点。这些思想家或革命者，以他们的视角展现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具体可以概括为进步潮流和阶级压迫。
　　进步潮流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国际方面，主要表达的是世界范围内革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如《中国军人》发刊词：“横卷全地球的革命大潮流，是如何汹涌。”《共产党》发刊词在描述了这种世界潮流后，直接与中国相联系，“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溃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这些词句通过表明世界各国都在迅猛进步，来表达中国不能逆潮流而行。国内方面，进步潮流主要是对当时国内群众运动以及共产党活动的积极评价。如瞿秋白在《热血日报》的发刊词中通过五卅运动前后人们对上海市民的不同评价，来体现这一运动的进步性。他写道：“洋奴、冷血，这是一般舆论所加于上海人的徽号！……大马路上学生、工人同胞的热血，已经把洋奴、冷血之耻辱洗涤得干干净净。”针对党内工作，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写道，“我们在广东的工作，在扫平杨刘，肃清郑莫以后，划然开一新时代”，并在场景描绘中通过“广东之改造确还刚在开始”，“我们已有了一个革命的基础”来表达可以保持这种积极事态的希望。总之，进步潮流这一修辞情境的描绘，不仅提供了一个可感知的中国的未来景象，而且在论述中赋予这些景象以信念。
　　阶级压迫方面的内容呈现出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几乎所有的发刊词都描述了压迫的多重来源。《〈政治周报〉发刊理由》写道，“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劳动音》将这种压迫扩大到世界范围：“我们知道今日各国社会上都有一种最不好的现象。什么呢？就是有一种不从事劳动的人——如官吏、政客、军人、资本家、教士、警察等，他们都不去劳动，从事有益于人生的生产事业，专在社会上做寄生虫。”第二，在多种压迫力量中，特别集中在本国军阀和欧美帝国主义两个方面。例如《向导》发刊词全文详细分析了军阀割据所导致的战乱，以及北京东交民巷各国公使团对于中央政府的各种干预。另外，这两股压迫力量在发刊词中往往并列出现，如《中国工人》发刊词直接点明“万恶的帝国主义与军阀”。这体现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当时中国国情分析的一致性。第三，在对中华民国政治制度的界定中，承认民国相较于清朝封建统治的有限进步性。如《新青年》（季刊）中说，“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中国革命，不过是宗法式的统一国家及奴才制的满清宫廷败落瓦解之表象而已”。《犁头》发刊词也写道，“虽然朝代是已经由黄帝到了亡清，而且现今更变号‘共和’……可是有时候，连给我们暂安于奴隶的境遇还没有”。与进步潮流相对，阶级压迫实际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当时局势的准确判断，是在告诉读者当时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将阶级压迫和进步潮流作为修辞情境呈现，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办报活动获得了合理提出运动主张的前提。分析中发现，中共早期办报活动的核心主张是启发民智和革新国家。启发民智是中共早期办报活动的首要主张。他们提出一系列关于如何以报刊启发民智的指导思想。首先，强调在办报中要发挥内容的指导性作用。例如《人民周刊》认为要从理论和策略两个方面指导反帝国主义运动；《少年共产国际》认为要从主义、组织和行动来指导中国少年共产团团员。其次，新闻业的专业属性并没有被忽视。这方面以《政治周报》发刊词为代表，文章强调报道的内容只是忠实地报告所从事的革命工作，并且“《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对于“敌人”有可能的四方面质疑，都用“请看事实”予以回击。最后，部分报刊非常看重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如《劳动音》发刊词提到希望读者可以将身边发生的新动态告诉他们；《劳动周刊》发刊词将这种联系发展为“维护”，“我们希望中国的工人们都拿材料来供给这个唯一的言论机关，都来维护这个唯一的言论机关”。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党性原则观念、正确舆论观念、新闻规律观念、人民中心观念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雏形（杨保军，2017）。
　　革新国家，是指用新的中国来代替旧的中国。这可以追溯到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关于身体和社会要遵循“新陈代谢”的论述，用《犁头》发刊词中的话来说就是“生的创造，恶的铲除”。本文在分析了25份发刊词后发现，革新国家体现为国家独立、人民政权、生活幸福和共产主义四个方面。国家独立是指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如《向导》发刊词表示，“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中国工人》发刊词用了印度这个反面例子，“我们早已知道军阀与帝国主义不打倒，中国除了变成印度外绝无他道”。人民政权意味着实现权力主体转移，让劳动者成为国家的主人。如《共产党》发刊词所写，“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劳动者》发刊词也有“把一切大权都拿到自己手里”这样的目标。生活幸福则要求改变当时极低的物质水平。如《劳动音》发刊词写的，“以维持我们从事正当劳动的同胞，使得满足的生活，快乐的幸福”；《犁头》发刊词也写道，“我们现在要创造一个我们的，友爱的，共同生活的，新的世界”。共产主义则为最终目标。如《新青年》（季刊）发刊词用了一个马克思与孔子式的混合词汇“达最终的目的：共产大同”；《先驱》发刊词表述为“我们达到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社会”。实际上，中共早期办报活动还继承了马克思有关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思想，喊出了“解放全人类”等口号，不过由于这些口号并不是指向运动功能的具体行动，因此本文并未将其作为主张列出。
　　以呈现修辞情境来提供运动主张的合理性，这一逻辑在《前锋》发刊词中尤其明显，该发刊词全文通过“我们知道不实现（某个主张），就不能改变（某个情境）”这样的句式来强烈地表达。例如“我们知道不去掉军阀政治，不革新自强，决不能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我们知道除了广大而剧烈的国民运动，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去掉军阀与外国势力的压迫”。在此之后，运动领导者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运动主张的传播效果最大化直至实现主张。这里需要将办报活动的对象，也就是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纳入运动修辞的考虑中。
　　
四、运动修辞中的劳动者
　　（一）办报活动的修辞需求与修辞问题
　　运动及其推动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并不是一经发起就会获得关注和认可，启发民智和革新国家的主张更不会凭空实现，正是在这些运动中产生了修辞需求。Simons（1970）从社会学理论出发，认为运动中的修辞要顺从社会运动的性质。意即虽然社会运动并不是正式的组织，但和正式组织一样天然被赋予了功能性的需求。运动的领导者通常面临三方面的修辞需求，用以应对外部世界对于运动的有用性和必要性的质疑。首先，他们必须吸引和维持追随者的注意，并说服追随者形成一个有效的联合体；其次，他们必须让更大的结构（外部的制度和现存的秩序）采用其产品；最后，他们必须对更大结构的反抗作出反应。也就是说，修辞需求体现为运动主体为了让外界接受其目标而产生的修辞的必要性，从而在信息的传播中实现对于外界的说服。
　　报刊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中共早期办报活动的修辞需求在运动之初就被定位为团结党内同志以及吸引更广大的中国人民加入到运动中来。底层的劳动者成为运动领导者游说的主要对象，中国共产党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来说服被压迫的中国人民。这里的修辞需求对应的是Simons三大需求中的第一点。这个时期的办报活动中，中国共产党与外部制度的对话和对外部结构反抗的回应这样的需求并不明显。由上述运动主张的分析可知，中国共产党对于军阀和殖民者等势力的态度是“打倒”，因此从根源上就不存在“说服”军阀和殖民者的修辞需求，Simons所说的修辞需求的第二点和第三点自然在这场运动中没有凸显出来。在这里由修辞需求产生了修辞问题，这个问题是运动的领导者需要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参与和运动并未和底层劳动者发生直接关联之间的矛盾。从修辞情境中所提出的运动主张要作用于主张实现所依赖的劳动者，劳动者被言辞打动才可能推动这场运动的成功，相反，如果这一修辞需求没有被满足，运动可能走向瓦解。
　　（二）国内外形势与劳动者关系的建构
　　运动的领导者需要对运动存在的各种问题予以解决，这要求他们依据现状调整和选择策略。Simons（1970）认为修辞策略反映了运动领导者的修辞风格，主要包括温和派（moderate）和激进派（militant），温和派的语言会从听众所处的位置出发，而激进派会直接要求对象改变行动。通过发刊词的分析得出，中共早期的办报活动虽使用了激进的修辞策略，但处于辅助地位，表现为直接呼吁底层的中国人民反抗阶级压迫，这是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式的革命号子。例如《中国工人》发刊词强调了工人阶级作为革命先锋的地位，写道，“我们要消灭一切军阀与一切帝国主义，绝对不能希望别人，只有我们工人自己”。这类呐喊在运动中也可以以其直击人心的震撼力实现传播效果，让读者感受到启发民智和革新国家这类主张的紧迫感。不过修辞需求的实现，即对底层劳动者的吸引和规劝，并不是单纯靠着口号式的表达就能完成的。下文将详细分析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办报活动是如何以温和的修辞策略来游说人们加入运动。
　　对发刊词的分析表明，中共早期的办报活动主要通过描绘修辞情境对于被剥削的劳动者的影响，传递出每个人都无法独善其身的观点，以此播下革命的种子，让启发民智和革新国家的目标最终落到每一个中国人身上。所以在呈现了修辞情境后，发刊词的内容常常接着论述处于这个情境中的普通人的遭遇，他们主要从四个方面描写。第一，展现劳动者生活境遇的悲惨。这方面往往是通过劳动者与剥削者生活状况的对比。例如《劳动者》发刊词写道：“只有总统、官僚、绅士、头家、财主是享福快活的，住的是高楼大厦，穿的是锦绣绫罗，食的是山珍海错。我们至有用、至高贵的工人呢，偏偏是：种田的吃不到半饱，纺织的没有蔽体的衣裳……。”《犁头》发刊词直接引用宋代诗句“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可以看到，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希望通过这种生活状况对比来表达出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被无情剥夺的事实。第二，强调国人意志被消磨、思想被腐蚀。《中国青年》发刊词中写道，“只是可惜风习的熏染太厉害了，魔魂的诱探太有力量了。志行薄弱的父兄，脑筋昏乱的师友……许多青年每每仍是不能保持它自己的纯洁，而为万恶社会所同化”。这是在阐明当时社会整体大环境的影响。《政治周报》中还有提及反革命宣传对“北方及长江各地各界人民”的“迷惑”。第三，揭露资本势力的压迫无处不在。在这方面的论述中透露出必然与无奈。《妇女声》发刊词具有代表性，“逃死求生的方法，除却卖性以外，就只有卖力的一条路，就不得不在资本制度之下讨生活。结果，不过逃出家庭的铁锁，系上工钱的铁锁”。最后，每个行业的从业者都有自己的苦难。这方面的修辞表现为，当以某一群体为目标受众时，即聚焦在这一群体身上，论证他们是最悲惨的群体。《犁头》发刊词写道，“世界的确一天比一天坏，你看我们农民一天比一天穷困就可以知道”；《劳动界》发刊词提到，“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分析发现，运动领导者尽可能地扩大了修辞情境牵涉的行动者范围，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阶级立场而对动员对象有所局限。具体说来，有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他们把实施压迫之外的力量都纳入统一战线，用“伙友”（《上海伙友》）、“姊妹们”（《妇女声》）、“工友们”（《中国工人》）、“农友们”（《农民运动》）等可以体现朋友关系的词汇来称呼各种群体。第二，构建利益共同体。《中国农民》的发刊词引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名言“不是为农工利益的，都是反革命”，以此紧密联系了两个不同的阶级。第三，对特殊群体的提醒和呼吁，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工商业者。如《共产党》发刊词在最后呼吁道，“无政府主义者诸君呀！你们本来也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私有财产制的，请你们不要将可贵的自由滥给资本阶级”。《前锋》发刊词认为民族工商业者和广大劳动阶级的遭遇是类似的，写道：“外国资本家……横压得中国工商业不能自由发展，必能促进稳健工商业家学者的觉悟，起来加入纯粹的国民运动。”这种“呼吁”在国共合作时期则表现出更显亲密的话语方式，如《农民运动》发刊词写的，“我们有工商学兵及世界上被压迫的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在与我们共同作战”。第四，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广泛动员中并不避讳自己的目的性。如《中国农民》发刊词在分析了中国现在以及将来都要“以农立国”后，继续写道：“如果农民都立于国民革命的阵线，我们相信在短促期间可以完成我们的革命工作。”
　　可以看到，在同样的修辞情境中，运动的领导者详细描绘了情境中劳动者所受到的压迫，并且尽可能扩大了情境所影响到的不同人群和阶级。可以认为中共早期的办报活动通过修辞让最广大的中国人民和情境发生了关联。不过，这只是运动领导者温和的修辞策略的第一步，在建立起国内外形势与劳动者关系后，修辞策略转向了描写劳动者的行动对于主张实现的重要性。
　　（三）运动主张的实现依赖于所有劳动者的参与
　　在论证劳动者对于实现运动主张的重要性时，核心是为国人参与历史进程指明路线，包括思想层面的“觉醒”和实际动作的“起来”，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这里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步。这两个主要方面最终指向启发民智和革新国家的运动主张，从而广大的中国人民成为办报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具体说来，“觉醒”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对报刊教育作用的挖掘，他们在思想层面呼唤国人接受新观念，更清醒地认识自身和现状。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论述首先是为了让启发民智的主张落到实处，因此相关话语中的行动主体是广大中国人民，而不是运动领导者。从劳动者的“觉醒”到启发民智的实现，论述上有两个特征：一个是从报刊自身出发，明确教育对读者的作用；一个是从读者出发，寄希望于他们因为办报活动而有所改变。例如《劳动周刊》发刊词写的“大可以增进劳动者的知识，这真是教育训练劳工们一个最好的机关报”。后者与之相比，更显浪漫情怀。例如《南鸿》在声明反抗旧思想和提倡新文艺后，强调青年个体的独立，“每个人都应该表现他们自己的生命”。在这个基础上，“觉醒”被认为是“起来”的前提，正如《新青年》（季刊）发刊词写的：“行彻底的坚决斗争，以颠覆一切旧思想，引导实际运动，帮助实际运动。”继而，劳动者的“觉醒”几乎指向革新国家的各个方面。“觉醒”关乎“国家独立”，例如《先驱》发刊词认为国人觉醒可以改变军阀专政的现状，“我们以为军阀武人的专横不是他们的力量强大，实是我们国民的力量薄弱，实由国民还未觉悟的结果”。“觉醒”还关乎“人民政权”，如《妇女声》发刊词中的觉醒是女性争取权力的前提，“我们若是自己觉悟我们所处的境遇，若是自己觉悟我们向前奋斗的途径，那么，不久，黑暗中显现的一道光明，会要指示我们到自由之路”。“觉醒”亦关乎“生活幸福”，例如《劳动界》发刊词认为对外界的了解水平直接关系到工人生活的好坏，“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了，或者将来要苦得比现在好一点”。可以看到，此前的运动主张是运动领导者单方面的呼吁，这里的“觉醒”则是让处于压迫中的中国人参与运动主张的实现过程中。
　　“起来”，在这里用以指代一切强调国人需要立即行动的词汇，例如《犁头》发刊词中的“翻身”，《向导》发刊词中的“誓死必争”，《政治生活》发刊词中的“奋斗反抗”，《新时代》发刊词中的“改造”、“澄清”、“打倒”、“推翻”、“改革”、“建设”等一系列动词。“起来”主要对准的是革新国家的主张，这两方面关系呈现具体包括三个主要特征。首先，“起来”强调“团结”的作用。正如《中国工人》发刊词所写的，“我们工人们赶快团结起来，领导各种被压迫的民众”；《劳动音》发刊词提出，“以促进国内劳动同胞的团结，及与世界劳动者，共同去干社会改造的事情”。第二，“起来”的主要形式是国民运动，包括罢课、罢市、罢工、排货等等。《劳动者》发刊词参考了国外的斗争路线，写道，“越能想法子自救的，都是越能脱离苦恼的……不用怀疑，我们唯一的大路，只有自救。劳动运动是欧、美、日本的做工人自救的唯一途径”。并认为国民运动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改进生活景况的运动，第二是改革生产制度的运动”。最后，革命是实现革新国家的最终方式。例如《共产党》发刊词写道，“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同时指出民主政治、代议政治都和劳动阶级无关，要想实现国家革新，“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建设劳动者的国家”。
　　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早期办报活动的修辞策略主要是为了解决修辞主张在提出后没有落脚点的问题。因此修辞策略的第一步是将劳动者建构为进步潮流和阶级压迫的修辞情境中的劳动者，强调的是情境对于劳动者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提供了被压迫的劳动者在情境中“觉醒”和“起来”的合理性。“觉醒”被认为是国人最先需要做出的改变，成为各种“起来”行为的先决条件，这两者最终促成运动提出启发民智和革新国家的主张。也就是说，满足运动修辞中修辞需求的关键一步是运动领导者的换位思考，即运动的主体不仅是运动的领导者还有广大的劳动者，运动的领导者看到时局中劳动者所遭受的苦难，强调运动主张会给劳动者带来的改变。从而，号召全中国被剥削的劳动者“觉醒”和“起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办报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五、总结与讨论
　　媒体从来都和社会运动密切相关，如Tilly（2004：84）所说，自十八世纪社会运动兴起以来，各种报刊和小册子就已经在传播运动的信息。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办报活动中，媒体成了运动本身，所以我们看到1920至1926年间红色报刊的密集出现。这或许是从马克思那里继承的传统，从《莱茵报》到《新莱茵报》，报刊一直是马克思宣传无产阶级革命主张的重要阵地。就像德国诗人菲赖利格拉特（Freiligrath）在《新莱茵报》被迫停刊的告别辞中所写：“别了，但不是永别，他们消灭不了我们的精神，弟兄们！当钟声一响，生命复临，我将立即披甲返程！”早期中国共产党在发起这场运动后，他们播下的革命火种开始在上世纪中叶前的中国广泛传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非基运动和五卅运动、三十年代的“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一六”运动，用事实证明曾经麻痹的中国人已经行动。
　　本文将中国共产党早期办报活动从整体上视为一场社会运动，运用Simons提出的运动修辞分析路径，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分别是运动中提出了什么主张，以及如何实现主张。中共早期办报活动在进步潮流和阶级压迫的修辞情境下，提出启发民智和革新国家的运动主张。并且运动领导者认为这两方面主张的实现依靠的不仅是办报活动本身，更主要的是劳动者的“觉醒”和“起来”，前者指劳动者认清自身和现状，后者指觉醒后的立即行动。
　　在运动修辞的视角下，可以看到中共早期办报活动的首要特点是重视现实背景在修辞中的说服作用。发刊词的分析显示，陈独秀、瞿秋白和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国国情有着一致且准确的判断，他们花费了大量笔墨论述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修辞中对社会情势的强调，实际也是对社会情势的回应（洪俊浩，2014）。一方面，他们揭示出当时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对于劳动者的压迫；另一方面，他们也敏锐地观察到资本主义在欧美正面临危机以及国内上海广东等地的运动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媒体对现实的分析被认为适用于各类修辞活动（Berg，1972）。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基于上述两方面认识所形成的修辞情境成为整个办报活动说服过程的逻辑起点。这样的现实背景为后续呈现他们的运动主张以及主张的实现方式均提供了合理性。
　　如果说对现实的强调是这场办报活动运动修辞发挥效果的基础，那么让效果最大化的一个关键步骤是这些报纸的论证依赖于将受众塑造成运动的主体。这里需要提及中共早期办报活动的第二个特点，即诉诸信誉（ethos）。诉诸信誉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一种提供论据的方式，被认为是效果最好的说服手段，指的是演讲者在演讲中让听众认识到演讲者是在为他们着想，从而展现自己的特殊品质（徐开彬，王潇雨，2018）。所以当出现办报主张没有现实落脚点这样的修辞问题后，运动修辞的解决方式是让现实背景所影响到的不仅是报人，而且是每一个被压迫的中国人；启发民智和革新国家这样的主张不是私人化的目的，而是劳动者对未来的集体诉求；劳动者的“觉醒”和“起来”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解放劳动者自己。
　　最后，中共早期办报活动的一个总体特点是践行了马克思“人民报刊”思想的新闻传统。也就是说，前面提及的为了达成传播效果而提出的种种修辞策略不仅是一种话语层面的新闻操作方式，更是因为运动中的中国共产党植根于人民群众，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报刊从来都是人民的报刊。所以，与当时中国社会上其他群体的新闻实践相比，上述发端于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修辞路径，避免了自由主义与私营报业虽然针砭时弊，但只有抽象想法而没有具体主张的缺陷；解决了保守主义与党国报业退回到仁义礼智的儒家传统而失去现代精神与现代意识的问题（李彬，2016）。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百年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蓬勃发展的百年，中国共产党早期办报活动中强调以劳动者为核心的运动修辞成为中共新闻业发展历程中的可贵经验。并且中共早期办报活动对劳动者在修辞层面的影响没有止于1926年，作为这场办报活动的遗产，“觉醒”和“起来”成为长期影响中国人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的规范性内容。“觉醒”和“起来”在与修辞情境的勾连中描绘出这样两个画面：一幕是沉迷于鸦片的东亚病夫与衣衫褴褛的长工；另一幕是在“觉醒”和“起来”中走上街头参与反帝反封建宣传，主动参与到历史进程的进步学生与工人。当“觉醒”和“起来”具有这种修辞力量的时候，它们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办报活动试图传播的内容，可以说已经成为上世纪中叶前中国人思想的重要组成；而在1949年之后，它们抽象成为中国人理解中的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面向。或许可以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它的开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正是这场办报活动在修辞层面的延续。■
　　
参考文献：
丁俊萍，徐信华（2011）。中国共产党早期中央报刊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角色分析及启示。《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7），8-11。
葛传根（2012）。中共早期宣传工作研究（1921-1927）。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
洪俊浩（2014）。《传播学新趋势（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乔兰，王灿发（2011）。试论中共早期报刊的创办经验及启示。《中国出版》，（7下），54-56。
王刚（2009）。论中国早期知识精英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中共党史研究》，（8），58-67。
李彬（2016）。再塑新闻魂——浅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科学与价值。《新闻记者》，（6），4-16。
李军林（2007）。从“五W”模式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133-139。
孙建华（2015）。试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分期理论的架构。《社会主义研究》，（5），43-48。
田子渝（2001）。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综述。《马克思主义研究》，（3），19-27。
王林林，双传学（2019）。中国共产党党建话语建构的历史特色与现实指向——以《〈共产党人〉发刊词》为研究中心。《广西社会科学》，（9），124-129。
王伟光（2008）。论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贡献。《哲学研究》，（7），3-11。
汪信砚（201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8），22-34。
吴艳东，李强（2008）。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大众化。《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26-30。
徐开彬，王潇雨（2018）。习近平达沃斯演讲的新亚里士多德修辞分析。《现代传播》，（3），23-29。
徐信华（2013）。《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北京：人民出版社。
杨保军（2017）。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观念及其基本关系。《新闻大学》，（4），18-25。
尹德树（2013）。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发展。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张琳（201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局限。《理论视野》，（9），21-25。
赵付科（2016）。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报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赵付科，季正聚（2013）。中共早期报刊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路径及启示。《社会主义研究》，（2），34-40。
Aristotle. (2000). The “art” of rhetor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rgD. M. (1972). Rhetoric, realityand mass me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58(3)255-263.
BitzerL. F. (1968).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1(1)1-14.
Cox, R. , & FoustC. R. (2009). Social movement rhetoric. In: A. A. Lunsford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rhetorical studiespp. 605-627.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McGee, M. C. (1980). “Social movement”: Phenomenon or meaning?. Central States Speech Journal198031(4)233-244.
Opp, K. (2009). Theories of political protest and social movement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critique, and synthesis. New York: Routledge.
SimonsH. W. (1970). Requirements,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a Theory of persuasion for social moveme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56(1)1-11.
Stewart, C. J. (1980).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the rhetoric of social movements. Central States Speech Journal198031(4)301-305.
Tilly, C. (2004). Social movements1768-2004. London: Routledge.
　　
周旭东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徐开彬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珞珈特聘教授。